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韶红, 张亚林, 党海红, 黄国平[1]2003年在《家庭暴力与抑郁症患者自杀的相关研究》文中指出目的 研究家庭暴力与抑郁症自杀的关系。方法 采用自行设计的家庭暴力调查表、汉密尔顿抑郁量表、社会支持评定量表、艾森克人格问卷 (EPQ)和特质应对方式问卷 ,对 72例抑郁症患者 (有家庭暴力组 38例 ,无家庭暴力组 34例 )进行评定和比较 ;将自杀程度分为轻度 (偶尔有自杀想法 )、中度 (频繁有自杀想法 )和重度 (自杀未遂 )。结果 ( 1)家庭暴力与频繁有自杀想法 [比值比(OR) =11.333,χ2 =9.5 2 8,P =0 .0 0 6 ]和自杀未遂 (OR =16 80 0 ,χ2 =11 386 ,P =0 0 0 1)存在关联 ,且OR值随自杀程度的升高而增大 ;不同性别比较 ,家庭暴力与女性频繁自杀想法和自杀未遂均存在关联 ( χ2 =8 2 2 4和 5 4 90 ,P <0 0 5 ) ,仅与男性自杀未遂存在关联 ( χ2 =6 4 2 9,P <0 0 5 )。 ( 2 )有家庭暴力组的总社会支持分 [( 35 32± 9 5 1)分 ]低于无家庭暴力组 [( 39 6 2± 6 74 )分 ,t=2 19,P <0 0 5 ];EPQ的神经质 (t=- 2 6 4 )、精神质 (t=- 2 10 )和消极应对评分 (t=- 2 5 6 )均高于无家庭暴力组 (均P <0 0 5 )。结论 家庭暴力与抑郁症患者自杀呈明显关联 ,且存在性别差异 ;患者的社会支持、个性和应对方式等社会心理因素对此关联有一定影响
邹韶红[2]2004年在《家庭暴力与抑郁症患者自杀的相关研究》文中提出目的:研究家庭暴力与抑郁症自杀的关系,为抑郁症自杀的干预提供理论依据。方法:采用自行设计的家庭暴力调查表、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社会支持评定量表(SSRS)、特质应对方式问卷(TCSQ)和艾森克人格问卷(EPQ),对72例符合中国精神疾病分类方案与诊断标准第3版诊断标准的抑郁症患者(有家庭暴力组38例,无家庭暴力组34例)进行评定和比较,将自杀程度分为轻度(偶尔有自杀想法)、中度(频繁有自杀想法)和重度(自杀未遂)。结果:(1)家庭暴力与频繁有自杀想法(比值比OR=11.333,X~2=9.528,P=0.006)和自杀未遂(OR=16.800,X~2=11.386,P=0.001)存在关联,且OR值随自杀程度的升高而增大;不同性别比较,家庭暴力与女性频繁自杀想法和自杀未遂均存在关联(OR分别=15.000,和9.000;X~2分别=8.224,和5.490;P<0.05),仅与男性自杀未遂存在关联(OR=7.000,X~2=6.429,P<0.05)。(2)有家庭暴力组的总社会支持分[(35.32±9.51)分]低于无家庭暴力组[(39.62±6.74)分,t=2.19,P<0.05];消极应对评分(t=-2.56)和EPQ的神经质(t=-2.64)、精神质评分(t=2.10)均高于无家庭暴力组(均P<0.05)。(3)有家庭暴力组男性的主观支持分(t=-2.42)、总社会支持分(t=-2.17)低于无家庭暴力组(均P<0.05),消极应对分[(34.94±4.74)分]高于无家庭暴力组[(30.07±6.47)分,t=-2.19,P<0.05];有家庭暴力组女性的支持利用度分[(6.13±2.03)分]低于无家庭暴力组[(8.10±1.99)分,t=3.15,P<0.05],EPQ的神经质评分[(64.17±7.40)分]高于无家庭暴力组[(56.5±10.26)分,t=-2.79,P<0.05]。结论:家庭暴力与抑郁症自杀呈明新祖医科大学医学硕钊七学位论文显关联,并且自杀程度越重,关联越明显,且存在性别差异;患者的社会支持、应对方式和个性等社会心理因素对此关联有一定影响。为受虐者提供家庭治疗、早期干预及应对技巧、社会支持尤为重要。关键词家庭暴力;抑郁症;自杀;社会支持;个性
佚名[3]2005年在《论文摘要收录》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目的:研究职校学生的家庭和学校环境对其人格形成的影响为培养职校学生良好的人格素质提供科学依据。方法:取上海浦东新区一所职校全体学生为研究对象,采用卡特尔16 种人格特征量表,家庭和学校情况调查表,进行测试和评估, 使用SPSS统计软件进行分析。结果:人格特征有性别差异,女性乐群性,敢为性,恃强性,有恒性,幻想性明显高于男性;
王向贤[4]2008年在《亲密关系中的暴力》文中研究表明本文在尽可能广泛地浏览国内外相关文献的基础上,以对1035名大学生的调查为案例,从现象描述、原因解释和研究方法叁方面讨论亲密关系中的暴力。主要发现有以下几点。1、亲密关系中的暴力相当普遍。2、在配偶暴力中,主要探讨了丈夫施暴与妻子施暴。在前者中,发现不同类型的男权(如,公共层面男权、个体层面男权、文化男权、物质男权)及其组合影响着丈夫向妻子施加暴力的程度和性质。并特别探讨了一般夫妻暴力与男权恐怖暴力之间的关系、表现、区别与不同的干预原则。在比较夫对妻、妻对夫的暴力中,发现两者在表现、原因均有同有异,且不同国家、文化中配偶暴力的性别分布存在差异。3、恋爱期间的暴力与婚姻中的暴力在性别分布上可能差异较大。文章初步讨论了女性暴力角色与女性在两种异性亲密关系中地位的关系。4、在父母与子女之间的暴力中,发现父母对子女的暴力比子女对父母的暴力普遍得多。暴力会在代际之间传递,并在传递的方向性、程度、性别分布、态度与行为等方面存在复杂表现。5、暴力的建构存在显着的性别差异。除性侵害外,男性比女性遭受并施加了更多的暴力。6、目前国外使用最普遍的暴力量表The Conflict Tactics Scale在本调查中信度与效度较高,但性别敏感度不足。另外,报告者的身份及其在暴力中的角色、暴力类型、调查方式等都会影响暴力报告。
