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研讨：高考的恢复与改革——1.而立之年论高考——2.人才选拔制度的历史转折——高考恢复30年省思——3.多利益群体博弈下的大学自主招考改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而立之年论文,群体论文,多利论文,自主论文,制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而立之年论高考
刘海峰
摘要：恢复高考是中国教育发展史上特殊的转折点，是一个影响巨大的历史事件，它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和另一个时代的开始。高考成为维护社会秩序、促进社会发展的助推器，社会风气的净化器，维护稳定的“减压阀”。现行的高考制度，是有缺点但适合中国国情的考试制度。在坚持高考的同时，高考也必须与时迁徙，与世偃仰，全面研究其改进办法，使之继续为高校选拔人才、为中国的经济起飞和社会发展服务。
关键词：高考/恢复高考/30周年/高考改革
中图分类号：G642.47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1569(2007)04-0006-05
基金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高校招生考试制度改革的理论与实践研究”(03JZD0038)。
在人类历史的曲折长河中，有峡谷，有平川，有的时段波澜不惊，有的时段卷起惊涛骇浪。1977年恢复高考，就是中国教育发展史上特殊的转折点，是一个影响巨大的历史事件，它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和另一个时代的开始，其划时代的重要性不亚于其他许多历史事件。
“三十而立。”一转眼恢复高考已届三十。凡事过了30年，多少有些值得总结的地方，更何况高考这样万众瞩目、影响重大的考试制度。为此，特草本文，对高考制度作一简略的回顾与理性的思考。
一、拨乱反正的大事件
如果要大家举出“文革”后31年来对中国历史发展影响最为重大的事件，恢复高考无疑会成为不多的几个选项之一。
1966年，已有14年历史的高考制度被推上“文化大革命”的风口浪尖上，被认为“基本上没有跳出资产阶级考试制度的框框，不利于贯彻执行党中央和毛主席提出的教育方针，不利于更多地吸收工农兵革命青年进入高等学校，这种考试制度，必须彻底改革。”① 作为政治运动在教育界的“突破口”，高考首先遭到了被废止的厄运。从此，统一高考制度被废止了11年。1972至1976年，恢复招生的高等学校基本上采用“群众推荐，领导批准”的办法，招收有实践经验的青年入学。直至1977年拨乱反正，当时主持中央教育工作的邓小平在听取了一些科学家的建言后，在8月8日发表著名的“八八”讲话，果断地将恢复高考制度作为振兴教育的关键举措，统一高考又在中国大地获得了新生。1977年10月12日，国务院批转了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10月21日，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各种新闻媒体，都以头号新闻发布了恢复高考的消息，消息一经传开，千百万知识青年欢欣鼓舞，奔走相告。该年12月由各省市组织考试，1978年则恢复了全国统一高考。
高考在1966年停止成为“文化大革命”的起点。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以后，到1977年中，恢复高考已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因此高考迟早总会恢复。但在1977年就恢复，则是必然中的偶然，与邓小平的英明决断密切相关。否则高考不是中断11年，而将是中断12年。在一定意义上，我认为“文革”不是结束于1976年，而是真正结束于1977年。高考的恢复，宣告终止了“文革”的错误政策。恢复高考在当时犹如一声号令，使全民的精神为之一振，使社会风气发生了根本的转变，它荡涤了“读书无用论”、“唯成份论”的浊流，为百废待兴的中国大地吹来了第一阵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春风。恢复高考不仅提升了高等教育质量，而且使中国的人才培养重新走上健康的轨道，在使中国社会由乱而治的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值得注意的是，高考是在“两个凡是”还没有被打破的情况下恢复的，它的意义已远远超出了教育领域，成为扭转“左”的思想、破除“两个凡是”的典型代表，奏响了破除“两个估计”的陈旧思想枷锁、确立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序曲，成为否定“文化大革命”的突出典型，成为全国思想解放的先导。因此，恢复高考，标志着中国现代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恢复高考给一批又一批勤奋努力、有才华的优秀青少年提供了改变人生的机会。高考的正面功能与积极作用是以考促学，即促进学生努力向学，提高民族文化水平。考试制度的好处有不少，其中之一是求自己而不求他人。采用其他选才方式往往需求人，而求人最难，要看别人脸色，且成功与否操决于他人；考试则提供一个反求诸己的机会，能否成功主要靠自己的努力，因此考试选才能够促人向学、催人奋进。1977年恢复高考以后，每年都有数百万青年学生参加高考，全社会的读书学习热情在高考制度的促进下得以持续发展。恢复高考的最初两年，尽管试题不难，但有许多考生连最基本的题目都不会答。可是几年之后，试卷难度提高不少，从答卷反映出考生文化水平已大大提高，可见高考极大地调动了千百万青年的学习积极性，有力地促进了中华民族文化素质的迅速恢复和提高，被“文革”摧残的文化教育很快得到复兴。②
1977年恢复高考，选拔了几十万人，却调动了几千万人。尽管当年高考录取率只有4.8％，也就是说570万考生中绝大多数当年没能考上大学，但高考恢复，使每一个人从此可以有做大学梦的权利和希望。在高考恢复20周年的1997年，多家中央报刊开展恢复高考20周年征文活动，从应征文章看出，无论是当时考上的，还是落榜的，都对恢复高考唱出发自肺腑的赞歌。不少人虽经历过高考失败，但由于受过高考总复习的煎熬，养成了坚毅的个性，得到了一笔精神财富③。
