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工群体的分化与重构&基于人口调查数据的分析_农村人口论文

工人群体的分化与重构——基于人口调查数据的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化与论文,重构论文,群体论文,工人论文,人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工人是中国最大的职业群体之一，人数仅次于农民，是中国社会的主体之一，如果对这一社会主体的状况缺乏了解，就谈不上对中国社会的了解。然而，在常规的劳动就业统计中基本上没有工人职业的统计数据，除了人口普查和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外，很难找到比较接近实际情况的工人数据。人口普查和1%人口抽样调查作为国内最大规模的社会调查，其数据资料的完整性和可靠性是其他调查无法比拟的，因此，利用人口调查资料对中国社会进行研究的学者不断增加。如边燕杰、刘勇利(2005)利用人口普查资料研究社会分层，李强(2005)利用人口普查资料研究社会结构等。笔者曾利用1982、1990和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对不同职业群体进行初步的分析(李若建，2004)，本文是相关研究的进一步深化，其目的不仅是为今后其他相关研究提供一些背景性数据，也是试图通过研究工人群体对当代社会变革的一个侧面进行剖析。

      一、工人的定义与基本情况

      (一)工人概念的界定

      工人是一个耳熟能详的词汇，但无论在学术研究还是在日常生活中，对工人的概念均缺乏明确的界定，特别是在涉及“农民工”的研究中更加突出。为此，本文根据人口普查资料，将工人定义为：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及有关人员(2000年前表述为“生产工人、运输工人及有关人员”)。改革开放以来，工人内部发生了巨大变化。在原来的工人中，一部分由于年龄原因退休，一部分由于企业或个人原因而离开工作岗位。与此同时，在经济结构重新组合过程中，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使大量农村人口取代了城镇人口，成为工人的主体。改革开放后，中国工人群体经历过两次结构性的调整。第一次是乡镇企业(当时称“社队企业”)，新生的本地农民工(“离土不离乡”的乡镇企业工人)成为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二次是部分地区外来农民工大规模取代了本地城镇工成为工人的主体。时至今日，如果用户籍来衡量，大多数工人其实是农民工。

      

      根据人口普查的指标含义，本文进一步分类定义(见表1)。需要说明的是，不同年份的人口普查对外来人口的界定有些差别，例如，离开户口所在地是半年还是一年，由于统计口径上的差别，会导致外来人口总量上的波动，但影响不会太大。为了尽量消除这种影响，本文主要使用结构性数据，侧重所占比重，而非总量。

      (二)工人数量的变化

      1982-2010年，中国工人的总量从8 377万人增加到16 934万人，人数翻了一番。从表2中可以看出，虽然工人数量一直保持增长的势头，但在1982-2000年，工人在就业人口中所占的比重一直在15%上下波动。2000-2010年该比重开始迅速上升，2010年达到22.49%，这种情况可能与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后制造业快速增长，成为“世界工厂”有关。虽然在1982-2010年的7次人口调查中，对工人这一职业的调查只有两次是全部人口的普查，其他均为根据抽样调查人口占总体比重进行的推算，数量会有一定的误差，但从表2的数据可以看出，工人一直是中国最重要的社会群体之一。

      二、工人类型结构的变化

      (一)户籍结构

      户籍制度是中国特色的一个基本社会制度，受户籍制度的影响，工人被划分为不同类型。

      1982年人口普查虽然没有按户籍区分“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但当年绝大多数工人为非农业人口。由于1982年城镇的经济改革没有重大突破，绝大多数企业以本地非农业户籍为招工资格之一，因此，城镇企事业单位中没有多少工人是外来人口，也没有太多的本地户籍的农民工。1981年底中国乡镇企业有2 970万职工(国家统计局，1982)，其中工业、交通运输、建筑业的职工为2 437万人。职工并不同于工人，而且乡镇企业职工中也有不少是非农业户籍人口，不过根据职工人数，笔者估计当年的本地农民工可能有2 000万人左右，本地城镇工则有6 000万人左右。