黄国平[5]2006年在《女性服刑人员中精神创伤与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的关系以及PTSD的心理学、认知功能、神经生化研究》文中认为目的： 拟从流行病学、心理学、认知功能，以及精神生化等多个角度论述我国女性服刑人员的创伤性事件与PTSD的关系，强调在这些服刑人员中对精神创伤，特别是对儿童期性创伤进行筛查和干预对阻止她们发展为PTSD，和提高其接受人性化分类教育和改造水平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方法： (1)在湖南新路职业学校中，采用多级随机整群抽样的原则抽取471个女性服刑人员，分为青少年年少组(年龄≤25岁)和年长组(＞25岁)。采用自我报告和访谈相结合的方法评估她们的心理学特征及DSM-Ⅳ PTSD诊断。自我报告包括创伤性生活事件问卷(TLEQ)、事件影响量表(IES-R)、症状自评量表(SCL-90)、艾森克人格问卷(EPQ)、社会支持量表(SSRS)、特质应对方式(TCSQ)、自杀问卷；采用临床用PTSD定式评估问卷(CAPS)评估其精神创伤和PTSD诊断。 (2)采用Wisconsin卡片分类测验(WCST)、韦氏记忆量表(WMS)、言语流畅性实验(VFT)和注意划消测验对其中47个女犯PTSD患者，和年龄、受教育年限、物质滥用史、关押时间等匹配的36个女犯对照组，进行记忆、执行功能、言语流畅性和注意力的认知测验；采用高效液相色谱电化学检测法(HPLC-ECD)和放射免疫技术测定她们的血清皮质醇、血浆儿茶酚胺CA(NE、E、DA)和5-羟色胺(5-HT)及其代谢产物，和血浆神经肽-Y(NPY)水平。为了控制混杂因素的影响，采用协方差分析有无PTSD两组认知功能、生化指标之间的差异；协相关分析它们之间的关系。 结果： (1)90.4％的女性服刑人员至少经历1件创伤性事件，63.7％至少经历3件或以上的多重创伤性事件。青少年年少组女犯的创伤事件数
陈月[6]2019年在《亲密伴侣暴力与女性自杀问题的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亲密伴侣暴力(IPV)与女性自杀问题一直受到广泛关注。然而,我国对亲密伴侣暴力和女性自杀的相关研究很少。因此,本研究归纳及总结亲密伴侣暴力与女性自杀的关系、受虐妇女自杀危险因素及干预措施。这对预防遭受亲密伴侣暴力的妇女自杀,有着重要意义。
孔令涵, 郑文贵, 周成超, 宁博, 祁华金[7]2013年在《农村育龄期妇女家庭暴力认知与自杀意念的相关分析》文中认为目的:探讨农村育龄期妇女家庭暴力状况与自杀意念的相关性。方法:采用分层整群随机抽样方法抽取样本。利用Beck自杀意念量表和自制家庭暴力调查表进行访谈式调查,采用SPSS16.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结果:共调查农村育龄期妇女924人,其自杀意念发生率为9.42%。在对家庭暴力的认知上存在较大不足,其中,长期不与对方说话的认知与农村育龄期妇女自杀意念的产生显着相关。结论:家庭暴力相关问题是自杀意念的关键因素,应给与农村育龄期妇女更多的关怀和法律援助,降低农村育龄期妇女的自杀意念。
阎元[8]2010年在《基于社区的产后抑郁筛查技术及干预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一、研究目的和意义抑郁症是一种常见的心境障碍,患病率可高达10%左右。世界范围内的流行病学资料显示,抑郁症在女性人群中的发病率为男性的2倍,而女性的围产期是抑郁症的发病高峰,除了既往有抑郁症史的患者容易再次复发外,许多女性在产后出现了首次抑郁发作。妇女在经历了妊娠、分娩后,无论在生理上还是心理上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情绪处于不稳定状态,极易发生产后抑郁。产后抑郁是产妇最为常见的心理异常,不仅影响产妇的自身健康及婚姻和家庭,而且还影响哺乳及母婴关系,对婴儿的情绪行为和生长发育产生长远的消极影响,更甚者还会引起杀婴和自杀的行为,危害极大。此外,在80年代计划生育政策的社会背景下,第一代独生子女们目前已经到了结婚生育年龄,而独生子女群体的特殊心理特点使其更容易发生产后抑郁。作为一个人口大国及特殊的社会人口环境,产后抑郁在我国已构成一个越来越严重的公共健康问题,秉承“上医治未病”的理念,开展产后抑郁预防干预的必要性不言而喻。早期评估与诊断是实施产后抑郁干预的第一步,然而目前的筛查技术在筛查内容、形式、时机方面均存在缺陷,筛查技术也没能通过有机整合而形成一套科学有效的干预方案。因此,非常有必要开展基于社区的产后抑郁筛查技术及干预研究。本次研究,旨在结合社区卫生服务特点,首先,研制贯穿孕产妇“孕前-产前-产时-产后”全流程的、关注“生理-心理-社会”综合的产后抑郁社区适宜筛查技术；然后,在集成课题组前期研究成果“产后抑郁社区集体干预模式”的基础上,形成产后抑郁社区预防干预方案；最后,通过对干预方案的试点,验证与完善筛查技术及模式,为形成具有一定推广价值的、符合我国国情的产后抑郁社区筛查技术及模式提供关键信息。