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哲学的兴趣：在哲学与生活之间——从批判理论和生活世界的视角对罗素和维特根斯坦的一个批评解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维特根斯坦论文,哲学论文,视角论文,批评论文,兴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8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600(2003)04-0090-07
虽然说那种把任何一种哲学理论完全归结到这种哲学兴起时的社会情境和相关哲学家 的生活世界的哲学史观确实难免简单还原论之讥，但是只要这样一种哲学史视角的探究 不自诩能够解释其研究对象(某种哲学或某一段哲学史)的一切方面的话，那么这种研究 至少可以是有所教益的。以批判理论和生活世界的视角来对分析哲学作一个批判性的研 究尤其困难。首先，从方法的方面讲，这种批判性研究自身必须对“科学的”还原论的 方法论信条(这构成了早期分析哲学的一个基础)有一个反思批判，充分意识到自己作为 一个“以批判理论和生活世界的视角”来做的哲学史研究的有效性限度。其次，从哲学 理论所表现出来的形式和内容的方面讲，分析哲学是极不容易与社会问题和生活问题联 系起来的。这就构成一个考验：如何避免对于研究材料的解释的任意性。在本文下面的 工作中，用以避免此种任意性的方法之一，是注意到哲学与哲学家的关系。从一种现代 性的“无人身理性”的观点看来，哲学与哲学家之间并没有任何可能的联系，从而任何 一种对哲学与哲学家之关系的考察，都将是毫无意义的。然而这种“无人身理性”观点 ，正是本文试图通过具体的文本解读来批评的东西。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分析哲学正是 这种“无人身理性”的进一步极端化。在分析哲学那里，尤其典型的是在早期分析哲学 罗素和维特根斯坦那里，哲学与哲学家的关联断裂状况达到了有史以来最惊人的地步， 犹如在现代性社会里人与技术的分离所达到的惊人地步。这种断裂和分离导致巨大的痛 苦和危险。在罗素和维特根斯坦那里我们可以鲜明地感受到这种痛苦和危险。这种极度 的痛苦和危险本身即是那种极度“无人身理性”形态的哲学理论与其哲学家生活之间联 系的扭曲的表达形式。
一、联系黑格尔解读罗素分析哲学的批判兴趣[1]及其非批判性的一面
如果仅仅从论题和表面形式上看，分析哲学似乎确实像它自己宣称的那样，完全不考 虑“无意义”的“形而上学”问题和“生活问题”。然而在分析哲学的兴起之初，例如 在分析哲学的创始人之一的罗素那里，我们发现：不但作为哲学家的罗素，其哲学的兴 趣追求与其逻辑语言分析的哲学形式之间有着某种张力，而且他也不完全像乌兰·艾德 说的那样，截然区分“精确的思想”和“另外的领域”[2]。罗素说过这样的话：“在 死以前，我必须找着一种方法，能道出我之所有为我的本质的所在，这种本质的东西我 还从来没有说过——这种东西不是爱，不是恨，不是怜悯，也不是轻蔑，而是生命的精 髓，这种东西性质猛烈，是来自远方，把非人世的事物的广大和那种可怕的无情的力量 带到人生中来……”[3]即使在他的对于极度形式化的分析哲学的研究、乃至对于分析 哲学的原型楷模数学的研究里面，实际上都蕴含着一种形而上学的追求，或者说把哲学 思考本身当作一种生活方式的兴趣：“我年轻的时候我希望在哲学里找到宗教上的满足 ……我一想到数学我就有崇敬之心……”[4]。然而，终究由于这种出自作为一个人的 分析哲学家的形而上学冲动、或者说把哲学当作一种生活方式的兴趣，与分析哲学对于 自身内容和形式的“拒斥形而上学”的要求，这二者之间有着难以调解的张力，使得分 析哲学家的哲学事业和生活往往成为痛苦的经验。正如艾兰·乌得所看到的，“罗素的 事业是三重的失败”。[5]
