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回归若干问题探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探析论文,若干问题论文,澳门回归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99年12月20日，中国政府将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这是继香港回归之后中华民族的又一盛事，是国家统一大业的重要一步，对中华民族的振兴，对全面推进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都具有重要意义。
澳门问题的解决和澳门特别行政区的建立，是在邓小平提出的“一国两制”方针指引下进行的。这一方针首先运用于香港问题的解决和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建立，并且被香港回归两年多的实践证明是正确的，符合实际的，是对国家和香港都有利的。与香港相比，澳门在政治、经济、法律和社会文化方面有自身特点。研究这些特点，把它们放在大的时间、空间背景下进行考察，有助于准确把握澳门回归这一重大的历史性转变，并对未来的澳门特别行政区及其发展方向有一个全面的认识。
澳门的历史与现状
澳门位于珠江口的西南，总面积约23.5平方公里，人口约为45万，中国人约占总人口的97%，葡萄牙人、土生葡人和其他外国人约占3 %。葡萄牙人于16世纪中叶入据澳门，鸦片战争后占领今澳门全境，开始实行全面殖民统治，先后派任127任总督。目前， 澳门根据葡有关法律是“葡萄牙管理下的特殊地区，享有行政、经济、财政和立法自治权，拥有自身的司法机构并享有司法权”。
澳门经济在70至80年代经历了高速增长期，目前以出口加工业、旅游娱乐业、建筑房地产业、金融保险业为四大经济支柱。1998年澳门本土生产总值594亿澳门元，人均约18000美元。对外贸易总额326 亿澳门元（下同），其中进口170亿元，出口156亿元。澳门政府1998年财政收入107亿元，财政支出106亿元，外汇储备25亿美元。澳门素有“赌城”之称，近两年旅游博彩业（主要是赌业）已成为澳门第一大产业，约占本地生产总值的42%。政府支出的50%由赌税收入提供，赌场直接、间接从业人员占澳门就业人口的1／3。赌业的淡旺在某种程度上成了澳门经济景气的晴雨表，因赌业自身特点，其对社会治安也有重大影响。
澳门与欧洲国家、葡语国家的联系相当广泛，与香港在经济、社会、文化各方面关系密切，中葡联合声明签署后，内地逐渐成为澳门周边最大的影响因素，两地相互投资与贸易对澳门经济影响很大。澳门没有本地政党，但民间社团发达，爱国爱澳力量强大，右派及敌对势力生存空间狭小。澳门宗教种类繁多、信徒众多，西方宗教组织在当地有相当的影响力。澳门初等、中等教育普及，正规高等院校只有一所。东西方文化在澳门都有确定的载体和广泛的体现。受自身条件所限，澳门当地科技、文化活动影响力不大。澳门主流中文传媒基本坚持正确立场，刻意搞对抗的基本没有，葡文传媒影响范围小，言论上也较有节制。澳门民风纯朴，无论是普通居民还是企业、机构、社会团体对回归都持积极态度，并抱有很高的期望。
澳门问题的解决与“一国两制”方针
澳门虽被葡萄牙非法占领，但历届中国政府均不承认葡萄牙对澳门拥有主权。1972年我国驻联合国代表曾致函联大非殖民化委员会，表明了中国政府对港澳问题的原则立场。1979年2月8日，中葡建交时达成谅解，确认澳门是中国领土，目前由葡萄牙管理，适当时候将通过友好协商解决。
1984年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签署后，解决澳门问题即提上日程。1986年8月至1987年3月，中葡两国就澳门问题举行4轮谈判， 由于没有主权之争，中葡谈判比中英谈判香港问题时顺利得多。在最后签署的联合声明中，中国政府按“一国两制”方针阐明了处理澳门问题的基本原则立场，即：1999年12月20日中国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设立直辖于中央政府的澳门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的自治权，不实行社会主义的制度和政策，澳门现行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不变，法律基本不变，等等。按“一国两制”构想处理澳门问题体现了“实事求是”这一邓小平理论的精髓和和平、平等、开放的时代特征，开创了国与国之间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以及一国之内不同社会制度长期共存的有益模式，实施这一构想具有历史的必然性、政治上的合理性、操作上的可行性和理论上的创新性。