二、研究方法本研究根据结构-过程-结果模型确定了研制“孕前-产前-产时-产后”全流程综合预防干预技术的理念；通过循证医学提示了筛查技术研制的基本思路；通过卫生技术评估提示了技术要实现预期价值需要组织保障及政策支持；根据项目管理、业务流程管理思路拟定了干预方案；根据项目评估方法确定了干预方案效果评价的思路。主要的资料来源与收集方法包括文献计量分析、现场调查等,通过文献计量分析确定了筛查表和评估表的条目来源；通过现场调查为筛查技术的效能考评以及干预方案的效果评价提供数据资料。资料通过Excel、Epidata录入,分析工作全部在SPSS15.0中完成。除了对相关的数据资料进行一般的描述性分析外,还运用相关分析、探索性因子分析、信度分析、效度分析、Kappa一致性检验对筛查表和评估表进行了效能评价。叁、主要研究结果(一)研制孕产期心理相关危险因素筛查表筛查表的研制以危险因素为出发点,从已有文献和经典研究中系统收集66条相关危险因素,通过专家咨询对所收集的危险因素进行界定和论证,对部分危险因素进行合并和分解得到62条,并按时期进行分类,分别形成孕期46条和产后49条的相关危险因素清单,最后对相关危险因素进行重要性论证,对其重要程度做初步判断。在危险因素系统遴选和重要性论证的基础上形成孕期46条和产后49条的备选条目池,并构建筛查表；进而对筛查表和各条目进行专家论证,删除了部分语言表述不当和专家认为没有必要纳入的条目,得到了由孕期43条、产后44条条目所形成筛查表初稿；将初稿进行了50名孕妇和48名产妇的小样本需方预试,根据预试结果对条目进行了优化,最终确定出孕期和产后筛查表各35条条目及四级评分的评分方式。在此基础上,课题组对612名孕妇和596名产妇开展了正式的需方调查。探索性因子分析显示,孕期筛查表可提取12个公因子,且其累积方差贡献率达到55.920%,产后筛查表可提取11个因子,且其累积方差贡献率达到60.650%,并均可以归为生理、心理、社会功能叁个维度,与筛查表研制的理论构想一致；通过对筛查表的总分与经典量表SAS、SDS的总分做相关分析来评价校标效度,孕期筛查表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518、0.500,产后筛查表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403、0.300,相关均有统计学意义；用克朗巴赫系数和折半信度来评价筛查表的信度系数,孕期筛查表的叁个维度及整张表的克朗巴赫系数在0.376-0.666,折半信度在0.325-0.598之间,产后筛查表的叁个维度及整张表的克朗巴赫系数在0.531-0.735,折半信度在0.404-0.642之间；并分别以50／51和44／45为分界值。(二)研制孕期心理状态自我评估表本部分以应用广泛、成熟量表、信效度高、简单易行为原则广泛收集经典抑郁评估量表,并总结各个量表的特点,通过条目极大化得到评估表的52条备选条目池,根据条目的出现频率,筛出出现频率为2次及以上的条目,形成评估表的20个初筛条目,并经专家评议做了部分修缮。组建专家论证组,由专家对条目的语言表述准确性、与产后抑郁的关联性分别打分,提出应当增删、合并和调整的条目,并给予修改的理由和建议。专家对20个初选条目的语言表述评分均为满分,对关联性的评分全部在0.8分(总分为1分)以上,且未提出其他异议,故条目未做修订。随后随机选择50名孕妇,进行评估表的预试,所有调查对象均可以理解全部20个条目的表述,并认为各个条目间没有发生重复,由此最终确定评估表的20个条目及四级评分的评分方式。在此基础上,课题组对612名孕妇开展了正式的需方调查。运用相关分析进行条目鉴别力的考评,结果表明20个条目得分与总分均相关；采用探索性因子分析考评评估表的结构效度,共提取5个公因子,且累积方差贡献率达到52.151%；校标效度通过对评估表的总分与经典量表SAS、SDS的总分做相关分析来评价,相关系数分别为0.787和0.771,呈强相关；根据因子分析的结果,分析评估表的5个公因子及整张评估表的克朗巴赫系数和折半信度,除公因子5以外,其它4个公因子及整张表的克朗巴赫系数在0.522-0.792之间,折半信度在0.493-0.790之间。以经典量表SAS和SDS为金标准,通过综合分析Kappa值、灵敏度、特异度和一致性,最终确定以37／38作为评估表的分界值。(叁)产后抑郁社区预防干预方案拟定以课题组前期理论研究成果“集体干预模式”为平台,整合上述研制的筛查表和评估表,并根据干预地区的实际情况,形成了一套可实际操作的干预方案。干预方案是为适宜技术的实施服务的,是指导技术开展的指南,明确了干预目标(why)、干预对象(who)干预内容和工具(what)、干预实施和流程(how)、干预时间(when),且干预方案最终以干预手册的形式呈现。(四)产后抑郁社区预防干预方案实施情况目前干预实施情况显示,上海嘉定已入组87人,孕妇学校开展了313人次,丈夫学校开展了62人次,江苏常州入组人数达117人,孕妇学校开展了100人次,丈夫学校开展了49人次,干预工作正在按照计划进行。筛查表的主动筛查率由孕早期的73.7%上升到孕晚期的100%,认为筛查表很有帮助的比例从孕早期的31.7%上升到孕晚期的41.7%；认为孕妇学校集体干预课程的安排、内容、介绍、形式很好的比例基本在75%以上；通过访谈,孕妇学校收到广大孕妇及其丈夫的欢迎,孕妇的知识得到提高,需求得到满足；此外,供方也认为通过干预大大提高了自己在孕产期心理保健方面的专业知识和业务水平。四、研究结论本研究形成的两项筛查技术即筛查表和评估表解决了目前产后抑郁在社区筛查方面的技术瓶颈,研制过程严谨规范,考评结果较为理想；产后抑郁社区预防干预方案以前期理论研究成果为基础,并结合实地调研做了部分调整,既保证了科学性,也兼顾了操作性；干预方案自实施以来得到了干预试点地区的认可,并已经初显成效,但在现阶段,本研究的核心筛查技术和整个干预方案的价值还无法进行系统的评估,需要在干预全部结束以后再做全面的考证。
