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翁同龢研究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述评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翁同龢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人物，晚清的许多重大内政外交活动均与他有关。对于他的参政活动，时人和后人一直褒贬不一，因此，他是一个颇有争议的人物。2004年是翁同龢去世100周年，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他，同时也是为了纪念他，本文就学术界百年来对他研究的情况作一阐述。
百年来学术界对翁同龢的研究大致可分为翁氏去世后到新中国成立前、新中国成立后到“文革”前、“文革”结束至今三个阶段。
去世后到新中国成立前(1904～1949)阶段
这一阶段大致又可分为两个时段：从去世到20世纪30年代为一时段。这一时段发表的文章大多为他的门生故旧怀念他的文章和纪念他诞辰90周年的祭诗祭文，以及对他生前部分诗文手稿的整理出版。偶尔涉及对他甲午主战和戊戌变法的评价。从20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末为另一时段。这一时段除了上海有正书局影印出版他生前遗留文字、日记外，许多学者在著作中对他在晚清的重大活动开始进行评价，清史稿《翁同龢传》也对其进行了评论。这些文字从严格意义上讲，还处于资料整理阶段，谈不上对他的专门研究。
1.从去世、开复处分到20世纪30年代(1904～1920)。
1904年（光绪三十年）7月翁同龢去世后，他的亲朋好友和部分门生故旧分别在常熟和上海的常州八邑会馆设灵公祭。在常熟，俞樾（曲园）、汪鸣銮（柳门）、孙雄（师郑）、邵松年（伯英）、张謇（季直）、徐兆纬（倚北）、张南陔（兰思）等都敬献了联幛。联语内容多半集中对他授读同光两帝、书法成就的称颂以及戊戌政变中遭受严谴一事深表同情。盛宣怀、沈瑜庆、蔡钧、张元济等参加了上海的公祭活动。张氏将翁同龢比为北宋著名政治家、文学家欧阳修和司马光：“有宋名臣以文学政事显者曰欧阳修，曰司马光，求之近今，足与媲疋者，其为吾师翁公。”
20世纪30年代翁同龢的门生陆襄钺出资银500两，将翁同龢生前的诗文遗稿以《瓶庐诗稿》的名义交武昌文华书局出版。次年，翁同龢的另一位门生张南陔（兰思）编印出版了《瓶庐诗补遗一卷校 异一卷 词一卷》。冯煦、邵松年、孙雄同时为该书作序。冯氏认为翁同龢戊戌开缺南归是不幸中之大幸：“宵人之百计中师以去之，正天鉴师之忠贞笃实，不欲使之与戊戌八月、庚子六月之变也。”孙雄则认为戊戌年间翁同龢“若不去位，犹正色立于殿陛之间，朝野惮其风采，则维新之士即不次擢用，必不至卤莽灭裂以偾也”。这大概是对翁氏支持维新变法最早的评价。
是年旧历四月二十七日，为翁同龢诞辰90周年。在京的翁同龢部分门生故旧组织“平社”，在陶然亭公园举行雅集，以赋诗的形式进行悼念活动。根据陈庆佑（公甫）在《陶然亭平社诗第一集·赋呈师郑吏部》的诗中说，参加这次活动的多达数十人，其中多为前清侍郎以下的大小官员和当时京师的时彦、名流、学者，有陈宝琛、陈三立、樊增祥、闵尔昌、左绍佐、王照、张一
、齐耀琳、郭曾炘、吴昌绶、夏孙桐、易实甫等。有些人并未与会，其诗文是事后孙雄征集的，如邵松年、王乃徵、丁祖荫、张南陔等。他们在诗中叙述了翁氏生前同他们的交往、所受的教诲，讴歌了翁同龢的文章道德，披露了不少翁氏生前的活动事实，对翁氏甲午主战、戊戌年间的荐康、开缺等发表了不同的看法。关于翁同龢甲午年间主战，孙雄在诗中写道：“枚卜风承舜陛薰，相门有相绍衣勤；悬鱼旋马惩私积，走鹿惊麤慨偾军。”认为清军腐朽不堪是甲午战败的原因。李嶽蘅也持将帅无人导致战败的观点。杨济为杨泗孙后人，在《瓶社第一次雅集序》中指出：“议者往往以甲午之役为公病。余于是乎不能无说。惟时东邻以三岛之强凭陵上国，度浏我边陲，睥睥我臣民，凡有血气，莫不愤怒。公以为尊君攘夷，人同此心，遂发遇忠，蕲于一战，固不虞人之利，其灾而媒孽其后也。国之大病不在于公而在于人。征兵不至，至则不行，行则无械。宿将为壁上之观，雄镇无候粮之助，是就致之然载？呜乎，虎飞鲸跃，世熟视而莫敢谁，何独于一二纯臣攻击惨毒之不遗余力。所谓清议亦目论而已。”肯定了翁同龢主战是为了尊君攘夷，是忠于国家，出于对日本侵略的义愤。甲午战败是由于军队的腐败，一些人只指责翁同龢，把战败的责任归咎于他是不公平的。
关于翁同龢的荐康之举，姚宗堂（筠如）在诗中给予了充分肯定：“荐贤南海原为国，西山庐墓岂无家？”肯定了翁同龢“荐康”是为国之举，对他开缺革职、庐墓无家的困境深表同情。
关于翁同龢开缺，孙雄认为有类北宋仁宗年间苏轼出知杭州。就是说翁同龢开缺虽在戊戌年间，但追溯起来，早在书房进讲时就因得罪“当轴”，而不为其所容。证之甲午年慈禧下令裁撤汉书房，说明翁氏开缺与慈禧有关。
