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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代大萧条的余烟
1931年春，奥地利最大的银行——信贷银行处于崩溃边缘。奥地利政府能做的不仅仅是袖手旁观，听任它倒闭。但是，当奥地利政府开始用大量新印的本国货币拯救该银行时，由此引发的资金外逃迅速地耗尽了奥地利的黄金和外汇储备。明显的答案或许是放弃金本位制，听任货币浮动。但这种解决办法是不可接受的——不仅因为先令的贬值将增加以外币标价的债务的负担，而且因为货币贬值可能给一个国家的信心带来毁灭性打击，这个国家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极度通货膨胀仍记忆犹新。奥地利恳请邻国和当时新成立的国际清算银行提供帮助，但得到的援助太少，也太迟。最后，绝望的奥地利政府诉诸资本控制。
大多数现代经济学家都认为，大萧条是无理由的、不必要的悲剧。他们认为，由于决策者的愚蠢（或者至少是无知），本来可能是一次普通的、容易被遗忘的经济衰退演变成恶梦般的经济不景气。只要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不是一心一意地维护金本位制，而是关注现实的经济状况；只要赫伯特·胡佛总统执行扩展性财政政策，而不是试图平衡预算；只要总的政策不受认为短期经济痛苦是以前的过分行为的必然惩罚的“清算主义者”哲学的支配——那么，大萧条灾难是很容易避免的。而且，因为现在我们有了较清醒的认识，这种灾难不可能再次发生。
或者，大萧条可能再次发生？近在两年前，我和我的大多数同事曾信心十足地认为，尽管世界将继续遭受经济困难，这些问题不会与1930年代的危机有很大的相似之处——因为经济学家和决策者已吸取了那个10年的教训，决不会在面临经济衰退时再次执迷不悟地实行紧缩的货币和财政政策。诚然，墨西哥于1995年遭受严重经济不景气，而日本经济自1991年以来停滞不前，但这些看来是特殊情况，很容易被合理地解释成是罕见的错误政策的结果。
或许我们应该更见多识广并认识到，比如说，奥地利于1931年面临的困境，可能同样很容易地出现在现代世界，而现在与当时一样，没有适当的答案。无论如何，谁也不会误解最近两年那些可怕的经济和金融事件的教训：亚洲的经济危机，它的蔓延至拉丁美洲，日本不断恶化的经济不景气，以及去年秋天席卷证券市场的短暂而不吉利的恐慌。事实上，世界经济具有比我们曾想象的更多的危险。我们自以为知道如何予以处理的问题再次成为棘手的问题，就像暂时被抑制的细菌最终形成了对抗生素的抵抗力。更具体地说，总需求问题——让人们为利用经济的生产能力而花更多的钱——与我们可能认为的不同，不是一个始终能找到容易的解决办法的问题。虽然对诸如美国等经济规模庞大、经济形势稳定和经济自给自足的国家来说，或许仅仅通过印制更多的钞票，通常就能解决经济衰退，我们所发现的数量越来越多的例子表明，一些国家觉得它们或者不能利用同样的药方，或者这种药方没有疗效。总之，空气中显然飘浮着1930年代的余烟。
关键不是在于所有目前的经济困难都将必然地恶化。 亚洲经济在1999年即使不会开始真正地再次蓬勃发展，也会出现某种程度的恢复。由于联邦储备委员会迅速采取行动（和运气），美国于去年秋季设法避免了一次金融恐慌。即使日本在1999年也将比在1988年做得更好。可是，即使我们能平安地度过目前的所有危机，仅仅这些危机能发生的事实本身——以及传统的政策反应证明或者不起作用，或者不适用——也是一种不祥的警告。1990年代的问题显然与1930年代的问题相类似，解决办法也是如此。我们还是全都开始重温我们的萧条经济学为好。
短期需求不足至关紧要
在1930年代以前，大多数经济学家将经济周期——衰退和恢复的交替——视为较次要的问题。经济学家们认为，无论这种波动的原因是什么，不景气是能自动纠正的，经济从长期来看总是趋于恢复充分就业的。因此，基本的经济问题将是确保资源得到有效利用，根本不是确保资源得到利用。可是，直到大萧条发生，经济学家们才认识到，“短期”需求不足是至关紧要的。不景气从长期来看或许仍是能自动纠正的，可是，经济能支撑这么长时间吗？
