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EC制度创新的效率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制度创新论文,效率论文,APEC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经济学倾向于用效率这个标准来评价经济活动和制度安排，而以前对APEC的研究在这方面做的很少，本文试从新制度经济学关于效率的界定来分析APEC制度创新。很多新制度经济学学者认为制度变迁本身就是一个效率的改进过程。因此，这样看来，APEC从最初60年代的亚太经济合作设想到太平洋经济会议到现在APEC的诞生和成长本身就是一个效率改进的过程。然而是不是所有的与以前不同的改变都是有效率的呢？这些“创新”又是怎样促进效率的呢？对于一个具体的个案——APEC的制度创新研究而言，我们需要的是要弄清楚为什么，而不是想当然。
本文在分析新古典主义的制度标准和缺陷的基础上，整理了新制度经济学的关于效率标准的看法，即有效的制度创新应该是：有利于减少交易成本、有利于创新的产生、具有灵活性和长期意义、在现有不可避免的条件下能够实现最优化。进而用它来评价APEC的制度创新：自主自愿、开放的地区主义、灵活的渐进主义是有效率的。
一、新制度经济学的效率概念
效率而非平等是经济学所独有的（注：［美］乔·B·史蒂文斯：《集体选择经济学》，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0页。），效率是经济学中非常重要的主题之一，而评价一项经济活动或制度安排也常用效率为标准。然对于效率的看法，经济学界也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新古典主义把实现帕累托最优的经济活动视为有效率的。“效率是指最有效地使用社会资源以满足人类的愿望和需要，更准确地说，在不会使其他人的境况变坏的前提条件下，一项经济活动如果不再有可能增进任何人的经济福利，那么该经济活动就是有效率的”（注：［美］保罗·萨缪尔森 威廉·诺德谊斯：《微观经济学》，华夏出版社，1999年，第2页。）。同样，在新古典主义的效率标准看来，有效率的国际贸易是自由贸易，而关税和其他贸易壁垒是有损于效率的（注：［美］保罗·萨缪尔森 威廉·诺德谊斯：《微观经济学》，华夏出版社，1999年，第222页。）。新古典主义假设交易成本为零，把帕累托最优作为效率标准，而把离开帕累托最优的结果称为无效率，因此，“任何与这个假设模型的产出不一致的产出都被称为非效率”（注：［冰］思拉恩·埃格特森：《新制度经济学》，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21页。）。照此标准，很多制度安排都是非效率的，因为它们并没有实现帕累托最优。
制度分析改变了古典主义的经济学效率标准。制度分析认为帕累最优的效率标准是同完全竞争的假想世界相联系，而现实世界并非假想的完全竞争。主观的帕累托最优条件在现实世界中是不能完全满足的，据此，新制度经济学家们提出了新的效率标准。新制度经济学者对于效率的看法也稍有差别，粗略列举如下：
(1)、制度本身提供了效率。“制度既给我们提供了行为规范，又给我带来了效率。这是制度的两大基本功能”（注：卢现祥：《西方新制度经济学》[M]，中国发展出版社，1996年，第248页。）。“大多数可以被称为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内容位于契约的效率分支上。契约的效率分支强调激励组合的那些研究和以交易费用经济学为特色的那些研究方法。激励组合方面的文献侧重于契约事前的一面。新形式的财产权利和复杂的协约因此被解释成是为了克服比较简单的财产权利和传统协约做法的激励缺陷所作的努力。”（注：［美］奥利弗·E·威廉姆森：《反托拉斯经济学——兼并、协调和策略行为》[C]，经济科学版社，1999年，第221页。）这种观点侧重于制度本身的功能，同交易费用理论较接近，能增加收益或降低成本的制度变迁和创新就是有效率的。
(2)、制度的效率在于产出的最大化和交易成本的尽可能低。产权理论认为有效产权体系是使社会产出最大化或降低交易成本促进经济增长的体系。这种观点侧重于交易成本的最小化，尽可能把外部利润内部化，与第一种观点没有太大的区别。
(3)、动态性效率。卢瑟福在谈及新旧制度经济学对效率的看法时认为：“就比较制度方法，现有的判断标准来看他们倾向于包括生产性或动态性的效率”（注：［英］马尔科姆·卢瑟福：《经济学中的制度——老制度主义和新制度主义》[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186页。）。生产性效率就是产出最大化，而动态效率概念可以追溯到约瑟夫·熊皮特对创新的强调以及他的下列观念，即静态效率所要求的完全竞争条件未必最有利于动态的创新和经济增长。在卢瑟福看来，有利于创新的动态效率才是真正有长远实际意义的效率。
