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位振荡，周期收敛与短缺失衡——中国中长期经济周期特征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短缺论文,高位论文,中国论文,周期论文,特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0 引言
讨论中国经济周期的走势，必须着眼于中国未来中长期产业更替的规律性。从21世纪初到2020年前后，正值中国进入工业化中后期快速成长的阶段，产业转型和产业替代成为这一阶段经济发展的主旋律，宏观经济波动不可避免地体现出产业加快替代的特征，其中包括高位振荡、收敛式波动、短缺失衡等特点。
1 高位产业成长平台
经济波动或经济周期，就大致在5～10年左右的中程周期来说，其短期因素主要是由于总量失衡造成的，即直接表现为总供给与总需求的不平衡。但是，就中程周期依托的产业成长平台来说，工业化不同阶段的产业升级或产业替代的速率和稳定性也直接影响着中程周期。
产业成长是经济增长的基础。伴随产业成长或产业升级，经济增长率的趋势线的势位和波动趋势体现为不同的状态。一般来说，产业成长速度加快和产业更替频率加快，经济增长趋势线的势位就比较高，反之就比较低。这种由于产业升级引致的增长趋势线就构成产业成长平台。[1] (P34)
经济发展史上，后发国家经济增长起点较低，工业化起飞时期的产业升级速度通常较快，经济增长趋势线就很高，产业成长平台就较高；进入工业化成熟期，增长基数较大，产业替代速度下降，增长趋势线和产业成长平台较低。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日本、韩国、新加坡、泰国和中国的台湾省、中国的香港等国家或地区，在其工业化中后期成长阶段，新兴产业对传统产业呈现剧烈替代过程，经济增长趋势线都比较高，有的国家或地区经济增长率连续若干年都保持在9％以上。进入90年代以来，这些国家或地区的工业化进程大多已经进入稳定期或成熟期，产业替代表现为平缓的进程，经济增长趋势线逐步下滑，速率平缓。[2] (P56)
中国20世纪80年代已经完成一次工业化的任务，工业产值和制造业的产出已经构成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的主体，出口结构中工业制成品超过了80％以上。90年代以来，受世界新技术革命的推动，中国产业结构开始出现快速升级的趋势。包括生物制药、电子信息、环保技术等在内的高新技术产业快速成长；90年代下半期以来，利用信息技术改造的冶金制造、石油化工、装备制造、汽车制造等重化工业的快速成长，构成中国工业化中期和后期产业升级转型的主要特征。到2004年1-10月我国出口结构中机电产品占54％，高新技术出口占8％。
决定这种产业升级速度的主要因素，一是技术进步的速度，二是新兴产业的高速投资能力。技术进步和技术替代是产业升级的原始动因。从工业化到现在，世界经济已呈现出5个具有规律性的变动周期，即分别以“早期机械化”技术革命、“蒸汽动力和铁路”技术革命、“电力和重型工程”技术革命、“福特制和大生产”技术革命和“信息和通讯”技术革命为主导的世界经济周期。按照中国国际经济研究会张其佐的见解，根据经济周期规律性变化预测，若今后IT产业不出现更高级别的创新，目前以IT为主导的第五个世界经济周期将被以生物、生命和基因产业为主导的新的周期所取代。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全球信息化进程，大大加快了我国中级工业化的速度，合并了信息化技术进步的工业化增长速度，比发达国家中级工业化阶段要快得多。因此，我国不仅与发达国家的信息化差距大大缩短，就是工业化的升级速度也将大大超过发达国家。
