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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85(2000)03-0065-07
在中国古代的文献典籍中，“文章”是一个复杂而多变的概念，作为书面文字的专称之后，又成为所有文体的总称；当它专指诗之外的骈、散文体，在发展的长途上又是复杂多变，有必要对于那复杂多变的态势尽可能地清理一下。
“文”、“章”、“文章”旨义辨
“文”、“章”二字，在上古文献中，“章”字旨义的确定似比“文”早，一个比较可靠的证据是，古老的《易经》原始文本二见“章”字：“含章，可贞。”（《坤·六三爻辞》）、“以杞包瓜，含章，有陨自天。”（《姤·九五爻辞》）如果承认卦爻辞是周文王、周公旦所作的话，那是在公元前11世纪左右。但《易》尚不见一个“文”字。“文”字的旨义能否勘定何时出现？周代开国之君周文王，“文”应是他死后子孙们给他追加的谥号。《诗·大雅》之始，即《文王在上》，《吕氏春秋》曾引这首诗，以为是周公旦所作，那么当在公元前 11世纪。《周颂》是《诗经》中最早的诗，据后人考证，作于武王、成王、康王、昭王时代（前1100年—前950年）。《清庙》、《维天之命》等篇中，不但“文王”多次出现，并且还出现了“秉文”、“烈文”、“思文”等与“文”有关词汇。公元前815年是“齐文公”元年，“文”字又再次作为谥号，按《史记正义》所载《谥法解》（原《周书谥法》），有“经纬天地曰文”、“道德博闻曰文”、“学勤好问曰文”、“慈惠爱民曰文”、“愍民惠礼曰文”、“赐民爵位曰文”等多义，但这种种“谥法”之义似是后人（估计最早也不出孔子的时代，因为后五义都见于《论语》的论述）所释，直到公元前774年郑国史伯对郑桓公进言中，对“文”本身才有“物一不文”（《国语·郑语》）之释。
先说“章”。许慎《说文》释云：“乐竟为一章，从音从十。十，数之终也。”“章”之初义并非如此，据《易》辞，均有“美”之义，“含章”即含美于内，如《象》传所解释的：“以时发也”；与后句经文“或从王事”联系起来，则是“知光大也”。参照《坤·文言》解释：“阴虽有美，含之以从王事，弗敢成也。……君子黄中通理，正位居体，美在其中，而畅于四支，发于事业，美之至也。”“章”即美义，非常明确！《象》传解释《姤·九五爻辞》又说：“九五含章，中正也；有陨自天，志不舍命也。”在任何一个别卦里，下位之经卦为内，上位之经卦为外；“二”为内卦之中位，“五”为外卦之中位，《坤》、《姤》之“含章”均在二、五，明显是言其内在之美，是“美在其中”，因而又与“志”这种心理指向相关。
“章”，确实是“从音从十”。为什么从“音”呢？因为声音是从内心发出的，人与动物都是含“音”于内，发于口，才作用于外；为什么从“十”呢？“十”乃多也，“声一无听”，多种“音”和谐协合，声音才美。古人对由内而外发的声音之美，有从生理到心理方面的认识。公元前522年，晏子对齐侯问，将声音与“味”，联系起来谈：“声亦如味，一气、二体、三类、四物、五声、六律、七音、八风、九歌，以相成也。清浊、小大、短长、疾徐、哀乐、刚柔、迟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济也。君子听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故《诗》曰：‘德音不瑕’。”（《左传·昭公二十年》）同一时期或稍前，郑国之子产有“气为五味，发为五色，章为五声”之说，那么，声音之美是“章”的主要之义，也是《易》辞“章”的原始之义。近代国学大师章炳麟在《文学总略》中说：“八风从律，百度得数，谓之章。”这一解释是合于古义的。
