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马克思主义视域中的斯图亚特#183;霍尔，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斯图亚特论文,霍尔论文,视域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化马克思主义是西方学界对20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称谓。①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强调文化的独立性和社会结构的互动性，以区别于庸俗唯物主义的经济决定论。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直面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重新发掘马克思的思想资源，对马克思主义做了新的解读和发展并提出社会主义策略。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指的是从20世纪40年代中期到70年代晚期的历史学和文化研究领域里的马克思主义思潮。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产生于二战后新左派知识分子对社会主义的理解。战后的阶级变化挑战了传统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新左派根据战后的英国状况，在资本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政治之间寻找契合点和新的斗争方式，对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的产生起到了重要作用。作为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及扩展到全球的文化研究学术思潮的创始者，斯图亚特·霍尔的学术思想产生了越来越重要的影响，在其思想整体中清理其与马克思主义的关联，对于当代中国文化研究学科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文学理论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在霍尔学术生涯的早期，他视马克思主义为过时的化约主义思想体系，不能解释战后英国变化了的社会文化关系。在他学术中期，霍尔吸取了阿尔都塞的理论，视主体为无意识的社会产物。但这不能保证文化斗争的理论空间，为了走出这种僵局，霍尔在20世纪70年代转向葛兰西，借用了拉克劳的观点。拉克劳把意识形态视为由不确定元素构成的半自律性话语，这种观点打开了意识形态斗争和转换的空间，霍尔就此提出了“不做保证的马克思主义(marxism without guarantees)”。80年代以后，霍尔从马克思主义转向福柯，瞩目当代历史环境中的多种权力关系，在消费主义社会寻找抵抗的力量，可视为后现代主义或后马克思主义立场。 20世纪50年代末期和60年代早期，霍尔任《大学和新左派评论》杂志的编辑，随后任《新左派评论》的主编。这时期，霍尔持一种社会主义者的人文主义(socialist humanism)立场，这也是战后英国新左派的普遍追求，其思想基础是青年马克思的异化、人类动力等观点以及真实经验(authentic experience)等思想，致力于揭示当代生产领域里的劳动异化和消费领域里的文化异化。在文化领域，霍尔考察了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的异化主题，青年亚文化被视为工人阶级青少年对他们工作教育环境和主流政治的反叛。现代成人教育体制造成了他们的文化异化和被剥削状态，其臣属地位激励他们发展大众文化作为补偿，大众文化提供了他们的需要和兴趣以反叛成人社会。这种反叛并非基于代沟，而是对抗官僚和技术社会的非人道，是这种社会侵蚀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导致了社会问题的发生。霍尔说：“我们在今天青少年态度中发现的细节性的东西是对官僚时代的扭曲的道德反应。”②对于精英文化，霍尔认为，在艺术和政治之间的转换并没有直接性，社会主义的文化政治应该恢复艺术的正当功能，通过把人的经验的整体转换为艺术形式以考察文化和当代经验之间的关联。艺术奉献给政治的渠道包括支持文化的特殊性、人类价值和创造性，这是为当代社会所抹杀的。 