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少年同伴侵害干预意愿的影响因素
□ 洪艳青1王姝君2
〔摘要 〕本文基于社会生态学框架，系统阐述了影响青少年同伴侵害干预意愿的情境因素，如家庭中的亲子依恋、学校中的教师应对策略，以及青少年自身的个体因素，如同伴侵害经历、侵害应对效能，并分析各因素之间可能的相互关系，以期为同伴侵害的干预研究和实践提供同伴“旁观者”角度的科学建议。
〔关键词〕 同伴侵害；干预意愿；影响因素；青少年
同伴侵害是指受到同龄人各种形式的攻击，区别于来自父母或其他成人、兄弟姐妹或社区成员的侵害［1］。在同伴侵害的类型方面，研究者较为一致地认为主要包括身体侵害、口头侵害和关系侵害三种基本类型，其中前两者又经常被称为外显侵害，而关系侵害也经常被称为间接侵害或社会侵害。同伴侵害是一个普遍存在的世界性问题。同伴侵害对儿童有多方面的消极影响和危害，包括情绪与心理——社会性适应、学校与学业适应，甚至是健康问题等。正因如此，同伴侵害的预防与干预问题日益受到研究者和教育者的重视。
伴随着攻击与欺负研究的蓬勃发展，同伴侵害领域的研究也越来越丰富。从研究内容来看，研究者对同伴侵害的探讨主要关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与同伴侵害相关的影响因素［2-3］。另一方面是同伴侵害与个体适应的关系［4-5］。目前同伴侵害领域的研究仍存在若干局限性。 从研究对象来看，以往关于同伴侵害的研究大多只单方面考察了青少年作为受害者的角色，而事实上青少年除了可能是受害者，还可能成为一个旁观者或潜在的干预者。Salmivalli等人的研究发现，同伴可以被划分为欺凌协助者、对受害者的维护者以及被动的旁观者［6］。虽然大部分研究关注同伴的负面作用，也有研究者认为，只要被教导该如何对欺凌做出反应，同伴可以在减少欺凌方面扮演一个积极的角色［7］。青少年在家庭中与父母的依恋关系、在学校感知到的教师在同伴侵害情境下的应对策略、其本身的同伴侵害经历以及他们自身对于侵害应对效能感，都可能影响青少年是否愿意对他人的受侵害行为进行干预。
本文将综合国内外研究，重点阐述青少年同伴侵害应对效能对其干预意愿的影响，同时从社会生态学的角度系统探讨家庭中的亲子依恋、学校中的教师应对策略，以及青少年自身的同伴侵害经历，是否影响青少年侵害干预意愿，以期为同伴侵害的干预工作提供“旁观者”角度的科学建议，为将来的同伴侵害干预问题研究提供一定的启示。
一、旁观者干预
虽然欺凌一般被看作是发生在两个个体（即欺负者和受害者）之间的现象，事实上该现象永远离不开旁观者同伴的参与［7］。研究者已经确认和研究了这些欺凌现象中旁观同伴的一些不同角色［8］。例如，Salmivalli等人确认了以下角色：a.煽风点火者（如嘲笑受害者，怂恿欺负者继续欺负受害者），b.欺负者的助凶（如当别人开始欺负行为时参与进去），c.受害者的维护者（如告诉老师以阻止欺负行为，安慰或与受害者交朋友），d.局外人（如不知道欺负行为或忽视这些行为）［6］。
虽然在青少年期，同伴侵害现象很普遍，但同时，由于早期青少年发展了更高的道德能力感，他们可能在同伴侵害发生时有更强的干预意愿［9］。有效旁观者干预中的一个成分就是儿童直接维护受害者（即直接站出来为受害者说话）或间接维护受害者（即告诉老师）的意愿。另外，反欺凌计划越来越鼓励青少年支持受侵害同伴。因此，了解青少年的干预意愿是同伴侵害干预工作的一个重要步骤［10］。
