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秀鹏[1]2004年在《魏晋南北朝辞赋的“艳”化趋向》文中提出魏晋南北朝时期以女性及与其情感生活相关的各种题材的赋作数量,和先秦、两汉时代相比,有较大幅度地增多。本文从文学史的角度,拟以魏晋南北朝时期以女性及与其情感生活相关的各种题材为内容的辞赋创作为基本研究对象,着眼点在于对魏晋南北朝时期“艳”化辞赋的思想内容、形式特点所呈现出的鲜明的“艳”化趋向,这一客观事实试作一初步的探讨和研究。进而总结出魏晋南北朝辞赋“艳”化的整体进程和特质,并且从社会思潮、文学风气、文人心态和审美风尚等方面对魏晋南北朝时期辞赋“艳”化的原因进行分析和论证。从而,肯定了魏晋南北朝时期“艳”化辞赋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的积极意义。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魏晋南北朝辞赋的研究现状,深化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有关女性题材方面辞赋的研究。
吴从祥[2]2006年在《唐前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形象研究》文中提出虽然学者们对唐前文学中的女性形象作了不少研究，取得了可喜成就，但也有一些不足之处。其一，至今尚无学者对这些女性形象进行较为全面的研究，至今尚无研究这些女性形象的专着。其二，大多此类研究往往流于对具体作品中的各式女性形象类型的罗列和作品艺术性的分析，而较少对这些女性形象的内在意蕴进行阐释，较少从大的文化背景出发对这些形象形成的原因进行深入分析。其叁，学者们对一些与女性形象相关的重要文学现象，如女性礼教化、性别比兴、女性代言、拟女性代言等也较少进行研究。有鉴于此，本文以唐前时期文学作品的女性形象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对其中一些具有典型意义的女性形象进行深入地研究，概括这些形象的主要特征，考察这些形象形成的原因，考辨这些形象的源头与流变，分析这些形象在文学发展史中的地位与影响。这样，既可以追溯出一些典型女性形象的最初原型，也可梳理出这些形象发展与演变的轨迹，使人们对这些女性形象有一个更为清晰的认识。对这些形象特征的分析及其变化原因的揭示，既有助于人们对这一时期文学的认识和理解，也有助于人们对这一时期历史、文化、政治、思想等的认识和理解。 全文共七章，各章以专题的形式对一些具有典型意义的女性形象进行深入地考察和研究。结语从整体的角度对此时期女性形象的发展变化作一概括性的总结。 第一章以西王母与嫦娥为例，分析神话传说中的女神在后世的演交情形。在《山海经》中，西王母是一个面目狰狞的凶神，而到了《穆天子传》中，西王母则变成了一位温柔多情的异域女主人。周代宗教革新导致的神灵信仰的衰微和人文意识的增强，周人强烈的以史为鉴的历史意识和礼乐文明建设等，是中国远古神话散佚和逐渐历史化的根本原因，也是《穆天子传》中西王母人化的内在间接原因。《穆天子传》以史籍为基础的创作实情以及将人物美化的创作手法是西王母人化的直接原因。到了汉代小说中，西王母则演变成貌美位尊的女仙。此后西王母形象依然不断遭到丑化。常羲原本是月神，后演化为卜官常仪和月精嫦娥。羿妻奔月故事当初可能与嫦娥无关。当人们将月精嫦娥、羿妻食不死药奔月以及月精蟾蜍叁个故事组合在一起时，才构成完整的嫦娥奔月的传说。这样，人们将月精嫦娥、羿妻及月精蟾蜍叁者混为一体了。西王母与嫦娥形象的演变表明，在流传过程中女神形象不断遭到丑陋化，不断被转换成话语工具，以至面目全非，难以辨认。 第二章分析屈原、宋玉、曹植等文人作品中的神女形象的演变。屈原《九歌》十一篇可能非一时一地之作，有的作于郢都任职时，有的作于流放民间