产业成长维持投资高速度，从短期来看，表现为持续的高投资冲动。根据前东欧经济学家的经济分析，计划经济条件下存在着投资冲动。其实，转入市场经济时期，我们的这种投资冲动依然存在。从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来说，投资可以说是连续强势，即使是遇到增长瓶颈。通常情况下，当市场销售疲软，通货紧缩期间，价格下滑，投资应当下滑，但是中国这些年的投资率一直很高，原因在于，一是工业化的高速成长阶段，产业替代强劲；二是消费升级的拉动；三是现有体制冲动，改革后的私营经济的盈利冲动和地方政府的政绩冲动叠加，形成连续投资冲动。美国华盛顿智囊机构——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尼科拉斯·拉迪认为，中国经济周期相当长，回顾中国过去25年经济发展过程可以看出，中国经济周期从6年至11年不等。他认为中国经济周期之所以长，是因为中国投资在国内生产总值所占比重相当高，常常超过40％。所以，中国宏观调控要打持久战，减缓经济过热的措施需要较长时间才能体现出效果。现在就谈已经软着陆为时过早。他的观点是“长期着陆论”。
2 高位平台上的收敛式波动
依据经济波动定理，有高山就有峡谷。通常情况下，经济增长率越高，波动趋势就可能发散，即振荡区间越大；经济增长率越低，振荡区间越小。经济波动的收敛是指经济增长率缩小或经济扩张和收缩的振荡区间缩小的趋势；而发散是指这种区间的扩大趋势。如果按照传统的经济周期分类来看，发散型经济波动容易导致古典式经济周期，即经济增长率出现绝对下降的局面；而收敛型波动多半表现为增长型周期，只是一种在正增长率情况下的微幅波动。[3] (P78)
中级工业化以来，我国产业升级平台势位高，经济波动应当表现为大幅振荡局面。但是，近20多年来，我国经济增长波动的幅度并没有表现得异常剧烈，反而呈现收敛态势。按照环比指数来计算，1978年以来，几个高峰期分别为1978年的111.7、1984年的115.2、1987年的111.6、1994年的112.6，2004年约108.5，低谷期分别为1981年的105.2、1986年的108.8、1989年的104.1和1999年的104.8，其前期高峰期落差分别为：6.5、6.4、7.5和3.7。可见，我国中级工业化以来，经济增长率趋势线有所下调，由两位数逐渐下调到8％左右，经济波动幅度逐渐收敛。7％～8％左右的经济增长率虽然低于第一次工业化，但是相对于工业化成熟时期，依然属于高增长率。[4] (P21)
之所以在高位增长趋势线条件下，经济波动呈现收敛趋势，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因素：
第一，由于产业替代能力较强，新兴产业的成长能力完全可以替代衰退行业，产业替代加剧。经济增长中依托新型产业的支撑越来越强。美国人士认为从1973年全球经济危机以来，美国经济周期出现收敛态势，其原因一是经济增长率平台降低；二是产出的构成已经从以制造业为主变为服务业占主导，后者受经济周期的影响较前者小；三是新技术革命导致新的经济增长潜力加大。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技术革命提高了资本收益率，并增加了具有盈利前景的投资机会。投资获利机会的增多，意味着对资本的需求增加，从而导致均衡实际利率水平——长期资本供应(即储蓄)等于长期资本需求(即投资)利率水平——的提高，从而使经济均衡水平有所上升。[5] (P89)中国中级工业化突出表现为汽车、电子等新型制造业飞速发展；造船、钢铁、冶金、化工等传统制造业产品创新和加工创新，导致制造业的产业弹性加大；房地产、汽车、文化、家用电器、旅游等产业弹性较高；基础能源的产业弹性也较高，在这种产业转型升级期间，受市场支撑的产出水平较高，被替代产业的落差就可以被完全弥补。从我国主要工业品生产平均增长速度来看，1979年以后，家用电冰箱、电视机、家用洗衣机、录音机、照相机等新型家用电器产品保持30％以上的增长率，足以弥补传统工业品的下滑。