“章”亦有色彩美之义，应是由声音美延伸、转化而来的，子产说：“为九文、六采、五章，以奉五色。”由章而色，好象古人就有耳、目“通感”意识了。《书·皋陶谟》：“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孔传：“尊卑彩章各异。”《诗·小雅·六月》：“织文鸟章，白旆央央。”郑笺：“鸟章，鸟隼之文章。”这“章”也有色彩形象之义。春秋末的齐国官书《考工记》，其论“画缋”之事时，将色彩的组合，以“文”与“章”并言之：“青与赤谓之文，赤与白谓之章，白与黑谓之黼，黑与青谓之黻，五彩谓之绣。”如此说，符合“物相杂谓之文”，但与“章”之音声义何干？是不是当时的画家就已经意识到，绘画各种色彩的“相次”（“青与白相次也，赤与黑相次也，玄与黄相次也”），也要像音乐那样有韵律感和节奏感？“章”的衍生义，或许都与初义有些关系。《诗·小雅·都人士》“出言有意”，即出言有条理之意，如《易·艮》“言有序”；“不成章则不达”，言语、文字需经巧妙的组合、结构，才能使人乐于接受。《考工记》说画家“杂四时五色之位以章之，谓之巧”，此“章”或谓各种色彩的组合有序地“相次”，也呈现如音乐一样的节奏美、韵律美。《中庸》说天地之道“不见而章”，君子之道“暗然而日章”，则“章”又衍生出“昭彰”之义……“章”之初义逐渐转化，衍生新义，使它向“书辞”步步靠近，《说文》释“彰”云：“文彰也”（清代段玉裁注《说文》更说“文章”当作“
彰”）。东汉末荀悦说：“章成谓之文”（《申鉴》），使用了结构（后谓之“章法”）条理之义。
再说“文”。《说文》释曰：“文，错画也，象交，文。”这个解释合于“文”之古义、本义。公元前774年史伯对郑桓公说：“声一无听，物一无文，味一无果，物一不讲。”单一之物没有文，物物交错，物象交映，色彩错杂，于是有“文”。《易》辞中无“文”字，但《易》之卦便是物物交错，由阴阳二爻组合成八个经卦，两个经卦组合为一别卦，就是“象交”。《易传》产生当在史伯之后，《系辞》作者一据卦象，大概又据史伯之言，所以有了“物相杂，故曰文”的明确定义。“文”，较之“章”，是外在可见的，有形色之美。线条交错、色彩相映、形象互现，皆是“文”的应有之义。
“文”之初义既出，它适用的范围比“章”更为广泛，人的眼睛所能见处，心所思处，处处有“文”。古人首先将“文”划为两大类，一曰“天文”，一曰“人文”。“天文”，即天地大自然界物物相杂、形色相杂所呈现的文采，大至日月星辰，小至虫鱼草木，《易传·贲》有个概括：“刚柔交错，天文也”，这是由具象出发下了一个抽象的定义，其中，鸟兽之“文”似乎更直接地唤起了人们的注意和联想，因为《易传·系辞》的作者提到《易》之卦象创作者“仰则观法于天，俯则观法于地”后，就物别提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远取诸身，近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那些线条式的卦画，确有模仿鸟兽皮毛花纹之象。《革》卦爻辞有“大人虎变”，“君子豹变”两条，《象》传作者释曰：“大人虎变，其文炳也”，“君子豹变，其文蔚也。”虎豹之文被当作文的典范表现，孔门弟子借以驳“君子质而已矣，何以为文”的偏颇之论，说虎豹去掉“文炳”、“文蔚”的皮毛，“虎豹之鞟犹犬羊之鞟”（《论语·颜渊》）。“天文”处处可见，于是便无所不在地影响“人文”发生。正如后来刘勰所说，人是“有心之器”，具有创造美的能力，大自然界“文”的多样化呈现，必然会引发人的多样化模拟和千变万化的再创造，于是就有了“人文”的多元化。前引《谥法》关于“文”的六义，都属“人文”范畴，但可能是孔子及其后的人制定的。刘勰在《文心雕龙·征圣》篇中，将“人文”区分为三大类型：一是“政化之文”，统治一国万民不以武力，而以完善的典章制度，孔子称赞尧之为君“大哉”，就是因为“唯天唯大，唯尧则之”，因而尧治理国家“焕乎其有文章”。