所以，如果说中世纪基督教是“苦恼的意识”(黑格尔)，那么不妨说分析哲学是“无 奈的意识”。拒斥形而上学，其实一开始还不是出自内容方面的要求，而是出自方法上 的反思批判。由方法论上的反思批判而不幸地连带导致内容上“空疏浅薄”[6]的后果 ，在这个过程中发生的事情与黑格尔时代所面临的康德主义泛滥的情形非常类似：“但 就在德国在她新生前的一些时候，哲学已空疏浅薄到了这样的程度，即哲学自己以为并 确信它曾经发现并证明没有对于真理的知识；上帝，世界和精神的本质，乃是一个不可 把握不可认识的东西。……放弃对真理的知识，自古就被当作最可轻视的、最无价值的 事情，却被我们的时代推崇为精神上最高的胜利。”[6]
有意思的是，虽然黑格尔哲学对“知性的执著”、“空虚的同一性”、“抽象的自身 同一”等等康德主义的流弊作了深刻的批判，并且以此为基础建立了他的哲学“体系” ，但是哲学史并没有终结于这个无所不包的体系。罗素对黑格尔体系之妄图作为最后真 理之大全的狂妄的辛辣讽刺[7]表达了西方哲学源远流长的批判反思精神在20世纪初对 于“真理权威”的蔑视。可以说分析哲学的出现不是一个“纯逻辑”的事件，而是在一 种强烈的反叛现代性理性主义统治的情绪中发生的，虽然这种反叛也是以一种精确理性 主义的面目出现。
分析哲学在人文、社会、政治方面的关怀和兴趣，如果说从分析哲学所考究的问题本 身很难看出的话，那么从罗素这样一个分析哲学家身上则找到了表达。这一点不但从罗 素对基尔特社会主义的倡导和参加现实的反对战争、维护和平的政治斗争，以及从事妇 女问题和教育问题等方面的社会实践上可以看得出来，而且从他的《西方哲学史》的写 作中都可以清晰地感受到。可惜的是，这种人文政治的关怀和兴趣被逻辑语言分析的形 式化要求和哲学科学化的要求这样一些出自方法论的兴趣所掩盖和削弱，从而降低了分 析哲学在哲学“内容”——我说的是在一些至关重要的人类生活事务主题——上的批判 性，反倒无批判地成为近代以来科学技术意识形态[8]的合谋。即使在方法论上，由于 批评黑格尔教条主义的需要，分析哲学从一开始就没有充分吸取黑格尔对知性思维方式 的决定性批评，从而也没有突破康德以来以近代机械论自然科学为楷模的知性思维方式 。但是无论如何，分析哲学在它开始的时候是一种满怀着“人文精神”和社会政治批判 兴趣的、真正配得上“哲学”之名的思想的探索。这一点由于罗素之后分析哲学的日益 技术化、专门化和经院化而被人忽略。
黑格尔曾经把知性思维方式的泛滥和对哲学“内容”的冷漠归结为时代的“艰苦”， “使人对于日常生活的琐事予以太大的重视”，使得“世界精神太忙碌于现实，太驰骛 于外界，而不遑回到内心，转回自身，以徜徉自怡于自己原有的家园中。”但是在黑格 尔之后发生的情况恰恰是：当实证主义、分析哲学和科学哲学(scientific philosophy )等等崇尚知性科学和经验主义的哲学形态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 兴起的时候，资本主义世界正经历着一个繁荣发展的阶段。与黑格尔乐观进步的设想刚 好相反，在世界“最艰苦”的时代发生的恰恰不是“世界精神”的回到“自己原有的家 园”，而是无可挽回的“经济化”、“家政化”[9]，人们越来越“对于日常生活的琐 事予以太大的重视”。黑格尔不但没有扬弃掉知性的哲学，反而被后者“像死狗一样抛 弃”。怀着批判兴趣的分析哲学由于没有吸取黑格尔的积极成果而成为技术化、家政化 的现代性意识形态的表达，从而彻底丧失了它起初的批判品格。
