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历史主义批判-以胡塞尔历史现象学为视角论文

当代中国历史主义批判
——以胡塞尔历史现象学为视角

邵德进1,2,潘建屯3

(1.南京大学 哲学系,江苏 南京 210093;2.南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南通 226019;3.西南石油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四川 成都 610500)

摘 要: 以胡塞尔历史现象学为视角,当代中国历史主义主要存在四种类型:历史相对论、历史决定论、历史偶像主义、生成与结构相统一的历史主义。以历史虚无主义为代表的历史相对论、以经济决定论为代表的历史决定论和以崇拜历史泡沫的历史偶像主义已经给中国社会带来巨大危害,这三种历史主义产生的原因是当代部分国人否定历史本质、沉溺于历史泡沫,丧失判断历史本质的能力以及历史本质在传递过程中出现了问题等,其根本问题在于历史本质与生成的断裂。当代中国需要的是既要奠基在个性和发展基础上又要具有普遍历史本质的历史主义,即生成与结构完美统一的历史主义,胡塞尔的历史现象学是结构与生成相统一的历史主义,它对解决我国当代历史主义的问题以及建立生成与结构相统一的历史唯物主义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 历史主义;胡塞尔;历史现象学;历史本质

从法国大革命起始,欧洲进入了历史主义时代。时至今日,作为历史主义策源地的欧洲,思想界和现实生活领域依然到处弥漫着历史主义的影子。然而,当人们把历史主义称为西方文化最伟大的精神革命时,却赫然发现历史主义把作为现代世界的人道主义和民主主义理想之基础的普遍理性也彻底摧毁了,只留下了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的价值虚空,这种情况在处于迅速成长和变革中的中国显得尤为突出。俞吾金先生曾用“出离历史的本质、沉醉于历史泡沫中的历史偶像主义、历史虚无主义和历史虚构主义”[1]对当代中国历史主义的危机进行了犀利的剖析。毋庸置疑,历史主义的这些消极影响充斥着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特别是历史虚无主义,通过对中国革命史、党史、国史等大肆的曲解已经产生了很严重的政治问题,学界已对历史虚无主义这种思潮进行了严肃的批判,但问题的实质在于我们对历史偶像主义、历史虚无主义和经济决定论等代表的历史主义进行批判时,必然强调历史的本质(结构),而这种历史本质在传统上却恰恰与历史主义(生成)相对立。因为结构与生成在传统哲学上是一个对立的范畴,这使我们的批判往往最终又回到了历史主义产生之前的形而上学的哲学观。如何在破除历史主义的消极影响的同时又能保持历史主义的积极作用,这是我们在对各种历史主义消极影响进行批判时所必须面对的一个难题。它山之石,可以攻玉。胡塞尔历史现象学是治疗历史主义各种疾病的一剂良药,它使许多当代人能够“从容地游弋于相对主义和绝对主义的夹缝之间,既带有怀疑主义的警觉,又仍抱有对健康的理性的最终信念”[2]前言4。因此,以胡塞尔历史现象学为视角,对当代中国历史主义进行批判,对当代中国走出历史主义的泥沼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历史主义的分类及其在当代中国的表现形式

在当代,历史主义尽管已经是一个耳熟能详的专用术语,但历史主义本身却没有一个确切的涵义,学界对其也褒贬不一。为了能够对历史主义有一个更为深刻的认识,我们尝试以胡塞尔历史现象学为视角,把历史主义分为历史偶像论、历史决定论、历史相对论和生成与结构相统一的历史主义这四种类型,并在此基础上分析这四种类型的历史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具体表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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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历史相对论及其在当代中国的主要表现形式

历史主义的首要表现形式为历史相对论(historism),这种意义层面的历史主义就是现代通常意义上的历史主义,其代表人物主要有德罗伊森、狄尔泰等。一般来讲,历史相对论者对普遍意义上的历史规律持怀疑和否定态度,他们认为,在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中不存在绝对的、永恒不变的历史规律,只存在相对于某个时代、民族的特定历史规律,主张用历史的理性来取代纯粹理性的优先地位。这种对历史规律持怀疑和否定态度的历史主义发展到极端,就会变成完全不相信任何历史规律存在的历史虚无主义。

