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贸易摩擦中的高技术产业:压力及应对
李秀香 和聪贤
内容摘要: 在这次中美贸易摩擦中,美方对我国高技术产业“精准打击”意图明显,与此同时,我方也暴露出“短板效应”。究其原因,美国遏制中国发展的霸权主义思维是外因;我国自身存在的发明专利占比偏低、科研投入力度薄弱、科研管理制度环节冗繁等体制机制问题是内因。因此,我国不仅要正确认识中美贸易摩擦,提振发展信心,而且要在加快构建高标准市场经济,促进高技术企业提高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等方面下苦功夫、啃硬骨头,努力将外部压力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内生动力,努力寻求核心技术的突破口,加快“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飞跃。
关 键 词 : 中美贸易 贸易摩擦 高技术产业 技术创新
持续近一年的中美贸易摩擦,在2018年12月中美两国元首会晤达成共识后,画上了“休止符”。美国挑起贸易争端的理由不具有合法性,其霸权思维昭然若揭,而更深层次的原因则在于其试图通过摩擦不断升级来打击我国高科技创新能力。美国在重罚中兴之后,又对华为发起了一系列调查,甚至拘捕了华为副董事长孟晚舟,在此期间,对福建晋华集成电路有限公司也实施了禁售令。美国对我国高新技术产业的“掐尖”行动是历次贸易摩擦所没有使用过的极端手段,给我国高技术产业造成了巨大压力。因此,我国必须高度重视,积极应对,变压力为动力,变挑战为机遇。
一、高技术产业压力之一:摩擦的长期化趋势增强
中美是重要贸易伙伴国,中美贸易额从1979年的25亿美元到2017年的5836亿美元,增长了232倍。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美已经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国,两国人民都从中受益良多。但因中美贸易量巨大,贸易中的杂音也经常扰乱正常贸易秩序。
通过观察事故现场所留下的4条轮胎印痕,经对比分析,其中2条轮胎印痕颜色较深,且印痕较长;另外两条轮胎印痕颜色较浅且长度较短(如图3所示)。事故现场所留轮胎印痕与上述特征2与特征3中所描述的侧滑印痕特征相符。由此可以说明:事故车在发生碰撞前曾发生过侧滑。侧滑印痕的起始点可以看作为事故车发生侧滑的起始点。
改革开放后,中美贸易摩擦呈现小摩擦不断、大摩擦难断,摩擦范围不断扩大,中国高技术产业成为美国重点打击对象等特点。中美贸易第一次摩擦发生于1980年7月,美国对来自中国的薄荷醇进行了反倾销调查。20世纪80年代,中美贸易摩擦主要集中在纺织品配额,以及机电产品和化工产品的反倾销等方面。到90年代,所谓贸易不平衡成为摩擦焦点。2001年年底,中国正式成为WTO成员,中美贸易进入加速发展期,摩擦也呈高发态势。2002—2017年,美对华发起反倾销、反补贴等贸易救济案件多达200余起,摩擦领域也从纺织品、彩电等微观经济层面转向人民币汇率等宏观经济层面。具体情况如表1所示。
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美贸易涉及领域由劳动密集型产品逐渐转向技术密集型产品,中美高技术产品贸易摩擦也就在所难免。2002—2007年,美国挑起的关于知识产权保护,包括商标、版权、专利和商业秘密等方面的中美贸易争端呈泛滥趋势。如表1、表2所示,中国入世以来,美国大大增加了专门针对中国所谓侵犯其知识产权及其他不公平竞争行为的“337调查”的使用频率。2002—2017年,美对华发起的“337调查”高达259起,且我国一直是遭遇美国“337调查”最多的国家。如图1所示,2006—2017年,我国几乎经历了10年美国“337”大棒高举不落的局面,使我国高技术产业成为其重点打击对象。
表 1 1979— 2017年中美贸易摩擦概况
资料来源: *部分数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贸易救济调查局/贸易摩擦应对/美国337调查/案件查询(http://gpj.mofcom.gov.cn/article/cx/cp/fengong/)、中国贸易救济信息网/案件统计/国外涉华贸易救济案件(http://cacs.mofcom.gov.cn/cacscms/view/statistics/ckajtj)整理获得;非*部分根据国内新闻网资料整理获得。