首先，经历两次世界大战和二战后国际形势的深刻变化，至本世纪末一种为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普遍认同的处理国际关系和国内事务的准则逐步确立，即以和平与发展为主旋律，以各国人民的意志和愿望为自我选择的依据，以实践为检验认识合理性的标准。这是解决澳门问题的理性的历史认知背景。
其次，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和国际政治、文化交往的加强，各国、各地区之间在文化与意识形态方面的趋同性增强，宗教、语言、民族等方面的差异性缩小。人们认识到，意识形态之争不应与经济发展对立起来，而应对社会稳定、经济发展起促进作用。这种认识为解决澳门问题提供了政治上的合理性。
第三，“一国两制”方针在保证国家主权实现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保护了澳门的整体利益和澳门居民的个人利益，也兼顾到外国在这一地区的经济利益，有利于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受到各方面的欢迎和认同，为顺利完成澳门政权移交创造了最佳条件，使澳门问题的解决具有操作上的高度可行性。
第四，“一国两制”构想具有丰富内涵，包括：澳门回归与国家改革开放进程和社会经济发展战略相适应的关系问题；处理国家、地区和民族矛盾的新思维问题；单一制国家结构形式包容复合制特点的问题；保证“一国”的前提和“两制”的双方如何建构理性、互利关系的问题；在高度自治中中央政府行使有关权力的问题；等等。这些问题经系统化、理论化，成为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体现了“一国两制”方针在理论上的创新性。
澳门基本法——澳门回归与未来发展的可靠保证
全国人大于1993年3月31 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是我国政府对澳门的基本方针政策具体化、法律化，是“一国两制”构想的集中体现。
在“一国”方面，基本法规定：澳门特别行政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作为一个高度自治的地方行政区域直辖于中央人民政府。中央人民政府主要管理与特区有关的外交事务和防务，依法任免特区行政长官等主要领导人，在特殊情况下发布命令批准全国性法律在澳门实施。
关于“两制”的规定是基本法的主要内容。如澳门特别行政区享有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特区可自行制定文化、教育和科技政策；特区可以“中国澳门”的名义，单独同世界各国、各地区及有关国际组织保持发展经济、文化关系；特区继续作为自由港和单独关税地区进行经济活动，澳门元作为特区的法定货币继续流通和自由兑换；特区财政独立，中央人民政府不向特区征税，等等。
基本法体现了以下几个重要原则：
一、国家主权原则。基本法是为解决中葡之间的历史遗留问题，为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完整，为实现澳门回归进而实现祖国统一而制定的，主权是国家价值观的最高点，主权原则是澳门基本法的首要原则。
二、高度自治原则。即在确保国家统一与主权完整的大前提下，给予澳门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的权力，保留澳门在社会、政治、经济等基本制度上的特殊性，允许它们在根本制度上同全国不一致。
三、维护特区稳定繁荣的原则。澳门是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保证澳门的稳定和繁荣有利于祖国内地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基本法对澳门政治、经济、法律、文化教育等方面的规定，其主旨就是尽可能地保留现状，避免剧变，以利社会稳定，居民安居乐业，经济继续发展。
四、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的原则。基本法是以“一国两制”为总的指导方针而制定的，“一国两制”本身就是高度原则性和高度灵活性相结合的产物。如果只有“两制”而没有“一国”，就意味着在主权问题上丧失原则性。反之，如果只有“一国”而没有“两制”，就不能顺利解决澳门问题，不能保持澳门的稳定繁荣并最终达到分步实现国家统一的目标，也不利于全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过渡时期——政权交接与特区成立的准备
1988年中葡联合声明生效至1999年回归这12年，称为澳门的过渡时期。澳门过渡时期大致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中葡关系总的来说保持了友好合作。两国领导人和负责官员多次互访，就澳门问题交换意见。两国政府间成立了中葡联合联络小组和中葡土地小组，磋商解决澳门过渡时期的一系列问题，使澳门国际机场建设、中国银行参与发行澳门币等问题获得解决，澳门土地基金由中方为未来特区政府代管的部分本息合计达102亿澳门元。 澳门一直没有财政储备制度，因此这笔钱将成为特区政府启动时一笔重要的财政资源。