如果足够小(趋于0),则该神经元处于非激活状态。这里设置一个稀疏性参数ρ,ρ为趋于零的正实数。若则该种神经元处于非激活状态。这里用Kullback-Leibler (KL)距离作为惩罚项,对隐含层进行稀疏约束:

相对论意义层面的历史主义在中国具体表现为不同程度的历史虚无主义。20世纪90年代以后,后现代主义开始在中国传播,启蒙理性的消极影响也随着中国现代化程度的提高而逐渐显露,普世的西方模式决定论不管在中国理论方面还是实践方面都受到了越来越多的质疑,启蒙阵营迅速走向分裂,新左派、民族主义、中国古典主义等开始出现,普世主义的价值观轰然倒塌,相对主义的历史观开始盛行。这种相对主义的历史观发展到极致,“唯一能够继续存在的标准,乃是那些纯属主观性的标准,它们除了个人的自由选择之外别无其它依据。……历史主义的顶峰就是历史虚无主义”[3]19。在历史虚无主义面前,历史也脱去了其神圣的外衣,不再成为评价价值、理性、信念的标准。在这种思潮影响下,每个人都可以肆意曲解中国革命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史、中共党史。甚至个别导演便可以虚构我们中华民族的历史,使广大观众沉溺于“虚构的历史宫廷剧(性、暴力、争风吃醋等)”[1]等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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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历史决定论及其在当代中国的主要表现形式

首先,中国需要奠基在个性基础上的历史主义。奠基在个性基础之上的历史主义,是一场用崭新的、具体的、个体化的思想方式代替陈旧的、抽象的、绝对的思想方式的精神革命。这场革命深深体现着主导人类生命的个体原则,不是僵硬、绝对的整体,而是微不足道却洋溢着火一般的激情的个体成为最深刻地运动着的历史力量。这种新的以个体化为基础的历史力量,必将打破旧有的以普遍化为基础的历史人类力量的统治,让长期在普遍方式下被彻底忽视的人类与人类所创造的社会和文化结构中的个体因素得以彰显。胡塞尔认为,统治整个欧洲思想的实证主义在欧洲科学危机面前却无能为力,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它为了自身现在的确定性,忘记了它自身客观主义的主观来源,从未把“一般的意义基础当作主题,也从不研究意义基础所固有的强有力的结构上的先验性”[6]433。克服欧洲科学危机的唯一办法,是从当前欧洲科学的现状出发,回溯到作为一切客观的意义构成和存在有效性的原初所在地的原自我的原初创建,并试图将存在着的世界理解为意义的和有效性的构成物。当代中国与20世纪初的欧洲相比,普遍主义和工具理性的思想影响尤为突出,亟须这种奠基在个性基础上的历史主义,以治愈各种普遍主义、客观主义思潮疾病。

历史主义的兴起是人类历史的进步,但历史主义在促进中国社会发展的同时因我们没有对历史主义进行深刻反思而给当代中国带来巨大的危害。以历史虚无主义为代表的历史相对论,以经济决定论为代表的历史决定论以及以盲目崇拜历史泡沫为代表的历史偶像主义已经充斥着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而结构与生成完美统一的历史主义是我们真正需要的历史主义。下面我们将以胡塞尔历史现象学为视角,从三个方面对中国为什么需要这种历史主义进行阐述。

(三)历史偶像主义及其在当代中国的主要表现形式

在历史主义产生之际,历史主义者坚持用历史来取代启蒙理性的优先地位,赋予历史解释事物的优先地位,他们认为“任何事物的历史解释都是充分的,任何事物的价值都能通过揭示其源起而得到解释,任何事物的本性都可由追溯其发展过程而达致完整的把握”[5]。然而,一旦把这种历史主义发挥到极端,就会产生历史偶像主义。历史偶像主义者把历史当作偶像盲目加以崇拜,不去寻求问题的解决,而是刻意地去寻求历史的起源、历史的过程;不去寻求历史的本质,而是不加鉴别地对历史泡沫盲目崇拜。[1]