在高考恢复30周年的今天，我们应该如何评价高考制度的是非功过？我认为，尽管高考有其局限和弊端，但总体而言，恢复高考30年来，通过高考的公平竞争，为高等学校选拔了千百万合格的学生，经过培养造就，许多人已成为各行各业的骨干力量。中国近20余年来的经济起飞，与高考制度的恢复和不断改革密不可分。而且，高考制度还具有以考促学的功能，它在促进民族文化和教育水平，包括维护社会公平、社会稳定等方面，也起着巨大的作用。我们在看到高考弊端的同时，应充分肯定高考的积极作用。
二、维护稳定的“减压阀”
考试是一种测量工具，就像体能测试或体育比赛可以测出一个人的体能和体质强弱一样，考试让所有应试者接受相同的挑战，将个人的才学和能力放在首位，因而历来被视为可以客观公正的选取优秀人才的公平尺度，或称“量才尺”。高考作为公平选拔人才的手段，具有公平性和客观性，它摒弃了权力、出身和人际关系对选才的干扰，保证了个人凭才学平等地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恢复高考，明确发出了这样的信息：国家开始真正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从此，知识青年的前途命运不再受制于他人，只要自己努力，便可能考上大学，进而施展自己的才干。经过11年的中断，1977年恢复高考，便成了拨乱反正的风向标，具有标志性意义，表明一个可以通过公平竞争改变自己命运的时代来临了。文革后高考制度的恢复并不止是使教育恢复了正常秩序，更是带动了整个国家由乱而治。人心向学，人心思治，学生稳定与社会上的知识青年稳定之后，整个社会才有可能稳定下来走上正轨，因此，恢复高考成为维护社会秩序、促进社会发展的助推器。
自古以来，中国人就有了考试崇拜，现在的高考崇拜和分数崇拜，在某种意义上说，实际上是体现出人们对公平竞争的珍惜。在很多人心目中，高考是神圣的，是神圣而不可侵犯的，“在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深入人心。尽管大家都知道完全取决于高考分数也有问题，但认为分数是硬的、难以作假的，而其他东西如平时成绩、表现、推荐信等等是软的、可能作假的。正如科举时代有这样的说法：“科举，天下之公。……科举而私，何事为公？”④ 现在许多人也将高考看成是中国社会中难得的一项公平竞争制度，是平民百姓的出头天，是实现社会流动的重要机制，是精神文明的一块绿洲。也正是因为大家高度关注高考的公平性，所以民众对高考期望值高、信任度高，但对出问题容忍度低，甚至几乎没有容忍度，要求高考不出现任何问题。因此高考作弊，被看成是“动了平民的最后一块奶酪”。每年的高考，有如社会风气的净化器，在全民关注、高度重视的氛围中，让大家一再感受公平竞争的神圣和可贵。许多参加过高考的过来人认为：“高考以它的公正，丰富了一代又一代人的梦想，赋予我们公正平等的竞争精神，冷静沉着的竞争意识，以及一种永恒的拼搏精神。”⑤
作为“举国大考”，高考具有牵制教育目的、引导教育过程、评价教育结果等教育功能。⑥ 除了教育功能以外，高考还有一个重要的功能，就是维护社会公平和稳定。在现实社会生活中，在每个人的一生中，能够通过个人奋斗而改变命运的机会并不多，而高考是难能可贵的一个，因此高考在老百姓心目中是难得的一个公平的竞争机制。许多家长和学生都认为，通过考试，即使是带有不少缺点的考试，没有考上，人们服气。考生因一分之差落榜，一般情况下并不会去怪政府怪社会，主要是怪自己水平不够或运气不佳，最多怪出身地不好。而且，当年考不上，总还保有下一次的机会，其失望不至于聚集到危险的程度。而采用其他选拔方式，若结果导致通过金钱、拉关系进入好学校，人们不服气，其不满针对的就是政府和社会，造成潜在的不安定因素。因此，高考不仅是社会发展的推进器，而且是维护稳定的“减压阀”。
高考是整个教育改革的关节点，高等教育与基础教育之间的一个重要衔接点，也是社会历来关注的热点甚至焦点，关系到千家万户的利益，牵动着很多学生、家长、中学老师、大学老师，乃至社会的各个方面，如果改革得不好，对社会的消极影响很大，不单单对教育的影响，还可能危害社会公平，甚至影响到社会的稳定。批评高考不公的人往往说每个考生起点不公，要所有考生参加相同的考试明显不公。这种观点的假设是，不用考试可以解决起点公平问题。实际上，这前提是不存在的。采用其他方式，只会更加有利于来自经济条件和社会资本优越的家庭的考生。
中国是考试制度的发源地，不仅是一个考试古国，而且是一个考试大国。其他西方国家的大学招考只是一种测量手段，只是引起小范围的关注，只是一种少数人关心的话题。然而，受传统和现实的制约，中国人却将高考变成了文化，变成了经济，变成了盛大的仪式，变成了一种各方面关注的社会活动，变成一种惯例式的全民动员。
具有高度的权威性与稳定性，是高考这类大规模选拔性考试的特征。时间固定、程序严密、操作严格、公平客观，使高考在人们心目中具有崇高的形象。高考的稳定性和规律性是如此之强，以至于高考这种制度很难凭个人好恶加以改变，说明其体现了某种不以部分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三、功能强大的指挥棒
然而，经过30年的风风雨雨，高考承负着越来越多的期待和负担，几乎变得“不能承受之重”。特别是近十年来，对高考制度的抨击此起彼伏，除个别人可能因为自己或子女没考好或者自己没有考上心目中的大学而对高考耿耿于怀以外，多数批评高考的人都是出于善意，希望消除应试教育的弊端，振兴中国的教育。但是有些言论非常激烈，曾经无比神圣的高考，在一些人眼中甚至变成可以随意抨击乃至唾骂的对象。
确实，高考是一把锋利的双刃剑，其利弊得失都十分显著。高考又是功能强大的指挥棒，对中小学教育具有强大的导向作用。高考存在某些局限性，因为一种统一的考试，它必然会诱发应试的顽症，造成学生学习时间长，体育锻炼少，造成一定程度的偏科，只重分数不重平时表现等等。虽然我们的文件中都有明文规定要德智体全面考核择优录取，而在高考实际操作中基本上都是以“智”即高考的分数来决定一切。邓小平恢复高考在当时是一英明而伟大的举措。但我认为高考并非神圣不可动摇的制度，假如真有更好的办法可以取而代之，我也赞成用来替代高考。问题是，有没有这样美好而可行的选才方式？如果没有或还没找到，我们就不要轻言废止高考。