在《无阶级感》这篇早期的论文中，霍尔认为，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并非如传统马克思主义所认为的那样是单向的或固定的，而是相互决定的。资本主义发展已经超越了对工业的控制，企业掌握在经理人手中，工人阶级也已经从无技术发展到拥有高技术，这些变化是马克思没有看到的。“二战”以来工人阶级文化中不断增长的商业化趋势和消费主义并未导致阶级差异的消失，毋宁说，“无阶级感”是这种消费主义文化的意识形态效果，它通过广告把个体性的工人转化为消费者而非工人阶级的成员，把工人阶级从贫困境地假象性地解脱出来，从而放弃政治抵抗。消费主义打破了旧的“阶级感”，工人知道自己更多的是消费者，他们走出了威廉斯说的“整个的生活方式”，进入一系列生活风格(lifestyles)之中。③这样，在消费领域，人们重新沦为如生产领域那样的奴隶，是从物质形式的奴隶变为文化心理和道德意义上的奴隶。霍尔指出，工党借助所谓的“管理革命”(managerial revolution)和资本主义变革，把经济繁荣等同于“好的生活”，这种解释把人的需要异化了，而社会主义者的方案应该建立在社区(community)和平等的观念之上，提供社会的完全的需要，包括目前还没有感受到没有表达出来的工人阶级的需要，如教育、有意义的工作等，“社会主义的任务是去面对人民，他们在哪里被触动，被伤害，被感动，被挫败，被恶心，即是具有某种不满。同时，给予社会主义运动某种时代性意义和我们可以生活其中的方式”④。霍尔的名言是：“我们对马克思主义感兴趣，但并非教条的马克思主义。”⑤但这一阶段的马克思主义在霍尔后来的反思中存在问题，主要是社会构成的本质主义视角，即把社会阶级看成无差别的整体，把文化直接联系于阶级，把人的主体性看成文化的缘起，而非看成文化所影响的结果。 1968年后，霍尔主持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开展了一系列当代文化的研究课题，编辑出版了《监控危机》、《艰难复兴路》和《通过仪式进行抵抗》等重要著作。这一时期的工作奠定了霍尔作为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和文化研究领导者的角色，其马克思主义建树主要表现在社会构成论、接合论、阶级论、意识形态论等几个方面。 霍尔在这一时期的代表性论文有《重新思考基础和上层建筑比喻》、《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中的政治和经济》、《读马克思的1857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论》等。霍尔试图从马克思的文本中发掘思想资源以反驳经济化约论。此前威廉斯反对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模式，主张文化的物质性。在威廉斯看来，文化通过语言和社会关系嵌入生产过程，它就在整个的生产、分配和交换过程之中，因而不是对经济基础的反映。威廉斯的观点对霍尔有重要影响。在《读马克思的1857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论》这篇文章中，霍尔认为，庸俗马克思主义不是马克思的观点，马克思从来没有说生产是独立于文化的，相反，生产与文化关系密切，首先，文化产生价值，它就在人与自然的劳动过程中，就在与他人的社会关系之中。其次，生产并非终结于自身，人的生产是有目的性的，即便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也是为了满足人的需要。这样，马克思所理解的资本主义是一个以文化为中介的生产和消费的循环。霍尔还接受了马克思的方法，即对抽象的普遍性的拒绝，注重部分与整体的关系，霍尔以此分析了当代媒介生产和消费的诸多环节，提出了编码和解码相互影响又各自独立的观点。霍尔指出：“在考察任何现象或关系之时，我们必须领会其内部的结构，即是其特殊性，以及与之连接的其他结构，和它一起构造更大的整体的其他结构。特殊性和连接，即结构的复杂单元，必须在具体关系的具体分析中得到说明。如果关系是相互接合着的，但保留着其特殊性，这种接合，以及它所建基其上的决定性的条件，必须加以说明。”⑥霍尔思想的转变，更重要的是在20世纪70年代接受了阿尔都塞的社会结构的多元决定性(over－determined)以及文化领域相对自治的观点。霍尔认为阿尔都塞思想中有三点贡献，首先，阿尔都塞批评了马克思主义中的历史主义、人道主义和经验主义，认为社会形式构成了一个“复杂的结构性的整体”，这是对葛兰西的继承。这种观点反对化约论和来自黑格尔的历史是自我展开的过程的观点，引入历史的偶然性以代替历史必然性的法则。