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183;格奥尔格#183;埃卡留斯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战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恩格斯论文,马克思论文,约翰论文,战友论文,格奥尔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王建勋 贾华 编译
裁缝工人，约·格·埃卡留斯属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第一批杰出学生和战友之列。他们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领导下，在工人群众中从事宣传和实践活动。
尽管没有一部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和第一国际史的普遍著作或专著不提到约·格·埃卡留斯的名字和介绍他的活动，但关于他的生活、活动和理论观点在各国历史文献中都未曾得到充分的阐述。
本文试图以约·格·埃卡留斯的生活和活动为例来深入观察第一批马克思主义者思想形成的过程，从而表明他们在无产阶级运动各个阶段的形成中，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宣传方面，在为把科学的共产主义思想同广大的工人运动相结合而斗争的观巨和崇高的事业中的作用。
约·格·埃卡留斯于1818年8月23日诞生在一个生活不富裕的多子女的裁缝匠的家庭里。由于经济紧张，他和大多数同龄人一样，早在童年时起就帮助操劳家务，在父亲的指导下他掌握了裁缝手艺。
1832年，格奥尔格被送到一家裁缝店里当学徒工。他可以去少年徒工星期日业余技校听课。从1835年起，约·格·埃卡留斯当了裁缝的帮工。由于失业和腓特烈罗德市裁缝行业之间的激烈竞争，许多青年工人不得不背井离乡，外出谋生。约·格·埃卡留斯当然也不例外。为了寻求工作，他跑遍了全国很多地方。
在19世纪40年代中期他终于在汉堡找到了工作。当时汉堡的工业相当发达。汉堡裁缝业行会是为数众多的行会之一。那里的帮工和雇工的处境极为艰难：工作时间很长，可收入很少，行会强行规定的制度很严。绝对禁止帮工们召开任何会议来讨论自己的事情。干涉帮工与其它行会通信。正是这种状态，才促使埃卡留斯走上了工运的道路。
在当时的德国，教育协会、歌咏、体操和其它工人联合会非常盛行，这些组织成了秘密的正义者同盟成员合法的活动场所。他们把这些协会作为教育新盟员和宣传自己思想的学校。正像他的共产主义者同盟和第一国际的朋友和战友弗里得里希·列斯纳后来指出的那样，汉堡的教育协会对约·格·埃卡留斯的政治观点的形成起了重要的作用。
19世纪40年代中期，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工人平均共产主义的著名代表者威廉·魏特林的观点在工人协会和正义者同盟协会中占统治地位。他对当代社会制度的批评和对社会进行革命变革的号召对工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是魏特林不懂得资本主义的主要矛盾，不懂得资本主义剥削的实质和社会发展的真正规律。他认为在社会变革中，起决定作用的不是群众，而是某些杰出的历史人物，因此，他把革命者小圈子内的破坏性秘密活动作为重点。但是，从全面看来，魏特林的观点对埃卡留斯来说，就象对其他许多工人一样，是通往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阶梯。
在汉堡教育协会里，埃卡留斯阅读了大量的政治书籍，他第一次在思考劳动人民的处境和命运。他从书籍和报纸中了解到，和魏特林及一些乌托邦社会主义者观点同时存在的还有其他进步思想。恩格斯著作《英国工人阶级现状》一书中的详细评论和引证对青年工人产生了巨大影响。这些评论和引证曾刊登在协会的《工人报》上。在汉堡时，埃卡留斯就已经懂得了自我教育的必要性，他一生都在充实和提高自己的知识。
1846年初，由于经济拮据埃卡留斯去了英国。当时英国已迅速完成了工业革命，并在资本主义发展方面超过了欧洲大陆的其它国家。资本主义制度所特有的失业和贫困，日益发展的残苦的剥削在这里已明显地暴露出来。工厂里集中了大量的工业无产者，这就为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的形成创造了条件，并不可避免地在某种程度上丢掉小资产阶级的幻想。