二、公务员本地化、法律本地化和中文官方地位三大问题的解决有成绩也有欠缺。这三大问题，可以说是澳门政权交接的基础工程，也是与香港不同的特殊问题。公务员本地化是指要增加华人公务员在中高级公务员中的比例；法律本地化是指把葡萄牙适用澳门的法律变成澳门本地的法律以及培养澳门本地法律人才；中文的官方地位是指要让中文真正成为澳门官方语文。三大问题是过渡时期中葡双方和澳门各界关注的焦点之一。在中方的推动下，葡方在解决三大问题方面做了一些工作，取得了一定进展，但可以肯定到特区成立时还会有许多不尽人意之处。
三、治安不靖和经济停滞对回归有负面影响。1997年以来，澳门社会治安持续恶化，围绕赌业先后发生许多恶性案件，造成人员伤亡，财产损失。嚣张的犯罪活动严重影响了澳门社会稳定和投资者的信心。澳葡政府采取了一定的措施，但澳门的社会治安一直处于时好时坏的状态中；澳门经济自1993年开始发展缓慢，近于停滞。1996年后更出现连续3年的负增长，经济整体上对赌业的依赖性加大。 治安不靖和经济停滞是平稳过渡的不稳定因素。
四、特别行政区的筹组工作顺利进行。澳门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于1998年5月成立，至今已就与成立特区有关的政治、法律、经济、 社会文化等方面的问题作出决定、提出意见或建议共数十项。筹委会先后组织了特区第一任行政长官的选举，确定了特区政府的架构方案、立法会和司法机关的产生办法，为特区成立时行政、立法和司法机构组建完成并顺利进入运作提供了具体指导和法律依据。
港澳回归比较与澳门回归须处理好的几个关系
澳门回归与香港回归有许多不同之处。既有有利因素，也有不利因素，准确把握澳门回归的特点和各种因素，有助于正确处理回归进程中的各种关系。
澳门回归与香港回归的不同之处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政治形势方面澳门要优于香港。英国在香港后过渡期采取的是与中方对抗的政策，如进行政制改革，通过人权法案等，并对特区组建工作设置种种障碍。香港社会上的亲英、亲西方势力也散布各种误导性言论，帮助英国与中方对抗，使香港回归时的政治形势相对比较紧张。澳门则不存在葡方对中方的总体上的对抗，葡方除了在个别具体问题上纠缠以外，基本上采取合作态度，其作出的重大决定大都会与中方协商。澳门不存在成气候的亲葡势力，社会各方面包括澳门政府对回归事务都予以支持和协助。另外，中央政府经过香港回归后，处理有关事务也更有经验，能对澳门回归给予更有针对性的指导。
2.经济形势方面澳门不如香港。当年香港经济状况良好，政府、企业、民间均有雄厚财政实力，香港政府财政运作透明度高，英方很难在经济上以“台下交易”给回归制造不稳定因素。比较之下，澳门经济规模小，经济实力薄弱，没有正规财政储备制度，加之亚洲金融危机给澳门经济造成了严重影响，使未来特区的启动资金缺乏保障，特区政府对可接收的财政资源心中没底。
3.特区预期运作能力方面，澳门也不如香港。香港有完善的法律制度和公务员制度，公务员本地化、法律本地化和中文官方地位在80年代已基本解决。社会不乏精英人才，政府较清廉、高效，社会治安良好。而澳门则因为葡方在解决三大问题方面实施过晚，加上澳门自身条件所限，使特区面临行政、立法、司法机关均要进行重组而相应人才又不足的问题。澳门政府机构还一直存在冗员多、效率低和廉政状况不佳的问题，因此特区政府初期运作要处理的问题比香港多得多。
4.社会心理方面澳门优于香港。香港当年受到右派、亲英势力的误导，很多人对回归有疑虑，个人移民及企业迁离很多，社会情绪不稳。澳门则因为政府管治能力差，经济和社会治安问题多，居民已对澳葡统治十分厌倦。人们普遍欢迎和盼望回归。另外，香港回归后保持了稳定和发展，也给澳门回归带来良好的舆论环境和心理基础。
根据澳门现实，回归工作须正确处理好以下几方面的关系：
1.要正确处理近期工作目标和远期工作目标的关系。近期工作目标，就是要实现澳门的平稳过渡，政权的顺利交接；长远工作目标，就是要在澳门回归后，努力实现澳门的长期稳定和发展。二者互相制约，也互相促进。
2.正确处理国家利益和特区利益的关系。“一国”与“两制”是辩证的统一体，因此也不能排除有时会出现“小家”与“大家”之间的利益矛盾，总的解决原则是不损害任何一方，但必要时应以国家利益为先。如北约轰炸中国驻南使馆后，中央政府拒绝批准美国军舰、军机在香港例行停靠补给和官兵休假。香港特区在经济上有相当损失，但这在政治上和国家利益上是必须的。
3.要正确处理合作与斗争的关系。既要坚持维护中葡合作的大局，也要在原则问题上坚持斗争，以维护澳门和国家的利益。过分强调合作或斗争对平稳过渡都是不利的。