邹韶红[9]2007年在《夫妻暴力社会心理高危因素及其预防性心理干预的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第一部分夫妻暴力社会心理高危因素的研究目的探讨夫妻暴力的社会心理高危因素，为进一步心理干预夫妻暴力提供科学的理论依据。方法1．采用多级分层抽样方法，在湖南省郴州市抽取3087个家庭。经调查发现其中有384户曾发生夫妻暴力，从中随机抽取80户，将施暴者80人作为暴力组。另外，以家庭结构相同为前提条件，选取96户无暴力行为的家庭，并从中选取与施暴者性别相同、年龄相近的96人作为对照，为非暴力组。2．采取入户半定式面谈方法。由施暴者、受虐者和非暴力组的成员填写家庭暴力问卷、并接受心理评估。心理评估问卷包括艾森克人格问卷(EPQ)、症状自评量表(SCL-90)、生活事件量表(LES)、特质应对方式问卷(TCSQ)及社会支持评定量表(SSRS)。结果1．夫妻暴力的发生率为12.4％。其中施暴者男性的比例(81.3％)显着高于女性(18.7％)，受虐者女性的比例(81.3％)显着高于男性(18.7％)(P＜0.05)；夫妻暴力家庭中31～40岁的人数最多为60人，占75％；暴力组的受教育年限、经济收入低于非暴力组(P＜0.05)。暴力组中无业(12.5％)多于非暴力组(2.1％)(P＜0.05)；施暴者的经济收入高于受虐者(P＜0.05)。2．家庭体制中暴力组家长制、自由制高于非暴力组(P＜0.01)，而暴力组民主制的家庭体制低于非暴力组(P＜0.01)。暴力组中待业下岗、赌博高于非暴力组(P＜0.01)。暴力组中，对家庭暴力持“可以”吸“看情况”态度者高于非暴力组(P＜0.05)。3．夫妻暴力的表现形式由施暴者和受虐者分别报告：精神合并躯体虐待的发生最高，分别为53.8％和47.5％，其次是精神虐待，分别为35.0％和36.3％，精神、躯体合并性虐待的发生最低，分别为1.3％和3.8％。4．暴力组SCL-90精神病因子分、LES总分、负性LES分、EPQ-N分均高于非暴力组(P＜0.05)；暴力组的社会支持总分、客观支持分、主观支持分均低于非暴力组(P＜0.05或P＜0.01)。施暴者的消极应对分高于受虐者(P＜0.05)，EPQ-P分低于受虐者(P＜0.05)。夫妻独子家庭结构中暴力组SCL-90躯体化因子分高于非暴力组(P＜0.05)；夫妻多子家庭结构中暴力组抑郁因子分高于非暴力组(P＜0.05)；夫妻多子家庭结构中受虐者SCL-90总分、抑郁、焦虑及躯体化因子分均高于施暴者(P＜0.05)。6．施暴行为的高危因素有施暴者对家庭暴力持“可以”或“看情况”的态度、赌博行为、较高的SCL-90精神病因子分、待业或下岗、较少的客观支持、较多的负性生活事件及家庭体制缺乏民主制。结论1．夫妻暴力的发生率为12.4％。施暴者以男性居多，受虐者以女性居多。以31～40岁年龄段夫妻暴力发生最多。受教育年限低、经济收入低、无业者较易有施暴倾向。家庭体制中家长制和自由制作风，容易引发暴力事件。2．夫妻暴力的表现形式中精神合并躯体虐待最高，其次是精神虐待，精神、躯体合并性虐待最低。施暴者具有情绪不稳的个性特征、敏感多疑的心理、较少的社会支持、消极的应对方式及较多的负性生活事件等，则容易促成施暴行为；受虐者比施暴者多表现精神质的个性特征。其中以夫妻独子及多子家庭结构此类社会心理问题较为突出。3．施暴者对家庭暴力持认可态度、赌博行为、敏感多疑的心理、待业或下岗、较少的客观支持、较多的负性生活事件及家庭体制缺乏民主制是施暴行为的高危因素。提示应针对夫妻暴力的社会心理学高危因素，进行预防性心理干预。第二部分新婚登记夫妻婚前暴力的初步调查和评估目的了解新婚登记夫妻婚前暴力的发生状况，及新婚夫妻暴力的相关特征；探讨儿童期目睹或遭受家庭暴力与夫妻暴力的关系，为制定防治家庭暴力有关政策及心理干预提供科学的理论依据。方法采取横断面调查。于2005年11月～2006年2月在长沙市5个市辖区中抽取2个市辖区，再在每个市辖区民政局婚姻登记机构处对领取结婚证愿意接受婚前暴力调查研究的新婚登记夫妻进行自编的新婚夫妻婚前暴力调查问卷、儿童期虐待问卷(CTQ-SF)及简易应对方式问卷(SCSQ)的调查。调查对象仅限于初婚的夫妻。经样本估算后，实际有效调查317对。根据新婚夫妻报告在婚前一年至少有一次暴力的发生作为暴力家庭组(spouse violence，SV组)，有122对(244人)，和婚前一年双方都无暴力的发生作为非暴力家庭组(非SV组)，195对(390人)。结果1．婚前一年未婚夫对未婚妻的暴力：丈夫和妻子分别回答婚前一年未婚夫对未婚妻施暴的总人数有106人(33.4％)和81人(25.6％)；施单纯精神暴力的分别有100人(31.5％)和73人(23.0％)，其中采用冷战，不理睬未婚妻，使其感到痛苦的分别有87人(27.4％)和71人(22.4％)：施精神合并躯体暴力的分别有2人(0.6％)和3人(0.9％)。丈夫回答对未婚妻施单纯躯体暴力的有1人(0.3％)；施精神、躯体合并性暴力的有1人(0.3％)。妻子回答遭受精神和性暴力的有2人(0.6％)。2．婚前一年未婚妻对未婚夫的暴力：丈夫和妻子分别回答婚前一年未婚妻对未婚夫施暴的总人数有101人(31.9％)和115人(36.3％)；施单纯精神暴力的分别有92人(29.0％)和104人(32.8％)，其中采用冷战，不理睬未婚夫，使其感到痛苦的分别有87人(27.4％)和102人(32.2％)；施单纯躯体暴力的分别有8人(2.5％)和3人(0.9％)；施精神合并躯体暴力的分别有7人(2.2％)和8人(2.5％)。