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论的正名——近年中国文学理论研究的“去西方中心主义”思潮（之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论论文,思潮论文,之二论文,理论研究论文,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四、清理教条和再历史化：另一维度的中国化
与前述从文化自觉的角度，新材料新学科的角度，以及新儒家文哲相通的角度不同，另一条颇有新意的路线即从文学史社会史结合的角度，来“脱西返中”。
如所周知，80年代有一本重要的著作，即罗宗强《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1988)。一反古代文论研究着眼于理论、观念、范畴和体系建构的做法，提倡文学思想的研究要与活生生的文学创作活动联系起来，将观念还原到具体复杂文学思潮中去。从此，开创了一种新的研究范式，即结合创作实践来探索文论。后来，他又写作《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从更大更宽的视角，即政局变化，哲学思潮起伏，尤其是其中的士人心态变化，来考察文学思想与观念的历史。从罗宗强之后，“还原”成为文论研究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方法，深深改写了古代文论学科纯理论的性格。
近年来，“还原”研究仍然是学界一主流，却有了新的思路。学者们开始问，究竟为什么我们越研究文学或文论，越离中国自身的真实情况甚远？譬如我们以那么多研究力量投入《文心雕龙》，而在中国文学批评的主流传统中，《文心雕龙》其实并不居于理论与观念最核心之地位；刘勰也并不算受到最大尊重的理论家。又譬如，我们以那么多精力投入范畴研究，可是不仅古人并不按范畴的全部涵义来写作或欣赏，我们今天也并不使用范畴的逻辑意义；这样的范畴既与西方接不上，又脱离了中国本土的文史脉络，这样的努力，是否成了中外古今四头不着的虚悬的存在？是不是我们的认知图式应该反思？这就开始学术史和方法论的省思，自觉清理五四以来某些文学观念与中国实际情况的隔阂。这就是进一步去理论化，去教条化的工作。比罗氏，更多反思意味和自我批评，走得更远。
陈引驰《文学性与文学文化》[22] 列举了在现代文学的“文学性”观念的新建构下，传统文学的“文学性”发生了许多曲折、出现了不少“走样”的情况。譬如：刘大杰最初的《中国文学发展史》中，甚至没有司马迁《史记》的位置，完全无视明清不少师法太史公笔法的散文名家的真实偶像；又如，“杂文学”的名称，恰恰反映了新的文学性想象其实容纳不了老的文学性实践。陈文在发现现代文学教条方面，眼光锐利。譬如西方的一个有着广泛认同的“文学性”界定，即表现自我：而“中国的传统中其实相当重视主客体——如果用西方的二元观念来观照的话——之间的关联性，而没有西方近代以来比较突出的主体创造的意味。”此外一个较大的误解是中国学界将“美”看得很重，而“在中国传统文化视野中，‘美’从来没有占据至高的地位。儒家相信‘美’必须与‘善’结合，‘美’‘善’兼备，‘尽善尽美’才是值得推崇的；而道家则主张‘本真’是高于‘美’的范畴，所谓‘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陈文还指出，用文学是创作主体的自我表现这样的观点一刀切，就会压抑中国文学原本的丰富性和特征，比如词以拟代情境来表达情感正是一个例子。
汪春泓的《关于“文章学”与“文学批评”的思考》[23]，是将批评史上的开山著作，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首次置于上述知识背景中的一个个案研究。作者反思了在郭著中，原有的中国“文章学”观念如何被扭曲变形，改造而为以纯文学观念为立场的“文学批评”的过程。以大量材料质疑了这一建构的神话性质。同时指出原因既是外来影响，又与社会文教秩序崩裂有关。这篇与前述戴燕论著相比，不失“寸铁”之力。