以胡塞尔历史现象学为视角,如果我们把图一中直线AD视作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把图一中的D点视作当代历史,那么DA3就是从古至今所有的历史本质的积淀,它包含了中国迄今为止出现的各种历史本质。但遗憾的是,历史相对论、历史决定论、历史偶像主义或者忽略了这些历史本质,或者把历史泡沫当成历史本质,或者把历史本质视为既定的而非生成和不断积淀的,其结果是历史虚无主义、历史偶像主义等错误的历史主义在中国泛滥。是什么原因导致这种状况的发生呢?从胡塞尔历史现象学的角度来看,主要原因有三个方面:

(四)生成与结构相统一的历史主义及其在当代中国的主要表现形式

在历史决定论、历史相对论和历史偶像主义之外,是否还存在能克服以上历史主义弊端的其它历史主义呢?我们发现,的确存在这种历史主义,我们称之为生成与结构相统一的历史主义。一方面,这种生成与结构相统一的历史主义同历史相对论有本质区别,它坚信人类社会存在普遍的历史规律(历史结构或历史本质),它坚决否定历史虚无主义与历史偶像主义等各种否认历史本质的历史主义。另一方面,这种历史主义与历史决定论的本质区别在于不承认永恒不变的历史规律,坚持在人类社会的进程(生成)中能找到变化和发展着的历史规律。其代表人物主要有黑格尔、马克思、胡塞尔等。

当代中国在批驳历史决定论和以历史虚无主义为代表的历史相对论的过程中,生成与结构相统一的历史唯物主义已经进入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的视域,例如,《历史与结构——论黑格尔马克思主义和结构主义的历史学说》的翻译和出版。另外,还需指出的是,以倪梁康先生为代表的现象学界也开始从结构与生成的统一来解读现象学。

毫无疑问,历史决定论、历史相对论、历史偶像主义都是没有正确处理历史和生成问题的历史哲学,这些历史主义在当代中国都对社会造成了一定的消极影响,而坚持结构与生成相统一的历史唯物主义则是克服以上问题的根本出路,但遗憾的是国内目前这方面的研究并不多。与此同时,作为20世纪为了克服历史相对论而同时不陷入形而上学的历史决定论而产生的现象学,其达到了结构与生成的完美统一。尽管胡塞尔现象学同历史唯物主义有着本质区别,但它依然能够给历史唯物主义以更多启示和为解决中国当代历史主义提供思路。

在卷积层,基于局部感受野的人体视觉原理,将输入图像或上一层的特征图与该层的卷积滤波器进行卷积加偏置,通过一个非线性激活函数输出卷积层的输出特征图(feature map):

二、胡塞尔历史现象学视域下当代中国历史主义的问题分析

尽管胡塞尔现象学属于唯心主义哲学,但如果抛开其先验唯心论的立场,胡塞尔历史现象学作为结构与生成完美统一的历史哲学,它在分析中国当代所出现的历史相对论、历史决定论和历史偶像主义的问题实质及其原因方面仍然能够发挥重要作用。我们将以胡塞尔历史现象学为视角,对当代中国以上三种错误的历史主义类型进行分析。

(一)胡塞尔历史现象学的基本内容

若要运用胡塞尔历史现象学来分析当代中国历史主义的问题,我们首先需要对胡塞尔历史现象学有一个简要了解。胡塞尔现象学可分为早期的静态现象学、中后期的发生现象学和历史现象学,他的历史主义思想主要体现在其历史现象学中。在胡塞尔历史现象学中,他对相对论意义层面的历史主义进行了深刻的批判,揭示出历史存在普遍的本质。但他所揭示出的历史普遍本质不是波普尔历史决定论意义上的固定本质,而是“不断生成和积淀的”历史本质,是一种生成与结构相统一的历史主义。胡塞尔认为,“不论什么东西根据经验作为历史事实被想起,或是由历史学家所证实的过去的事实而表明出来,它们必然具有自己内在的意义结构;……只有揭示出我们生活于其中、我们全人类(从其总体性的普遍本质结构来看的全人类)生活于其中的具体的历史时间,只有这样一种揭示,才能使真正具有理解力和穿透性的历史学、使本真意义上的科学的历史学成为可能”[6]449-450