3．婚前暴力的前叁位诱发因素是夫妻的个性与应对方式问题、沟通与交流不足、经济问题或工作问题。SV组中对家庭暴力持“可以”或“看情况”态度的高于非SV组(P＝0.000)。DV组同居、饮酒史、赌博高于非SV组(P＜0.01)。SV组职业与非SV组比较，差异有显着性(P＜0.05)，其中干部或职员的比例(54.9％)明显高于非SV组(46.9％)(P＜0.05)。4．SV组CTQ-SF情感虐待因子分、躯体虐待因子分及量表总分高于非SV组(P＜0.05)。SV组儿童期目睹家庭暴力的高于非SV组(χ~2＝45.114，P＜0.001)，OR值为3.323，95％CI为2.322-4.755。SV组妻子CTQ-SF性虐待因子分高于非SV组(P＜0.05)结论1．约1／3新婚夫妻在婚前一年有暴力的发生，未婚妻对未婚夫暴力的发生与未婚夫对未婚妻暴力的发生大致相当。新婚夫妻婚前一年精神暴力的发生远远超过了躯体暴力和性暴力，其中以精神暴力中的冷战、不理睬对方，使对方感到痛苦的发生最高。这种冷战性精神暴力有可能引发其他精神暴力的合并，也可能引发躯体暴力、性暴力的发生。为预防夫妻暴力的发生和升级，对新婚夫妻进行早期的心理干预势在必行。2．新婚夫妻在婚前出现暴力的主要诱发因素是个性和／或应对方式问题、沟通与交流问题、经济问题或工作问题。婚前暴力与职业、同居、赌博、饮酒史、对家庭暴力持认可态度、儿童期目睹或遭受家庭暴力均有一定的相关性。第叁部分新婚夫妻暴力预防性心理干预的对照研究目的通过对新婚夫妻暴力的重点人群进行预防性心理干预，旨在降低夫妻暴力的发生和升级，并提高婚姻质量。方法从317对新婚夫妻中筛选出93对夫妻暴力重点人群，随机分为研究组(42对)和对照组(51对)。研究组主要接受关于夫妻暴力的健康心理教育及预防夫妻暴力发生的心理辅导训练，对照组不接受任何干预。两组分别在干预前接受夫妻暴力调查问卷，简易应对方式问卷(SCSQ)、艾森克人格问卷(EPQ)、社会支持评定量表(SSRS)、儿童期虐待问卷(CTQ-SF)的评定。在干预后6个月接受夫妻暴力调查问卷和Locke-Wallace婚姻调试问卷的评定。研究组完成25对，对照组完成37对。结果1．研究前两组的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职业、经济收入、同居史、饮酒史、吸烟史、饮酒次数、赌博史、居住条件、儿童期目睹家庭暴力及各种量表的评分差异均无显着性(P＞0.05)。2．对家庭暴力态度的变化。随访6月后研究组对家庭暴力持“可以”和“看情况”的态度者15人(30％)低于对照组43人(58.1％)(P＜0.01)。随访6月后，研究组对家庭暴力持“可以”和“看情况"的态度者25人(50.0％)明显下降到15人(30.0％)，但差异无显着性(P＞0.05)。随访6月后，研究组的婚姻调试问卷总分高于对照组(P＜0.01)。3．①两组间妻子受虐形式的比较：妻子报告随访6月后，研究组受虐的有14人(56.0％)，低于对照组30人(81.8％)(P＜0.05)；随访6月后研究组两种以上家庭暴力未发生，而对照组却有4人(P＞0.05)。丈夫报告随访6月后，研究组受虐的有12人(48.0％)，显着低于对照组29人(78.4％)(P＜0.05)。②两组内妻子受虐形式的比较：妻子报告，研究组在随访6月后妻子受虐总人数有14人(56.0％)低于干预前17人(68.0％)(P＞0.05)；对照组在随访6月后妻子受虐总人数有30人(81.1％)高于干预前27人(73.0％)(P＞0.05)。丈夫报告与妻子类似。4．①两组间丈夫受虐形式的比较：妻子报告随访6月后，研究组受虐的有14人(56.0％)，显着低于对照组31人(83.8％)(P＜0.05)；研究组精神和躯体暴力未发生(0.0％)，显着低于对照组8人(24.3％)(P＜0.05)。丈夫报告与妻子类似。②两组内丈夫受虐形式的比较：妻子报告，研究组在随访6月后丈夫受虐总人数14人(56.0％)低于干预前17人(68.0％)(P＞0.05)。对照组在随访6月后丈夫受虐总人数31人(83.3％)高于干预前28人(75.7％)(P＞0.05)。丈夫报告与妻子类似。5．①两组间妻子受虐频率的比较：丈夫报告干预前两组妻子受虐频率比较，差异无显着性(P＞0.05)。随访6月后研究组妻子受虐频率明显低于对照组(P＜0.05)。妻子报告与丈夫类似。②两组内妻子受虐频率的比较：丈夫报告研究组在随访6月后妻子受虐频率比干预前减少(P＞0.05)。对照组在随访6月后妻子受虐频率比干预前明显增加(P＜0.05)。6．①两组间丈夫受虐频率的比较：妻子报告干预前两组丈夫受虐频率比较，差异无显着性(P＞0.05)。随访6月后研究组丈夫受虐频率明显低于对照组(P＜0.01)。丈夫报告与妻子类似。②两组内丈夫受虐频率的比较：妻子报告：研究组在随访6月后丈夫受虐频率比干预前减少(P＞0.05)。对照组在随访6月后丈夫受虐频率比干预前明显增加(P＜0.05)。结论1．预防性心理干预改善了新婚夫妻对家庭暴力的态度，对家庭暴力持“可以”和“看情况”态度者明显减少，持“不可以”态度者明显增多。2．预防性心理干预，可以减少夫妻暴力的发生，降低夫妻暴力的升级，提高婚姻协调程度和质量。