政化之“文”还体现在典礼仪式等政治活动方面，《左传·桓公二年》记载臧哀伯劝鲁桓公以“文”而“昭德塞违”就是一个典型事例。二是“事迹之文”，与政化之文紧密相依，以“礼”“乐”为主体，《礼记》云：“先王之立礼也，有本有文。忠信，礼之本也；义理，礼之文也。无本不立，无文不行。”“乐”，最先是作为礼的“声文”形式出现。先秦诸子中，荀子将“礼”定义为事迹之文，并推向了极至。三是“修身之文”，这是孔子和他的弟子们论述得最周到的，“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将“文”置于修身四教之首，他们赋予“文”以多种内涵：人有内在的美德、才能，是质之“文”，如孔子赞扬公叔文子推荐自己的家臣“同升诸公”，有“知人、忘己、事君三善”（据朱熹解释），因而“可以
为文矣”；人能谦逊虚心，“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是以谓之文也”；一个人有知识，诵《诗》、《书》，懂礼、乐，有勇有谋，即是“文质彬彬”……。后来，荀子给这种种“修身”之文，作了一个总括：“君子宽而不慢，廉而不刿，辨而不争，察而不激，直立而不胜，坚强而不暴，柔从而不流，恭敬谨慎而容；夫是之谓至文。”（《不苟》）“修身之文”中，最重要的一项，言语辞令之文，但在当时还主要是指口头言语而非书面文辞。孔子说的“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已录入《左传》，他还说过：“情欲信，辞欲巧。”《国语·晋语》记载一个普通的旅舍老板，竟能不以貌取人，而以言取人，说出“言，身之文也。言文而发之，合而后行，离则有衅”，可见，言语辞令之文已普及到了民间。孔子可能参预过创作的《系辞》，对《易》之卦爻辞作出“其旨远，其辞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隐”的高度评价，则应是主指书面文辞了。
为什么从一国之君到士人学子和普通百姓对“文”如此重视？必然与人们深层次的心理意识有关。如果史伯之说已示“文”之初义，那么，我们可以判断，古人关于“文”的观念是出自“和”。史伯回答郑桓公周为什么会由盛而衰，其弊端在哪里？他从哲学理论的高度发现其症结是：“去和而取同”。“和”、“同”之别是：“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是以和五味以调口，刚四支以卫体，和六律以聪耳，正七体以役心，平八索以成人，建九纪以立纯德，合十数以训百体。……”于是他顺理成章地推论出“声—无听，物—无文，味—无果，物—不讲。”“和”与“同”异，晏子对齐侯问时讲得更具体，承“味—无果”而以烹调之术举例发挥：“和，如羹焉。水火醯醢盐梅以烹鱼肉，
之以薪，宰夫和之，齐之以味，济其不及，以泄其过。君子食之，以平其心。”此论将饮食之事与文化联系起来，其理论基础也是“和”！晏子还举了两个浅显的例子，证明“同”不可能产生味之美与音之美：“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若琴瑟之专壹，谁能听之？同之不可也如是。”
“文”，形色之美；“章”，音之美。他们的发生实出同一基础：“和”。
“文”与“章”均有美之基本义，乃至可以同义互用，《小雅·六月》“织文鸟章”即是一例。将它们联缀而成“文章”一词，现在所能见到的，就是中国第一位文化伟人孔丘，他赞扬“尧之为君”以天为则，“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接着是他的学生子贡说：“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孔子所言尧之“文章”与子贡所言“文章”的具体内容似有所不同，前者如唐代皇甫湜所说：“夫焕乎郁郁之文，谓制度，非止文词也。”