当时的英国是工人历史上第一个群众性的、政治上定形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从40年代初期经历了蓬勃发展的宪章运动──的场所。来自欧洲各国的侨民在伦敦找到了避护所。被统一在教育协会内的德国革命侨民的团体势力很大，它与伦敦区的正义者同盟有密切联系。德国工人伦敦教育协会创建于1840年2月7日，它在德国和国际工人运动史上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参加该组织的有德国人、英国人、匈牙利人、法国人、意大利人、瑞典人、波兰人、俄国人、比利时人等。每周举行三次会议进行政治辩论。辩论远比德国类似的其它协会要尖锐得多、自由得多。协会提出的任务是：教育人民、宣传社会主义思想。
大家帮助埃卡留斯找到了工作，于是他开始参加教育协会的会议。在教育协会和伦敦区正义者同盟的领导者，如钟表匠工人约瑟夫·莫尔，皮鞋匠亨利希·鲍威尔，排字工人卡尔·沙佩尔的帮助下，埃卡留斯走上了研究马克思和恩格斯学说的道路。他很快成长为协会成员中最勤奋和最有文化的人之一。不久他就成为伦敦区正义者协会的成员。
19世纪40年代中期，马克思和恩格斯着手团结当时为数不多的共产主义的拥护者的工作。在布鲁塞尔时，他们支持与各国的共产主义的和革命小组的代表们联系，其中包括伦敦的共产主义者。伦敦的共产主义者逐渐摆脱了乌托邦社会主义各种学派的影响。
埃卡留斯有一个有批判力的头脑，容易接受新事物，他很快就理解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的优越性。正像弗·列斯纳后来所指出的那样埃卡留斯“以极大的热忱参加了政治和经济问题的辩论，当时这些辩论是在伦敦区正义者同盟进行的。”他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正义者同盟的成员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过程。
1847年春，正义者同盟伦敦区的领导者及其在其他国家的拥护者开始改组自己的协会，埃卡留斯当选为正义者同盟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和第二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在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成立了共产主义者同盟，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确定了新的组织章程。这样一来，他就成为无产阶级革命者小组的成员。在无产阶级革命者的领导下，创建了历史上第一个工人阶级的国际政党。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埃卡留斯初次结识了马克思和恩格斯，这就完全决定了他的命运。正像埃卡留斯后来所说的：“过时的共产主义理论被抛弃，用以代替它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合写的《共产党宣言》。”
《共产党宣言》于1848年2月问世。不久在法国就发生了大革命，这场革命中起决定作用的是无产者；德国、奥地利、意大利和欧洲其他许多国家的革命也业已成熟。巴黎的二月革命是英国宪章运动蓬勃发展的强大的动力。在全国宪章运动协会的领导下，成千上万的英国无产者参加了在英国许多城市举行的群众大会和游行。四月初，召开宪章运动会议，准备向议会递交请愿书。在请愿书上签名的有五百多万人。宪章运动的左翼领导人厄·琼斯和让·哈宁希望这次游行将成为革命的信号。遵照共产主义者同盟伦敦区的决议，同盟的成员埃卡留斯和列斯纳也积极地参加了4月10日的游行。
工人们充满斗志地参加了这次游行，他们准备和警察发生冲突。“我们利用一切可以武装的东西武装起来。”列斯纳回忆说，“埃卡留斯留给我的滑稽可笑的印象记忆犹新。他准备了一把闪闪发光的锋利的缝纫大剪刀作为武器，他打算在警察进攻时用来自卫。”但是宪章派的领导人奥康瑙尔在政府的威逼下，号召游行的参加者解散，他答应自己将请愿书交给议会。游行者被挫伤了锐气，成功已没有指望了。
游行的夭折和议会拒绝接受请愿书，对宪章运动是一个打击。从此小资产阶级、生活上比较有保障的部分工人和无产者中最落后的阶层开始退出了宪章运动。4月10日，马克思指出：“宪章派的革命实力被摧毁。”