桂立辉[10]2009年在《浏阳市农村居民抑郁症流行病学研究》文中提出研究背景抑郁症是我国最常见的精神障碍之一,世界各地报道的抑郁症患病率差异较大,西方国家报道的抑郁症终生患病率约为5.2%-16.2%,近年来我国几项较有影响的精神障碍流行病学研究报道的抑郁症终生患病率较低,约为1.15%-8.6%,因样本、病例确定方法、诊断标准和诊断工具等方面的差异而不同。在抑郁症专项流行病学研究方面,国内有多项以初级卫生保健或普通门诊人群为对象的研究报告,发现就诊者中有较高的抑郁症患病率,但缺乏针对社区人群(特别是农村社区人群)抑郁症的专项流行病学研究,对社区抑郁症患者的症状分布特点、影响因素和卫生服务利用情况仍不清楚。现有流行病学研究在现场调查方法、筛查工具与诊断标准等方法学上也存在一些必须解决的问题。此外,对抑郁症患者症状特点及卫生服务利用的研究较少,且样本大多局限于到精神专科或综合医院普通门诊就诊的患者或某些特定人群,代表性差,不能很好地反映社区人群中抑郁症患者的情况。本文研究抑郁症在我国农村居民中的患病率、分布特点和影响因素,对适合我国人群的抑郁症流行病学调查方法和工具进行初步探索,并探讨农村社区人群中抑郁症患者的症状特点、卫生服务利用及其影响因素,为进一步开展抑郁症的流行病学研究和制定抑郁症预防、控制策略提供依据。目的研究抑郁症在我国农村居民中的患病率、分布特点和影响因素,探讨重症抑郁发作患者的症状特点和农村抑郁症患者卫生服务利用及其影响因素,并对适合我国人群的抑郁症流行病学调查方法和工具进行初步探索,为进一步开展抑郁症的流行病学研究和制定抑郁症预防、控制策略提供依据。方法采用分层、多级随机抽样方法,将浏阳市全部乡(镇)按经济发展水平分层并抽取3个乡(镇),对3个乡(镇)的全部居民进行了入户摸底调查,在此基础上以户为抽样单元进行随机抽样,共抽取7857户,其中≥15岁人口共计28316人,排除调查前一年在本地居住不满6个月者共计17713人,应调查总人数10603人。于2007年3月-5月进行抑郁症的筛查,以SCID为筛查和诊断工具,按DSM-Ⅳ标准诊断目前或既往重症抑郁发作和心境恶劣障碍。抑郁症患者症状特点和卫生服务利用研究均以本次抽样调查中筛查发现并确诊的抑郁症患者为研究对象,全部符合DSM-Ⅳ诊断标准。由培训合格的调查员按照SCID的要求调查重症抑郁发作9个症状发生情况,同时填写“一般情况调查表”(自编)和“精神障碍患者求医行为调查表”(自编),收集社会人口学资料及相关因素情况。结果一、抑郁症的患病率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实际完成调查7347人,应答率69.3%。其中,男性3358人,女性3989人,平均年龄49.73±16.30岁。共筛查并诊断抑郁症患者295例,目前重症抑郁发作140例(1.9%,95%CI：1.6%-2.2%),既往重症抑郁发作94例(1.3%,95%CI：1.0%-1.6%),心境恶劣障碍61例(0.8%,95%CI：0.6%-1.0%),总患病率为4.0%(95%CI：3.6%-4.4%)。女性患病率(4.6%)高于男性(3.2%),性别比为0.706,差别有统计学意义(X2=8.928,P=O.030)。抑郁症患者平均年龄52.3±13.0岁,不同年龄组间患病率的比较,以45岁-75岁中老年人群患病率较高,差别有统计学意义(X242.458,P=0.000)。按性别分层后,各年龄组患病率的差异仍有统计学意义(P<0.01)。按抽样户籍人口(28316人)年龄构成对不同性别抑郁症患病率标化后比较,男性标化患病率为2.78%(95%CI：2.22%-3.34%),女性标化患病率为3.82%(95%CI：3.23%-4.41%),差别仍有统计学意义(r=6.129,P=0.013)。标化后总患病率为3.35%(95%CI：2.94%-3.76%)。在抑郁症的各项影响因素中,不同受教育程度人群患病率依次为小学及小学以下(4.6%)、初中(3.0%)、高中及高中以上(2.8%),受教育程度越低,抑郁症患病率越高(X2=12.424,P=0.002)。不同婚姻状况人群抑郁症患病率依次为离婚(10.6%)、再婚(8.2%)、丧偶(6.2%)、初婚(3.9%)、未婚(1.8%),差别有统计学意义(X2=26.677,P=0.000)。职业为农业劳动者的患病率(4.7%)高于工人和商业员工(2.8%)和其他职业人群(2.0%),差别有统计学意义(X2=17.410,P=0.008)。抑郁症的患病率还与收入水平呈负相关,抑郁症患病率和RR随家庭人均年收入增加而降低,差别有统计学意义(Z2=14.972,P=0.039),等级相关系数(Spearman, rs)为-0.905(P=0.002)。抑郁症的患病率有随家庭人口数(rs-0.857,P=0.007)或常住人口数(rs=-0.964,P=0.000)增多而降低的趋势,差别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独居者抑郁症患病率(7.2%)高于非独居者(3.9%),差别有统计学意义(X2=4.085,P=0.043)。患有确诊的慢性躯体疾病者抑郁症共病患病率(7.6%)高于未患慢性躯体疾病者(2.4%),差别有统计学意义(X2=110.402,P=0.000)。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抑郁症的患病影响因素有性别为女性(OR=1.334,95% CI:1.040-1.711)、年龄(OR=1.012,95% CI:1.002-1.022)、受教育程度为小学及小学以下(OR=1.428,95% CI:1.048-1.946)、职业为农业劳动者(OR=1.490,95% CI:1.050-2.115).不稳定婚姻状况(OR=1.628,95% CI:1.174-2.260).