这里再举一个具体的例子。我在一篇读《文选》的札记中也提出过同样的问题：由鲁迅而来的“文学的自觉”，是上个世纪影响六朝文学理解最大的一个认知图式。甚至有人推论“自觉”包含着从儒家思想中脱离出来的意思。但是仍然需要提问和分析，首先，鲁迅讲的是曹丕的建安时代，背景是曹操的反对世家大族，任人唯才，思想文风因而有一种清峻通脱之美。我们把它推广为整个六朝，可不可以，还要讨论。譬如《文心雕龙》就没有所谓“自觉”。六朝一流的诗人文学家如陶渊明等也并没有摆脱中国文化主流思想。其次，这种认知图式仍然有西方中心的观念。鲁迅先生说曹丕“或如近代所说的‘为艺术而艺术’(Art for Art' s Sake)的一派”，“一派”二字表明，鲁迅先生没有将此绝对化。但是后学的阐释则将其视为“历史的进步”。第三，这种认知图式必然蕴涵以下逻辑：1.从儒家思想、从子部著述、从史家作品那里摆脱出来，才是文学的进步。这是否带有五四时期的某种“意识形态”？2.由此再进一步，文学从哲学、思想著作和史学中区别出来，才是文学的本质。这是否是一种过于本质主义的观点？朱自清先生的名作《诗言志辨》，描述“言志”的变动史，正是解构了此种观点。3.由此再进而论及一种所谓“纯文学”：从实用中分离、从表达思想与社会关怀等情感中分离，由此取得现代的文学性。其实这样的文学性只是一个神话而已。比方说，昭明太子的《文选序》确实看重“能文之士”，强调“篇章”(文章的结构)、“篇翰”(文章的构思)(这两个词比“事出于沈思，义归乎翰藻”更重要。来自曹丕《典论·论文》：“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以区别于子史作品。但是《文选》中的作者是“能文之士”，并不等于说就不可以同时是贤人志士，或者说他们只是一心写作之士。西方式的“为艺术而艺术”，无论是以写作为生命中的惟一，或者以写作本身的快感为目的，都是相当现代的一种分化。《文选》中所选的每一位作者，都不具有这样彻底的写作取向。譬如《文选序》中所说“耿介之意既伤，壹郁之怀靡朔……，骚人之文，自兹而作”，肯定不是纯文学；“颂者，所以游扬德业，褒赞成功”、“箴兴于补阙，戒出于弼匡”(虽戒文实未选)之类，更不是“为艺术而艺术”。“《文选》的选文及分类安排，偏重于应用文。在诗的二十四个小类中，……除‘咏史’、‘哀伤’外，都是应用性极强的题材。文的情况更是如此，在三十五类文体中，大概除了辞之外，都是应用文。”[24] 纯文学之特征，在其无意于在人事上作任何特种之施用，专以自身为目的。所以说这里有“纯文学”的自觉，还落不到作家作品的实处。
至于说是否与儒家思想划清界线，只要是认真读过《文选》中大部分作品，就不难回答问题。且不说屈原的《离骚》，宋玉的《风赋》，贾谊的《
赋》以及《两都》《西京》等润色鸿业的大赋，就看颂、诔、表、檄等文体中体现的实用理性，以及赠答、挽歌、哀伤、述祖德诗歌所表现的伦常情感等，儒家思想教化何尝稍有脱离？所以《文选》不选经部文章，与从儒家经典中摆脱出来，分明还不是一个问题[25]。
十分值得提及的是，我近年来读到的博士学位论文，其中一个值得注意的动向，即在文学历史甚至文化史本身去发现文论，显示了年轻学子更为开放的视野与探索的勇力。以下，略述近年经眼博士论文所显示的几个要义，如论文未尽之意，间有引申发挥。
1)反进化观
进化观点渐让位于演化观念，这是在古代史料中进入较多的研究者共识的。傅蓉蓉《西昆体与宋型诗的建构》(2003)，细致论析了西昆体作为唐型诗向宋型诗转变过程中的一个环节，既有晚唐余波的旧调，更是盛宋始音的新章，到后来晚清同光体打并昆体西江为一体，更是体现了新旧融合的发展，才是中国诗演化正途。而中国诗歌源头的作用非常重大。朱立新《汉魏六朝游仙诗研究》(2000)，专章论楚辞远游的结构模式和抒情特点对于游仙诗的影响，具体提示了楚辞在后代的化身之一。而新的取代旧的，后面战胜前面，这一新文学的信条，在古文与骈文共同经营中国文章的美学世界面前，失去解释力。奚彤云《中国古代骈文批评史稿》(2000)最精彩之处，即拈出“潜气内转”等观念，考论其中如何结合了古文之“气”与骈文之“骨”，抟二美而为一，不仅表明骈文一直未死，而且骈散文各有体要(章太炎一篇文章的标题)，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相济而生的演化。