鉴于大萧条的经历，有人可能认为，古典经济学已一去不复返。可是，凯恩斯经济学在减少经济周期影响方面的成功意味着，以往对长期充分就业的关注可能以新的理由重新出现。人们将再次合理地假设，经济总是趋于迅速地恢复充分就业——不是因为任何自动的机制，而是因为聪明的决策者能利用货币和财政政策实现充分就业。就像传统的欧洲酿酒葡萄通过嫁接在美洲根茎上免遭蚜虫侵害一样，古典经济理论通过采用一种假设从大萧条中逃生，这种假设认为，积极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多少能确保充分就业。保罗·塞缪尔森（Paul Samuelson）于1950年代把充分就业的古典经济理论的复兴戏称为“新古典综合”理论。这种新古典综合理论迄今仍是那些欣赏、但并不崇拜自由市场的人们的立场。
而且，对像我本人这样的新古典综合理论的信徒来说，有关世界当前问题的真正令人不安的东西并不是这些问题将引发连锁反应，从而可能出现一次新的大萧条。新的大萧条仍是不太可能发生的，而且，在过去几个月里，出现新的大萧条的可能性实际上已经降低了。相反，问题在于，自1930年代以来，我们第一次不能确信，在我们需要增加需求时，政府是否能做到这一点。
国际金融的三难困境
是什么出了差错？从表面看来，似乎存在两个互不关联的问题：发展中国家受到大起大落的货币流动的威胁的问题，以及经济发达国家面临“流动性陷井”（指利率降至一定水平后，无论货币供应量增加多少，也不再促使利率降低的学说——译者注）的问题。
布雷顿森林（位于美国新罕布什尔州中北部的游览圣地，1944 年7月曾在此举行联合国货币金融会议，此会议通常称为布雷顿森林会议——译者注）的固定汇率制度曾支配战后世界货币事务，随着这种固定汇率制度于1960年代开始显示出捉襟见肘的迹象，许多经济学家开始认为，国际金融实际上处于一种基本的两难困境——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三难处境。诸如加拿大理论家罗伯特·芒德尔（Robert Mundell）等分析家提出，作为一个基本的经济逻辑问题，国家不可能获得它们所希望的一切东西，任何汇率制度为了达到其他目标，都涉及牺牲一些重要目标。
尤其是3个彼此冲突的目标吸引了自称的国际金融设计师——这3个目标被戏称为“不可调和的三位一体”。首先，国家希望为独立的货币政策留有余地——也就是说，它们希望能为制止经济衰退而降低利率，并为反击通货膨胀而提高利率。其次，国家希望具有或多或少是稳定的汇率，因为其货币价值难于捉摸的波动对企业造成不确定性，有时还可能造成金融系统的严重混乱。第三，国家希望使企业确信货币能自由地进出本国，即使只是为了避免官僚主义、文牍主义以及必然地与任何限制资本流动的企图联系在一起的腐败机会。
唉，这些目标确实是不可调和的。国际金融的铁的法则是，国家至多只能实现这3个目标中的2个。只要人们考虑到，如果一个国家试图实现这3个目标会发生什么，这种法则的逻辑就变得显而易见。 假定一个国家，比如说欧洲货币体系的成员国，将维持资本的自由流动，同时也致力于维持其汇率的固定，一旦有必要就在外汇市场买入或卖出其货币。它能为了制止经济衰退而降低利率吗？从长远来说不能。如果法国尝试将其利率降至低于德国的水平，投资者知道法国汇率是固定的，就会在“做生意”中寻求赢利机会。也就是说，他们将借入法郎，将收益兑换成德国马克，并用这些马克在德国投资。为了防止这种法郎供应和马克需求的增加降低其货币的价值，法兰西银行将不得不出售马克，同时购入法郎。即使该银行一开始在其帐户上拥有数十亿马克，它很快就会发现，这些储备已经枯竭。此时将不得不作出一种选择。法国将或者放弃其降低利率的尝试，并放弃独立货币政策的目标，或者听任法郎贬值，放弃汇率稳定的目标。此外，法国还能实施某种资本控制，限制投资者将法郎兑换成外币的能力。
