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影视作品中母亲形象的性别意识形态建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意识形态论文,影视作品论文,性别论文,母亲论文,形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J9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4474(2009)03-0069-04
一、影视传播与性别建构
影视传播相对于传统的书籍媒介而言，传播速度和传播范围都要迅速和广泛得多，因而，影视作品塑造什么样的性别形象、传播什么样的性别观念，对建构大众的性别认识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
母亲角色是女性的生理角色，同时也一直被认为是女性不可替代的社会角色。近年来很多影视作品塑造了母亲形象，也传播着关于母亲的观念。从1990年张元导演的电影《妈妈》算起，20世纪90年代以来，荧屏上出现了电影《九香》(1995)、《我的父亲母亲》(1999)、《漂亮妈妈》(2000)和电视剧《嫂娘》(1998)、《母亲》(2004)、《中国母亲》(2005)、《老娘泪》(2006)以及2008年央视热播的电视剧《戈壁母亲》等众多以母亲角色为主角的影视作品。从社会性别的角度看，传统社会把母亲看成是女性的社会角色，而女性主义的性别理论认为，性别是被建构的而非天生的。社会是通过政治、经济、语言、媒体等塑造和传播性别观念的，因此，考察当前影视作品中母亲形象的类型，分析其所包含的情感评价、价值判断，可以进一步加强其所包含的母亲观念及性别意识形态的建构。
二、当前影视作品中母亲形象的类型化特点
考察20世纪90年代以来荧屏中呈现的母亲形象，可以发现类型化的传统母亲形象依然占据了荧屏主流。这类作品的人物往往是生活底层的普通妇女，独自承担着抚养和教育孩子的重担，有着坚忍无私的美德，最终都能获得回报或成功。从选材到情节到人物性格，当前影视作品对母亲形象的塑造有类型化的特点，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点：
1.人物的底层化
大部分作品塑造的主人公是社会的底层人物，或者说是处于艰难生活环境中的小人物。其中主要有两种类型：一类是普通的乡村妇女，一类是城市里的一般女工（或下岗女工）。众多作品通过讲述这些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普通妇女的母亲命运和她们同艰难生活不断抗争的故事，突出了中国母亲坚忍、勇于牺牲的优秀品质和高尚道德。
电影《九香》、《我的父亲母亲》和电视剧《嫂娘》、《母亲》、《老娘泪》、《中国母亲》以及最近热播的电视剧《戈壁母亲》的故事都以中国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乡村为背景，塑造了当时多子女的乡村母亲形象；而电影《妈妈》、《漂亮妈妈》、《中国妈妈》、电视剧《妈妈无罪》等则以城市中的普通妇女、一般工厂的女工为主角。影视作品要面向的是大众化的观众，因而在人物选择上，底层人们的生活更容易引发大部分人的同情和感慨。同时，选择底层人物，有益于情节设计方面对人物性格和精神的塑造。如29集的电视剧《母亲》以“文革”至今的历史为背景，描写一位东北贫困山区的农家妇女，在两任丈夫相继去世后带着四个孩子艰难生活的境遇。从30岁到80岁，她一直含辛茹苦地抚养着孩子，这是一位聪明、能干、要强的伟大的母亲形象。《中国母亲》讲述的是一个浙江小山村里的一位再婚女人凭借自己顽强的毅力，在婆婆常年卧病不起、孩子年幼的情况下，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将四个儿女全都培养成博士生的故事。这些小人物与艰难命运的抗争，更加凸显出忍辱负重和无私牺牲的中国母亲的传统品质。
2.叙事情节的苦难化
在情节设计上，几乎所有的作品都把母亲放置在苦难的生存环境之中。人的生存苦难有很多，总的来说归为两种：一是精神方面的，一是物质方面的。当人陷入选择的矛盾时，那是一种精神苦难；而当人要为基本的生存物质需求而挣扎时，那是一种物质苦难。在荧屏母亲形象身上，似乎不存在什么精神方面的苦难问题，因为社会对母亲身份的要求无非是她对家庭和孩子的付出如何，而几乎所有作品中母亲在选择付出时都义无反顾，毫无保留。那么剩下的就是演绎这些母亲如何付出、付出多少的问题了，于是创作者极力要展示的“伟大母亲”就只有和贫困以及灾难作斗争了。