表 2 1979— 2017年中美贸易摩擦概况 单位:起
数据来源: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贸易救济调查局/贸易摩擦应对/美国337调查/案件查询(http://gpj.mofcom.gov.cn/article/cx/cp/fengong/)、中国贸易救济信息网/案件统计/国外涉华贸易救济案件(http://cacs.mofcom.gov.cn/cacscms/view/statistics/ckajtj)的数据整理获得。
本次中美贸易摩擦,由于美国的强硬态度,把中美一般贸易争端拖入摩擦升级漩涡和“反规则陷阱”。2017年8月,美对华发起第六次“301调查”,成为此次贸易摩擦的“导火索”,其理由是所谓“中国窃取美国知识产权”的强加之罪。在此后一年多的中美贸易谈判中,美国政府总是出尔反尔,导致贸易摩擦不断升级(摩擦的发展过程如图2所示)。中美都是WTO成员,理应在WTO框架内解决摩擦,但美方却抛开WTO争端解决机制,根据国内法处理对外贸易摩擦,完全背离了WTO的基本原则。若美国的不理智行为,把世界经济带入“衰退陷阱”,美国应该承担主要责任。
纵观中美贸易摩擦的历史和现实可知,未来摩擦长期性与复杂性并存,且以高技术产业摩擦为重点领域。从此次贸易争端的发展过程看,美国挑起摩擦的原因复杂多变,除了美国转移自身经济社会发展矛盾之外,还有以下三方面的因素相对突出:一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美贸易涉及领域从初级产品转变为深度加工产品,由劳动密集型产品逐渐转向技术密集型产品,两国从互补性贸易转向竞争性贸易,贸易摩擦也由一般型摩擦转向竞争型摩擦,且摩擦的复杂性和长期性逐步增强。二是美国是全球科技发展强国,我国是科技快速进步的国家,国家战略的同质性明显。本应该携手共创世界高科技发展黄金时代、造福人类的两国,却因为美国的狭隘思维,把时时处处为世界经济高质量发展、为人类智慧贡献力量的中国,逼成“对手”,并作为假想敌进行遏制,如2018年新版《美国国防战略报告》将中国首次定位为“首要的、全面的、全球性的战略竞争对手”。三是美国自恃科技领域的技术优势地位,对其国内高技术产业进行强力保护,并试图通过贸易摩擦长期遏制我国高技术产业的发展。正因如此,对于我国高技术产业来说,中美贸易摩擦的长期性压力不可小觑。
图 1 1995— 2017年美对华贸易救济及 337调查数量
数据来源: 同表2。
图 2 2017— 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事件梳理
资料来源: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新闻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新闻发布整理获得。
二、高技术产业压力之二:美方的“精准打击”意图明显
美国本次对华高额征税集中在无机化学品、机电和光电产品、铁道车辆及其零部件、航空航天器及其零部件等,对我国高技术产品明显体现“精准打击”意图。
一是对我国高技术产业通讯设备领域进行“紧盯式”打击。本次贸易摩擦,高技术领域的通讯设备公司首当其冲受到特殊“关照”。2018年4月16日,美国商务部以中兴通讯违反禁令为由,宣布在未来7年之内禁止美属企业向其出售零部件和敏感技术。表面上看,本次制裁事件中兴通讯违规在先,但从历史上看,中兴、华为等高技术企业已多次被美国政府以“安全问题”“反不正当竞争”等理由频繁调查(见表3),显然这次制裁所谓的“禁售”问题,仅仅是一个漂亮的借口。
作为全球科技创新中心,美国在制造业基础及最前沿科技创新方面处于领先地位,属于全球制造业第一梯队。第二梯队是高端制造领域,主要是德国、日本及欧洲一些国家。虽然我国目前在全球是制造大国,例如船舶、港机、集装箱、高铁装备、核电装备、工程机械等机械产量全球第一,但是集中于中低端制造领域,在全球研发制造实力方面排在第三梯队。高技术产业是研发投入的重点产业,金融危机之后美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旨在推进研发投入的政策。2008—2017年,美国研发投入从2037.6亿美元增加到2328.2亿美元,增长了14.26%。如表8所示,1996—2015年美国研发投入占GDP比重持续在2%以上,而我国在2013年首次突破2%。