(4)、适应性效率。卢瑟福的动态效率概念有点儿类似诺斯的适应性效率概念，诺斯认为，适应性效率而非配置性效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配置性效率是短期经济增长的标准，适应性效率则有利于经济体制的演化，并在演化的过程中促进长期增长的经济、政治、法律体制框架。要能有利于体制的演化，这个体制就必须有一定的灵活性和弹性，从而带来经济的长期增长。诺斯的适应性效率侧重制度的灵活性和对长期增长的意义。
(5)、有约束的最大化。德·阿莱西提出一个效率概念，它以“有约束的最大化”为标准（注：卢现祥：《西方新制度经济学》[M]，中国发展出版社，1996年，第277页。）。其结论是，现实世界所遇到的某些约束条件是不可避免的，效率必须反映在有约束的最优化问题上。这种观点侧重于在有约束的现实条件中的最优化，是评价现时制度效率的一种比较客观的标准。
综合来看，本文就将减少交易成本、增进动态效率、推进适应性效率增长和实现有约束的最大化几个角度来分析APEC的制度创新。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看来，有效的制度创新应该是具备下列之一、几个或者全部：有利于减少交易成本、有利于创新的产生、具有灵活性和长期意义、在现有不可避免的条件下能够实现最优化。
二、APEC的制度创新的效率分析
新制度经济学很多学者认为制度变迁本身就是一个效率的改进过程。这样看来，APEC从最初60年代的亚太经济合作设想到太平洋经济会议到现在APEC的诞生和成长本身就是一个效率改进的过程。然而是不是所有的与以前不同的改变都是有效率的呢？对于一个具体的个案——APEC的制度创新的研究而言，我们需要的是要弄清楚为什么，而不是理论上的想当然。
APEC制度创新主要在以下三个方面：自主自愿精神；渐进主义；开放的地区主义。
（一）自主自愿精神
自主自愿精神实际上是涉及事前获取信息和事后执行契约成本的问题。自主自愿的协议可以减少约前的信息费用和反复谈判的费用，因为自愿的合作一般都是在比较成熟的领域展开，具有合作的良好前景。一个自我实施的协议的交易成本较小，有助于提高效率；监督机制能够促进和调整契约的执行，减少不确定性、降低交易成本。另外，要保障集体行动的效率，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中的一个或者两个，即存在自我实施的协议或者有一个强有力的监督机制。
集体行动要有效，参与约束的成员必须保持高度的主动性和参与热情，即存在自我实施协议。若有一方有机会主义行为，就可能会导致集体行动低效和失败，因此假如要防止机会主义作祟，必须存在一个有效的监督机制。然而APEC的监督机制是很弱的（图表1、图表2），这就更加要求APEC的每一项集体行动都必须建立在自我实施的基础之上。
图表1:APEC监督机制示意图（根据《大阪行动议程》绘制）
APEC的自主自愿精神恰恰提供了自我实施协议的基础。也就是说，APEC的实际进展更多取决于各成员方的自主自愿。集体行动能否执行也取决于它是否建立在自主自愿基础之上。
表2.WTO与APEC监督机制的比较（注：根据《APEC与WTO贸易进度机制的比较》，《世界经济研究》2000年第6期第18页加工整理。）
自我实施的协议具有较强的可执行性，对APEC而言，真正在自主自愿基础上达成的每一项协议，其执行较有保障。在自主自愿基础上做出的决定使得个体对外部利润内部化后的分配公平性也得到了认可；自主自愿还为个体自由进出集体约束提供可能，同时这也意味着个体的随意性行为增多，但随着经济区域一体化程度提高，各个经济个体之间的关联性大大加强，从而退出已承诺集体约束的机会成本会提高，进而抑制了个体的随意性行为；另外，自由进出集体约束形成了一种压力，只要不愿意看到其它成员方退出集体行动从而导致它的失败，既存成员就要“努力工作”，不“搭便车”，确实实践自己的承诺。因此APEC自主自愿的进入机制是一种灵活而又稳定的制度构成，本身提供集体行动的效率。这是APEC的一大优点，也是为什么APEC能够保持低制度水平，而合作又能够顺利进行的主要原因。因此低制度水平下要确保合作效率，APEC成员方的自主自愿必须得到充分的尊重和提倡。
然而自主自愿对随意性行为约束毕竟是建立在对已经自愿达成的协议之上，是服从“短边规则”（注：石磊：《中国产业结构成因与转轨》[M].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4页。），而在如何开辟更多的合作空间上，自主自愿缺乏前瞻性和先导性，即不具长期性的效率贡献，而且很容易流于放任主义，在拓展合作上耽搁了效率。实际上，这种看法是一种类似新古典主义的完全理性和完全竞争假设，在新制度经济学看来，有约束条件下的最优化即是有效率的，在亚太地区各经济体实力和国情等等相差悬殊的约束下，自主自愿就是一种有效率的选择，因此自主自愿能够带来有约束的最优化。
自主自愿在当前是比较有效率的，如果当前忽视了这一点，任何盲目追求非自主自愿的合作，不但不能增进效率，反而只会导致集体行动的失败，9部门提前自由化的失败就是例子（注：张蕴岭：《走发展、合作、开放之路——APEC、东亚经济与中国市场开放》，经济管理出版社，2000年，第17页。），随着APEC的合作的逐渐推进，合作领域逐步发掘，自主自愿的短期性缺陷就能够得到解决，因此长期看来，是一种灵活的不耽搁效率的机制，是通过一种渐进性的方式来实现长期增长。