2)现代性在传统文化中的内在理路
现代性不完全是外来的，也可以是内含于民族历史之中的。这是我对“去西方中心主义”的一个提醒。譬如汪涤《吴中诗画结合研究》(2005)一文，中国绘画史上知名的“吴门画派”其主要成员有沈周、唐寅、文征明、仇英等，长于以诗题画或以画纪诗，喜欢在自己的画作上题写自创诗歌，还邀请其朋友随之进行唱和、题跋活动，从而形成了一个特别的文化景观。文学史上的评价多半不高，认为他们降低了诗艺来从俗，将画作为交往手段。其实这里面更重要的是，雅俗艺文传统如何结合，如何既不牺牲文人的书卷气，同时又更好适应商业社会对于艺文生活的需求。这里有重要的本土经验，确是中国文学思想传统的重要问题。
我们还可以在赵厚均的《两晋文研究：几种文体的考察》(2003)中，发现大量史论、言谈、奏章，批评正始元康世风的好尚老庄，宅心事外，放荡虚无。其实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对于名士的批判，观点也部分是从这里来的，从而提示鲁迅与儒家讽世传统的一种可能的联系。也可以从郜积意《刘歆与两汉今古文学之争》(2005)，找到新文化的思想文化渊源之一：晚清今文经学的话语构造(又来自伦理优先的经学传统)，是如何从经学自身的知识逻辑中生长出来的。这也是追寇至其巢穴。当然，上述几种在结论上都似过于克制。
3)对个人生命自足的创作观的消解
前引陈引驰已涉及此题。博士论文更多从文类、抒情传统、士人心态以及编辑与出版等社会生活情境中，来颠覆对于个体生命自足的创作神话。黄亚卓《中古公宴诗研究》(2003)以《文选》“公宴”类为对象，发现诸如“乐极而哀的基调”，“分题联句”的做法，以及诗人交往的功能等，都远远大于个人情感的表现。因而一个诗人如果没有这样的套路训练，在社交生活中是表达不成功的。黄文尚未发掘的含义，如公宴诗写作中，实有着特殊的心理期待，如君臣和谐，如平等交往和祥和气氛，如期待着贡献自己的才艺之美，以及人际关系的和谐等。赵红玲《中古拟诗研究》(2003)，赵红菊《南朝咏物诗研究》(2005)以及汪群红《许学夷诗源辩体研究》(2002)，都从不同角度涉及到中国诗的“文类”或“体制”的重要意义，几乎可以视为某种有持久支配力的文化符号，具有意义的生产性和主动性。这个问题是原先囿于现代西方推崇个体生命的创作观所未能看见的。
此外，有人还从出版制度、编辑活动来探讨诗学思潮。杨焄《明人编选汉魏六朝诗歌总集研究》(2005)选题极有见地。我们以前总是天真地以为，每一个时代的审美意识，都是诗论家文论家的创造发明，他们登高一呼，踊跃风气，形成流派，倾动天下。但是我们只有深入了解那个时代流行什么书，以及诗论家们读什么书，依傍什么书，我们才能发现原来他们所发明和标榜的观念、旗号，其实至少是与当时的阅读环境相互生产的，是与编辑、策划、出版活动密切相关，甚至被后者“制作”出来的。这样就大大丰富了批评史的内容。
还有人从抒情传统的角度来颠覆了个人主体论。李广定《国家不幸诗家幸：唐末五代乱世文学研究》(2003)发现唐宋诗人的苦吟传统，以及历代诗人的巫山神女情结，颇富新意。李翰《汉魏盛唐咏史诗研究》(2005)，从咏史与怀古的区别中，进一步发现咏史诗言志寄托的传统，实即陈寅恪所谓融古典今事于一的传统。表明中国诗人写诗时，离不开先在的、有号召力的抒情传统，而这个传统又是具体的，内在于诗人生命的。
4)破纯文学观，以内在视角阅读
佛学对于中国文学影响极为深厚。其实准确地说已经不仅是影响，而是升堂入室，大大方方做了主人，佛教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不可排除。近年来一个成果即真正从内在的，而不仅是站在文学或文论的立场上，对佛教文学作研究。一旦破除了纯文学的观念，佛教文学的内在丰富世界才真正敞开。张君梅《从玄解到证悟：论中土佛理诗之发展演变》，以及安正熏《法苑珠林叙事结构研究》，一从诗的角度，一从小说的角度，都对于现有的佛教文学研究有突破，虽不是文论，却涉及许多文艺理论问题。