（《答李生第二书》）。换言之，尧舜为君，创造了古代典范的文明之治。后者，从夫子不言“性与天道”推论，应当是具指孔子在《诗》、《书》、《礼》、《乐》及“六艺”等方面的阐释与传述。若按章学诚在《文学总略》中说“文章者，礼乐之殊称矣。其后转移，施于篇什”去理解，尧以礼乐制度治天下，孔子以礼乐知识传授学生，都是有“文章”的表现。但是，他们共同使用“文章”一词，是否还与这两个单词的形色与音声、外美与内美之初义相关？可否这样认为：他们师生共同所言之“文”是“仁之貌”，“章”是“德之音”？尧与孔子都是仁义长者，“仁义之人，其言蔼如也”（韩愈《答李翊书》）、《诗》有“德音不瑕”（《豳风·狼跋》）、“德音莫违”（《邶同·谷风》），仁貌德音，是尧与孔子共具的“文章”之美。后来，刘勰在《文心雕龙·原道》中用互文的句式言大自然之文章：“形立则章成矣，声发则文生矣。”按他前面的语序，“龙凤以藻绘呈瑞，虎豹以炳蔚凝姿；云霞雕色，有逾画工之妙；草木贲华，无待锦匠之奇”，此应是“文”的描述；“林籁结响，调如竽瑟；泉石激韵，和若球锽”，暗合“章”之初义，如果不用互文，便是“形立则文生矣，声发则章成矣”。此语表明刘勰心目中的“文章”，就是形色之美与音声之美的结合，以至在其后的《情采》篇更明白地晓示：“立文之道，其理有三：一曰形文，五色是也；二曰声文，五音是也；三曰情文，五性是也。”“形文”合于“文”，“声文”合于“章”，“情文”列于最后，那是自然文章向人的文章转化后，获得了一种新的特质，新的美。
当自然文章观念向人化文章观念转化后，“文章”便获得了新的意义。孔子主张“述而不作”，他是不写“书辞”文章的，由孔而孟，他们只留下言论的记录，尚未形成完整、系统、条理的文章，刘勰说：“圣贤书辞，总称文章”，亦是泛称或借称而已。真正的书辞文章，到战国时代才出现，清代章学诚说：“六艺道息而诸子争鸣。盖至战国而文章变尽，至战国而著述之事专，至战国而后世之文体备。故论文于战国，而升降盛衰之故可知也。”（《文史通义·诗教上》）应当说，春秋末期，以《左传》为标志的史传文章就已经成形出现。战国初期的《墨子》，摆脱了老、孔的语录体而开始形成论辩文体，继之庄子文章成“篇”，“著书十余万言，大抵寓言，人物土地，皆空言无事实，而其文则汪洋辟阖，仪态万方，晚周诸子之作，莫能先也。”（鲁迅《汉文学史纲要·第三篇老庄》）稍后于庄子的荀子，他是中国文章学史上第一位具自觉意识的文章作家，这种自觉意识最鲜明的表现，就是他尝试创作不同文体的文章，有论说，有赋，有诗，还有民间歌诵体的《成相》，当然也有《大略》这样的语录体。一部《荀子》，是他所作各体文章的总集。“后世之文体”，在荀子前后（主要是战国中、后期），几个主要文体——诗、辞赋、散文（包括史传、论说、奏议、铭、箴、碑乃至纯文学的寓言等）——都大致具备了。但也要指出，荀子并未将所作各体文辞称为“文章”，他使用“文章”的概念，如《非十二子》：“敛然圣王之文章具焉。”还是指典章制度。《乐论》中说，“乱世之征，……其文章匿而采”，则是概指“其服组，其容妇，其志利，其行杂，其声乐险”等混乱的社会、人事现象。
在理论认识方面，基本确定“文章”即是“书辞”，是人的精神产品，则是经过有汉一代漫长的过程。西汉时代还比较游移，常见两种“文章”观念并用，对书辞文章有时另标“辞章”以区别自然文章，或是仅以“文”称之。《史记·儒林传》记公孙弘语曰：“臣谨案诏书律令下者，……文章尔雅，训辞深厚。”这是将当时盛行并为统治者重视的“辞章之学”纳入“文章”范畴。东汉时期，以“文章”泛称诗赋、散文等所有“辞章”确定下来了，班固在《汉书》中，或说“文章则司马迁、相如”、或说“刘向、王褒以文章显”；在《艺文志》中，则称凡著书于书帛者为文章。为《两都赋》作的“序”中，写道：“或抒下情而通讽谕，或宣上德而尽忠孝，雍容揄扬，著于后嗣，抑亦雅颂之亚也。