其次，阿尔都塞扬弃了马克思主义的“一元论”概念，认为历史发展并非普遍性的，社会冲突是变化着的，不会产生同样的结果。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强调的多重决定(many determinations)的观点得到了回应。第三，阿尔都塞把意识形态视为个人之于现实条件的想象性关系。⑦阿尔都塞对马克思主义的解读是，上层建筑相对自治，在最后时刻被决定于经济。在这种模式中，社会复杂整体中的每一构成性部分，都具有自己的历史影响和决定性，每一部分的特殊性及其与其他部分的关联，只有在其历史特殊性中才能得以理解，这就祛除了庸俗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和政治简单对应的观点，霍尔在此走向一种反本质主义立场，在他看来，社会过程是复杂的整体，由许多特殊的部分构成，它们相互关联成为一个有差异的联合体(unity－in－difference)，复杂整体的构成性部分的关系是非本质性非同一性的，并无必然的结构性的或历史性的保证，每一社会实践的形式(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都有其自身的特殊性或相对自治(relative autonomy)性，都有特殊的影响领域，产生和体现出特殊的转换形式。但是，任何具体实践的影响，常常被其所置身其中的联系之网多元决定。在霍尔看来，各种差异性的集团势力构造了新的社会结构，政治就是一个各种力量合纵连横即接合(articulation)的领地，并不存在泾渭分明的对立的社会集团去操作政治实践，各种政治力量的接合即是在利益分化的社会以政治干预获取霸权，老左派的组织政党以阶级斗争的方式获取政权的观点是不合时宜的。 这里涉及霍尔的接合理论。霍尔说，接合这一词汇在英语里具有微妙的双重含义，一是发声、说话、清晰地表达，但也说铰链式卡车，即车头和拖车可以连接，但这种连接并非必然，它也可连接其他。接合这一思想来自拉克劳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在霍尔看来，拉克劳的要旨是，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的政治内涵并无必然的归属，我们要思考不同的政治实践之间的偶然的连接。霍尔使用接合概念的目的是破除困扰经典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必然性逻辑和还原论逻辑，“接合就是进行自我构造性的社会力量与其意识形态或世界观(它使得这种构造过程变得可以理解)之间的非必然的联系，正是这种接合把新的社会位置和政治立场、新的社会与政治主体带入新的历史舞台”⑧。延续霍尔文化是斗争的领域的观点，约翰·菲斯克解读出文化“接合”的对抗性、偶然性和关系性。菲斯克说，这一概念有两重含义，含义之一是“说”，可是我们必须记住，“说话”必然涉及“反应”，是一个双向的过程。因此，益智类节目可以表达(说出)消费主义，因为这些节目带有制作者的声音，可是它们也能以反映消费者利益的方式表达(说出)对消费主义的反应。这个词的另一个意思是用灵活转动的接点来连接两样东西，就像铰链一样。这个词的第一个意思把我们的注意力引向文本，注意文本的产生和接受；第二个意思则要求我们注意一个文本与其他文化领域的连接方式。这样，当音乐电视与唱片和音乐产业联系起来的时候，它的意义就是商业性的、经济性的；但当它与年轻人联系起来的时候，那些光鲜、快速的消费主义画面就可以表达(说出)抵制或回避的意义。这个词的两重意义是相互渗透的，因为话语不是脱离语境而存在的，而是发生在与其他语境相关的文化领域。霍尔的理论提醒我们，同样的话，如果与不同领域发生联系，就能够表达不同的意义，能为不同的社会利益和文化利益服务。⑨ 但相比阿尔都塞，葛兰西关于意识形态转换的特殊性，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共识和压制在各种力量为获取霸权而斗争中的关系和模式，这些思想更为契合霍尔对马克思主义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解读。霍尔认为，资产阶级霸权依赖大众的赞同和对市民社会各种机制的统合，新的权力结构充满了冲突，经济的成功无法提供保证，历史结果取决于斗争着的力量所采取的策略去控制既存的情势和矛盾。霍尔说：“在这一方面，葛兰西极大地修正了结构主义理论非历史的、高度抽象的、形式化和理论性的层面。他的思想常常是历史地特殊性的和形势性的(conjunctural)。”⑩传统马克思主义认为，阶级是同质性的整体，在经济层面形成利益格局，表达在政治和意识形态斗争中。