第二，宏观调控的相机平滑作用。美国人认为，在美国，政府的政策已经成为周期波动的一个组成部分。经济运行经过几年的扩张之后，总需求超过总供给，从而导致通货膨胀加速上升，于是，美联储提高利率抑制需求。随着存货的增加，企业会减少生产，缩小生产规模，最终导致经济步入衰退。此时，美联储采取降息，刺激需求上升，产量增加，经济又开始进入新一轮的扩张之中。美国经济学家把这种周期称为“通胀升、提利息”的周期类型。我国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逐步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宏观调控逐渐由行政手段转向经济手段为主。但无论何种手段，政府的主动性调节意识一直很强。尤其是总结西方反危机经验和我国历史上大起大落的经验教训，宏观调控思想中一直以平抑大起大落为宗旨。通过抑制投资过热防止通货膨胀，通过刺激手段化解通货紧缩，成为这些年国家宏观调控的成功经验。其中，最为典型的案例表现在为了抑制1993年以来的经济过热，逐年提升存贷款利率，加上保值贴补率最高时期达到24％；自1996年软着陆之后，为了化解通货紧缩，一路9次下调存贷款利率。低利率一直保持到2004年10月份。
当然，高位增长平台中的收敛式趋势，只是平滑了经济波动，并没有泯灭经济周期。在这种收敛趋势中，经济波动越来越呈现出隐性振荡的特点。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经济波动，经济增长率等显形指标波动并不明显，但是，其他潜在指标在经济收缩时期依然呈现恶化的现象。如一方面可能表现为市场销售量停滞、企业利润率下滑、物价下跌、失业率上升、企业经营明显感到困难；另一方面可能表现为大宗工业品的过剩型不景气，与基础能源资源性产品供应紧张并存。基础原材料紧张与经济过热有关，与产业结构和消费结构有关。粮食不紧张，但是猪粮比价的攀升，导致粮食价格上升，推动相关产品价格上升。
此外，导致经济波动发散的因素依然存在，主要是弹性较大的产业板块。例如境外的影响，石油等基础能源的影响。此外，还表现为市场不对称：劳动力市场的过剩，产品市场的过剩，基础原材料供给不足，战略性资源不足，可持续发展的后劲不足；通胀压力继续存在，通胀与失业并存的滞胀也存在。
3 中程周期拉长的释解
对于中国从1978年以来26年期间的经济周期分期，学术界看法不同。比较公认的周期低谷期为1981年、1986年、1990年和1999年，也就是先后出现了4个周期低谷。按此计算，平均5～6年左右一次经济周期。而1989-1991年的3年调整后，从1992年开始进入改革开放以来第四个周期上升阶段，到1995年连续4年经济增长率保持在两位数的速度，从1996年才开始向下调整。直到2002年下半年出现向上的拐点，进入第五个经济周期上升阶段。经济学界对第四个经济周期长度看法不同。有人认为第四个经济周期到1996年就截止了。据笔者计算，按低谷期1999年计算，第四个经济周期从1990年到1999年持续近10年。据此预测，自2002年第五个经济周期上升阶段计算，其上升期起码会持续到2007年，低谷期可能会延伸到2010年前后。也就是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第四个经济周期和第五个经济周期可能会延长到平均10年左右。如果第五个经济周期低谷期能够延伸到2010年前后，那么中国经济周期的延长就可能成为这一时期经济周期的新特征。
无独有偶，20世纪90年代，也是美国战后经济周期最长的一个时期。美国自1991年3月以后进入新一轮经济周期上升期，经历了长达117个月的繁荣期，直到2000年12月后才出现衰退的现象。对于美国90年代的长周期，美国经济学家的看法分为两种，一种仍然认为，美国90年代以来周期虽然持续较长，但仍然是一种传统周期模式，多数经济学家认为，目前的经济低迷在本质上与1945年以来美国经济经历的其它9次经济周期并无区别。另外一种看法认为，是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周期相似，属于“投资盛极而衰”型经济周期。其中最典型的是原美国财政部长拉利·萨默斯先生。他指出，美国现在的经济周期与二战以来的所有周期有本质上的差别，而与二战前的周期却有更多的相似之处，甚至类似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日本经济的周期。也就是过度投资导致回报率下降，引起悲观情绪以至于经济衰退。也有的美国经济学家看到，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正是美国以信息化为代表的新经济快速成长的阶段，现代信息技术引起的产业革命和新经济增长力量推动了美国经济的持续增长，而日本经济正是因为没有好好地抓住信息革命带来的发展机遇，盈利方式仍然停留在传统制造业的发展模式中，才导致产业发展停滞。