从上我们可以看出:第一,胡塞尔是一个历史本质主义者,他认为任何历史事实的基础是其内在的意义结构(历史本质)。第二,他认为,我们不仅应该从静态的角度去研究历史的本质结构,还应该从发生学的角度(历史的角度)去研究历史本质结构的生成和积淀,即去研究历史本质结构从作为“最初的发明者心灵的意识领域中的构造物”[6]433如何一步步发展为理念上的客观存在物。

为了更形象地说明胡塞尔历史现象学的基本内容,我们以图一为例进行说明。

图1

在图1中,我们把从A到E的这个线段看作是历史本质在人类历史长河中生生不息的创建和积淀的过程。其中A点代表历史的起始点,D点代表历史的当下点,E点代表历史的未来点,线段AD代表历史从起始到当下的发展历程,线段DE代表从当下到永无穷尽的未来,B、C代表历史从过去到当下所经历的时间点,A、B、C、D、E各个历史时间点代表新的历史本质被创建的时间点,AA1A2A3A4、BB1B2B3、CC1C2、DD1各线段则分别表示历史本质在A、B、C、D各时间点创建后的历史传递过程,BA1、CA2、DA3、EA4则表示B、C、D、E各历史点上积淀后的总体历史本质。

(二)胡塞尔历史现象学视角下中国历史主义的问题分析

这种历史偶像主义在当代中国主要表现在对历史起点、历史过程和历史泡沫的崇拜这三种形式上。首先,正如胡塞尔批判某些几何学家把几何学的起源追溯到“某个无法找到、甚至连传说也不是的几何学上的泰勒斯”[6]447一样,对历史起点盲目崇拜的历史偶像主义者喜欢追问“哪个国家最先发明了喇叭裤”诸如此类的毫无结果的问题。其次,对历史过程盲目崇拜的历史偶像主义者只喜欢研究问题的历史过程而不求问题的解决,比如,“我们常常见到一些理论著作或学术论文,对它们欲加以解答的问题毫无兴趣,它们的全部热情只是描述这一问题在历史上演化的过程”[1]。最后,对历史过程盲目崇拜的历史偶像主义者盲目青睐与历史的本质无关的历史泡沫,例如“历史人物的隐私、矫揉造作的儿女之情、妃子的争宠、权谋和欺诈、血淋淋的暴力”[1],等等。

首先,历史相对论思潮的冲击是当代中国人已经不相信也不愿意接受历史本质。近几十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后的40年来,饱受专制主义灾难的中国人,在西方科学主义思潮、实用主义思潮、后现代主义思潮以及近来日益高涨的东方主义思潮接连冲击下,在中国式市场经济的大潮下,在席卷全球的现代性危机下,在启蒙理性所蕴含的全球霸权主义思想以及其对当前日益强大的中国的遏制下,中国抛掉了陪伴其几千年的中国传统优秀文化,没有也不愿意接受西方的普世价值,其结果是当代中国人只能生活在过去与未来之间,历史虚无主义、历史偶像主义、历史虚构主义则趁虚而入,占据中国思想主流,成为麻醉当代中国人精神、阻碍社会健康发展的桎梏。

从历史主义的兴起原因来看,当代中国需要的是奠基在个性和发展基础上的历史主义,即基于生成的历史主义。

纵观《倚天屠龙记》,正派与魔教的争端贯穿全书,有人坚持正邪有别,有人觉得正邪之分看的是人,而非身份,但全书中被正邪立场问题伤得最深的,非武当莫属。

最后,历史本质在传递过程中出现问题也是导致当代中国历史主义的问题的原因。正如图一所示,如果我们把AA1A2A3、BB1B2、CC1三条线段分别看作中国以前的历史本质在A、B、C、D各时间点创建后的正常历史传承过程,当代中国之所以没有继承这些历史本质,就是这些历史本质的传承过程出现了断裂和变异。我们有意无意地隔断了历史本质的传承,不但使其历史本质没能传承下来,反而把其糟粕当作精髓传承下来。当前国内“回到马克思”“回到古典儒学”“回到古典哲学”,就是对历史本质传递过程中所出现的问题的纠正。