二、从哲学与生活世界的联系解读维特根斯坦哲学的兴趣
如果说在分析哲学兴起之初，罗素以一种与其逻辑语言分析的哲学形式相分离的方式 表达了分析哲学的社会政治批判之兴趣的话，那么可以说维特根斯坦以一种与其分析品 格的哲学相纠缠的方式表达了分析哲学与其生活世界的不可避免的、千丝万缕的联系。 这一点无论从维特根斯坦前期的逻辑语言分析哲学还是从其后期的日常语言分析哲学中 ，都可以看得出来。我们先来解读以《逻辑哲学论》为代表作的前期维特根斯坦分析哲 学与其生活世界的联系。
在《逻辑哲学论》[10]的自序里，维特根斯坦说“这本书的整个意义可以概括如下： 凡是能够说的事情，都能够说清楚，而凡是不能说的事情，就应该沉默。”书的最后一 句话也确实是这么说的：“7.一个人对于不能谈的事情就应当沉默。”他的理由是“这 本书讨论哲学问题，并且表明，如我所认为的，这些哲学问题的提法，都是建立在误解 我们语言的逻辑上的”。于是这本书要做的工作便是通过对“我们语言的逻辑”的具体 分析，“为思维划定一条界线，或者不如说不是为思维，而是为思维的表述划定一条界 线”。
典型的分析哲学思路和论述风格，简洁明快，逻辑谨严，似乎无懈可击。然而，我们 首先要问的是：他谈到哲学问题，然而什么是哲学问题?
即使有那么一些问题，它们的提法“都是建立在误解我们语言的逻辑上的”，维特根 斯坦也无法否认它们是“哲学问题”。对这些问题的价值的评判是一回事，对它们关注 的事情的了解和规定是另一回事。韩林合在《维特根斯坦哲学之路》中出于研究工作的 方法论需要曾这样规定“哲学问题”：“无论是在他的前期著述还是在他的后期著述中 ，我们都找不到维特根斯坦对‘哲学’这一概念的明确而惟一的界定或使用。也就是说 ，他是在不止一种意义上使用它的。为了研究的方便，我们不妨对它权做如下的规定： 哲学探究的是对人生有终极意义的东西，这些东西以最根本的方式影响着人之为人的生 活。因而它至少应处理以下这些问题：作为整体的(现实)世界的存在以及作为其组成部 分的任何东西之存在性；人生中究竟什么是最为本质、最有价值的东西?绝对的善、绝 对的价值何在?如何才能达到幸福?人生的意义何在?……”[11]很难说这些问题准确地 就是维特根斯坦心目中所谓“哲学问题”的图景，但是至少可以肯定的是：前期维特根 斯坦的“为思维的表述划定界线”的逻辑语言分析工作，是以一系列源于生活世界的“ 哲学问题”为前提和背景的。这个前提和背景在维特根斯坦那里虽然没有被自觉地、明 确地说出来，而且同时被笼统地冠以“误解语言逻辑”的罪名，但实际上它们构成了维 特根斯坦的“划界”和“分析”工作的意义的源泉和基础。甚至可以说，维特根斯坦是 以一种拒绝直接面对和回答这些“哲学问题”的姿态回应了这些“哲学问题”。对“哲 学问题”的兴趣归根到底还是引发和驱动着维特根斯坦的那些看起来仅仅是“逻辑”而 非“哲学”的分析工作。
