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二十九年清查州县钱粮积欠与太平天国运动的爆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太平天国论文,钱粮论文,道光论文,州县论文,二十九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5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2359(2008)06-0114-03
道光朝对地方实施收敛，规模最大者莫过道光二十九年“清查州县钱粮积欠”。这次清查追欠，竭泽而渔，天下骚动；州县官吏，焦头烂额；各地盗案，蜂拥而起；民众抗粮，风起云涌，终于酿出湖南新宁县李沅发纵横驰骋湘桂黔三省的农民大起义，广西太平天国亦孕育而生。
一、清查州县钱粮积欠的社会背景
地方州县钱粮积欠是有清一代社会财政的一大痼疾，可谓“顽症”，与前代相比，道光末年钱粮积欠尤为突出。按惯例，地方官吏在新旧交接之际，后任官员必须接手前任官员所遗留下来的钱粮亏空，年复一年，日积月累，地方钱粮积欠就愈筑愈高。道光二十三年后，各省州县积欠问题越来越严重。道光二十七年，户部整个收解应该有银4000余万两，而各省州县积欠就高达770余万两[1](第54册，P78)；州县钱粮积欠已经到了积重难返的地步了。
面对国库日益空虚的状况，道光帝多次谕告臣工献计献策。中外臣工亦纷纷建言，曾国藩言：“中外臣工奏疏言钱法者，前后不下十余人，皆思贵钱贱银，一挽积重之势。而臣所深服者，唯二十四年吴文镕一疏，二十五年刘良驹一疏，二十六年朱嶟一疏，此三疏者，皆奉旨交军机大臣会同户部议奏，户部又交各省议复，旋以外间复奏议论不一，此事停搁不行。”[2](P2037)针对“银贵钱贱”这个最突出的问题，不少人想到变通币制，广西巡抚梁章钜、江西巡抚吴文镕和安徽巡抚王植都奏请改铸大钱。而户部侍郎祝庆蕃于道光二十四年底则奏“金银并行以变通利用”，他甚至异想天开：“至内府之金，留备嫁娶及赏赐用者，不必尽交外库，或有羡余，亦可发出以资帑项。”[3]这种要道光帝命根子的想法是绝不可能为道光帝所接受的。但是，祝庆蕃很能代表当时众臣束手无策的焦虑心态：“度支之殷繁，早夜思维，迄无善策。”[4]
道光二十八年十月十七日，户部奏报各省钱粮积欠清单，另附片奏：“地丁为国家正供，不容丝毫短绌。兹据户部查明各省未完地丁正耗，自普免道光二十年前逋赋之后至今，又积欠正征缓征银二千三百九十万余两之多。”[1](第54册，P346)
是年十一月十二日，内阁首揆、首席军机大臣穆彰阿与大学士耆英、定郡王载铨等奉旨核议户部奏折，最后他们有针对性地总结出五点解决措施：一、地丁钱粮积欠应清查；二、漕米可以改收折色；三、长芦、山东之盐法可以酌改章程；四、河工浮费宜节，冗员应裁；五、矿场可以广开采[1](第53册，P402)。
穆彰阿、耆英和载铨三人是道光帝当时最为信任的重臣，给道光帝提出了这五剂疗病药方，而且把“清查州县钱粮积欠”放在首位。应该说，前四剂疗病药方，剂剂均为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猛药。
二、清查州县钱粮积欠政策的出笼
道光二十八年十一月十五日，内阁下发各直省清查各省仓库钱粮亏空上谕：“著各直省督抚赶紧先造四柱清册一分，每省各以一府为一册，统以文到之日，限八个月办齐。其短少之项？已有数目？从何支饰？各该督抚唯应迅筹弥补章程，不得轇轕耽延，终归无著。……若续经钦差查出亏短，立即讯明，执法从事，决不宽贷。”[5]
随后，由耆英带领另一位军机大臣季芝昌(穆彰阿弟子)以钦差大臣名义于十二月到天津、山东设点实验，从整顿长芦、山东盐政入手，摸索经验。