从国际上看,目前我国研发投入强度已超过欧盟1.96%的水平,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投入水平,但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差距依然较大。在研发人员数量方面,我国与美国差距最大的时候,美国研发人员数量是中国的8倍多。近年来,我国的研发人员数量有增加的趋势,但是相对美国现有的科研人数来说,只是其四分之一(见表8)。在高技术领域,两国专业人才从业人数差距更加明显。如2016年我国航空、航天及设备制造业人数为35296人,而美国为617420人,相差十几倍。
表 3美国对中国高技术企业的调查事件
资料来源: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新闻、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新闻发布的资料整理获得。
每一次网络通讯技术的提升都对全社会、全行业造成重大影响,在2G时期人们抛弃了大哥大、寻呼台的重负,社会进入高速发展时期。3G来临时,家电逐渐开始涉及智能科技、智慧家庭概念。4G时期也正是家电智能元年,大数据、物联网等概念成为家电行业主流,具备智能属性的家电产品已经彻底进入人们的家庭。随着由我国主导地位的5G时代逐渐临近,也预示着踢开工业4.0大门的最后一脚,对于家电行业的影响也将尤为突出。
表 4 2003— 2016年货物及高技术产品( ATP)贸易差额情况 单位:百万美元,%
数据来源: 根据WIND/经济数据库/全球宏观/美国/对外贸易相关数据计算得出。
表 5美国对中国企业对美投资的阻挠事件
资料来源: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新闻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新闻发布整理获得。
三、高技术产业压力之三:我方的“短板效应”突出
此次贸易摩擦也暴露了我方高新技术产业核心技术发展的短板。
从商品贸易层面看,中美高技术产品贸易总额呈顺差,但科学研究及工程技术型等新产业、新技术产品贸易却呈逆差,贸易出现扭曲现象。美国是世界头号科技强国,国内资本和技术等生产要素丰富,我国属于发展中国家,国内劳动力相对丰富,但中美高技术产品却出现顺差的结果,显然两国贸易呈现“反比较优势”的“里昂惕夫之谜”现象。从图3中可看出,美国向我国出口的高技术产品总额,在2003—2007年间逐年上升,2007年达到历史高点203.48亿美元,2008年由于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出现转折,直至2010年才恢复到200亿美元以上,在2011年及2016年再次出现萎缩。但我国向美国出口的高技术产品总额一直呈稳定增加趋势,仅2009年微弱减少,从2010年开始呈持续上升势头,2017年达到1710.67亿美元。中美高技术产品贸易顺差从2003年的210.54亿美元增加到2017年的1354.14亿美元,增长了近5.5倍。
中国科研管理制度以政府自上而下制定政策、目标与战略为主。高度集中管理造成学术资源错配、管理环节冗余等问题普遍存在,尤其是在预算分配环节主要依靠中央机构的集中决策,部委之间、项目之间的竞争性不足。对科研项目的评估则主要依赖科技部下属的国家科技评估中心,主体相对单一。而美国联邦资助体系更加多元化,众多联邦部门和独立机构共同承担资助科学研究、指导科技政策的责任,如互联网、GPS的发明都得益于这套体系的有效运作。
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是衡量一个国家提供高等教育机会的综合水平的指标。毛入学率超过15%,高等教育就进入大众化阶段;超过50%,则代表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阶段。近年来,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进步很大,但仍有差距。2016年中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42.7%。同年,美国则超过85%。由此可见,美国早已进入高等教育普及阶段,而中国还处在大众化阶段。而且美国高等教育培养模式多元化、教育水平居世界前列。美国通过联邦研究机构、大学、企业和非营利科研机构四类主体形成了有效的分工协作,企业和大学的科研人员存在着广泛的互访、交流、合作和兼职。美国的大学以基础研究为主,培养了全世界最好的工程师和最顶尖的科学家。迄今为止,美国大学汇集了全球70%以上的诺贝尔奖获得者。我国人才培养体制是“大学负责研究、企业负责商业化”的线性模式,大学对创新型人才培育的教育形式单一,激励措施有限,校企缺乏深度融合,人才培养与企业需求脱节严重。《2018—2019世界大学排名》前一百名高校,美国占去半壁江山,共有51所大学入围;而中国高校仅有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两所在榜,分别排第92名、第98名。