维特根斯坦拒绝对哪些问题属于“哲学问题”做出明确的规定，还不只是因为考虑到 这些问题不可能有答案这样一个现实的“哲学处境”、从而避免为那些注定没有答案的 问题浪费智力，而且因为在他看来，那些不可能有答案的问题的提出本身就是不可能的 。《逻辑哲学论》第6.5条说道：“对于不能表达的解答来说，人们也不能把问题表达 出来。这种谜是不存在的。如果一般地能把问题提出，则也能对它加以解答。”[12]第 6.51条又说：“疑问只存在于有问题的地方；只有在有解答的地方才有问题，而这只有 在有某种可以说的事情的地方才有。”[13]维特根斯坦已经深刻地洞察到：发问和解答 是互相依存、互相解释说明的关系。问与答合起来组成一个圆圈、圈套，构成一个封闭 的茧。实际上不但数学、形式逻辑和近代机械论的自然科学等等被分析哲学奉为楷模的 科学形态是运思在这个问-答的圆圈或者问答之茧里面，而且分析哲学严厉拒斥的传统 形而上学也并没有越出这个问答游戏的圈套而“天马行空地”“不够严谨地”提出问题 和考虑问题。在这个意义上讲，可以说，维特根斯坦出于科学模式的问-答清晰对应的 要求而对形而上学问题之无意义性、即无明确答案对应性所作的批评，其实仍然是局限 于“科学精神”内部的批评，是在“科学精神”或者说“现代性”内部不同形态之间的 矛盾。有意思的是，虽然维特根斯坦要求任何有意义的思想和言说必须自觉地固守在问 -答游戏的圆圈里面，但是维特根斯坦本人的“为思维的表述划定界线”的工作呢?这个 工作本身也是一个思维的和表述的工作。这个工作是有意义的，但是它并没有自限于问 -答圆圈的狭小范围，没有自缚于问-答之茧中。因为它并没有像自然科学那样提出什么 有着明确趣向的具体问题、然后对问题做一个“可以期望的”具体解答。它甚至没有像 形而上学那样提出“不可解答的问题”、然后徒劳地寻求问题的解答。《逻辑哲学论》 的维特根斯坦洞察到问与答的相互依存关系，这是一个有可能导致突破西方传统的科学 -形而上学偏见的伟大前奏。在《逻辑哲学论》里，维特根斯坦虽然没有能够突破这个 问答之茧而解放哲学思考的更大可能性，而是反过来加强了对思想及其言说的限制，但 是《逻辑哲学论》这部著作的写作本身已经启发了人们以及维特根斯坦自己后来突破这 种限制的可能性。意识到这个可能性的青年维特根斯坦并不为这个可能性而高兴，他希 望读者“在爬上梯子之后把梯子抛掉”[14]，然而自由而深入的哲学思考方式、或者说 那种耐心地游刃于解释学循环之中以求展示终极意义的思考方式的积极意义，远不是他 自己所估计的那样微不足道。
即使在《逻辑哲学论》里，维特根斯坦也已经达到了那种突破问-答游戏模式的哲学思 想模式的边缘。在第6.52个命题里，维特根斯坦说道：“我们觉得即使一切可能的科学 问题都能解答，我们的生命问题还是仍然没有触及到。当然不再有其他问题留下来，而 这恰好就是解答。”[15]在第6.521命题又说道：“人们知道生命问题的解答在于这个 问题的消灭。”[16]
问题消灭之处，正是哲学——非传统形而上学的和非科学的哲学——开始的地方。然 而由于维特根斯坦的反形而上学的不彻底性——这个不彻底性表现在他对哲学的科学性 要求(如接下来的第6.53条命题所明确表述的那样)，而这一点是由于他尚未反思科学与 形而上学的共同运思领域造成的——他从问题(“形而上学问题”，如生命问题)的消失 中得到的结论是：对此类问题的思考和谈论也必须消失。但是，没有问题可问是不是就 一定意味着无话可说呢?问到无可发问之处是不是哲学就到了英雄无用武之地、必须三 缄其口呢?对于思想的事情来说，是不是情况跟维特根斯坦的设想刚好相反呢?是不是越 到无可发问之处就越是哲学的用武之地、而且只是到此时说话才突破问-答游戏这一科 学的和传统形而上学的模式，从而思想的事情才刚刚开始呢?这种非形而上学和非科学 的思想方式，将不再运思于问-答游戏的领域之内，而是试图通过一种非问-答的解释性 的和叙述性的言说来耐心地展示(manifest)意义，尤其是那些“不可能有答案的哲学问 题”的意义。