目前发现只有少数几个涉及应对策略的研究将其用来解释旁观者的干预意愿。基于一个意大利早期青少年样本，Pozzoli与Gini 发现采用问题解决策略与青少年自我报告的积极帮助受侵害同伴的程度相关，而社会支持寻求策略与积极干预没有显著相关［13］。不过，有些测量反欺凌干预结果的研究显示，干预者确实报告更有能力为受害者寻求帮助（通常通过告诉老师）［16］。至于在同伴侵害文献中，有证据显示受害者更倾向于采取无益的应对策略，如极少寻求帮助、逃避问题甚至伤害自己或他人身体或有自杀意念。另外一个研究发现，某些对非受害儿童有益的问题解决策略却有可能使9～10岁受侵害儿童有更多的适应性困难［17］。因此，受侵害儿童的情况可能与其他儿童的情况有差异，包括建设性应对与早期青少年干预意愿之间的正相关可能被抵消，以及非建设性应对与儿童干预意愿之间的负相关程度可能变大。有国外研究考察了早期青少年的针对同伴侵害假想情境所做出的归因、情绪和应对策略对于干预意愿的影响，结果发现归因和情绪与干预意愿没有显著相关，而寻求支持应对与男孩女孩更强的干预意愿相关，问题解决应对策略则只与女孩的干预意愿相关［18］。
尽管儿童经常表示，很讨厌看到欺负行为，并声称很愿意帮助受害者，但他们实际上很少真正做出干预去阻止这些行为［7］。 国内学者王姝君通过调查研究发现，虽然表示曾经帮助过受侵害同伴但频率很少的青少年占了很大一部分（75% ～ 84%），但真正能做到经常对各类同伴侵害加以干预的青少年比例则基本不超过20%［11］。这与以往的研究相一致，即同伴可以目睹80%的同伴侵害，但真正干预的比例只有20%。这一断层可能是由于害怕成为下一个受害者或没有有效的策略去抗衡欺凌［7］。另外，该研究发现，相对直接和间接社会侵害，更多初中生愿意对身体侵害和口头侵害进行干预。这可能与初中生对同伴侵害的理解有关，由于社会侵害的形式不同于传统的欺负概念，这导致很多学生，甚至家长和教育者都没有意识到受害者正在经历同伴侵害，以为只是同学朋友间的玩闹而已，因此对此类侵害可能会采取旁观的态度而不参与干预［11］。
第二，学科研究视野狭窄。编辑出版学学科从确立至今，一直在争取自己的合法身份、正当地位，但又屡屡不尽如人意。一面受到业界的质疑，一面又受到其他相关学科的挤压，学科自身的发展自信遭遇严重挫败。我们的学术生产主体在努力捍卫学科的专业性和独立性，遗憾的是我们在岌岌可危的学科忧患中，却一直未能打开研究视野，学术生产只在学科内部自娱自乐。对于社会科学来讲，在孤立学科封闭空间所展开的研究，自然难以产生创新的价值。
二、影响青少年同伴侵害干预意愿的个体因素
（一）侵害应对
以往国外研究显示，女孩比男孩更可能对侵害进行干预，女孩比男孩更可能维护或帮助受害者。而基于中国背景的研究也验证了以往国外研究的结果，即女生在目睹同伴受到“直接社会侵害”和“口头侵害”时，比男生更愿意参与干预，表明青少年同伴侵害干预的性别差异可能具有跨文化性。未来研究需要更关注考察影响男生干预意愿的重要因素，如鼓励男生更好地对受害者设身处地地考虑，加强其移情能力，使他们更愿意对同伴侵害做出干预。未来研究及教育者应尤其关注女生的干预技能，探索和引导她们做出对她们来说更有效、安全的干预方式，以使干预在不伤害她们自身的前提下达到最好效果［11］。
只有那一瞬最美。她爱上了他，他出于现实的考虑娶了别人；她希望与他做事业上的伙伴，他担心舆论的压力逃得远远的；他单身了，可以追求她娶她为妻了，退缩却已成为习惯。多年来，他总不敢面对，不知是不敢面对夏小凡，还是不敢面对他的内心。
由仿真结果可以看出，由于有源功率因数校正电路的作用，保证了网端电压电流的近似同相位，使网端可以接近单位功率因数运行，这可由图4得出。由图6可以看出，因为滞环比较器的作用，输出直流电压在滞环带内周期性波动，变化幅度较小，可视其输出为直流。由图8、9可以看出电路系统初始工作时，直流侧有功功率P和无功功率Q会有一个较大的尖峰脉动，但在一个周期时间内，由于反馈环节的调节作用，波形逐渐趋于稳定，而且能看出无功功率近似为0，有功功率保持在较小波动范围内的稳定状态，从而达到了理想的效果。
