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礼记》礼乐教化的旨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礼乐论文,礼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 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9162(2011)04-0080-05
《礼记》礼乐教化的旨归是“和”。何谓“和”？“和”是多样性的统一，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在春秋末期之前，“和”为贵已成为一普遍理念与诉求，《尚书·尧典》中便有“协和万邦”的说法①。西周末年周太史史伯云：“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②只有“和”能“生物”，进而具有“丰长而物归之”的效果。在这里，“同”指的是无差别的绝对同一；“和”则意谓有差别的统一。按照中国哲人的理解，在绝对同一的形态下，事物往往难以发生和延续；惟有通过矛盾诸方的交互作用，事物的存在和发展才成为可能。春秋末年，晏婴用“相济”、“相成”的理论对“和”的内涵予以充实。③孔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④《老子·四十二章》云：“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管子·内业》云：“和乃生，不和不生。”《庄子·田子方》云：阴阳“交通成和而物生矣。”《荀子·天论》云：“万物各得其和以生。”
在诸子看来，人与人之间可以有矛盾，但能够在一定的伦理原则和道德规范之下达到统一与和谐，而反对那种没有任何差别的雷同。“和而不同”的实质，乃是强调矛盾的统一和均衡，强调通过对“度”的把握，以获得人际关系的和谐。孔子提倡“和而不同”，不是否认矛盾，恰恰是要承认矛盾，正确对待和处理矛盾。儒家积极宣扬“礼之用，和为贵”⑤，“均无贫，和无寡”⑥。于是，“和”不仅成为儒家所倡导的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一个基本准则，而且还是消弭人们之间利益冲突的一种处世及治国方术。
《礼记》对先秦诸子贵“和”的思想予以了继承和发展。《儒行》篇云：“礼之以和为贵，忠信之美，优游之法，举贤而容众，毁方而瓦合。”礼之效用，以和为贵。忠信是礼的本质⑦，故而儒者以忠信之美德为本，以优柔之方式为则，仰慕贤能且能包容众人，有时亦削己之“圭角”，以合众人之“圆和”，有如房瓦之叠合，以此完成礼之贵和效用。《中庸》篇云：“和者，天下之达道也。”社会人伦以和为鹄，天地万物以和为本。达到和的境界，个体才能够“和而不流”⑧，群体才能够“安其位而不相夺”⑨，天人才能够“道并行而不相悖”⑩。和不仅是人心之所向，亦是天地之本然，是天人之际一切事物生成发展及其存在的根本之道，具有最大的普适性。
一、己和：君子和而不流
“和”，首先表现为“己和”，即身(形体)心(精神)之和。己和是以个人的健康、幸福、精神充实、内心中正平和，以及身心一致、和合而不流移为内涵。《中庸》篇云：“君子和而不流”，此之谓也。《大学》篇云：“富润屋，德润身，心广体胖。”所谓“心广体胖”，就是己和的表现形式。
从根本上说，“己和”是一种个人心境，一种修养境界。《论语·子张》载：“陈子禽谓子贡曰：‘子为恭也，仲尼岂贤于子乎？’子贡曰：‘……夫子之不可及也，犹天之不可阶而升也。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谓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绥之斯来，动之斯和。其生也荣，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子贡肯定自己不及夫子，是因为在其心目中，夫子是“动之斯和”之人。还有孟子盛赞柳下惠曰：“不羞污君，不辞小官。进不隐贤，必以其道。遗佚而不怨，阨穷而不悯。与乡人处，由由然不忍去也。‘尔为尔，我为我，虽袒裼裸裎于我侧，尔焉能浼我哉？’故闻柳下惠之风者，鄙夫宽，薄夫敦。”(11)柳下惠之风范，能使鄙狭者变得宽优，浅薄者变得敦厚。故而孟子赞其为“圣之和者也”(12)。其实，这种“动之斯和”、“圣之和者”之人，也就是达到了己和之境，并且进而由个体生命的和悦状态扩展为“群居和一”(13)的和谐秩序者。其“不动而敬，不言而信”(14)，能够用自身的人格力量调整自己与他人的不同、相异之处，从而使自己与他人、万事万物都处于融通的关系中。
