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政策的凯恩斯效应与非凯恩斯效应，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凯恩斯论文,效应论文,财政政策论文,与非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财政政策能否作为经济稳定的有效工具，自凯恩斯宏观需求管理思想提出至今，就一直是宏观经济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不仅如此，也是不同学派意见分歧最大的问题之一。由于不同研究基于的假设前提和样本选择的差异，所以关于财政政策调控的长短期效应至今也不是非常清晰。然而，这一问题又至关重要，因为理论的分歧直接影响着财政政策的实践，尤其对稳定性政策工具有限的我国而言，在汇率利率未实现完全意义上的市场化之前，发挥财政政策在宏观调控中的作用显得尤其重要。这意味着，探寻财政政策宏观调控的各种可能效应以及产生特定效应的经济基础和制度环境，对提高我国特定时期财政政策宏观调控的有效性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鉴于此，本文从传统凯恩斯学派的观点和分析方法出发，通过不断放宽其假设条件对不同学者的研究进行综合，在此基础上，对稳定性财政政策有效性的不同研究结论进行评述。
一、稳定性财政政策的凯恩斯效应
稳定性财政政策的凯恩斯效应主要来自于宏观经济学创始人凯恩斯及其追随者的贡献。在1936年出版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作品《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凯恩斯利用静态总收支模型描述一个动态的就业和国民收入变化过程，在此基础上，对财政政策的稳定效果进行分析，提出为保持国民收入的均衡稳定增长，公共部门可根据私人部门的表现来相机调整收支决策①。不仅如此，传统凯恩斯学派还认为，为保持经济的稳定运行，政府应突破原有的平衡预算思想，根据经济状况适时运用赤字政策。然而，凯恩斯提出利用赤字的相机变化调控经济运行在两个方面引起了争议。一是赤字财政的负担，另一个是总收支模型没有考虑财政政策与货币市场的关联性。对赤字财政政策是否会给国民经济造成负担，Lerner(1943)认为，财政政策的功能应该是判断政策好坏的主要和中心标准，而对政策是否会导致更多或更少的债务不应该影响政策的选择。但他同时又提出，他的意思并不意味着债务没有影响，其实债务有资源配置的效应②。基于这种观点，Lerner提出了“功能财政”的思想。然而同样作为凯恩斯的忠实追随者Hansen却反对政府维持长期的预算赤字，所以他提出“健康财政”的思想，即认为努力消除财政赤字仍然应被看做一个有用的政策目标。基于这种观点，他提出了“汲水政策”(pump-priming policy)和“补偿性财政政策”(compensatory fiscal policy)。这两种政策与Lerner“功能财政”政策不同的是，前者主要针对经济低迷时期而言，根据经济环境，通过这两种政策的相机选择将经济拉向充分就业状态③。为了弥补Keynes总收支模型没有考虑产品市场和货币市场同时均衡的缺陷，Hicks(1937)和Hansen(1949)创建了IS-LM模型。该模型不仅从商品市场的角度分析了国民收入的决定，而且还考虑到货币市场的作用。这样，使得国民收入的均衡分析和均衡利率的决定相互联系，从而使分析更贴近现实。