另外，王姝君通过调查研究也发现，初中生自身的同伴侵害经历可能直接影响也可能通过应对效能的中介作用间接影响其干预意愿，其影响既有积极的方面也有消极的方面。例如，直接社会侵害可能增加干预意愿，而身体侵害经历则可能减少干预意愿。直接社会侵害、间接社会侵害以及身体侵害等经历都可能降低初中生的某些侵害应对效能，而相应效能则可能进而增加或减少其在同伴侵害情境下的干预意愿。然而，未来仍需要更多研究考察同伴侵害经历与侵害干预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以及影响这些关系的调节变量与中介变量［11］。
（二）个体侵害经历
目前，有少数研究考察了同伴侵害经历与侵害干预意愿的关系。一部分研究证据显示，自我报告的同伴侵害与干预意愿之间具有负相关。另外，已有大量研究发现，受害者一般对侵害会做出消极反应（即体现在他们一般采取消极的情感或无益的应对机制）［19］。因此，自我报告的同伴侵害经历很可能会与青少年的干预意愿呈负相关。
1.解放思想，转变观念。基层畜牧管理部门要顺应畜牧业发展的需要，改变传统服务方式，转变服务观念，要坚决摒弃疆化保守的小农经济服务意识，面对不断出现的新问题、新难题，要及时调整思路，主动适应市场需求和群众需要，这样才能跟上形势的发展。
青少年应对侵害的不同方式可以反映其干预意愿。一个著名的应对模型是Lazarus 与 Folkman 提出的“双功能模型”。该模型区分出两种应对风格：问题聚焦应对和情感聚焦应对。问题聚焦的应对方式指个体采取直接的措施直面问题或改变已有局面（即通过认知再评估和面对），而情感聚焦的应对方式则反映了对自我的关注和痛苦的感觉（即通过痴心妄想和逃避）［15］。虽然该模型在成人群体有着广泛的证据，研究者却在青少年中发现了另一模型。具体来说，青少年运用的18种应对策略可以被分为三类：问题聚焦应对（即关注解决问题和积极一面）、通过寻求他人帮助的应对（即寻求社会支持和专业机构帮助）以及完全无益的应对 （痴心妄想和作为秘密埋在心里）。
但少数文献间接指出，那些愿意干预侵害的学生都是心理很强大的个体，而且是能在情感上理解他人经历的。因此，也应该考虑到学生是否会基于自己现在或过去的侵害经历而愿意对同类现象进行干预。也就是说，因为受害者知道受侵害的感受，而同理心是旁观者干预的主要成分。意外的是，目前大部分研究忽视了受害者可能有能力、有动机为了其他受害者而去干预侵害这一事实。
然而，目前有限的一些关于同伴侵害与干预意愿之间关系的实证研究也得出了与以往研究不同的结果，即自我报告的同伴侵害经历与青少年的干预意愿之间呈正相关［10-18］。虽然以往研究显示，受害者表现出社会技能、社会问题解决、应对策略及情绪调节方面的缺陷，但Batnova等人的研究发现，同伴侵害经历事实上可能使得青少年更愿意去干预其他侵害行为。该研究结果与Pozzoli等人的研究结果相符［10］，该研究也发现侵害经历与欺凌情境下的维护行为有正相关。不过由于Pozzoli等人的研究目的是考察其他个体水平特征（即支持受害者的态度）和班级水平特征（即同伴规范）对维护行为和被动旁观行为的不同作用的，因此这种正相关是在将同伴侵害作为协变量的条件下发现的。而Batnova等人研究则发现，控制了早期青少年的年龄和不同归因、对假想侵害情境的情绪和应对反应等因素之后，自我报告的同伴侵害经历与早期青少年的干预意愿正相关。
2011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关于加快水利改革发展的决定》[2]文件,指出“水是生命之源、生产之要、生态之基。水利是现代农业建设不可或缺的首要条件，是经济社会发展不可替代的基础支撑，是生态环境改善不可分割的保障系统。”这是新中国成立62 a来中共中央首次系统部署水利改革发展全面工作的决定。文件强调水资源开发利用控制红线，要建立“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为今后的水权改革指明了方向。
