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与创新——20世纪朱子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世纪论文,朱子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139(2001)01-0075-05
20世纪朱子学的研究与中国哲学研究一样，其价值取向是中国哲学的现代化。朱子学的研究，基本是沿着这一路向而进行探索的。大体上可分为前50年与后50年两个阶段。虽然后一阶段是前一阶段的继续，但其基本观点、价值取向、研究方向大相径庭。
一
前50年朱子学研究所面临的问题是与中国哲学研究所碰到问题相似，即如何现代化？怎样现代化？经几代学人的艰苦求索，硕果颇丰。他们的思维方法、价值尺度，基本理念，大多依傍西方哲学，从哲学定义的界说、内容的分类、问题的范围、概念的运用、文本的解释等方面试图会通中西哲学，与西方哲学接轨，以回应中西哲学的冲突，求得中国哲学现代化问题的化解。这个回应，从三个方面展开：
一是以胡适、冯友兰为代表，他们以西方实用主义哲学与新实在论哲学为指导，来撰写中国哲学，分析朱子思想；二是以李石岑、范寿康为代表，他们以唯物主义辩证法思想为指导，来著述中国哲学，诠释朱子哲学；三是以吕思勉、陈钟凡等为代表，他们以中体西用思想为指导，来诠释宋明理学和朱子学。
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不及宋明理学。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篇出版于1933年。冯氏认为，“所谓中国哲学者，即中国之某种学问或某种学问之某部分之可以以西洋所谓哲学名之者也。所谓中国哲学学者，即中国之某种学者，可以以西洋所谓哲学家名之者也。”据此，冯氏说：“朱子之哲学，非普通所谓之唯心论，而近于现代之新实在论。惜在中国哲学中，逻辑不发达，朱子在此方面，亦未著力。”(P927)以西方新实在论来诠释朱子哲学。在冯氏的《新理学》中，不仅开宗明义说“新理学”是接着程朱讲的，而且依“新实在论”把理世界解释的真际世界，气世界解释为实际世界；理世界与气世界构成了共相与殊相的关系。
李石岑的《中国哲学十讲》（1935年版）提出：“中国的哲学现在将要开始走辩证唯物论的步式”，中国哲学应以对“什么是物质”的回答，来决定其哲学的性质。显示了他以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来分别其哲学性质。范寿康在其《中国哲学史通论》（1936年版）中明确提出：他“主以唯物辩证法阐述我历代各家之思想”，并依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统一、反映论的唯物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等唯物论的新观点、新立场来讲中国哲学史。他认为朱子“树立了一个有体系的理气二元论”哲学，他在其《朱子及其哲学》一书中作了具体的阐述。
吕思勉的《理学纲要》（1928年版），夏君虞的《宋学概要》（1937年版），陈钟凡的《两宋思想述评》，李相显的《朱子哲学》（1941年）等属于第三种状况。吕氏的《理学纲要》亦只写到两宋，不及元明理学。他们以中国传统解经的方法，以儒学为主导，但不排斥西方哲学的方法和话语。吕氏认为朱子思想未有出于周敦颐、张载、二程。陈钟凡认为，宋明理学为近代思想之前趋，朱熹是“集近代思想之大成者”。程颐兼言理气二元论，朱熹综合理气二者“为具体的一元论”，所以称朱子为综合学派。它表现为“理一而气殊”，“理无为而气有用”，“万物统体一太极”，则太极为唯一，即以太极统理气二元论，心统性情二本，终谓太极即理，性即理。陈氏认为，朱熹思想“以横渠、伊川为宗，而旁通濂溪、明道，更上酌斟孟荀之辨，旁参稽于释老之言，折衷至当，确定新儒家之说者也”(P247)。
20世纪前50年的20、30、40年代，中国学者处民族危难之时、国家存亡之秋，他们挺起民族的脊梁，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以救国救民的悲愿，投入到向西方追求真理的潮流。他们以自己学者的良知、专业的知识、价值的评判，会通中西哲学。尽管胡适、冯友兰都以西方哲学为哲学，并以西方哲学为标准剪裁中国哲学，但他们也体认到中西哲学的差异和中国哲学的殊相。他们在颠沛流离、资料缺乏，甚至面对日本侵略者的威胁的情况下，完成自己的著作，如冯友兰的“贞元之际六书”和李相显的《朱子哲学》。因此，他们著作是用生命写出来的。