国际金融的三难困境迫使国家在3 种基本的汇兑制度中作出选择：一种是浮动汇兑制度，它允许国际交易的彻底自由，并使政府能利用货币政策制止经济衰退，其代价是难于捉摸的汇率波动；另一种是固定汇率，它在损害货币独立的情况下实现汇率稳定；第三种是资本控制，它能在维持较为稳定的汇率的同时保持某种货币独立，但会引起其他问题。
自第一次世界大战打破传统的金本位制以来，所有这些汇兑制度都曾一再地得到试验。有关何种汇兑制度最可取的流行看法本身也经历了多次反复。可是，两年前，大多数经济学家的意见显然已赞同浮动汇率。人们一度相当同情限制汇率变化的尝试：例如，布雷顿森林时代的“可调固定汇率”。根据这种汇率制度，汇率通常在狭小的幅度内保持稳定，只是在形势需要时才偶尔进行调整。但经验证明，仅仅可能出现投机的细微迹象就排除了货币价值在未来发生变化的任何可能性。而且，这意味着，采取不论何种固定汇率，实际上都要求彻底放弃货币调整。
一个国家能够避免锁定其汇率，途径是重建在实施布雷顿森林固定汇率制度的最初20年内盛行的那种资本控制，这种资本控制使布雷顿森林汇率制度的固定汇率变成真正可调整的，但这种控制看来将付出高昂代价。一种自由浮动的汇率因而显得是三种邪恶中较不邪恶的。甚至通常赞同浮动汇率的经济学家也一致认为，形成“最佳货币区”的彼此联系紧密的地区应该采用固定汇率的终极形式——一种通用货币（新的欧元区是否构成这样一个区域是另一个问题）。可是，作为一般规则，大多数经济学家的首选对象是浮动汇率。尤其是浮动汇率是最符合新古典综合理论的汇率，因为浮动汇率使国家能自由地实行无论是自由市场政策，还是充分就业政策。
发展中国家货币不能贬值
问题在于，虽然自由浮动的汇率对一些国家看来是适宜的，但它对其他国家似乎不起作用。一方面，美国很是得益于其大度地无视美元的外汇价值的总政策。虽然美元对日元和美元对马克的汇率可能经历令人烦恼的变动，与不作汇率承诺使联邦储备委员会获得的行动自由相比，这种烦恼是微不足道的。一旦经济衰退或金融危机隐约可见，联邦储备委员会能够立即大幅度地降低利率。一些较小的发达国家看来也非常得益于浮动汇率。澳大利亚心甘情愿地让其货币贬值，这种做法迄今使澳大利亚经济以很小的损失经受住了亚洲危机的考验，虽然其出口的大部分是输往日本或者深受危机困扰的其他亚洲国家的。另一方面，近几年的一个主要教训看来是，发展中国家不能玩同样的游戏。对这些国家来说，使其货币适度贬值的尝试一再地遭受失败，因为最初的贬值引发恶性循环，而在这种恶性循环中，对幅度更大的贬值的预期变成本身自会成为事实的预言。
不仅亚洲危机的情况是如此。请考虑一下墨西哥于1994年12月使其货币有限地贬值的尝试。包括我本人在内的许多经济学家认为，比索确实定价过高——墨西哥的成本和价格较之别处上升过高。正如鲁迪格·多恩布施（Rudiger Dornbusch）所指出的，墨西哥的记录是“稳定、 改革和无增长”的记录，而这种定价过高是为何出现这种记录的一个重要原因。可是，1992年夏季英国的情况或许也是如此。有人可能期待，墨西哥让其货币贬值的决定将与两年前英国所作的相同决定那样，获得良好结果。然而，尽管投资者将疲软的英镑视为购买机会，墨西哥比索却一路走低，只是在跌去一半价值后才稳住。
这种贬值的灾难性结果，在当时似乎是一个特殊例子。墨西哥历来是一个容易发生危机的国家，而且，有人可能认为，由农民暴动、暗杀和仍然强有力的民粹主义左翼造成的政治不确定性，使这个国家独特地易受信心危机的影响。可是，从后来发生的事件看来，现在必须把所谓的特奎拉危机（tequila crisis）视为不是例外，而是一种新规则的范例。一些华盛顿决策者用一句口号总结这种新规则：“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货币不能稍许贬值。”
在泰铢于1997年7月贬值之后， 一个又一个亚洲国家不得不大幅度提高利率，以阻止其货币贬值。高利率与货币贬值的结合又增加了外币债务的负担，引起金融危机和严重经济衰退。在拉丁美洲，一些国家通常先发制人地对资金外逃作出反应。巴西以近50%的利率保护其货币，而墨西哥在允许比索稍许贬值之后，也为了保护比索而大幅度地提高了利率。