霍尔不赞同这种观点，在他看来，阶级并非静态的，而是不断地构成的和再结构的，既在经济领域，也在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阶级斗争的产生并非纯粹的劳资冲突，而是基于历史特殊性，关系到现存各种力量的复杂联盟，其目的是获取政权。在《霸权与社会主义策略》中，拉克劳和墨菲论述了后结构主义世界的社会联盟和斗争，他们指出，和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行动理论相反，来自不同社会经济阶层的人完全有可能认同同一种政治斗争符号，并成为思想一致的联合体，为特定的政治变革而斗争；政治身份和政治团体是局部地、暂时性地跟某个政治事业接合在一起的。(11)霍尔由此认为，传统的意识形态对应于阶级的观点是错误的，当代社会斗争的主体是各种力量的临时性接合，历史结果是关键时刻各种力量纠集的特殊情势的产物，因此，霸权并不能一劳永逸地获得，从属也并非永恒。 撒切尔主义的胜利破除了左派的信条即经济危机保证其历史性的胜利。没有什么历史条件是可以保证和预期的，社会和历史发展充满了偶然性，霍尔强调，在社会情境的客观条件和其政治结果之间常常存在鸿沟，竞争性的社会力量要把各种元素以特殊方式联合起来并提出策略以弥合这种鸿沟。历史领域是开放的，对于人类的能动性来说充满了可能性，政治因而是权力形式的积极的生产领地，左派要接合新的力量找到社会主义的解决方案。霍尔以人文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反对阿尔都塞的结构决定论，强调人的动力，重申阶级斗争的社会功能。虽然认为阶级由多重因素决定，但霍尔并未分析阶级构成的经济层面，他强调的是意识形态和政治因素。霍尔以这种思路分析了工党政府如何以普遍利益为借口获取权力，而撒切尔夫人则是通过创造大众共识(popular consensus)获得领导权，以意识形态掩盖了对无产阶级的牺牲，维护了资产阶级的利益。 霍尔认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经济层面具有确实的限制性效果，但经济不能提供特定时期的特殊社会阶级的思想内容，不能保证某个时期哪种思想能够为哪个阶级所利用。经济之于意识形态的决定，是前者给操作领域设置界限(setting the limits)，给思想提供原料(raw materials)。(12)霍尔认为，特殊阶级和特殊思想之间并无一致性，因为，第一，意识形态范畴依据其自身的原则，发展、产生和转换着，虽然它们产生于既定的物质条件。第二，历史发展必然走向实践(practice)和斗争的开放性。政治不具有决定性，但它凝聚着所有其他实践性的层面并且保证它们在一个特殊的权力体系中行使功能。任何具体实践的影响常常是被置身其中的联系之网所多元决定，只是“在最初时刻(in the first instance)决定于经济”(13)。 马克思主义见证和参与了文化研究从边缘到中心的过程，可以说，英国文化研究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研究。霍尔把文化研究分为文化主义和结构主义两个阶段，文化主义把重点放置在文化之于物质条件、体制和传统的关系，分析特定社会结构中的“整个的生活方式”，强调文化的普通和日常性。但霍尔批评文化主义的缺陷在于，它天真地强调人类动力和经验，而且文化主义也没有如其所愿地那样勾勒出构成了整个历史过程的文化总体的相互关系。在霍尔看来，结构主义把人类动力放置在权力结构之中，澄清了动力背后的语境关系，强调“复杂的统一体”和“统一体中的差异”。霍尔说：“在‘文化主义’中，经验是基础——生活过的领域——意识和环境在此融汇，但结构主义坚持认为，‘经验’不能是任何东西的基础，因为人们只能在文化的范畴、分类和框架中并借助这些去‘生活’和经验其环境。这些范畴不是源于经验，相反，经验是这些范畴的‘结果’。”(14) 从文化主义到结构主义，葛兰西的引进具有重要的推动力。转向葛兰西对霍尔的文化研究工作意义深远，葛兰西的如下观点影响了霍尔，一是结构和超结构是一个复杂的相互关联的多层次的整体，这就反对了庸俗唯物主义的经济主义。二是，葛兰西重视文化分析，认为这是一个由表征、习俗、常识(common sense)、语言等组成的霸权争夺的领地。三是，历史关键时刻充满了不稳定的平衡，即是在意识形态、国家、政党、大众和市民社会之间的权力平衡的变化决定了历史走向，因而霸权是不稳定的，是一个获得和再获得的充满斗争的过程。在葛兰西的影响下，霍尔提出了文化是斗争的领地的观点，放弃了人文主义的文化是社会经验的真实表达的观点。托尼·本内特指出，葛兰西的霸权理论对于文化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一是，霸权理论促使我们抛弃阶层本质主义，不再将所有文化表达连接于阶层基础。