1848年-1849年革命失败后，参加过革命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的成员开始返回伦敦。1849年8月，马克思来到这里，11月恩格斯也来到这里。从这时起，埃卡留斯与他们建立了经常性的个人联系。当埃卡留斯被选为共产主义者同盟新的中央委员会委员时，这种联系更加频繁了。1849年9月初，马克思成为德国工人伦敦教育协会的会员一事，对他以及对其他工人共产党员都具有重大意义。埃卡留斯非常钦佩马克思的演讲才能。马克思在自己家里为他的最亲密的学生和战友讲政治经济学，他的课很受欢迎。埃卡留斯是马克思家里的常客和热心的听众。同时他也在研究马克思和恩格斯发表在各种报刊上的文章。马克思同样也千方百计地鼓励埃卡留斯学习政治经济学。
在同小资产阶级派别维利希─沙佩尔斗争期间，埃卡留斯坚决支持马克思。在1850年9月15日召开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议期间，他发言捍卫了今后革命性质的观点。这次会上同盟发生了分裂。中央委员会的所在地被迫迁往科隆，而在伦敦成立了两个独立的支部。其中一个由埃卡留斯领导。由于维利希─沙佩尔派别拒绝执行中央的决议，已被开除出同盟。1850年9月17日，马克思和他的志同道合者声明退出教育协会。1852年1月，成立了“伦敦新工人协会”，在当时该协会是伦敦共产主义者进行公开社会活动的唯一的地方，同时也是“马克思政党”的核心。其领导人中有埃卡留斯。
约·格·埃卡留斯过去对工人解放斗争的道路和方法的概念非常模糊。这些年来，由于和马克思的交往以及参加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共同活动，使他变成一个很有经验、理论上很有造诣的战士。马克思帮助埃卡留斯增强了革命的坚定性，获得了在艰难时期克服困难的本领，使他精神振作，对革命事业的胜利充满了信心。马克思慷慨地和自己的战友及学生共享已获得的知识。马克思的图书馆也供他们使用。50年代初，埃卡留斯是马克思家里的常客。他们经常讨论一些革命事件的教训、新文学的构思和工人阶级斗争的任务。
埃卡留斯是一位杰出的政论家。他分析伦敦裁缝业状况的第一篇文章于1850年发表在由马克思主编的《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杂志上，后来他经常在让·哈宁主办的《共和国》杂志上，在宪章运动周刊《民族战线报》和《人民报》上发表文章。他曾经是厄内斯特·琼斯创办的《寄语人民》杂志的撰稿人。他在英国为宣传马克思主义做了大量的工作。威·沃尔弗对埃卡留斯在宪章运动报刊的活动给予很高的评价，同时他指出，埃卡留斯是“我一生中所遇到的最有才华、思想敏捷的人之一”。埃卡留斯当时成了为数很少的无产阶级政论家之一。他的文章得到了科学共产主义创始人的高度评价。“埃卡留斯……”马克思写道，“是裁缝的帮工，其实，这个职业至今丝毫也没有妨碍埃卡留斯是一位德国无产阶级的大思想家。”
1851年底，遵照马克思的建议，埃卡留斯着手研究1848-1849年的欧洲革命史。这是为纪念匈牙利、法国和普鲁士的革命。埃卡留斯在“守法和蛊惑宣传”的总标题下，共撰写了五篇文章。在这组文章中他根据马克思对1848-1849年革命的分析，阐明了震撼欧洲大陆革命风暴的原因、过程和意义以及阶级力量的分布情况，同时突出了这个或那个国家事件中最重要的特点。他尖锐地批评了资产阶级的动摇性和懦弱性。在揭露对议会抱有幻想是没有根据的同时，埃卡留斯进一步证明，只要存在着资产阶级政权和他们的压迫机器，任何代表机关都无力为劳动人民解决变革国家的任务。在谈到革命的共同结局时，埃卡留斯强调指出，无产阶级总的来说还很不成熟。自命为无产阶级领导者的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思想软弱，动摇不定，他们的妥协政策弊端很多，不能领导革命。这使他得出的结论是：“革命的命运过去和将来都是要么半途而废，要么把希望寄托在和自己的压迫者的谈判上”。
埃卡留斯的文章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为纪念1848-1849年革命所写的文章的继续，是无产阶级革命政论家最有价值的第一批文章中的一部分，它在马克思历史文献中占有一定的席位。
50年代埃卡留斯在其文化修养方面迈出了重大一步。他精通英语、在学习法语方面也取得了惊人的成就。在继续宣传科学的共产主义的同时，他还为在美国创办的德文版《革命》周刊和《改革报》撰写文章。阿·克路斯和约·魏德迈对他的通讯报道给予很高的评价。1853年12月7日，克路斯在致魏德迈的信中写道，“埃卡留斯的定期通讯报道……几乎和马克思本人写得一样好”。
马克思不仅培养和教育自己的战友，而且在困难的时期千方百计地帮助他们。1859年，埃卡留斯患结核病不能工作，为了能给他一点帮助，身无分文的马克思甚至把妻子最后一件“闲着的衣服”当了。“可怜的埃卡留斯害了肺结核。”马克思在致恩格斯的信中说：“这是我在伦敦所遇到的事情中最悲惨的一件”。恩格斯在回信中对埃卡留斯的病深表同情。“这样一个了不起的人竟要如此悲惨地死去。在这个倒霉的和平时期，我们的优秀人物接连去世，而后起的一辈人材却很贫乏。”
