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动力探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动力论文,核心价值观论文,探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41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4307(2013)04-0027-05
目前，中国发展遭遇新的问题，经济实力的稳步上升并没有当然地带来文化实力的提升，大力建设文化强国，增强文化软实力提上议事日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但变动的实际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提出新的要求；思想领域正经历深刻变革，多元交叉的社会价值、多方碰撞的社会思潮、多样共享的社会思想，亟待整合；社会道德领域问题凸显，存在道德失范、诚信缺失现象，社会共识达成更加困难，公民道德建设面临发展困境。现实呼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价值引领，其培育和践行亦成为当前党和国家的迫切任务。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从战略上指明了方向。核心价值观是人们对基本社会关系形成的总体认识和基本理念，既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它的培育是一项复杂工程，需要动力系统的支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离不开全球环境的助推、文化基础的支撑、理论源头的激发、实践活动的展开、具体主体的落实和基本制度的保障。
一、环境助推力：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外在引擎
中国的发展需要走向世界，但由于意识形态的差异，西方世界一直对中国保持警惕。近年来，中国的迅速发展更让西方世界感到恐慌，这种恐慌源于对中国的不了解或片面的理解，各种对中国发展不利的言论愈演愈烈。然而，我国文化软实力和经济实力发展不均衡，面对西方的责难和质疑呈失语状态或回应乏力，国际影响力的提升受阻。“全球化使文化多样性成为流动的多样性”[1]，而多样性的文化流动实际上是多元化的价值观流动，在全球化的影响下，我国核心价值观面临来自不同文化背景、不同历史传统、不同地域的价值观的冲击和挑战。各种价值观在全球化的时空压缩下“形成了一个‘前现代’‘现代’‘后现代’在同一时空境遇中同时呈现与交织的图景”[2]我国正处于整个社会发展转型期，这种“时空交织”的特点表现得尤其突出，全球化的影响也更加深刻。
在全球化浪潮中，中国扮演着世界工厂的角色，向世界输出的更多的是物质产品而不是具有传染性和感染力的思想观念。然而物质产品的出口并不能带来文化认同，只有产生价值共鸣才能打动世界。价值共鸣的产生要依靠文化力量的传递，依靠价值观的传达，全球化的挑战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变得更加迫切。中国要在世界范围内发出自己的声音，首先要做的就是明确自己要说的是什么，然后清晰地表达出来。空有一副嗓子，没有言说的内容，发出来的只是杂音；只有宣传的形式，没有优质的产品，也无法带来实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不是自言自语、自吹自擂，要在对话、辩论中明确自己的内涵、彰显自己的价值。而对话和辩论的前提和基础，就是自己的坚定立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是中国的文化立场。要坚固自己的“盾”，才能抵御他人的“矛”。只有培育自身的核心价值观，保持内在的一致性，才能获得言语资格、拥有言说能力。世界的多样性是客观的，引起的价值多元是毋庸置疑的事实，价值观不能被简单归结为一种或被轻易取代。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旨在发出中国自己的声音而不是取代其他声音，也不是以西方价值观的衰退和落败为条件。全球化是一个已经开始的、正在进行的客观现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放在整个文化大环境中接受严峻检验和深刻审视。全球化环境带来的挑战和提供的对话平台是激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外在动力。
二、文化整合力：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精神支撑
价值观是文化的硬核，是文化的深层结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要在一定的文化背景中展开。当前多种文化交错，在激荡碰撞中形成了一系列的文化矛盾，主要表现在：一是现代性文化对传统文化的解构。“本民族文明的传承，遭遇了‘文革’式的毁灭和随之而来的物欲侵袭”[3]，一方面维护传统中国几千年发展的价值观被瓦解，发生了断裂；另一方面，市场经济的发展，先前被压抑的物欲报复式的反弹，对物质的追求失去了外在的体制限制和内在的道德约束，不断膨胀起来。现代性文化不断解构着本已被零碎化的传统文化，而其自身的建构又不足以支撑整个文化环境。二是西方文化对我国母体文化的解构。由于截然不同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中国成为西方世界急切希望改造的国家、成为西方文化倾销的主要市场。西方文化的进入从来不是善意的，它们企图从日常生活中去消解意识形态，利用科技优势和强势的文化宣传，以消费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为主要倾销品，默默地改变着公众的生活方式、休闲方式甚至思维方式，对母体文化进行消解和切割。三是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的矛盾。人是感性和理性并存的悖论性存在，人的活动也具有指向现在和指向未来的两重性。大众文化多从个体感性的觉知、现实的需要出发，而精英文化则更多从理性的思考、未来的需要着眼。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指向不同，满足的需要的层次不同，在相互沟通中存在着不可避免的矛盾。文化矛盾一方面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文化环境被各种文化力量牵制，另一方面也提出现实要求：加强文化对话、实现文化整合，形成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文化合力。