故孝成之世，论而录之，盖奏御者千有余篇，而后大汉之文章，炳焉与三代同风。”所说“大汉之文章”，主要是赋。与他同时代的王充，在《论衡》中论及古人文章，《佚文》中写道：“五经六艺为文，诸子传书为文，造著论说为文，上书奏记为文，文德之操为文。立五文在世，皆当贤也。”前四种皆属“书辞”文章。他还特别推重“造著论说”的作家：“能精心著文连结篇章者为鸿儒。”至此，“书辞”文章的定义及其作者的地位也确定了。稍后，许慎著《说文解字》，将“字”的文化内涵一一加以揭示，其阐释“六书”曰“指事”、“象形”、“形声”、“会意”、“转注”、“假借”，书辞文章基础功底由此而明。鲁迅先生在《汉文学史纲要·第一篇自文字至文章》中说：“意者文字初作，首必象形，触目会心，不待指受。渐而演进，则会意指事之类兴焉。今之文字，形声转多，而察其缔构，什九以形象为本抵，诵习一字，当识形、音、义三：口诵耳闻其音，目察其形，心通其义，三识并用一字之功乃全。”由文字之功而至文章之功：
其在文章，则写山曰崚嶒嵯峨，状水曰汪洋澎湃，蔽芾葱茏，恍逢丰木，鳟鲂鳗鲤，如见多鱼。故其所函，遂具三美：意美以感心，一也；音美以感耳，二也；形美以感目，三也。
他说文章所具“三美”，通于刘勰所谓“立文之道，其理有三”之“声文”、“形文”、“情文”。此为书辞文章千古不易之定义。
“文”、“笔”、“古文”体性辨
从天地自然、政教礼乐之“文章”，到“三文”、“三美”的书辞文章，中国的文章学跨出了最重要的一步，进入到理论建设的实质性阶段。
“圣贤书辞，总称文章”，而文章实有各种不同的体式，随着时代发展，体式也越来越多，而众所公认的所谓“圣贤”，早已消失在历史地平线之下。汉代出现了一种“刍荛狂夫之议”的文体，班固将其命名为“小说”并载入《汉书·艺文志》：“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小说能跻圣贤文章体式之列吗？王莽时代的刘歆作《七略》，分“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术数”、“方技”六类，始有文体分类的尝试（单列“诗赋”即是），班固继之，写入正史。但他们主要着眼于“家”，尚无明确的文体分类意识，除了对诗、赋、歌谣的体式特征有所描述外，对其他文体的特征皆不甚了了。
对“总称文章”的文体分类并检示各体的特征，首功应属于曹丕，《典论·论文》将当时八种常用文体及其特征明确开列：“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他说“夫文本同而末异”，又说“文非一体，鲜能备善”，表明他已有自觉的文体意识。由建安而魏晋，是中国文学自觉时代的开始，又具体表现为三种自觉：文体自觉、创作主体自觉、批评自觉。文体自觉，大大推动了魏晋南北朝文学创作的发达繁荣，五言诗的蓬勃兴起，骈文的新创、抒情小赋的出现，美文书信的流传……种种前所未有的纯文学文体凸现在人们面前，相形之下，曾经很辉煌的“造著论说”之类的非文学倒有点暗淡。赞成和反对这种变化趋势的，几乎都将注意力转移到文体方面：陆机在《文赋》中论及十种文体，揭示文体特征比曹丕更贴切、精当；葛洪虽未具论文体，但他论述某种文体的创作实绩“今胜于古”。为文体新变新增而谨慎对待的，则有挚虞，他的《文章流别集》开列并论述的文体有颂、赋、诗、七、箴、铭、诔、哀辞、哀策、对问、图谶等，对魏晋之前尤其是汉代“文章”各种新文体作了精细区分，而如此细论的动机在于告诫当代变革创新文体者：“虽备曲折之体，而非音之正也。”继之又有李充著《翰林论》（今存少量佚文），“论为文体要”，开列每种文体（如图赞、表、论、议、盟、檄、诫等）时，皆举优秀作品示例。大规模地论述文体的是刘勰，《文心雕龙》有文体论20篇，论及33种之多；全景式的展示文体的则是萧统，《文选》排列38种。文体研究之盛，空前未有！