从1917年起，在翁同龢门生张元济的大力赞助下，上海有正书局涵芬楼先后影印出版了翁同龢的大部分手稿，分别定名为《瓶庐丛稿》、《翁松禅遗墨真迹》、《翁松禅手扎》、《翁松禅相国尺牍真迹》、《翁松禅山水人物画册》、《翁松禅家书》、《翁瓶笙书屏集·书扇集》、《翁叔平隶书墨迹三种》、《松禅遗画》、《春及草庐藏翁氏墨迹》、《翁松禅致张啬翁手书》等10多种。1925年4月，涵芬楼又将翁同龢日记分别以《翁文恭公日记》、《翁文恭公军机处日记》影印出版。这些遗留文字的影印出版，为翁氏研究保存了第一手资料，有力地推动了晚清史的研究。《翁文恭公日记》的影印引起当时学者的重视。日记行世不久，熟悉晚清政情的学者很快发现日记中的一些内容己被删削改纂。金梁在《四朝佚闻·翁文恭》中指出日记“内多改削，尤以戊戌年间荐康一事多有隐讳”。他在《近代人物志》中又说：日记“似有重缮改易之处，翁同龢自戊戌罢归不无顾忌，凡所记载尤虑触讳，其自辩与康不相往来，亦远祸之意耳。”金梁更以此推论，进而对日记的真伪提出质疑。此后学术界对翁同龢日记的真实性疑信参半。
金梁的《四朝佚闻·翁文恭》一文可称得上是学术界对翁氏研究迈出的重要一步。文章对翁氏在朝时的人际交往与朝局关系、翁同龢的开缺原因等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关于同亲贵的关系，文章说：“翁文恭公同龢以帝师而兼枢密，预闻军国，实隐操大权而周旋帝后，同见宠信，亦颇不易也。”光绪初年：“翁初善恭（亲王奕訢）而继附醇（亲王奕譞），甲申引孙毓汶，意在易恭，竟并及自己，非所料也。甲午起，恭终复逐孙，乃挈张荫桓为己助，张既得宠，翁不能无动，而康有为适求进，遂并荐之，不意张康渐合，共邀特遇，翁之进退乃维谷矣。”关于翁氏开缺，文章说：“当初朝局系翁一言，同僚议事，偶有不合，翁辄怫然，常入报帝以伸己意，众已侧目，而恭（亲王）久受挫，积憾尤深。病笃临视，太后问以遗言，泣奏翁心叵测，并及怙权，遂骤下罢斥之谕。或谓孙实代草，所述皆翁对恭状，而引入严旨，乃成跋扈权臣矣，翁实不能负此重咎也。”文章认为翁氏的开缺，除了奕訢的临终遗言外，还与平日同荣禄、刚毅关系紧张有关。“至礼（亲王）世铎、庆（亲王）奕劻、荣禄、刚毅更久为所轻，故遇变乃下石矣。”文章认为翁同龢虽存在诸多不足，如“好延揽而必求为已用，广结纳而不能容异己”等等，但一生大节无亏，“以忠悃结主知，能持大体，亦无愧为良相”（注：中国史学会：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四），上海书店影印本，第222页。）。
清朝被推翻后，北京政府设立清史馆，编纂清史。《翁同龢传》的作者王崇烈在传中写道：“同龢久侍讲帷，参机务，遇事专断，与左右时有争执，群责怙权，晚遭谗沮，几获不测，遂斥逐以终。”基本对其从政活动持否定态度，只是肯定他“书法自成一家，尤为世所宗。”《清史列传》卷六二《翁同龢传》中关于其力主变法一事写道：“同龢痛于甲午之役知非变法，不足以图存，破格求贤，冀匡时变，惜望治过急，荐举非人。”既肯定他主张变法的主旨，但又批评他的“荐康之举”是“滥保匪人”。
随着清史稿的编纂，有关前清人物的遗闻轶事逐渐披露出来。胡思敬在《戊戌履霜录》、《国闻备乘》，罗惇融在《中日兵事本末》、王伯恭在《蜷庐随笔》、濮兰德在《慈禧外纪》、易顺鼎在《慈禧传信录》以及《清代佚闻》等书中对翁氏均有涉及。值得一提的，胡思敬、王伯恭等在他们的书中对翁氏甲午战争中的作用，总的看法是贬多于褒。在他们笔下，都把中日甲午战争的发生、失败及其严重后果的责任全归之于翁同龢。这些记述、论著的逻辑是：中国海军、陆军装备都不如日本，战则必败，李鸿章“知己知彼”，主和是正确的，而翁同龢既昧于形势，又误信一班放言高论的书生的意见，一味主战，并影响了光绪帝赞成主战。这些看法正如历史学家龚书铎指出的那样：“把这样一场重大战争的发生都归结为翁同龢，由他一人负责，未免过于简单化，也不符合历史实际。”（注：龚书铎：《翁同龢与甲午战争》，引自《甲午战争与翁同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6页。）
2.20世纪30年代到新中国成立前(1930～1949)。
这一时段学术界对翁氏的研究仍主要集中于翁氏日记的真伪、甲午主战、戊戌变法以及与李鸿章的关系等问题。
1930年，张孝若出版《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一书。书中对翁氏与张謇的关系有较多的论述，尤其是有关甲午战争和戊戌变法说得最多。作者认为翁同龢、李鸿章在甲午年间各自代表一派，且“两派各趋极端”，指出“如果两派当时都有了近代政治上的常识，碰到国家这种重大事变，把各自的恶感摆在一旁，推开诚心，权衡事实，以整个国家利害为前提，那结果决不会遭到（丧权辱国）的地步。”张氏这番评论，貌似折衷调和，实际上是不分青红皂白。
抗日战争前后，《大公报》主笔王芸生在《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一书中论及中日甲午战争时，认为翁同龢对甲午战败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书中说：“同龢因做户部尚书之故，因财政的立场不同，遂酿成与李鸿章之水火，而并非由于私怨。”