从传统总收支模型到IS-LM模型，两者的共同之处在于，财政政策对经济产生凯恩斯效应都必须依赖于乘数机制，而财政政策的有效程度就取决于乘数的高低。在凯恩斯学派看来，由于乘数永远是一个大于0的正数，所以财政政策的宏观调控总是有效的。但传统凯恩斯学派的分析方法存在的最大问题在于，假定价格是既定不变的。在凯恩斯学派看来，这一点也是不难想象的。因为，一方面，在经济萧条时期，存在着大量的闲置资源，这样面对财政政策增加的有效需求，当事人首先进行数量调整，而非价格调整。因为对当事人来说，调整价格具有较大的菜单成本(Mankiw，1985，Akerlof & Yellen，1985)，同时单个当事人价格调整对产品需求的影响还会导致价格的博弈均衡(Cooper et al.，1990)。对于乘数机制的作用，凯恩斯学派认为，这主要是由于债务融资财富效应的缘故(Lerner，1948；Modigliani，1963；Tobin，1972)④，同时，需求对收入变化的过度敏感性也保证了乘数机制的有效性(Aschauer，1985)。另外，为了降低利率效应对私人部门产生的“挤出”(crowding-out)作用，凯恩斯学派认为，货币政策的适当配合对充分发挥财政政策的稳定作用非常重要(Blinder & Solow，1973)。
对于稳定性财政政策凯恩斯效应的经验分析虽然文献很多，但大部分都是检验财政政策的乘数效应和挤出效应。严格来说，这些检验并不能直接证明财政政策凯恩斯效应是否存在，因为这两个方面仅仅是其有效性的必要条件。真正意义上的检验应该是在一个相对较长的时间内比较有无稳定性财政政策下经济运行路径是否存在显著差异。Chand(1984)根据财政政策机制将美国财政政策历史分为内战(不包括1932年)和战后两个时期，在此基础上，通过控制货币政策和经济内在冲击等相关变量后研究两个时期财政政策变量对产出增长率的影响差异，结果表明，战后财政政策调控具有明显的凯恩斯效应。Gali & Blanchard(2004)检验了1980年至2002年11个欧盟国家和8个非欧盟国家经济的运行路径和结构性财政赤字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稳定和增长合约对财政政策的限制大大降低了11个欧盟国家财政政策与产出变化之间的相关程度，从而间接证明了财政政策凯恩斯效应的正确性。
二、稳定性财政政策的需求中性效应
财政政策凯恩斯效应的分析表明，稳定性财政政策凯恩斯效应依赖于财富效应的存在性和挤出效应的强度⑤。在凯恩斯及其追随者看来，财政政策债务融资具有财富效应，不仅如此，萧条时期，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利率效应也是微乎其微的。但上述观点遭到了质疑。首先对债务融资是否具有财富效应，Barro(1974)在李嘉图的基础上提出，在一系列合理的假定下，今天的纳税者将会资本化公共债务的未来支付，从而使政府的债务税收替代战略对纳税者不产生财富效应。这就是著名的“Ricardian-Barro Equvalance”⑥。实际上，这一命题从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是持久收入或生命周期假说一个自然的逻辑推广。因为对具有持久收入或生命周期消费决策的当事人而言，消费只与其一生的财富有关，这样，在无限生命期界、一次总付税以及完美资本市场等一系列严格的假定下，当事人将会从其一生的角度考虑今天政府的债务税收替代对自己财富的影响，如果假定政府必须满足预算约束，那么当事人就会意识到今天的债券意味着明天税收的等量增加，所以政府的债务税收替代并没有影响其一生的财富，债务税收替代产生的唯一影响只是改变了国民储蓄的结构。这就是说，在保持政府公共支出既定的情况下，即使在短期，财政政策对总产出也不会产生影响⑦，即财政政策对总产出表现出需求中性效应。
上述分析表明，不受流动性约束的理性当事人，其最大化自己及其后代终身效用的行为使得财政政策完全失灵。当然，如果我们放松这些假定中的任何一个，那么持久收入/生命周期假说或者“Ricardio-Barro Equivalence”观点就会发生变化。实际上，“Ricardio-Barro Equivalence”命题对其严格的假定非常脆弱。有限生命期界或者不存在代际间的利他主义都意味着财政赤字的融资方式对总需求会产生影响，因为它改变了某一代人的预期收入(Blanchard & Perotti，1999)。同样，如果存在流动性约束或者个人缺乏远见都会削弱上述命题的有效性。这些都在说明，如果不存在“Ricardian-Barro Equvalance”假定和向右上方倾斜的供给曲线都会使财政政策产生短期的扩张或紧缩效应。然而正如Barro(1989)所指出的：“从理论上推翻严格的Ricardo思想是非常容易的，但Ricardo的观点对我们评估财政政策稳定效应提供了一个非常有用的框架，正因为如此，对财政政策的需求中性效应进行实证检验就特别重要”。