从知识产权贸易层面看,中美贸易呈逆差,我国劣势明显。美国、日本、德国是我国知识产权使用费贸易逆差的主要产生国家,占全部逆差额的近60%,其中,美国是我国最大的知识产权使用费来源国。知识产权使用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企业乃至产业的市场竞争能力。如图4所示,美国对我国知识产权出口远大于进口,且顺差额除2009年及2015年以外都是呈上升趋势。我国对外支付知识产权使用费造成的巨额逆差暴露出高技术产业的知识产权竞争弱势。此次中美贸易摩擦,美对华“301调查”征税产品建议清单涉及的技术领域(包括航空航天装备、海洋工程装备及高技术船舶、生物医药及高性能医疗器械等10个技术领域)中,美在华发明专利拥有量,位居所有外国在华发明专利拥有量的第2位(仅次于日本)。这一方面说明中美在这10个高技术领域合作密切;另一方面也暴露出我国对国外技术有较强的依赖性。
图 3 2003— 2017年中美高技术产品双边贸易情况
数据来源: WIND/经济数据库/全球宏观/美国/对外贸易。
表 6中国对美高技术产品进出口贸易结构情况 单位:亿美元
注: 表中高技术产品分类依据美国商务部的分类方法。
数据来源: WIND/经济数据库/全球宏观/美国/对外贸易。
图 4 1998— 2016年美对华知识产权贸易顺差额
数据来源: WIND/经济数据库/全球宏观/美国/对外贸易。
从生产层面看,我国高端制造业关键技术有弱项,部分核心技术受制于人。“中国制造”享誉全球,但高技术产业的核心技术表现并不突出,使高端制造业大而不强。杨飞(2017)测算了我国与美国高技术产业(化学制品业、机械制造业、电气光学设备制造业和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的技术差距,在1995—2009年期间扩大了约2.9~3.0倍。如,美国主导的iPad及iPhone的全球价值链,掌握着该产业高附加值的研发设计及销售环节,我国只负责加工组装,从每台iPhone手机出口中获得增加值不足2%。本次贸易争端中涉及的中兴遭美封禁事件,也凸显了我国民族企业在全球产业链中核心技术仍受制于人。因此,突破核心技术瓶颈制约,加快创新发展迫在眉睫。
四、我国高技术产业在中美贸易摩擦遭遇巨大压力的原因探讨
我国高技术产业在中美贸易摩擦中遭遇了巨大压力,至少有以下原因值得高度关注。
(一)发明专利占比偏低,创新能力不强
我国把专利分成三种:发明专利、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其中,创新程度和技术含量最高的是发明专利,其授权情况是反映一国技术创新产出能力的主要指标。近五年我国提交的发明专利申请量连续位居世界第一,首次进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最新全球创新指数前20强。但从表7可知,我国发明专利的申请量、授权量占比都较低。1985年4月至2017年12月,我国发明专利申请量仅占全部专利申请量的35.7%左右,授权量占所有专利授权量的19.5%。从图5可知,2011—2017年,虽然我国发明专利的申请量在持续上升,但是申请与授权不均衡,授权量占申请量的比重较低,且发明专利授权量与申请量之差逐年拉大。以2016年为例,我国发明专利的申请量是1338503件,授权量是404208件,位居全球第一;美国发明专利的申请量是605571件,授权量是303049件,位居全球第二。但是我国发明专利的授权占比只有30.20%,相对美国的50.04%要低很多,说明我国科技实力和技术创新水平仍需提高。
Now use the words in bold above to complete these gaps:1. My brother is older than me. ... is 23 years old.