杨晓慧[3]2012年在《唐代俗文学研究》文中指出唐帝国是诗的国度,唐代诗歌光芒四射,光照千古,因而自古及今,世人对唐诗的研究熙熙攘攘、络绎不绝。唐文的研究虽不如唐诗那样热闹纷繁,但也不绝如缕,且大有愈演愈烈之势。与唐诗研究的门庭若市,唐文研究的日益升温相比,唐代俗文学活动的研究则有些岑寂冷落。事实上,唐代国家统一,经济发达,唐朝统治者推行开明、兼容的文化政策,为文化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氛围。唐代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中外文化交流频繁,民族融合进一步加强,因而唐代文化呈现出全面繁荣的态势。唐代文学的发展,有一种日益俗化的趋势。至中晚唐时期,各种俗文学活动热闹纷繁、异彩纷呈。可是,由于俗文学历来不受重视,因而文献记载较少,加之有些俗文学形式乃口传心授,本不易流传,所以俗文学的研究既受到观念的影响,也受到资料匮乏的羁绊。而唐代雅文学与俗文学是唐代文学母体的双翼,要全面深入地研究唐代文学,俗文学之研究自然不可忽视。近年来,随着敦煌文献的发掘,唐代俗文学的研究日益丰富深入,但多为具体篇目地探究,宏观整体地把握较少。即便是有些宏观地研究,也多集中在基本内容地介绍,相对来说,还缺乏较为深入地整体研究。鉴于此,本文试图对唐代俗文学活动生成的原因及条件,唐代俗文学生成与都市民俗风情的关系,唐代俗文学活动的生产、传播与消费特征,唐代俗文学活动与雅文学的互动,唐代俗文学活动对后世俗文学活动的影响等方面做新的探索性研究。俗文学作品的分类是个众说纷纭的话题,现存的许多分类中常有标准不一的现象。针对唐代俗文学的实际情况,参照赵景深先生的观点,笔者将唐代俗文学活动按照表现形式,分为口承俗文学活动和笔传俗文学活动。口承俗文学活动包括：俗讲、变文、话本、戏曲、民谣、颜语等等。笔传俗文学活动分为：俗诗、词文、俗赋、曲子词、唐传奇、竹枝词等。当然,这种分类并不是绝对的。唐代口承俗文学的成就是最为耀眼的,其参与者非常广泛。笔传俗文学留下了更多士人的手迹。笔者在此对唐代各体俗文学活动的基本情况进行了介绍与总结。唐代俗文学生成的原因及条件是多方面的,除了我们常说的政治经济等原因外,还有其他多方面的原因,如仪式宗教,多元开放,城市繁荣以及人们对功利目的地追求等等,都促进了唐代俗文学的发生发展。历史传承是唐代俗文学的历史渊源；俚俗都市是唐代俗文学的市民热情；寺庙酒肆是唐代俗文学的活动中心。在整个人类文学创作与审美活动中,由于受到生产力水平,社会整体文化水平等因素的影响,高雅文学活动的参与者相对较少,而通俗文学活动的参与者相对较多,这是人类雅俗文学活动的普遍倾向。除此之外,唐代文学还呈现出明显的雅俗共赏的倾向。这种倾向主要表现在唐代的雅俗文学在当时都很受欢迎；同时,很多文人士子既能创作雅文学,又能创作俗文学,可谓雅俗兼擅。唐代俗文学与诗歌、散文等正统雅文学的发展处于相融互补的关系之中,文人雅士往往从当时流行的口授心传的俗文学作品中获取再创作的素材,而俗文学则借助于文人再创造使自身得到提高,同时在书面化的过程中获得更为广泛的流传。因而形成唐代文学发展中这种雅俗互动、雅俗互补的现象,对后世通俗文学的繁荣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启示。俗文学活动作为文学活动的一部分,它包括俗文学作品的生产、传播、接受与消费活动。唐代俗文学活动的生产消费特征包括实用性的俗文学活动,夸示性的俗文学活动,人格化的俗文学活动。俗文学的实用性即功利性,这种功利性使俗文学活动更注重其审美娱乐功能。20世纪美国着名的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维布伦提出了“夸示性消费”的理论,借用这种理论来分析唐代俗文学活动中的一些现象也未尝不可。关键在于,唐代的一些俗文学活动背后也存在着惊人的夸饰性消费成分。唐代俗文学的各种文体,既是在继承前代各种文体尤其是俗文体基础上的大发展,又对唐代及其后文人创作具有极大的影响与渗透。唐代俗文学创作题材和内容相当广泛,艺术成就同样引人瞩目。唐代俗文学不但具有很高的文学史价值,也从多方面展现了当时的社会历史,因而具有文学史与社会历史的双重价值。唐代俗文学对后世文学有着巨大的影响。中国古代戏曲说唱结合、以演唱为主的艺术形式,应当深受敦煌变文的影响。而从后世戏曲的创作题材看,许多作品深受唐代说唱文学,甚至唐传奇的影响。同时,历史题材变文的基本要素乃至历史素材,对宋元话本及承变宋元话本之历史演义小说同样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现代以来,随着敦煌遗书的大发现,唐代俗文学得到空前的重视与研究。一方面,整理研究唐代敦煌俗文学的成果层出不穷,一方面,唐代俗文学继续发挥着其久远的影响力。