Feldstein(1982)通过估计一个包含初始财富、未来社会保障收益以及不同财政工具变量的消费函数发现，经验证据并不支持财政政策的需求中性效应。但由于其研究存在许多计量方面的问题，所以自其之后，Seater & Mariano(1985)在适当修改原估计方程的基础上，通过检验变量的内生性重复了他的研究，得出在解决了原有的计量问题后，经验证据支持了财政政策需求中性的存在性和显著性。Kormendi(1983)对该命题的检验相似于Feldstein，不同的是，在解决了变量的内生性之后，他估计了一个扩展的消费函数，其研究结论为该命题提供了最强最直接的证据(Feldstein & Elmendorf，1990)。而Barro(1989)对以色列经济进行经验分析时也发现了一些该命题局部有效性的间接证据。Masson，Bayoumi & Hossein(1995)使用面板数据对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该命题进行了更直接的计量检验。和Barro一样，他们在研究中同样发现公共储蓄对私人部门储蓄的局部替代。不仅如此，他们还证实，公共储蓄对私人部门储蓄的替代程度依赖于政府财政政策调整的融资方式。他们认为，小于1的较高替代率意味着财政措施对国民储蓄可能有显著的影响，尤其当这种财政措施是来自于财政支出的变化时。这一结论得到了Giavazzi，Jappelli & Pagano(2000)经验研究的支持。他们的研究表明，当财政冲击较大并且持久时，来自于私人部门的非凯恩斯反应可能性就较大，但在正常时期，凯恩斯的乘数能得到经验数据的很好支持。Evans(1993)通过构建一个兼容“Ricardio-Barro Equivalence”和凯恩斯观点的模型，对来自于19个OECD国家的经验数据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该命题不能得到数据的支持。Afonso(2001)使用了欧盟国家的面板数据估计了欧拉消费方程，其中在消费函数中添加了由政府债务GDP比例所定义的财富变量。估计结果表明，欧盟15国的数据表明债务中性假说不存在。不过有趣的是，Afonso同时也发现，政府债务的财富效应在重债国家比其他国家要弱。这个发现证实了该命题的局部存在性。基于时间序列计量分析的其他研究也得出了与上述几乎一致的结论。Cotis等人(1997)估计了法国的消费函数，目的在于揭示公共债务和私人储蓄间的共同运动关系。他们的研究显示，向欧盟的过渡增加了利率对预算赤字的敏感性和居民对更高税收的恐惧。Cuaresma & Reit schuler(2004)认为，由于1992年稳定合约的引进，欧洲当事人表现出更显著的中性消费特征，但显著程度在不同国家存在较大差异。上述分析表明，财政政策的需求中性效应并没有得到经验证据的一致支持，但正如Seater(1993)所言，“理论上，我们可以肯定财政政策需求中性是不真实的，但等价无疑是一个好的近似，尽管没有得到足够的经验支持。”
挤出效应是财政政策需求中性效应分析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实际上，这里所说的挤出效应主要是指财政政策通过利率和汇率机制对私人部门需求产生的完全挤出。就利率机制而言，Friedman(1968)认为，如果没有货币政策的有效配合，扩张性财政政策将导致本国利率的上升，而在一个非储蓄资产占私人资产较高的国家，利率上升将会导致私人需求的下降⑧，不过这种下降的程度完全取决于社会可贷资金的充裕程度和居民对利率的敏感程度。但上述分析仅仅适用于封闭经济，因为在一个小型开放经济中，利率是世界利率。不过这并不意味着，财政政策不会表现出需求中性效应，因为这时完全浮动的汇率机制将会使财政政策变得完全无效。