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避免的他者逻辑——关于对詹姆逊“民族寓言”的批判，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不可避免论文,寓言论文,逻辑论文,民族论文,詹姆逊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著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弗雷德里克·詹姆逊1986年发表《跨国资本主义时代的第三世界文学》(后简称《第三世界文学》)一文，认为第三世界文学从本质而言，是“民族寓言”(national allegories)：“第三世界的文本，即使那些看起来非常个人化、并充满了力比多动力的文本，也总是以民族寓言的形式投射政治的含义：个体命运的故事，总是第三世界公共文化和社会遭受攻击状态的寓言。”(Jameson，Third-World Literature：69；原文强调)这篇文章引发极大争议，受到诸多学者的激烈批判，其中最有名的是同样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印度学者阿加兹·阿哈默德。阿哈默德于次年发表文章《詹姆逊的他者逻辑和“民族寓言”》，严厉批评詹姆逊。由比尔·阿什克拉夫特(Bill Ashcroft)等人编辑的影响深远的《后殖民研究读本》(The Postcolonial Studies Reader，Routledge，1995)中，收录了阿哈默德的这篇文章，而被批评的詹姆逊原文却不见踪迹。由此一斑窥豹，可知西方学界对詹姆逊此文的态度。中国国内对詹姆逊此文也不乏批判之词。面对众多责难，盛宁先生曾为詹姆逊鸣过不平。1998年盛宁在《美国研究》上发表《“后殖民”文化批评与第三世界的声音》一文，认为詹姆逊受到了“双重冤枉”(61)。笔者赞同盛宁的观点，认为詹姆逊确实被很多人误读，但本文的目的并非简单地替詹姆逊申辩，而是就此提出一些具体的问题进行思考，以便能够更加明晰地理解詹姆逊文章的主旨，并探讨当下文学批评的一些常见问题。 一、书写动机 詹姆逊到底是出于何种目的书写此文?詹姆逊发表此文，很显然针对西方读者，试图纠正西方读者对第三世界文学的忽视，并希望借此反观西方知识分子自身。我们应该更多地从詹姆逊的表达目的出发来判断该文的表达效果。詹姆逊认为，在第三世界，“知识分子或多或少，都是政治知识分子”。(Jameson，Third-World Literature：74)很显然，詹姆逊对此持肯定态度，相反，他对西方国家的情形比较惋惜，认为第三世界的知识分子的政治职能是西方学者应该汲取的“最及时最紧迫的教育”，而在西方，知识分子(intellectual)作为一个术语都在萎缩消失。(Jameson，Third-World Literature：74)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詹姆逊，显然很重视知识分子的社会政治使命。詹姆逊认为，西方学者囿于自己狭隘的职业生涯，而很难真正理解第三世界文学的政治性：“一篇文学文章可以是一个政治行为，能够产生实实在在的结果”。(Jameson， Third-World Literature：76)西方世界的学者或许正沉睡在鲁迅描绘的铁屋子里，处于窒息的边缘。在这点上，我们在萨义德身上能够找到相似的表达，他不仅强调知识分子的社会职能，而且身体力行。詹姆逊用他在古巴的见闻，来佐证自己对言行一致知识分子的推崇。 我们且不管詹姆逊对第一世界文学和第三世界文学的区分是否准确，单从出发点上来说，我们还是能够很清晰地感受到詹姆逊对于第三世界的友好。首先，他认为第三世界文学有西方世界所不具备的独特价值；其次，西方学界对第三世界文学不够重视。詹姆逊对西方学者对第三世界文学的忽视的描述是非常正确的。第三世界的学者在努力研究西方文学，而西方学者则很少关注第三世界文学。这种不对称在中西文学关系上就有清晰的显现，中国每年译介引进大量的西方文学作品，几乎所有重要的美国作家都在中国有相应的研究者。而美国对中国文学的关注则非常有限，中国文学在美国的翻译和出版都面临极大的困难。其实就是詹姆逊本人对中国文学的了解，也仅仅是一鳞半爪，而且全部来自英文翻译。假如詹姆逊的文章能够引起西方对第三世界文学的关注，这本身就具有重大的意义。 