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专业教育的利他性选择
殷文杰
(河南医学高等专科学校，河南 郑州 451191；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湖北 武汉 430074)
摘 要: 国内将“专门教育”等同于“专业教育”的做法掩盖了专业教育应有的价值内涵。从社会学角度来看，专业具有鲜明的利他性特征，这必然要求专业教育建立在利他主义精神的基础上。在现实中，以科学技术为基础的专家系统日益成为现代社会的主导力量，为避免科学技术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提高专业人员的服务意识、奉献精神，专业人才培养需强化以利他主义为核心的伦理教育和德性教化。
关键词: 高等教育；专业教育；专业伦理；利他主义
我国学者普遍认为高等教育在本质上属于“专业教育”，专业教育是高等教育的基本性质和基本特点。但长期以来，人们对“专业教育”的内涵缺乏全面的认识，并将其视为一种专门教育。《辞海》将专业教育称为“专门教育”，用于培养各级各类专业人才[1]。我国《高等教育法》第五条明确规定：“高等教育的任务是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级专门人才。”从语义本身来看，专门人才只能表达知识、能力的集中性、针对性，而对人才的思想道德、价值观念、人格品质、心理素质以及对业务规格没有任何规定，缺乏一定的价值指向。专门人才培养所选择和过滤的“有用知识”往往带有明显的功利性取向，文辅相教授曾以过弱的文化陶冶、过窄的专业教育、过重的功利导向、过强的共性约束来形容这种过度专门化教育的弊端[2]。围绕专门化人才培养所形成的功利性价值取向严重削弱了高等教育的育人功能，将丰富的“成人”教育简单化为干瘪的“成才”教育，最终导致高等教育的道德教化和精神提升等本真意蕴被逐步丢弃。
在英语学习过程中，难免会出现一些超出学生学生能力的内容，教师在进行教学时，可以适当增加一些教学的环节，来降低学习的难度。
人才培养目标是教育的灵魂，对课程内容安排、教学方法选择、教学活动的设计都具有重要的规范和定向作用。但“专门人才”作为一个宽泛而无实质性内涵的概念，很难有效指导高等教育的发展方向，反而限制了知识的范围和领域，使片面的职业需要代替全面发展的使命，知识的工具价值最终掩盖了以人为目的的人文价值。可见，正确认识专业教育的内涵和价值指向对于我们树立科学的人才培养目标与标准、合理驾驭科学知识和技术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在西方国家，培养高级职业人才的“专业教育”通常用“professional education”来表示，该词具有特殊的内涵和价值指向，既不同于自由教育或通识教育，又区别于普通的职业教育。通过对西方国家专业教育(professional education)的认识有助于澄清我们对专业教育概念的理解，并有效指导我国的专业教育实践。
一、利他性伦理规范：专业( profession)合法性的基础
专业教育(professional education)的存在和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专业(profession)领域对高级人才的需要。专业的内在规定性及其特征，决定了专业人才选用的标准和专业教育的基本内涵。对专业的认识是我们深入理解专业教育的前提和基础，也是我们开启专业教育大门、把握专业教育内在属性和规律的重要钥匙。
综上所述,运用血清胆红素与尿酸指标水平检验冠心病患者患病情况,具有显著临床检验价值,其能够有效判断患者冠心病病变情况,并作为基本依据指导制定出高效、合理的治疗方案,应用价值较大。
从广义角度来说，目前智能视频分析技术主要包括视频分析、视频识别以及视频改善3类。其中视频分析类实现目标移动方向检测、周界入侵检测、目标运动、车流量统计、人流量等功能；视频识别类包括人脸识别、步态识别和车牌识别，其主要的技术是在大量视频流图像找出局部中的一些画面的共同特性；视频改善类可以针对或者是对振动的图像进行一部分的优化处理，以达到增强视频可监控性能，包括：车辆牌照识别影像消模糊处理、红外夜视图像的增强处理、图像光变与阴影抑制处理等[3]。
