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以来新诗流派研究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诗论文,述评论文,流派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6425(2002)04-0037-05
1994年5月在西安召开的第六届中国现代文学年会上，孙玉石先生作了《十五年来新诗 研究的回顾与瞻望》[1]的报告，对从1978年到1993年的新诗研究状况作了全面的总结 ，这是迄今为止新诗研究学科领域一次最深入也最具权威性的学术评价。本文试图延续 这个报告，并参考李怡《十五年来中国现代诗歌研究之断想》[2]的发言，在此基础上 对1994年以来的新诗流派的研究现状作一个较为详细的梳理和评价。
一、关于现代主义诗歌的研究
近年来现代主义诗歌的专题研究较有代表性的成果是：1.王泽龙《中国现代主义诗潮 论》(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10月第1版)；2.游友基《九叶诗派研究》(福建教育出 版社1997年8月第一版)；3.张同道《探险的风旗——论20世纪中国现代主义诗潮》(安 徽教育出版社1998年1月第1版)；4.王毅《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史论》(西南师范大学出版 社1998年12月第1版)；5.孙玉石《中国现代主义诗潮史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3月 第1版，43万字)。
王著的优点在于其精彩的诗人论和对现代主义诗歌与中国古代诗歌传统关系的论述。 如论现代诗歌的形式特征为：意象意境化和感物的艺术表现形式，与李怡关于新诗“物 态化”的论述有相近的结论。后来在《中国现代主义诗歌与古典诗歌意象艺术》[3]一 文中，王泽龙对此还作了更具体的研究，可见有自己较为深入的思考。
游友基的著作是目前唯一的“九叶派”研究专著，下篇9篇诗人专论显示了论者扎实耐 心的研究作风，“九叶”诗人的风貌得到了完整的描绘。上篇“九叶诗派整体观”从诗 学和流派特征两方面作了理论概括。其中第一章关于“九叶诗派”外围诗人的描述和第 四章中关于“深度模式”的概括，都显示出论者独特的眼光和深刻见地，是这一诗派研 究值得重视的成果。
张同道的著作第一章集中了他对现代主义诗歌的思考，中西诗歌之间的比较与联系是 这种思考的一贯视角和思路，有其理论的穿透力和独创性。张同道的著作跨度大，一直 延伸到台湾和后朦胧诗，是对所谓“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全面的考察，著作近四分之三 的篇幅是诗人论，以文笔流畅优美、体悟到位为特征，分析中注重从意象出发。即使在 许多细部也时有新颖的发现，但有些细部论述也不尽严密。如书中多次提及的中国现代 主义诗歌的“子宫情结”，应该是作者把握现代诗的一种重要角度，却缺乏起码的阐述 ，好像是一个自明的概念。
相对于张同道的论述，王毅的论述显得简洁，有举重若轻之感。专著的优缺点都来自 于此。论著对资料的发掘甚至是资料的利用方面稍嫌薄弱。不过反过来说，论著对相当 复杂的现代主义诗歌作了相当大的简略化处理，在有些方面就能深入下去。如在论述19 40年代时从生死观、现实习俗中的常人与理想中真正存在的个体、选择与承担三方面， 论述现代主义诗歌与西方存在主义哲学观相同或类似的品质。最后得出结论：“总之， 由于前面所说的种种因素，我们认为存在主义(或几近于此的)哲学色彩是此时中国现代 主义诗歌与此前有所不同的最显著标志。”如此鲜明地标示存在主义与1940年代现代主 义新诗的关系，学界尚不多见。此书精彩部分是对废名、卞之琳、冯至、穆旦四个诗人 的新的解读。另外，在所有的现代主义诗歌论专著里，王毅是唯一一个集中论述了其产 生原因的。导论部分极具理论深度地论述了儒学价值体系的崩溃对现代主义的影响，这 种观点偏颇之处应该是存在的，而且作者自己的这一观点在后面的具体论述中也没有再 得到体现。也许在这一问题上朱寿桐的观点更符合实际一些，他是从“进化观念整合中 的‘现代’文化土壤”和“现实批判要求下的社会土壤”[7]两方面来论述现代主义的 产生的。但王毅在这里第一次提出了现代主义诗歌的产生原因问题并做了较深的理论思 考，这不失为此书的一个价值。