教科书上的经济学可能建议，觉得有必要提高利率的国家能够通过采取扩展性财政政策，诸如增加政府开支或降低税收，来抵消对需求的影响。然而，在实践中，这种被察觉到的恢复市场信心的必要性，曾促使一些国家受到相反方向的投机攻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计划最初要求亚洲国家采用财政紧缩政策，后来该组织默认这么做是错误的，并放松了紧缩财政开支的要求。可是，这些国家仍然不愿或者通过积累更大的预算赤字、或者通过印制更多的钞票来扩大其经济规模。在巴西，减少预算赤字已变得至关紧要，这么做不仅出于严格的经济原因，而且作为政府认真做事的证明。在墨西哥，政府也觉得为了维持市场信用，不得不削减开支并提高税收。
这种在面临经济衰退时提高利率、增加税收和削减政府开支的宏观经济政策浪潮是有悖常情的，而这种浪潮的最坏影响对我们来说或许已经成为过去。亚洲国家目前已令人信服地稳定了其汇率，从而有把握使其利率重新降至危机发生前的水平。此外，有迹象表明，产量和就业已降至最低点，即将回升——虽然经济不景气实际上已使这么多公司破产，并且很难看出，如何才能开始真正的经济恢复。紧缩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结合，似乎仍然使巴西发生严重经济衰退，并且至少使墨西哥的经济发展急剧减速，但损害或许不像我们中某些人所担心的那么糟糕。
然而，即使这种特殊危机已得到控制，这种危机终久能发生的事实应该使我们深感不安。现代世界经济所具有的防止这类事件的能力，远远超过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经济。我们对经济衰退的性质的了解，比我们的祖父母们强得多。与1931年时的奥地利不同，我们既拥有专门提供帮助的体制，也具有实行国际金融救援行动的长期传统。然而，当危机于1997年爆发时，无论是个别政府，还是国际社会，都发现它们自己不得不以非常近似决策者们于1930年代初所使用的方式采取行动。
幸运的是，发达国家没有发现它们自己处于同样的情况。它们显然保持了有效地制止经济衰退、并以更低的利率和更高的预算赤字面对经济不景气的能力。可是，在某些发达国家，这些政策似乎已变得无效。
赤字开支在日本不起作用
一个不必保护其汇率的国家能够轻易地制止经济衰退，途径仅仅是将利率降至必需的低水平，甚至一直将利率降为零。可是，如果零利率仍不够低？即使利率为零，企业愿意投资的钱仍不及消费者希望储蓄的那么多，那该怎么办？这是可怕的“流动性陷阱”。通过放松信贷扩大经济规模的尝试失败了，因为银行和消费者都宁可持有安全的、可流动的现金，以便投资于有风险的、不那么流动的债券和股票。
从表面上看，美国和英国的经济在1930年代期间似乎已接近进入流动性陷阱。美国财政部短期债券的平均利率在1939年只有0.023%。 可是，在战后年代， 一些经济学家， 尤其是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Friedman）和安娜·施瓦茨（Anna Schwartz）认为， 货币政策在1930年代仍可能是有效的，只要联邦储备委员会作出更艰苦的努力。其他人怀疑，真正的流动性陷阱在原则上甚至是否可能存在。无论如何，这个话题看来已成为具有纯粹历史趣味的话题。到1990年，人们普遍认为，流动性陷阱没有发生过，也不会再次发生。
接着，出现了日本的情况。在其“泡沫经济”于1991年破灭后，日本当局一开始因为担心使泡沫再次膨胀，不愿降低利率。然而，自1996年以来，日本的短期利率已大大低于1%。现在又跌入0.25%。然而， 这种极低的利率未能防止经济滑入衰退，更不必说扭转自1992年以来折磨日本经济的停滞状态。由于少数经济学家认为，去除利率的最后几个小数点不会产生任何重大影响，日本实际上已经陷入典型的流动性陷阱，零利率在这种陷阱中仍不够低。
正如上文已经说过的，在1992年以前，许多经济学家认为，这样一种形势或者实际上不可能形成，或者不太可能在现代世界发生。即使某种流动性陷阱真的出现了，经济学家们似乎也具有现成的答案：用赤字开支刺激需求。只要政府具有偿债能力，只要不存在像巴西那样的为保持投资者的信心而限制预算赤字的需要，流动性陷阱不应成为持续衰退的原因。它只是发出信号：决策者必须进一步动用其工具箱。然而，日本经济已停滞7年，现在又处于严重衰退。 为什么日本人不能开始解决这个问题？