      在1982年的工人中，外来工人非常少，并且主要集中在制造业、建筑业、采矿业、交通运输业(这4个行业的外来工人占全部外来工人总数的84.08%)，估计外来农民工有80万人左右。在当时的就业体制下，这些外来农民工与今天的农民工有着本质的区别，他们当中的大多数是以临时工、轮换工等比较有保障的形式在企业中工作。除了少量的外来农民工，估计约有20万左右的外来城镇工人，这些外来城镇工人应该是一些流动性比较大的行业中的工人。

      工人类型结构的改变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乡镇企业崛起过程中的新工人群体扩张。改革开放初期，乡镇企业曾经高速发展，由此带来大批农民成为乡镇企业中的工人。第二个阶段大体上从20世纪80年代末期开始延续到现在，主要表现为大量农民离开家乡到东南沿海地区当工人。下面是几个工人群体的变化描述(见表3)。

      

      1.削弱中的本地城镇工。从表3可知，1982年的工人当中，大约有6 000万本地城镇工人，这些人基本上属于国有、城镇集体所有制的企事业单位。1990年这类工人只剩5 303万人，大约减少了700万～800万人，占工人总数的比重略超过50%。2000年这部分工人进一步下降到3 354万人，仅占全部工人的30%左右。到2010年本地城镇工只有3 468万，占全部工人的比重略微高于20%。1982-2010年，本地城镇工无论是数量还是比重均大幅下降，表明传统工人在数量上已经不是工人群体的主体。

      

      2.增幅波动的本地农民工。中国大规模的农村工业起源于1958年的“大跃进”，但农村的乡镇企业很快就基本上消失。从20世纪70年代初期开始，在大城市周围的农村乡镇企业又开始发展，80年代中期达到高峰。乡镇企业的工人大多数为本地农业户籍人口(也有一些地区吸收了大量的外来人口)，这一点可以从本地农民工主要分布在江苏、浙江这些乡镇企业发达地区得到证实。之后，由于种种原因，传统的乡镇企业已经风光不再，但生存下来的乡镇企业依然吸收了本地大量的农民当工人，并且数量平稳增长。1982年大约有2 000万本地农民工，1990年达到3 749万，增长幅度大约为75%～80%。20世纪90年代，一些乡镇企业在外资、合资等其他类型所有制企业高速发展的竞争下，加上内部机制的问题，纷纷倒闭或者改制，以致1990-2000年本地农民工从3 749万人增长到4 173万人，仅增长11.31%。如果考虑到有大量的农民工在本地的外资等其他所有制企业中工作(广东省比较突出)，很可能在乡镇企业工作的本地农民工数量有所下降。值得关注的是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后，本地农民工数量再次大幅增长，从2000年的4 173万人增加到2010年的8 539万人，总量上实现了翻番。

      虽然本地农民工是工人群体中规模最大的部分，但除了在20世纪80年代研究乡镇企业和小城镇的文献中有一些涉及这一群体之外，近十几年来很难看到对这一群体的研究。

      3.异军突起的外来农民工。1982年全国外来农民工不到百万人，但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主要是在广东省的珠江三角洲地区开始出现民工潮，外来人口涌入这一地区，外来农民工大幅增加到620万人。这一时期虽然农民工的数量增长幅度大，但由于起点低，以致占工人群体的比重只有6.32%。20世纪90年代后，外来农民工继续高速增长，2000年达到2 702万人，2010年高达4 408万人，成为工人群体中的第三大类别，同时也是最受关注的群体。外来农民工之所以备受关注，主要是由于他们是工人群体中的最底层，工作普遍更加辛苦，并且很难融入工作地的社会，其权益更加难以得到保障。根据人口普查资料研究这部分农民工时，存在对这一群体总量计算偏低的问题。由于人口普查是以离开户口所在地半年以上者为调查对象，所以有一部分离开家乡不足半年的外来农民工没有列入调查范围。同时外来农民工变换工作频繁，流动性强，是人口普查中是最容易漏报的群体。例如，广东省2000年人口普查时，有475万外来人口不符合人口普查登记条件(卜新民，2002)。根据上述情况，笔者认为，2000年至少有200万农民工没有纳入本研究的视线中，2010年的情况也类似。