当前这些影视作品都不约而同的设置了曲折多难的故事情节，以表现母亲们的伟大。苦难的主要表现有：家庭经济贫困，生存艰难（包括孩子的教育）；孩子智障、残疾；突然的灾难（包括疾病）；家庭中父亲早逝或离异，母亲独自承担家庭重担；或以上各种苦难都降临至某一个家庭。总之，种种磨难考验着母亲的意志和品质。
电视剧《嫂娘》、《中国母亲》、《母亲》中的母亲都是在和贫困的斗争中，独立而坚强地承担着抚养和教育多个子女的重任。她们心里想的全都是儿女，自己却承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痛苦，将生活要求降到最低程度：她们或拖延自己的病痛，或者牺牲自己的个人幸福；或卖血，或是加班加点抓住一切时机挣钱，只为了孩子们能健康成长，受良好教育。电影《妈妈》和《漂亮妈妈》的情节也基本相似，都是讲述和丈夫分居（或离婚）后的下岗女工在工作与照顾残疾儿子之间心力交瘁却又执著坚强的故事。电影《中国妈妈》中的母亲王秀琴虽然有丈夫，但丈夫在家庭中却不承担责任。当儿子突然生病时，是母亲的坚强本质让她没有放弃对儿子的治疗，并最终使儿子和正常的孩子一样完成了高中学业，同时也成功地打赢了医疗事故的官司，尽管整个过程历经苦难。《网络妈妈》中众多的母亲没有经历具体的苦难，但表现的是一个社会问题——“网瘾”，因而也可以将这个过程看作是苦难的一种表现。把母亲苦难化，是这类作品情节设计的特点。
3.情感的神圣化
一方面，创作者把母爱神圣化了，夸大了母亲的能力，因此母亲形象被神话化了；另一方面，广大观众也把这样的母亲形象视为一种象征，并歌颂和膜拜。母亲形象的神圣化，是当前塑造母亲形象的影视作品在情感倾向方面的共同点。当前荧屏母亲形象大都具有中国传统的美德和品质：善良、无私、仁爱、奉献、坚忍。因为母性和母爱，母亲的能力最终能战胜一切苦难，孩子们也终于能在母亲的奉献和牺牲中取得很好的成绩，或战胜病魔，或改邪归正。在这些作品中，母亲已不仅仅是生活中的个体，而几乎是美德和力量的化身。
当前荧屏中的母亲形象几乎都是没有瑕疵的完美母亲。以央视一套黄金时间播出的30集电视剧《戈壁母亲》为例，影片中的母亲刘月季是一位农村妇女，她为包办婚姻的丈夫钟匡民上养老下养小，无怨无悔16年。16年后丈夫有了消息，她便带着两个儿子和途中捡的女儿千里寻夫到新疆，找到丈夫时却因种种原因只能向身为军官的丈夫提出离婚，但为了孩子，就又不计个人得失留在兵团当了伙夫。在兵团，她关心人、帮助人，并精心照顾前夫年轻貌美的新妻小孟；小孟去世后，她又照料起小孟的孩子钟桃、侄子孟少凡。刘月季是一个理想的母亲形象，在她的身上体现了传统文化、男权文化对女性的全部伦理要求，《戈壁母亲》塑造了一位道德完美的女性形象，全剧充溢了赞颂和膜拜之情。《中国母亲》中的母亲也是道德楷模：有个男人向母亲伸出了援手，但母亲拒绝了这个男人结婚的暗示，可是当这个男人成为植物人的时候，母亲却宣布与他结婚；四个孩子先后考上了大学，又先后读完了研究生，并取得了博士学位，但母亲还是一个人生活在老家；当四个孩子相约在母亲节这一天从四面八方赶回老家准备给母亲一个惊喜的时候，母亲却已经离开了人世。这些作品中的母亲形象和神圣道德几乎合二为一，成为被歌颂的对象。
三、当前影视文化对母亲形象的性别意识形态建构
所谓性别意识形态可以理解为个人或群体对男女两性的理想、价值观等方面的解释或理解框架，其具体表现于文化、宗教、艺术等领域。阿尔都塞认为，传媒（出版、广播、电视等）是国家意识形态机器的一方面，发挥着比较隐蔽的意识形态的生产功能[1]。当前荧屏中高频率出现的类型化的母亲形象建构了一种根深蒂固的性别意识形态，即女性与母性的不可分离，母亲身份与牺牲、无私、伟大、无所不能等品质与力量密切相关，体现了父权制下的理想化的母亲观念。可以说，母亲形象成为一个构建女性性别特征的“本质主义”的符号。
1.母性被看作是女性的自然本性，是性别本质主义的一种突出的表现
性别本质主义(essentialism)，又称性别本质论，是一种强调男女存在本质差别的一种理论，如认为母性源于女性。当前的影视作品都建构了一种女性的母性本质。在男权文化中，女性一直是处于弱势的，男强女弱是一种基本的性别认定模式，然而，女性一旦成为母亲，其力量便无所不能，这种夸大可以说是源于对母亲神秘性的崇拜。正如埃利希·诺德曼指出：“女性，营养的给予者，在各地都成为令人肃然起敬的自然法则。”[2]因此，爱、奉献、无私、牺牲等道德要求成为母性的必然内容。通过这些通俗的影视作品，我们清楚地看到这些母亲身上的神话配置成为了女性永久不变的特性。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些家庭通俗剧呈现了男权制的核心家庭加诸于女性身上的种种限制，并通过传播教育女性去接受这些限制，让她们认为这是“自然”的、不可避免的，是一种天生的特性，而男性则不受这种规约。