理论上正确的不一定是可行的，只有可行的才是有效的。有些理论上非常好的办法，例如考察平时表现和成绩作为录取依据，但因为会走样失真，结果无法实行。高考是不太好，但没有高考将更不好。高考是有坏的方面，但至少可以防止更坏的情况出现。高考是有许多缺点，但现代中国人至今还没有找到一个比高考缺点更少并且可行的制度。因此，多年来，伴随着连绵不断的批评，高考还是在选拔大学新生中起主要作用。
既公平客观又不诱导片面应试，这是一个人才选拔中的千古难题。早在北宋时期，就已发生过科举存废之争，一些人主张废科举以革除应试的弊端。甚至曾采用直接从学校取士以代替科举的办法，结果出现免试入学者多为当官子弟的现象。为此，苏轼力主坚持以考试取士的办法，认为尽管科举有不少局限和弊端，但“设法取士，不过如此”⑦。考试是一种公平尺度，高考的主要功能之一就是为升学提供公平竞争的手段。从某种意义上说，高考只是将升学竞争从暗箱操作或关系博弈改为在光天化日之下公平进行罢了。
在所有教育改革中，高考改革无疑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如果说，在中国教育领域有什么改革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话，那么高考必定是其中一项；如果要大家举出哪方面的教育改革难度最大，相信多数人还是会选高考。一部高考史，就是一部力图科学地选拔人才与追求公平之间相互矛盾、互相牵制的历史。高考制度是文化遗传与社会环境的产物，是传统与现实相互作用的结果。“圣人不能使立法之无弊，在因时而补救之。”⑧ 绝对完美的制度是不存在的。现行的高考制度，是有缺点但适合中国国情的考试制度。但“物盈则亏，法久终弊，”在坚持高考的同时，我们也应清醒地认识到，高考也必须与时迁徙，与世偃仰，用一句现在流行的话说，就是要“与时俱进”。康有为对科举改革的看法至今还值得重温：“凡法虽美，经久必弊。及其弊已著，时会大非，而不与时消息，改弦更张，则陷溺人才，不周时用，更非立法求才之初意矣。”⑨ 只是高考改革难度很大，减少高考的负面影响，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需要从文化传统、人事制度、教育与考试制度等方面进行配套改革。⑩
高考实际上关系到每个人选择职业的方式，以及未来生活的方式。对高考这么一个选拔了中国30年来大部分知识分子的制度，对一个与共和国命运息息相关的制度，对一个至今还在高校选才中发挥主要作用的制度，对一个利弊得失都十分显著的制度，在高考恢复30年后的2007年，我们不仅要回忆和纪念，而且还要全面研究其改进办法，使之继续为高校选拔人才、为中国的经济起飞和社会发展服务。
中国古代有“三十年为一世”的说法。现今谈起1977年的高考，似有恍若隔世之感。只是恢复高考这一事件，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随着高考选拔出来的人才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其重大而深远的意义，相信还将在未来的岁月中更加显现出来。
注释：
①《关于改革高等学校招生考试改革办法的通知》，1966年6月18日《人民日报》。
②刘海峰：《以考促学：高等教育考试的功能与影响》，《厦门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
③教育部高校学生司、《中国教育报》编辑部：《我的高考》，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83页。
④张萱：《西园闻见录》卷四四《礼部》三《选举·科场》。
⑤武皓：《公正——我与高考》，《中国考试》1997年第5期。
⑥郑若玲：《论高考的教育功能》，《教育导刊》2005年第1期。
⑦《宋史》卷155《选举志》。
⑧《清史稿》卷108《选举志》。
⑨康有为：《请废八股试帖楷法试士改用策论折》，《戊戌变法》2册，神州国光社1953年版，第208页。
⑩张亚群：《科举革废与近代中国高等教育的转型》，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62页。
人才选拔制度的历史转折
——高考恢复30年省思
张亚群
摘要：1977年恢复高考，顺应了人才培养的时代要求，符合国家和社会大众的根本利益，体现了一代伟人邓小平的高瞻远瞩与英明决断。高考取代推荐，是中国人才选拔制度的重大转折，产生极为深远的教育与社会影响。比较和分析高考存废之得失，我们应倍加珍惜30年前来之不易的考试选拔人才的权利。
关键词：恢复高考/人才选拔制度/历史转折
中图分类号：G642.47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1569(2007)04-0011-05
基金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高校招生考试制度改革的理论与实践研究”(03JZD0038)。
在中国现代高等教育史上，1977年是一个值得纪念的重要年份。停废11年之久的高校招生考试于12月8日至9日在全国恢复举行，570余万考生走进考场，接受高校招生考试的选择。这是中国人才选拔制度的重大转折，标志着以知识和能力为基础的人才评价客观标准取代了推荐制下权力、血缘与关系的主观随意性。高考制度的恢复，不仅成为教育领域拨乱反正的起点，产生极为深远的教育与社会影响，而且对当今人才选拔制度改革也具有深刻的历史启示。
一、时代要求
高校招生考试今天已习以为常，而在30年前却是一个大是大非的政治问题。在“四人帮”横行时期，考试被当作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教育的典型表现，遭到举国上下的无情批判。1977年恢复高考绝非偶然，它是纠正“极左”教育路线及其招生政策的必然选择。此举不仅顺应了时代发展和人才培养的迫切要求，符合国家和社会大众的根本利益，而且体现了一代伟人邓小平的高瞻远瞩与英明决断。