总之，自主自愿即降低了交易成本，又带来了有约束的最优化，也有利于促进适应性效率的发挥，是一种灵活的精神。
（二）开放的地区主义
APEC的开放地区主义，主要是指非歧视原则：“亚太地区投资和自由化的结果将不仅仅是APEC经济体之间，也将是APEC经济体之间和非经济体之间障碍的减少”（《大阪行动议程》）。
开放地区主义对集体行动的外部冲击之一就是“搭便车”可能增加，从而易导致集体行动的失败。然而由于APEC成员之间的依存度已经很高（图表3），肥水外流的可能就比较小，APEC经济委员会对贸易自由化和便利化的一项研究表明，《马尼拉行动计划》完全执行将会使APEC成员增加690亿美元的收益，而非成员只增加20亿美元，免费搭车几可忽略不记。
图表3（注：［日］日本通商省1995年白皮书，第290页，转自《亚太经济发展报告：1998》，第56页。）
APEC与EU内部出口依存度比较 198719911993
EU以外的国家和地区对EU的出口依存度 25%26% 23%
EU内部出口依存度59%62% 56%
APEC以外的国家和地区对APEC的出口依存度 19%18% 22%
APEC内部出口依存度 68% 68%71%
开放地区主义的实行使得开放地区主义成员方既能获得区域经济合作的好处，又不排除分享经济全球化的积极成果；一方面有利于实现某一经济体产出的自大化，实现相应经济体的福利提高，两者的资源配置效率提高，另一方面又具有长期的意义，符合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假如A、B是APEC成员方，C是非成员方。假设汇率固定，在APEC设有建立起排外的关税壁垒时，A从世界上生产效率最高的C国进口，成本最低（图表4，C国20元，A、B国成本分别为35元和26元）。现在APEC如成立了统一的较高的排外关税（30%以上），而实行较低的内部关税（零关税），并且足以使得A国从B国进口的成本低于从C国的进口成本。这样A国的国民福利相对减少了，因为它不能从世界上生产效率最好的C国进口。
图表4.开放地区主义否定贸易转移效果
这就是APEC开放地区主义的远见卓识和开放精神，它对全球化持一种融合的态度，是一种灵活的机制，有别于传统的地区经济合作模式，不再与全球化大趋势分道扬镳而具有长远意义。
（三）“渐进主义”灵活机制
某一时点上个体都会面临一个可供选择的契约集，而该时点上一个契约的达成是参与约束各方反复博弈的结果。美国等发达国家主张建立制度化水平比较高的共同体，而亚洲多数国家主张保持“软制度”的现状（图表5）；在实现方式上，美国等发达国家主张以WTO谈判方式实现一体化，日本等亚洲国家主张通过APEC的方式进行。
图表5比较欧盟、北美贸易自由区和APEC的制度化比较
监督机制
政府与市场关系
机构的权威
制度化
EU
法律强制监
市场基础上非有部分超
督
常强调政府作国家权力硬制度
用 的集团
NAFTA 内阁级专门 市场的基础上
委员会检查 非常强调政府排外集团
中
监督作用
APEC
集体行动和 市场为主、政
非集团
软制
评审府为辅度
制度化水平的提高意味着成员方的制度供给成本也要提高，成员方可能要让渡更多的主权。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相差异，进而要素流动、财政货币政策的需要和承受力也不一样，还涉及到社会政治和经济等等各个方面的协调问题，发展中竞争力不足，成员很难达到发达国家的承诺水平。这是阻碍APEC进一步提高制度化水平、扩大合作的主要原因。另外一个问题也是因为发展中经济个体的竞争力不足，面对合作所带来的价值剩余，发展中国家获益相对少。
在新古典主义看来，灵活的渐进主义实际上使APEC的整体生产效率服从“短边规则”，服从于分配公平。但是，制度安排已趋于该时点上的均衡，制度均衡意味着在该时点约束条件下的“帕累托最优”（注：卢现祥：《西方新制度经济学》，中国发展出版社，1996年，第77页。），即实现了有约束的最优。然而反驳的观点又会认为，毕竟有约束的最优是一种现期的最优，没有长远意义。实际上，只要改进约束条件，当前就存在帕累托改进的可能，这样不断改进和创新，长远效率逐步得到改善，因此，灵活机制本身为创新的产生提供了动力、留下了空间。2001年APEC上海会议，提出加快培养发展中国家的竞争能力就是一个促进效率的创新。因此，渐进主义实现了有约束的最优化，也具有长期意义，并且是一个灵活的机制，有利于创新和提高合作的效率。
三、结论与思考
总而言之，在新古典主义看来没有效率的很多制度安排，在新制度经济看学是有效率的，新古典主义的效率标准不具有现实性，其理想的假设前提不存在。从降低交易成本、促进创新、具备灵活性和长期意义上，实现有约束的最大化来看，APEC的三项主要制度创新：自主自愿、开放的地区主义、灵活的渐进主义是有效率的。同时也表明，今后APEC的制度变迁应该朝着这样一个方向前进。长期以来，在人们头脑中，APEC似乎是一个软弱的机制。这与人们有意无意地倾向于新古典主义效率标准有关，现在是人们改变看法，增加对APEC理解与支持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