19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工人和民族解放运动形成高潮。各种工人组织的活动开始活跃起来，形势要求马克思和他的战友们更加积极地行动起来，努力宣传革命的理论和战术。埃卡留斯同马克思的其他战友又重新开始参加德国工人伦敦教育协会的会议。
埃卡留斯的时评工作从未中止过。50年代末，他经常为马克思主编的《人民报》撰稿。1860年他在美国出版的《人民之声报》当编辑。在文章中他又讨伐了否定阶级斗争的改良主义，阐述了工人阶级面临的任务。在这之前，埃卡留斯的名字已在世界各国工人中传遍了。
1964年9月28日，在圣马丁霍尔召开的会议上成立了国际工人协会──无产阶级的第一个群众性的国际革命组织。该组织的委员会成员请马克思参加会议，并请他从德国工人中推荐一位发言人。马克思推荐了埃卡留斯。马克思帮助他准备发言稿，埃卡留斯“干得很出色”。
马克思和埃卡留斯作为德国工人代表参加了新组织的领导委员会。马克思坚持让工人领导国际。由于马克思和埃卡留斯的共同努力，原共产主义同盟的一些成员，如：列斯纳、罗赫纳、普芬德等人被聘和选进委员会。按其阶级成分来说，基本上是无产阶级的。约·格·埃卡留斯，法国工人埃·杜邦和瑞士工人格·荣克都是马克思的依靠力量。通过委员会分会马克思可左右委员会的事务。
从总委员会成立之日起，埃卡留斯几乎参加了每逢星期二召开的所有会议和星期六举行的委员会分会的工作。1864年11月24日，埃卡留斯当选为总委员会的副主席，1867年当选为书记。
埃卡留斯写的大量文件反应了他作为总委员会的成员直接参加了对英国、比利时、法国、瑞典和其他国家罢工工人的援助。
埃卡留斯的大部分工作是在英国工联协会，但参加1865-1867年英国选举改革运动，在他的活动中则占有特殊的地位。他是改革联盟执行委员会的成员，在总委员会的积极参与下，他和其他一些联盟的宣传鼓动员经常在群众集会上和工人组织中发表演讲，号召工人为争取普选权和无记名投票选举而斗争。“埃卡留斯成了伦敦的一个主要的选举法改革鼓动家……”1866年7月马克思在致恩格斯的信中写道“他有一种英国人所特别喜欢的特殊的冷淡而幽默的演讲风格”。
在以国际主义思想纲领为基础而指导行动的人民群众的压力下，1867年8月15日，迪斯雷利政府通过了一项法令，授予较大部分工人以投票权。这是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成员，特别是埃卡留斯努力的结果。
在1871年以前，埃卡留斯除履行委员会总书记的义务之外，在1871-1872年，他还担任在美国的德语和英语支部的通讯书记。他利用拥有的大量资料，在写给各种报纸的文章中大力宣传国际主义思想。他是国际机关报《工人辩护士报》的管理委员会成员，该报后更名为《共和国报》。埃卡留斯为了在报上扩大论述问题的范围做了许多工作。他经常亲自撰写文章。该报发表了他的最重要的著作──一组批判约·斯·穆勒的经济学说和宣传《资本论》思想的文章。
从1865年起，埃卡留斯经常为德文版《社会民主党人报》、《民主周刊》、《人民国家报》撰稿。他还经常为奥地利《人民之声报》、国际罗马联合会机关报瑞典周刊《平等报》写文章。
埃卡留斯在《泰晤士报》上所写的通讯报道中阐明了洛桑、布鲁塞尔、巴塞尔国际代表大会的工作。他的文章介绍了代表大会会议的过程及会上所开展的讨论。他引证代表大会上通过的决议以及总委员会的材料，指出国际的声望在各国工人中间正在增长。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这是埃卡留斯通讯报道的一大功劳，正是由于他的工作，协会才蜚声全世界。
埃卡留斯的宣传才能特别突出地表现在总委员会和第一国际代表大会理论讨论的过程中。在这些会议上，为通过马克思根据科学共产主义原理所制定的统一的理论纲领开展了原则性的斗争。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不可能分析埃卡留斯在总委员会会议上和第一国际代表大会上的所有发言，因此我们仅就一些特别重要的发言进行分析研究。
1866年9月，在日内瓦召开的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总委员会的代表团和蒲鲁东主义者经过尖锐的斗争，终于通过了委员会关于马克思主义纲领最重要的一些问题的提案。
对总委员会成员来说，具有最重要意义的是与工农联盟问题紧密相联的土地问题的决议。关于土地所有制问题的第一次辩论发生在1867年在洛桑召开的代表大会上，结果以主张保护小农所有制的蒲鲁东主义者的胜利而告终。不过，决定在例会上对土地问题再进行讨论。