良好的文化环境是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精神支撑。要通过文化对话，调整文化矛盾，增强文化整合力。首先，整合现代性文化和传统文化，一方面重拾文化传统，巩固文化根基，延续文化命脉，为现代性文化长河寻找源头；另一方面，用现代性文化赋予传统文化新的涵义，诠释传统文化，使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发展中依然具有活力，保持同一文化的内在一致性。其次，整合西方文化和母体文化，文化具有区域性也具有全球性。人类共同的追求和价值目标，对于真善美的渴望，使两者的整合成为历史的必然。一方面要保持自身文化的特殊性，只有拥有自身的文化身份才能在与西方文化的整合中不至于迷失。保存母体文化不是把自身分割成为西方文化的注脚、不是一味地寻求与西方的共通，而是要保持自身的整体性和特殊性。另一方面，母体文化不能偏居一隅，要与全球关联起来才能发生意义。只有在与西方文化的对话中，才能明确自身文化的意义。最后，整合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核心价值观的形成更多是精英文化的旨趣。精英文化以未来审视现在，设计未来美好生活，具有超越性和理想性；而大众文化则以现在为基点，满足世俗需求，具有当下性和现实性。两种文化的整合，就是当下和未来的整合。一方面要用精英文化去引领大众文化，使大众文化得以提升；另一方面，精英文化要在大众文化中寻求立足点和现实性。价值观是人对事物是非曲直的判断，总是打上深深的文化烙印，文化是价值观培育的资源库。文化整合力可以把各种零散的、片段化的、内在冲突的文化有机结合起来，处理当前文化矛盾，成为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精神支撑。
三、实践推动力：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现实基础
实践是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现实推动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是存在于虚空中的抽象概念，不是主观臆想和头脑风暴的结果，而是在实践中不断生成和发展的，它的培育问题和历史性展开也要回到实践中才能得到解答。“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4]56实践是人类生存的方式，内在的与其他生命形式区别开来。价值观是在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的。在实践的过程中，人们形成了对客体满足自身需要的关系的看法、形成了人所创造的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对人的需要的满足的看法，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是对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实践中形成的观念进行总概括、总凝结和总提升。
“发展着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人们，在改变自己的这个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4]73实践带来的不仅是物质资料的丰富，还带来思想观念的转变和行为方式的改变。实践有几种形式：生产实践、交往实践和文化实践，共同构成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现实推动力。首先，生产实践是最基本的实践方式，是人类赖以生存的条件，是连接人与自然的天然纽带。生产实践是改造自然为我所用的过程，不仅生产物质产品，也产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价值观就是在这一系列的社会关系上产生的。如何进行物质产品的生产才能取得最大的效益？财富如何分配才能实现公平和效率的统一？怎样处理人与人利益关系、调整利益冲突？这些问题归根到底都是价值问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是在对这些现实问题的解答中不断培育起来的。其次，交往实践的展开，人与人之间进行对话交流、竞争合作、价值碰撞，使价值观不断形成、发展、分化、整合。随着交往范围的扩大，各类价值理念汇集起来，观点的对话、理念的共享、思想的沟通，使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源泉充分涌动；如何在拓展了的范围内发挥影响也提出新的要求，核心价值观培育面临新的考验。如果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是一个产品加工过程，那么交往实践的展开就是价值观培育原材料不断丰富、市场不断拓展的过程。最后，文化实践是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直接动力。“文化实践把价值观作为直接的认识与改造对象，并通过在精神领域内不同要素的交互作用与相互影响来实现价值观的整合、分化与发展。”[5]一方面，通过文化产品的创造，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念、追求、精神在书籍、报刊、影视作品等文化实物中体现出来，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孕育在先进的文化产品中。另一方面，精神文化活动的创建是一个价值生成和价值实践的双向过程，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更加直观和感性的形式被体验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对社会实践“应然”的系统表达，要基于“实然”的考量，它的培育也要回归到“实然”中。
四、理论发展力：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在源泉
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论发展力来自两个方面，一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二是价值观自身矛盾所激发的内在驱动力。价值观形成不是自发的、自然而然的过程，而是一种建构和规划，需要顶层设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要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完成。另一方面，价值观的形成是自身矛盾激发转化的结果，它的形成不是一劳永逸的，要不断寻求自身的生存空间，价值观本身是一个不断演进的过程。价值观就像鸡蛋一样，从里面破壳而出是生命力的象征，而从外面被击破，则是毁灭的象征。价值观要不断发展自身，一方面要加强防御，保护理论外壳，增强抵御外在破坏的能力；一方面要不断丰富自身，不断突破自我，获得新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理论发展力就得益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发展和价值观的自身矛盾运动。