李瑞明《沈曾植诗学研究》(2003)和孙老虎《陈三立诗学研究》(2005)，同样是以同光体诗学为研究对象，所发掘整理的关键词如“雅人深致”、“骨重神寒”、“以经发诗”、“格韵”等，很大程度上突破了以严沧浪王渔洋等为代表的纯诗传统，回返中国诗与士大夫生命存在感受的真实联系，回返先秦诗教传统的大诗观。
其他博士论文选题如《周礼与文学》、《史赞与文论》、《经学文论》等，都突破了现在的纯文学框框，有新的创意。尽管仍有这样那样的不足。
此外，不能不提到域外汉文学研究的重要成果。陈寅恪先生说：新材料代表着时代学术主潮，参与其中，才算“预流”[26]。如果说上博楚简《孔子诗论》是从时间上延展了文论的新材料，而域外汉文学则从空间上大大拓展了学科内容。其中重要成果如张伯伟《朝鲜时代目录丛刊》[27]，全书共选录朝鲜时代具有代表性之著作26种，反映了中国古籍交流的情况和朝鲜时代中国文学在彼邦的影响。王小盾《越南汉喃文献目录提要》，非常丰富、实证地显示了包括小说、诗文评在在内中国文学如何真实影响了汉文化圈的形成进程。
我认为这样的一种回到中国历史本身的自觉，确是一个可喜的现象。这不同于从文化学和哲学，从文化自觉这样一个高调的角度，来突出中国文论的主体性，这样弄不好确容易空疏，容易流于非建设性的口号之争，而不是实实在在地拿出前人没有拿出的成果来说话。史学、社会学和文学作品本身，都是很低的姿态进去，却不一定没有漂亮的成果。学术史上的先例是，具体的东西更有生命。回到篇首的话，孙悟空再怎么有本事，还是得乖乖回到唐僧身边，才能修成正果。
5)最后是几点余论
近年来中国文论研究中“正名”和“去西方中心主义”的思潮，并不仅仅是学院里的形式主义花样和知识时尚，而是既有着学科发展的内在逻辑，又有文化思想的大背景，是中国文论在新情境中的真实际遇，也是求发展的机遇。一层层深入的正名与返本努力，有助于研究空间的开拓与深入。
这股思潮其实包含不同的学术取向。概而言之，有三类。一是求用的取向。现代转换的讨论，体系建构的冲动，以及各种范畴研究或新话语实践，皆此类。皆求有用于当代，较有活力，但常有基础不稳之忧。二是求实的取向。即史学的进路，还原的旨趣，由于整个百年中国西方理论的烙印太深，这方面学术工作的空间仍然很大。三是企图既求真求实，求对于民族文学与文化的深处有深入的把握，又求有用有益于当代，参与文化建设，如新儒家诗学的提倡。一方面，从解除西方教条的符咒的角度来看，学界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不同的取向之间也有相互成全之效；从学术目标来说，又是相互消解的，譬如一个求用的观念刚刚建立，而求真的工作就将真相戳破了。而且越来越走向求真求实，势必弱化对于当代生活的响应能力。也许取经的路就是这样充满悖论的道路。
不应该把“去西方化”绝对化。在西方文论的影响下，中国文论与文学的成绩也是不容抹煞的。至少，西方的理论可以将一些不明确的东西说得更清楚更好，探照灯好，有些好东西也可以由此而照亮，譬如中国文学思想中有关人性负面的理论资源严重不足，而西方的进路可以让我们重新挖掘中国资源，沙里淘金仍然是必要的。何况，西方理论与观念的深刻性，常常也会在中国文论之上。又何况，西方与东方仍有不少地方可以结合，相通，互补。好好学习西方，仍然是我们一个很长远的任务。这样看来，西方标准与中国观念，可能是本学科长期并存的双重标准。因而西天的路，仍然是路漫漫其修远。
所以，我一方面主张深深地回到中国文论的核心价值，一方面又主张将西方与中国更好地结合起来。我们其实不必像前辈那样过于严重考虑这个问题，可以将去西方中心主义与学习西方都同时一起“工具化”，“修辞化”，即“衬托”、“模拟”与“对照”。去西方中心主义，是为了“衬托”出中国的特点，更求真求实，更细致地发现问题。而学习西方，则一方面是通过“模拟”的手段来提升或加强中国的优点，以发掘传统的文论资源。另一方面是以“对照”的方法看出中国哪些方面有问题。在这个意义上，恰如《西游记》中的“取经”，本身也是一个形式、手段，而非内容、实质，不会有人先看结局，急于知道究竟取到经没有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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