西方语境中的专业教育(professional education)建立在专业文化的基础之上，承担着为专业领域培养接班人的使命。专业(profession)在西方国家具有悠久的发展历史，并形成了影响深远的专业文化。从词源上来说，英语里的“专业”(profession)一词从拉丁语演化而来，具有宗教意义上的神圣性，具有天职、圣职的意义[3]。该词最初的意思是公开地表达自己的观点或信仰，意味着某职业的从业者声明或者宣誓(professing)自己对某些事务拥有更多知识[4]。律师、牧师、教师、医生等通常被认为是最早的专业人员。进入20世纪以后，新的职业群体快速成长并要求确认其专业地位，从而引起了人们对专业属性的讨论。1915年弗莱克斯纳(Abraham Flexner)提出了专业的六条标准：专业活动以智力为基础；承担着巨大的个人责任；专业人员从科学和学习中获得原材料；具有实际和明确的职业目标；具备可教育、传播的技术；具有一定的自我组织形式；拥有利他主义精神[5]。格林伍德(Ernest Greenwood)在《社会工作》杂志发表文章，认为理想型的专业需要具备五个特征要素：要拥有系统的理论体系(Systematic Theory)、专业权威(Authority)、获得社会认可(Community Sanction)、共同遵守的伦理守则(Ethical Codes)和一套包含价值和专门术语的专业文化(A Culture)[6]。巴伯(Bernard Barber)认为专业应该具备系统的知识体系、以利他为目的的价值定位、一套有效的职业伦理法规、具有较高的社会荣誉及收入[7]。社会学家弗雷德森(Eliot Freidson)指出，专业人员被视为服务大众的荣誉公仆，他们像学者一样利用独特的高深知识和复杂技能为公众提供服务[8]。弗莱克斯纳同样认为，谋生对专业而言是次要的、附带的，专业从本质上来讲意味着一种社会影响和地位，具有客观的、理智的和利他的目的，遵循“希波克拉底誓言”式的荣誉准则[9]。可见，与普通职业相比，研究者普遍将知识和技能的特殊性、较高的职业伦理标准、利他性目的视为专业的主要特征，共同强调了利他性伦理规范在专业中的核心地位。
从历史演进的角度来看，在利他主义精神的影响下，专业组织已从一个以自我为中心、传统秘方的发放者形象，逐渐转变为一个要改善人类生活的、科学的改革者形象；职业道德的内涵也从协调竞争转变为一种公共服务的精神。专业组织已将自我本位的需求与利他主义的言论紧密结合在一起[21]。由于利他主义精神为专业活动注入了灵魂，强化了专业活动的服务意识，能够有效引导专业知识更好地造福人类，这也必然要求专业教育以职业伦理为中心，注重培育学生的利他主义精神。
以工具理性为目的的技能训练和理智培养未必能够经得起价值理性的考验，急功近利的目的性可能会对人类的生存和自然的和谐带来潜在的威胁。在“知识就是力量”的呐喊声中，人们见证了科技在20世纪的狂欢与肆虐，“自然的祛魅”导致“自然失去了所有使人类精神可以感受到亲情的任何特性和可遵循的任何规范”[22]，随之而来的是环境污染、资源枯竭、核战阴云等危机，这已严重威胁到人类的生存。有学者认为，“危险的来源不再是无知而是知识；不再是因为对自然缺乏控制而是控制太完善了；不是那些脱离了人的把握的东西，而是工业时代建立起来的规范和体系”[23]。在现代人的认知结构中，事实与价值相割裂、理性与信念相分离，知识分子与专家已分道扬镳。人们认为大学教育对此结果难辞其咎，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指出：“在我们的教育中，往往只是为着实用和实际的目的……已经直接导致对伦理价值的损害。[24]293”杰勒德·德兰迪(Gerard Delanty)认为是“大学丧失了它在启蒙时期拥有的判断价值以及客观事实正名的权力”[25]。