      4.有待进一步观察的外来城镇工。外来城镇工的数量和比重增长较快，但在工人群体中不占主要地位，2010年这部分工人只有519万人。2000年普查数据显示，这一群体的工人中有39.47%来自乡镇，60.53%来自城市街道。据此笔者认为，在这类工人中，有相当一部分是近年来“城镇化”中大量过去的农业户籍变为非农业户籍的居民。因此，这类外来城镇工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准外来农民工”。限于篇幅，本文对外来城镇工不进行深入研究。

      当前，工人群体按户籍可以划分为本地城镇工、本地农民工和外来农民工，工人内部结构呈现多元化。

      (二)以福利和技术为标识的工人群体分化

      改革开放以来，一部分社会成分进入转型，相当一部分没有实质上的改变。在与工人这一职业相关的行业方面，同样出现了转型和未转型两种情况。一些行业进入了市场，另外一些行业则由国有企业垄断了市场(如电力供应)；一些行业按照市场运行，另一些行业依然是计划经济(如教育)。按照旧体制运行的行业、垄断行业部门，其福利明显优于整体社会水平。在这种背景下，出现了不同群体工人在不同行业集中的现象。本地人口集中于权力、垄断的行业，外来人口则集中在市场主导的行业(李若建，2006)。

      2010年全国人口普查时，共划分21个行业进行调查，其中大多数工人集中在制造、建筑、交通运输和采矿业，这4个行业集中了91.06%的工人。从表4可以看出，93.73%的本地农民工和94.01%的外来农民工集中在这4个行业。外来农民工的行业集中情况特别突出，其中71.92%外来农民工集中在制造业，15.44%集中在建筑业。

      从表4可以看出，垄断行业和党政机关、事业单位的工人，多为本地城镇工。电力燃气和水的生产供应是典型的垄断行业，在这一行业中的工人，62.58%是本地城镇工，25.16%是本地农民工，外来的工人很少能够涉足这一行业。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行业涵盖了党政机关和许多行政事业单位也是典型的体制内部门，这一行业中的工人虽然不多，但基本是城镇工和本地农民工，69.35%为本地城镇工，20.97%为本地农民工，外来的工人同样很难进入这一行业。

      

      

      在制造业内部，不同类型的工人分布也有规律。表5列举了两类行业的情况：(1)劳动密集型行业，如文教用品、工艺品生产和纺织缝纫皮革业，外来农民工的比重较高；(2)垄断行业，如烟草加工和石油加工业，这类行业依然是本地城镇工占绝对优势。由于城镇工(包括本地和外来人口)的教育水平优于农民工，因此在技术含量低的工种中，本地城镇工被大量的农民工取代。而在一些技术含量高的工种当中，本地城镇工依然占据主导地位。从表6可以看出，农民工在简单体力劳动、采矿、纺织、缝纫的鞋帽制作类工人中占主体。而有一定技术含量的机电、电子安装制造类、运输设备操作等工种中，虽然农民工增加不少，但到2000年依然是本地城镇工居多。

      工人群体内部构成走向多元化，不同行业情况有所差别，甚至工种之间都不同，因此离开对不同类型工人的分类研究，恐怕很难了解工人的真实状况。因此不应该把某一个工人群体、某一地区的情况扩大为整体工人的情况，否则容易产生误导。

      (三)不同群体的人口构成差异

      当代工人内部差异很大，全面描述和分析这种差异，并非本文所能胜任，这里仅从人口构成的角度进行初步描述。从图1中可知，本地城镇工是一个男性化和大龄化的群体，性别比为273.16，35岁以上的工人占68.95%；本地农民工同样是男性化，但年龄结构略微年轻一些，性别比为212，35岁以上的工人占55.70%；与前两个群体相比，外来农民工有所不同，性别比为183.86，35岁以上的工人占39.75%。