这一时期的一些书籍报刊偶有刊载关于翁氏的文章。1935年出版的《国闻周报》刊有曾士莪的《书翁李相倾事》，《中学生》杂志刊有云彬的《翁同龢》，1940年《图书季刊》（第2卷）刊登翁同龢军机处日记，1942年《读书通讯》（第29期）刊登罗倬汉等人的《谈翁同龢罢职事》等文章，沈子丞在《清画概述》从绘画的角度对翁氏进行论述。张一在《古红梅阁日记》、陈夔龙在《梦蕉亭笔记》、燕庐在《戊戌往谈》、徐一士在《方家园杂泳纪事》、《德宗遗事》等书籍和文章有关部分对翁氏均有涉及。三四十年代，一些中外学者在其学术专著中，如萧一山在《清朝全史》（下）、《清代通史》第三卷，李剑农在《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日本学者田村实造在《中国史》《亚细亚讲座》第三卷中对翁氏均作了简要的论述。此外，1948年周谷城、刘勉、吴泽等人在《中国建设》上刊登《戊戌五十周年》（六卷四期）、《论戊戌变法》（一卷三期）、《戊戌变法与新旧党争》（六卷六期）等文章，对翁同龢与戊戌变法均有论及。
1947年，丁祖荫主持编纂《重修常昭合志》。该书《人物志·翁同龢传》除了介绍翁氏的一生政绩外，还对翁同龢从政作风、学术思想、吴中官绅在宣统年间为翁氏谋求开复处分、翁氏的书法艺术成就等多有论述。传中指出：“同龢世受国恩，……其在讲帷也，于列圣遗训、古今治乱、反复陈说，曲尽其理；其调和宫廷，以圣孝为本；其阐明政要，以忧勤为先，尤能直言进谏，造膝事秘，世莫得闻。立朝数十年，矢敬矢诚，有古大臣之风。”对其一生多所肯定。关于翁氏学术思想，传中认为同龢“邃于性理，论学以躬行实践为宗，通经致用为辅”。其书法艺术成就，传中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其诗文“清超古隽”，书法“纵横跌宕，力透纸背，有鲁公风骨”，等等。传文多少带有对乡贤颂佩的味道，从严格意义上讲，算不上是对翁氏的专门研究。
新中国成立后到“文革”结束前(1949～1978)阶段
新中国成立后到“文革”结束为翁氏研究的第二阶段。这一阶段由于受阶级与阶级斗争的影响，翁同龢作为封建官僚基本上被否定，在大陆很少有人对翁氏进行专门研究，只有少数学者在有关著作中偶尔提及他，如刘厚生的《张謇传记》、陈恭禄的《中国近代史》等书中略有论及外，乃至一般教科书大多对他甲午年间主战和在戊戌变法中的表现持否定和批判的态度。陈氏在“中日甲午战争”一节中说：“翁同龢也，囿于环境，对外知识殊为浅陋，主张用兵，暗示亲臣交章论战，及日本不肯撤兵，迭饬李鸿章添兵。”“翁同龢自视天子近臣，不敢以和局为举世唾骂。其所谓举世者，实指固陋之士大夫而言！”关于翁氏与戊戌变法，陈氏认为“翁氏小心谨慎，畏首畏尾，不敢有为。对于文学古董，颇多研究。但无建设改革之才能，……其心实有变法之倾向，光绪信之极深。”关于翁氏开缺，陈氏认为“非帝之意，亦非翁氏所预料者也”，“为新旧两党暗斗之结果，帝奉懿旨无可奈何也”（注：陈恭禄：《中国近代史》（上、下册），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库藏本。）。
20世纪60年代，常熟的地方文史资料对翁同龢也有所论述，其中以金易占先生的《翁同龢》一文最有分量。此文全面论述了翁氏一生的从政治学以及晚年在籍的活动，全文分“传略”、“在几次重大的事件中”、“削籍后的暮年生活”、“乡土遗迹”和“附记”等五部分。其中第二部分是全文的重点，这一部分又分中法战争中的态度、甲午战争中的表现、戊戌变法前的政治活动，讲得十分详尽而有次序，且史料翔实，立论较为客观，基本做到言之有据。此文可看做是“文革”前翁氏研究的代表作。
同大陆翁氏研究情况不同，这一时期海外学者对翁氏研究却有了很大进展。其中值得一提的有三个人。一是萧公权，萧氏在1983年出版了《翁同龢与戊戌维新》（台湾联经事业出版公司版）一书。该书主要依据推理，对翁氏与戊戌变法的论述颇多牵强。正如有些学者指出的：“将心理分析引入对翁氏的研究，但采取的仍是随心所欲（或曰依据主观需要）的个案抽样法。”（注：翁飞：《乙未至戊戌年间翁同龢与李鸿章》，引自《戊戌变法与翁同龢》，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38页。）萧氏在书中论及翁氏与李鸿章关系时说：“当翁氏宦途日渐得意之际，他与李氏的关系也由亲密转为敌对。”到戊戌变法前夕，“更多的证据支持下列观点，翁氏的政治野心使得李氏成为他施展政治手腕的主要政敌。”对此，著名历史学家戴逸提出不同的意见，指出萧氏把翁同龢之荐康解释成翁利用康有为以排斥李鸿章、张之洞等政敌，……这种分析并不符合实际情况，就翁李关系而言，李鸿章在戊戌变法时，“虽不是翁同龢的同道，却并非主要政敌”（注：戴逸：《戊戌变法时翁同龢罢官缘由辨析》，引自《纪念戊戌变法一百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因萧氏一书存在以上缺陷，故不为学界所重。二是台湾沈云龙，沈氏将翁氏日记排印出版，并收入他主编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这是继张元济主持影印翁氏日记之后的首次排印，对推动翁氏研究不无益处，可惜的是排印时，对日记中模糊不清文字采取删而不印的做法，这是极不负责任的。