二
20世纪后50年的朱子学研究（主要指中国大陆），大体上分为三个阶段：一是1949-1965年，是知识分子思想改造，批判资产阶级思想，学习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时期。从1951～1952年开始的“肃反”运动，在大学师生，中学、小学教师中开展了交代“历史问题”的坦白运动，并开展马克思主义的教育；1953年以后开始批判胡适、梁漱溟、冯友兰等资产阶级思想运动，直到1957年开展“反右派”斗争，在知识分子（包括大学生、知识分子干部）中划分敌我，右派分子为敌人。就在这一年，在北京大学召开了“哲学史方法论”讨论会，强调哲学史上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两条路线、两个阵营的斗争。这次会议后，便得出这样一个公式：唯物主义＝辩证法＝代表进步阶级的利益；唯心主义＝形而上学＝代表反动阶级的利益。虽然这个时期有孔子、老子、庄子、《周易》等思想的讨论，但基本上是上述公式的贯彻。在由北大、人大、中国科学院哲学所参加编写的《中国哲学史》（任继愈主编）和侯外庐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中，朱熹是作为客观唯心主义者被批判的。这时大陆报刊发表朱熹文章很少，仅有5～7篇文章。
第二个阶段是1966-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时期。在“文化大革命”开始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批判封、资、修。中国古代哲学家及其著作都属于封建主义，而遭到批判和横扫，以至烧毁。后来发展为“评法批儒”、“批林批孔”等，并把上述公式发展为：唯物主义＝辩证法＝代表进步阶级利益，再加上等于法家，主张改革；唯心主义＝形而上学＝代表反动阶级利益，再加上等于儒家，主张保守。于是朱熹作为宋代的大儒而遭到批判，一些地方举办批判朱熹的展览会。朱熹被批判为唯心主义、形而上学、儒家、保守，代表封建大官僚、大地主阶级利益，甚至被戴上投降派的帽子。朱熹思想严重被歪曲。
第三个阶段是1977-2000年。这是“文革”以后，改革开放、思想解放、经济发展时期。若细分亦可有三段：一是1977-1984年，这是拨乱反正、正本清源之时，是价值观念、哲学理念、思维方法、评价标准开始转变之际，亦是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所形成的思维模式、哲学思想评价公式的继续，因此思想上的冲突就是不可避免的。我积近20年的收集资料和思想，于1981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50多万字的《朱熹思想研究》，这是“文化大革命”以后，乃至1949年以后第一本全面、系统研究朱熹政治、经济、哲学、历史、伦理、鬼神等思想的专著。她作为献给由中国哲学史学会和浙江省社会科学研究所联合举办的全国宋明理学研究会（1981年10月在杭州召开）的专著，受到大会国内外学者的关注。美国陈荣捷教授来函称“此书学术水准很高，肯下死功夫做学问”，其“治学之严，所用材料皆第一手，且每有新见，令人起敬”（1981年12月函）。香港《镜报月刊》1983年第7期发表非闻的《中年学者在大陆崛起——访〈朱熹思想研究〉作者张立文》的文章，指出：“在大陆学术空气遭十年浩劫的污染后，张立文对朱子这个‘大儒’所作的这样的分析研究，特别使人感到清新，……它企图使哲学基本概念的研究，不仅仅停留在对主要范畴的论证上，而着重于范畴之间的联结以及结合方式的不同的研究，说明由此构成各不相同的哲学逻辑结构或哲学体系。因而，《朱熹思想研究》是散发着浓郁中国芬芳的著作，在中国哲学史、思想史上重点人物的研究中开拓了新的蹊径。”都给予肯定的评价。这时有邱汉生教授的《四书集注简论》。