正是在一种比照性阅读中，才能更好地理解孙玉石《中国现代主义诗潮史论》一书的 价值。全书分别用三章、四章、五章的篇幅按历史发展的脉络论述了初期象征派诗、19 30年代现代派诗潮和1940年代现代主义诗歌。每部分都有相当的篇幅勾勒出各期现代主 义诗歌发展的轨迹和线索。史的全貌得到了清晰的呈现，而这些部分也不是单纯的史料 梳理，一样渗透了对历史现象清醒的考察。例如从“人的关系”、“理论认同”、“对 于象征主义的深层接受”三个层面来观照“中国新诗”派的聚集，得出结论：“‘中国 新诗’派是在诗的现实与艺术关系上保持一定距离这样相近的美学原则下逐渐形成而又 没有一定组织形式的一个新的现代主义的诗歌流派。”没有纠缠于诗派名称的辨析等， 显得大度而又令人信服。从本书这方面内容的写作来看，即使单从史料的整理、发掘、 利用这一角度着手，孙先生都可以写出一本极有价值的现代主义诗歌史来。但此书并不 着眼于此，而是从坚实的史的基础出发，达到对现代主义诗潮的本质认识和全新阐释。 这种“史论”有几点值得我们重视：
一、宏阔视野和生动丰富的细部触摸的结合。此书体现的是孙先生多年来对现代主义 诗潮的整体思索，对初期象征派诗的艺术探索、现代派诗人群系的心态及审美追求、“ 中国新诗”派的超前意识等的思考，都是理论性、概括性极强的高难度课题，孙先生不 是从一种或几种预置的理论形态或方法出发从而对历史作简略化的处理，而是从丰富的 细部触摸——一首一首诗作的解读及原始材料的考辨出发，结合理论思索，由此展现原 生态的丰富和质感，最终才得出客观的、科学的结论。在说明象征派的“远取譬”时， 细密地解读了李金发《永不回来》这首难懂的诗。在阐释现代派诗情智性化的审美趋向 时，更是从多首诗的解读入手让读者真正进入了现代诗独特的诗美空间。许多论述都极 为精辟，如评价卞之琳的《无题五》一诗时说：“诗人写的是爱情诗，却将感情的热烈 成分淘洗得干干净净，变成一首充满辩证法思想的小诗了。但在这诗的哲学里，何尝没 有爱的深层情感的表达在内呢?”孙先生总是这样，一方面解决问题，另一方面又和读 者一起作诗美的旅行。这种研究一方面需要理解的深度和穿透力，另一方面又要求敏锐 的诗美体悟和不惮烦琐的耐心。整体研究中，紧紧抓住“融合论”和“现实、象征、玄 学”这一诗学范畴，进行集中的专题论述，结合新诗发展的历史和现状，高屋建瓴，提 出了东方现代诗的构想和建设的思路，可以说已经建立了一个合理、开放、有着强烈现 实意义又保持着高度的学术品格的现代主义诗歌研究的完整体系。这一点使得此书既是 一本开创性的著作，又同时达到了这一领域的绝对制高点。
二、解诗学理论实践的深入和拓展及其带来的新诗研究的全新面貌。自从1980年代中 后期孙玉石先生提出重建中国现代解诗学以来，他通过《中国现代诗导读》(北京大学 出版社1990年出版)与《现代诗人的玄想思维与文化结构》[5]等论文，开拓了一个新的 学科研究领域。十多年来孙先生一直没有中断这种思考。应该可以说，此前孙先生的意 图一直是贯彻和拓宽朱自清先生的解诗学主张，以达到对具体诗作的理解，是一种诗美 的追寻。在《中国现代主义诗潮史论》一书里，解诗学的这种基本思路当然一直保持着 ，此书因此始终是一个诗美充盈洋溢的迷人空间。但解诗学的实践却又有了深化和拓展 。这里对诗的解读本身并不是目的，而是由此达到对具体的诗学概念、诗学现象的深层 理解。解诗学理论实际上已失去自身的独立地位，它自身不是目的，而成为了新诗研究 的一种内在的、泛化的、基本的出发点和思维方式。所谓走向新诗本体研究，这才算落 到了实处。解诗学实践的深入和拓展，也必将给新诗史的研究带来新的启示和刺激。可 以说这也是孙先生对朱自清先生解诗学思想的发展和超越，这一点无疑也具有一种学术 研究的典范性意义，具有超出它各种具体的诗学思考的意义和价值。
