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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学界一般认为山水诗脱胎于玄言诗。本文指出，山水诗的兴起与道教有密切关系。为了修道成仙，大批道士进入山林，这引起全社会、特别是文人的注意，使山水之游成为一时风尚。当时许多著名文人都与道教有密切联系，并有过各种各样山林生活的经历。另外，早期山水诗总是把山水描写同道教养生游仙活动结合在一起，这也反证了山水诗的兴起与道教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关键词 山水诗 道教 文人 山林
学界有一个较流行的说法，认为山水诗是由玄言诗脱胎而来。然而事实并非如此。道教兴起以后，大批道教徒和文人出入山林，他们在青山秀水之中讲述玄虚的老庄哲理——道教教义，在把玄理写入诗中的同时，不能不对自然之美加以渲染。也就是说，玄言诗句和山水诗句是道教这根藤上同时结出的两个瓜。只是由于玄言诗不符合文学发展的规律，用诗的形式去讲述抽象的哲理终究使人感到枯燥乏味，从而变成了一个受人冷落的“苦瓜”；而山水诗句优美可爱，符合文学欣赏口味，于是越来越多的人把自己的心血倾注在山水诗的创作上。山水诗逐渐兴盛，而玄言诗慢慢衰落。
道教产生于汉末，发展成熟于魏晋南北朝。山水诗作为一个独立的诗歌流派，其产生与发展成熟的时间同道教基本一致。这绝非一种巧合，道教徒的思想行为对山水诗的兴起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一、道教徒最早自觉进入山林并赋予山水以新的意义
东汉以前的隐士大多隐居于民间，而不是深山。他们或聚徒讲学或击壤自娱，虽然拒绝出仕，但未脱离社会。也有少数深居山林，但大多是出于某种特殊原因，如伯夷叔齐入首阳是为了不食周粟，介之推入介山是为了逃避晋赏，商山四皓入商山是为了躲避秦乱。他们隐居深山是出于被迫。但道教出现以后，情况有了很大改变。
道教出现以前，山水对人们一般只有两个实用价值，一是它的军事意义，二是它的经济意义。但在道教的眼里，山水又多了一层养生成仙的价值。道教认为，要想修道成仙，必须进入名山，这样不仅可以避开世俗的干扰，还可以得到山中仙人的帮助。《抱朴子内篇》中的《论仙》、《金丹》、《登涉》等对此有集中论述。
在道教徒看来，山林不仅有利于修炼，而且还是神仙传经授法的理想场所。如张道陵于鹤鸣山亲受太上告令而创立天师道，周义山在峨嵋等山获神书而建立上清派，寇谦之在嵩岳受老君垂顾而成为道教领袖和帝王之师，陶弘景在茅山得杨许手书真迹而成为茅山道派的创始人和政治上的“山中宰相”。这些人靠山林生活所取得的世内、世外的双重成功，吸引了大批的、来自社会不同阶层的信徒进入山林，又通过这些信徒，影响到了整个社会。
二、道士的山林活动引起文人对山水的重视和山水文学的产生
道教徒神秘而又极为诱人的山林求仙活动和山水本身的秀美对当时的文人具有极强烈的吸引力，不少文人出入山林，与道士有密切联系。
曹操、曹植父子与道士交往很多，曹操反复表示渴望过一种“食芝英，饮醴泉，柱杖桂枝，佩秋兰，绝人事”（《陌上桑》）和“枕石、漱流、饮泉”（《秋胡行》）的山林道士生活。曹植早年既与那些住在“左激水，右高岑，背洞壑，对芳林”、“羡此永生”（《七启》）的山林道士往来，后期更明确表示要“晨游太山，……长跪问道”（《飞龙篇》）。曹氏父子未必真的有过长期山林生活，但他们的这种愿望明显是受道教影响。
阮籍、嵇康都亲自体验过道士山林生活。阮籍入山拜访道友，“登山临水，经日忘归”（《晋书·阮籍传》）。嵇康拜道士孙登、王烈为师，据《文士传》说，他在山中同道士共同生活了三年。
王羲之既是重臣，又是名士，他与道士许迈经常进山采药，共修服食，“穷诸名山，泛沧海”（《晋书·王羲之传》）。谢灵运为了游山，创制了登山鞋，还写了一篇《山居赋》，说自己退居山林的原因是“骇彼促年，爱是长生。冀浮丘之诱接，望安期之招迎”，目的就是为了修道长生。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经常入山林与道士交往的著名文人除上述外，还有孙绰、陶渊明、谢脁、江淹、孔稚圭、沈约、庾信等等。这还不包括既为著名文人、又是道门领袖的葛洪、陶弘景、顾欢等人。至于出入山林的一般名人名士就更多了。
时人如此向往山林，能进山林的自然适意，不能进山林的，就在自己家里人工造出山林来。如谢安、朱异、徐勉、张讥、孙绰等都在家里培土植竹，聚石移果，“以娱休沐，用托性灵”（《南史·徐勉传》）。正是在这一时尚的影响下，中国建筑史上开始出现了私家园林。