马骁英[4]2016年在《《四六丛话》对《文心雕龙》骈文理论的因革》文中研究表明本论文主要研究清代孙梅的《四六丛话》在骈文理论领域对南朝梁代刘勰的《文心雕龙》所进行的缜密而全面的继承与创新。孙梅的《四六丛话》并非仅仅只是简单地效仿《文心雕龙》,而是在《文心雕龙》的骈文理论的基础上,有因有革,或通或变,积极而扎实地作出了一系列卓越的理论创新。孙梅《四六丛话》的骈文理论,充分吸纳《文心雕龙》的丰富理论营养,清醒认识《文心雕龙》未言未尽之意,既对《文心雕龙》的骈文思想进行了深入的阐发,又充分展现了《文心雕龙》之后的骈文历史发展进程和发展理路。本论文共分五章。第一章为绪论,主要论述《四六丛话》与《文心雕龙》的骈文理论的国内外研究概况,阐述本论文的研究方法、理论意义、研究特色和创新之处。第二章主要论述《四六丛话》在骈文起源论领域对《文心雕龙》的规随与深化。《文心雕龙》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在昭示骈文源头时,突出了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对于骈文产生的重要意义。孙梅《四六丛话》的骈文理论在对骈文艺术探本穷源时,对《文心雕龙》进行了全面的规随与深化,指出骈文的产生源于对造化自然的师法,源于对社会实用功利目的之顺应,源于对传统文化心理的迎合。第叁章主要论述《四六丛话》在骈文文体论领域对《文心雕龙》的因革通变。《文心雕龙》论文叙笔,囿别区分,辨章众体,恢弘明约,铸万品之规模,传文体之科律。孙梅《四六丛话》的骈文理论对《文心雕龙》的文体论进行了出色的因革通变,不仅对《文心雕龙》的文体源流论加以阐发,而且更进一步地深入发掘、详尽论述了《文心雕龙》之后众多文体由散入骈的骈化历程,以及一批后世新兴文体的骈化面貌与机制。第四章主要论述《四六丛话》在骈文技法论领域对《文心雕龙》的继承与发展。《文心雕龙》阐述骈俪之技法,探索靡密,精微朗畅,提挈纲维,梳理条贯,《丽辞》以论对偶,《事类》以论征典,《声律》以论协韵,《情采》以论藻饰,衢路通达,垂范后学。孙梅《四六丛话》的骈文理论对《文心雕龙》的骈俪技法论既有继承,又有发展,他在融会贯通《文心雕龙》骈俪技法思想的同时,以更广阔、更新颖的宏观理论视角考察、审视、论析了各种骈俪技法在《文心雕龙》之后的漫长历史时期内的发展和衍化状况,并且结合实例,论证了各种骈俪技法的新变。第五章主要论述《四六丛话》踵武《文心雕龙》的历史意义。历代以来,理论界对《文心雕龙》的效仿,不乏力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教训。孙梅的《四六丛话》充分借鉴前人模仿《文心雕龙》的经验教训,在骈文理论领域,踵彦和之武,炫奕世之珍,因革文体,通变文术,融贯今古,不拘恒蹊,开拓出了一条踵武因革《文心雕龙》的新路,实为踵武《文心》的成功之作。
叶汝骏[5]2018年在《唐代五律艺术流变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袁枚《随园诗话》云:“唐人最重五律。”五律在唐诗体裁系统中占据着极其重要的位置,它既是唐诗近体中率先完成定型的一体,也是联结古、近两大体裁系统的枢纽性诗体。同时,五律还是唐人创作数量最多的诗体,而唐代则可谓五律艺术发展史上最为辉煌的时期。再者,唐代科举试诗主要采用五言六韵的近体诗,而五律正是其必备的基础,这便决定了五律在唐人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地位。故可以说,五律是唐代的第一诗体。本文通过对唐代五律历史演变过程的系统梳理,.初步还原了唐代五律艺术发展的真实状况,归结出了唐人五律的独特艺术追求。全文除绪论外,共分为六章。绪论部分提出“唐诗文体学”的概念,并分析了该研究的重要意义、现状及不平衡性,指出今人对于唐代五律的研究与其地位与成就严重不符的情况。绪论还介绍了唐代五律的数量、分期等基本情况,并深入分析了古今学者对于唐代五律的研究现状及其动向。正文部分,第一至五章从纵向的史的角度对唐代五律的历史演变轨迹进行系统梳理。与以往学者多从时限角度进行机械划分不同,本文以诗歌艺术性的总和一一“体”一一为视角,将唐代五律划分为齐梁体、初唐体、盛唐体、大历体、杜甫体及元白体、张籍体、贾岛体等若干发展阶段。具体而言,第一章论述唐体五律初步剙构的首个阶段,即从齐梁体到初唐体的演变过程,并指出初唐体五律存在“以律行律派”和“以古行律派”二元分野的格局。第二章论述形成唐体五律正宗、经典作品的主要阶段一一盛唐体,指出盛唐诗人的一些审美选择对后世五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第叁章论述登峰造极、轨范千古的杜甫体五律,杜甫以一人之力,掀起了唐代五律的二次美学变革。