三是著名台湾作家高阳，高氏临终前撰写了他的“巅峰”之作《翁同龢传》（注：高阳：《翁同龢传》，华艺出版社1995年版。）。是书是一部历史小说，属于文艺作品，本不应该当做学术著作看，但因书中多讲历史真实，故又不能不说。是书观点偏颇，考释论述多采用先入为主的方法，对中国近代史，尤其是对康有为等评论多有不近事实，缺乏学术的严肃性。在高氏笔下，翁同龢是书生误国，李鸿章是罪大恶极，康有为是虚伪小人、骗子，不一而足。因而学术界根本无法参考使用。此外，窦宗一（仪）在《李鸿章年（日）谱》、吴相湘在《晚清宫廷与人物》中对翁氏也有论述。吴氏对翁氏开缺与戊戌变法失败提出了新的看法。文章说：“一方面新进的康党不满意他守旧，墨守成规，包括光绪也是如此不满；另一方面慈禧后党利用这点，乘机削弱帝党的权力，如授荣禄大学士管户部，显然是分翁氏之权了，但翁氏并不知，因此实际上这一决定客观上也就削弱了光绪帝党的实力，导致变法的失败。”“自翁任户部尚书后，遵循规矩，不愿以国帑供李莲英辈无餍的要求，当然也是使翁同龢与宫廷官吏生嫌的原因之一。”文章认为翁同龢既不属于新党，也不属于旧党，“近二十年来国内外刊行的近代史书中对于翁康关系不加仔细探究，辄以翁的被黜是新旧党争、遭受旧党倾陷的结果，谁知事实恰巧相反，翁氏不是旧党，也不是新党，实际上是孤立的，所持的只是皇帝师傅的关系”，“当皇帝变法需要他支持的时候，他却处处阻拦皇帝，因而终于成为变法的阻力，而使光绪帝不得不把他开缺”。沈云龙在《康有为评传》中亦多有涉及对翁同龢与戊戌变法以及同康有为关系的论述。何炳棣在所著《张荫桓事迹》（《中国近代史论丛》第一辑）中参以王庆保、曹景成的《驿合探幽录》一书中关于翁康关系由近到疏的过程，有较为精辟的论述：“盖同龢当乙未新败之余，未尝不思有所树立，图挽救危亡，初眩于有为之才调，亲访叩维新之道，颇多奖掖，康南海年谱言之甚详。继知之较之，则觉其思想与己不合，行动铺张过甚，遂不察，且以同龢为康党之奥援，维新之先进矣。实则同龢之思想行为皆反是也。当此之时，同龢所处地位为难，南北之争，英俄之争，满汉之争，以至帝后之争，同龢无不身当其冲。同龢非不知中国需改革之切，而不敢同尽废旧章之改革；非不知中国需才之殷，而不敢用驰突不羁之才；非不愿有所建树而不敢以首领禄位为孤注；故于变法之论，未尝执意力主，亦未尝倡言反对。”何氏这一推论，大体尚近事实。“同龢处新旧交哄之中，虽倾向变法而实主持重。荐康之后，旋又甚诲，卒以此见嫉于后而帝党中亦有利其速去者。”
“文革”前，汤志钧发表《翁同龢与戊戌变法》一文，既肯定了翁同龢赞同变法，又指出他的变法主张与康梁的异同，论述较为客观。后来他在《戊戌变法人物传稿》和《戊戌变法史》等书中也持这一观点。他的这些研究为大陆学者所重。
从“文革”结束至今(1978～2003)阶段
从“文革”结束到现在，为翁同龢研究的第三个阶段。“文革”结束后，学术研究逐渐走上正轨，翁同龢的研究有了突破性的进展，可以说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据不完全统计，1978～2002年间，国内外出版有关翁同龢的学术专著不下6部之多，各种报刊杂志发表的相关论文有70多篇，至于涉及翁同龢的书籍、文章更是无法精确统计。
在这一阶段研究中，本人根据著名历史学家陈师旭麓教授的近代社会变迁的观点，对翁同龢进行研究，先后出版了5部专著（注：分别是：《翁同龢》（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翁同龢传》（中华书局1994年版）；《翁同龢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常熟翁氏》（中国人民大学1999年版）；《翁同龢传》（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和40多篇学术论文，搜集、整理编辑出版了80多万字的《翁同龢集》。（注：谢俊美：《翁同龢集》，中华书局2003年版。）综合各种材料可以看到，这一时期的翁同龢研究不仅丰富了晚清史、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同时也带动了学术界对翁氏的研究和常熟地方的人文研究。在有关部门的推动下，常熟修复了翁氏故居彩衣堂，并作为翁同龢的事迹陈列室对外开放。1994年和1998年中国史学会和常熟市人民政府在常熟先后联合召开了“甲午战争与翁同龢”、“戊戌变法与翁同龢”两次全国性学术研讨会。对翁同龢进行如此大规模的研究和讨论，这还是第一次。两次全国性学术研讨会，集中反映了改革开放20多年学术界翁同龢研究的成果。20多年来学术界对翁氏的研究涉及对他总的评价、他与甲午战争、戊戌变法、开缺原因、翁氏人品、人际交往、教育思想、书画艺术成就等各个方面。