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理论，它在不断的变革中保持旺盛的生命力。马克思主义贯穿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全过程，它的自我完善和不断发展成为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论动力。首先，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是宏大和包容的，马克思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看待整个世界。它以德国古典哲学、古典政治经济学和空想社会主义为理论支柱，是对这些优秀成果的继承和超越，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一次伟大的理论创新和飞跃。其次，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诞生之日起，从未僵化凝固，一直变化发展着，与时俱进、求真务实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本质。演进的历史和发展的科技，涌现的新变化、新情况被不断地融进马克思主义中，不断提升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现实解释力。第三，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向未来、向未来开放，是一种认识世界和改变世界的方法和思维，而不是一种教条化束缚和机械化重复。正在经历的现实和将要经历的现实是马克思理论不断发展的新的基础。马克思主义理论旨在改变现存的世界，在改变世界的同时也改变着自身。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一方面取得了一系列的理论成果，为武装人民、指导实践发挥着重要作用；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依然需要进一步的提升。马克思主义只有成为中国人的价值理念、内化到中国人的价值观中才能真正实现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发展力是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论源泉，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诉求成为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强大动力。
社会主义价值观在变动的现实中也不断调整自身，“从空想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到马克思主义的人的全面发展为核心的价值观和伦理社会主义以民主为核心的价值体系”[6]109，社会主义价值观经历了自身的发展过程。内在矛盾是激发价值观向前发展的动力，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与传统价值观和西方价值观展开角逐，争夺思想领域的主导权和话语权。当前，传统价值观在当代遭到无情的否定和批判，但根植于几千年发展历史的价值观已经内化到中华民族的骨髓中，成为一种集体潜意识。纵然历史条件已经发生深刻变革，但传统庞大的惯性，依然顽固坚守自己的阵营。西方价值观带着各种面具，打着各色旗帜渗入中国人的头脑，在开放的中国具有一定的生存空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基于当代中国实际，不甘心在双重压力下退出思想舞台，必须要在寻求自身存在和发展空间的过程中回归主导地位，并且具有特定的时空优势。一方面，它与现实条件契合，传统的价值观虽然拥有强大的惯性，但赖以生存的条件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缺乏外在推动力和现实支撑力。另一方面，西方价值观无论是打着“普世”的旗号还是穿着“先进”的外衣，终究是西方的，只有根植于自身民族的价值观才具有持久的生命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是在对传统价值观和西方价值观的继承和超越中不断建构起来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面临的双重压力激发着培育动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和固有的时空优势又增强了培育的信心，共同构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动力。
五、主体牵引力：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依靠力量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整个国家和社会的核心价值遵循，它的践行主体是多元的，包括党和国家、政府、社会、公众。主体的自身发展，需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价值诉求的驱动下，主体的自觉践行化为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牵引力量，包括党和国家的倡导力、政府推行力、社会凝聚力和公众认同力。
首先，党和国家的倡导力，国家作为庞大的机器，拥有强大的力量。核心价值观是国家软实力的内核，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增强文化软实力的需要驱使其利用国家机器向全社会发出倡导，形成一种自上而下的号召力。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党的思想领导是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强大动力。世情、党情、国情不断发生深刻变化，对党的执政能力提出新的考验。各种思潮交织互动、碰击冲撞，如果自由放任，势必影响我国的意识形态建设，影响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削弱党的思想领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党的执政理念是一致的，目前存在的“有关价值观领域的争论，不仅是纯粹的学术之争，而且是一场不亚于刀光剑影的意识形态话语权的争夺”。[7]因此，党基于加强思想领导的需要，必须充分利用核心价值观这一软实力内核，从价值观这一更深层面来扩大思想领导力、影响力和主导力，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热点、难点、盲点进行强势引领。
其次，政府推行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需要在具体的行政行为中体现出来。政府作为党和国家政策方针的具体执行者，与民众接触最多、关系最密切，其行为本身就是价值导向。政府拥有分配公共资源的权力，但权力可以为个人谋利益，也可以为公众谋利益。权力的腐败带来的是整个政府权威扫地，腐败问题不仅仅是制度不合理、权力监督疲软等外在原因导致的，行政人员是否拥有正确的核心价值观，则深刻影响着他们的价值追求。政府要巩固权威，反对腐败，需要核心价值观的引导。构建服务型政府，在具体的行政行为中推行和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政府自觉的行动。