礼乐教化所强调的，正是通过对个体理性人格的塑造，使人脱离感性需要，旨在彰显和颂扬“人道之正”。《乐记》篇云：“先王之制礼乐也，非以极口腹耳目之欲也，将以教民平好恶，而反人道之正也。”先王制礼作乐的效用就在求人之“己和”，所凸显的正是人与社会的理性价值的人伦和谐正道。这种己和精神，其深层意蕴是以“和而不流”超越自我中心，并超越外在制约，充分体现了“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礼”(15)的礼乐教化之价值实现与意义生成。
并且，己和就是和于礼义，是以礼乐的内在理趣为本。否则，为“和”而“和”，则就违背了礼乐之义理精神。《论语·学而》载孔门弟子有子所言：“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虽是有子所言，但其是继承了孔子的思想。肯定礼尚和，并不意味着每事从和，若不以礼品节斯，为和而和，就会反和为乖，亦不可行。故此，《礼记》强调“君子和而不流”(16)，君子之所以能够和而不流，其实质就在于君子是用礼义来调和流俗、矛盾，也就是依礼乐教化而行，用礼乐的义理精神以致和。不以礼乐品节的所谓“和”，其实质为“同”，儒家深恶痛绝的“乡愿”(17)即是此。
因此，《礼记》强调要借礼乐教化的修身工夫而实现己和。也就是说，己和以修身为本；修身，亦即求己和。而且，“修身”也是致和之本。《大学》篇云：“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身修则本治，本治则和致。修齐治平之道，就是以修身为本。以修身为本，则最终会呈现出天地人的和融实境。所以《中庸》篇亦云：“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知道如何修养自己的身心之和，才能知道如何处理好人际之和，知道如何处理好人际之和，才能知道如何致和于天下国家。故徐复观先生说：“儒家的政治，首重教化，礼乐正是教化的具体内容。由礼乐所发生的教化作用，是要人民以自己的力量完成自己的人格，达到社会的和谐。由此可以了解礼乐之治，何以成为儒家在政治上永恒的乡愁。”(18)
总之，通过礼乐教化，人的精神得以升华，身心趋于圆融，实现了人“和顺积中，而英华发外”(19)的己和境界，同时也完成了理想人格的塑造，进而达到社会价值理性的实现。
二、人和：安其位而不相夺
《礼记》认为，圣人制礼作乐，使人合生气之和，道仁义礼智信五常之行，使天地阴阳、人气刚柔，各得其中而和畅，目的就是要“致天下之和”(20)，建构人人“安其位而不相夺”的和谐人际关系。《乐记》篇云：“天地之道，寒暑不时则疾，风雨不节则饥。教者，民之寒暑也。……夫民有血气心知之性，而无哀乐喜怒之常，应感起物而动，然后心术形焉。……是故先王本之情性，稽之度数，制之礼义。合生气之和，道五常之行，使之阳而不散，阴而不密，刚气不怒，柔气不慑，四畅交于中而发作于外，皆安其位而不相夺也。”这些都是在说明，外在的感性形式，直接影响人情感的外在表现。礼乐体现了天地的和谐与秩序，因而具有“乐极和，礼极顺”(21)的教化功能，可以在千差万别的社会、政治生活中起到“和”、“顺”作用，对实现社会之和谐有序具有重要意义。
在《礼记》看来，礼乐教化不仅关系人的身心和谐，还直接关系民心民情，影响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秩序建立。对此，《经解》篇亦有表述，认为能使社会有序而又将其有机整合起来的是礼乐教化：“朝觐之礼，所以明君臣之义也。聘问之礼，所以使诸侯相尊敬也。丧祭之礼，所以明臣子之恩也。乡饮酒之礼，所以明长幼之序也。昏姻之礼，所以明男女之别也。”这就是以礼乐教化为手段，由“己和”而推衍为“人和”，(22)人人能够依礼而行，所谓“登歌《清庙》，既歌而语，以成之也。言父子、君臣、长幼之道，合德音之致，礼之大者也。下管《象》，舞《大武》，大合众以事，达有神，兴有德也。正君臣之位，贵贱之等焉，而上下之义行矣”，(23)“礼义立则贵贱等矣，乐文同则上下和矣”，(24)“乐至则无怨，礼至则无争。揖让而治天下者，礼乐之谓也”。(25)每个人根据自己的不同身份，各守本分，素位而行，而尽其责任、义务，人人“安其位而不相夺”的和谐社会就得以建构。