1.对翁氏的总体评价。学术界大多数学者认为翁同龢是一位对中国近代历史有着重大影响的人物。戴逸、李侃、谢俊美、朱金甫在文章和著作中均持这一看法。戴逸指出：“翁同龢是晚清政坛上的重要人物，甲午战争中坚持抗日，反对投降；戊戌运动中力图自强，促进变法，他对国家和民族做过有益的贡献。”（注：戴逸：《翁同龢传》序，中华书局1994年版。）李侃指出：“说到晚清政局和近代变革，都不能不提到翁同龢。……依笔者的管见，可以用四句话来概括：他是一位很重要的人物，又是很有争议的人物，是集内外矛盾于一身的人物，又是时代悲剧性的人物。”李侃在文中列举了翁氏一生参与的7件重大朝政活动来证明他的看法：“第一件，极力支持慈禧太后两次垂帘听政；第二件，在毓庆宫行走，亲授光绪帝读书；第三件，参与收回伊犁交涉；第四件，在左宗棠平定阿古柏入侵、收复新疆后，为巩固西北边防筹措军饷；第五件，在中法战争中，奋力抗争，坚决主战；第六件，在中日甲午战争中，力主加强战备对日抵抗，决心‘佐少主，张国威’，积板参与并促成对日作战的决策；第七件，极力支持戊戌变法。……纵观翁氏几十年的政治经历和所作所为，说他是一位重要政治人物是符合历史实际的。”（注：李侃：《翁同龢略论》，《戊戌变法与翁同龢》，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4页。）
学术界在承认翁同龢是近代中国一位重要人物这一点上基本一致，但在具体评价上又有所不同。有学者认为他是近代中国史上积极倡导并参与社会改革的先驱者之一。朱金甫说：“他是一位具有忠君爱国传统思想的中国儒家知识分子，是能够在关键时刻一贯坚持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的晚清时期并不多见的大臣。”（注：朱金甫：《也论翁同龢在甲午战争中的作用与责任》，《甲午战争与翁同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60页。）有学者认为他是洋务向维新转折时期的政治家，他是跟着时代不断进步的，有着比较浓厚的资产阶级倾向，可以说是由封建政治家向资产阶级政治家过渡的人物。但也有学者认为他不属于政治家，是一位政治官僚。苑书义指出：在戊戌变法中，翁氏“尚未作为志同道合的同志而跻身于维新派的行列。而只是刚刚把人生道路转移到资本主义方向，在政治上属于帝党阵营的进步人物”（注：苑书义：《翁张交谊与维新运动》，《戊戌变法与翁同龢》，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79页。）。有学者认为他集内外矛盾于一身，他试图缓解，但最终未能解决。他的悲剧是时代造成的。也有学者认为士大夫传统的价值观，赋予他在近代中国社会变迁中超越了忠君报国的局限，成为人类理性和良知的维护者，翁氏的表现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一次绝唱。也有学者认为翁的思想占主导地位的还是儒家思想，但同时在某种程度上吸收了西方传入的新知识和新观念。翁浩指出：“从严格意义上讲，他并非思想家，仅仅是一名封建官僚。”（注：翁浩：《翁同龢政治思想研究》，《戊戌变法与翁同龢》，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74页。）
2.关于甲午战争的主战。多数学者认为翁同龢在甲午战争中是坚定的主战派。戴逸指出：“在甲午战争和戊戌变法的关键时刻，他反对妥协，力主抵抗，举荐贤才，支持变法，表现了高度的爱国精神和革新勇气，这在当时的大官僚中并不多见，应当充分肯定。”（注：戴逸：《戊戌变法时翁同龢罢官缘由辨析》，引自《纪念戊戌变法一百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但对于他的主战动机、作用、影响却看法各异。有学者说：“翁同龢等主战派他们之所以坚持主战，首先是出于爱国的正义立场，同时他们也从当时敌我双方军力对比方面来考虑，认为己方还是可以一战的。以战谈和比之不战求和，无论如何总是上上之策。奈何他们绝没有想到，李鸿章等统帅下的清军海陆两军，在战场上的表现竟是如此毫无战斗能力。所以，甲午战争清方之败，绝不是主战派或主战误国。”“甲午战争清方惨败，其根本原因不在主战，而是在于战而不力”，“是孙毓汶、李鸿章等主和误国，是清廷及清军的腐败而致败”（注：朱金甫：《也论翁同龢在甲午战争中的作用与责任》，《甲午战争与翁同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60页。）。也有学者认为翁同龢主战动机不良，夹杂着私人报复的成见，是“不很光明的心理状态存在，即是欲借此以与李鸿章为难也”。庄练说：“李鸿章当年居曾国藩幕中，曾国藩上疏严参安徽巡抚翁同书失误封疆，翁同书卒以此遣戍新疆。在翁同龢而言，视为深仇大恨，不报不休……将仇曾之心转而仇李。除了对李鸿章一手创办的北洋海军多方刁难掣肘之外，更在战端将启之时，竭力反对李鸿章的议和主张，以为打击李鸿章之计。”（注：庄练：《中国近代史上的关键人物》（中），中华书局1988年版。）这里把翁同龢主战主要是为已去世的兄长翁同书当年因寿州绅练仇杀失职被参一事，怀疑参折出自李鸿章之手。针对这一说法，不少学者不表赞同。谢俊美、翁飞根据曾国藩日记和翁同龢日记及其他档案资料，予以否定，指出参折不是出自李鸿章之手而是出自安徽文人徐子苓之手。（注：谢俊美：《翁同书传》，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01页。）“稍微合理的解释是，曾国藩碍于翁李师门渊源，并未让李鸿章与闻此事。”（注：翁飞：《翁李关系探源》，《甲午战争与翁同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09页。）
