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海啸”与中国社会政策的转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海啸论文,中国社会论文,政策论文,金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当前由“金融海啸”所引发的经济危机，在许多层面与西方国家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期所遇到的问题有相近之处，其实质都与消费不足有关。过去十多年的市场化改革，尤其是亚洲金融危机以来，主要社会福利制度快速市场化，在促进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也埋下了消费不足的制度性根源。罗斯福新政在应对该问题时所给予我们的启发是：用“保卫社会”的方式来“应对萧条”。
西方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与“保卫社会” 对于发生在1929-1939年间的全球性经济大萧条，理论界一直存在多种解释，但人们普遍同意，这次大萧条是由消费不足而引发的一次大规模生产过剩。面对那次长达10年的经济危机，美、英、德等国政府纷纷采取措施以刺激经济复苏。以历史的眼光来看，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采取的措施并不局限于经济领域，同时也推动了一系列的社会变革，包括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改善劳工生存环境并允许其组建工会、调整社会利益关系等。这些社会变革成为“应对萧条”的重要机制，从最终的效果来看，它们并非外在于经济结构，而是成为“资本主义秩序保持活力的基本需要”。
甚至有迹象表明，倘若没有这些社会变革的支持，单纯的经济刺激措施往往难以收到明显的成效。这一点可以通过比较美国大萧条时期胡佛政府和罗斯福政府的举措而得到印证。胡佛总统显然是自由主义经济的坚定信仰者。他就职总统时，正是美国资本主义发展到比较繁荣的时期，但仅仅在半年后，美国就发生了史无前例的经济大危机。客观地来看，在这次日趋严重的经济萧条中，胡佛总统的表现既不像美国许多民众所认为的那样无能，也不像传统学术界所认为的那样无为，他很快就采取了一系列应对措施，这些措施主要集中于刺激需求和对金融秩序的调整上，包括：(1)扩大政府公共工程项目开支、提高关税、降低个人和私人企业的所得税等财政政策，创造就业机会、保护国内市场、提高国内购买力；(2)颁布联邦法令、建立有关反萧条机构来稳定金融秩序、防止萧条的扩散；(3)对农业进行援助，促使国会通过了农业产品销售法，并建立联邦农业局，希望改变农业萧条的局面。
相比于经济领域的这些改革，胡佛政府在社会领域几乎没有作出什么相应的调整：他虽然意识到了低工资造成的消费不足是经济危机的重要原因，却并不主张让工人们组织起来和资方谈判，而是寄希望于政府撮合下的劳资双方间的“君子协定”；他反对国会把联邦基金用于失业救济和社会保障，他在接受总统候选人提名的竞选演说中仍宣称，“救济失业工人纯粹是私人慈善机关和地方当局的事，由联邦政府来干预这种事是与美国制度的传统相抵触的”。事实证明，胡佛政府在1929年至1933年间单纯的经济改革并未有效地改变消费不足的状况，不安和缺乏信心成为那个时期的历史写照，而这又进一步加速了金融形势的恶化，以至于罗斯福一上任就必须面对银行濒临垮台的巨浪。
经济学家们普遍认为，罗斯福新政与胡佛政策的最大不同在于，前者主张政府干预经济运行，后者主张自由放任经济。相比之下，两者在社会改革方面的不同态度则较少引人关注。民主党出身的罗斯福代表的是中下阶层的利益，因此，他在应对经济危机的过程中，不仅大刀阔斧地推行了各种经济改革措施，而且也着手对美国当时失衡的社会利益结构进行了调节，采取了一系列社会改良措施，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措施包括：(1)允许工人建立工会，以组织化的方式与资方建立集体谈判制度；罗斯福政府于1935年6月27日通过《国家劳工关系法》，规定工人有组织工会的权利，雇主不得干预或图谋控制劳工组织，雇主不得拒绝与工人集体谈判合同，不得歧视工会会员，根据该法案成立的劳工关系委员会，负责处理与雇主的申诉；(2)建立社会保障制度，1935年通过的《社会保险法案》在美国建立了第一个全国性的社会保险体系，该法案规定了养老金制度、失业保险制度和对残废、无谋生能力者提供救济；(3)采用了累进制的税收政策，减弱了贫富分化的速度。这些社会改良措施的推行，使得美国1920年代经济快速增长时期形成的失衡社会利益结构得到调整，一个具有较强购买能力的中产阶层在美国社会快速扩大。不仅如此，社会保障(保险)制度的推行，还使人们形成了稳定的预期，进而塑造了一种与“耐用消费品”时代相称的消费生活模式。这些都是促使美国摆脱20世纪30年代经济危机的重要社会条件。
无独有偶，虽然德国在面对20世纪30年代经济危机时走向了法西斯的道路，但纳粹政府同样开展了一系列社会改良以应对危机：希特勒上台后就开始重建社会保障体系，落实社会福利政策，增加和提高国民的社会福利，通过“劳动美化活动”来改善工人的劳动条件和劳动环境，扩大了职工的有薪休假制度。希特勒政府还努力调节社会结构，缩小社会贫富差距(见表1)。这些社会改良措施为德国经济和民众信心的恢复提供了重要的支持。
表1：1928年-1936年德国贫富分化程度
1928年(％)1936年(％)
最高收入 2728
一般收入 4953
最低收入 3127
数据来源：卡尔·哈达赫著，1984.杨绪译，《二十世纪德国经济史》，商务印书馆.