利他主义价值取向已成为西方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西方国家具有普遍的基督教信仰。基督教以博爱精神为基础，强调道德自律。马克斯·韦伯(Max Weber认为基督教的新教伦理是资本主义精神的代表，新教教派的核心教理是：“上帝应许的唯一生存方式……是要人完成个人在现世里所处地位赋予他的责任和义务[18]59。”职业劳动被认为是一种天职，“是最善的，归根到底常常是获得恩宠确实性的唯一手段[18]140”。马克斯·韦伯指出，一个人对天职负有责任乃是资产阶级文化的根本基础，“它是一种对职业活动内容的义务[18]38”。功利主义哲学家约翰·穆勒(John Stuart Mill)也认为幸福不是享乐主义而是需要牺牲个人利益为他人谋利益。在他看来：“培养利他主义(altruism)，使利己主义(egoism)服从利他主义，这一任务远远超出道德的责任，而应当是个人和集体教育的主要目标之一[19]。”亚当·斯密(Adam Smith)在《道德情操论》中强调，个人应该以一个“公正的旁观者”审视自己，以便抑制自利的倾向，从而做出利他的选择[20]。
阵主孙思邈老神仙玄色葛衣，须发如雪，雪中点点血染胭脂色，神情却是怡然自乐，喜乐安详，一代宗师如鹤舞凤翔，指挥诸圣，阵势又是一变。原来他见三个少年因势利导，经脉舒张，历经七境变换，身体如同丹炉，已隐隐现出结丹之象。“先贤明露丹台旨，几度灵乌宿桂柯”，人生在世，习艺学武，能得名师调教，已经是万中无一，机缘巧合；水火既济，能阴阳调和，得结丹之缘，更是难上加难，所谓“几度灵乌宿桂柯”，今夜星月在天，草木如梦，我们这几个老家伙，就成全这三个孩子吧！想到这里，孙思邈一声清啸，指示颜林苏王等人，扭转七绝逍遥阵，一变为万花谷第二奇阵——落星惊鸿阵！
二、培养利他性专业伦理精神：专业教育发展的现实诉求
事实上，利他性伦理规范既是职业竞争的结果，又是专业组织保持竞争优势的手段。一些新兴的职业团体希望通过普遍的智力标准、较高的专业标准和职业资格提高他们的地位，反对以继承为基础获得的特权地位和以教养为基础的模糊标准。为免受道德方面的攻击，新的专业协会开始制定并遵守一定的伦理规范[12]。由于伦理规范体现了共同的价值观和角色意识，能够在专业共同体内部形成较强的凝聚力，有助于增强专业共同体对内的控制力和外部影响力，还能构建经济和社会地位较高的限制性圈子，避免他人的竞争[13]。于是，对伦理规范的遵守成为一种专业文化的认同，也是有效的自我保护机制。在此影响下，日本管理大师大前研一坚持认为，不能以职业的种类和职业资格作为判断专家的依据，专家的重要条件应该是“以顾客为第一位”。在他看来，“顾客至上”是区分专业技术工作者属于专业人员还是徒有虚名的重要标准，医生能否称为专家，关键看是否信守希波克拉底誓言，并以此履行自己的职责[14]。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同样认为：一门专业体现出的社会关心标准不是说专业人员比他们的同胞们更乐善好施或思想高超，而是说，由于服务道德先于自我利益的道德这一标准而使得人们对他们的行动抱有希望[15]。在这些理性认识的影响下，很多协会组织明确把利他主义精神纳入自己的职业准则。美国律师协会职业行为示范规则(American Bar Association Model Rules of Professional Conduct)的导言中写到：“一个法律人应当注意司法实施过程中的不足，想着穷人(有时即便不是穷人)得不到足够的法律援助的事实，并应当因此而投入自己的职业时间和公众影响来代表他们的利益[16]。”在医学领域，希波克拉底誓言作为职业道德圣经，几乎成为医学生入学必学的一课。国际医学教育专家委员会指出，21世纪新的医学职业精神是应当推崇质量，提倡团队合作，有强烈的伦理意识，以患者和群众需要为己任[17]。