由于爱好山林，当时的名人学士便常常相邀山水之间。如石崇在以山水秀美著称的金谷园举行的大型祖饯宴会，王羲之在兰亭举行的“修禊事”，陶渊明组织的斜川游山活动等。而这三位组织者都与道教有密切联系，其中王羲之更是道教世家出身，尤爱修道求仙。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山水间聚会要求与会者赋诗助兴，不会者受罚。因而这些活动留下了《金谷集》、《兰亭集》和《游斜川》。
在著名道士身边，也聚集着一大批文人，如丘迟、江淹、任昉、沈约等都是陶弘景的弟子，他们的山林活动可以说具有修道养生和文学创作双重意义。陶弘景师徒在山林里一边访仙采药，一边创作了大量的诸如《答谢中书书》、《寻山志》、《茅山曲林馆》、《与陈伯之书》、《泛永康江》等山水诗文。另外其他道士如郭四朝、顾欢等，也写了一些相当优秀的山水作品。
考虑到当时的山水文学名作多出自道教人士或与其有密切关系的文人之手，那么道教与山水诗之间的关系也就不言自喻了。
三、山水诗中的“道味”反证了山水诗兴起与道教的关系
道教促使山水诗的兴起，这还可以从山水诗本身的内容得到反证。早期的山水诗往往把山水美景同道教的游仙养生活动结合起来写。关于这一点，从曹操诗中即可看出端倪。
曹操的《气出唱》用朴实的语言准确地描绘出华阴山高大雄伟、云遮雾盖的奇异景色，但这一景物描写却是为“仙人欲来”作铺垫的。他的《步出夏门行·观沧海》是公认的现存最早的一首完整山水诗。但统观《步出夏门行》，却也是以“水何澹澹，山岛辣峙”的山水美景为始，以“养怡之福，可得永年”的道教养生思想为终。
曹植也有少量描山绘水的诗句，而这些诗句也大多与神仙描写结合在一起。如他《苦思行》中的“绿萝缘玉树，光耀灿相辉。……郁郁西岳巅，石室青青与天连”。这一景物描写仍是为了烘托“举翅翻高飞”的神仙生活环境。
两晋时期，被认为是山水诗发轫者的孙绰、庾阐、殷中文、支遁等人，也都把山水美景与神仙养生思想联系起来写。如孙绰的《秋日》，先写仲秋山景，次写羡松柏之长青，最后表示要象庄生那样一心修道。另如支遁《咏怀诗》，作为佛门弟子的诗人支遁想到的不是四大皆空，而是先写明媚春光，再写自己因时光易逝而心澜突起，表示自己要用道教的丹砂、灵芝养身，用道教的外身、抱朴、挥玄等思想养神。由此可见道教对山水诗的影响之深。
酷爱山水田园的陶渊明深受道家道教影响，写了不少有关这方面的诗歌。在他五十岁去斜川游山时，写下了“临长流，望曾城，……悲日月之遂往，惊吾年之不留”这段诗序。曾城即道教昆仑仙山上的最高层，是神仙住地。这说明诗人面对高山流水时，首先想到的也是道教仙境。
谢灵运是文学史上第一位以山水为主要题材的诗人。学界评论说，他总在山水诗的最后拖着一条玄言的尾巴。其实这些玄言即属道教思想。他在《岁暮》中说：“运往无淹物，年逝觉易摧。”感叹万物皆逝，人生短暂，这实际即问题的提出；《登池上楼》的“持操岂独古，无闷征在今”和《石壁精舍还湖中作》的“虑澹物自轻，意惬理无违。寄言摄生客，试用此道推”，讲的都是淡泊名利、以理养神的道教理论；他的《登江中孤屿》更明确讲自己“想象昆山姿，缅邈区中缘。始信安期术，得尽养生年”，要通过道教养生方术去飞升仙界。这即解决问题的尝试。以上所举是谢灵运山水诗的代表作，把这几首联系起来看，表达的就是一套完整的道教养生成仙思想。
沈约不仅政治地位高，而且文名极盛。他家世代信道，他本人当过道士。在他的山水诗如《游沈道士馆》、《早发定山》中，总是先写远嶂入云、长流奔海的自然美景，后写“握石髓”、“驾轻鸿”的道士生活和“徘徊望九仙”的成仙理想。
谢脁是另一位著名山水诗人，他并没像学界讲的那样，完全摆脱玄言的影响。如《游山》一诗，除中间为山水描写外，一头一尾全属阐述道家思想的诗句。与他基本同时的江淹，在山水诗创作中同样沿用了这一格套，甚至表现得更为突出。如他的《渡西塞望江上诸山》，一开始就直写神仙广成子和淮南王，然后才写山中瑶草玉树、绛气白云的美景，接着表示此中正好研读道经、采集神药，希望有那么一天，轻举高升，做海外仙客。
一直到南北朝末期，山水描写与道教神仙同处一诗的情况仍为数不少。庾信是南北朝最后一位文学大师，他的诗很多，其中以“游山”为题的有两首：《和宇文内史春日游山》先写扑面花香、湿衣山云的美景，再写仙人炼丹的悠然生活；《游山》先写道教仙山的高峻超凡，再写花红松翠、云绕雨飘的山色。颠来倒去，山水描写总离不开仙家味道。
后人经常引用《文心雕龙·明诗》中的“宋初文咏，体有因革，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来说明山水诗的兴起。其实，刘宋以前的魏晋山水诗是老庄、道教内容加山水描写，此后一个时期仍是这样，只不过各自所占的比例不同而已。山水诗的兴起还有其它诸如政治、地理以及文学发展本身的原因，但不能否认，道教对山水诗的早日出现和成熟起到了巨大的、直接的促进作用。早期山水诗的特点——山水描写与道教生活的紧密结合，已足以证明这一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