一些学者仍沿袭胡思敬等人的观点，对翁同龢在甲午战争中的主战、反对求和的立场持否定态度，指责翁同龢主战误国。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甲午之时清廷根本无力与日本相对抗，主战必败，败则误国，惟有屈辱求和，才是顾全国家的根本利益。也有学者不赞同这种说法，认为当时清军陆军不仅人数远在日军之上，在装备方面，“虽然国内军火生产能力有限，军队新式装备也未能普及，但毕竟比过去的旧式训练和以冷兵器为主的旧装备不同，只要军纪严明，指挥得法，攻守有术，应该说还是有一定战斗力的。至于海军方面，清方海军是可以与日本海军一博，并不是必败无疑的。”（注：朱金甫：《也论翁同龢在甲午战争中的作用与责任》，《甲午战争与翁同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60页。）“主战不等于‘开兵端’、‘开边衅’，更不能说这场战争是翁同龢造成，把挑起这场战争的责任归于翁同龢或其他人，实际上就是把它归之于中国。这完全是颠倒是非，混淆黑白，为日本侵略中国开脱罪责。”（注：龚书铎：《翁同龢与甲午战争》，引自《甲午战争与翁同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6页。）
3.关于戊戌变法中的作用。学者们的研究主要围绕翁氏的变法动机、变法思想渊源、变法主张、荐康真相、开缺原因等方面。
关于他的变法动机，一些学者认为受甲午战败刺激有关。翁同龢“憾于割台，有变法之心”（注：汤志钧：《翁同龢与帝党》，《甲午战争与翁同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26页。）。一些学者认为他力主变法旨在为君分忧。“翁同龢支持变法，举荐贤才，其目的正是辅佐光绪帝走变法自强之路，这种为君分忧的心理体现了他忠君爱国的内涵。”（注：陈光：《翁同龢支持戊戌变法动因新探》，《甲午战争与翁同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53页。）翁同龢支持维新变法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应该说忠君爱国是主要原因。
关于他的变法思想渊源，有学者认为与翁同龢崇拜公羊春秋、今文经学有关，与早年受冯桂芬等人经世致用思想影响有关。（注：谢俊美：《翁同龢传》，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29～30页。）关于翁同龢的变法主张，有学者认为超越洋务派，强调政治改革。“翁同龢主张变法需从内政根本变起，他讲的所谓内政根本，具体地说，就是指现存的国家政治机构和相关的制度。”（注：谢俊美：《翁同龢维新变法思想简论》，《河北学刊》1998年第2期。）关于翁同龢的变法思想，有学者认为，他的中体西用的革新思想既反对不顾现实的迂腐之论，又认为对西学要有所选择，理学是本，西学为用，也就是“中体西用”，这一主张比较符合中国国情。也有人认为他的变法思想是中体西用为主旨，与康有为变政主张有明显区别。认为翁、康两人在“甲午战后，国难当头，亟思变革，两人在爱国思想及主张变革的共同要求下，结成了同盟军”，但“翁同龢希望变法在传统范围内进行，而康有为激进的行动使变法成为变革传统的努力”，“两人对变法的目标选择上有根本的不同”（注：徐国强：《翁同龢的精神遗产和常熟地方文化》，《戊戌变法与翁同龢》，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68页。）。
关于翁同龢的变法方法，实主“平和稳妥”。但有学者指出：戊戌变法实际上是一场权力斗争。从这个意义上讲，涉及夺权、权力转移。只讲稳健而不讲铁血政治，注定了没有实权的光绪、翁同龢、康有为等人必然以失败而告终的历史命运。（注：谢本书：《改革贵先行，变法宜稳健——谈戊戌变法与翁同龢》，《戊戌变法与翁同龢》，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93页。）关于“荐康”，目前学术界存在两种看法。一种认为翁同龢确有“荐康”之举。戴逸、李侃、汤志钧、茅家琦、谢俊美等人在他们的著作、文章中都持这一看法。“即以翁同龢推荐康有为一事而言，这是确凿无疑的事实。”（注：戴逸：《戊戌变法时翁同龢罢官缘由辨析》，引自《纪念戊戌变法一百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翁同龢“早已心仪其人（指康有为），加以垂青。”“翁同龢深知要变法，就要联合改良派，认为康有为、梁启超有经世之才、谋国之方，故冒万死而不辞，必欲其才能得所用而后已也。”