(二)我国科研投入力度薄弱,创新动力不足
二是对华高技术产业关键产品及核心技术出口进行“严防式”封锁。美国长期以来对华出口高技术产品进行严格限制,不但对我国高技术产业的抑制作用未达到预期效果,反而产生显著的贸易替代效应,直接导致美中高技术产品贸易逆差不断扩大。从表4可知,中美高技术产品贸易顺差占总商品贸易顺差的20%~40%。按照比较优势理论和要素禀赋论,缓解或消除贸易逆差的做法是鼓励出口,但是美国却反其道而行之。2007年,美国针对我国新增航空发动机等47个出口管制项目,又在2009年、2011年和2013年三次强化对华高技术歧视性出口管制。2018年8月1日,美国商务部以国家安全和外交利益为由,将我国44家企业(8个实体加36个附属机构)列入出口管制“实体清单”,其中包括多家电子、军工、航空研究机构。同年11月19日,美国商务部工业安全局(Bureau of Industry and Security,BIS)出台了一份针对AI技术、AI芯片、机器人、量子计算等新兴技术的出口管制文件。由此可见,占中美贸易顺差1/3左右的高技术产品贸易顺差,主要责任在美方。
式中:k的变化范围在0.2~0.5之间,k取0.33;qt为修正锥尖阻力(见式 2);σvo为总上覆压力;σ′vo为有效垂直压力:σ′vo=σvo-u0,u0为静水压力。
由于中国债券市场在资本市场的发展时间较短,与中国债券市场营销相关的金融产品较少,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中国债券市场的发展。因此必须要加快研发中国债券市场相关产品,拓展中国债券市场营销业务。此外,中国债券市场还应大力发展和满足中国债券市场衍生品的要求,并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中国债券市场的发展渠道。
表 7 1985年 5月至 2017年 12月我国三种专利申请 / 授权 / 有效累计情况 单位:件,%
注: *根据国家知识产权局的解释,2016年及之前数据为专利申请受理量,2017年数据为专利申请量。
数据来源: 国家知识产权局,《国内外三种专利受理 / 授权 / 有效累计状况》,http://www.sipo.gov.cn/tjxx/index.htm。
图 5 2011— 2017年中国发明专利授权量及占申请量的比重
数据来源: 国家知识产权局规划发展司,《世界五大知识产权局年度统计报告》,http://www.sipo.gov.cn/tjxx/tjxxsjwdzscqjndtjbg/index.htm。
表 8 1996— 2015年中美 R& D研究人员数量及 R& D投入占 GDP比重 单位:百万人,%
资料来源: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 UNESCO )统计研究所,R&D人员(每百万人)/研发支出(占GDP的比例),详见https://data.worldbank.org.cn/indicator/SP.POP.SCIE.RD.P6?view=chart。
在企业层面,研发投入在某种程度上是科技类公司抢占未来高地的一项先行指标。苹果和华为是美、中两国最耀眼的科技企业明星,两家公司均在过去一年保持了高速增长,在研发投入上,华为在2015年首次超过苹果,且与美国研发投入最大的英特尔公司差距并不大。但值得注意的是,美国的微软、谷歌、亚马逊等可与英特尔一起归属于美国研发投入“第一梯队”。相比之下,华为在我国的表现却是“一枝独秀”,其他企业的研发投入很少,我国企业还没有真正成为技术创新主体。