这种上下揖和、无怨而不争的和谐融洽的社会、政治关系，正是通过礼乐教化而实现的。人在礼乐的洗礼中，在自然而然中得到了陶冶，完成了人之为人的人义，这就是《大学》篇所说的“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以及《礼运》篇所强调的“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之“十义”。以礼乐教化而致和的社会，“是一个和谐的统一，在其中，各种才能、各种职业的人都有适当的位置，发挥适当的作用，人人都同样地感到满意，彼此没有冲突。”(26)社会是个体之整合，个体之“和”既成，则社会之“和”就有了根基。
在此过程中，礼与乐一修外一修内，交相为用，共致个体之和与社会之和。《乐记》篇云：“礼乐不可斯须去身。”礼、乐相济相成，相得益彰。(27)“乐极和，礼极顺。内和而外顺，则民瞻其颜色而弗与争也，望其容貌而民不生易慢焉。”(28)而且，就乐教而言，其能够使人心气平和、相亲相善，造就协和、融洽的人伦秩序，这就是《乐记》篇所阐述的：“是故乐在宗庙之中，君臣上下同听之，则莫不和敬；在族长乡里之中，长幼同听之，则莫不和顺；在闺门之内，父子兄弟同听之，则莫不和亲。故乐者，审一以定和，比物以饰节，节奏合以成文。所以合和父子君臣，附亲万民也。”这表明，乐能使人从内心深处升华一种和乐之情，其所指向的是人的内在精神之愉悦，通过个体对礼之“序”的发自内心的认同，并从礼乐实践中获得礼序乐和的内在体验，从而调整人的心理状态，产生良好的情感沟通作用。如此，作为“天地之命、中和之纪”(29)的“乐”，与“礼”相辅相成而共同构建了社会和谐之基石，所谓“致礼乐之道，举而错之，天下无难矣！”(30)通过礼乐教化，既可敦和民风，又能和合君臣。(31)
总之，礼乐教化之致“人和”的目标指向，就在于实现社会、政治的揖让而治。《乐记》篇云：“乐至则无怨，礼至则不争。揖让而治天下者，礼乐之谓也。暴民不作，诸侯宾服，兵革不试，五刑不用，百姓无患，天子不怒，如此，则乐达矣。合父子之亲，明长幼之序，以敬四海之内，天子如此，则礼行矣。”通过礼乐教化，每个人的名分、地位，与其相应的责任、义务都得以明确，于是，人人能够依礼而行，各素其位，各尽其责，无怨而无争，自然能够达到揖让而天下治的“人和”之境。
三、天人和：道并行而不相悖
《礼记》云：“和，故百物皆化”(32)，“阴阳和而万物得”(33)，可见“和”不只是人类社会的原则，而且是天地万物得以生成和发展的法则。礼乐教化以致和的最高境界，是“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34)亦即“天地位焉，万物育焉”(35)的天人合一的“太和”之境。达到了这一境界，天地人万物就会各安其位，生生不已。也就是说，身心之间、人人之间、天人之间皆可以达到并行不悖的和谐状态。
礼乐是法天地之和序精神而制的。乐体现天地之和，礼代表天地之序。礼乐明确而完备时，天地就会和谐有序、各司其职。《乐记》篇云：“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节”，“乐也者，情之不可变者也；礼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群物皆别。乐由天作，礼以地制”，“圣人作乐以应天，制礼以配地。礼乐明备，天地官矣”，等等。礼的精神是“序”(秩序)，乐的精神是“和”(和谐)。“序”也是一种守其本分、尽其职责的各素其位的上下揖和、无怨而不争的和谐融洽社会、政治关系之体现。所以说，礼之序也是“和”的一种表现形式。礼乐体现了天地之“和”、“序”精神，通过礼别宜、乐敦和之互补教化，可使一切事物有序有和，从而使天地间协和有序。