然而，1983年开始“清除精神污染”，《朱熹思想研究》被认为是精神污染物，于是在大陆社会科学一家最权威的杂志，以与一般书评有别的不寻常的位置，发表了化名学谦的《评〈朱熹思想研究〉》（1983年第4期）的长篇文章。该文批判《朱熹思想研究》混淆了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两条路线，在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这两个概念上产生了偏差”。什么偏差呢？就是与“恩格斯当年批评过的施达克的观点可以说是异曲同工”。这就是说《朱熹思想研究》与施达克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的观点，犯了同样的严重错误。所以恩格斯写了《路德维希·费尔巴费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提出全部哲学的最高问题和划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标准问题，批判施达克的谬误。《朱熹思想研究》既与施达克“异曲同工”，又发生在恩格斯批判施达克之后，无疑可扣上“反马克思主义”的帽子，于是学谦批判说：“这不仅关系到个人的学风、道德、名誉，更关系到人民的利益。恩格斯告诉我们：‘马克思认为自己的最好的东西对工人来说也还不够好，他认为给工人提供不是最好的东西，那就是犯罪。’”锋芒所指，即《朱熹思想研究》是犯罪！
面临这样的批判，我不能不做出回应。然而我的《关于朱熹思想研究的几点认识》一文，直到“清除精神污染”运动转变为“扫黄”，避免一些知识分子受批判的厄运后的1984年第2期才发表。《朱熹思想研究》之所以遭致这样的批判，是因为我在该书中写了《朱熹哲学的逻辑结构》一章，阐述了我研究中国哲学史的方法论，即以逻辑结构的方法来分析哲学家的哲学思想，而不必拘泥于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辩证法与形而上学两个对子的方法。我认为“逻辑结构论”的方法是适合于分析中国哲学家的哲学思想的。鉴于这种情况，我“在答复之余，辄思有阐述中国哲学逻辑结构论之必要。适蒙香港中文大学邀请笔者在1984年担任‘新亚书院龚雪因先生访问学人’讲席，遂有此《中国哲学逻辑结构论》之作”（《后记》，《中国哲学逻辑结构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中国哲学逻辑结构论”解构了“文化大革命”中所形成的中国哲学史那种极左的“公式”，为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开拓了新的路径。我按照逻辑结构论而有《宋明理学研究》和《中国哲学范畴发展史〈天道篇、人道篇〉》及《道》、《理》、《气》、《心》、《性》、《天》等书之作。
二是1984-1990年，这是排除“左”的思潮的干扰，解构了“文革”两个阵营、两条路线斗争的思维，出现了哲学理念、思维方法、评价尺度由单一化向多元化的转变的时期。中国哲学研究在“文化热”的冲击下，多了一种研究方法的参照系。中国哲学和朱子学研究在排除了政治的、意识形态的干预后，出现了比较宽松的氛围、自由的气息。不仅在国内召开多次朱子学国际和国内学术研讨会，对朱熹做了比较公允的、正确的阐述和评价，排除了加在朱子头上的不实之辞，对朱子学做了实事求是的诠释，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朱子的本来面目。这个时期的代表作有陈来的《朱熹哲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该书对朱熹的理气论、心性论、格物致知论等哲学做了深入的考辨和深刻的剖析。他的《朱子书信编年考证》，对朱子书信做了仔细的考订，较之李相显《朱子哲学》对朱子书信编年的考证详尽和全面。高令印的《朱熹事迹考》，结合实地调查对朱熹事迹进行了考订。杨金鑫的《朱熹与岳麓书院》对朱熹的教育思想作了论述。陈正夫、何植靖的《朱熹评传》等。他们的研究推进了朱熹思想研究的深入开展。