中国近十多年的周期延长，可能引起多种解释。[7] (P12)有人可能用宏观调控的效应来说明。[8] (P24)的确，中国转入市场经济体系，中央的宏观调控效应大大增强了。前不久，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根据经济形势，实现了近七年的积极的财政政策将淡出，稳健的财政政策将登场。这既验证了我国宏观调控的重点发生转向，意味着我们相机抉择的政策手段的转换，同时也反映了中央宏观调控的理念和艺术日益成熟。七年前我国出台的积极财政政策虽然不完全等同于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但是，积极的财政政策的作用方向，也是着眼于刺激投资和消费，调节经济紧缩现象。
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国经济周期运行达到了改革开放以来第四个经济周期的高峰期，从1997年开始，通过国家的宏观调控，经济开始实现软着陆。与此同时，经济增长率逐年下调，国内生产总值环比指数从1997年的108.5开始，1998年为105.2，1999年为104.8，2000年为109.0，2001年为108.8，2002年为108.1，2003年为111.5。伴随经济增长率的调整，工业生产产销率有所下降，库存上升，工业品出厂价格和消费品价格出现逐年走低的趋势，企业综合效益指数有所下降。为了化解这种通货紧缩的局面，国家在出台降低利息率等松的货币政策的同时，也同时推出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其中包括逐年增发国库券以扩大政府支出，扩大政府公共工程开支项目，增加转移支付规模。经过近七年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推动，我国经济运行顺利地渡过了第四个经济周期收缩期，从2002年下半年开始转入新一轮经济周期上升阶段。2003年以来，经济运行出现快速上升态势，投资增速不断加快，一些基础能源、原材料和初级产品开始出现紧张的局面，煤、钢、石油、电力和运输能力出现较大缺口，一些地区开始采取拉闸限电等措施，煤电油运等基础产品价格出现大幅上升，加上粮食收购价格的调整，居民消费物价也开始上升。2004年前三个季度，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上涨了4.1％，今后一段时间我们仍然面临着较大的物价上涨压力。有鉴于此，根据相机抉择的原则，淡出积极的财政政策是恰当其时。而稳健的财政政策和相应的货币政策开始担纲收紧的任务。
然而，无论是松的宏观政策还是紧的宏观政策，或是松紧搭配，毕竟只是短期的需求管理。它们或许能够延缓总量失衡的矛盾，可能平滑经济增长率的波动，但是，还是不能很好地说明经济周期上升期的拉长。笔者认为，经济周期繁荣期的延长归根到底还是由于这个阶段我国产业变迁处于中级工业化的快速成长阶段，新型工业化的产业替代和产业升级成为支撑经济高速成长的内在动力，从而也抬高了经济增长的趋势线。
4 中长期“短缺失衡”
市场经济中的短期总量失衡，大多数是普通制成品的生产过剩，表现为有效需求不足。但是从中长期来看，同样存在着产业短边的失衡。