家庭人均收入<2000元(OR=1.361,95% CI:1.066-1.737).家庭常住人口数(OR=1.132,95% CI:1.042-1.230).现患躯体疾病(OR=3.020,95% CI:2.345-3.888)等。二、重症抑郁发作症状特点及其影响因素分析重症抑郁发作患者234例,男性86例,女性148例。年龄15.3-85.9岁,平均52.3±13.2岁。在重症抑郁发作的9个症状中,除抑郁或情绪低落(96.6%)和兴趣或愉快感缺失(85.0%)2个基本症状阳性率最高外,其他症状的阳性率依次为疲倦或精力缺失(84.6%)、睡眠变化(83.3%)、饮食或体重的变化(68.4%)、思考或集中注意力障碍(64.5%)、无价值感或不适当的自罪感(62.4%)、自杀意念或行为(37.2%)和精神运动激越或迟滞(27.4%),有7.7%的患者9项症状全部阳性。男性饮食和体重变化阳性率(76.7%)高于女性(63.5%),差别有统计学意义(X2=4.403,P=0.036)；女性患者自杀意念和自杀未遂的阳性率(40.2%)高于男性(30.2%),差别有统计学意义(X2=7.551,P=0.023),其余各症状阳性率在不同性别、不同患者之间的差别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躯体症状中最常见的是疲倦或精力缺失,其次是睡眠变化和食欲与体重改变。睡眠变化阳性率有随年龄增大而增高的趋势(X2=11.272,P=0.046),大多数是睡眠减少,少数睡眠过多,患者报告的平均睡眠时间只有4.53小时。其他躯体症状在不同性别、年龄组的患者之间均无显着差异(P>0.05)。与国内对临床抑郁症患者症状特点的研究结果比较,本次调查农村社区抑郁症患者各躯体症状的阳性率均低于临床病例样本,食欲减退和体重下降阳性率的差别有统计学意义(P<0.001),但疲倦乏力和睡眠障碍阳性率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在234例重症抑郁发作患者中,曾经至少有过自杀想法的147例(62.8%)。其中,反复想到死但尚无自杀计划或自杀行为的49例(20.9%),有自杀计划但尚未采取自杀行为的21例(9.O%),有自杀未遂的17例(7.3%)。女性自杀意念和自杀未遂阳性率(40.5%)高于男性(31.4%),差别有统计学意义(X2=10.375,P=0.035)。再婚、离异和丧偶组自杀意念和自杀未遂阳性率(50.0%)高于未婚或初婚组(34.0%),差别有统计学意义(X2=2.577,P=0.010)。多元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婚姻状况(OR=0.516,95％CI:0.269-0.991)、“兴趣或愉快感缺失”(OR=0.516,95％CI:0.269-0.991)和“疲倦或精力缺失”(OR=0.516,95％CI:0.269-0.991)对自杀意念和自杀未遂的影响有统计学意义,决定系数R2=0.080,而其他各因素与自杀意念和自杀未遂的联系均无统计学意义。叁、抑郁症患者卫生服务利用及其影响因素分析本次调查共发现并诊断抑郁症患者295例,男性110例,女性185例,平均年龄52.3±13.0岁。患者出现症状后最先采取的措施主要有“休息调养”(69.5%)、“求神拜佛或民间巫医治疗”(9.2%)、“自我医疗”(8.8%)、“就诊于医疗机构”(6.1%)等。影响最先采取的措施的因素有性别、患者对症状的归因和是否患慢性躯体疾病,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有45例(13.5%)曾到乡(镇)卫生院及以上正规医疗机构就诊。女性就诊率(18.9%)高于男性(9.1%),差别有统计学意义(X2=5.541,P=0.023)；患者本人受教育程度、家庭主事人受教育程度和家人最高受教育程度均对就诊率有影响,初中或初中以上组就诊率高于小学及小学以下组,差别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传统的扩大家庭就诊率(23.0%)高于核心家庭(11.4%)或其他(如单身)家庭类型(9.1%),差别有统计学意义(X2=7.064,P=0.029),且就诊率随收入水平增高而增大(X2=8.287,P=0.016)。多因素logistic分析结果影响抑郁症患者就诊率因素有性别为男性(OR=0.363,95%CI:0.164-0.805)、年龄(ORR=1.040,1.012-1.069)、家庭主事人为农业劳动者(OR=0.352,0.176-0.707)、家庭类型为扩大家庭(OR=2.593,1.292-5.204)、有精神病家族史(OR=3.642,1.084-12.235)。重症抑郁发作患者的症状表现对就诊率也有一定影响,“兴趣或愉快感缺失”和“饮食或体重的变化”2个症状阳性者的就诊率(分别为11.6%和10.6%)低于该症状阴性者(分别为31.4%和23.0%),有“自杀意念和自杀未遂”者就诊率(24.1%)高于该症状阴性者(8.8%),差别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本次调查抑郁症患者的就诊延迟率(诊延迟时间超过30天)达95.0%,有70.2%(207／279)的患者就诊延迟时间超过1年,就诊延迟时间的中位数为1211天。