三、和其他有关的现代主义诗潮研究专著比较，此书是篇幅最长的，而它恰恰没有其 他专著都要占去极大篇幅的诗人专论，由此缺少一种按部就班地进行规律性操作的可能 性，也给写作带来了更大的挑战，但此书是孙玉石先生七、八年来深入思考和写作的成 果(实际上从1980年代初的初期象征派诗歌的研究算起，可以说是近20年)，倾注了他对 现代主义诗歌思考的真知灼见，所以此书也没有一般著作写到后半部常出现的疲弱之感 ，始终给人以新的启发和新鲜的刺激。这也是此书在研究范式上作出的一个贡献。从书 末附录的“主要参考文献目录”和“主要相关诗集目录”可以知道，正因为全史在胸， 才能达到目前这种高度，也可以看出孙先生付出的艰辛劳作，这对学界也有提倡一种学 风、一种学术品格的示范性意义。这本专著出版以来，已受到了学界关注(注：葛涛《 中国现代解诗学的一座丰碑——评孙玉石<中国现代主义诗潮史论>》，《中华读书报》 1999年8月18日；吴晓东《历史、审美、文化的统一——评孙玉石先生的新著<中国现代 主义诗潮史论>》，《北京大学学报》，2000，(1)；张曼《孙玉石<中国现代主义诗潮 史论>》，《中国比较文学》.2000，(2)。)，并必将给整个新诗研究带来一种巨大的推 动力。此外，罗振亚《中国30年代现代派诗歌研究》(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7年)是著者 继其1993年出版的《中国现代主义诗歌流派史》一书后，对现代主义诗歌其中一段的集 中研究，无疑也是这方面一个重要成果。
在这些专著的基础上来返观单篇的论文，我们就有理由对为数不少的文章做出挑剔了( 这些专著许多章节都作为单篇论文发表过，当然不在此列)。这里有两篇论文，一篇以 “朦胧典雅的意象美”、“智慧美：凝聚与舒放”、“自由精致的散文美”三点来归纳 30年代现代派诗的艺术创新；一篇以“从寻找精神家园到突入人生现实”、“从情绪诗 化到智性诗化”、“从意境化到戏剧化”三点来概括1930—1940年代现代性的嬗变。( 注：罗振亚《制作“合适的鞋子”(三十年代现代诗派的艺术创新)》，《中州学刊》， 1994，(3)；王泽龙《论三、四十年代现代主义诗潮的嬗变》，《学习与探索》，1997 ，3)。)尽管有可能都存在概括性太强因而难以全面准确反映客观现象的问题，但都无 疑是有见地的论述，作为一篇单独的论文是很成功的，但放到整个学界研究的现状来看 ，类似的面目雷同的论述实在不少，到了几乎难以出新的程度。也不是说一定要出新意 ，而是选题及角度、研究方法等方面均表现出惊人的相似，不能不说是缺乏突破和开拓 。再比如，经过这么些年的工作，现代主义诗歌的历史脉络早已梳理得十分清楚，而直 到最近这几年，关于现代主义诗歌的发展线索和脉络、“流变”与“轨迹”的论文依然 不断出现，是数量最多的，大量的雷同和重复研究，尤其令人深感困惑。(注：在此还 可举出许多例子：张同道《探险的风旗——中国现代主义诗潮回眸》，《文学评论》， 1996，(3)；凡尼《从李金发到戴望舒——中国现代象征诗的流变轨迹》，《广西师范 大学学报》，1996，(4)；邹水旺《从初期象征诗派到“九叶”诗派：略论中国现代派 诗歌的发展》，《江西师范大学学报》，1997，(3)；祝晓耘《现代诗派在中国的产生 与流变》，《延边大学学报》，1997，(4)；罗振亚《孤寂而奇绝的风景：中国现代主 义诗潮概观》，《北方论丛》，1999，(3)；冯俊锋《象征主义对中国新诗的影响及嬗 变》，《西南师范大学学报》，2000，(2)。当然，关于现代派诗的“流变”与“轨迹 ”的论文，也有角度较新的论文，如邓达泉《沿着足迹看行程——中国现代派诗歌演进 轨迹的对比分析》一文，载《成都大学学报》1999年第3期，由点及面，有说服力而又 给人以新鲜感和启示。)这是否预示着这一领域向纵深处掘进的可能性已不大了呢?