三是1991-2000年，这是朱子学研究沉潜深入，多样化而尽精微，重点化而致广大的时期。多样化是指对朱子思想的各个层面都做出研究，重点化是指以朱子思想某一方面为重点而展开研究，而不停留在综合研究上的时期。这种分门别类的研究是多样性与统一性、历史性与逻辑性、普遍性与精深性的融合，使朱熹思想研究呈现出绚丽多姿、五彩缤纷的可喜局面。这个时期的代表作有韩钟文的《朱熹教育思想研究》、吴长庚的《朱熹文学思想论》、潘立勇的《朱子理学美学》、杨勤福的《朱熹的史学思想》、张立文的《朱熹评传》、蔡方鹿的《朱熹与中国文化》等。另外束景南的《朱子大传》，从文化学的视角对朱子思想形成的氛围、背景、内涵、性质都作了全面、深刻的阐述，凸显了朱熹人品、修养、道德、思想的风格和精神。在对朱子思想资料的搜集、整理等方面，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所的《朱熹全书》准备出版；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年出版了由郭齐、尹波点校的《朱熹集》，这些都大大方便了朱子学的进一步深入的研究。《朱熹全书》是当前最完备的朱子著作的汇集。郭齐的《朱熹诗词编年笺注》，亦方便了对朱熹诗词的探讨。各报刊发表了大量高水平的朱熹学术论文。
从80到90年代，朱子学从自身的探索，开展为对韩国朱子学和日本朱子学的探讨。1984年中国大陆学者首次参加了退溪学国际学术会议，1989年在中国人民大学首次召开了第11届退溪学国际学术会议，整理出版了《退溪书节要》，依退溪编的《朱子书节要》体例。退溪李滉作为朝鲜朝朱子学大家，在接纳中国朱子学思想的同时，与朝鲜朝的实际相结合，开展了具有朝鲜特色的理气四端七情的论辩，发展了朱子学。贾顺先主编了《退溪全书今注今译》，大大方便了中国学者对退溪学的研究。
三
20世纪对朱熹的研究从资料的整理、佚诗文的搜集、思想的研究、事迹的调查、文集的点校等，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由于大陆学者思想观念的差异，价值取向的不同，因此对朱熹思想的诠释亦存在分歧：一是朱熹哲学是理气二元论还是理一元论？对于朱熹形上学本体的诠释历来就有不同的体认，或以朱熹的理气同为天地万物造化的根据、最后的根源，理与气不分事实上的先后，为二元论哲学体系；或认为朱熹为理本体论的一元论，也称太极本体论，理与气的关系犹太极与阴阳的关系。朱熹认为，太极生阴阳，犹理生气；理是永恒的存在者，即使天地万物都陷了，理还在那里。理是唯一的绝对，气只是理的挂搭处、附着处。理与气不离不杂，从不杂处言，理不仅逻辑先于气，而且在时间上先于气。笔者认为，理气二元论和理一元论的论争，还可以继续，不必非以一方统一另一方不可，两种理解和诠释可同时存在，这种多元的理解对进一步体认朱熹思想只有好处，而无害处。
二是朱熹的天理人欲之辩。朱熹曾提出“存天理，去人欲”的主张，有人认为，这是针对劳动人民而言的，是剥夺劳动人民最起码的物质生活条件，是不顾劳动人民的死活；也有人认为，这是针对统治者而言的，是对统治集团骄奢淫逸生活的戏戒。朱熹曾对天理与人欲有一界定：“饮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饥食渴饮，这是天理，圣人也要饮食。要求美味美食，这是人欲。劳动人民在当时食不果腹，饥寒交迫，只要求饥食渴饮，哪有美食美味的奢望！如何体认朱熹“存天理，灭人欲”的内涵、性质和社会影响，还需要进一步的探索。
三是心性论在朱熹哲学中的地位问题。心性论是儒家伦理道德、价值理想的理论基础，是宋明理学人文精神的精髓之一。朱熹的心性论究竟如何评价？冯友兰与钱穆、贺麟就有不同的认识。冯氏认为朱熹“近于现代之新实在论”，因而，以心为实际的有，系“形而下”的知觉活动，并无其他意义。贺氏注重心性问题，故对冯氏忽视心性问题提出批评，这亦是在情理之中。现于这个问题需与陆九渊作比较研究，也需对朱子心性论对李退溪的影响作出解释。
四是对朱熹思想的历史评估问题，亦存在较多的分歧。这个评价有高低、褒贬之别。对朱熹评价又与对宋明理学的评价联系在一起，或认为宋明理学是思想史上的“浊流”，朱熹亦为客观唯心主义者；或认为宋明理学是一次思想的解放运动，是从“疏不破注”到“疑经改经”的转变，是儒释道三教长期冲突融合而和合的成果，是重建道德形上学和树立伦理秩序及价值规范的需要。朱熹是两宋道学的集大成者，是道学系统化、理论化的完成者。
四
朱子学研究要超越与创新，不能停留在唯物、唯心评价的标准上，而应该寻找适合于中国哲学特质和哲学家思想品格的研究方法。从某种意义上说，研究方法的创新，标志着某一学科的创新；某一理论学科的成就，是以其研究方法的完善为先导。基于此，必须着力于方法论的探索。胡适用实用主义的方法，冯友兰用新实在论方法，郭沫若、侯外庐、杜国庠等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研究中国哲学和朱子学，都为中国哲学和朱子学的研究做出了历史的贡献。在现代我们主张中国哲学和朱子学研究方法的多样化，不要简单化、单一化。在方法多样化中选择最优化、最符合中国哲学和朱子学的方法，这是朱子学研究超越和创新的重要条件。这就是说，新方法将预示着中国哲学和朱子学研究的新突破。