      图1还显示本地城镇人口很可能进一步退出工人这一职业，并由更多的农村人口来承担。如果不计15-～19岁年龄组(因为相当一部分人还在上学)，可以看到，本地城镇工中30～34岁、25～29岁、20～24岁这3个年龄组工人的数量，从低到高逐步递减，也就是越年轻的城镇青年越不愿意当工人。相反，无论是本地还是外来农民工，30～34岁、25～29岁、20～24岁这3个年龄组工人的数量，从低到高逐步递增，表明青年农民正在进入工人群体。从图1中本地和外来农民工的年龄金字塔中还可以看出20～24岁的年轻女性占的比例较高，这说明不少青年农村女性把当工人视为离开农村的重要途径，这一点在外来农民工中表现得更加突出。

      (四)空间结构变迁

      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工人主要集中在沿海地区和东北地区。1949年以后，全国工业布局发生了比较明显的改变，内陆地区的工业有了长足的进步，因此工人的分布开始相对均匀。近几十年来，工人的空间结构继续发生着变化。

      本文利用集中指数对工人群体在空间上的集中程度进行宏观上的判断。从表7可知，1982-2000年工人群体在空间上的集中程度不断上升，与整体就业人口相比，工人群体的集中指数从0.2049上升到0.2354。2000-2010年该指数有所下降，这是否说明这一期间中国地区发展差异有所缩小，值得进一步探讨。

      

      

      如果把几类工人的集中指数分开看，外来农民工相对于全部工人的集中指数一路走高，这表明跨区域的外来农民工主要集中在少数几个省份。2010年外来农民工人数量居前5位的省份是广东、浙江、江苏、上海和福建，这5个省份集中了全国72.39%的外来农民工，其中，广东、浙江和江苏的外来农民工分别占全国的31.32%、17.23%和10.85%。从空间上看，外来农民工最多的5个省，正好分布在中国东南沿海的长江与珠江两个三角洲及连接地带。外来农民工的集中区域，正好是中国非国有经济最为活跃的地区，因此，随着今后中国的发展，外来农民工的集聚或扩散，可能与非国有经济的演变相关。

      三、流失与更替

      从前面关于工人类型结构变化的分析可以看出，中国工人构成是不稳定的，工人群体的结构分化，实质是大量的就业人口在流动。中国是一个制造业大国，但距离制造业强国还有相当长的距离，其中的原因很多。从人口学角度看，一个重要原因是缺乏一支稳定的工人队伍。

      

      (一)本地城镇工

      改革开放前，本地城镇工属于中国社会的中高层，他们虽然收入不高，但相对稳定；尽管社会保障不多，但远胜于无保障的广大农民。因此，当时成为一名工人，是许多青年梦寐以求的理想。改革开放后，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的国企改革，除了垄断行业之外，工人的优越地位不复存在。随着大量白领职业的出现，使当工人对城镇青年失去吸引力。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太多的城镇青年进入工人行列。表8显示，如果以15～24岁组作为进入工人职业的一个指标，1990年为1 176万人，2000年只有354万人，2010年进一步减少到254万人。除了城镇青年人不愿意从事工人的职业外，已经当了工人的城镇人口，也不安心或无法继续从事工人这一职业。1990年15～44岁组在2000年与2010年分别是25～54岁、35～64岁，1990年15～44岁的本地城镇工有4 627万，这批人到2000年和2010年分别只有2 924万人和2 253万人，减少过半。在减少的本地城镇工中，有一部分是正常退休，但相当多的本地城镇工并不是以工人职业正常工作到退休年龄。按目前中国退休制度(男性工人60岁、女性工人50岁)，以不受退休年龄影响的群体，即1990年15～39岁的男性工人和1990年15～29岁女性工人分析，1990年15～39岁男性工人为2445万人，2000年剩余1 819万人，2010年剩余1 643万，2010年与1990年相比，减少802万；1990年15～29岁女性工人为923万人，2000年剩余670万人，2010年剩余538万，2010年与1990年相比，减少385万。这些数据显示，大约半数的城镇工，并不是以工人的职业身份退出其职业生涯。