恢复高考的动因，首先在于矫正推荐招生制度的严重弊端。“文革”时期，高等学校无法正常招生办学。1970年6月，北大、清华获准进行招生试点，“废除修正主义的招生考试制度，实行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和学校复审相结合的办法”，招收具有三年以上实践经验和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工农兵学员①。1972年，大多数高校开始恢复招生，只“选拔具有二年以上实践经验的优秀工农兵入学”，实行“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办法。靠推荐上学的工农兵大学生中也有一些优秀的人才，但总体而言，文化程度参差不齐。由于招生缺少必要的文化考试及受权力支配，出现大量的“走后门”现象，生源文化素质大幅下降。“就全国而言，所招学生少数为老三届高中二年级以上水平，部分学生只有小学水平。”江苏省24所高校的72级学生5月份入学后，不得不安排4个月的文化补习。清华、北大等学校72级学生文化课也补至年底②。为了减少招生舞弊，提高生源质量，经国务院批准，1973年高校招生恢复了不同形式的文化考试。这次考试改革虽因“四人帮”竭力阻挠而中断，但却成为恢复高考之先声。
其次，是选拔和培养现代化建设人才的迫切需要。停废高考，使教育严重倒退。1970—1975年间，基本上没有大学毕业生，人才断层，科技滞后。“文革”后期，工农兵学员的培养，虽然部分满足了人才需要，但未能从根本上缓解人才困境。截止1977年，全国招收工农兵学员近90万人。据国家科委有关部门调查，这些学员中业务水平和工作能力比较强的约占10％到15％；经过一段时间培训和补课基本胜任工作的占50％以上；完全不胜任工作需要的占20％左右③。高校生源质量的严重下降，直接制约着专门人才的培养。粉碎“四人帮”后，在教育这一重灾区，拨乱反正任务尤为艰巨。建立公平高效的人才选拔制度，成为恢复和发展高等教育的突破口。
再次，邓小平的科教兴国思想和求才务实的果敢举措，为恢复高考提供了强大动力和有力保障。1977年5月24日，邓小平在同中央同志谈话中就提到：“现在看来，同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科学技术和教育整整落后了二十年”；“要经过严格的考试，把最优秀的人集中在重点中学和大学”；“一定要在党内造成一种空气：尊重知识，尊重人才。”8月8日，他在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我们国家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从何着手呢？我想要从科学和教育着手。”他明确肯定建国后十七年全国教育工作和绝大多数知识分子的成绩：“特别是教育工作者，他们的劳动更辛苦。现在差不多各条战线的骨干力量，大都是建国以后我们自己培养的，特别是前十几年培养出来的。”这番话意味着对“文革”前高考选才制度的肯定。邓小平特别强调：“今年就要下决心恢复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考学生，不要再搞群众推荐。从高中直接招生，我看可能是早出人才、早出成果的一个好办法。”9月19日，邓小平在同教育部主要负责人谈话时要求教育部要争取主动，及时转变思想。他亲自修改招生条件，强调：“政审，主要看本人的政治表现。政治历史清楚，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劳动，遵守纪律，决心为革命学习，有这几条就可以了。总之，招生主要抓两条：第一是本人表现好，第二是择优录取。”④ 这一系列重要指示，极大地推动了高考的顺利恢复。
恢复高考也是众望所归。在推荐选拔制下，所谓“自愿报名”只是一句空话，“群众推荐”往往也是“走后门”的代名词，“领导批准”才至关重要。推荐制掩盖着唯成份论和权力至上的严重不公，孳生诸多腐败行为。推荐上大学不仅败坏了社会风气，也使越来越多的青年学生和民众饱尝了废除考试的恶果。老百姓企盼通过公开考试，实现公平公正的升学竞争。
二、社会与教育效应
1977年10月21日，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确定并经国务院批准，废除推荐上大学的制度，当年恢复高考，由各省、市、自治区统一命题，县区组织考试。消息传来，举国振奋。高校招生选拔制度的这一重大变革，关系到千百万学子的前途和命运，引起家庭、学校和社会的广泛关注，产生巨大的社会与教育效应。
恢复高考，重新确立了知识、能力和人才的社会价值，促进了专门人才的选拔和社会阶层的流动。高考招生向世人发出了一个真实而强烈的信息：每个符合报考条件的考生，都有机会参与入学考试的公平竞争；只要努力学好科学文化知识，就能进入大学深造。它否定了“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的社会不平等现象，代之以“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的人才选拔原则，由此打破政治权力对教育机会的垄断，促使高等教育向大多数人平等开放。恢复高考，使得原来许多根本无缘上大学的人能够参与入学竞争，许多生活在社会底层、在原有的政治体制中受迫害、受歧视、受淡漠的人通过高考入学改变自身的命运。
知识改变命运，激起千百万中国青年的读书热情。“在那段日子里，社会上各种各样的与其说是高考预习班不如说是文化补习班，如雨后春笋般地冒了出来。参加者中，有的是下了班匆匆忙忙赶来上课的工人，有的是请了假从农村赶回城里的知青——既有‘胡子拉茬’的父亲，也有怀抱幼儿的母亲。”⑤ 更多的社会知识青年是在繁重的体力劳动之余，在缺少教材的艰难条件下，争分夺秒地复习迎考。以恢复高考为起点，一举扭转轻视知识、轻视人才的“极左”政策，开始形成读书学习的良好社会风尚。学校教育由此步入正轨，从而为整个教育事业的改革和发展奠定重要基础。
从考生构成来看，高考恢复之初，社会考生占很大比例。这些考生年龄参差不齐，社会阅历和学习能力差异颇大，许多考生来自农村、工厂、部队、机关，历经上山下乡的磨炼。为了补偿“文革”的耽搁，在高考政策上特地将“老三届”的准考年龄放宽到35周岁。就社会阶层而言，高考对于“文革”中失去权力的干部阶层和几十年来被出身成分压在底层的家庭更有一种解放感。在年龄阶段上以赶上末班车的“老三届”最为受益。⑥ 考生们“怀着一种奇特的感恩意识，大多数考生对能否考取似乎并不十分在意，首先在意的是自己终于得到了参加竞争的资格。”⑦ 这种考试心态为后人所难以想象。由于高考停废多年，社会上积压了大量考生，考试竞争极为激烈。1977—1981年间，每年考生少则有468万多人，多则达610万余人；高考录取率只有4.8％到6.6％(参下表)。
1977—1981年高考人数及录取率
年份 普通高中毕业生数（万） 高考报考人数（万） 高校录取数（万） 全国录取率
1977
585.8 573.127.3 4.8％