二是，霸权理论使我们在检视流行文化时，不必然采取某种固定的立场，不必成为批判性的精英主义，或者是不具批判性的民粹主义。三是，霸权理论突出政治与意识形态对于文化实践的接合具有灵活性、可变性，也就是说，某个特定的文化实践并不必然永远载负着同一个意识形态意义。这样，流行文化场域就开启了无穷的政治可能性。(15)也就是如透纳说的，葛兰西和阿尔都塞的最大不同是：葛兰西的社会模型中，协商和改变扮演着核心角色。(16)文化研究学科的发展，在霍尔看来，是“理论与历史的接合”的过程。文化研究是历史流变性的、开放性的、问题性的、语境性的、跨学科性的，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致力于发展一种“非化约主义的文化和社会构成理论”(17)。霍尔说：“英国文化研究与马克思主义的相遇首先应被理解为投入问题之中，它是通过对特定的化约主义和经济主义的批评而得以展开和发展的，我想这不是外在于而是内在于马克思主义的。”(18)他还说，“我对理论不感兴趣，我感兴趣的是不断地走向理论化(going on theorising)，这也就意味着文化研究要开放于外在的影响，比如要面对新的社会运动的兴起、精神分析、女性主义和文化差异，这些影响对于思想的内容和模式以及所采用的理论问题域必定具有强烈的冲击”(19)。詹姆斯·卡瑞指出，英国文化研究可以描述为意识形态研究，因为英国文化研究以各种不同的复杂方式，将文化累积为意识形态问题。文化和意识形态这两个词汇的分野也只是策略性的。这里我们也可以理解文化研究与政治经济学学派的分野。在政治经济学看来，意识形态是对真实的错误表征，是掩盖了实际的政治斗争，而在文化研究看来，意识形态恰恰是进行抗争的领域。(20)在媒介文化研究中，霍尔对马克思主义的最重要贡献之一是其意识形态理论。 霍尔的观点是，语言并非世界的反应，而是构造着世界；文化既然是语言性的，那么，文化就不是反映性的从属性的东西，也不存在超越语言和意识形态的文化和意识。在霍尔看来，文化不是某种可以欣赏或研究的东西，它是社会行动和干预的重要据点，在文化中，权力关系既被构造也受到潜在的搅扰。研究文化关系到某个时刻社会中的权力关系的揭露，其目的是去思考边缘或从属群体是如何从支配群体那里获得文化空间，即使这种获得是暂时的。大众媒体在西方民主国家相对自治，独立于政府和政党，但由于各种机制，仍然受控于权力，反映的仍然是权力集团的意识形态，这就要把意识形态维度引入传播研究之中，霍尔断言，媒介研究的意识形态转向是“一场深刻的理论革命”。“这个范式转变的核心就是首次发现意识形态、语言的社会意义和政治意义、符号与话语的政治立场。”(21) 在意识形态研究中，霍尔反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决定于经济和政治状况的观点，而是强调历史特殊性，认为这一领域充满了对抗性的话语形式，主导性的意识形态结合其他社会元素获取控制，但意识形态领域开放于冲突和斗争。意识形态是“精神体系：语言、概念、范畴、思想图像、表征体系等，即是不同阶级和社会群体为了懂得、定义、理解和翻译社会运作的方式所调动的东西”(22)。霍尔说，关于意识形态，有三点需要澄清，“首先，意识形态不是由孤立的、分离的概念所组成，而是不同元素接合成为一个特殊的意义之链。”(23)“其次，意识形态的声明通过个体完成，但意识形态不是个体的意识或意图的产物，毋宁是，我们是在意识形态之内结构我们的意图。”(24)意识形态先于个体，并构造了个体生活于其中的特定的社会形式和条件。“第三，意识形态运作在为其主体(个体的或集体的)构造身份和知识的位置的过程中，这些身份和位置使得他们说出意识形态化的真理，好像他们就是真正的作者。”(25)在霍尔看来，意识形态并非反映现实，而是以特殊方式表征和构造现实；意识形态以质询(interpellation)生产主体，但身份并非固定，而是向未来的冲突和转换开放；意识形态概念只有接合于政治和社会力量，才能发挥实际的效用。在这个意义上，意识形态斗争即是获取霸权的社会斗争的一部分，所有集团和力量都卷入政治和意识形态斗争之中，因为历史情势的复杂，其接合是无法预期无法保证的；阶级和意识形态不是固定地对应的，意识形态接合于一定的社会元素，处于不断地转换和冲突之中。意识形态是一个充满活力和挑战的领域，而媒介文化正是抵抗霸权的重要场地，霍尔以此分析了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媒介与意识形态霸权的关系。随后，菲斯克的快感理论把消费抵抗推向高峰，阿尔都塞意义上的意识形态的决定性就消散了。 霍尔不是如文化主义阶段那样仅仅分析工人阶级文化，而是把意识形态理论应用到对青年亚文化、电视话语和大众媒体的研究之中。