可见，西方国家在面对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都采取了积极的社会改良措施，这些措施调节了社会利益结构，扩大了中产阶级的规模，形成了以社会保障为核心的社会安全网络进而使越来越多的人敢于“透支”明天的财富，最终为解决消费不足的危机诱因提供了制度性保障。这些措施在波兰尼看来就是资本主义国家通过“保卫社会”来应对“自我调节的市场”(self-regulated market)所产生的整体性危机的过程。“保卫社会”恰恰是市场力量被过度释放时，捍卫市场秩序的重要路径。
亚洲金融危机与中国的福利制度市场化 如果说30年代西方国家应对大萧条的重要措施是通过“保卫社会”来重建经济的话，那么，中国在面对亚洲金融危机时的举措则几乎是相反的——在1998年以后，人们观察到的是一个社会福利制度不断市场化的过程。
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是局部范围内的一次金融风暴，它席卷了泰国、马来西亚、韩国、印尼等亚洲国家，并对我国尤其是香港地区的经济运行产生了不利影响。在其影响下，我国国内出现了有效需求不足和经济增长乏力的问题，中国政府很快作出了反应，最引人注目的是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学者们普遍认为，正是这种积极的财政政策刺激了投资和经济的增长，使中国摆脱了亚洲金融危机的阴影。
从时间上看，1997年至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也是中国福利制度变革的标志性分水岭。此前，中国的教育、医疗、住房等社会福利制度虽已开始了市场化的探索，但速度较为缓慢。亚洲金融危机以后，主要福利制度的市场化速度被大大加快了：1998年7月，《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颁布，由此停止了福利分房，在制度上建立市场化住房体制，并明确提出把住房产业培育成经济支柱产业；“教育产业化”的提法也始于1998年。从1999年开始，中国的高等教育经历了一场跨越式发展，到2004年，中国各类普通高等学校招生420万人，是1998年的4倍，高收费和市场化运营自此开始渗透到教育领域；1998年我国开始推行三项医疗改革(中国医疗保险制度改革、医疗机构改革、药品流通体制改革)措施，自此，医疗改革的市场化速度大大加快。教育、医疗、住房这三项重要社会福利制度纷纷于1998年开始加速市场化进程，这很可能是为了短期内扩大内需，以弥补亚洲金融危机带来的外贸缩减，保持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
主要社会福利制度的快速市场化，虽然在短期内可以拉动内需，但从长远来看，却导致了中国社会的高储蓄和低消费并存的现象。由于大多数人在面对日益增加的现代社会风险时难以形成安全感和稳定的保障预期，他们便提高了自己的储蓄率并控制自己的消费行为(如图1所示)。其结果是，无论中国社会有多么高的储蓄率，也不可能出现较高水平的消费，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也就始终无法由出口驱动转变为内需驱动。由于中国缺乏一个坚实的内部需求市场，一旦国际市场发生大起大落，中国经济必然要受到严重的影响——这正是今天“金融海啸”可能令中国实体经济遭受巨大损失的深层原因。
图1：1978年-2004年以来中国城镇、农村居民储蓄率
数据来源：中经网数据库
社会福利制度作为再分配体系的重要构成部分，其快速的市场化也进一步加速了中国社会结构的分化。根据有关研究，中国1999年的基尼系数是0.457，2000年为0.458，2001年为0.459，2002年为0.460。社会结构快速分化的后果是占总人口大部分的人拥有的财富却相对有限，这也是内需长期以来难以拉动的结构性原因。
当中国面对2008年的金融海啸时，一些经济学家开始发出“金融危机前，我们已经出问题了”的感慨。但在这些经济学家眼中，“问题”主要出在经济发展格局上。而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问题”确实是早就埋下了，但这些“问题”并非单纯的经济结构问题，而是社会结构与社会利益关系失衡以及社会安全网缺失的问题。
以“社会建设”应对金融海啸 当前中国所面对的情形与10年前的亚洲金融危机有很大的差异。其中最明显的一点是：亚洲金融危机时，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美国与欧洲各国)需求仍较旺盛，中国政府可以通过鼓励出口的方式来扩大对这些国家的贸易份额，并通过加大国内基础设施建设的方式增强国际竞争力，以吸引更多的投资；而当前的金融海啸却已在全球范围内形成灾难性的破坏，这就使得中国依赖的海外市场全面萎缩。在这种背景下，扩大有效内需，由出口驱动型向内需驱动型经济转变就成为应对金融海啸的最重要的战略选择。
有效扩大内需的基本条件是全面提升国内的消费能力，并形成与当前经济产业结构相匹配的消费观念和消费方式。而要实现这些目标，仅仅依靠大规模的基础建设投入是不够的。从西方国家20世纪30年代应对大萧条的经验来看，要解决消费不足和消费观念转变的问题，就有必要从调整社会利益结构、建设全民普惠的社会保障体系等社会建设的角度着手，调整公共政策的改革方向。其中包括：第一，在劳资关系的调节上，建立一种双方都能认同的集体谈判机制，以保障劳方能分享扩大投资和经济建设的成果，为内需的拉动提供必要的基础；第二，适应中国当前社会发展的现状，建立起全民普惠的分层保障体系，合理配置公共财力和市场资源，形成多层次的社会安全网，使人们形成相对安全和稳定的预期，从而为国内消费能力的提升提供制度保障；第三，通过合理的税制改革，平衡社会利益结构。
当然，政策的调整不仅仅是一个思想认识的问题，更是一种力量博弈的结果。从罗斯福新政的历史过程来看，新政的实施不仅需要科学的设计，更需要借助于巧妙的推进策略。
*在本文的写作过程中，受到李友梅教授、孙立平教授的许多启发，杨艳文同学也为本文的写作提供了一些资料和线索，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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