2.母亲身份依然被界定为一种家庭角色
美国著名女性主义者凯特·米利特认为，男权制的主要机构是家庭。在男权制社会里，妇女即使拥有合法的公民身份，对她们实施统治的也往往只是家庭[3]。当前影视作品中呈现的母亲形象主要以家庭为中心，她们自身价值的实现依赖于他人，又以照顾他人的能力为衡量标准。传统的伦理定位及形象的刻板模式使“母亲”依然是社会诠释男性价值观念的有效形象。就如有些学者指出：“《渴望》远远不是一种没有政治色彩的大众娱乐方式，代表的是一种含有重要政治意义的‘霸权’文化形式。”[4]对母亲身份的家庭伦理的道德评价也可以看作是一种性别文化霸权的体现。在传统男权社会的话语系统中，“母亲”成为生殖崇拜的对象、伦理纲常的体现者、牺牲的典范与家族延续的力量。母亲意义承载着沉重的家庭伦理信息，这种信息随着叙事的传播渗透到日常生活中，成为对母亲的道德评价与要求。因此做母亲的女性必然要承受沉重的家庭要求的压力，对于女性而言，母亲身份可能是其主体身份的最重要的甚至唯一的身份。同时，这种规则也在不断的建构过程中被内化为对具有“母亲”身份的女性价值的评价标准，在这种评价体系中，女性的“母性”被放大，而“人性”则被限制。
3.母亲身份被确认为具有女性性别的群体价值
从作品的命名看，大部分作品都用全称式的命名，如《母亲》、《中国母亲》、《中国妈妈》、《妈妈》、《戈壁母亲》等，作品把“这一个”“母亲”当作是一种普遍的母亲身份特征，这些雷同的故事和性格基本相近的人物已经构成模式化的创作倾向。而从观众的接受效果看，这些凝固和表现母亲伟大性的作品也深受人们的欢迎和好评，如有人说：“母性的献身精神确实伟大，而献身的背后常常伴随着的苦难和不幸，就更让母性凸显其崇高和感人。虽然刘月季的母性是日常的、朴素的，但却是向着大爱和崇高不断地延展、递进，最终达到爱的极致和巅峰。”[5]还有人说：“刘月季的艺术形象被诗情所升华，一个活生生、沉甸甸而与时代共脉搏的母亲，在莽莽大戈壁百万兵团人屯垦戍边的火红岁月里，她以大地般宽宏、蓝天般纯净的胸襟和人情美、道德美，为我们电视剧的形象画廊增添了一个十分鲜活而有力度的新的艺术典型。”[6]可见，这样的母亲不仅仅是个别的形象，而成为承载着厚重的情感的一种符号和象征了。通过作品建构的神话形象以及对这种神话的崇拜情感，母亲身份成为女性人生中难以逾越的选择范围，可以说现代影视传播的是一种根深蒂固的母亲观念。
四、结语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当前影视传媒中母亲形象在苦难与悲情中被神圣化、集体化了，并建构了一种父权制下的性别意识形态。就像美国女性学者亚德里安·里奇在《生于女性：经历与制度化的母性》中指出的：“制度化的母性要求女性具有母亲的‘本能’而不具有智慧，要求她们无私而不是自我实现，要求她们建立同他人的关系而不是创建自我。”①父权式的性别观念是导致当前影视作品中母亲形象单一性和模式化的根源。“传播媒介的内容……同时在延续并创造着文化，由大众传媒所塑造的定型化了的性别角色，极易内化为受众的社会期待，最终影响受众的社会性别认识和行动。”[7]从接受的角度看，大部分的受众都认同了这样的母亲观念，同时，内化为对母亲身份的评价和要求。
应该说，新中国成立以来，女性在社会的各个领域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而当前在塑造理想化母亲形象的影视作品中大多把做母亲当作是女性性别的自然属性，于是很多妇女觉得她们承受着很大的压力，需要放弃工作回到她们的家庭角色中去。在这样的背景下，对富于牺牲精神和以子女为生命价值核心的母亲观念的宣传，并没有给女性性别带来新的意义，而是在巩固从传统话语中继承来的性别不均。
很少有人意识到需要变化。“——我们是某一特定文化里的平民，终生所受的训练都是让我们去理解和信仰它的意识形态；即便我们已经意识到，它的社会现象呈现了构成特性和人为特性，也该认为它是‘理所当然’的，只可能有最浮面的变动。”[8]虽然变化是困难的，但也是需要的。因而，从社会性别的角度而言，我们更需要影视作品虚构和叙述更具多样化和多元化的性别人生，打破性别的刻板模式（如塑造男性担任母亲的社会角色或做母亲的女性不仅仅是抚育孩子，也有个性化的人生选择），进而为男女两性的人生提供多样性的选择参照，这不能不说是对影视工作者的一种更高的社会责任要求。
收稿日期：2008-12-28
注释：
①转引自刘岩《母亲身份研究读本》第23页。该书于2007年由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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