道光二十八年底至二十九年正月，耆英与定郡王载铨等制定了《清查地丁钱粮、漕米改收折色、盐法酌改章程、河工节浮费裁冗员、各省广开矿场五条》。二十九年二月十五日，道光帝命穆彰阿对此“五条”进行核议复奏，穆彰阿全部赞同，并进一步明确各种惩治措施[1](第54册，P48-52)。
以此可知，由耆英、载铨、穆彰阿加上道光帝共同实施的经济改革活动，主要集中在“清查各省州县钱粮亏空”这一点，处罚措施是极为严厉的。
三、各省清查州县亏空钱粮情况
穆彰阿、耆英等限定各省必须在八个月内清查完毕，即从道光二十九年二月开始，至十月结束，不许展缓期限。嗣后，由各省督抚监督，藩司具体负责，由府州县官具体实施，逐县逐库盘查，全国大范围清查活动开始。清查对象主要是各省藩库、运库、关库及州县钱粮亏短情况，清查的结果是惊人的。全国钱粮亏空总数是：除谷不算，尚有3000万两。道光二十七年底，据户部统计，各省所报钱粮积欠总数为2390万两。通过本次清查，却多出来近1000万两钱粮亏空。而且，这个数字虽然是各省督抚上报，却是不准确的。长芦运库、山东、浙江为军机大臣季芝昌直接坐镇清查，江苏由两江总督李星沅直接负责，他们上报的时间又早，数字量大，相对来说，比较真实。季芝昌为此还做了被告，浙江官员群起而攻之，经潘世恩带病审理，方被平息。虽然穆彰阿一再对李星沅等声称清查的目的只是弄清亏空数目，但是，其他地方的督抚们都明白，清查后，亏空是要追补的。所以，后来的督抚上报数字均有所缩水。山东的数字为最大，山东巡抚徐泽醇曾论及其他省份的情况，“隐匿未报，尚两倍于此”[1](第54册，P282)。
各省之所以有如此巨大的亏空，原因很多，两广总督徐广缙认为：“近十余年来，只因钱贱银贵，小民以谷卖钱，再以钱易银，暗中折号，苦累不堪……以致各州县征收迥不如前。”[1](第54册，P186)山东巡抚徐泽醇对山东的情况进行过总结，他认为：“一因银价昂贵，丰歉不时，各属办公之资日渐短绌；一因公事剧增，如缉捕捻匪、垫办军需、收养流民、解审命盗等案津贴口粮；一因州县流摊之案，日积月累，后任受前任之累，辗转纠缠；一因年例捐款递年加增，漫无限制，而漕粮兵米勒索浮费尤为有漕州县切肤之害；一因近年以来，习尚奢靡，牧令不知量入而出。五者相因，仓库钱粮遂不可问。”[1](第54册，P282)由此可知，山东巡抚徐泽醇既做了实事，又说了真话。
四、清查州县钱粮亏空给社会带来的影响
道光二十九年清查州县钱粮亏空，确实给清政府带来立竿见影的效果，地方当年上缴的赋税马上就增加了。如山东省，徐泽醇于道光二十七年底任山东藩司，次年升任巡抚，至二十九年七月为止的一年多里，“所征地丁钱粮，较二十七年以前，多至四五十万”。其原因是“一则因清查持之严，而故态不敢复萌，一则有另立钱粮总簿，而期隐无所施”[2](P1269)。但是，州县钱粮亏空清查给社会带来的影响却是灾难性的。
首先，进一步加剧了吏治腐败。在为期十个月的清查过程中，从《道光朝上谕档》统计，全国共有213位州县官(包括知县、署知县、游击等)因“追缴不力”而遭受“革职留任”处分，其中有半数为“署知县”。这种“州县官大处分”现象在清代是绝无仅有的。道光朝吏治本来就腐败，加上州县钱粮清查，吏治更为腐败不堪。地方州县官员，既要催缴完纳当年赋税，又要弥补以前亏空。除了向民间强行摊派外，别无他法。许多知县只好装病告假，由“署官”代理，而“署官”任职，不计考成，可以任意勒索，民间向有“署官如打劫”之说；而且，县官“清查”，借机摊派苛敛，并非都是应付公差，更多的则借以中饱私囊。丁宝桢说得明白：“州县之所以肆恣剥民，取多而用宏者，非尽快一己之私也，其中亦实有不得已之应酬，而后可以为自藏之固。”[2](P148)徐泽醇亦认为：“不肖州县，或预为侵蚀地步，则有以无灾而捏灾者，有以不欠而捏为民欠者，除其报灾报欠之数，而以余数禀知，藩司核其数目相符，详明督抚，即委员往查，不过以并无捏饰一禀塞责。”[2](P1269)