发明专利有效量反映的是一国知识产权质量水平,我国与美国差距也不小。1985—2017年,全球发明专利有效量为1372万项,其中美国以278万项排名全球第一,其次为我国210万项,日本以200万项排第三位。我国发明专利人均有效量偏低,2018年,我国每万人口发明专利有效量达到11.5件,而美国在2016年就已达到18.7件。可见,我国与美国在知识产权质量方面还存在很大差距。
(三)我国科研管理制度环节冗繁,创新效率偏低
详细分析中美高新技术贸易结构,可以发现在新产业、新技术及传统产业核心技术方面美国却是顺差。从表6可知,我国对美呈顺差的高技术产品是光电技术、信息与通讯技术、高新材料及武器,共4类。其中,信息与通讯技术在近十年都保持绝对顺差地位,且贸易顺差规模最大,该项下对应的产品是计算机及手机等通讯工具。这些产品已进入生产标准化阶段,具有附加值低、技术含量低的特点。我国对美国呈逆差的高技术产品有生物技术、生命科学技术、电子技术、柔性制造、航空航天技术及核技术,共6类。其中,航空航天技术的逆差规模最大,占所有逆差总额的70%以上。柔性制造及生命科学技术方面,我国对美国一直处于逆差状态。近年来,我国对美国生物技术、高新材料及核技术贸易也从顺差转为逆差。
三是对我国高技术企业对美直接投资进行“死守式”控制。美国政府在历史上曾多次干扰我国企业在美投资,尤其是美国对外投资审查机构为了所谓“更好地保护对美国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敏感技术”,限制我国企业对人工智能、信息产业等高技术行业的投资。首先被严格审查的就是百度、阿里巴巴、腾讯、华为等在美的投资项目,详细情况如表5所示。此外,美国还限制我国向其友国的投资。2016年,在美国情报部门的干涉下,德国经济部宣布,撤回已对福建宏芯基金收购德国半导体设备制造商爱思强(Aixtron)公司发放的通行证,最后中微半导体收购德国爱思强以失败告终。
(四)我国科技人才培育模式单一,创新活力不够
由此可见,在效率驱动型及客户中心型的高科技产品方面,我国具有优势,如基建、高铁、家电等;而在科学研究型及工程技术等新产业、新技术方面,美国领先的优势较明显,如生物制药、芯片等,在该领域两国贸易的“里昂惕夫之谜”则消失了。值得强调的是,我国在某些重点领域和行业严重依赖进口,如不尽快改变,未来我国对美贸易可能会有更多的不确定性隐忧,并将付出难以预测的代价。
四川美丰农资化工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程东在会上表示:美丰将进一步优化产品结构,稳步提升产品盈利能力,内部做到销售人员更加精英化、农化服务做到专业化、“两会行动”成为常态化。营销团队、农化团队进一步深入服务到乡镇、村上、田间地头,力争让优质基层网点遍地开花。巩固与各层各级经销单位的合作,进一步提升销售团队营销、农化水平,化肥市场营销工作稳中有升。
五、我国高技术产业应对中美贸易摩擦的对策建议
美国悍然挑起贸易争端,试图通过打压我国高技术产业发展,达到遏制我国崛起的目的。国家发展,国际环境是外因,以产业竞争力为代表的国家竞争力才是内因。因此,我们应该正确认识和妥善应对中美贸易摩擦,努力将外部压力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内生动力,努力寻求关键核心技术的突破口,加快“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的飞跃。具体建议如下:
(一)正确认识中美贸易摩擦,提振发展信心