六朝是一个重视纯文学创作的时代，“造著论说”相对受到冷落，尤其是到了南朝，著有《后汉书》的史学家范晔，临死前还为自己“才少思难”而没有成为文学家深感遗憾；“但多公家之言，少于事外远致，以此为恨。”（《狱中与诸甥侄书》）梁代任昉“善铨事理”而“诗不得奇”，时人评他文名不如沈约，“昉深恨之”（见钟嵘《诗品》）。这样的文学风尚，对“总称文章”产生了新的冲击，新的文体分类势在必行，于是“文笔”说应运而生。
“文笔”说的发明权属于谁？有的文学史家以为是颜延之，其凭据是《南史·颜延之传》一条记载：“宋文帝问延之诸子才能。延之曰：竣得臣笔，测得臣文。”宋文帝在位424-453年，颜延之去世是456年，但445年被杀的范晔在《狱中与诸甥侄书》就言及“文”与“笔”的不同特点，“文”是“情志所托，以意为主，……此中情性旨趣，千条百品，屈曲有成理”云云；而“笔”：“手笔差异，文不拘韵故。”以此可以断定，由东晋而宋，“文”、“笔”分类并晓示各自的特征就开始了。刘勰《文心雕龙·总术》发语即云：“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似直承范晔之说。他对“文”“笔”之辨在理论上有点含糊其辞（主要是不同意经典是“笔”非“文”），但他对文体的划分却是泾渭分明，以《明诗》至《谐隐》十篇论“文”，以《史传》至《书记》十篇论“笔”，似乎没有以有文无文、有韵无韵为标准，而是以“情性之文”与“公家之言”来区分。在理论上试图分辨明晰的是梁元帝萧绎，其著《金楼子·立言》篇列述对比性的四条：（一）从历史上已定型的范畴分：“夫子门徒，转相师授”的儒者经典属学术范畴；屈原、宋玉等的辞赋“则谓之文”。（二）从不同气质的作者所擅不同之体分：“不便为诗”、“善为奏章”之流，其所作“泛谓之笔”；“吟咏风谣，流连哀思者谓之文”。（三）从“笔”与“文”写作的构思状态分：“笔退则非谓成篇，进则不云取义，神其巧惠，笔端而已。”即范晔所谓“少于事外远致”；“至于文者，惟须绮縠纷披，宫征靡曼，唇吻遒会，情灵摇荡。”（四）从作者写作风格及表现力强弱分：曹植、陆机等文士之作，“观其辞致侧密，事语坚明，意匠有序，遗言无失”；任昉之类“笔”家“甲部阙如，才长笔翰，善辑流略”。萧绎站在爱文学的立场，颇有褒“文”贬“笔”的倾向。近代刘师培在《中国中古文学史·文学辨体》中说：“偶语韵词谓之文，凡非偶语韵词概谓之笔。盖文以韵词为主，无韵而偶，亦得称文，《金楼子》所诠，至为昭晰。”
南朝的“文”、“笔”说，因为仍然有些难以划清的界线，但的确又有区分的必要，到了唐代，人们干脆将诗单独从“文章”中提升出来，将诗以外的文体统称为“文”（偶尔也以“笔”称，“诗”、“笔”对称，如杜甫《寄贾司马严使君》诗：“贾笔论孤愤，严诗赋几篇。”赵璘《因话录》说韩愈与孟郊友善，“韩以文至高，孟长于五言，时号‘孟诗韩笔’。殷王璠《河岳英灵集》评陶翰亦有语：“历代词人，诗笔双美者鲜矣”）。这样一刀两断之分，一方面是突出诗在美感文学中的独特地位，一方面是将原来的有韵和“无韵而偶”亦不乏文采的箴、铭、碑、诔、骈文乃至源于古诗之赋等，统统归到“笔”中去，与“造著论说”等无韵无偶散体之文，构成一个广义的散文系统。自中唐始，这一散文系统因“古文”运动的兴起而得到完全的确认，并从此废“笔”称“文”。“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将他创作的散体之文越六朝而上承先秦两汉之文，续上儒家“文章”传统，其云：“愈之为古文，岂独取其句读不类于今者邪？思古人而不得见，学古道则兼通其辞；通其辞也，本志乎古道者也。”（《题哀辞后》）他“口不绝吟于六艺之文，手不停披于百家之编”，“寻坠绪于茫茫，独旁搜而远绍”，终于而至“沈浸浓郁，含英咀华，作为文章，其书满家。……”（《进学解》）在他这里，“古文”与“文章”是同义词了，柳宗元承韩愈，亦将自己所作诗以外的文章称“古文”，即是现在意义的散文，他在《杨评事文集后序》里，对诗与散文的文体之本、特征及功能效应，有一个经典性阐释：