另外，王姝君［11］考察了青少年的侵害应对效能与其干预意愿的关系，结果显示，前摄行为应对效能和避免攻击行为效能可能增加初中生对同伴侵害的干预意愿；而避免自责应对效能，则可能减少初中生的干预意愿。该结果表明，初中生对于自己解决冲突问题和控制攻击行为越有信心，就越愿意在同伴受到各种侵害时进行干预，为受害者提供帮助。因此，教育者和家长在平时生活中多对初中生针对这两方面培养足够的能力和自信，将有助于提高他们在同伴侵害情境下的干预意愿。总体而言，目前研究考察青少年的侵害应对效能与其干预意愿的关系的研究极少，而作为认知层面的应对，可能比行为层面的应对更能影响青少年对同伴侵害的干预意愿。
（三）性别差异
关于欺凌旁观者的研究显示，旁观者的反应受到个体和社会因素的影响。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个体因素是具有有效的侵害应对策略。研究发现了一些干预者与被动旁观者之间的差异，如更高的社会自我效能感［12］，或其本身使用不同的应对策略［13］。事实上，研究已经发现，高自我效能是预测早期青少年干预行为的一个重要个体特征［14］。有研究显示，愿意干预的青少年可能在心理上更强大，因此，很有必要了解青少年对于他们自己侵害经历的应对自我效能。
三、影响青少年同伴侵害干预意愿的情境因素
近年来，一些新近理论认为，我们在研究攻击性问题时不应局限于攻击者和受害者的个体特征上。这些理论都基于如下假设，即个体是深植于社会系统中的，而这些系统对行为和发展都具有直接和间接的影响。因此，研究者开始重视情境因素对同伴侵害的影响，尤其强调了青少年重要人际关系的影响作用。在青少年的社会化发展过程中，父母和教师是对其影响最大的成人。
（一）亲子依恋
虽然目前关于亲子依恋与青少年在同伴侵害情境下的干预意愿之间关系的研究很少，但根据依恋理论及已有相关研究，具有安全依恋的儿童可能会有更高的自尊，进而更少做出攻击行为，更可能做出亲社会行为。如此推论，这些儿童也可能会更愿意在目睹同伴受到侵害时对侵害行为进行干预或对受害者做出安慰和帮助。目前，有两个研究直接对亲子依恋与青少年干预意愿之间关系进行考察。Nickerson等人的研究发现，母亲依恋可以增加儿童在同伴侵害情境下参与干预的概率，而父亲依恋则与儿童作为旁观者时的干预意愿相关不显著［21］。这可能一定程度上是由于目前社会大部分家庭中，母亲仍然是照顾家庭和孩子的主要角色，她们在教导孩子在别人遇到困扰时伸出援手这方面有着更大的影响或更强的榜样作用。此外，王姝君的研究显示，父子依恋、母子依恋均可能通过提高青少年侵害应对效能，进而增加其对同伴侵害的干预意愿［11］。其中，父子依恋可能提高初中生“前摄行为”应对效能和“避免攻击行为”效能，进而增加初中生对所有类型同伴侵害的干预意愿；母子依恋可能提高初中生“前摄行为”应对效能，进而增加其对所有类型同伴侵害的干预意愿。该结果再次表明，父母对青少年的影响变得更间接了，但其影响是始终存在的。因此，父母应始终与孩子保持良好的亲子关系，做好沟通，这样不仅能使他们更少受到同伴欺负，还能使他们更有信心在受到欺负时能解决冲突问题和控制自己不对欺负者施予攻击报复，因此更愿意伸出援手帮助其他受到侵害的同伴。但由于目前相关研究仍十分匮乏，还需要更多基于多元背景下的研究对亲子依恋与干预意愿之间的关系进行进一步的考察和验证。
（二）教师应对策略