我曾经在20世纪80年代初（1981年）在《朱熹思想研究》中提出逻辑结构论，经过近20年来的运用和完善，我认为是可以作为中国哲学和朱子学研究方法之一的。逻辑结构作为一种思维形态结构，它是存在的结构、结构层次关系及结构同时态与共时态的统一的表征；是事物内在诸要素活动形式以及各要素间相对稳定的排列顺序或结合方式的显现。它是哲学逻辑结构内各个层次、要素、部分之间互相冲突、融合而和合的表现形式，是事物内部各部分、要素融突而和合的思维形式。它是中国哲学和朱子学范畴在一定社会经济、政治、思维结构情境下所构筑的相对稳定的融突而和合的体系或结构方式。此便是新方法、新结构，此其一。
其二，新思维、新思路，是朱子学研究超越旧思维、旧思路，创造新风气、新学风的必由之路。人们都习惯于在思维定势中思考问题，在固有理念中提升概念，在旧有思路中梳理资料，并按习惯的模式、框架来诠释中国哲学和朱子学的思想体系。因为这种习惯性最省力气，也最保险。既不违时论，而触犯某根敏感神经，遭飞来横祸；也不需殚精竭思，重新架构，不致与周边发生冲突。但这种保守的、僵化的、偷懒的思维，对中国哲学和朱子学的创新无益。在当今数字化的虚拟空间的时代，创新就是生命，就是活力。学术也与企业一样，不创新就会在世界学术竞争中被淘汰。在学术之林中缺席下岗，这是时代发展的大势和潮流。朱子学研究要想不落后，不落入被淘汰的命运，必须呼唤新思维、新思路，赶快结束在旧思维、旧思路中讨生活的状况。
所谓新思维、新思路，我在《新人学导论》（广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做了初步的论述。数字化方法，创造了虚拟空间，这种思维中介的变革，将在哲学领域引起革命变革。尽管哲学的变革要落后于科技的变革，但科技的革命，最终要推进哲学思维革命和哲学思路的创新，这是毫无疑问的。
其三，新环境、新氛围，是中国哲学和朱子学超越和创新的必备前提。在改革开放的时代，学术的繁荣和发展，必须营造一个宽松的、民主的、自由的学术论争的氛围和环境。从总体上说，学术的生命与政治、经济相比较，是相对脆弱的，没有宽松的、民主的、自由的环境的培植和氛围的激励，新思维、新思路、新方法就很难诞生和成长，而往往窒息在母胎中。
新思维、新思路、新方法虽然是时代精神精华的体现，是时代精神曙光的“先知”者，但往往与现实的主流意识形态的习惯性、稳定性的现状不合拍，而超越主流意识形态的习惯性和稳定性，会引起主流意识形态的不满或拒斥。两宋时期学术环境和氛围相对宽松、自由，各学派相互论争、互相批判，在论争和对话中建构了各自的学术思想体系，于是濂、洛、关、闽以及朔学、蜀学、新学、湖湘、永康、永嘉、金华、象山、道南等，学派林立，学术繁荣。正是这种环境和氛围，造就了宋代理学以及大批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哲学家。这不是偶然的现象，是新时代新环境和新氛围使然。朱熹也是在这种新环境、新氛围中培育成长的，尽管在朱熹晚年被卷入政治权力斗争的核心，而被打入“伪学逆党籍”，但已无损朱子学的传播和壮大。
其四、新视野、新学风，是中国哲学和朱子学超越和创新所必需的。如果停留在传统的、旧的视野层面上，便很难有新的突破。一般说，传统视野，代代相袭，陈陈相因，在这个视野范围内，基本内容以及相关问题都已探讨清楚或已涉及，已不可能提出新问题、新理念。要使朱子学研究深入，必须开拓新视野，只有在新视野的观照下，才能发现新问题、新理念，开出新的学风。
哲学研究是很个性化的，无个性的哲学就是对某种共同哲学的认同，就不是哲学家自己特有的哲学理念。作为哲学来说，若不成其为自己独有的哲学，也就无哲学，哲学之所以为哲学，就在于有个性，即能区别于以往的、前人的哲学，而建构自己的哲学。然能开新学风的并非所有的具有个性化的哲学，而是在捕捉时代精神中，最能体现时代精神精华的哲学。这种哲学既是时代的需要，亦是时代精神的提升，这样才能影响现代以至将来，而开出新学风。
中国哲学和朱子学研究的超越和创新，是朱子学研究者所共同面临的挑战，需要大家共同努力，互相论辩，探索切磋，做出回应，以开创朱子学研究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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