违背“三个代表”是苏东地区社会主义遭受严重挫折的主要教训，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挫折论文,教训论文,代表论文,地区论文,苏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苏联东欧剧变距离现在并不遥远。这一剧变不仅仅是西方国家对苏联东欧进行“和平演变”的结果，从根本上说，是苏联东欧国家的执政党长期以来没有很好地促进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没有一贯地强有力地推动先进文化的建设，没有忠实地维护和发展好人民的根本利益，最终为人民所抛弃。江总书记提出在党的建设中要实践“三个代表”的总要求，是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
一、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执政党没有按照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社会主义优越性得不到充分发挥
1、陷在阶级斗争和党内斗争的怪圈里不能自拔。1953年斯大林逝世前的相当长一段时间，苏联和东欧国家阶级斗争扩大化。斯大林曾提出“通过无产阶级的残酷的阶级斗争来消灭阶级”，“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深入，阶级斗争必然越来越尖锐”的理论，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执政党把这理论奉为圭臬，并把它作为治党建国的指导思想。他们对如何解决经济建设和阶级斗争的关系没有做出正确的回答，把大量精力放在处理阶级斗争和党内斗争上，而不是放在制定促进生产力发展的路线、方针、政策，提升综合国力和改善人民生活上。苏联和东欧各国的社会主义改造是在不断清洗“阶级敌人”的尖锐斗争中完成的。苏联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揭发和铲除人民敌人的运动”（大清洗）及此后至斯大林逝世前层出不穷的骇人听闻的“反党集团案”，使苏联无法从容地进行经济建设。战后东欧国家的政局一直不稳，发生了多次政治风波。一有风吹草动，各国执政党便急于清洗“阶级异己分子”、“帝国主义代理人”、“民族主义分子”。战后东欧国家历次政治风波中的反复“清洗”使东欧国家一次又一次偏离经济建设这个中心。
2、热衷于与美国争夺世界霸权，搞军备竞赛。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到八十年代中后期长达三十多年的时间里，苏联醉心于与美国争夺世界霸权，东欧各国追随苏联与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开展了无休止的军备竞赛，许多高精尖技术应用于军事领域，而不是用来装备和改造国民经济。苏联和东欧国家在斯大林逝世后也没有真正把经济建设放在首位。仅1977年苏联军费高达1300亿美元，占国民总产值的19.3%。长期的东西方对抗和军备竞赛给苏联和东欧各国背上沉重的包袱。人民看不到希望，对社会主义丧失信心。
3、长期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拒绝实行全面的正确的经济体制改革。东欧各国共产党在执掌政权后，照搬了以斯大林模式著称的以高度集中为特征的苏联政治经济体制。这一僵化的政治经济体制对现代市场经济规律和发展趋势无能为力，旧的管理体制严重阻碍着生产力的发展。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执政党也曾对经济管理体制进行过某些改革，不同程度上承认社会主义条件下商品生产和市场机制的作用，但这些改革充其量是对原有体制的修修补补，都不敢冒巨大的风险去进行全面改革，只采取比较保守的“迈小步”的策略，使经济管理变得灵活一些。有些国家，如捷克斯洛伐克，虽然想极力冲破斯大林体制，但在苏联的高压下，又重新回到高度集中的这一体制上来。有些国家，如罗马尼亚，干脆拒绝改革。齐奥塞斯库认为罗马尼亚的政治和经济体制“已经完善”，不存在需要改革的问题。他甚至多次宣称，即使让历史倒退二十年，他依然要走今天的路。他把适当利用市场的调节作用、允许少量私营经济存在等措施，统统斥之为“倒退”、“搞资本主义”，说：“我们不能恢复形形色色的剥削与压迫形式，为完善社会主义建设不能这么干。”（注：《东欧风云》，人民日报出版社，1991年版，第167、168页。）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苏联东欧的政治结构和思维方法基本上还是老一套，经济上未能摆脱计划经济体制的框框，依然处于粗放式发展阶段。到七十年代中期、八十年代初，苏联东欧国家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困难。1988年波兰的国民收入只及1978年的水平；若按人口平均计算，比1978年的还低8%左右。捷克斯洛伐克的经济更是每况愈下，有的年份甚至出现负增长，八十年代后期更加一蹶不振，1989年国民收入仅增长1.7%。八十年代后期，苏联和东欧国家才提出必须对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进行彻底革新，把市场经济作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但为时已晚，回天乏力。