第四章论述大历体五律的艺术特征与发展状况,在这一堪称五律首次独盛的阶段,五律的若干特征发生了一系列微妙的转变。第五章论述贞元以后的五律,此际的五律受元白体、张籍体、贾岛体等多种美学范式的共同影响,尤以贾岛体的影响最为深刻。第六章进一步从横向对比的角度归结出唐人五律的独特艺术追求:一是通过唐体五律与齐梁体五言新体诗的对比,揭示出唐人五律的艺术进步;二是通过初盛唐五律与中晚唐五律的对比,揭示出唐人五律美学追求的转变;叁是通过梳理唐代五律“以古行律派”与“以律行律派”的消长演变,揭示出“以古行律”的五律成为唐代五律高格的原因;四是通过五律与七律在表现原理、主导风格等方面的对比,进一步揭示出唐人五、七言律的艺术分工问题。余论部分还就与唐代五律相关的一些问题进行了延伸探讨。
胡秋妍[6]2018年在《唐五代词本事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中国古代诗歌,从它的产生开始,就伴随着本事。随着文学的演进,本事批评也在不断地发展。孟启在《本事诗》序目中说:“诗者,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故怨思悲愁,常多感慨。抒怀佳作,讽刺雅言,虽着于群书,盈厨溢阁,其间触事兴咏,尤所钟情,不有发挥,孰明厥义”成为直接的本事批评之始。唐五代时期,词体文学生成并逐渐成熟,词的本事也就蕴涵在词调、词人与词作之中。因而对词的本事的探求,既是阐释词的一种手段,也是解读词的一种方法。基于此,本选题集中于唐五代词本事的研究,旨在搜集词调本事、词人轶事、词作本事文献的基础上,运用本事批评的方法尽可能还原唐五代词的创制、演唱、传播时的情景,选取新的视角在梳理唐五代词本事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力图解决唐五代词中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唐宋词学研究,因为词乐的丧失,给予研究者带来巨大的困难,也是长期以来困扰词学研究的最大瓶颈。如何从特定的层面探讨词体产生的本源,挖掘影响词体发展的各种因素,就是研究者需要倾力解决的问题。从本事生成与批评的视角展开唐五代词的研究,是本选题致力尝试的方向。本论文共七章,第一章《唐五代词本事的范畴与语境》是对本论题的理论准备,也是对研究路径的总体思考。在“缘事而发”“知人论世”“以意逆志”的理论观念统摄下,强调作为文本语境的唐五代词本事,进而考察唐宋词人的本事观。第二章至第四章集中于词调本事的考论。首先是搜集、考证唐五代时期为文人常用的词调的本事、源流、声情、风格等,并结合具体实例论证词调本事与“唐词多缘题”这一特点之间的紧密关系。其次是集中于《云谣集》与《花间集》的对比考察,认为《云谣集》是“教坊曲子词”,《花间集》为“诗客曲子词”,从“教坊曲子词”到发展到“诗客曲子词”,体现了唐五代词史发展的大方向。再者是从《临江仙》词入手,考察其本事生成和主题演变情况,阐述其创调本事与情感来源。第五章至第七章为词人与词作本事的研究。首先是从李白及其作品在唐五代时期经典化过程中参与本事“层累型”书写的多种力量,来探讨唐五代时期文人对李白的接受,进而从《清平调》本事的书写考察李白对音乐、诗律、词律的掌握,探求李白由声诗、乐府等音乐文学创作向词体文学创作的转向。其次是通过考察温庭筠两种与音乐有关的文体即乐府倚曲和词的创作,揭示温庭筠“能逐弦吹之音,为侧艳之词”的内涵,并探讨在唐五代时期音乐与文辞相辅相成的关系。再者是以韦庄、李煜为中心,从“有我”之作即词作中抒情主人公为创作者情况入手,揭示词文本与词本事的互动生成关系,以及词本事对词阅读的介入情况。
参考文献：
[1]. 魏晋南北朝辞赋的“艳”化趋向[D]. 王秀鹏. 辽宁师范大学. 2004
[2]. 唐前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形象研究[D]. 吴从祥. 山东大学. 2006
[3]. 唐代俗文学研究[D]. 杨晓慧. 陕西师范大学. 2012
[4]. 《四六丛话》对《文心雕龙》骈文理论的因革[D]. 马骁英. 辽宁大学. 2016
[5]. 唐代五律艺术流变研究[D]. 叶汝骏. 上海师范大学. 2018
[6]. 唐五代词本事研究[D]. 胡秋妍. 浙江大学. 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