在礼乐教化的架构下，“礼”“乐”具有谐和天地万物之功能，这一功能是通过“乐”与“礼”的相互摩荡而完成的。《乐记》篇云：“礼胜则离，乐胜则流。”《礼器》篇云：“礼交动乎上，乐交应乎下，和之至也。”这就要求礼、乐要做到相互配合，才能达到既有序又和谐的要求。也就是说，通过礼乐教化，就能够把天地人协和起来，达到“和之至”，即“和谐之至极”。(36)也只有达到“和之至”之境界，才能使人与天地万物各安其位，各行其是，使得天道与人道达到并行而不相悖的统一状态。
道之所以能够并行不悖，在《礼记》看来，是因为人、人类社会以及天地、万事万物，即人道与天道，其本身就是一个有序、和谐、生生不息的大生命。天道与人道相通，天德与人德相联，这就是“人者，天地之德”，(37)“天道至教，圣人至德”，(38)“天子者，与天地参。故德配天地，兼利万物，与日月并明，明照四海而不遗微小”。(39)人与天地参，天地人本是协和一致的。也就是说，天(天道)、人(人道)本是一个相互作用、相互关联的有机整体。
《中庸》篇对此亦有阐述：“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还有，“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诚则明矣，明则诚矣。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诚是天道，人道通过诚之的礼乐教化功夫，可尽人之性、物之性，赞天地之化育。这样，礼乐教化就成为实现天人之和谐的决定因素。而且，只有人首先做到己和、人和，亦才会有“天人和”，即“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从而实现天人相和，实现人参赞天地化育并与天地参的价值，达到人与天地的协和状态。而这种天人相和的最高境界，正是礼乐教化思想的终极追求。
而且，致和是一个循序渐进的生命化的过程。《大学》篇云：“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其“八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推己及人，由近至远，实为致和工夫之落实。如此致力，不求和而和自得。《礼记》阐述礼乐教化的致和次序，正是以“己和”为本，修得“和而不流”之君子精神特质，然后由本而干，由干而枝，由枝而果，渐次开显到“人和”、“天人和”的国治天下平的“太和”境界。
礼乐教化的旨归就是致“中和”。《礼记》引孔子之言曰：“夫礼，所以制中也”，(40)“礼之以和为贵”，(41)“故乐者，天地之命，中和之纪”，(42)“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43)中和是天下之大本、达道。达到了中和境界，天地才能得其正位，万物才能得其化育，达到“天人和”的至极之境。中和即是礼乐教化的意义实现。
综上所述，《礼记》礼乐教化之“和”的内涵，是通过礼乐教化而孳生的个人、社会、天人之间的各素其位、各正性命、生生不已的和谐有序的发展关系。这种和的精神特质，通过传统文化的遗传因子，早已深深植根于中国人的实际生活中，例如，“和气”、“和谐”、“祥和”、“谦和”等词汇，在日常生活中俯拾皆是、随处可闻；“和为贵”、“和气生财”、“和衷共济”、“仇必和而解”、“家和万事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等等，更是传统的贵和观念留给人们的劝世箴言，是中华民族立身处世的普遍信条。中国传统的“和”观念，具有丰富的内涵，它贯穿于人们对自然界、社会、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以及民族、国家之间的认识中，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一种价值观念和思维定势，是中华民族海纳百川的气度与生生不已的力量之来源。
注释：