Elmendorf & Mankiw(1998)依据传统的凯恩斯方法，利用标准的IS—LM模型，分析了开放经济下财政政策效应产生的过程。认为，在一个完全开放的自由汇率机制下，财政政策会因溢出效应而变得相对无效。不仅如此，Hassan Molana & Catia Montagna(1999)的分析则进一步表明，对国内私人部门存在较高外币资产份额的经济而言，扩张性财政政策会通过汇率升值对私人部门产生较强的财富效应，造成私人部门财富的较大缩水，财富下降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降低了国内的需求。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财政政策会通过外汇资产的财富效应对国内私人部门需求产生完全挤出。
然而，上述分析的缺陷在于没有考虑封闭和开放经济下财政政策价格效应的差异。在封闭经济体中，财政政策的价格效应会通过利率机制强化财政政策对私人部门产生的挤出效应，这种情况即使在存在名义粘性的经济中也会出现。但在开放的自由汇率经济中，财政政策的价格效应不可能通过利率机制影响财政政策对国内总需求的影响，因为资本的自由流动使本国的利率始终处于世界利率的水平上(Capet，2004)。另外，上述挤出效应仅仅就笼统的扩张性支出政策而言，不仅如此，分析基本上是针对债务融资支撑的扩张性政策，所以这种分析没有区分扩张性财政政策不同融资方式之间挤出效应的区别。Barro(1990)研究了税收融资支撑的扩张性政策对私人部门产生的挤出效应，证明了高税收通过降低私人投资的税后回报而对其投资产生挤出。但同时公共投资的上升，特别是公共基础性投资支出的上升，通过提高私人投资的边际产出对私人投资产生挤进效应，这样，财政政策对私人部门投资的挤出程度就完全取决于上述两种效应的强弱。Ahmed & Miller(2000)研究了扩张性政策两种融资方式对私人部门挤出程度的差异，并通过利用面板数据对理论分析进行了检验，得出扩张性政策的挤出程度不仅与融资方式有关，而且与扩张政策的结构有关。实际上，和财富效应与中性消费的检验一样，我们并不能从现有的文献中找到完全挤出效应的经验证据。
三、稳定性财政政策的非凯恩斯效应
正如前述所言，传统的财政政策效应分析方法一直假定价格在财政政策的调整过程中保持不变(Chand，1984)。事实上，这种假定是否成立依赖于以下两个条件：一是经济必须处于非充分就业状态；二是经济当事人的预期是不完全理性的。就前者而言，Lucas(1973)和Feldstein(1982)认为，当经济接近充分就业状态时，如果财政政策不能提高潜在产出水平，那么财政政策将会受供给面制约对实际产出没有影响，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唯一结果就是使经济出现价格水平的普遍上升，这时财政政策就可能因较高的价格被挤出。不仅如此，对财政政策的长期依赖还会造成经济的全面滞胀，其原因在于，通胀扭曲了投资者的投资决策，造成投资不足。同时，理性预期学派认为，由于商品价格的上升造成了劳动供给者相对购买力的下降，这样，理性预期就会使劳动者持续地要求提高名义工资和更高的失业风险升水，名义工资的持续上升一方面使生产成本上升，导致生产者投资欲望下降，另一方面通过产品的成本传递到商品市场，造成商品价格的持续攀升。两方面的共同作用，使得经济在非充分就业中出现持续通胀。这种情况正是西方经济在经过了30年持续增长之后于20世纪70年代出现普遍滞胀的重要原因。这种分析表明，在供给约束的经济中，财政政策的需求管理不仅无效，而且还可能导致经济更大的波动，即所谓的财政政策非凯恩斯效应。
就后者而言，缺乏理性预期的微观基础一直是凯恩斯财政政策受到攻击和质疑的原因。理性预期学派认为，即使短期内财政政策可以通过意外方式对国民产出产生影响，但长期内也会因预期的逐步理性而变得无效。在一个充分就业的经济中，扩张性财政政策短期内可以通过通胀与失业的交替关系对产出产生影响，但长期内菲律普斯曲线是垂直的，即通胀与就业之间并不存在替代关系，也即扩张性财政政策对产出只有名义效应而无实际效应(Lucas，1977)⑨。真实周期学派更进一步认为，市场是持续出清的，理性预期即使对财政政策的意外冲击也会使这种政策短期内变得无效，相反，政策的动态不一致在理性预期条件下，只会导致经济波动变得更加不规则(Kydland & Prescot t，1977)。理性预期对财政政策效应的影响不仅体现在价格水平预期对私人部门行为的影响，而且近年来的研究表明，这也会体现在未来收入预期对私人部门行为决策的影响上。