利他性的服务意识和精神追求决定着专业知识和技术的真正价值，这为专业教育提出了更高目标。在怀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看来：“贫瘠的知识毫无价值，事实上乃是灾祸。[26]102”为防止知识的滥用，爱因斯坦主张一切技术上的奋斗始终应该将关心人的本身视为主要目标，以保证我们科学思想的成果会造福于人类，而不致成为祸害。[27]他把人类的希望仍然寄托在“伦理教育”上，认为没有伦理教育，人类就不会得救[24]294。博耶(Ernest Boyer)指出，大学生学习的质量最终应根据毕业生是否愿意为社会和公民服务来衡量。[28]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同样强调：“不是专门知识，而是服务的精神才能使一所大学在全国公共年鉴中占一席之地。[26]195”美国学者帕森斯(Talcott Parsons)和普莱特(Gerald M. Platt)认为专业教育主要向外部社会系统输出人力资源、价值认知、对社会权威的认可等三类产品[29]。其中，人力资源只是专业教育输出的一部分内容，专业教育还应包括价值承诺、职业伦理道德等内容。根据职业伦理的重要性，国际医学教育专家委员会强调专业教育应该反复灌输职业精神，要推动职业角色认定、价值观的择取、职业承诺和职业性格养成。他们认为未来的医学教育是要使所有国家医学卫生人才都掌握运用知识、批判性思辨和注重伦理行为的能力[17]。2003年，美国科学基金委员会组织召开“绿色工程”研讨会，该会议明确将“维护人类健康与幸福，保护和改善自然生态环境”作为工程教育的重要指导原则[30]。可见，利他性的伦理精神已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并逐渐成为专业教育的核心内容。
利他性伦理规范既是专业人才高尚道德品质的体现，又是以生存为目的的理性选择。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个人通过让渡自己的资源，在满足他人需要的基础上才能使自己获取必要的经济、社会地位、尊重和荣誉等收益。专业人员和组织对专业知识和技能的声明不足以获得外部的支持，只有保证用于公共利益而不是纯粹的自私目的才能被授予专业特权。沃伦斯基(Harold L. Wilensky)指出专业性工作仅有技术标准是不够的，必须有与职业相关的道德规范，这样既能保证专业工作的质量，又能确保专业人员对服务理想的坚持，避免因个人或商业利益伤害客户的利益。在他看来，专业化程度不仅仅取决于专有技术能力的水平，还取决于服务理念及其支持职业行为规范的程度[10]。为应对客户潜在的不信任，处于垄断地位的专业组织必须声明能够防止专业权力的滥用，这需要专业人员比其他行业的员工更加注重客户利益而非自身的物质利益[11]。
三、在专业教育中培养利他性伦理精神的建议
现代社会所依赖的专家系统建立在科学精神和技术理性基础之上，但科学和技术只是一种工具，其合理使用离不开利他主义精神的引导。随着时代变迁，专业活动的方式、标准、范围和影响力都发生了明显变化，也带来了新的伦理问题和挑战。
全球化时代的来临呼吁更高层次的利他主义精神。在全球化进程中，人类活动的影响范围被不断放大，科学技术的负面效应已严重威胁到每个国家和个人的生死存亡，任何国家和个人都难以置身事外、独善其身。为避免技术的不合理使用以及个人主体性膨胀所带来的威胁，培养各类高级职业人才的专业教育应超越个人、时间、地域和民族的限制，为整个人类的前途和命运负责。针对现代社会人类生存的困境，韩国社会学家金泰昌主张建立地球时代新价值伦理观。在他看来，人类在相互联系的地球时代应超越经济价值优先的价值结构，构建生态价值优先的体系，改变以培养经济、企业人为主旨的教育模式，而应该以培养地球家庭人为目标，使人具备生态伦理良知，能够承担关心、保护地球的责任，并欣赏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31]。博耶指出，在一个复杂的、相互依存的世界中，否定我们和地球之间的关系，就是否定存在的现实，为此，我们绝不能让那些不能正确认识他们的知识和生活的学生毕业[26]83。为迎接全球化时代的挑战，201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反思教育：向“全球共同利益”的理念转变?》中提出：在“全球共同利益”面前，高等教育要主动承担引领人类应对全球性挑战的责任[32]。