      (二)本地农民工

      与本地城镇人口相反，工人是一个能够吸引本地青年农民的职业。同样以15～24年龄组作为进入工人职业的一个指标，本地农村青年进入工人职业的情况是，1990年为1 607万人，2000年为903万人，2010年为1 565万人(见表9)。数据显示，虽然在2000年有所波动，但2010年和1990年基本持平。本地农民工是工人职业中最为稳定的群体，1990年15～44岁的本地农民工有3 473万，这批人到2000年和2010年分别有3 132万和4 461万人，2010年比1990年数量有明显增长。这些数据表明，当工人不仅对青年农民有吸引力，对中年农民也具诱惑。虽然同龄的一群人口并不能代表他们是完全相同的一批人，但由于其数量庞大，因此可以认为他们当中相当一部分人是在工人这一职业中坚守了20年。

      

      (三)外来农民工

      由于大量的农村人口外流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出现的，因此这里只分析2000-2010年的情况(见表9)。外来流动人口最主要的职业是工人，2010年人口普查时，在业的外来人口中，45.54%是工人，其次是商业服务业人员(31.34%)。如果仅考虑出自农村的外来人口，当工人的占全部就业者的比重高达53.32%。这个数据可以从侧面说明许多来自农村的外来人口被统称为“农民工”，这是因为他们当中过半数是当工人。以15～24岁年龄组作为进入青年人选择工人职业的一个指标，外来农村青年的情况是，2000年为1 054万人，2010年为1249万人。对比本地和外来农民工可以看出，在15～24岁的青年工人中，本地与外来两类农民工人数相近。由于数据限制，本文只比较了2000-2010年的情况，对外来农民工的长期趋势难以进行深入分析。

      (四)更替者

      从三类工人的情况看，流失主要发生在本地城镇工，而流动主要发生在外来农民工，本地农民工是一个相对稳定的工人群体。新工人主要来自农村，青年农民的情况更值得关注。表10是历次人口普查资料所展现的15～24岁青年农民数，从最高峰的14 427万人下降到2010年的4 060万人。造成这一变化的原因很多，但农村青年进入城镇，替代城镇青年成为工人也是一个重要因素。2010年15～24岁的农民工有2 814万人(其中本地农民工1 565万人，外来农民工1 249万人，见表9)，仅工人人数就相当于同龄农民的69.31%。青年农民的减少，有人口年龄结构的改变，但更重要的是大批青年农民转变为工人、商业服务业就业人员①。

      

      

      中国工人是一个处在不断分化与重构中的群体，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1)当今的工人与改革开放初期的工人有明显差异；青年农业户籍人口已成为工人的主体；(2)工人群体内部分化比较严重，一部分高福利行业的工人存在被既得利益群体垄断的局面；(3)不同类型的工人人口特征不同，城镇工与农民工的人口结构差异显著；(4)外来农民工主要集中在非国有经济较为活跃的地区；(5)当代工人是一个不稳定的就业群体，这种不稳定性突出表现在本地城镇工的流失与外来农民工的流动。工人群体的内部分化及其不同群体的不同特征，折射出当今社会面临的许多问题。其中社会的“不完全转型”与“转型异化”是造成分化的重要原因。

      (一)社会不完全转型

      我们习惯于说“社会转型”，但这种转型到底转了多少，转型又发生在哪里，发生在哪些部门，发生在哪些人身上，对这一切均缺乏研究。当代中国正处于社会变革之中，这种变迁在空间上是高度不平衡，在社会不同体制之间是明显不同步，群体之间存在不平等，因此这种转型可以称为“不完全转型”，这是导致当今工人群体多种特征的根本原因。