从表面上看，他们曾设法刺激经济，但他们的努力不起作用。日本的预算从1991年的盈余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9%，发展到1996 年的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3%，利率也不断下跌。然而， 产量平均每年仅增长1.5%，不到其1980年代平均增长速度的一半， 并且远远低于大多数人所估计的潜在增长速度。
为什么赤字开支在日本不起作用？一个答案或许是，日本消费者认为，目前的赤字意味着以后更高的税收，所以，减免的税收变成了储蓄，而公共工程开支被私人消费的减少抵消了。另一方面，正如经济学家亚当·波森（Adam Posen）曾指出的，日本财政政策的短期转向产生了正常结果。1995年至1996年增加赤字的行动启动了即使是短期的、但仍值得注意的经济扩展，而桥本龙太郎首相于1997年轻率地增税在很大程度上造成目前的衰退。那么，为什么旨在财政刺激的长期行动不起作用？或许因为这种行动实际上没有发生。波森以及包括我自己的其他人认为，对日本潜在增长的通常估计是不如实陈述的。因此，日本的“结构性”预算赤字实际上包括相当大的循环成份。简单地说，日本存在预算赤字多半是因为日本处于严重的经济衰退之中，而不是因为日本确实正在实行扩张性政策。在这种情况下，问题实际上已变成政治经济学问题，而不是经济学问题：为什么像日本这样的久经世故的国家没有采取通常的措施以振兴其经济？
日本不采取行动的理由似乎涉及两个因素。首先，日本棘手的人口统计——其老化的人口，以及在未来几十年内处于工作年龄的成年人数量的不断下降——是流动性陷阱最可能的原因之一。日本消费者为退休而储蓄，即使在公司因为预期市场将不断萎缩而不愿投资时也是如此。可是，人口老化也是预算担忧的长期根源。与其他发达国家一样，日本对在下一世纪向退休人员支付社会保险费用忧心忡忡。结果，政府不愿迅速积累债务。事实上，正是对这种长期偿付能力问题的担忧首先促使桥本龙太郎增税。
日本的经验不仅证明，现代经济发达的国家可能掉入流动性陷阱，而且证明，认为财政政策能够使经济摆脱这种陷阱的轻松假设实在是过于乐观了。我们可以责备日本领导人没有断然地采取行动，但在美国，或者尤其在欧洲，可能很容易犯类似错误。
其他发达国家是否存在发现它们自己的处境相同的任何危险？传统的回答是不，日本的问题虽然严重，但却是独一无二的。可是，在10年或者甚至5年之前， 愿意认真对待日本可能陷入目前困境的经济学家寥寥无几，因此，在别的地方出现流动性陷阱不再是不能想象的。
事实上，1990年代初，一些经济学家担心，美国可能正在接近流动性陷阱的领域。造成1990年至1991年的经济衰退的，是消费者开支的急剧减少，外加银行部门的资金困难。这次经济衰退是比较轻微的，但很难扭转。为了策划经济复兴，联邦储备委员会不得不将基准联邦存款利率降至3%——比1989年最高峰时的利率低6个多百分点。美国目前正处于经济周期的高峰，联邦储备委员会所规定的美国基准利率也只有4.75%，而欧洲的相应利率只有3%。换句话说， 根据同样幅度降低利率是名副其实地不可能的。也很难想象经济震荡将要求大幅度地降低利率。直至最近，西方最大的经济危机事态集中于极高的股价可能暴跌。但是，去年秋天美国经历了一次完全出乎意料的恐慌。这次恐慌使美国许多金融机构短暂地处于停顿状态，并使许多通常是乐观的观察家突然谈论不可避免的经济衰退。
与近来发生的这么多事情一样，1998年的金融危机也是来自过去的冲击波。银行业的恐慌——储户在这种恐慌中失去对银行系统的信任，匆忙提取存款，从而引发证实他们的恐慌的危机——在1930年代之前是一种普通事件。但是，在现代经济中，银行受到避免这种恐慌的双重保护——既受到政府对存款的明确担保的保护，也受到中央银行不言而喻地将以必需的现金进行救援的意愿的保护。因此，金融恐慌应该是一种过时的忧虑。