再次，社会凝聚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不仅需要国家强制力量的“硬控制”，也需要社会力量的“软控制”，即通过社会规范和风俗习惯使核心价值观在日常生活中体现出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只有落实到社会中，实现价值共享和价值引领才能真正具有生动性和鲜活性。社会在核心价值观的培育过程中发挥着独特的功能：首先，通过社会交流，使多元价值充分迸发，不断激荡碰撞，实现价值互动和价值共享。其次，通过社会整合，把价值冲突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避免价值无序和价值混乱，促进共同价值的生成。再次，通过社会导向，提倡与核心价值观相符合的生活方式和行为准则，对价值进行选择，促进核心价值观的生成。最后，通过社会积累，使核心价值观不因单个人生命的消失而消失，而是在社会存续过程中得以继承和发展。社会可以凝聚各种力量，使最低的社会共识的能够达成、良好的社会风尚得到倡导、核心的价值得以共享和维系，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提供社会基础。
最后，公众认同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最终要通过公民认同，化为公众自觉的价值追求、价值目标、价值理想，成为公众价值判断、价值取向的基本原则，作为公众价值规范的基本遵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在的逻辑力量是公众认同力的来源。价值观不是靠鼓吹和强行灌输就可以影响公众的思维的，而要依靠理论魅力和实践解释力来实现。“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但是，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4]9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最高价值是实现人自由全面的发展，体现人本身的发展需要，抓住了人之为人的根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基于中国实践产生的，是对核心价值体系的凝结升华，是对社会主义“善”的思考，是对真理的不断逼近，同时是对价值的全新解读。真理性和价值性的统一，构成了公众认同的基础，而公众的认同力又成为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最基本的力量。
六、制度支持力：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规约保障
当前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一个难点就是国家倡导的价值理念被束之高阁，而日常生活中又有另外一套价值观在发挥作用，导致核心价值观的悬置。核心价值观是一种制度精神，不能高高在上，仅仅停留在倡导层面，而要通过制度来连接国家和公民。制度本身是一种价值选择，是人的对象化，并反过来成为一种对象化力量，对生活在其中的人们进行价值引领。制度是整个社会的行为规则，人们为了逃避惩罚或得到激励，首先接受的价值观念是制度所内含和提供的。一方面，制度是整个社会价值的“最大公约数”，即怀揣不同价值诉求的人们所达成的最低价值共识；另一方面，制度不是价值中立的，它体现社会中优势群体的价值诉求，并通过制度的推进，成为整个社会的主导价值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自信不是来自于其内在的组织结构，而是来自于其所尊崇的价值理念，并在落实这些价值理念过程中的功能发挥。
制度所具有的独特优势是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有力支持和可靠保障。首先，制度具有强制性和权威性，是一种外在的强制力量，提倡什么、反对什么，鼓励什么、禁止什么，都以规则的形式呈现。制度把价值观对是非曲直的判断通过个体行为来实现，一方面，为人们的行为划定界限，即提供一个机会空间，不能逾越；另一方面，影响个人的行为模式和行为结果，即个人的行为选择、行为方式、行为路径都要在制度的范围内展开，为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制度规范。其次，制度具有系统性和层次性，制度是一个趋近完备的系统，层次分明，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各领域。通过政治制度影响人们的政治观和政治取向，通过经济制度引领人们的经济观和利益导向，通过文化制度建构人们的文明观和精神导向，通过社会制度形成人们的和谐观和生活旨趣，通过环境制度激励人们的自然观和生态意识。制度深入到个体生活的方方面面，形成一张疏而不漏的网，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提供制度关怀。最后，制度具有稳定性和持续性。制度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在经济基础相对稳定的范围内，一经确立就带有秩序稳定性和生命持续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要保持自身长期的稳定性和生命的持续性才能实现。昙花一现的价值观，安身立命的问题都无法解决，长足发展更加无从谈起。核心价值观的制度培育保障了其内在稳定性、影响长远性和作用持续性。所以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首先要将其转化成一定的社会主义制度形态，蕴含在制度安排中，附着在制度载体之上，作为制度的灵魂，引领制度的推进。其次，要依靠制度的有效运行，协调利益关系，调控多元价值观，使人们认可现行制度，并自觉遵循制度规则。最后，对制度的认同转化为对核心价值观的认同，并作为行为的导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只有落实到社会主义制度中，通过制度设计、具体安排和合理运行，在社会的各个层面中体现出来，才能拥有生命、保持活力。
全球化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是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环境依托；调和文化矛盾、实现文化整合，是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文化依托；生产实践、交往实践和文化实践的展开是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现实依托；马克思理论的发展力和价值观自身发展空间的寻求，是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论依托；主体的具体践行是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依靠力量；制度的支持和发展，是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规约保障。环境挑战与回应，文化矛盾与整合，理论现实与发展，实践要求和展开，主体需要与践行，制度的安排和导向，回答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全球环境、文化背景、实践展开、理论源头、主体依靠和制度保障的问题，共同构成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动力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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