詹姆逊受到批评，往往因为其“动机”和“立场”。例如阿哈默德认为詹姆逊的文章包藏祸心，将包括阿哈默德这样的作家“理论化”(Ahmad 3)，并且将其变成“文化上的他者”(Ahmad 4)。很有意思的是，阿哈默德有一段用来批评詹姆逊的话，却意外地证明了詹姆逊的立场： 不懂至少一种欧洲语言的亚洲和非洲的现代知识分子非常罕见，另一方面，则很少有欧美的重要文学理论家会屈尊去了解亚洲或非洲的语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具有庞大的翻译产业，有大量翻译文本流通，但一旦涉及亚洲和非洲文字的翻译，则变得极为零星而缓慢。(Ahmad 5) 阿哈默德写作这段文字的初衷，是说明詹姆逊在内的西方理论家根本不了解发展中国家的文学，因此没有资格对其进行谈论。然而，他却以更加精确的语言阐释了詹姆逊所说的西方对第三世界文学的忽视。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是引起西方读者对第三世界文学的重视，而提出第三世界文学的独特性和对西方学者的作用是引起这种重视的有效途径。可以说，阿哈默德全文都在对詹姆逊进行道德评价，批评其出发点和立场的错误，而对詹姆逊关于第三世界文学的具体内容却讳莫如深，拒绝置喙。 中国学者对詹姆逊的批评也往往不是针对其具体思想，而是同阿哈默德一样，就詹姆逊的所谓立场来说事。中国学者频频提及詹姆逊的“白人中心主义立场”，例如张京媛认为：“因为杰姆逊在白人中心主义的文化语境中结构自己的话语，所以在他的话语中，甚至在他的潜意识中，又顽强地、不可避免地带有白人中心主义”。(张京媛45)如果说张京媛认为詹姆逊只是潜意识中犯了错误，那么李世涛就认为詹姆逊是蓄意地欺负人了：“[詹姆逊]最终(或主要)目的不是为了研究第三世界文化，而是希望从中挖掘出对第一世界可资借鉴的经验或教训……这是其殖民情结的无意识流露。”(李世涛175)但对詹姆逊的立场最激烈的批评恐怕是以下这段文字： 在90年代初的中国文化语境中，杰姆逊的第三世界文学理论再次打击了当代中国文人的自我意识或个人主义幻想。它比普遍性的后现代理论的打击更为严重的是，它是被专门用来针对以中国为代表的第三世界或发展中国家的。无疑，这是一个很伤国人自尊心(自信心)的美利坚帝国主义文学理论。(王岳川，肖鹰，杨俊蕾) 这些对詹姆逊的批评，往往忽略了詹姆逊真正的立场和出发点，而是先验地将一个现成的结论套用在詹姆逊的头上。这样做，容易让批评流于表面化，从而忽视一些具体的(localized)的信息，而正是这些具体信息才构成了一篇文章的精髓，詹姆逊本人多次强调对“具体”信息的重视。大而无当地将詹姆逊斥责为“霸权主义”、“殖民情结”是有失公允的，诚如盛宁先生所言，詹姆逊对第三世界文学的热情和兴趣是真诚的。(6)詹姆逊对鲁迅评价很高，对鲁迅的观点基本合理而到位。乐黛云就对詹姆逊的鲁迅研究做出极高评价，在详细介绍詹姆逊的鲁迅观点后，认为无论其正确与否，詹姆逊“把鲁迅作为世界文化的一部分，试图在世界文化语境中来理解鲁迅，并将鲁迅作为‘他者’，并从这种与‘他者’的对照中重新认识自己，则是八十年代发达世界的一种新的觉悟”。(乐黛云41)面对西方世界众多赤裸裸地诋毁和贬低第三世界文学的言论，我们应该懂得欣赏詹姆逊的友好和善意。能够增加不同文化之间的理解和交流，本身是有意义的，不应该过于武断地抹杀其友善的写作动机。 二、概念物化 其实，詹姆逊的文章为人诟病的理由，更多的是其概念的使用。阿哈默德批评詹姆逊的切入点就是概念的不准确。阿哈默德认为，詹姆逊将世界分为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是西方二元对立思维在作祟，这样做，必然会压制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内部和相互间的重要差异和多元性。(Ahmad 3)在阿哈默德看来，“第三世界文学”作为一个术语，不具备任何“理论资格”(theoretical status)，因此： 不存在可以被建构为一个内部一致的理论知识物的所谓“第三世界文学”。一些根本性的问题——历史分期、社会构成和语言构成、文学生产领域的政治斗争和意识形态斗争，以及其他——在整体层面上根本没法解决，除非使用一种全然武断的简化论。(Ahmad 4) 阿哈默德从各种角度，反复讨论詹姆逊的“第三世界文学”作为术语的不正确，进而从整体上否定詹姆逊整篇文章的可行性。