国际最后的一次代表大会于1868年在布鲁塞尔召开，根据这次会议的决议进一步制订了国际社会主义的纲领。比利时人德·巴普就土地问题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马克思的观点就在于只有把土地变为公有财产，才能消除现有的经济制度的各种弊端。埃卡留斯支持德·巴普的意见，他表明，土地问题的解放只能依靠每个国家的具体的历史的条件：如在英国实行土地国有化不会遭到庄稼人的反对的话，那么在小土地所有者占优势的法国，农民则会拒绝土地国有化，埃卡留斯提出，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发展必然会导致小生产的破产。关于必须把土地变为公有制的决议得以大多数人赞同而通过。
这个决议的通过是整个国际生活中一件大事。布鲁塞尔代表大会表明，对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思想的信念已经破灭，由马克思提出的社会主义的原理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理解。
关于土地所有制的问题，1869年在巴塞尔召开的国际代表大会又被提了出来。
马克思和他的战友们需再次证明，否认土地所有制社会主义原则的、小土地所有制拥护者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马克思曾把生活资料社会生产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论理同他们的唯心主义的、典型的空想社会主义的概念加以比较。他的支持者埃卡留斯强调指出，个体所有制是继续进步道路上的障碍，这就产生了将其废除的社会的必然性。
总委员会向代表大会建议通过关于把土地转变为集体所有制的社会的必然性的决议。
在巴塞尔代表大会上马克思的拥护者们成功地争取了压倒多数的代表。在讨论这个问题时，埃卡留斯比其他报告者考虑得更远。他的关于土地问题的发言反映了对无产阶级土地政策任务的理解以及坚持开展把农民引向工人阶级的必要性。他把这个问题的解决同无产阶级的解放、同无产阶级夺取政权联系在一起。
在国际工人协会的活动中，支持被压迫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占有重要的地位。国际是对外推行侵略政策、殖民主义剥削、挑起民族纠纷、煽动资产阶级沙文主义和民族主义的不可调和的对头。在总委员会和国际代表大会上制定了工人阶级对待民族问题的立场，埃卡留斯作为真正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者，积极地参加了这些问题的讨论。1869年11月埃卡留斯受总委员会的委托起草了“告纽约新民主政治”协会书。他的意见从中可见一斑。埃卡留斯在指出国际的目的是“工人阶级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彻底解放”后，强调说，总委员会应主要致力于“把分散的、独立的地方民族运动联合起来，以便在敌人面前达到坚不可摧的团结”。埃卡留斯在致美国记者总理事会休谟的信中指出：“国际工人协会不承认出生在不同国家的工人的特殊的民族利益。我们的任务之一就是消灭工人意识中的民族憎恨的任何痕迹和可能的纠纷”。
对制订工人阶级在民族问题方面的原则立场具有特别重要意义的是爱尔兰问题。该问题在60年代中期在政治上已达到尖锐化的程度。成千上万的爱尔兰人由于饥饿而死去，农民大规模地从土地上被驱赶，移民被迫来到大洋彼岸，所有这一切使爱尔兰的民族解放运动达到了高潮。在伦敦教育协会上，马克思在1867年12月就爱尔兰问题所作的报告中阐明了国际的立场。由于埃卡留斯将报告简明扼要地整理成提纲发表在《先驱报》上，报告才被保存下来。马克思力求在欧洲工人和民主报刊上能使总委员会的观点得到广泛的说明，利用外国报刊作为论坛来揭露英国政府的政策。对此埃卡留斯做了大量的工作。他在德文报《民主周刊》和《人民国家报》发表的文章中（其中某些文章今天仍具有现实的意义）对爱尔兰的问题给予了特别的关注。他揭示爱尔兰居民贫困的原因，是由于英国殖民主义者的残酷地剥削造成的；他嘲笑格拉德斯通的政策，揭露它并证明它是蛊惑人心的一种手段，其目的是要阻止革命的爆发和拉拢爱尔兰人的选民；他驳斥了英国资产阶级报界不择手段造谣中伤爱尔兰解放运动参加者的论点。他解释说，这不是“包藏祸心的冒险家”，而是力争使自己祖国获得独立的人，他们的斗争是正义的，因为“这里说的是爱尔兰人民民族生存的问题”。埃卡留斯控诉大不列颠政府残酷地对待被捕的爱尔兰人。“监狱和刽子手”，他写道，“这是支撑爱尔兰的大不列颠的统治的柱石。”这个意见是他在讨论大不列颠政府对待被关压的爱尔兰人时陈述的。这次讨论是1869年11月由总委员会根据马克思的建议组织的。经过讨论，通过了由马克思起草的谴责大不列颠政府对待被关压的爱尔兰人政策的决议案。