      1.行业之间的不完全转型。以电力、电讯、石油等行业为代表的垄断行业，其所有制没有改变，管理体制与改革开放前相比也没有实质性的变化，是一种不完全转型。由于垄断了大量的稀缺资源，其产品价格未必真正反映其价值，因此垄断行业从业人员的收入与福利远高于社会平均水平。虽然社会舆论对垄断行业的不合理回报给予了批评，但这些行业对就业者有较高的吸引力。由于垄断行业的就业岗位是一种相对稀缺的资源，没有一定的社会资源者就不容易进入，城镇人口在社会资源方面远远超过农村人口，因此他们能够在垄断行业中占据主导地位。2010年在电力燃气和水的生产供应行业中的工人，62.97%是本地城镇工，7.43%是外来城镇工，25.14%是本地农民工，4.46%是外来农民工。绝大多数外来农民工与垄断行业无缘。

      2.空间上的不完全转型。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在空间上不均衡，这种不均衡表现在沿海与内地之间、城市与农村之间、城市与城市之间。在地区发展不均衡的情况下，局部地区经济发展比较可观，同时大量的工业企业集中在这些地区。工业企业的集中地，往往不能提供充分的劳动力，因此不可避免地要吸纳外来人口。以市场为主导的行业，其布局主要是以企业谋取最大经济利益为导向，集中在交通便利的沿海地区，特别是以产品出口为导向的企业更是如此。以市场为导向的企业，一般倾向于用更低的成本雇用工人，农民工自然成为首选，因此这些地区的工人多为农民工，特别是议价能力更低的外来农民工。相比之下，内地的非垄断型国有企业和城镇集体企业在走向市场的过程中，相当一部分“关、停、并、转”，其职工成为“下岗工人”，这种情况在东北地区尤为突出。或许“下岗工人”的命运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城镇青年的就业取向，使他们对非垄断行业的工人职业避之不及。

      总之，工人群体在区域发展的空间差异演变过程中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二)社会转型异化

      除了不完全转型之外，还存在一些改革措施与原来设计初衷背道而驰的现象，本文把这种现象称为“转型异化”。典型的转型异化是医疗制度改革。医疗制度几十年的改革，至今仍未得到公众的普遍认可。在与工人群体有关的改革中，转型异化现象也普遍存在。比如，用暂住证(现称居住证)管理外来人口，在一定程度上异化为束缚进城农民自由的制度。

      让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出农村的愿望是良好的。农村劳动力转移确实给不少农民带来了摆脱贫困的机会。但是，在让农民有机会脱贫的同时，没有同步建立保障外出打工农民合法权益的机制，使不少农民(包括农民工和从事其他非农职业的农村人口)无力与资本抗争，不得不接受不公平的雇用条件。大量接受不公平雇用条件的农民群体的存在，使资本为谋取更大的回报而倾向于以低工资、低福利，甚至是以不提供基本的社会保障的条件雇用农村人口。

      另一个“转型异化”是户籍制度改革。户籍制度本来是为了管理方便，但在中国户籍成为身份象征和享受福利的标准。改革开放以来，户籍制度改革的呼声与措施从未间断，但户籍改革未能给大部分农民工带来福音。由于在外来农民工集中地的户籍制度没有根本性改革，在这种没有归属感的情形下，外来农民工在劳动市场上普遍存在着短期行为，转换工作频繁，忽视自己的长远利益。而这种短期行为一方面满足了企业因生产订单波动而产生对用工需求的波动，同时也满足了资本对更高利润的追求。其结果是，订单波动大的企业(如日用品生产、加工装配等)、劳动力密集型企业，主要依靠农民工。

      显然，上述讨论并不能完全解释中国工人群体的分化和各种特征，但可以认为，工人群体的分化与特征是社会问题的真实写照。工人问题是当代中国不可回避的问题，在某种程度上，这一群体将对中国今后的发展产生重大的影响。

      ①从人口普查资料无法得到从农民转变为工人的数量和直接从学校学生成为工人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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