中国国内也有很多人对詹姆逊进行类似的批评。同对詹姆逊白人知识分子身份进行攻击一样，对术语的抽象性进行批评，是极为有效而且很难辩驳的。因为这些都是事实，而且无法避免。任何概括性的术语，必然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一定的内部“差异和多元性”，因此严格地说，的确很难建构一个“内部一致的理论知识物”。 任何术语都是抽象的产物，都是忽略了个体差异的结果。阿哈默德对詹姆逊的批评几乎可以拷贝粘贴到对任何术语的批判上，而且都会显得妥帖自然。阿哈默德的逻辑自然也可以非常完美地用于批评阿哈默德本人的术语上。例如阿哈默德因为批评立场的需要，尽量避免使用“第三世界文学”，而是用非洲文学、亚洲文学和拉丁美洲文学来代替。且不说非洲文学、亚洲文学和拉美文学加起来，是否等于第三世界文学，单就是“非洲文学”本身，难道就没有忽略不同非洲国家之间和内部的差异性和多样性?难道就没有“历史分期、社会构成和语言构成、文学生产领域的政治斗争和意识形态斗争”等整体层面上无法解决的根本问题?如果用阿哈默德的逻辑来进行批评，我们不仅会因缺乏合适的术语而无法写作，而且批评本身也很难产生新的成果。 拿中国来说，国内学者还不是频繁地、没有任何心理负担地在使用“第三世界文学”、“西方文学”、“西方文化”等术语。利奥塔(Jean-Francois Lyotard)将后现代定义为“对元话语的怀疑”(incredulity toward metanarrative)(Lyotard xxiv)，从此人人以批判宏大叙事为荣，强调小叙事的使用。当代西方后现代和后殖民理论，尽情地发挥了这种立场和做法，能够非常娴熟地揭发常用术语的政治寓意和意识形态倾向。不管如何强调差异性和多元性，归纳性和抽象性作为语言的本质属性，却是构成交流的前提。实际上，即使那些最激进的理论家，他们也无法避免地做出一些类似宏大叙事的论断。 詹姆逊本人非常注意任何术语和论断隐含的武断性和物化(reification)的可能性，以术语的武断和以偏概全来批评詹姆逊，似乎有失公允。詹姆逊在《政治无意识》前言中称，“任何文化研究都面临双重标准和形式的两难困境”：理论假设和文本分析之间总是存在着争夺优先权的尴尬斗争，前者总试图将后者变为纯粹的证据来证实自己抽象的论断；而后者总是隐晦地表明理论本身不过是方法论的支架，在真正的具体批评面前会立刻分崩离析。(Jameson，The Political Unconscious：xiv)詹姆逊在《第三世界文学》这篇文章中，也非常明白书写宏大术语的意识形态危险： 最后，我想对我使用“第三世界”这个术语说几句。我赞同对这一术语的批评，特别是那些认为此术语抹杀了所有非西方国家和环境的所有重要差异性的批评。……但我却找不到比这更好的术语来描述资本主义的第一世界、社会主义集团的第二世界和遭受过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侵害的其他国家之间的根本性区分。我们只能对一些诸如“发达”国家和“欠发达”或“发展中”国家等对立术语的意识形态内涵扼腕叹息。……我以一种本质上是描述性的方式来使用“第三世界”这个术语，任何反对这一术语的意见在我看来与本文的观点并不相关。(Jameson，Third-World Literature：67) 如果我们对照一下阿哈默德对詹姆逊的批评，就会发现阿哈默德批评詹姆逊的理由恰恰就是詹姆逊本人在这一段话中表达的思想。詹姆逊在《第三世界文学》的多处地方都强调了自己的观点不是定义性或结论性的，而只是建议性的；不是提出一个普遍的真理，而是提出一点具体的见解： 由于第三世界的民族文化和具体的历史背景都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因此就通常意义上的第三世界文学提出某种总体性的理论必然是胆大冒昧的。因此，我所表达的所有观点，都是暂定性的，其目的是为了建议一些具体的研究视角，并向那些受第一世界的价值观和模式化观点支配的人们展示那些显然被忽略的文学的意义和价值。(Jameson，Third-World Literature：68) 对于术语潜在的“政治性”或“意识形态性”，詹姆逊也是满怀警惕： 对我而言，有一点非常清楚，那就是对根本差异——比方说性别的差异，或文化的差异——的任何表述，都有可能被他者性策略所利用，把这种他者性策略用于中东时，爱德华·萨义德称之为“东方主义”。