总之,以胡塞尔历史现象学为视角,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历史本质不是先天就有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一个不断生成和不断积淀的结果。中国历史发展到当代,就有了从其历史开始到今天所有的历史本质,这些历史本质不能够被相对化和虚化。但我们也必须看到,历史在发展,新的历史本质在不断生成,我们决不能把这种历史本质视作固定不变永恒存在的。另外,基于历史是胜者的历史的观点以及一些其它突发因素,导致某些历史的本质被历史编撰者有意用历史泡沫来替代或突然消失而没能传递下来。而当代中国之所以出现历史相对论、历史决定论和历史偶像主义,主要是我们没有正确理解历史中结构与生成的关系而造成的。

897 Tongue image classification method based on transfer learning and fully connected neural network

三、当代中国为什么需要结构与生成的历史主义

在当代中国,这种意义层面的历史主义主要表现形式为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和西方模式决定论。一方面,自历史唯物主义创立以来,从19世纪德国一些大学教授和青年学派把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形而上学地理解为经济决定论、历史宿命论,到第二国际考茨基等人的经济必然性,再到国内少数学者把历史唯物主义“神话”“僵化”和“钝化”,其结果使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成为没有主体的历史经济决定论。这种历史决定论因波普尔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等著作中对马克思历史决定论的错误批判而在中国造成了一定影响,尽管波普尔的错误解读随着国内学者的批判而得到了基本澄清,但这种简单的历史经济决定论思想在我国仍有一定影响。[4]导言2-4另一方面,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身心备受煎熬的中国人开始了第二次思想启蒙。中国人开始走出国门面向世界,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现代化国家面前,一些中国人和学者迷失了自我,抛弃了“黄色文化”,接受了西方自由主义思想,企图在中国建立一种奠基在西方普遍人类理性基本之上的世界主义,即西方模式决定论。在当代中国,这种西方模式决定论随着中国模式取得的巨大成功已经逐渐式微,但在普通大众中仍然有一定影响。

(一)中国需要奠基在个性和发展基础上的历史主义

其次,有可能是我们当代中国人失去了判断历史本质的能力,不能在历史本质和历史泡沫中做出区分;还有可能是明明具有判断能力而不愿劳神去判断,也或者虽然我们具有判断能力,也做出了正确的判断,但因沉溺于历史泡沫所带来的快感而不愿去改变。诚如恩格斯所说,“人来源于动物界这一事实已经决定人永远不能完全摆脱兽性,所以问题永远只能在于摆脱得多些或少些,在于兽性或人性的程度上的差异”[7]442,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促进社会发展的同时有可能地使人们耽于物质享受,中国当代的古今之争、中西之争、相对主义与普世主义之争等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证明一些人已经失去判断历史本质的能力。

与历史相对论相对应,历史主义的又一种表现形式为历史决定论(historicism),其代表人物主要有柏拉图、黑格尔、孔德、汤因比等。这些历史决定论者认为,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具有像自然规律那样精确的历史规律(历史本质),因此人类社会的历史将会严格按照这个铁一般的历史规律自然演化,任何个人、民族、国家在任何时代都无法改变历史的进程。

其次,中国需要奠基在发展基础上的历史主义。奠基在发展基础之上的历史主义认为,个体性,包括单个人物的个体性与观念和实际世界的集体性结构的个体性,“只有通过一种发展的过程才能显示出来”[8]前言4,传统认识论者则认为,“认识论的阐明与历史的,甚至是精神科学的—心理学的说明之间存在根本上的断裂”[6]488。由于历史本身是“原初的意义形成和意义沉淀的共存与交织的生动运动”[6]449,现代生动的文化形态不是通过归纳得来的连续性的外在因果性的知识,而是一种仍被传承的传统,现在生动的文化形态暗含着一种彼此相互关联的过去的连续性,因此,传统认识论中生成与结构完全对立的观点是一种万能的教条主义,它在严重阻碍着我们对事物本性的真正认识,导致历史最深刻的和真正的问题一直被掩盖。为了探究事物的真正本性,我们需要进行一场用发展的思想方式代替永恒不变思想的精神革命,让历史最深刻的问题得以显露。