收入预期对私人部门行为影响，进而影响稳定性财政政策效应的研究主要起源于20世纪末Giavazzi & Pagano(1990)的工作。两位学者在对丹麦1982年和爱尔兰1987～1989年的财政政策效应进行经验分析时发现，致力于稳定目标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反而导致经济紧缩，这一现象使得传统非负财政乘数的假定遭到了质疑。为了对这种现象给出合理的解释，许多学者都进行了尝试。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工作是由Blanchard(1990)、Bertola & Drazen(1993)、Sut herland(1997)和Perot ti(1999)所做出的⑩。Blanchard(1990)从税收与经济扭曲的角度提出，这种非凯恩斯效应出现的原因在于，税率存在一个临界水平，这就意味着，政府的债务也有一个临界水平，当现实的或预期的税率超过临界水平时，就意味着产出的下降。这样，在政府预算约束下，如果政府的债务水平接近临界水平时，私人部门就会预期到政府将会采取措施调整财政政策，从而避免经济在未来陷入高的扭曲型税收陷阱。Bertola & Drazen(1993)则从另一个角度对这种非凯恩斯效应进行了解释，他们首先假定政府的支出行为表现出带正向漂移的随机游走过程，这样，为了满足预算约束条件，政府可能迫于债务的压力在某个时候采取降低支出的措施。即当政府支出水平接近或达到压力的临界水平时，扩张性公共支出的增加通常会降低私人消费，这是因为具有无限期界的当事人会正确预期到，政府对公共支出进行相机削减是有可能的，但并不一定会发生。如果公共支出已经达到了临界水平，政府并没有削减公共支出，这时私人部门的消费就会相机地出现下降，原因在于当事人修正了他们对自己持久收入的预期。预期结构的变化使得模型的非线性特征表现了出来。在Bertola & Drazen的基础上，Sutherland(1997)对他们的模型进行了扩展，扩展后的模型与原先的模型具有相似的结构特征，但所得出的结论却与原先的模型有很大的区别。Sutherland模型的结论关键依赖于有限期界当事人假定。为了分析的需要，模型假定在公共支出达到其临界值附近时，政府以较大税收增加的形式实施所谓的限制性财政政策。这意味着，当债务水平越接近于财政风险的临界水平，政府实施财政稳定计划的可能性就越大。当财政处于这样一种状况的时候，财政赤字的任何增加都将会使私人消费下降。因为当事人清楚地意识到，在它们的有生之年，政府大幅度的增加税收不可避免，未来收入的损失将大大超过当前的政府转移。
与上述三位学者的分析方法完全不同，Perotti(1999)首先假定当事人不是完全同质的，一部分具有理性预期，而另一部分要么受流动性约束，要么是不完全理性的。这种非同质假定使得后一类当事人的消费函数表现为完全的凯恩斯特征。同时，这种假定也隐含着，政府支出的增加将刺激税前收入，而税收将抑制税前收入的上升。之所以如此，作者认为主要是由于税收增加以一种非线性的方式对经济活动产生扭曲。而这种情况又是因为政府没能采取税收平滑政策，从而导致具有理性预期的当事人预期到未来税收将比今天的税收要大得多。而当具有理性预期并不受流动性约束的当事人对未来可支配收入的预期因政府支出或税收的意外变化发生改变时，财政政策的非凯恩斯效应就会产生。同时，作者还指出，公共支出的意外增加对理性当事人的消费产生正向效应还是负向效应依赖于产出增长的强度，这种强度抵消了隐含的未来税收增加对产出造成的扭曲作用。
四、几点启示