维特根斯坦不是没有看到这样一种言说方式的可能性。遗憾的地方只在于他拒绝把这 样一种言说的方法视为一种与真理的追求相关的方法。他用一个简单的词“神秘”就轻 易地把这样一种显示(manifest)意义的方法给驱逐出了真理追求者的行列。紧接着上面 引述的6.521，在6.522他说道：“确实有些东西是不可说的。这些东西(只能)自己表明 (manifest)出来。它们是神秘的东西。”[17]是啊，manifest，表明出来，展示出来。 说话本来就是展开和显示，问-答游戏只是展示方式的一种。现在维特根斯坦却因为非 问-答的展示方式不是问-答的展示方式而否认它是一种展示方式，这个逻辑甚至不符合 基本的形式法则。他把那些只能展示、不能明确地提问和解答的东西意义视为神秘不可 说的，实际上是错误地理解了言说的性质和范围。
联系上面引述的几条命题，可以看出，在维特根斯坦的论证里有这样一个等式：可说 的 = = 成问题的或可对之提出问题的。这个等式表达了现代科学技术意识形态对于 人文类型的思考和言说方式的粗暴干预。事实上，即使就算有所谓神秘领域与可说领域 之分，在精确科学(以及逻辑的分析的哲学)与神秘之间，也并不是无话可说的境地。“ 凡是能够说的事情，都能够说清楚，而凡是不能说的事情，就应该沉默。”——这句话 的内容听起来跟它的语气一般干脆利落，但仔细想起来其实不简单。现实是，从来没有 什么事情“能够说清楚”，也没有什么事情“不能说”。这样一来，里打外敲，剩给早 期维特根斯坦的实际上就一句话都没有了。或者说只剩下“两个凡是”这句话了——而 他自己又说过“在爬上梯子之后把梯子抛掉”[18]的话，所以还是脱离得干干净净，不 留下一句话。
无话可说便是无聊。从哲学与生活世界相联系的观点来看，可以说：早期维特根斯坦 在哲学上无话可说的境况与他在生活上的无聊境况是相关的。生活，尤其是哲学的生活 ，天然流畅地总会有很多话要说、要表达、要倾诉、要叙述、展现和论证。而且更要紧 的是，在这生活之声里，从来就没有少过沉默的位置。从生活世界的视角看来，沉默本 身就是言说生活的构成部分，而不是言说之外的、生活之外的、非人的神秘之物。可见 ，持有上述等式，即“可说的 = = 成问题的或可对之提出问题的”这一等式的人的真 正问题之源在于：他的生活是成问题的。他过的是一种成问题的生活。青年维特根斯坦 离开英国回到奥地利的日子里，他过得非常苦闷，他面临四个可能的选择：1.顾左右而 言他，哲学上的“两个凡是”只让它留在“哲学”上，“生活”上我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2.皈依宗教。3.自杀。4.回到生活，回到哲学，回到哲学生活。如我们在本文的第一 部分里所论述到的那样，曾经面临类似选择的罗素实际上走的是第一条路[19]。维特根 斯坦这种执着认真的人不会走这条路。第二和第三条路，在维特根斯坦回维也纳的那些 日子里，曾经像两条阴魂一样分别缠绕在他的左脚和右脚。但维特根斯坦终于走了一条 更接近第四种选择的道路。《哲学研究》这部后期哲学的代表作，可以说是向生活、向 哲学、向哲学生活回归的沿途风景速写集。