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影响抑郁症患者就诊延迟的因素有年龄(OR=0.956,0.916-0.998)、家庭主事人为农业劳动者(OR=3.360,1.049-10.761)、家庭类型为扩大家庭(OR=0.208,0.061-0.705)。患者报告的就诊延迟的主要原因有“觉得问题不大看能否拖过去”(34.1%)、“经济困难看能否拖过去”(26.8%)、“不知道是一种病”(17.1%)等。45例曾经就诊的患者中,95.6%首诊于非精神专科,只有2例(4.4%)患者首诊于精神专科。有66.7%的患者就诊于以乡(镇)卫生院,就诊于县级及县级以下医院的占95.6%。只有1.7%(5／295)的重症抑郁发作患者曾就诊于精神专科,受教育程度为初中及初中以上者和有精神疾病家族史者精神专科就诊率较高,差别有统计学意义(P<0.05)。共有6例(2.0%)曾被诊断为“抑郁症”或“神经症”,其他患者均未能被识别和诊断。有40例(13.6%)患者曾接受过治疗(包括中医药治疗),其中有10例(3.4%)重症抑郁发作患者接受过住院治疗,仅有3例(1.0%)既往重症抑郁发作患者接受过精神科药物治疗。女性治疗率(18.9%)高于男性(4.5%),差别有统计学意义(x2=12.159,P=0.000)。多元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影响抑郁症患者接受治疗的因素是性别(OR=0.175,0.063-0.491)、年龄(OR=1.050,1.016-1.084)、患慢性躯体疾病(OR=3.038,1.287-7.171)、家庭主事人为农业劳动者(OR=0.303,0.143-0.642)和家庭类型为扩大家庭(OR=2.837,1.335-6.028)。患者报告的未接受治疗的原因主要有“自认为病轻不需要治疗”(32.6%)、“经济困难”(32.2%)、“治不好”(7.9%)等。本次调查有21.3%的患者曾求助于巫医神汉,女性求助率(26.3%)高于男性(13.1%),差别有统计学意义(x2=6.909,P=0.009)。有44.8%的患者本人和38.8%的患者家人曾去求神拜佛。影响迷信求助行为的其他因素有年龄和对鬼神的态度,差别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1.本研究结果表明,浏阳市农村居民抑郁症总患病率为4.0%(95%CI：3.6%-4.4%)。女性患病率高于男性,年龄分布以40岁-70岁中老年患病率较高。2.抑郁症的患病影响因素主要有低受教育程度、工作为农业劳动者、不正常婚姻状况(再婚、离婚或丧偶)、低收入(家庭人均年收入<2000元)和现患慢性躯体疾病等。3.农村社区人群重症抑郁发作患者的症状表现与临床样本的研究结果无明显差异,但一些症状(如食欲与体重变化等)阳性率低于临床患者,说明社区抑郁症患者中轻型或不典型病例的比例可能大于临床患者。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对抑郁症患者一些症状的发生有一定影响。4.农村社区人群中重症抑郁发作患者自杀意念与自杀未遂阳性率达37.2%,其中自杀未遂发生率为7.3%,均低于国内临床样本的调查结果。女性自杀意念和自杀未遂阳性率(40.5%)高于男性(31.4%)。多元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重症抑郁发作患者自杀意念和自杀未遂的影响因素主要有婚姻状况及抑郁症的其他一些症状表现,包括兴趣或愉快感缺失和疲倦或精力缺失。5.浏阳市农村抑郁症患者精神卫生服务利用率很低,大部分患者从未求医,到正规医疗机构就诊的患者中也只有少数被识别、诊断或治疗,主要是非精神专业治疗和替代治疗,只有极个别患者得到精神科专业治疗。6.影响抑郁症患者卫生服务利用的因素主要是性别、年龄、职业、受教育程度、家庭类型、家庭人均收入、家庭主事人的职业和受教育程度等。局限性本次调查为横断面研究,对于既往抑郁发作是以研究对象的回忆为依据,可能存在偏倚。一些影响因素是以最近一年的情况为准,不一定能代表发病前的状态。横断面研究结果只能说明各影响因素与结局之间存在统计学联系,但不能证实因果关系。对重症抑郁发作患者的症状特点的研究,受SCID结构的限制,一些常见的躯体症状如疼痛、胃肠功能紊乱、心悸等未做调查,对症状相关影响因素的研究也不够全面。尽管与国内外同类研究相比本次研究的样本量较大,但由于农村抑郁症患者极低的精神卫生服务利用率,大部分患者从未求医,到正规医疗机构就诊的患者中也只有少数被识别、诊断或治疗,从而导致一些设计时考虑到的求医行为特点如诊断延误、治疗延误及康复治疗情况等无法进行分析或统计学效能降低。研究意义与创新本研究以农村社区人群为研究对象,采用国际通用的筛查工具和诊断标准,探讨农村居民抑郁症的患病率、分布特点和影响因素。在国内首次报告了农村社区重症抑郁发作患者的症状特点,特别是自杀意念和自杀未遂阳性率及其影响因素。对指导农村社区人群抑郁症的发现、诊断和预防控制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对农村抑郁症患者卫生服务利用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比较全面的研究,弥补了国内抑郁症相关研究大多以临床病例样本为对象的缺陷,首次提出中国农村抑郁症患者求医行为模式,对我国抑郁症防治工作提出了合理可行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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