然而，事实证明，银行挤竞不一定发生在银行身上。在美国，许多投资是通过精明的安排筹措资金的。这种安排使投资者能够持有“流动的”资产——能够容易地转换成现金的东西——尽管这种资产的主要基础是完全不流动的。例如，房地产不可能一经通知就能售出，对房地产的投资最终通过发行一经通知就能售出的“可抵押债券”筹措资金。这么做很起作用，只要一些人总是买入，同时另一些人总是卖出。可是，如果每个人都试图立刻卖出，价格就会下跌，从而产生一种自我增强的恐慌。去年秋天，有几周时间看来很可能发生这种恐慌。联邦储备委员会所采取的迅速行动使市场恢复了平静——但联邦储备委员会的官员们觉得，他们好不容易才避开一颗子弹，而且狙击手可能仍躲在那儿。
关键再也不是将使欧洲或美国陷入日本式不景气的重大金融危机已迫在眉睫。关键在于，鉴于在两年之前不能想象，其他发达国家可能发现它们自己跌入这种流动性陷阱，这种危机现在看来完全是可想象的——而且，日本的经验证明，一旦跌入这种陷阱，要想再次走出陷阱是多么困难。
经济政策改革的不良后果
如果1930年代的幽灵真的再次在地球上徘徊，一个明显的问题是，在经过所有这些年之后，为何幽灵在目前出现？通常的答案是，一些国家正在为其没有遵从自由市场的必然要求而付出代价。亚洲经济尤其因任人唯亲资本主义的罪孽正在遭受惩罚。一旦危机将每一个遇到麻烦的国家的政策置于光天化日之下，这些国家原来都犯了重大错误。它们听任银行冒不受监督的风险，但仍保持政府的绝对支持，它们鼓励公司承担过分的债务等等。然而，基于至少两点理由，经济因其弱点而受到惩罚的观点最终是不能令人信服的。首先，惩罚的程度来看与罪行完全不成比例。为什么糟糕的投资决定不仅导致增长的减速，而且导致产量和就业的一落千丈？此外，既然过错在于国家，为什么这么多国家同时遇到麻烦？
在这儿说一个比喻或许是有用的。请设想某个路段最近成了数量不寻常的事故的现场。那些遇到车祸的人自然成为特别关注的对象，而且，变得显而易见的是，几乎在每一个案件中，车祸受害者应该部分地责备他们自己：他们喝了太多的酒，他们的轮胎已磨光等等。调查人员因此得出结论：问题不在于道路，而是在于司机。
这种结论错在何处？它具有双重偏见。首先，如果接受严格的检查，任何一辆汽车或一个司机都将证明具有某些缺点。这些受害者的缺点是否显然比一般人多？其次，即使他们是比一般司机更差一点的司机，他们这么多人在这儿、而不是在别的什么地方遇到车祸的事实表明，过错多半在于道路。
说得明白一点，动荡的亚洲经济已证明存在许多政策和制度上的弱点，可是，如果美国或欧洲一旦在明年或者后年遇到麻烦，我们能够确信，分析家们在回顾时将发现，就西方的价值观念和制度，有同样可诅咒的东西可说。而且，很难提出理由证明，1990年代的亚洲政策比前几十年更糟，那么，为什么这么多国家最近会遭受这么多失败？
答案是，世界已变得易受其目前的艰难的影响，这不是因为经济政策没有得到改革，而是因为经济政策得到了改革。在世界各地，国家对大萧条之后政策体制中非常实际的缺陷作出的反应是，恢复具有大萧条之前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许多优点的体制。然而，我们在恢复旧式资本主义的优点时，也恢复了旧式资本主义的一些缺点，最值得注意的是易受不稳定和经济持续不景气的伤害。
请特别考虑4种政策改革。首先是国际交易的自由化。在1930 年代和1940年代，诸如奥地利这样的经历导致几乎普遍地采取对国际资本流动的控制，而这种控制在许多情况下乃是总的外汇管制体系的一部分。最初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事实上严重依赖于这种控制，将这种控制作为防止汇率因受投机攻击的威胁而“僵化”的手段。可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外汇管制开始变得不仅令人讨厌，而且似乎成了严重弊病、不良动机和腐败的根源。因此，最初是一些发达国家，接着是许多发展中国家，开始实行货币的完全可兑换和资本的自由流动政策。可是，这些国家在这么做时，使它们自己再次容易受到破坏稳定的投机性攻击的伤害。