但是正因为《哲学研究》是对《逻辑哲学论》的批判，所以它只是对它的批判。反对 一个东西，表明他还要反对那个东西，表明他想反对、而事实上没有脱离那个东西。这 个情形适用于描述无论前期还是后期维特根斯坦的哲学与生活的关系。无论前期后期， 无论表面上看起来是脱离生活还是贴近生活，他想要做的事情有一件是没变的：那就是 力图反对、批判、摆脱(旧有的)哲学、形而上学。前期，他“为语言立法”，而哲学的 工作就无非是类似于司法官或警察的一种公务——通过分析传统形而上学的逻辑句法， 指出形而上学的言说是违反“语言法律”的、从而是毫无意义的胡说。虽然分析哲学向 来以繁琐著称，但是早期维特根斯坦的主要的兴趣还不在于任何“审问具体案情”的琐 碎分析工作。他更像一个颁布法律的君主。而后期的维特根斯坦则认识到他前期为语言 立的法是武断的、不尊重语言本身的。于是他对自己发动了一场语言分析范式的革命， 即从逻辑语言分析转变到日常语言分析。然而成问题的状况仍然保留着：在“日常语言 分析”中，维特根斯坦并没有“投入”“日常语言”，从而面对事情本身来言说哲学、 言说生活、言说哲学生活。他只是陷入了另一种分析的琐碎公务之中。警察依然是警察 ，只是制服换了一套。要抓的嫌疑犯还是那一个：形而上学；只是罪名有所不同：以前 说它违反铁定的逻辑法则，现在的理由则是：是的，首先你是自由的，你有天赋的说话 权利，任何人都没有任何理由来封住你的嘴巴；但是，为了维护你的自由与权利，你必 须遵守语言民主共和国的法律，因为这法律不是别的，正是语言共和国里千千万万、各 式各样、彼此之间血缘相连、面貌“相似”的祖国大“家族”的广大公民们民意的代表 。
关于哲学的工作，后期维特根斯坦的常用说法是：“哲学处理问题就有如治病一般。 ”[20]这里有一种误解：似乎哲学和非哲学的言说、医生和病人、健康和疾病之间有着 一种本质的截然划分。这种截然划界的思路与它前期对可说不可说的划分一样，都是出 自一种抽象的科学类型形而上学的知性思维方式。事实上，就医生/病人的比方而论， 世界上没有无病的人，也没有不是正在患着某种病的医生(总会有某种病的，诊断取决 于对健康/疾病之临界度的解释)。问题在于，如果大家同意维特根斯坦医生悲天悯人的 忠告，一致商议好要在治好所有人的所有病之后，再开口说话，好好生活，恐怕就见不 着一个有气儿的活人了。其实，根据维特根斯坦医生后期的医学理论，本来可以得出这 样一个合乎情理的结论的：不但说话与沉默，而且健康与疾病原来也是彼此长相相似的 同一家族中的成员。医生从来不可少，但行医不过是千千万万普通职业中的一种。在医 生与病人的关系上，历事丰富的医生不把自己置身于芸芸众生的生活之外，再捉摸着怎 样来拯救这群苦难的生灵。在健康和疾病的关系上，他以他久经沧桑的智慧做了病的朋 友，而不止是病的敌人。
类似的问题在后期维特根斯坦的著名的捕蝇瓶比喻中也存在。“你哲学中的目的是什 么?——给捕蝇瓶中的苍蝇指出飞出去的途径。”这是一种谋求解放的兴趣。这种兴趣 虽然以克服形而上学为追求，但是实际上它恰恰是以形而上学的自由/不自由的截然划 分为前提和思维方式的。真正的自由并不是在捕蝇瓶外面的自由飞舞，真正的解放并不 是在生活世界之外的超越领域。真正自由解放的苍蝇只是自强不息地飞舞，而且从心所 欲不逾矩：无论在瓶内还是瓶外[21]，都不碰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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