4、没有对学习外国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给予足够的重视。“冷战”时期，苏联出于保障自身安全和控制东欧国家的需要，于1949年1月与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保加利亚、罗马尼亚等国家成立经济互助委员会（简称经互会），斯大林与此同时提出了世界“两个平行市场”的理论，即把原本是统一的世界经济市场人为地划分为资本主义经济市场和社会主义经济市场。经互会所建立的只是一个封闭式的社会主义市场，它所采取的那种自给自足的政策远远不能适应飞速发展的世界市场的需要。在“经互会”这一封闭的体系内，苏联和东欧国家就不可能在世界科技出现新的重大突破之时及时吸收和拥有最新成果，更不可能去占领科技革命制高点。1973年，保加利亚只有10%的新产品借鉴了外国经验，其中只有1.5%是按照外国的专利生产的。科学技术对国民经济发展的贡献率远比西方国家低，导致苏联和东欧国家的经济效益差。
历史证明，一个政党要代表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就要坚定不移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变革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旧的经济体制，推动科技进步和以积极的姿态实行对外开放。
二、文化建设上放弃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没有始终如一地加强优秀精神产品的创造和生产，难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
1、企图用官僚主义的态度和极其简单的手法去控制精神产品的创造和生产。苏联和东欧国家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曾取得重大成就，向世界文化宝库奉献了大量的思想巨著和文化精品，如《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哺育了一代又一代具有崇高理想的共产主义新人。但七十年代以来，苏联和东欧各国的意识形态领导机关对改革进程中出现的重大理论问题，包括人们的种种思想认识问题，不是通过多种多样、生动活泼的宣传途径去做出科学的有说服力的解释和说明，一味用官僚主义态度加以严格控制和监督，“图书的问世、剧目的上演、电影的公演都取决于数目繁多的审批部门，对于这些部门来说，禁止比允许要更可靠、更安全些”。“艺术创作中的官僚主义障碍，迫使作者们常常虚与委蛇地出于应付”。“许多真诚的艺术家无法工作”。（注：（俄）M.P泽齐娜著《俄罗斯文化史》，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版，第392页。）70年代起苏联和东欧国家官方所允许的思想、主题和形式的狭隘性，难以容进纷繁多彩的创作可能性，黯淡平庸的作品难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和文化需要，更不可能消除和解决人们在改革开放中必然遇到的各种思想认识问题。
2、在马克思主义文化建设中，逐步淡化乃至放弃马克思主义在文化建设中的指导地位。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任何一个社会的思想领域，总是由那个社会的统治阶级的思想占统治地位的；任何一个国家的统治阶级，为了巩固其政治统治，都要极力维护和发展其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正如马克思所说：“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个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60年12月第1版，第3卷第52页。）马克思主义科学地反映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是随着时代进步而不断发展的科学，它以其科学性与价值性相统一的科学思想体系，对世界人类的进步事业有无限的吸引力，理应成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指导思想。