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现代化的三大创新——纪念五四新文化运动80周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三大论文,中国文化论文,周年论文,文化论文,四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的新文化运动，为中国文化的综合创新、中国文化的现代化，打开了新的篇章、新的天地。
近年来海内外有些人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走向与历史地位发生疑问，甚至认为这是20世纪中国文化激进主义、破坏主义的始作俑者。实际上，这种看法可谓“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完全曲解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精神实质。
在纪念五四新文化运动80周年，迎接21世纪中华文明现代复兴之际，我们必须做出斩钉截铁的明确回答：
五四新文化运动开辟的中国文化现代化方向不容否定，这是中国文化走向现代化的伟大起点！
五四新文化运动带来了中国文化现代化的三个伟大创新，从而为中国文化的现代综合创新打开了新的空间。
彻底反对封建主义，中国文化走向现代化
第一个伟大创新，就是彻底走出封建主义文化蒙昧，走向中国文化现代化。
中国封建主义如千年古树，根深蒂固，死而不僵。在“封建经济——封建政治——封建文化”的三维一体的社会机体中，封建主义文化更可谓源远流长，盘根错节，难以根除。
纵观中国历史长河，公元1000年前后的两宋时代，中国封建社会、封建文化已达到鼎盛时期，已经孕育着近代化的萌芽，只待内外条件成熟就可以发展起来。然而，封建主义的躯壳和幽灵都表现得特别顽固，经受了从外到内的一次又一次冲击，一直到五四运动之前，仍在顽固抵抗、苟延残喘。
首先是北方游牧民族，先后两次打进中原，建立了元代与清代，打垮了内部已经腐朽透顶的南宋与明代。但是，由于这些北方游牧民族文化上相对落后，因而他们虽是武力上的征服者，却是文化上的被征服者，很快就被中国封建文化同化了，征服了，只是给中国封建文化进行了部分的输血、换血，却不能解决走出封建主义、走向现代化的根本问题。
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农民起义规模特别大，次数特别多。这些农民起义摧垮了一代又一代封建王朝，但由于缺少先进的生产力与先进的文化形态，也难以使中国文化走出封建主义磨道与怪圈。
从1840年鸦片战争起，西方列强一次又一次打进中国，西方文化乘机大量涌入中国，彻底暴露了封建主义的腐败透顶、穷途末路。然而，帝国主义殖民文化与封建主义蒙昧文化，却结成了反对中国现代化的“神圣同盟”，中国文化现代化的问题还是没有出路。
从1898年戊戌变法到1911年辛亥革命，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开始登上中国政治舞台和文化论坛。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发动的戊戌变法，如暗夜中的一道闪电，使人看到新文化的潮头涌动，然而却终未触动封建文化的深厚根基。1911年辛亥革命，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铲除了自秦始皇以来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然而却未能根本解决更为深层的封建文化问题。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1919年巴黎和约签订，中国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胜国之一，却仍要割地求和，激起了中国人民极大义愤。新文化运动有深厚根基的北京大学高举义旗，在政治上、思想上、文化上，第一次坚决、彻底、全面地兴起反对封建主义的思想斗争。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基本内容，至少包括以下六个层面：
以民主代替封建专制；以科学代替封建蒙昧；以新道德代替封建礼教；以新文化代替旧文学；以新型学校教育代替尊孔读经、科举制度、封建教育；以现代新型白话文化代替古代深奥的文言文。
这六个方面汇总到一起，形成五四新文化运动昭示的一个鲜明的时代主题：
中国文化必须走出封建主义，走向现代化；
坚决地、毫不妥协地反对封建主义的腐朽文化；
全面地反对封建主义的腐朽文化；
彻底地反对封建主义的腐朽文化。
这就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锋芒所向。这就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鲜明时代特征。这就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精神实质体现。这就是五四新文化运动超越前人的真正伟大之处！
高举民主与科学的旗帜，开放引进西方近代文明成果
第二个伟大创新，就是高举民主与科学、德先生与赛先生的旗帜，开放引进西方文化现代化的主要文明成果。
怎样引进西方文明成果，推进中国现代化？