1978
682.7 610.240.2 6.6％
1979
726.5 468.427.5 5.9％
1980
616.2 468.728.1
6％
1981
486.1 502.927.9 5.5％
资料来源：根据历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及有关资料整理。
恢复高考，使一代英才脱颖而出。1977年考录的27万大学生，成为改革开放后所选拔、培养的第一批优秀人才，填补了新中国知识分子队伍的断层。其后招考录取的1978、1979级大学生，在生源构成和社会经历、思想特征上与首届大学生颇有相近之处，被学术界称为“新三级”学人。高考的恢复以及丰富而复杂的学前经历，造就了这三届大学毕业生“不事浮华”、“崇尚能力”之“平民化的思维和处世风格”，他们“是新时期教育的始弄者，是新旧教育体制转型的参与人。”⑧ 这三届大学生毕业后，迅速成为改革开放的基础力量和推动者，作为当今各行各业的专门人才，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发挥了特殊作用。
据各年度中国教育(事业)统计年鉴公布的高等教育毕业人数统计，1978-2005年，普通高校累计培养本专科毕业生2183.7万人、研究生119.19万人。这些毕业生除工农兵学员外，主要是通过高考途径选拔出来的。据最新统计，30年来，通过高考共为国家选拔了3600万人才⑨。尽管时下有些人对现行高考制度颇有微词，有的甚至将高考斥为“应试教育”的根源，但谈到改革开放之初的高考选拔人才制度，也大多肯定其正面价值与积极作用。
三、历史启示
从“文革”内乱到改革开放，中国教育经历了破坏、恢复、发展之跌宕起伏，高考存废成为其中的一大关键因素。“文革”教育灾难，以废除高考始，以恢复高考而告终。在一定意义上说，高考招生选拔机制，既是判别特定时期国家教育政策得失的风向标，也是调节教育资源，维护和保障教育与社会公平的合理有效的手段。高考恢复30年之际，反观高校招生制度的历史转折与广泛影响，联系当今高考改革与教育发展的实际，能够获得诸多有益启示。
其一，高考作为国家教育考试制度，与国家利益、社会分层和个人命运紧密相连，高考制度改革影响社会发展全局。大规模选拔性考试制度的存废，往往受特定的政治环境、教育观念与政策、社会文化制约，也对社会、政治、文化、教育产生深刻影响。1977年恢复高考造就一代人才，影响广泛而深远。正如有的论者指出，邓小平当年做出的决策，其意义早已超出高考本身。“他让一代代中国人明白：教育不仅能够改变一个人的命运，还能改变一个国家的命运，一个民族的命运。”⑩ 这是邓小平留给我们的一笔宝贵、丰厚的遗产，也是恢复高考30年应当记取的重要启示。
其二，高考作为选拔人才的基本途径和重要手段，在鉴别知识与能力水平、激励人才成长等方面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对比“文革”后期与恢复高考之初高校生源的知识程度与文化素质，不难发现考试选才与推荐上大学之得失。以1977级大学生为例，“他们有着巨大的群体优势，在考场内他们是数十里挑一，在考场外他们是百里挑一，这是从积蓄了10多年的人才堆里挑出的一批尖子。虽然高考中断了十多年，他们难得有学习研究、增长知识的机会，但他们毕竟积蓄深厚的功底，而且其中不少人十多年中一直坚持不辍地在劳作的间隙，在昏黄的油灯下，在嘈杂的火塘边，甚至在朦胧的月光下艰难地积累着知识。”(11) 有的论者否认高考的正面价值，批评高考“认分”而“不认人”；将主张“以史为鉴”、吸取“文革”教训的观点(12)，斥之为“拿‘文革’的推荐说事”(13)。殊不知，在当今社会环境下，高校招生舍考试而尚推荐，舍考分而只“认人”，不仅不能公平、有效地选拔人才，而且将导致人为的教育灾难。
其三，考试制度具有传承与变异的双重特性，高考制度应在继承中有所创新，在改革中逐步完善，而不应一概否定。30年来，适应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发展要求，我国高考从报考条件、考试时间、命题主体，到考试内容与形式、评卷与招生手段，已进行了一系列调整与变革，但统一招生考试的地位与功能并未改变。有人以市场经济条件否定统一高考；也有人认为，高考实行30年了，已不适应高等教育大众化、素质教育和创新人才培养的要求，应予以废止。对此我们应有理性认识。高考并非计划经济的产物，统一考试方式越来越为许多国家采用，主要是因为具有公平、高效、经济和具有可比性的优点(14)。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的高校招生考试制度，都有其历史继承性。法国高校招生所依据的中学毕业会考制度，创始于19世纪初的拿破仑统治时期。美国现今最具影响的大学统一入学考试SAT，创建于1947年，可溯源于1901年高校入学考试委员会举办的统一入学考试。这也表明，一种招生考试制度的存废不在于它实行了30年还是300年，而在于它能否与时俱进，满足选拔人才的社会需要。高考制度的生命力就在于，它能够随着教育与社会发展的需要而适时变革其考试的内容与形式。
其四，高考制度适应我国基本国情，应全面、客观、公正地评价高考制度。既要充分肯定改革开放以来高考的成绩与贡献，也应客观分析现行招生考试制度的问题与不足，积极探索改革与完善之路。“考试制度确有十分严重的弊病，但它的最大优点就是相对公平，即以考生的分数而不是考生的家庭出身、血统、背景、关系、金钱以及弹性极大的所谓‘表现’作为录取标准。”(15) 纪念高考恢复30年，就是要大力弘扬公平竞争与平等、开放的高考精神，消除形形色色的社会歧视、招生特权与徇私舞弊，使真才实学者脱颖而出，维护社会和谐。同时，适应大众化高等教育的发展需要，高考改革应更加注重人才标准的多元化、考试形式的适应性与选择性。
其五，高考改革需要学习和借鉴国外经验，但应切合实际，不要妄自菲薄，盲目与国际接轨。今年“两会”期间，教育部部长周济接受网民访谈时指出：“人们老是说美国怎么样、欧洲怎么样，美国的教育部长现在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要恢复严格的考试。俄罗斯教育部长和我说，他们向中国学了两件事，其中一个就是建立全国的高考制度。所以不是简单把高考取消就行了。”(16) 俄罗斯议会最近通过一项法案，从2009年开始，大学入学将实行全国统一的标准化考试。其目的是使大学的招生录取更加公平，减少腐败滋生，为地处偏远或家境贫穷的学生提供了进入理想大学的机会。全面比较和分析中外高校招生考试改革的导向，我们应倍加珍惜30年前来之不易的考试选拔人才的权利。