其次，清查州县钱粮亏空，进一步助长了州县官吏追钱逐利之风。吕贤基一针见血地指出：“见黄金则喜，为县令者，严刑非法以搜括邑之钱米，易金贿大府，以博其一喜。”[6]为了完成差使保住自己的顶戴，也为了尽可能多地从中捞取油水，州县官勒索民财招数可谓繁多，福建“宁化县知县郭祚炳……向开当铺的贡生伊万绳借钱五百万，伊万绳不允，该县写立券盖用县印，强付给，伊万绳惧势勉从”[7]；河南延津县知县高菘借生日向绅士勒财，被候选主事周于丰告发……各种理由都成为官吏勒索民财的机会。
第三，进一步激化了社会各种矛盾。清查州县钱粮亏空的实施，加上鸦片的泛滥，银贵钱贱不可遏止。道光二十六年，“南方银一两皆以两千为准，北方闻更增于此”[8]。特别是东南有漕省份，由于又实行“收漕折色”，农民遭受更多一层的剥削，社会矛盾尤为尖锐。整个社会处于剧烈动荡之中，民众抗粮、抗漕、抗捐、殴官、拒弁之事，层出不穷。
道光二十九年闰四月，江苏娄县乡民抗粮，酿毙人命。五月，苏州、常州饥民抢掠大户。六月，湖北饥民抢掠富家。七月，江苏武进、阳湖二县，灾民抢掠。福建永安县，饥民拒杀兵役；江苏金山县，乡民抢掠商贩米船。八月，苏州常州等府，饥民抢掠大户。九月，广西永福县，饥民抢掠富户；河南孟县，花户纠众抗欠；濬县，饥民拒伤官员。十月，广西南宁州，饥民拒伤弁兵。十一月，安徽青阳县，乡民抗粮。十二月，江苏句容县，饥民抗拒官兵……
清查州县钱粮亏空使本来就已十分尖锐的各种社会矛盾更加激化，终于酿成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
二十九年，湖南新宁等地方遭遇水灾，富户乘机控制平籴，民怨沸腾。十月，李沅发聚众攻破新宁县城，杀死知县[9](P25-26)。李沅发起义正式爆发。
农民军占领新宁县城后，布告安民，开仓赈济，数日之间，响应者近两千人。他们一方面据守县城，一方面派小股义军潜往各地联络。清军及乡勇对县城进行围困，围城官兵虽十多倍于义军，围城长达一月有余，但是，清军兵不用命，将则观望，李沅发等于十一月三十日辰破城时突围而走。十二月，义军队伍发展到三千人，“众人推戴(李沅发)称王”[9](P26)。次年三月，义军又转战于广西湘桂交界之思管、荔浦等地，极盛时达到四五千人。随后又转战到贵州四乡、黄林等地，清政府动用五省兵力，直到四月才把义军镇压下去。
第四，使拜上帝教迅速发展壮大。道光三十年爆发的太平天国运动也不是偶然的。“拜上帝会”成立于道光十七年，即洪秀全自封为“太平天王大道君王全”[10]。当时，“拜上帝会”与活跃在南方的各种天地会组织如串子会、边钱会、红黑会、兄弟会、把子会等并没有多大区别，它只是在广西金田小山村里缓慢地发展。
拜上帝会之所以在道光二十九年获得飞跃式的发展，在道光三十年猛然爆发出巨大的威力，除了前人所述各种原因外，与道光二十九年州县钱粮清查有极大的关系。正如太平天国初期颁布的《奉天讨胡檄布四方谕》所宣示的那样：“满洲又纵贪官污吏布满天下，使剥民脂民膏，仕女皆哭泣道路……官以贿得，刑以钱免，富儿当官，豪杰绝望！”[11]曾国藩讲得比较客观实在：“今日两银换钱二千，则石米仅得银一两五钱。昔日卖米三斗，输一亩之课而有余，今日卖米六斗，输一亩之课而不足。朝廷自守岁取之常，而小民暗加一倍之赋。……州县竭全力以催科……吏役四出，昼夜追比，鞭扑满堂，血肉狼藉。……民之完纳愈苦，官之追呼亦愈酷；或本家不能完，则锁拿同族之殷实者而责之代纳，甚至或锁其亲戚，押其邻里……真有日不聊生之势。”[2](P1543)至少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道光二十九年清查州县钱粮亏空是太平天国爆发的重要原因之一。
道光二十九年，清政府国库收入为3719万两，支出为3644万两[12]，当年的财政节余为75万两。但是，第二年，太平天国就正式成立了。如果说道光帝、穆彰阿、耆英等拿75万两银子换来一个太平天国，诚不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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