即使这种被讨论的文化的迥异的他者性是被赞扬或积极评价，就像我在前文中所表达的一样，也依然无济于事：此做法的精髓是进行区分，而区分一旦完成，萨义德所说的他者性策略就已产生。(Jameson，Third-World Literature：77；原文强调)① 詹姆逊在这里很清楚地表达了差异性研究所面临的政治性困境，非常有意思的是，詹姆逊受到的尖锐批评，恰恰是因其“东方主义”倾向。即使是中国国内对詹姆逊所谓的“帝国主义”或“白人中心”的批评，也是立足于詹姆逊对“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等区别性术语的使用。“第三世界”作为一个术语，在很多情况下很有利于表达，国内外很多人在坚持使用这一术语就是证明。然而批评詹姆逊使用这一术语的人，都不愿意提及詹姆逊本人对这一问题的解释。詹姆逊是一个非常严谨的学者，无论是在这篇文章中，还是在其他作品中，他始终反对空泛的结论，强调具体的分析。正如他在《政治无意识》中所说的：“永远历史化!”(Jameson，The Political，Unconscious：ix)针对具体情况，做出具体的判断，这是詹姆逊在此文中始终强调的精神。根据一个术语的使用，而否定其具体的内容，这是科学研究所不足取的。 三、政治批评 对詹姆逊的批评不应该先入为主地就其白人主流知识分子的身份和对“第三世界文学”术语的使用简单化地进行。而应该对其使用的方法和提出的观点，进行历史性的、具体性的解读。特别是詹姆逊的政治性解读的立场，同詹姆逊本人的学术思想密不可分，同当今西方学界的生态环境紧密相连。 《第三世界文学》一文的本质是政治性地解读第三世界文学。政治性解读是詹姆逊本人一贯的立场和观点，并非单纯为了对付第三世界文学才临时提出的。詹姆逊认为文学本身就是“一种社会象征行为”，认为文学文本的政治阐释具有优先性，是“一切解读和一切阐释的绝对的方向”。(Jameson，Political Unconscious：1)詹姆逊认为，人类想要获取真正的自由，必须基于一种认识，即“不存在非社会的、非历史的东西，事实上，任何东西，‘归根结底’，都是政治的”。因此，詹姆逊认为我们虽然并不需要推翻人们对文化产品的现存结论，但应该确立一种正确的终极解读方法，即“揭露文化产品作为社会象征行为的实质。”(Jameson，Political Unconscious：5)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即使第三世界文学和第一世界文学在“政治性”上有所区别，那也不是本质上的，而是程度上的。因此，詹姆逊强调第三世界文学的“民族寓言”特征，倒也符合詹姆逊一贯的观点，但据此认为第三世纪文学与第一世界文学截然不同，则违背了詹姆逊本人的立场。 詹姆逊关于第三世界文学的“民族寓言”特性，是建立在黑格尔关于主人—奴隶关系的理论基础上，受压迫者往往更加在乎和了解双方关系的实质，而压迫者则不然。这一理论西方国家或美国自身也同样适用。所谓的阶级、种族和性别问题都隐含着类似的不平等关系，而受压迫一方书写的文学，必然同第三世界文学一样，具有更加清晰的“阶级寓言”、“种族寓言”或“性别寓言”特性。我们随便列举数例，赫斯顿的《他们眼望上苍》、沃克的《紫颜色》和莫里森的《宠儿》就都具有强烈的“黑人女性寓言”的特征，作品中主人公的命运可以解读为黑人女性的整体命运，小说中的文学表达可以解读为政治阐释，因此虚构成为真实，心理世界成为政治领域。从这个意义上而言，第三世界文学对“整体性”的探索，并非迥异于西方文学的独特性，而是包括西方文学在内的一个普遍特性。而且，弱势群体文学在美国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获得了令人瞩目的地位。在多媒体和通俗文学的围攻之下，严肃文学不仅面临读者流失的问题，而且面临选择题材的难题，反倒是弱势群体文学却由于其寓言性而拥有一个专属领域，通过讲述自己群体的故事减少了很多创作上的困扰。认识到这一点，第三世界文学的价值就不应局限于所谓的“民族寓言”特性了，而是其具体的文学表达。 尽管我们很难否认第三世界文学的“民族寓言”特性，但同样不容忽视的是西方学界的象征性阅读倾向。西方读者总是倾向于在非西方文学和西方少数族裔文学中寻找可以证明其民族身份的证据，带着这种倾向，任何作品都很容易被解读为“民族寓言”。同样，这种象征性阅读倾向也适用于美国内部的弱势群体。