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我国总量失衡表现为总量过剩与结构性短缺并存。于是，在高位成长平台中的收敛趋势，有两种衰退因素并存。一种是生产过剩型不景气；[9] (P19)另一种是资源抑制型紧缩，或资源性“短缺失衡”。[10] 例如，近几年的煤炭、电力、水泥、石油产品短缺对经济增长的制约。两种收缩有时可能同时发生，有时可能间错出现。过剩型不景气是循环发生的，资源抑制型紧缩也是周期性的。过剩型和资源抑制型两种不景气导致的经济收缩，最先可能发生在一些行业和部分产业，之后出现全面调整，经济增长受其影响而放缓步伐。
导致近些年我国资源性短缺失衡的根本原因在于，20多年来我国工业化的产业快速升级，引致投资持续高速度，使基础原材料和初级产品始终保持着紧张态势。同时，我国创造单位国内生产总值所用的能源和原材料居高不下。[11] 2003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4万亿美元，但是也消耗了约50亿吨各类国内资源和进口资源。预计到2020年，中国一次能源的消费总量将达到30亿吨标准煤，比2000年翻一番还多。此外，在新的国际分工格局中，我国的市场均衡更多地要依靠国际资源配置来实现。由于国际产业分工中资源供给、资本流动和技术传递日益全球化，通过资源进出口来实现平衡。在经济全球化的国际分工格局下，这种跨国的产业平衡，加大了国家的产业配置风险。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市场经济与国际分工接轨日益密切。2002年中国外贸依存度51％，2003年也达51％。[12] (P56)尽管中国目前国际收支状况良好，但是中国依赖进口原材料的压力越来越大，尤其是“石油安全”问题。从1995年到2001年，总的石油消费量增长了42％，其中交通和家庭的需求分别增长了99％和90％。到2003年，石油净进口占到石油消费总量的34％，而在1995年只有7.6％。在2004年的上半年，与前一年同期相比石油产品的进口额又上升了60％，达到202亿美元——部分原因是石油价格上涨了30％，这也是导致生产者价格整体上涨的重要因素。中国的原材料、能源等初级产品的对外依存度不断加大。2003年中国原油、铁矿石、氧化铝对外依存度分别达到35％、36％和47％，镍和天然橡胶的对外依存度更是高达55％以上。中国进口石油一半以上来自动荡不安的中东地区，其中4/5的原油要经过马六甲海峡，一旦受阻，石油安全将受到严重威胁。
资源性短缺引致基础材料和能源价格持续上扬。统计表明，1980年以来，我国初级产品出厂价格中，资源和能源产品出厂价格持续上涨，甚至在经济下滑阶段也体现快速增长。例如，在工业品出厂价格总指数较低的1982年和1997年，煤炭和石油工业出厂价格指数分别为101.9、108.0和100.5、107.4。2004年1-10月，成品油出厂加工上涨了40％以上，煤炭价格上涨了20％以上。[13] (P45)
根据木桶原理短边规则，短期内市场资源配置总是依据资源短边进行平衡。经济理论上，供给方面包括技术因素短期内一般是不变的，可调整的是需求方面。经济运行的短期均衡，总是通过调整总需求来适应总供给。要么抑制总需求控制过热，以适应资源短缺；要么通过刺激总需求，化解总供给过剩。不过，需求管理或需求调控只能缓解供求矛盾，或者只能平滑短期内的大幅振荡。通常，需求瓶颈可以通过财政政策或货币政策的释放，短期内化解；而供给缺口或资源供应瓶颈难以通过短期需求调整化解。
真正从源头解决短缺失衡，归根到底要依靠中长期的产业成长和产业增长平衡。也就是通过产业调整实现供给改进，要通过积极发展资源性产业的方式来实现。
因此，我国今后高成长平台中的总量平衡和结构平衡特点，决定了今后我国经济周期调控不能仅仅依靠短期需求管理，还需要依靠中长期综合供给政策来实现。[14] (P23)
5 强势均衡的产业政策
失衡——均衡——再失衡——再均衡，是经济均衡的一般规律。与计划体制下“短缺失衡”的抑制需求的强制性均衡不同，在如今的市场体制下的“短缺失衡”，是产业快速升级下的“资源性失衡”；如今的“强制均衡”是依靠优势产业的高速投资来推动产业链的进一步平衡，是一种典型的“强势产业均衡”。