其次是国内金融市场的自由化。在1930年代的阴影下，几乎所有国家都建立了控制严密、层层设防的银行制度。这种制度往往是安全的，但缺乏效率，给储户的回报很低，在使存款获得最有效的利用方面做得很差。随着时间的流逝，控制不断放松，而这使金融系统变得更具竞争性并更有效得多。然而，与此同时，控制的不断放松，使出现动摇稳定的金融恐慌重新变得可能，比如去年秋天几乎使美国经济出轨的那次金融恐慌。
第三是恢复价格稳定。在战后年代，大多数国家经历了严重通货膨胀，而在1970年代和1980年代初，出现了世界范围的价格飞涨。这种通货膨胀必须受到控制，而且，最终确实受到了控制。几乎所有国家现在都实现了引人注目的价格稳定，并且有效地确立了一种信念，即它们将在未来继续维持价格稳定。但是，通货膨胀事实上具有某些未被赏识的长处。首先，发现其自己负有大量内债的国家，能够简单地通过通货膨胀使这种债务降至易控制的比例，就像日本于1970年代对房地产坏帐所做的那样。更重要的是，一个具有5%通货膨胀率和8%利率的国家所具有的降低利率以制止经济衰退的余地，比一个具有稳定价格和3 %利率的国家大得多。换句话说，发达国家要是在1980年代不那么孜孜不倦地追求价格稳定，受流动性陷阱损害的可能性就会小得多。
最后是恢复财政规章制度。许多国家在1970年代和1980年代积累了巨大的预算赤字。结果，在1990年代，出现了恢复财政责任的巨大压力。欧洲的赤字开支先是受到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限制，现在又受到欧洲经济和货币联盟建立后的“稳定协定”的制约，与此同时，美国最终消灭了其预算赤字。虽然其经济不景气迫使日本的开支出现赤字，日本只要有可能就企图使情况发生逆转，恢复预算平衡——而且，在这么做时，推动日本经济重新进入衰退。
出路
与1930年代比较，目前形势令人鼓舞的方面之一是，许多政府官员看来既对不景气的危险有所了解，态度又比较灵活。虽然“清算主义者”的词汇在报刊上比比皆是，而且，日本官员有时似乎将坚挺的日元与坚挺的经济混为一谈，总的说来各国都在向恢复经济的景气努力。问题在于，目前认为是可接受的这种种措施，诸如为支持发展中国家而设立的特殊贷款便利、为使日本经济重新启动而实行的减税和银行改革、以及对冲基金的临时应急贷款，是否足够？
回答或许是不。在一个资本高度流动的世界上，为使发展中国家不受私人资本外逃的损害，这些国家必须有获得真正大规模的紧急贷款。这种贷款实际上是否可得？看来很难相信，债权国将高高兴兴地因资本外逃提供资金。这就是说，实际上不存在大得足以解决不敢让其货币浮动的国家的政策困境的贷款机构。银行改革外加普通的财政政策，看来也不足以使日本摆脱经济不景气。设想在美国或欧洲不会再次出现金融市场恐慌，或者信心十足地假定西方降低利率的适当余地将足以应付所有这类事件，可能同样是愚蠢的。
那么，可供抉择的解决办法是什么？就目前而言，一些负有责任的人们，对待诸如资本控制和通货膨胀等问题的态度存在某种奇特的不一致性。几乎使每一个人都感到高兴的是，在1997年的危机发生之前，并非所有发展中国家都设法解放其资本帐户；谢天谢地，尤其是中国的资本帐户仍是不可兑换的。可是，马来西亚式的恢复资本控制却被认为是可怕的。同样，每一个头脑清醒的人都知道，美国具有2 %的通货膨胀率和5%的利率，而不是稳定的价格和3%的利率——但是，建议日本应该积极地致力于实现3%或4%的利率的目标却仍受到强烈谴责。
然而，很难避免得出的结论是，我们将迟早不得不至少部分地将时钟倒拨：对那些既不适合建立货币联盟、又不适合让其货币自由浮动的国家来说，应该限制资本流动；应该在某种程度上重新实行管制；应该寻求很低的、但不是太低的通货膨胀，而不是寻求价格稳定。我们必须注意萧条经济学的教训，以免被迫痛苦地重温这种教训。
摘自美国《外交》杂志199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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