①在民族、国家关系上，中国人一直认为“和”是解决冲突的原则与理想，主张“协和万邦”。随着《尚书》被尊为儒家经典，其所宣扬的处理邦国、族群关系的准则也就逐步成为中国历代统治者处理民族、国家关系的标准。“协和万邦”，表现了中华民族爱好和平的优良传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贵和精神在民族、国家、文化层面上的重要体现。“协和万邦”不仅体现着古代先贤的政治理念、道德准则，而且也是一种民族文化、民族精神，并促进着民族的融合和统一国家的建立。“统一”是中华民族的历史趋势，“协和”也是炎黄子孙的共同心愿。
②《国语·郑语》。
③《左传·昭公二十年》：“先王之济五味，和五声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声亦如味，一气、二体、三类、四物、五声、六律、七音、八风、九歌，以相成也；清浊、小大、短长、疾徐、哀乐、刚柔、迟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济也。君子听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
④《论语·子路》。
⑤《论语·学而》。
⑥《论语·季氏》载孔子曰：“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
⑦《礼记·礼器》：“忠信，礼之本也。”
⑧⑩(14)(15)(16)(34)(35)(43)《礼记·中庸》。
⑨(19)(21)(28)(29)(30)(32)《礼记·乐记》。
(11)(12)《孟子·万章下》。
(13)《礼记·深衣》。
(17)《论语·阳货》载孔子语曰：“乡愿，德之贼也。”孟子释之曰：“阉然媚于世也者，是乡愿也。”八面玲珑、四面容媚之人，就是“乡愿”。至于孔子为何称乡愿为“德之贼”，孟子接着讲：“非之无举也，刺之无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洁；众皆悦之，自以为是，而不可与入尧舜之道，故曰德之贼也。”可见，乡愿之人貌似忠厚老实、清廉方正，可其同流合污、扰乱道德，其貌似一团和气的不以礼节之的“知和而和”，反而会致“和”至“乖”，伤风败俗，令社会日趋对立和分裂。所以说他是贼德之人。
(18)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87年，20～21页。
(20)《礼记·祭义》。
(22)“人和”的范围非常广，不仅包括自身与他人、个人与群体、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和谐关系，甚至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和谐关系也包含在内。
(23)《礼记·文王世子》。
(24)《礼记·文王世子》。
(25)《礼记·文王世子》。
(26)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150页。
(27)(宋)郑樵《通志·乐略》云：“礼乐相须以为用，礼非乐不行，乐非礼不举。”
(31)《礼记·礼运》云：“故先王患礼之不达于下也。故祭帝于效所以定天位也，祀社于国所以列地利也，祖庙所以本仁也，山川所以傧鬼神也，五祀所以本事也。故宗祝在庙，三公在朝，三老在学，王前巫而后史，卜筮瞽佑皆在左右。王中心无为也，以守至正。”这可以说是一幅生动的礼乐教化致和图！由此可见，维护社会政治等级秩序并不是礼教的最终追求，应当说礼明序、礼别异只是建立和维护人与人之间的身份等级差异的一种手段，维护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保持社会的群居合一、实现政治的无为而治，才是礼教的最高价值目标。通过礼乐教化，家庭、社会、政治伦理秩序得以建立，和谐稳定的社会政治理想也就得以实现。
(33)《礼记·郊特牲》。
(36)《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755页。
(37)《礼记·礼运》。
(38)《礼记·礼器》。
(39)《礼记·经解》。
(40)《礼记·仲尼燕居》。
(41)《礼记·儒行》。
(42)《礼记·乐记》。《荀子·乐论》亦云：“故乐者，天下之大齐也，中和之纪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