注释：
①杨学为编：《高考文献》(上)(1949—1976)，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633页。
②李刚：《1972—1976年间中国高等教育的过渡性分析》，《社会科学研究》2002年第5期。
③中共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全鉴》教育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70页。
④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0-41、49、55、69页。
⑤苗生：《冬天里的希冀——记“文革”后的第一次高考》，《党史文苑》1999年第4期。
⑥闫阳生：《我国高考史上的两次重大变革》，1998年9月13日《北京日报》。
⑦周明荣：《难忘那场寒冬里的高考》，《成人教育》1998年第7期。
⑧范捷：《平民化趋向：“新三届”理念和行为分析》，《社会科学论坛》2001年第8期。
⑨原春琳：《30年选拔人才3600万》，2007年3月29日《中国青年报》。
⑩胡志雯：《恢复高考，改变一代人命运》，《环球人物》2007年3月1日。
(11)周明荣：《难忘那场寒冬里的高考》，《成人教育》1998年第7期。
(12)张亚群：《高考改革三问》，《湖北招生考试》(理论版)2005年10月号。
(13)黄全愈：《高考何去何从》，《湖北招生考试》(理论版)2005年12月号。
(14)刘海峰：《高考并非万恶之源》，《北京文学》2006年第1期。
(15)雷颐：《珍惜考试》，《中国大学生》1997年第10期。
(16)周济：《高考肯定要改，但不是简单把高考取消》，《新华网》2007年3月8日。
多利益群体博弈下的大学自主招考改革
张耀萍
摘要：高校自主招考是近年来为拓宽统一高考形式而进行的改革之一。与原有的统一高考相比，高校自主招考赋予高校、中学一定的权力，从而出现新的利益分配格局，同时也引发了诸多的问题。探讨各利益集团如何参与利益分配，以及建立与改革相适应的利益分配模式是当前高校自主招考改革顺利进行的重要保障。
关键词：自主招考/利益博弈/高考改革
中图分类号：G642.47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1569(2007)04-0026-05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课题“高校招生考试改革研究”(01JAZD880010)。
受益群体和利益分配是任何社会改革无法回避的问题，“为谁改革”、“是谁收益”、“谁来分配”通常是决定改革成功与否的关键因素。社会改革是一个过程，也是一个系统，包括多个阶段，涉及个人、组织和各子系统，从而引起了许多连锁反应。个体、组织和利益集团通过受外部力量控制的正规或非正规纽带联系在一起，改革的成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些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力量。① 因此，建立各利益群体可接受的利益分配模式是改革得以顺利进行的重要保障。
高考改革历来“牵一发而动全身”，其牵涉面广、社会影响大非其它教育改革所能及。长期以来，统一高考因其形式单一、多样性小等弊端为社会所诟病。构建统一高考的基础上的多样化招考格局一直是高考改革的目标之一。自2003年起，部分高校开始实行自主选拔录取试点，这对突破原有单一的招考形式是一次重要尝试。由于高校自主招考扩大了高校的办学自主权，部分地改变了原先统一高考下的招考权力格局，引发了诸多的问题，因此受到了来自社会各界的密切关注。有鉴于此，本文具体分析这一背景下，各利益集团如何参与利益分配，并试图就如何建立与改革相适应的利益分配模式做初步探讨。
一、高校自主招考——招考权力主体从一元走向多元
高校自主选拔录取试点起源于2001年南京大学、东南大学以及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江苏三省试行的“自主招生录取”改革。2003年逐渐在部分重点高校铺开，目前实施的高校自主选拔录取，主要是指高校利用自行组织的考试与通过该考试的中学推荐生签订协议，根据学生能力、学识等的水平承诺其在随后的高考中可适当降分被录取。这项改革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是多样化的高校、个性化的考生与原先大一统的高考三者矛盾激化的结果。
我国长期实行的统一高考共性大，个性小，品种单一。它将不同层次、不同类型、不同学科的高校的招生统一起来，可以提高招考的效率。但受考试次数以及考试规模的限制，统一高考只能体现各校对生源要求的共性，而难以兼顾各校生源的特有要求。这便在多样化的考生与高校之间设置了一个过窄的通道，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教育上的“瓶颈现象”。其结果或是降低了多样化考生与高校之间的配置效率，也使得某些“有才能的学生被淘汰的可能性很大”②。而实施自主选拔录取试点，高校利用自主确定的录取标准和考核办法，可招收一些有专长的偏才怪才或有培养潜能的学生。③ 不仅可以减少人才的流失，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公众对统一高考的巨大压力。
由于自主选拔录取试点在原有(国家或地方)统一高考的基础上增加了高校的单独考测，而学生要参加高校的单独考试还必须获得中学的推荐资格，因此与原有的统一高考相比，招考的权力主体在拓宽，除国家(或地方)外，中学和高校不同程度地参与权力分配，原有的权力格局发生相应变化。