一要正确认识中美贸易摩擦,尽快化解矛盾。美国在本次贸易摩擦中,滥用长臂管辖,滑入“反契约陷阱”,致使摩擦久拖未决。中美两国的贸易关系是国际经济关系的“晴雨表”,两国经济“共损共荣”,任何单边主义行为都不可取,任何“修昔底德陷阱”恐慌都是不经之谈。因此,必须积极利用对话机制,促进两国互信互让,也期望美国能拿出诚意尽快化解矛盾。二要提振发展信心,积极迎接挑战。此次中美贸易摩擦涉及领域之广、影响面之大、情况之复杂,已是中美贸易史上之最,带来震动和恐慌不可避免,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我们现在所处的,是一个船到中流浪更急、人到半山路更陡的时候”,因此,我们必须树立信念,自强不息,用强产业、强内功来积极迎接、勇于战胜困难。三要加强中美两国合作,释放高技术产业发展潜能。中美高技术产业具有很强互补性,但就现阶段两国高技术产品贸易往来看,贸易潜力仍有提升空间。因此,从长远、全局、战略的角度来看,中美两国应该在高技术领域互通有无,促进贸易互补效应。
(二)加快构建高标准市场经济,优化营商环境
一要减少不必要的政府干预,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我国刚刚颁布《外商投资法》,力图减少政府干预、保障国外投资者合法权益,建设高标准的市场经济,为外资企业创造更为公平的投资环境。为此,各级政府应以《外商投资法》为准绳,加快建设市场化、规范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提升市场主体活力。二要打破行政性垄断,创造公平竞争环境。国家发改委2018年12月25日公布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2018版)》比2017版减少177项,压缩了54% 。在此基础上,还应加快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在土地、能源、通信、物流、融资五大基础性行业引进竞争机制,适当降低准入门槛,使一些行业由行政性垄断向竞争性垄断转型,并逐步树立行业自由竞争的产业生态,尽力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使产业良性成长。三要谋划高技术产业发展,高标准对接国际市场。必须提前谋划高技术产业发展方向,制定具有前瞻性的高技术产业发展标准,从而高标准对接国际市场。
(三)积极促进知识密集型产业开放,提升发展质量
一要完善法律体系,切实保护知识产权。目前我国知识产权保护水平持续改善,但还应在完善相关立法和加强执法方面不断做出努力。对待本国及外国企业应一视同仁,加大对侵权行为的惩罚力度,有效制止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二要提升制造业外资利用水平,优化引资结构。国内制造业应有效利用外资,与国外企业在研发、技术、资本和人才等领域开展深度合作,提升我国制造企业的技术水平,加快融入国际产业链。三要加快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开放,提升引资质量。政府应引导外资更多投向知识及技术密集型服务业,如研发、金融、咨询、信息服务,以及医疗、教育、文化、体育等,提升引资的技术效应和社会效应。
例2 (武汉中考)如图4,点P是直线l:y=-2x-2上的点,过P的另一条直线l′交抛物线y=x2于A、B两点,设直线l交y轴于点C,若△AOB的外心在AB上,且∠BPC=∠OCP,求点P的坐标.