我们并不能说苏联东欧国家不曾重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不曾重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建设，但不够一贯，经历了一个从坚持到动摇到彻底否定的过程。早在1961年苏共二十二大就曾提出建立“全民国家”、“全民党”的奋斗目标，逐步淡化无产阶级专政和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戈尔巴乔夫于1988年倡导民主化、毫无限制的公开性和意识形态的多元化。马克思主义在东欧的影响本来就小，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东欧国家在文化上属于资本主义体系。东欧国家执政党没有根据本国特点，建立适合本国特点的马克思主义文化体系。受文化传统方面的影响，大多数执政党未能摆脱社会民主主义思想的影响，而且长期忽视其危害性，没有进行必要的思想斗争，致使马克思主义在党内没有深深扎根，好多党员区分不清马克思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的实质区别，甚至有些党的领导人始终坚持社会民主主义思想。马克思主义是人类社会现代先进文化的代表，放弃马克思主义在文化建设中的指导地位，文化就失去其先进性，整个社会就必然发生信仰危机。如波兰反政府组织——团结工会300万会员中，就有波党党员100多万人。苏共党员人数从1989年下半年至1991年上半年锐减420万人。
3、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他们不是坚持历史唯物主义，而是实行历史虚无主义，没有正确处理好继承与发展的关系。苏联于1987年发起“重评历史运动”，把改革中遇到的许多困难归结于共产党的领导，把改革的矛头对准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而且从对斯大林的批判扩展到对苏联70多年历史的批判。一石激起千层浪，东欧各国仿而效之，纷纷发起所谓的“重评历史运动”，一时间，攻击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作品充斥街头。如在苏联有长篇小说《阿尔巴特街的儿女们》、剧本《前进！前进！前进！》及电影《新的任命》。在全国很有影响的杂志、报刊，如《星火》、《莫斯科新闻》和《旗帜》也在宣传部门的默许下大量发表丑化苏共形象的作品。苏联共产党对历史进行重新评价是必要的，但没有对之进行正确的引导；完全否定党领导人民奋斗的历史，势必造成苏联全面的混乱。俄国著名作家邦达列夫曾说：“在千百万人中煽风点火，毫无顾忌地散布怀疑情绪，报刊实现了欧洲装备最精良的军队在40年代用火与剑入侵我国时未能实现的目标。那支军队有第一流的技术设备，但缺少一样东西——这就是带菌的出版物。”（注：张捷著《苏联文学的最后七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206页。）
历史证明，一个政党在文化建设中不重视科学的理论指导，不重视优秀精神产品的生产去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精神和文化需求，就必然失去凝聚亿万人民的精神力量，就必然脱离自己的阶级基础和社会基础，最终导致社会主义制度的崩溃和瓦解。
三、长期忽视人民的疾苦，低估人民的意志
1、受斯大林思想的影响，个人崇拜盛行，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遭到严重践踏。步苏联后尘，东欧一些国家的执政党也开展过造“神”运动，把自己的领袖吹捧为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一贯正确、未卜先知的“神”。一言堂、家长制盛行，大大压抑了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窒息了民主空气，人民当家作主成为一句空话，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许多错误和失误长期得不到纠正。在造“神”运动中，领袖的意志就是最高法律，民主和法制荡然无存，冤狱遍地。在苏联30年代的“大清洗”中，很多人被处决，仅仅在1937-1939年间，斯大林就在400份所谓的死刑判决书上签字，45000名党和苏维埃的重要领导人、军队领导人和文化界中的著名活动家被处决。苏联30年代的悲剧在1948-1953年东欧各国重演，告密、逮捕和处决浪潮波及各国。在匈牙利“拉伊克·拉斯洛叛国案”和“提高警惕”的清查运动中，有46.4%的各级领导干部被撤换，仅在1953年以各种莫须有的罪名遭逮捕的人至少占全体居民的1.5%，搞得人人自危，惶惶不可终日。捷克斯洛伐克炮制了“反国家阴谋中心案”，捷共中央总书记斯兰斯基及10多名部长级以上干部被处以死刑，全党有8.4%的党员近20万人被开除出党。1970年6月捷共对“布拉格之春”中的所谓异己分子进行清洗，将三分之一的党员约50万人开除出党或除名。加上被株连的亲属子女，直接受迫害的人数超过总人口的十分之一。大规模的清洗制造了无数冤假错案和人人自危、朝夕必惊的恐怖氛围，产生了社会上的、道义上的和心理上的严重后果，而且也损害了党的威信，为后来东欧各国共产党的解体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崩溃埋下了祸根。