所谓“强势产业均衡”，是一种中长期的产业平衡。强势均衡是指按照强势力量配置均衡，这是一种客观规律的强制。强势含义：(1)经济增长力量强势；(2)强势产业或强势部门；(3)强势企业；(4)强势资本和投资。市场的强势均衡原则，一是要素投入的产出最优化，二是均衡效用均等化。
实现强势产业均衡，要求中长期产业均衡按照强势产业的需要来均衡，在中级工业化期间是由新型制造业、新兴服务业以及房地产业作为强势产业的。这些新型产业或部门在其快速成长期，长期平均成本趋于最低点，市场空间扩张很快，相对于其他传统产业来说，具有更高的资源产出效率，故而新型产业的持续高速增长构成强势需求，产业调整和产业均衡只能按照这种新型产业的持续高投资的需求来均衡。
当前的“强势均衡”，就是以产业快速升级为内在动力的持续强势投资来自动修正产业供应，实现中长期平衡。
强势均衡，要依靠产业技术政策扶植。英国萨塞克斯大学科学研究中心将技术创新划分为“增量创新、基本创新、技术体系创新和技术经济模式革命”4种类型，尤其是技术经济模式的创新，它包含了许多基本创新、增量创新和新技术体系创新，具有在整个经济中的渗透效应，从而会改变整个社会的技术与经济模式，因而才是导致周期变动的直接原因。在实际经济周期学说中，科技进步、生产力变化、消费者偏好、自然灾害、政治冲突、国际市场油价等外生因素都是引起经济周期的主要因素。鉴于这些外生因素具有随机性、不稳定性，所以经济增长速度也很难稳定。要化解经济周期，需要从改进供应、稳定技术进步、确保经济资源供给等方面来努力。这种见解，起码说明解决经济周期问题不能只寄希望于短期调控，不能只考虑需求管理，中长期的产业成长和技术创新因素也应当列入周期调控的重要方面。
强势均衡，要因势利导，依靠发展新型制造业来改变资源消耗比率，减轻资源供应的影响。新型制造业具有能耗低、污染低、附加值高、市场空间广阔等优势，新型制造业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将改变我国工业资源消耗偏高的结构。2003年以来，我国煤电油运增长速度都不低，但都出现不同程度的供求紧张。目前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约占世界的1/30，而钢材消费量占到世界的1/4，水泥约占1/2，煤炭约占30％，发电量也占13％左右。资源消耗明显偏高，导致一些重要的能源产品和基础原材料，如原油、氧化铝、铜、铁矿石等出现明显短缺，不得不大量依赖进口。投资结构中，一些高能耗工业投资增长过快，如500万元以上项目中，钢铁投资增长96.6％，电解铝增长92.9％，水泥增长121.9％。这些都需要通过改变工业结构来化解。我们要依靠特有的成本优势推动世界新兴产业向中国转移。依靠IT产业带动工业化的水平。这些新型制造业的快速成长，可以大大降低经济增长对资源供应的依赖。
强势均衡，还要推动传统产业的升级换代，降低物耗。鉴于中国城乡工业化和东西部发展水平的差别很大，尽管整体上中国进入中级工业化阶段，但是煤炭、钢铁、水泥、造纸、纺织等传统产业并不表现为衰落行业，这些传统产业向乡间企业或落后地区转移，导致资源高消耗产业在区域转移中没有实现能耗物耗降低。为此，在中国降低传统产业的资源消耗，主要应当通过产业的技术升级和改造。传统产业的升级主要通过两条途径，一是产品升级换代，例如钢铁行业重点开发高速钢、异型钢、薄板钢材，机械行业的精细加工，石化工业的乙烯深加工产业链的延伸等；二是通过加工装备、工艺流程、控制手段的技术水平提升，以便降低污染和物耗，提高生产效率，从而有效化解资源瓶颈。
强势均衡的产业政策，要依托强势产业需求，强化资源产业的供应能力。这其中，既包括按照新兴工业化的要求，合理调整能源供应结构和消费结构，也包括加强战略性资源的规划和储备。要梳理矿石、石油、稀有资源的进口来源和供应商，要多方面开拓资源供应的渠道，要按照短边规则来强化我国在国际分工中多边贸易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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