最后,为了发展这种奠基在个性和发展基础上的历史主义,中国必须坚决反对决定论意义层面的历史主义。因为这种历史主义尽管表面上用个体、发展的方式替代了启蒙理性,但实质上却把个人强行塞入宏大的历史演进之中。个人在强大残酷的历史必然规律面前没有任何个人权利和价值,个人成为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无助的牺牲品。

《三国志》《后汉书》中,只说吕布这个人的毛病是:有勇无谋,性情反复,不听谋士,随性决断。也就是说,他逞匹夫之勇,又任性,凡事不好好思量,就轻率做决定,故而总是反复再三。说到底,他既没有刘备的城府心机,也没有曹操的雄才大略。若在和平时期,凭其一身好武艺,可领一方土地,遵循上意,做一个好将领。偏偏的,他生逢乱世、群雄角逐之时。吕布之所以死得快,有四个原因:一是武艺高强,令人顾忌;二是有野心,不肯死忠跟随一个人,想要单干;三是没有家族背景做支撑;四是缺乏谋略,不晓得如何用人、如何驾驭部下。说到底,还不够狡诈。

情感表达和民族声乐联系非常紧密,二者相互依存,互不分割。声乐演唱是情感表达的载体,而情感则为声乐演唱注入活力,使其内核更加饱满,作品更具感染力,非常容易打动人。

总之,奠基在个性和发展基础上的历史主义,不仅是对奠基在启蒙理性基础上的抽象、简单、绝对的思维方法的批判和反击,是治疗理性主义疾病的良药,更是一种新的生命原则的发现,一种新的精神科学方法,一种让“世界及生命呈现出了一个新的方面,表现出了一种更加深邃的背景”[8]前言2的方法,是一场伟大的精神革命,当代中国需要这种历史主义。

(二)中国需要具有普遍历史本质的历史主义

针对当代中国历史主义存在的问题,中国必须坚决反对具有相对历史本质和否认历史本质的历史相对论及把历史泡沫作为历史本质的历史偶像主义,弘扬和发展具有普遍历史本质的历史主义。

首先,中国必须坚决反对具有相对历史本质和否认历史本质的历史相对论。中国之所以必须坚决反对历史相对论,是因为这种相对主义的历史主义发展到极致就会导致历史虚无主义和民族国家主义。其中历史虚无主义将会彻底摧毁与当代人生死攸关的普世价值、信念,让灵魂中内在的、幽暗的非理性力量毫无节制地释放出来,从而让当代人成为精神无所寄托醉心肉体满足的动物。这种虚无主义再往前走一步,则是生物学意义上的民族国家主义。其后果更为不幸,因为这种历史主义所具有的民族意识把“民族周围的世界视为对其独特本质的永恒威胁;民族的存在不再与人类的共同生活和合作发生关系,民族生存始终处于敌对状态”[9]7

其次,中国必须反对历史偶像主义。关于历史偶像主义,胡塞尔认为,如果我们像历史偶像主义那样把追溯几何学的起源理解为追溯到某个“无法找到的、甚至连传说中也没有的几何学上的泰勒斯”[5]447,那将是一件咄咄逼人的怪事,因为我们这种做法将是完全多余的,除了满足人们的好奇心外,对解决问题没有任何帮助。因此,我们追溯几何学的起源,不是要追溯到某一个具体的几何学家、具体的历史事实,而是要追溯到几何学的原初历史意义,追溯到源初明见性,即几何学历史本质的原初创建。实质上,在某种程度上,历史偶像主义和历史本质主义之争就是客观主义历史哲学与超越论历史哲学之争。胡塞尔认为,“在现今存在着的概念和命题本身中,包含有它们自己的意义,首先是作为尚不自明的意指,尽管如此,但却是作为具有被意指但尚属隐藏的真理的真命题”[6]447-448。超越论的历史哲学把预先给定的生活世界的历史存在意义视为主观的构成物,因此只有追溯这种主观性,奠基在主观性基础上的客观主义才能被理解。客观主义历史哲学则抛弃其客观性的主观主义来源,抛弃了“关于这整个的人的生存有意义与无意义”[6]16的问题,其结果是我们只能生活在“由虚幻的繁荣和痛苦的失望构成的无穷尽链条”[6]17的世界。