散文：“辞令褒贬，本乎著述者也。……著述者流，盖出于《书》之《谟》、《训》、《易》之《象》、《系》，《春秋》之笔削，其要在于高壮广厚，词正而理备，谓宜藏于简册也。”
诗：“导扬讽喻，本乎比兴进也。……比兴者流，盖出于虞、夏之咏歌，殷、周之《风》、《雅》，其要在于丽则清越，谓宜流于谣诵者也。”
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文体，“考其旨义，乖离不合”，因此，一个好的散文家不一定是个好诗人，一个好诗人不能因散文写得不好而受到责备，“恒偏胜独得，而罕有兼者焉。”自此而后，“文章”是指“古文”（经宋而延至清代桐城派古文），又简称为“文”。以韩、柳“古文”为典范体例，“理知”、“应用”之文是主干，史传、记事、抒情写景等类型的散文，居于次要地位，鲁迅先生《汉文学史纲要·从文字到文章》结语云：
辞笔或诗笔对举，唐世犹然，逮及宋元，此义遂晦，于是散体之笔，并称曰文，且谓其用，所以载道，提挈经训，诛锄美辞，讲章告示，高张文苑矣。
其实，也不尽然。宋代作家对散文之体，按内涵不同，作用不同予以分解，苏门两弟子秦观与张耒几乎同时论及这一问题。张耒将“古之文章”分为两大类：记事、辨理。“记事而可以垂世，辨理而足以开物，皆词达者也。”（《答汪信民书》）这样，散文文体也有文学与非文学之分。秦观所作《韩愈论》则分得更细：“夫所谓文者，有论理之文、有论事之文，有叙事之文、有托词之文、有成体之文。”为清晰见，兹分述如下：
论理之文：“探道德之理，述性命之情，发天人之奥，明生死之变。……列御寇、庄周所作是也。”陈案：此本是非文学性议论文，但他所举的庄、列之“论理”，实有相当的文学趣味。不举荀况、韩非等政论家之文，秦观的视点在文学也。
论事之文：“别白黑阴阳，要其归宿，决其嫌疑。……如苏秦、张仪所作是也。”陈案：此举苏、张游说七国说辞为例，与“论理”比较，“理”则虚，多“形而上”之论；“事”则实，多“形而下”之说，以现实的事物、人物为依据而展开具体的论辩，试图以事实说服人。
叙事之文：“考同异、次归闻、不虚美、不隐恶，人以实录……如司马迁、班固之作是也。”陈案：此举史传之文为例，广而言之，通于现在的记实性散文乃至报告文学。
托词之文：“原本山川，极命草木，比物属事，骇耳目，变心意。……如屈原、宋玉之作是也。”陈案：以屈、宋辞赋为“文”，是取其艺术表现而言，此类应是写景抒情、托物寓意的纯文学散文，柳宗元的《永州八记》当属典范之作，晚明小品直承于此。
成体之文：“钩列、张之微，挟苏、张之辩，摭班、马之实，猎屈、宋之英，本之以诗书，折之以孔氏。……韩愈所作是也。”陈案：所谓“成体”，就是囊括上述各体的特点，若仅以韩愈为例，是指一家之文，而非一篇之文，前述四种文体，韩愈所作皆备。按秦观于此体的定义，现代人所倡之“大散文”、“文化散文”庶几近之。
秦观所列，虽然只有五种，但如此突出散文文体并加以分类，散文史上可能尚属首次。由此可见，北宋时代，将诗与新兴的文体——词，从传统的“文章”中彻底分离出来，言“文章”仅指散文各体（还包括骈文，晚唐李商隐与宋初“西崑体”文人钟情此种体裁，与韩、柳散体古文抗衡），简称曰“文”，已成为文人们的共识，得到学界的公认。将“笔”恢复到“文”的地位，想来，刘勰也不会有意见了。郭绍虞先生在《试论古文运动——兼谈从文、笔之分到诗、文之分的关键》一文中说：“诗文之分逐渐取代了文笔之分，再加上诗人文人分途扬镳，各有千秋，于是文笔说也逐渐成为历史上的陈迹。”（《照隅室古典文学论集》，下编第88页）
收稿日期：2000-03-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