1869年巴塞尔代表大会制定了国际社会主义纲领。在巴塞尔代表大会上讨论这个问题时同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派──巴枯宁主义者──发生了激烈的论战。
马克思细心地提醒自己的战友对巴塞尔代表大会要有思想准备。在大会开幕的那一天，埃卡留斯发了言，他是从必须利用政权来解决无产阶级面临的问题开始讲起的。他作出了阶级斗争的最终的目的是建立社会主义的结论。“资产阶级获得政权，”他说，“标志着封建国家被推翻，而工人获得政权标志着资本主义的统治被推翻……工人阶级享有政权的那一天快要到了。”
在巴塞尔，埃卡留斯不止一次地同巴枯宁份子就国家的作用和与此问题有关的工人阶级政治斗争展开了辩论。埃卡留斯第一次在国际代表大会上提出了工人阶级为夺取政权所开展的政治斗争的意义问题。这个思想在布鲁塞尔代表大会召开前夕，他在报刊上已做了阐明。“最先进的工人已经明白，”他写道，“只要资本家还掌握政权，他们会制订符合自己的法律，为了与其对抗，就要把政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埃卡留斯在国际代表大会上和总委员会的会议上的发言充分表明，这些年来，他的理论水平大有长进。埃卡留斯捍卫了马克思的纲领性的原则，他是一位精通科学共产主义和政治经济学原理的人。他证明了自己是马克思主义最忠贞不渝的宣传家中的一个。
埃卡留斯在宣传《资本论》的思想方面起了巨大作用。例如，在洛桑国际代表大会期间在工人会议上发言时，埃卡留斯就阐述了马克思经济理论的部分原理，推荐学习《资本论》得到了大家的赞同。
埃卡留斯还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在《资本论》第一卷出版前一周，他第一个在《蜂房》上发表了《资本论》的序言部分。他在发表的简短的引言中预言，正在出版的马克思著作“将在科学上开创一个新时代。”
在国际成员中多数理论水平尚未能使他们在应有程度上理解和掌握《资本论》的思想，因此以某种形式系统地阐述马克思的经济学说，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立场、观点来批判资产阶级思想家是非常重要的。
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最有权威和最有声望的代表者之一是约翰·斯图尔特·穆勒。他在自己的著作中鼓吹社会妥协的政策，竭力要把工人运动引向某种改良主义的道路上去。穆勒的观点对一些工人，特别对工联主义上层人物起到了腐化的影响，使他们找到了为改良主义政策辩护的论证。埃卡留斯指出，资产阶级把穆勒吹捧为“19世纪伟大的思想家，具有新思想的人”，这是不足为奇的。
1866年11月初，伦敦《共和国报》上发表了埃卡留斯撰写的第一组文章。这组文章的标题为《一个工人对约翰·斯图尔特·穆勒的政治经济学的若干论点的驳斥》。埃卡留斯在撰写这组文章时，马克思给了他非常重要的帮助。
埃卡留斯这组文章的内容表明，那些问题马克思认为必须首先向英国工人阐明的。这就是：关于社会经济结构的产生和发展的问题；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评述（在资本主义社会是金钱万能，它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变成买卖关系，把人的职业技能变成普通交易价值）；关于资本主义所固有的矛盾和资本主义制度本身自行灭亡的特征问题。埃卡留斯在文章中驳斥了穆勒的社会改革方案反动的乌托邦本性，特别是驳斥了他制订的通过将工人迁往移民区的办法，人为地压缩英国人口的马尔萨斯主义计划以及他提出的通过将国家土地分割成小块，出租给失业工人的办法，使部分工人重操农业的建议。这些问题不仅对英国工人理论意识的形成极为重要，而且对他们的实践活动也具有直接作用。埃卡留斯的文章使《资本论》的思想在英国得到普及方面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发表在《共和国报》上的文章，对英国工人中有文化的那部分人和激进派中进步人士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马克思在致恩格斯的信中写道：“他（埃卡留斯）对穆勒的批评使从前信仰穆勒的这些先生们对他大为敬服”。