通过对相关文献的评述，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几点启示：一是尽管基于不同假定和样本的研究结论未能就财政政策的长短期效应达成一致，但有一点是非常清楚的，即不同研究之间分歧的根本原因在于对财政政策乘数的认识存在差异。传统凯恩斯学派认为，尽管挤出效应和时滞因素会对乘数的规模产生影响，但乘数永远是一个正数。需求中性效应的结论虽然强调终生消费决策和完全挤出效应会导致乘数为0，但始终还是认为乘数是一个非负数。而非凯恩斯效应却从根本上对上述乘数的传统认识提出了挑战，认为预期的结构性调整使得财政乘数在特定环境中有可能为一个负数。二是稳定性财政政策有效性研究的各种冲突性结论并不表明财政政策不能充当稳定经济的角色，相反，不同研究结论所带来的启示是，稳定性财政政策有效性或者说保持稳定性财政政策的凯恩斯效应需要一定的条件。这些条件主要包括，萧条经济中资源的充裕程度、私人部门需求对利率的敏感程度、私人部门预期的稳定程度、不同政策之间的协调配合程度以及财政赤字和债务的风险水平。三是由于利率汇率制度使得货币政策价格和数量调控的有效性都非常有限，所以自20世纪90年代起，我国财政政策就逐步走到了宏观调控的前沿。在这一过程中，财政政策的相机调整是否受到了预期的调控效果，我们不仅要关注历史的经验教训，更应该考察随着市场机制的逐步完善，财政政策作用的经济环境和制度结构在悄悄地发生着怎样的变化。而从理论上测定出这些变化对财政政策有效性的影响程度和方向无疑对保证未来财政政策调控的有效性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注释：
①凯恩斯认为，三大心理定律和动物精神使得社会处于潜在产出运行只是新古典假设的一个特例，总收支模型的分析结论并不在于指出新古典学派理论分析的逻辑错误，而是说明新古典模型暗含的假设条件从来就没有在现实中得到满足，其后果就是，依据新古典学派的思想无法解决现实中的经济问题，这样需要中央控制机构的努力，如果中央控制机构能成功地将总产出推进到相当于在现实中可能达到的充分就业水平，他认为，从这一点开始，古典学派的理论仍然是正确的。
②对Lerner的“功能财政”思想的详细考察可以参见Lerner(1943，1961)。对债务负担争论的经典总结可以参见Ferguson(1964)、Tobin(1965)。
③Hansen(1941)提出虽然“汲水政策”和“补偿性财政政策”的目的都是使经济处于潜在产出水平状态，但两者存在很大的区别，前者是政府根据“汲水”原理，在不同的条件下，通过向经济注入一定数量的公共支出使经济恢复到依靠自身的能力达到一种资源充分利用状态。后者只是根据私人部门需求的下降，利用财政支出进行补偿，至于这种补偿能否是经济复苏或恢复到充分就业状态并不是问题的关键。实际上，Hansen提出这两种政策，就持续的时间而言，前者只是一种临时性的政策，依靠的是经济中的“乘数”机制，后者在持续时间上没有一个明确的界定，并且不是依靠“乘数”机制。
④参见Robert J.Barro，are government bonds net wealth?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vol.82，1974。
⑤实际上，这两种效应都是通过降低财政乘数影响稳定性财政政策有效性。
⑥Buchanan和Seater对Barro关于该命题的研究进行过细致的讨论，参见Buchanan(1976)、Seater(1993)。
⑦然而，上述分析并不意味着，财政政策作为一个整体其效应是中性的，这取决于政府资源使用的水平。具体分析可以参阅Seater(1993)，Barro(1989)。
⑧当然这里还是在凯恩斯框架内讨论问题，排除了价格因素的作用。不过即使在价格粘性的情况下，扩张性政策也会导致一般价格水平的上升，只是价格上升的速度较为缓慢，并表现出一定的阶梯性。
⑨传统凯恩斯学派也对预期非常重视，这一点可以参见凯恩斯的《通论》第十二章。
⑩Joanna Siwinska & Piotr Bujak (2003) 对上述四个模型进行过比较和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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