美国少数族裔作家往往被当做该民族的人类学资料。这样的例子也是不胜枚举，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少数族裔作家不愿意背上族裔作家的名号。但这是族裔作家的宿命，毕竟严肃作家往往只能书写自己熟悉的人和事，不管愿意与否，其作品必然与其族裔身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被人从中解读族裔信息，自然在所难免。因此族裔作家必须解决文学创作和族裔身份的问题。有些作家迎合新东方主义倾向，按照主流文化的阅读期待进行写作，改善自己的职业境况的同时，也加深了对本民族的偏见。有些族裔作家标榜自己是广泛意义上的作家，力图与本民族撇清关系。而有些族裔作家则立足于本民族的受难史，以唤醒同胞，警醒世人。但有些作品则直接讨论身份与写作的关系。如埃弗雷特的《抹除》(Percival Everett：Erasure，2001)。② 作家描写自己民族的劣根性本身倒也不是过错。例如鲁迅对国民劣根性的描写成就了他的伟大地位。但如果弱势群体的写作描写本民族的劣根性，就涉及了更加复杂的问题。因为来自非本民族的读者很可能或缺乏了解，或心存偏见，从而将其作为真实信息来解读。这种接受结果，并不是作者所能避免的。正如美国华裔作家哈金的作品，只要是中国人，基本上都是一副丑恶嘴脸，人品低劣，面目可憎。虽然平心而论，他笔下丑陋的中国人我们都能够在身边找到原型，也不能算是凭空捏造，但考虑到他的作品是在美国用英语出版，其千篇一律的猥琐卑劣的中国人形象，就难免给外国读者留下中国人种低劣的印象。菲利普·罗斯的《鬼作家》中的内森就面临同样的问题。他的小说中的犹太人是唯利是图的市侩小人，很容易被人以偏概全地解读为犹太人的劣根性。这样的犹太人在他的生活中也是非常罕见。他的生活中更多的亲情和爱护并没有在小说中出现，这就很可能被解读为本源性的缺失。考虑到犹太人被诬蔑的历史，他的父辈们的担心也就显得很有道理。对哈金来说，这一问题其实也同样存在。中国人在美国文学作品中并非一直是正面的形象，邪恶和猥琐往往是他们的代名词。华人在美洲受歧视和迫害，很难说与这些负面文学形象没有关系。哈金本人就曾经在《自由生活》中描写被警察欺负的事实。但他似乎有意无意地忽略了这一点，全力以赴地专注于中国人的负面形象。这种负面形象，一旦碰上詹姆逊的“民族寓言”式解读，其所能导致的负面社会效应将是难以估量的。③ 因此，政治性解读虽然是詹姆逊本人所一贯强调的立场，但将“民族寓言”作为第三世界文学的专属特征，则不仅不够客观全面，而且会流弊无穷。 四、思想内核 尽管詹姆逊的这篇文章饱受诟病，但其思想内核却无疑具有客观的现实基础。首先，从第三世界国家自身来说，它们在抵抗殖民、争取独立、建设民族国家的过程中经历过重大的政治运动和激烈的社会动荡，个体的生活状态和命运前途与社会政治环境息息相关。因此，即使是那些关注私人生活和具有强烈心理倾向的小说，也往往有明显的政治寓意。而欧美虽然经历过二战，但从政治制度来说，基本上处于平稳状态，即使美国轰轰烈烈的民权运动，也是自下而上的维权运动，而不是自上而下的政治运动，因此欧美发达国家的民众受政治运动的影响相对较小。其次，由于资本主义在全球的扩张，第三世界国家时刻面临资本主义文化的入侵，而第三世界的知识分子必须在抵抗西方和迎合西方、建构民族身份和寻求西方认同之间进行权衡和考量。因此，第三世界的知识分子需更多地思考民族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关系，并进而确立自己的文化身份。第三世界的文学也因此具有了相对较多的民族性表达。而对于第一世界的知识分子而言，他们缺乏这种被文化入侵的切肤体会，也没有确立自己民族身份的迫切需求。因此第一世界的文学的民族性表达相对较少。其实詹姆逊的“民族寓言”思想不仅能够准确地用于他所分析的鲁迅身上，就是2012年获得诺奖的莫言，他被人称道的《生死疲劳》即是典型的“民族寓言”，小说中的人物基本上都是抽象模糊的符号，在一波波的政治浪潮中起起伏伏，很难被解读为私人生活的写照。 当然，阅读《第三世界文学》，我们依然觉得詹姆逊的结论太大太满，很难完全自圆其说。即使我们赞同第三世界文学的“民族寓言”特性，但却不应该过分强调西方文化的“强势”。资本主义经济的强大，当然难以否认，但西方资本主义文化是否就因为其经济的强大而一定强大呢?这是一个需要区别对待的问题，但很肯定的一点，就是我们要避免遁入还原性的经济决定论。