对于这个时代课题的探索，大体上走过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以开放引进西方近代器物文明成果为主。从1840年鸦片战争前后，到19世纪中后期的洋务运动，主要是沿着这条路子走的。他们先后迈出三大步：第一步是“师夷制夷论”，在鸦片战争前后，林则徐、魏源作为“睁开眼睛看世界、学习西方救中国”的先行者，率先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主张学习西方的船坚炮利，技术先进，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第二步是“实业救国论”，19世纪70、80年代，以冯桂芬、王韬、薛福成、马建中、郑观应为代表的新一代启蒙思想家，要求学习西方的近代技术、近代商业、近代工业，走实业救国的道路。第三步是“中体西用论”，19世纪中后期，以张之洞、李鸿章等人为代表的洋务运动打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旗帜，他们的目的仍在于维护封建专制主义的根本制度和根本道统，走官商资本兴办工业的道路，在物质技术层面引进西方部分近代工业化文明成果，有限度地推进中国现代化。
第二个阶段，深化到以开放引进西方制度文明成果为主，走在这条道路上的，也有三批思想家，他们先后在学习西方新学的基础上，提出了中国农民革命派的近代化纲领、变法维新派的近代化纲领、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的近代化纲领。
在太平天国运动后期的1859年，具体主持朝政的洪仁玕向天王洪秀全献上了《资政新篇》，学习借鉴西方近代工业化中的制度文明成果，提出了中国制度现代化的初步蓝图。这是由中国农民革命派提出的第一个近代化纲领，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走向资本主义近代化的理论纲领。可惜时运不济，更缺少实现这一纲领的主体力量，因而它虽受天王首肯，却遭历史冷遇。
1898年戊戌变法前后，以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为代表的变法维新派的思想家，看到张之洞等洋务派固守“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死路一条，因而他们力主引进西方国家民主制度、议会制度、政党制度、君主立宪制度，第一次提出了有重大影响的近代化纲领，在“制度文明”这个更深层次上推进中国现代化。然而，他们都没有找到实现制度现代化的现实途径与现实力量。他们把宝全部押在一位只有二十来岁、手中又没有实权的光绪皇帝身上。而虎视耽耽的慈禧太后、随风转向的袁世凯，都实权在握，固守封建道统与封建制度，难怪谭嗣同在变法失败、慷慨就义时，只能发出“有心变法，无力回天”的哀鸿之鸣。
孙中山提出的三民主义，是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近代化纲领，也是第一个具有直接实践意义、现实指导意义的近代化纲领。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大巨变，在中国制度文明的近代化，尤其是国家政治制度的近代化上迈出了重要一步。然而，由于缺少更为深层的“精神文明现代化”的支撑，帝制虽然不在了，袁世凯复辟帝制的企图虽然失败了，封建主义政治思想文化依然阴魂不散。辛亥革命在相当程度上走了过场，根源就在于“制度文明现代化”缺少更深层次的“精神文明现代化”作为强大精神支柱。
第三个阶段，以开放引进西方近代精神文明成果为主，代表这个新阶段的历史起点和思想起点，首先就是五四新文化运动。
通常所说的“五四运动”，实际上包含着两个运动，或者说是一个运动的两个方面、两个层面：一是1919年五四爱国主义政治运动；二是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的思想解放和新文化运动，起点是1915年9 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后改名为《新青年》），上升点是1917年《新青年》移入北京大学，和蔡元培倡导的北京大学教育改革相结合，峰值点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最早传播相结合，和反帝反封建的爱国政治运动相结合，其余波一直延续到1922年。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思想旗帜和主要理论纲领，就是从西方近代化文明成果中请来了“德先生”和“赛先生”，高举起民主与科学的旗帜。这个理论旗帜的形成，也经历了两个不同的发展阶段。
1915年9月的《新青年》创刊号上， 陈独秀在发刊词中提出了解放思想的六点纲领，最后画龙点睛地升华为“科学与人权”两大口号，是对学习西方近代文明成果，推进中华文明现代化之道的最高概括：“近代欧洲之所以优越他族者，科学之兴，其功不在人权说下，若舟车之有两轮焉。”“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
1919年1月的《新青年》第6卷第1号上， 陈独秀为回答各种对新文化运动的非难指责，更鲜明、更准确、更突出地举起了“科学与民主”的伟大旗帜：“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和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在这篇文章最后，陈独秀还特别点明了民主与科学、德先生与赛先生正是西方近代化光明之道与主要成果：“西洋人因为拥护德、赛两先生，闹了多少事，流了多少血，德、赛两先生才渐渐从黑暗中把他们救出，引到光明世界。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
在这里，民主是一个多层次的大系统，可分为“民主制度——民主程序——民主观念——民主精神”等诸多层次。五四新文化运动最为强调的，首先还是最高层次的人民主权论的民主精神。民主制度、民主形式固然重要，但没有民主精神贯穿其中，民主形式只是徒有躯壳而已。科学也是一个多层次的大系统，可分为“科学知识——科学理论——科学方法——科学精神”等诸多层次。五四新文化运动最为强调的，首先是最高层次的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具体的科学知识固然重要，而强调实事求是、实践标准的科学精神，更是现代化的根本和灵魂。