当然也有一些富有独特见地的成果。余峥对“九叶”派的研究就是如此。《社会综合 的立体探照——九叶诗派与三十年代英国“粉红色”诗群》[6]一文，首先梳理了联大 诗人群对以奥登为代表的所谓“粉红色”诗群的译介情况，而后从“战争/人性”、“ 都市/民生”、“自我/存在”三种形态来归纳九叶诗群的“奥登风”的表现。其中时有 确论，如奥登“给他者”式的宣叙调在卞之琳和穆旦诗中的回声等。论述1940年代现代 派诗歌，一般都会提到奥登，只有此文第一次对奥登给予中国诗坛的影响这一课题作了 最为深入的研究，资料翔实，论述精当，为读解1940年代诗歌提供了一个极佳的角度， 无疑是近年一个优秀的成果。他的《戏剧化：从技术到诗学：九叶派倡导“新诗戏剧化 ”的诗学渊源》[7]一文，同样是这样从一个较小的角度进行深入研究的力作，当然要 比泛论流变、轨迹等论文有价值得多。现在缺少的也许恰恰是这种“微观”研究。其他 的值得提及的还有李夜平将现代主义诗歌的象征美按发展线索大致归纳为意念象征、色 彩象征、情调象征和哲理象征的研究[8]，陈旭光对现代主义诗潮的整体思索等[9]。
二、对新月派等诗歌流派的研究依然是一个热点
此外，新月诗派研究也依然是一个热点。相对于现代诗派的研究，其成果固然少，而 雷同的现象则极为少见，在前15年的基础上，不断开拓出新的课题。有3篇论文可作为 代表性的成果，张玲霞《论清华新月诗人》、周晓明《留学族群视域中的新月派》、张 高杰《论新月派创作的现代主义倾向》[10]等都是别开生面之作，各自从不同的角度揭 示了新月诗派流派内涵的丰富性。黄昌勇《新月诗派论》[11]一文则从整体上对许多根 本性的问题作了辨正。如认为新月诗派倡导的理性“不是偏于认识论的而是具有伦理学 意义上的所指，即一种伦理的标准与规则”，“说新月诗的‘淡’，但这‘淡’本是它 的一种质”以及对后期新月诗派“纯诗”理论的高度肯定等等，具体论述中对于赓虞、 朱湘等诗人的评价也时有精彩之处，是近年较有权威性的新月派综论。朱寿桐《新月派 的绅士风情》一书是一部从文化学角度切入一个流派的独异之作，第九章“绅士诗人们 的风范”专门从绅士化的“集体的文化形式”入手论述新月诗派，对其格律、平民化的 超越等问题作了辨析，从人生情感、性灵表现、审美感觉几个角度对新月诗派作了归纳 。其中用“躲避深沉的感兴”、“摆脱情感的重轭”、“轻灵世界里的异妙感觉”三点 来论述新月诗派“轻柔的审美感觉”，显示了对于研究对象良好的把握能力和敏锐细腻 的审美体悟。当然一些地方存在将一切往“绅士化”上面拉的倾向，而理论背景相对又 极其薄弱，但无论怎样，这本专著是整个新月派研究领域的一个开拓性的重要成果。
现实主义诗歌流派的研究中“七月诗派”的研究成果较为集中，蔡清富以“思想力与 艺术力的统一”来概括其作为一个诗派的特色，龙泉明着重论述其主体性，江锡铨则着 重从美学的敏感与政治的敏感这一角度来论述其长篇政治抒情诗。(注：蔡清富《为民 族解放而歌唱——论“七月派”的诗歌创作》，《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5，(4)； 龙泉明《高扬主体的现实主义：论七月诗派诗歌创作特质》，《理论与创作》，1999(2 )；江锡铨《“诗的史”与“史的诗”——“七月”诗派综论》，《贵州社会科学》，1 998，(5)。)郑纳新《论七月诗派的整体风格》一文对“七月诗派”深重的忧患意识和 强烈的郁愤情绪构成的艺术内涵、苦斗精神、斑斓与浓烈的美感特征三方面的概括，可 以说到位地呈现出了作为一个流派的整体艺术特征。他的另一篇论文《七月诗派与中外 诗学传统》(注：郑纳新《论七月诗派的整体风格》，《广西师范大学学报》，1994，( 3)；《七月诗派与中外诗学传统》，《广西社会科学》，1995，(3)。)则对这种诗歌艺 术的影响源作了较为详细的考辨。“七月诗派”现实主义的独特内涵在近年来的研究中 得到了揭示。