1867年9月，参加国际洛桑代表大会的德国代表们建议埃卡留斯把这些文章译成德文。1869年，他的著作在柏林用德语以小册子的形式出版了。埃卡留斯指出，这“不是英语文章的直译，而是同一题目的新作。”
小册子出版后，埃卡留斯立刻将其赠送给马克思。在国际瑞士支部机关刊物《先驱报》上曾刊登了小册子出版的布告。布告中强调地指出，“从拉萨尔派巴斯蒂──舒尔采时起，没有一件事情能象伦敦裁缝帮工的这部光辉著作引起如此强烈的反响”。《人民国家报》还发表了书评，书评的作者高度评价了埃卡留斯这本小册子。
埃卡留斯的小册子曾经用俄语出版。1879年，它的俄文译本发表在1878-1881年出版的《讲演辞》月刊上。译者是基辅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和统计学家尼古拉·伊万诺维奇·齐别尔。小册子引起齐别尔关注的是其中通俗地讲述了《资本论》的许多思想，他可以用这种方式将其介绍给俄国读者。齐别尔在简短的序言中写道，他的译文是“这本极为精采小册的摘要和译文混合物，尤其精采的是，从通常的论述意义上说，它既不是出于科学家之手，也不是出于作家之手。”齐别尔强调指出，作品的主要优点是“他的理论观点从逻辑上有着严密的连贯性，正因为如此，他才成功地在仅在几十页的篇幅中对一系列重要的问题作了符合实际的总结”。
19世纪60年代是埃卡留斯在国际工人运动中宣传和组织活动的顶峰时期。从1871年底起，他开始脱离了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国际工人协会中所推行的策略路线，结果导致了与他们的分裂。
这件事的客观原因在于1871年法国革命后，工人运动本身的发展、面临的政治任务和策略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巴黎公社开始了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新时期和无产阶级运动发展的新阶段。为了未来的战斗，逐步聚集无产阶级力量的任务已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这就需要在每一个国家创建独立自主的工人阶级的政党──在思想和组织上统一的政党。第一国际已完成了基本任务。
1875年马克思写道：“为了能够进行斗争，工人阶级必须在国内组成一个阶级，而且它的直接的斗争舞台就是本国，这是不言而喻的”。这个论点决定了马克思根据巴黎公社的经验在国际工人运动中制定的新战术。总委员会的部分活动家，其中包括埃卡留斯并不理解这一点。由于他没有搞清客观条件已经发生了变化，所以他继续坚持由总委员会领导的，正象他所说的，由所有“自愿者”联合组织领导的国际存在时的路线。他们企图在70年代中期把国际作为国际领导组织恢复起来，但是，他们的企图破灭了，因为工人运动联合形成已与其任务不相适应。
埃卡留斯拒绝了工人运动中的新的策略路线，这就使他滑向了同英美工人运动中的改良主义派别同流合污的道路。关于这一点恩格斯指出：“无产阶级的运动必然要经过各种发展阶段；在每个阶段上都有一部分人停留下来，不再前进”。
不过，埃卡留斯在工人阶级政治活动的作用问题上，在工人阶级摆脱资本主义剥削和建立无产阶级政权的必要性问题上仍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
生命的最后十年，他完全献给了工会的工作，他是伦敦裁缝工联的书记，间或给英文报纸写些文章。他一生都靠繁重的劳动来糊口。1889年3月5日死于贫困。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埃卡留斯1872年国际海牙代表大会之后活动的严厉批评并没有影响他们对他在共产主义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中的活动作出高度评价。
埃卡留斯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直接领导下所工作的那二十几年是他一生中的光辉时代。这是埃卡留斯智力腾飞的时期，当时他作为工人运动的组织者和马克思主义宣传者之一，始终站在无产阶级斗争的最前列。埃卡留斯的活动得到极高的评价。他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领导下，为工人阶级解放运动奋斗了四分之一的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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