20世纪80年代，在拒绝结构主义的封闭化倾向之后，霍尔接受德里达、福柯、拉康等人的思想，走向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继续其反化约主义思路，关注文化表征和文化身份问题，其核心概念是差异、流散、混杂等。在这一阶段，霍尔关注微观世界中的权力和冲突以及新的社会运动和抵抗，这就是存在于家庭、健康、食物、性别、身体中的权力和对抗。在对“新时代”的分析中，霍尔集中在非阶级关系和力量的格局，提出了统合性的概念：大众(the popular)，指的是大众的传统、信念、社会运动、经验等，这些是任何政治都需要获得支持的社会基础。这一阶段的学术中，霍尔更为重视自律性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对社会生活的影响，继续关注边缘化经济在社会文化中的决定性作用。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文化问题极其重视，撰写过多篇美学和文学批评著作，其历史唯物主义为作为文化的文学研究提供了方法论和哲学基础，但马克思并没有专门论述文化的著作，他重点分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经济问题和无产阶级的政治斗争。20世纪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反对苏联的教条化和简单化的“经济决定论”，主张用文化活动来整合和解释社会历史的演进，由此将马克思主义从庸俗的“经济唯物主义”及机械还原论中解救出来。他们强调文化的自主性和重要性，意图以“文化”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自由与决定、主体与客体、创造与被创造等对立面统一起来，以马克思主义方法分析文化形式及其在大众和生活中的影响和作用。 文化马克思主义在人类学意义上看待文化，将其理解为日常生活和经验的表现，其发展对于文化研究的确立和自下而上的历史的构造具有重要作用，霍尔在《文化研究及其理论遗产》中说马克思主义与文化研究的复杂关系是：“在马克思主义周围进行研究，研究马克思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用马克思主义进行研究，试图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研究。”(26)在霍尔复调性的学术活动中，马克思主义占据了一个重要的位置。与当代西方的其他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一样，霍尔不满于苏联马克思主义的三大局限，即历史决定论、经济化约论和普遍论，指的是经济过程决定了阶级斗争的进程；政治和文化只能反映生产领域；马克思主义具有理论的普遍性。霍尔主张与马克思主义不断地对话，主张作为接合的理论(theory as articulation)其本质是开放的。马克思主义如同其他理论传统，要回应变化了的需要，接受既定的历史时刻的现实挑战，通过接合新的元素而创新理论立场。霍尔说：“人们认为，理论由一系列封闭的模式所构成。如果模式是封闭的，新的现象就很难获得解释，因为它们依赖于新的历史条件，结合了新的话语元素。但是，如果我们把理论理解为开放的视阈，移动在一些基本概念的有活力的领域之内，这些概念是不断地被应用于真正新颖的东西之上，那么你就不会有这样的挫败感。”(27)理论是流动的、变化的，开放于新的历史视野，因而霍尔拒绝理论体系的构造，而是应时代现实，具体分析问题。马克思主张理论要不断地与社会实践和其他理论话语对话，在霍尔看来是从意识形态向科学的转变。 总结霍尔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要点，一是反对历史必然论和决定论，重视历史特殊性，主张历史的开放性和偶然性，二是重视文化的结构性力量。文化与阶级并无本质性的对应关系，并非永久地受制于宰制性阶级的意识形态，排除从属阶级的抵抗。三是推崇知识分子的参与性，其理论分析导向左派政治实践。霍尔创造了撒切尔主义这一概念，其对左派政治的影响，对青年亚文化的研究，对种族主义的批评，都干预了英国当代的政治和管理实践。 注释： ①参见道格拉斯·凯尔纳、丹尼斯·德沃金、林达·金波尔、保罗·魏瑞奇等人的相关论著。 ②Stuart Hall,"Absolute Beginnings",Universities and Left Review,7,1959,p.21. ③Stuart Hall,"A sense of classlessness",Universities and left Review,1(5)(Autumn),1958,pp.27～28. ④Stuart Hall,eds New Loft Review ed,Western Marxism-A Critical Reader,Verso,London.1978,p.1. ⑤⑧David Morley and Kuan-Hsing Chen,Stuart Hall:Critical Dialogues in Cultural Studies,London:Routledge,1996,pp.492～493,p.144. ⑥Stuart Hall,"Marx's Notes on Method:A Reading of the 1857 Introduction",Working Papers in Cultural Studies,6,1974,p.147. ⑦Chris Rojek,"Stuart Hall",Blackwell,2003,pp.120～121. ⑨约翰·菲斯克：《电视文化》，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395～396页。 ⑩Stuart Hall,"Cultural Studies' and the Centre:Some Problematics and Problems",Stuart Hall eds,Culture.Media,Language,London:Hutchinson,1980,p.36. (11)Paul Bowman,Post-Marxism Versus Cultural Studies,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2007,p.17. (12)(13)(22)Stuart Hall,"The Problem of Ideology:Marxism without Guarantees",David Morley and Kuan-Hsing Chen,Stuart Hall:Critical Dialogues in Cultural Studies,London:Routledge,1996,p.43,p.44,p.26. (14)(17)Stuart Hall,"Cultural Studies:Two Paradigms in Media",Culture and Society,2(1) 1980,p.66,p.57. (15)(16)(20)格雷·透纳：《英国文化研究导论》，亚太图书出版社1998年版，第247、248、230页。 (18)David Morley and Kuan-Hsing Chen,Stuart Hall:Critical Dialogues in Cultural Studies,London:Routledge,1996,p.265. (19)(27)"On Postmodernism and Articulation-an interview with Stuart Hall",David Morley and Kuan-Hsing Chen,Stuart Hall:Critical Dialogues in Cultural Studies,London:Routledge,1996,p.150,p.138. (21)斯图亚特·霍尔：《“意识形态”的再发现》，载奥利弗·博伊德、克里斯·纽博尔德编《媒介研究的进路》，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445页。 (23)(24)(25)Stuart Hall,"The Whites of Their Eyes:Racist Ideologies and the Media",George Bridges and Rosalind Brunt,Silver Linings:Some Strategies for the Eighties,London:Lawrence and Wishart,1981,p.31,p.31,p.32. (26)Lawrence Gressberg,Cary Nelson.Paula A.Treichler,Cultural Studies,London:Routledge,1992,p.279.标签：葛兰西论文; 马克思主义论文; 霍尔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社会结构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社会主义社会论文; 社会阶级论文; 当代历史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社会主义革命论文; 经济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