在现实主义诗歌研究领域，龙泉明是近年来取得较大成果的一位学者。从初期白话诗 、文学研究会诗人群、1930年代普罗诗派、所谓“密云期”时期艾青、田间、臧克家的 创作、1940年代朗诵诗运动和延安诗派等(注：龙泉明《“五四”白话新诗的“非诗化 ”倾向与历史局限》，《文学评论》，1995，(1)；《普罗诗派诗歌创作得失论》，《 武汉大学学报》，1997，(4)；《“‘密云期’新诗人”新说》，《武汉大学学报》，1 995，(4)；《论中国四十年代新诗的朗诵化运动：通俗》，《文学评论》，1996，(4) ；《活跃于40年代诗坛的一支生力军——延安诗派综论》，《人文杂志》，1999，(1) 。)，基本上按现实主义诗歌的历史发展线索都作了一次考察。注重全面反映客观历史 面目，并乐于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是龙泉明的研究特点。如他一方面认为1940年代“ 诗歌的形式的解放的幅度是最大的”，另一方面又认为“40年代的诗歌体现出来的题材 的单调性，内在意蕴的雷同性，格调的相似性，显得十分触目。所以，1940年代诗歌最 缺乏的就是诗人的鲜明而突出的个性。”[12]这里明显体现出了一种当下的视角。相对 而言，龙泉明的诗歌研究一般从一种大的创作倾向出发，而对具体的诗作的解读与史料 的发现较为忽视，往往只拿来作为论证时零碎的佐证，在见解的独到性上也稍嫌欠缺。
骆寒超的《论中国新诗的现实主义》和王锺陵的《20世纪新诗大众化民族化的历程》( 注：骆寒超《论中国新诗的现实主义》，《文学评论》，1997，(1)；王锺陵《20世纪 新诗大众化民族化的历程》，《社会科学战线》，1999，(2)。)两篇长篇论文，是近年 关于现实主义诗歌总体研究中分量颇重的成果。尤其是后者，对现实主义新诗社会政治 学模式的运行作了翔实的考察，不少观点十分鲜明。如认为“瞿秋白此文(指《普洛大 众文艺的现实问题》)倡言‘彻底的俗话本位的文学革命’，他所否定的是整个五四传 统”，“艾青的艺术道路，是中国新诗的一个缩影，从向着西方倾倒，到排除西方影响 ，而朝着大众化、民族化的方向认真努力，并由此而丧失了自己的艺术个性。”等等， 对现实主义诗歌的教训的总结十分充分。但是，可以挑剔的是，在资料的利用与发掘上 ，也还远远不够。一些常见的史料，得出的结论也必然会受到限制，而且对于学科研究 的进展，关系并非很大。总的说来，现实主义诗歌的研究并没有成为一个热点，即使是 基本的史的发展脉络的清理，也还作得不够充分翔实。
其他如对小诗运动、湖畔诗社等较小的诗歌流派的研究，也依然得到了关注。[13]和 前此15年相比，对所有的新诗流派进行整体研究的论文和专著已经极少，只有一些并不 着意于学术创新，而着重于普及介绍的著作才以整个新诗流派作对象，这也是区别于前 期研究的一个特点。这也说明了随着研究的深化和掘进，流派研究也从多方面向细部倾 斜，从各种角度来展示原生态的丰富和复杂，得到富于现实意义的结论。新诗流派研究 和整个新诗研究一样，还有赖于新的诗学研究方法和思维的引入。在新诗流派研究中， 研究界重复的工作颇多，而且大都是在一些人所熟知的史料中，做一些个人的见解。因 而研究格局和框架的突破，无疑仍然要寄希望于新的史料的利用与发掘。这一点还有待 新诗研究界继续踏实、认真地工作。
收稿日期：2001-1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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