西方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依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文化，但文化并非单纯由经济决定。而詹姆逊本人对晚期资本主义文化内涵的变化有过研究，揭示经济和文化的复杂关系。④文化的经济决定论无法成立，关键是由于文化的传承性。拿中国来说，我们虽然没必要时时强调五千年灿烂文明，但悠久而丰富的文化遗产，却是每个中国人时刻生活于其中的文化环境。这种文化环境绝不会在资本主义文化入侵面前一夜消失，或即刻发生巨变。简单地套用黑格尔的“主人—奴隶”关系来界定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的关系，似乎很难确定其合理性。因为，毕竟并不是所有的中国知识分子都在西方的文化压迫面前呻吟喘息，并进而与之进行“生死搏斗”(Jameson，Third-World Literature：68)。正如毛泽东所说：“中国是一个大国——‘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不愁没有回旋的余地。”(毛泽东21)中国悠久的文化历史，为中国知识分子提供了充足的辗转腾挪的空间，纵然受到西风东渐的影响，但还不至于凄凄遑遑地在西方文化的阴影下谋生存。文学往往表达历史性主题和非历史性主题，前者往往具备詹姆逊所说的整体性或政治性，而后者则更多根植于本民族的文化遗产。再者，由于作家的个体差异，从偌大的中国寻找纯粹个人性的写作并非没有可能。而这种情形在世界各地不同程度地存在。詹姆逊用来证明第三世界“民族寓言”特性的文学样本是鲁迅的《狂人日记》和《阿Q正传》，像这样具有强烈民族象征意义的作品，并不是很具有普遍性。 不管詹姆逊使用了如何有问题的术语，不管他做了如何具有政治倾向的分类，不管他的结论如何缺乏严密性，但我们依然可以确定两点：第一，他是出于对第三世界文学的友好态度和良好动机来写作此文；第二，他的中心思想确实具有合理的内核，为我们解读文学作品提供了一个有意义的角度。时至今日，依然有很多人在利用詹姆逊的“民族寓言”对文学作品进行有效的解读。第三世界文学在世界文坛的地位和影响力如今已经大大提升，不能不说有詹姆逊在其中的功劳。 注释： ①这是一段非常重要的文字，体现了文学批评在当今世界所面临的困境，可以用来解释众多理论界的问题。但很可惜的是，在张京媛1989年翻译的此文中，这段话被删去了。考虑到很多中国学者是借助这篇译文了解詹姆逊的思想的，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张京媛翻译，弗雷德里克·杰姆逊著：“处于跨国资本主义时代中的第三世界文学”，《当代电影》，1989年第6期，第45—57页。 ②关于《抹除》对所谓“民族寓言”式解读的批判，参见：陈广兴：“‘真实’的谎言——从《抹除》看美国族裔文学的困境”，《外国文学评论》，2010年第2期：第180—190页。 ③关于哈金《自由生活》负面民族形象的详细讨论参见：陈广兴：“自由的写作?——华裔美国作家哈金的悖论”，《中国比较文学》，2009年第3期，第80—89页；陈广兴：“讲述过于完美的成功故事”，《译林》，2009年第3期，第184—187页。 ④例如：“文化与经济进入对方领域，从而表述同样的东西。”见Fredric Jameson.Postmodernism,or,The Cultural Logic of Late Capitalism.Durham:Duke University Press,1991.P.xxi.标签：文学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第一世界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寓言论文; 他者论文; 世界历史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世界政治论文; 西方世界论文; 文化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艺术论文; 读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