“康有为成为光绪实行变法的实际策划者，是由于翁氏的推荐。”“翁同龢的确多次向光绪皇帝推荐康有为，请求重用。”（注：茅家琦：《翁同龢与戊戌维新变法运动》，《甲午战争与翁同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47页。）一种认为翁同龢没有“荐康”。马忠文说；“说翁同龢荐康之说源于康有为之口，此后便广为流传。实际向光绪荐康的是张荫桓。”“对于张氏通过非正常途径向皇帝介绍康有为的秘密，康氏自然无法诉诸世人，遂以翁氏‘荐康’之论来敷衍舆论、混淆视听”。甚至认为“康有为首倡荐康说确有借机倾陷翁氏之意”（注：马忠文：《翁同龢荐康说考辨——翁康关系再认识》，《戊戌变法与翁同龢》，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24页。）。马文颇多主观推论，尚无确凿可靠资料来证明其说。
关于翁同龢开缺原因，学术界存在诸多不同的看法。一种认为是慈禧的旨意，勒令光绪帝以硃谕公布的。持这一看法的学者主要从甲午战争期间和甲午战后帝后党争和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分析得出的，戴逸、谢俊美、俞炳坤等人就持这个看法。“当时许多人和历史学家认为这道谕旨并非光绪帝的本意而是慈禧太后强令光绪发布的，其目的是剪除光绪帝的羽翼，打击刚刚开始的变法。”“太后从甲午战争后，因翁的主战与节减庆典经费，积憾已非一日，加上刚毅、荣禄日进谗言，其盛怒亦可想见。”所以“翁同龢遭谴是必然的。但翁同龢毕竟是两朝帝师，又无明确罪状，西太后只能处以开缺回籍而未被押拿入狱，但最后处分仍以光绪的谕旨宣布，这是亲政后的合法程序。”俞炳坤认为“慈禧将翁同龢开缺回籍完全是有预谋的。它不仅是慈禧阻挠、破坏维新变法所采取的重大措施，而且也是其整个阴谋计划的重大组成部分。因此，罢黜和驱逐翁同龢的决定代表了慈禧的意旨，光绪是被迫无奈颁布的。”（注：俞炳坤：《翁同龢罢官缘由考辨》，《甲午战争与翁同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83页。）促使慈禧革逐翁同龢还与奕訢临终遗言有关，据说奕訢临终讲了翁氏甲午主战是“铸九州之铁不能铸此大错。借此告诫光绪要是信任翁同龢担当挽救时局的艰难重任那就犯极大的错误。”但俞炳坤查阅了内阁上谕，上面并无此意。俞氏说：“如果说奕訢确有这样的遗言，……那么在内阁上谕中为何只字不提呢？“俞氏极力否认奕訢有此遗言。促使慈禧革逐翁同龢还与慈禧的一些担心有关。慈禧感到翁同龢援引康、梁维新派，支持光绪变法，将对个人的权力地位产生动摇，遂通过罢斥翁氏来削弱光绪，阻挠变法。
一种认为将翁同龢开缺不是慈禧的主张，而是出自光绪帝的本意，谕旨是光绪帝亲笔所缮。理由是：戊戌前夕，翁同龢与光绪帝之间产生了严重的意见分歧，光绪帝相信康有为，怕翁同龢在位妨碍变法，因而将翁“开缺回籍”。萧公权就持这种看法。也有学者认为，翁同龢在开缺前，对康氏态度前后不同，变化之大，前后判若两人，尤会使光绪怀疑翁因康将受到重用，不甘屈居其下，故意中伤，不真心支持维新变法。加上翁两次遭人弹劾，这也促使光绪对翁的态度有所改变。“翁在开缺前，不是直接反对光绪意旨，拒不受命，辜负重托，就是遭到参劾，人言籍籍。……所以开缺的谕旨实亦出自光绪的本意。”（注：侯宜杰：《略论翁同龢开缺原因》，《甲午战争与翁同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97页。）不能认为光绪公布这个决定是被迫无奈的。“将翁同龢开缺回籍的不是别人正是光绪自己，其谕旨系光绪亲笔。”（注：孔祥吉：《戊戌维新运动新探》，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26页。）俞炳坤对此说有所保留，认为翁氏罢黜的谕旨虽出自光绪手笔，但存有诸多疑点。“将翁同龢开缺的内阁明发上谕，其开头的格式与以往一般的内阁明发上谕不同。……人们看了这道谕旨就可以发现，它同现存的光绪其他多数硃谕的字体、字迹和形式都有所不同，……一点也没有勾划改动的痕迹，根本不像是自己边想边写的，而且很像是临帖抄录的。……为什么慈禧不用光绪奉懿旨的形式而用硃谕的形式公布呢？一则是她怕由此招来揽权之讥，二则是为了蒙骗世人，以此来挑拨光绪与帝党的关系。这一招确实很毒，有的人还真的上当，如王伯恭在《蜷庐随笔》中说，硃谕公布后，中外哗骇，以为天威诚不可测也。”（注：俞炳坤：《翁同龢罢官缘由考辨》，《甲午战争与翁同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83页。）