4.处理好不同利益、不同文化价值之间的关系。澳门有约1 万人的中葡混血居民，俗称土生葡人，回归前他们一直是既得利益者，在许多方面受到或明或暗的照顾。由于世代居住澳门，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选择在澳门回归后留下来。回归后，首先要实现澳门各族裔的政治经济平权，但同时不要制造新的对立，要注意发挥土生葡人的积极性和独特作用。其次应处理好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中国文化与葡文化、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澳门本地文化与外来文化之间的关系，使各种文化在法制条件下共荣共存，为澳门的稳定和发展服务，为国家的国际交往服务。
5.要正确处理借鉴香港经验和联系本地实际的关系。香港有许多回归经验可以借鉴，但制定方针政策还要从澳门实际出发。
澳门回归后的定位与发展
1999年12月20日澳门回归实现时，面对的不单是政权的机械性移交，同时也是社会、政治、经济各方面一次优化与飞跃的契机，必须准确把握这个机会，对回归后的澳门进行合理定位，寻找其最优发展之路。
澳门的政治定位方面，中葡联合声明和澳门基本法都已有明确规定。澳门回归之后将和香港一样成为直属于中央政府、实行高度自治的特别行政区，是贯彻执行“一国两制”构想的第二个试验点和样板。这一特殊的政治地位，为未来澳门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了根本保证。
对澳门的经济定位，首先要充分认识澳门回归后继续保有的优势，这些优势是：自由经济制度；面向香港，背靠珠江三角洲的优越地理位置；广泛的国际联系；本地优惠的经济政策和逐步完善的基础设施和便捷的对外联系渠道。大多数研究者都认为，设计澳门经济发展方向应坚持以下几个原则：即应坚持强而不在大，坚持精而不在多，坚持质而不在量；其目标不在于搞成国际性大都市，同香港平起平坐，而是要力争成为有一定国际知名度、有较高经济效益、有广泛联系渠道的袖珍型国际化城市；不在于追求成为大而全的工业基地，但要适度发展为有竞争力的制造业中心；不需要也没有条件搞成国际性金融中心，但要使金融业不断多元化，使其成为优质服务取胜的主导行业之一；不追求成为大型交通运输枢纽，但要成为一个具有立体网络，有助于自由港优势充分发挥的港口城市；不宜搞成博彩独大的赌城，但要发展成为文化内涵丰富、功能多元、特色突出的旅游目的地。
关于澳门回归后在两岸关系方面的定位，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设计：（1）台湾当局及台民间经贸机构在澳门均以不同方式存在；（2）澳门已历史地形成为一个兼容并蓄的交流沟通环境；（3 ）澳门已具有联系祖国大陆和台湾的快捷交通通信体系（如大陆台湾双方1996年开通往来航班，按协议以澳门为中转地）；（4 ）澳门居民一向对两岸关系和谐发展持认真、务实的推动态度。有学者认为回归后的澳门将是两岸接触与交流的最佳地点。相信澳门在未来的两岸关系中，在国家统一进程中能够发挥积极而独特的作用。
认识回归效应与价值，创造澳门美好未来
回归对澳门来说，既是挑战又是考验，既是机遇又是动力。回归将引发新的形势、新的任务，也将提出新的要求、新的期望。可以预见，回归将在澳门及更大范围内发挥下述连带效应：
改写效应。澳门的回归，彻底结束了外国在中国土地上的殖民管治，澳门成为实践“一国两制”构想的第二个特别行政区，国家历史和澳门历史都因此发生激励人心的改写。
合成效应。澳门面积只占全中国1／480 000，人口只占全中国1 ／3000，但1996年澳门本地生产总值已相当于全国的1.05%，是我国增强综合国力的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
重组平衡效应。回归后的澳门虽然原来的社会制度、生活方式将保持50年不变，但因政权改变而发生的社会、政治、经济结构重组不可避免，社会利益也将发生一定的调整，由于占澳门居民主体的中国公民将起主导作用，澳门社会力量的消长和社会资源的配置必将较回归前更合理，更有利于发展。
激励效应。回归后基本法得到落实，澳门各界居民将成为“高度自治”、澳人治澳的主体，他们的聪明才智和积极性将被更广泛地调动起来，化为对澳门、对国家的贡献。
澳门回归还是一次多重价值综合实现的过程。包括：推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的实现的政治价值；为国家增强综合国力、为澳门发展创造新契机的经济价值；振奋民族情感，提升民族意识，增进民族团结，共创跨世纪现代化中国的精神文化价值；“一国两制”成为人类思想宝库中重要的理论价值。
当1999年12月20日澳门顺利实现回归时，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已走完50年的光辉历程，人类的脚步即将跨入新世纪、新千年的门槛，澳门回归展现在全国人民和国际社会面前的光辉前景是激动人心的。相信在“一国两制”方针和澳门基本法的指引下，在中央和全国的大力支持下，通过澳门人自己的参与和奋斗，澳门的明天一定会更美好，中华民族也一定会进一步走向强大与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