虽然越来越多的研究证据显示，他人的干预行为可以显著减少同伴侵害引起的功能不良，但关于教师对学生同伴侵害的反应及儿童对教师反应的感知的研究匮乏。大多数儿童的同伴侵害发生在学校范围内，在这些地方，教师是主要的权威人物。基于观察法和学生报告的研究数据发现，教师只干预了学校中少数的同伴侵害现象，大约15%～35%。另外，有研究显示，教师处理同伴侵害的方式不尽相同［22］。例如，为了阻止进一步侵害，教师可能采取积极措施，分离学生、联系家长或惩罚攻击者。同时，教师也可能采取更被动的措施。比如，他们可能只是简单地建议被欺负的儿童要躲开攻击性强的同伴或维护自己的一切，或者他们可能告诉儿童要学会自己独立处理攻击性强的同学。随着时间推移，儿童可能将其老师对同伴侵害的反应同化进了他们自己的关系图式。这些心理知识结构可能指导其对于社会刺激的一系列心理（如编码线索、对事件解释和归因、结果预期、情感反应）和行为反应的稳定模式，且同样地可能与今后长期的行为和情绪障碍的发展相关。借鉴了成人依恋和社会认知理论，Troop-Gordon假设儿童可能观察到他们的教师、其他成人应对同伴侵害的方式有三种，a.支持、肯定受害者，b.批评和拒绝受害者，c.对受害者的经历表现冷漠［23］。具体来说，感知到教师采取积极的干预行为（如惩罚攻击者、分离学生、联系父母）可能引发儿童这样的观点，即老师是同情、接纳受害儿童的，进而互补地感知到发生同伴侵害并不能归罪于受害儿童。因此，这样的反应可能保护儿童不因同伴侵害而产生情绪和学校适应性不良问题，同时还可能使他们在目睹他人受到同伴侵害时更同情受害者，而更可能做出支持和帮助受害者的干预行为。相比之下，对于教师建议躲避和坚持的感知可能被看作是对受害者没有尝试与攻击者有效相处的批评，而建议独立处理问题则可能是教师冷漠的表现。因此，教师的被动反应除了可能与更低的支持感、更高的侵害内部归因相关，导致同伴侵害后更严重的焦虑、抑郁和旷课等问题，同时还可能导致其他同伴作为旁观者也认为受害者应该受到批评或应该自己独立处理问题，进而更不愿意对侵害行为进行干预。
相应地，国内最近的研究也发现，青少年感知到教师在同伴侵害情境下的应对策略通过侵害应对效能的部分中介作用影响其同伴侵害干预意愿［11］。当初中生感知到教师在同伴侵害情境下“联系欺负者家长”或“谴责和惩罚欺负者”时，他们更愿意对其目睹的同伴侵害进行干预；而同时，当初中生感知到教师的应对策略是“建议受害者避开欺负者”时，他们可能更不愿意对同伴侵害加以干预，或者因为没有信心控制自己的攻击行为而减少干预的概率。该结果表明，教师的不同应对策略在很大程度上会直接影响学生的干预意愿，因此，教师在选择策略时应该极其谨慎。
四、结语
目前国内外研究分别从个体和情境方面考察了影响青少年同伴侵害干预意愿的影响因素，为青少年同伴侵害干预工作和研究提供了一定的启示和依据。但总体而言，该领域的研究在国内外都较为匮乏，未来需要更多在不同文化背景下开展的实证研究，对已有研究成果加以验证和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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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G4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2684（2019）08-0004-05
（作者单位：1.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狮城中学，佛山，528225；2.广东财经大学，广州，510320）
编辑/卫 虹 终校/于 洪
标签：同伴侵害论文; 干预意愿论文; 影响因素论文; 青少年论文;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狮城中学论文; 广东财经大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