为适应全球化趋势、培养具有全球视野和能力的工程人才，美国国家工程学院(National Academy of Engineering)要求工程师们接受更广博的教育，时时以全球公民的标准要求自己，不仅能引领商业和公共服务业的发展，在研究、开发和设计中起到重要的作用，而且还能包容和理解其他文化[33]。高清海教授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中人类发展的三个阶段学说，指出作为主体的人应该从具有过度依附关系的集群主体和以自我为中心的个人主体，走向个人自觉与他人、社会、自然和谐相处、相互融合统一的类主体[34]。以人的类主体性取代个人本位所带来的弊端已被视为解决当前困境的必由之路[35]。这需要教育更加关注个人与他人、社会、自然的整体性和普遍性关系，增进不同主体间的和谐相处，避免将专业化追求变成垄断话语权力、免于市场竞争、谋取私利的武器。
利他性伦理精神培养的关键在于德性的教化。为防止专业主义所带来的知识霸权主义、自我中心主义对他人和社会所造成的威胁，专业教育应该将利他主义精神作为专业人员的内在价值追求，而不是为了免于惩罚的被动选择。伦理是在一定价值观念指导下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等关系的行为规范和道德准则，可分为以外部社会道德规范为依据的“规范伦理”和源于个体内在心性品格的“德性伦理”。进入工业化社会以后，德性伦理逐渐被规范伦理所取代，对技术的崇拜使人们寄希望于外部道德规范建设，而忽视了对个人内在精神世界的培育和引导。如果社会秩序仅依赖于人们对外在行为标准的被动适应而无视人的内在精神追求，其结果只能是社会温情的丧失和大量“精致利己主义者”的涌现。规范性伦理只是追求规范和约束的完备性，这种“他律”方式只能对外显的行为进行规约，能够达到抑“恶”的效果，无法激发人们内心对“善”的追求。离开德性伦理支撑的规范伦理终将沦为缺乏内在主体的空洞教条[36]。为此，专业文化中的伦理意识离不开教育对个体德性的培养。提高专业人员的精神境界、树立崇高的理想和信念、引发他们的“自律”意识才能使专业行为真正造福人类。职业理念是职业的灵魂，对职业理念的理解、领悟和内化是从规范伦理进一步升华为德性伦理的基础[37]。为此，专业教育除了专业知识和技术教育之外还应该重视以人文内涵为基础的职业理念和伦理的教育。
总之，现代社会的科学知识和技术只能解决事实性和策略性问题，无法解决价值性问题。在这个相互依存的世界，为避免工具性教育目的所带来的自私、狭隘、短视与盲目，专业教育应该以利他性伦理精神为灵魂，以构筑“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使命，超越狭隘的个人、民族利益，通过适当的道德教化和精神引领提升学生的类主体意识和全球意识，使学生树立正确的义利观和社会责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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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G640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3-8078(2019)04-0067-05
收稿日期: 2019- 05- 24
doi： 10.3969/ j.issn.1003- 8078.2019.04.15
作者简介: 殷文杰(1979-)，男，河南安阳人，河南医学高等专科学校副教授，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博士生。
基金项目: 河南省科技厅、财政厅2019年度省重点研发与推广专项(软科学)项目,项目编号：192400410258。
责任编辑 付友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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