2、对发展生产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之间的关系认识不足，领导者不关心群众的疾苦，引起群众的强烈不满。急速冒进的工业化建设和农业集体化给国民经济和社会安定带来严重的冲击和破坏。在东欧国家，为了发展重工业，生搬苏联集体农庄的经验，强迫农民入社，任意处罚和逮捕社员；夸大本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程度，在农村实行高征购和高压政策，剥夺农民的口粮，如在匈牙利，平均每四户农民中，就有一户受到法庭或警察局的传讯和判刑；缺乏长远的规划和改革的战略原则，有一些政策本身是好的却又得不到坚决的贯彻。苏联和东欧国家所创造的“经济奇迹”没有带来相应的社会进步，各国人民对生活条件的恶化越来越表示强烈不满，人民抗议浪潮迭起，如1948年捷克斯洛伐克“二月事件”、1956年波兰“波滋南事件”、匈牙利“十月事件”、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布拉格之春”、1970年波兰“12月危机”、1980-1981年波兰“军事管制”。东欧各国执政党对经济上的困难熟视无睹，极力掩盖自己在经济上的缺点，生怕损害自己的“威信”，拒绝接受批评和进行公开的思想交流，更没有认真切实地解决面临的问题。群众生活条件的恶化，使反对派很容易争取群众。
3、危机意识不到位，自动先进论、地位天然论、盲目乐观论大有市场。东欧国家和执政党在苏联的庇护下，过于轻信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力量，认为稳坐江山应该不成问题，拒不吸取1956、1968、1970、1980年等历次政治风暴的惨痛教训。在党的工作中，官僚主义盛行，进取精神逐渐减少。党和政府对一些正确的计划、口号和建议，以及讲真话的真实数字，报刊、电视台的真实报道都不感兴趣。他们脱离群众、害怕群众、压制群众，把人民赋予的权利特权化和商品化，大搞权钱交易。波兰1980年危机爆发后至1981年6月间，根据群众的检举揭发，有近500名高级干部被指控犯有贪污、腐化等行为，其中有3名中央书记，57名省委第一书记和书记；7名副总理，74名部长、副部长或相同级别的干部；51名省长和副省长。（注：马细谱著《战后东欧——改革与危机》，中国劳动出版社1991年版第560页。）这些贪污案件严重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声誉，造成了极为恶劣的政治后果。
4、东欧国家的执政党长期追随苏联，依赖苏联，屈服于苏联，严重伤害了广大人民的民族感情。它们在苏联的政治和军事高压下，不顾本国的实际情况，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完全照搬苏联模式，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缓慢，引起人民的强烈不满。在1956年匈牙利“十月事件”中，社会主义工人党竟然邀请苏联出兵镇压反抗拉科西独裁统治的人民；在1968年“布拉格之春”中，大部分党员都支持变革，支持当时兴起的群众运动。但捷共领导人胡萨克、雅克什等人极力为苏联入侵辩护，打着保卫社会主义成果的招牌，在长达20年的时间里，拒绝为受害者平反，使捷共和广大人民处于对立之中，人民的民族感情蒙受极大损伤。捷克斯洛伐克变成一个封闭的国家，群众无自由，连90%的党员也无发言权利，党失掉党心、民心，为1989年的剧变埋下了隐患。（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74年11月第1版，第39卷第149页。）
“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民心所向是党的事业成败的关键，党的一切工作都应该是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的利益。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中国共产党是十分重视总结历史经验并从总结历史经验中不断走向成熟的党。只要我们从苏联东欧的剧变中吸取历史营养，忠实地不折不扣地实践“三个代表”，我党就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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