首先，高校选拔录取新生的自主权进一步扩大。长期以来，国家实行统一命题、统一考试，高校主要依靠高考分数录取新生，招生自主权仅局限在从120％的投档率中选择生源，权力非常有限。试行自主选拔录取改革，尽管考生仍然需要参加高考，其高考分数也必须达到该校在该省的同批次录取控制分数线，但高校在高考之外组织选拔、录取入选学生的权力在不断增大。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1)自主命题，自定考核标准。高校自主选拔录取意在选拔综合素质高和有特长的优秀学生，但各校对什么是特长学生，如何考核学生的特长以及判定学生的素质、能力都有自己的标准，因此在考核内容与形式体现出自己的特色；(2)自定录取标准。各校对考生高考成绩在最终录取使用上存在着差异，发挥着一定录取自主权。例如同济大学规定“凡符合要求的学习优秀及学有专长的自主招生对象，其高考成绩达到同济大学在考生当地招生录取本科提档分数线上者，学校给予一定加分录取政策，最高可达20分”。④ 而东南大学则规定获得自主录取资格的考生，其高考成绩达到所在省重点本科控制线，即被东南大学录取。⑤
其次，中学的权力经历从无到有的转变，虽然非常有限。依靠统一高考分数录取高校新生时，中学只负责输送考生。试行自主选拔录取后，中学具有了一定的推荐权。对于符合自主招考条件的考生需经所在中学推荐，由中学向试点学校提供考生在校德智体美发展情况及获奖、特长等证明及写实性材料。尽管多数中学在招考中只有推荐权，但有部分高校在自主确立选拔标准的同时，也把一部分招生选拔权“下放”给中学校长。例如，2003年复旦大学的自主选拔录取方案规定，上海若干所中学校长每人可以向复旦推荐一到两名优秀生，无须经过复旦大学的测试而直接进入自主选拔录取的范围。进入自主选拔录取范围的学生将由复旦大学组织专家组进行材料审核，合格者由专家组面试后确定候选人。⑥
高校自主选拔录取试点，带来了招考的权力主体的多元化。尽管各权力主体在其中的地位和力量不一，但它们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招考的权力格局不断处于变化之中。2006年复旦、上海交大等高校在自主招生试点中撇开高考成绩，将学校的单独考试成绩与最终录取相挂钩。尽管也要求学生参加高考，但高考成绩仅作为录取的参考，以及学生申请奖学金依据之一。因此，高校的权力得到进一步强化。此举引发了众多的争议与讨论，社会各方褒贬不一。但是，当前更多的高校在实行自主选拔录取时，仍强调以高考为前提，最终录取与否还是由必要的高考分数决定。
二、高校自主招生的受益群体及其利益博弈
权力与利益有着深刻的内在关系。人们对权力的追求，并不在于权力本身，而在权力所能带来的利益。因此权力是获取利益的重要手段，而利益是权力的原动力。⑦ 自主选拔录取试点打破了原先统一高考下的招考权力格局，引起了各利益主体之间关系的变化，从而产生了新的利益分配格局。
(一)招考权力的分化导致原有利益集团利益格局的调整，各利益群体受益大小不一、程度不均
社会改革的实践表明，社会制度的真正变革或改革并非对所有的人都产生同样的效果，尽管改革的初衷可能并不如此。改革可能并不改变某些人的境况，甚至可能使其境况恶化，所以关于改革的讨论不仅应该仔细地界定已经发生了什么样的改进，还要指出谁在受益。分析自主招考改革的涉及利益群体，可以从改革的目的出发。总体来看，自主招考改革期望达到以下目标：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打破高考“一考定终身”，挖掘一些无法经由统考统招录取的特殊人才；通过强调学生基本素质，重视学生个性化和综合性的发展推动中学素质教育等。从这个意义上说，高校、中学和考生都能因自主招考获益。
对于高校而言，自主招考的益处在于学校可以在更大范围内，用更加全面的标准考核、招收生源。这些生源既包括部分考分很高，却因志愿填报失误无缘重点大学的考生，也包括一贯优秀却在高考中发挥失常，或是整体成绩平平，但单科成绩优异或特长明显的学生。从而弥补一次统一高考灵活性不足的缺憾。从目前部分高校的改革结果看，自主招生的确录取了一部分的偏才和特长学生，而且某些学校的生源水平也较高。东南大学自2001年开始，一直对自主录取学生的学习状况进行跟踪调查，同时做了自主录取与正常录取学生学习不及格率(按出现一门或一门以上不及格课程的人数统计)的如下比较：⑧(1)2001级第二学期自主录取的106人不及格率比高考正常录取的4148人低9.66％，第三学期自主录取的99人(学生人数的变化有出国、停学、留级、退学等原因，下同)比正常录取的4146人低1.94％；(2)2002级自主录取的135人第二学期不及格率比高考正常录取的4056人低12.94％，第三学期自主录取的135人比正常录取的4086人低10.36％。
向大学推荐特长学生或偏科学生，一经高校录取，中学就降低了原先统一高考录取下这部分学生升学的风险，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中学的高考升学率。尽管录取结果表明，各高校经过降分录取的考生占总体自主招生录取人数的比重不一，但终究使得这部分考生免于落榜(见下表)，从而也让中学获得了很多的社会利益。
2003年南京部分高校自主招考录取情况⑨
高校 录取人数正常上线率承诺降分录取率
南京大学 93 72％
28％
东南大学144 50％
50％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10 60％
40％
注：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自主招生录取的10人是扣除了文艺、体育特长生后的人数。
从考生角度讲，自主招考使得部分考生受益巨大。大体来看，自主选拔录取的受益考生有以下几类⑩：(1)“特优生”，指在中学阶段一贯表现优秀，学业成绩突出的学生，因种种偶然因素而导致高考“失手”；(2)“特高生”，指高考第一志愿报考清华、北大等名校，但却落榜的“高分二志愿考生”；(3)“特长生”，即在人文科学、体育、艺术、科技创新和实践能力等方面成绩优秀，具有较高素质和能力的考生；(4)在中学阶段德、智、体全面发展，社会活动方面表现突出的学生；(5)具有学科特长，高考单科成绩特别优秀，具有明显发展潜质的学生。与单纯统一高考录取相比，受惠学生的范围在进一步扩大，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统一高考弹性过小的不足。
(二)高校、中学和考生等利益主体彼此依赖、相互影响，但由于三者在利益诉求上存在一定差异，矛盾难以避免
自主招考措施的实行在于减缓统一高考录取可能造成的人才流失，使得有潜力、有特长的学生获得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从此角度看，高校、中学和考生有着共同的利益。要求三者互相支持，只有中学真实向大学推荐优秀人才，考生积极拥护和贯彻自主选拔录取政策，高校公平、公正地组织考核和选拔工作，自主招考才能顺利推行。但在实际中，三个利益群体除了共同的利益之外，还有各自的利益追求，在一定条件下甚至会产生冲突，容易产生改革实践与预想的偏差。