荷兰著名教育家弗赖登塔尔说过:“反思是数学的重要活动,是数学活动的核心与动力。如果说数学是思维的体操,那么反思则是思维体操中的高级动作。”学生经历了数学活动,获得了一些数学活动经验,但往往是零散的、模糊的、粗浅的、浮于表面的,这就需要教师引导学生进行回顾反思,以促进活动经验的内化。

(三)生成与结构(本质)相统一的历史主义既是奠基在个性和发展基础上的历史主义,也是具有历史本质的历史主义

由于历史相对论、历史决定论和历史偶像主义只是相对具有或完全不具有普遍历史本质,或者肯定了历史的本质却没有看到历史本质是不断生成和积淀的,其结果是不能满足既要奠基在个性和发展基础上又具有历史本质,因而都不是我们需要的历史主义。其问题的关键在于,奠基在个性和发展基础上的历史主义强调生成和发展,与历史虚无主义、历史偶像主义的相对立的历史主义强调历史本质,而在传统认识论那里,生成与结构(本质)是完全对立的一对哲学范畴,那么是否存在这样一种与个性和发展完美统一的具有普遍历史本质的历史主义呢?胡塞尔给出了肯定的答案,并在其晚年建立起了这种生成与结构相统一的历史现象学。在这种历史现象学中,结构是生成、积淀的先验历史结构(本质),生成、积淀是先验历史结构的生成、积淀。毋庸置疑,历史唯物主义必然是以实践为基础的生成与结构相统一的历史主义,我们必须吸收包括胡塞尔历史现象学在内的所有结构与生成相统一的历史主义的优秀成果,建立起来一种生成与结构(本质)完美统一的历史唯物主义。

历史相对论、历史决定论和历史偶像主义这三种历史主义都是片面地把历史(生成)或结构(本质)发展到极端而产生的历史主义,因其极端地发展了某个方面而忽略了另外一个方面,其最终必然在实践上导致灾难性的后果。作为为克服以上弊端而生的胡塞尔历史现象学,是一种既奠基在个性和发展基础上又具有普遍历史本质的历史主义,是一种生成与结构相统一的历史主义。它不仅诊断和治疗西方历史主义各种疾病的一个良方,而且对解决我国当代历史主义的问题以及建立一种生成与结构相统一的历史唯物主义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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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iticism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Historicis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usserl’s Historical Phenomenology

SHAO De-jin1,2,PAN Jian-tun3
(1.Department of Philosophy,Nanjing University,Nanjing 210093,China;2.School of Marxism,Nantong 226019,China;3.School of Marxism,South-west Petroleum University,Chengdu 610500,China)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usserl’s phenomenology of history,there are mainly four types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historicism:historical relativity,historical determinism,historical idolatry,and historicism,which combine generation and structure.Historical relativity represented by historical nihilism,historical determinism represented by economic determinism and historical idolatry represented by worship of historical bubble have brought great harm to Chinese society.The causes of these three types of historicism are that some contemporary Chinese deny historical essence,indulge in historical bubble,lose the ability to judge historical essence,and there are problems in the transmission process of historical essence.The fundamental problem lies in the rupture of historical essence and generation.What contemporary China needs is historicism,which is based on individuality and development,and has universal historical essence,that is,historicism with perfect unity of generation and structure.Husserl’s historical phenomenology is historicism with unity of structure and generation,which has important reference significance for solving the problems of contemporary historicism in China and establishing historical materialism with unity of generation and structure.

Key Words: historicism;Husserl;historical phenomenology;nature of history

中图分类号: D08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2359(2019)06-0008-07

收稿日期: 2019-03-26

作者简介: 邵德进(1972-),男,江苏海安人,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南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潘建屯(1973-),男,河南洛阳人,西南石油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后。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一般项目“《现象学与辩证唯物论》翻译与研究”(17BZX027)

责任编校 顾金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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