(四)充分发挥国际进口博览会优势,优化贸易结构
一要以进口博览会为平台,积极引进高技术产品。2018年11月,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在上海举办,展示了我国进一步对外开放的信心和决心。今后应继续办好国际进口博览会,通过加大进口高技术产品,从而集聚全球优质商品、改变贸易结构、促进贸易平衡。二要为技术进口提供平台,促进高技术产业升级。应加强与其他国家的创新资源与高技术交易市场的共享与对接,促进高技术产品进口,并加快学习与吸收,促进高技术产业的升级和跨越式发展。
(五)努力降低高技术产业成本,激发企业活力
一要提高高技术产业的信息化水平,降低生产成本。应借助大数据、云计算、移动互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加速开展新技术和新工艺研发,提升劳动生产率、降低高技术企业生产成本。2016年成立的工业互联网产业联盟,有利于促进高技术产业的跨越式发展,需加大对此类社会组织的支持力度。二要创新高技术产业的融资方式,降低融资成本。我国在降低贷款基准利率的同时,还应针对高技术产业制定包括融资租赁、绿色金融等创新性金融政策,降低高新技术企业的融资成本。三要完善减税与税改措施,降低税收成本。2018年5月1日起,我国通过实施减税措施、统一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标准、一次性退还未抵扣完的进项税额三项措施,使市场主体全年税负减轻超过4000亿元。在此基础上,应改革完善增值税制度,按照“三档并两档”方向调整税率水平,切实减轻企业负担,让高技术企业轻装上阵,聚力发展。
由于小学生处于思维的最佳发展阶段,因此,教师应在数学学科的教学活动中,重点培养小学生的创新性,从而促使小学生能够全面发展。教师在这一阶段数学学科的教学活动中,应采取数字化的资源进行教学,促进对小学生的全面发展。现阶段,由于一些学校的教学设施不完善,不能达到理想的教学效果。针对这一现象,教师合理地利用数字化的教学资源,将教学的内容与现代化的教学工具进行融合,引导小学生根据自身的学习水平选择学习的内容,从而培养其自身的思维能力,进行创新性的发展,进而达到理想的教学效果。
(六)改革创新科研管理体制,扩大科技张力
一要优化专利质量,提高审查时效性。应进一步完善专利审查和质量管理体系,实施高标准授权,提高审查效率,避免造成科技专利被抢注被盗用。二要深化科技领域“放管服”改革,建立多元化科研资助体系。相关部门对重点产业关键技术科研项目要减少审批事项,简化项目经费预算和申请程序,提升科研项目评审、管理工作的公平性。三要给科技人员“松绑”,提高创新活力。对于科研过程中的人财物,应给予科研人员更多的自主权,构建有利于创新成果转化和激励科研人员向长期性、基础性领域聚集的科研制度考核机制,切实提高科研质量和效率。四要加强企业自主研发投入,增加创新动力。国内企业应通过实行项目成果奖、技术折价入股等手段奖励技术创新的科技人员,提升自身创新主体地位。
(七)逐步完善人才培养机制,构筑人才高地
一要灵活配置教育资源,打造人才培养高地。应灵活配置教育资源,打造一批综合实力以及某一学科优势明显、专业竞争力强的世界一流高等院校,构筑人才培养高地和人才汇集“洼地”。二要加强高校与企业合作,实现人才供给与需求精准对接。高校应与企业以合作项目为纽带,打造校企合作新模式。可以鼓励企业挂职人员走入课堂,创新“企业式”课程模块,同时根据企业需求“订单式”培养企业创新性人才,以此丰富高校人才培养体系。三要通过产学研深度融合,提高科技成果转换率。打造产学研融合、创新链与产业链对接的平台,促进我国高技术产业的转型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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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gh-tech Industry in Sino-US Trade Friction :Pressure and Measure
LI Xiuxiang HE Congxian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Economics,Jiangx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Summary :In this Sino-US trade, the U.S. shows a clear intention on “precise attack” on China's high-tech industry, while China expose a“buckets effect” in this area. The reasons behind lie in both extrinsic and intrinsic factors. The American hegemonism to curb China’s development is the external cause, while the internal cause lies in Chinese imperfect system in R&D management, weak investment in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low proportion of invention patents. Thus, China should not only understand clearly the trade friction between China and America and restore her confidence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but also will try her utmost best to speed up the construction of market system with high standard and to promote high-tech enterprises to improve innovative capacity and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Only in this way, can China turn extrinsic pressure into strong intrinsic impetus to promote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 high quality, find out a breakthrough in core technologies and change her image from “Made-in-China” to “Created-by-China”.
Keywords :Sino-US trade; trade friction; high-tech industry;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作者信息] 李秀香,江西财经大学国际经贸学院教授;和聪贤,江西财经大学国际经贸学院博士研究生。
通讯作者: 和聪贤,电子邮箱:hcx1109@163.com。
JEL Classification: F13,F50,O25
(责任编辑: 贾佳)
标签:中美贸易论文; 贸易摩擦论文; 高技术产业论文; 技术创新论文; 江西财经大学国际经贸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