在自主选拔录取试点中，高校尽管掌握着组织考核、录取入选学生的较大权力，但随着改革的深入，各校面临着越来越大的考试组织压力和招生成本。例如，从2004年开始，自主招生的推荐方式发生了较大变化，由过去的指定地区、指定中学推荐改为“个人推荐与中学推荐相结合”，并且不仅是重点中学的学生可以报名，一般中学的学生也可以自荐。这便加大了部分高校，特别是生源丰富的高校的负担。同时，由于高校招生自主权不断扩大，招考不公平与滋生腐败的疑虑随之而来。以往统考统招时，高校在抵制社会不良风气以及构建自我约束机制方面的经验本来就尚浅，试行自主招生后，高校要面临的压力更大。因此，对于多数高校而言，需要考虑的是如何在承担组织考试的压力、风险与选拔足够、合适的优秀生源之间达到平衡。但现实发展却表明，无论是中学还是考生的行为都在一定程度上与高校的目标有出入。
中学方面，由于多数中学受升学率与名牌大学录取率利益的驱使，为求稳妥，在向大学推荐生源时“推良不推优”，把那些成绩不错但不是有十分把握(考取大学)的学生推荐给大学；同时也推荐一些学生干部，学校以这种方式对他们付出的劳动给予一定回报。(11) 这就与高校要求的推荐特优生、特高生和有潜力的特长生的目标相去甚远，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高校组织单独考核的实际效益。
与此同时，部分参加自主选拔录取试点的入选考生，以自己利益为出发点，最大化地为自己争取有利形势，若高考分数偏低就依靠自主招考入学，若获得高分就“临阵倒戈”，改填报其他高校志愿。缺失诚信，“另攀高枝”，导致部分高校遭遇“高分考生不辞而别、自主招生招不满”的尴尬处境。耗费了大量的人力劳力最终却无法获取足够的回报，高校举办自主招生的积极性受到一定影响。至此，高校自主招考陷入两难，改革要持续、有效地进行，亟待建立各方可接受的利益分配格局。
三、权力制衡与利益均衡——自主招考改革持续发展的必要保证
从长远看，自主招考改革仍然有其存在的基础与价值，它对于提高高校办学自主权、保护与选拔特殊人才以及促进高考制度的多样化改革都有着重要意义。尽管高校、中学和考生有权力的分配和利益的均衡带来的矛盾，但对这一三方都受益的制度，仍期望维持共同的利益。因此，笔者认为，自主招考不宜轻言取消，而应根据各受益群体权力、利益的大小加强约束制度建设，从而达到利益的相对均衡。目前，高校与中学、考生在权力与责任的关系上处境不同。高校基本处于“收支平衡”，即其责任与收益相对均衡，而中学和考生则受益偏大，责任较小。因此，改革的重点是要加强对中学和考生的利益与责任平衡建设。
首先，在约束与监督高校自主招考的同时保障其正当权益。从目前招生录取过程来看，各高校基本能按照教育部的要求，加强管理和监督，做到标准刚性化，程序规范化，招生办法公开化，录取结果公示化。无论是制定自主选拔录取方案、考核标准和考核办法，还是确立入选考生的名单、最终录取哪些考生都需要向社会公布，接受全社会的监督。国家应当在继续加大对招考公平、公正管理和监督力度的同时，采取措施控制部分“另攀高枝”学生的流失。
其次，在赋予中学推荐生源权力的同时加强对中学的监督与考核。对于中学可能存在的“推良不推优”以及推荐材料弄虚作假，应着重加强对推荐对象的全面考核。同时，中学的推荐对象也需要公示，接受社会监督。当中学推荐对象出现上述问题，应该保留高校对该类学校惩罚性处理的权利。例如，在来年招考中拒绝接受该校推荐生或减少该校推荐生名额等。建立高校与中学之间的真实联系。
此外，还应严格平衡自主选拔录取的考生的权利与义务。对那些入选自主选拔试点，却因高考发挥出色改投其他高校的考生的行为进行约束。例如，可规定一旦入选此项试点的考生，应严格遵循自主选拔录取的要求，除了高考分数没有达到相应的规定外，一律做自主招考的录取生源考虑。因此，可将原先双方在高考之前签订的协议进行补充，除了继续保留高校给入选考生一定降分录取的承诺外，还应规范入选考生的行为，要求其承诺一旦被录取，就不能再报考其他高校。此外，各地招生办还应在政策和操作上给予自主招考高校以支持，对那部分因高考分数过高而改投其他高校的考生应不予以投档录取。
中国已进入利益博弈时代，社会改革中出现的各种利益群体，无论他们的利益要求是否在改革预想之中，都是无法回避的。与其否认、指责和压制这些客观存在的、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妨碍改革进行的利益群体，或是因此而干脆取消改革，不妨将权力与利益结合起来考虑，利用利益的获得和损失来制衡权力，一方面保证权力在一定范围内不被滥用；另一方面，也使各方利益要求得到相应保证，从而获取改革的更大收效。同样，这一点也适用高校自主招生试点。
注释：
①[挪威]波尔·达林著，刘承辉译：《教育改革的限度》，重庆出版社1991年版。
②蔡克勇：《高等学校“入学门槛多元化”——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趋势》，《上海高教研究》1996年第3期。
③郑若玲、赵燕玲：《自主招生如何不拘一格降人才》，2005年6月22日《光明日报》。
④周湘：《上海五大高校自主招生办法草案》，2003年3月16日《新闻晨报》。
⑤王琦：《东大明年自主录取办法出台》，2002年12月31日《江南时报》。
⑥姜澎：《复旦今年自主录取名额中部分“下放”给中学》，中国教育在线，2003年3月14日，http://eol.cn/kuai_xun_3075/20060323/t20060323_70102.shtml。
⑦李军：《权力与利益》，《实事求是》2000年第2期。
⑧周大平：《高校自主招生如何突破》，《瞭望》2004年4月26日第17期。
⑨蔡玉高、王骏勇：《江苏：8所高校自主招生情况不尽如人意》，新华网，2004年2月19日，http://news.sohu.com/2004/02/09/81/news218998189.shtml。
⑩《高考自主选拔录取，哪些学生从中受益》，南方网，2003年3月27日，http://www.southcn.com/edu/zhuanti/zizhuzhaosheng/discuss/200303270534.htm.
(11)《高校自主招生无才可选谁之过？》，2004年11月22日《北京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