五四新文化运动举起的民主与科学旗帜，一下子抓住了西方近代化的主要成果与精神实质，深入到了“精神文明现代化”、“民族精神现代化”，深刻地昭示了中国文化走向现代化综合创新的思想主旨、深层本质。
传播马克思主义科学，呼唤社会主义新型民主
第三个伟大创新，就是乘俄国十月革命之春风，开放引进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社会主义民主的新文化，为中国文化的现代化综合创新提供了世界文明史上最新的源头活水。
如果说，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高举起科学与民主旗帜的第一人是陈独秀先生，那么，最先举起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新文化旗帜的，首推李大钊先生。代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开始正式传播的历史文献，主要与李大钊有关，多半也与《新青年》的三篇文章有关：
1918年7月1日发表的《法俄革命之比较观》，最先从比较18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与20世纪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差异中，举起了社会主义的新思想、新文化旗帜：“俄罗斯之革命是二十世纪初期之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是社会主义的革命而并著世界的革命之采色者也。时代之精神不同，革命之性质自异，故迥非可同日而语者。”“俄国今日之革命，诚与昔者法兰西革命同为影响于未来世纪文明之绝大变动。”
1918年11月发表的《庶民的胜利》一文，最先阐明了十月革命与社会主义的世界历史意义及对20世纪中国文化走向现代化的决定性影响：“一个事件的发生，是世界风云发生的先兆。一七八九年的法国革命，是十九世纪中各国革命的先声。一九一七年的俄国革命，是二十世纪中世界革命的先声。”“人道的警钟响了！自由的曙光现了！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1919年5月号的《新青年》为李大钊主编的专刊《马克思号》， 开始发表李大钊的长篇论文《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在中国第一次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与科学体系，“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三个组成部分，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对于中华文明现代化的指导作用与启迪意义。
自从李大钊举起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旗帜以来，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科学与民主”旗帜，增添了更新的深刻涵义：
“科学”一词，原来指的主要是西方近代科学，包括技术科学与理论科学，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科学知识与科学精神；而从马克思主义传播之后，五四新文化运动所倡导的“科学”，不仅包括西方近代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而且更重要的是首先包括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科学，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宇宙观，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
“民主”一词，原来指的主要是西方近代资本主义民主制度，其骨骼系统为议会制度、政党制度、三权分立制度，核心是近代代议制民主；从马克思主义传播之后，“民主”更是指社会主义新型民主，最广泛最深刻的人民民主，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结合的民主制度，最为强调的首先是人民参与、人民管理、人民自治、人民监督的直接民主制度。
五四新文化运动代表了中国文化现代化的时代大潮，代表了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新文化走向。
由于这只是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开端，因而还存在两个比较突出的历史局限和思想局限：
一是早期陈独秀、胡适在一定程度上带有“全盘西化论”倾向，对西方近代文化缺少一分为二的具体分析，西方文化好，就是一切都好。
二是钱玄同、吴虞等少数思想家，对于孔子与中国传统文化有时也缺少必要的一分为二的科学分析，以为中国传统的封建文化坏，就是一切都坏。这些支流代表不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精神实质与思想主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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