一种认为翁的开缺与王鹏运的弹劾有关。吴相湘在《翁同龢戊戌罢官原因》一文中说：当时俄国行贿的对象是把翁同龢、李鸿章、张荫桓三人都拉在一起的，吴氏的根据仍然是《红档杂志》。王氏在参劾翁氏的折说：“该银行（指英德续借款）费银260万两于中国经手之人，果谁氏耶？”翁飞指出：“从个人品格角度看，涉及行贿受贿之事的，包括前述沙俄行贿在内，翁同龢可以说绝不会有，李鸿章是难保必有，张荫桓是难保必无。”（注：翁飞：《乙未至戊戌年间翁同龢与李鸿章》，引自《戊戌变法与翁同龢》，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38页。）“通过对这次借款（《英德续借款》）朋谋纳贿案的考察，不仅证明翁同龢与此案毫无牵连，而且还证实了他一直信守自已居官要讲操守的诺言。”（注：戚其章：《翁同龢“朋谋纳贿”辨诬》，《戊戌变法与翁同龢》，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06页。）不过翁飞认为，翁氏的开缺尽管有着深刻复杂的多方面原因，但由于英德续借款造成的巨额损失，以及由此引起的受贿案的举报和调查，却不能不是一根直接的导火线。
少数学者还对翁同龢矢口否认自已有“荐康”的原因进行了分析，认为主要是避免后党和守旧官僚对自己的进一步打击迫害。“翁同龢不敢把自己和康有为的真实关系和盘托出，极力和康划清界线，以免被守旧派抓住把柄，惹出更大灾祸。在当时险恶的政治环境中，翁同龢的用心及其重缮、删改日记是完全可能的，也是可以理解的。而今天仅以翁同龢日记来论证翁康关系就不能深信无疑了。”（注：戴逸：《戊戌变法时翁同龢罢官缘由辨析》，引自《纪念戊戌变法一百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4.关于翁同龢的人品，大多数学者认为他“为官四十年，操守廉洁”。郭毅生说；“翁同龢居官四十载，置身阁部正堂达二十年，位处军机，身兼户部，既是权重当时的显宦，也是掌握钱财肥缺的高官。然而他却是家计清寒、廉洁自守的一名好官。”但也有学者认为他“虽身居高位，但不是一个有见识、敢于有作为的政治人才”。翁同龢为人“巧妙”只是一面，他还有非“巧妙”的一面。平壤、黄海两战役后，慈禧打算求和，命翁同龢往天津与李鸿章商请俄使调停，翁同龢拒不受命，当面顶撞慈禧，反对求和，实属不易。（注：龚书铎：《翁同龢与甲午战争》，引自《甲午战争与翁同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6页。）
5.在20多年的翁同龢研究中，部分学者还对其教育思想进行了研究和评价。杨增麒指出：“翁同龢参与的是宫廷教育，所教学生是两朝皇帝，他的教育思想有其独特成分，但也具有普遍的内容。”“他的教育思想核心虽仍是儒家的教育思想，但突出了经世实学、经世致用的观点。”（注：杨增麒：《翁同龢教育思想初探》，《甲午战争与翁同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04页。）“翁同龢的教育思想一是“通经致用的通才教育目标，二是将书本知识和社会实践相结合的教育原则，三是启发诱导的教育方法”（注：徐国强：《翁同龢的精神遗产和常熟地方文化》，《戊戌变法与翁同龢》，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68页。）。“经世致用的教育思想核心是救国，救国的全部含义是治国安邦、振兴清王朝。”（注：谢俊美：《翁同龢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50页。）这种教育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一手点燃了光绪帝变法图强的思想之火，培养了一代爱国君主。
6.在众多论文中，还有一些是涉及翁同龢在书画艺术方面的造诣和文物收藏。有学者指出，翁同龢“不仅在政治上卓有贡献，道德文章为士林所宗，他的书法也功力深厚，自成一家，翰墨流传，得之者视若瑰宝。”
7.一些论文还论述了翁同龢的人际交往。其中以翁同龢与张謇的关系讲得较多。章开沅发表《翁张交谊与晚清政局》，论及翁张在甲午战争、戊戌变法期间及其后的交往，并论述了这种交谊对当时朝局的影响。近20年来，这类文章又有多篇，作者中有张氏后人张绪武、南通张謇研究中心的成员。他们在文中以详实的地方史料，叙述了翁张亦师亦友，在政治上以民族、国家利益为重相互影响，生活上相互关心的许多真实感人的事迹。吴正明在《翁同龢乡里交往钩沉》论文中论及了翁同龢的乡里交往。这些论文都从一个侧面真实地记录了作为近代中国著名人物翁同龢的生动形象。此外，近年来翁同龢的史料整理也有了很大进展。中华书局出版了由陈义杰整理的标点本《翁同龢日记》。翁同龢五世孙翁兴庆（万戈）将美国家藏的翁同龢遗留文字手迹、资料，以《翁同龢文献》名义交由台湾艺文书局影印出版。这些都为翁同龢的研究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少数论文还对明清两代常熟翁氏家族人才现象进行了探析，从家族、教育、地方文化的影响等方面深层次地揭示了翁同龢经世品格的成因。
百年来，学术界主要围绕翁同龢与甲午战争、戊戌变法这两个重大事件的关系开展了研究，人们在翁氏研究中存在这样和那样的不同看法是很自然的事。相信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社会科学的繁荣，翁同龢的研究必将进一步深入，并取得更丰硕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