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分疏与整合
——基于现代社会现象视角
苏春雨
（广西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广西 南宁 530004）
摘要： 世间万物唯有人会思考，有理性，而人的理性是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结合，它们的结合状态决定了人们的实践方式，决定实践成功与否。现代社会科技的高速发展，人们物欲的膨胀，致使工具理性压制价值理性而片面发展，威胁着人类社会生活的和谐。因此，需要发扬价值理性，使其回归主导地位，完成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有机统一，保证社会生活的和谐有序发展。
关键词： 价值理性 工具理性 社会现象
一、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含义
韦伯在将哲学的中“理性”概念改造成为社会学的“合理性”概念，并将合理性分为工具合理性和实质合理性，也就是价值理性。工具理性是指：“通过考量外界事物的情况和社会人们所采取的手段，期望实现自己所争取的目的，注重手段合适而不管目的是否恰当。”以工具利益为思维主导的人，当他去做一件事的时候，并不考虑这件事能带来什么道德、情感或者文化方面的价值，有无道义上的对错，他只考虑成本最小而收益最大。工具理性只在乎达到目的所需的手段，不在乎社会普遍的价值期待。韦伯认为，世界是客观无感情的物质世界，世界就是科学认识的前提和结果；关注“物性”，排斥“人性”，是它最本质的特征。
而韦伯对于价值理性的定位是：“无论是否有所成就，只是关注目的意识和价值，关注行动过程中行为所具有的伦理的、美学的、宗教的或是任何其他阐释的关于美的，有价值的纯粹信仰。”价值理性关注的是行动本身所代表的价值，它所追求的是“怎样的世界才是更合理的”；而工具理性只是告诉我们世界是怎么样的，我们要如何来改造这个世界。当然，最开始也是因为价值理性作为一种主导价值观，区分出了目的和价值，因而为了达到价值和目的，相应的实践手段也逐渐发展起来了。实践过程中科技发展成熟，工具理性不断发扬，逐渐获得了自主性和独立性，并最终取代了目的本身。价值理性关怀人性，它眼中的世界是有意义的人文的世界。
理性的历史是波浪式前进的过程。最开始古希腊时期，哲学家们毫不吝啬地赞美和肯定理性；而到了中世纪时期，神学走向顶峰，站在反面的理性被贬入低层；再到文艺复兴时期，人们又把理性推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再一次肯定了理性。启蒙运动之后，工业革命到来，科学技术不断获得重视并迅速发展。韦伯就是处在这样的工业时代之中，但当时的人民并没有走向他们所追求的幸福。科技的快速发展使理性之中的工具理性势头逐渐高涨，压抑了人的天性，人们没有了自主的思维，价值理性不断萎缩，人们成了只听指令行事工作的所谓的机器的奴隶。于是这种“畸形”的理性又被架上了评判台，为大众所质疑，继续走向了批判发展之路。历史告诉我们，无论是哪种精妙绝伦的思想，都需要经受住批判才能继续发展，社会才能进步；一旦一种思想走向绝对化，也就走向了异化之路，走向了没落。
二、从现代社会现象看“工具理性”的拔高
人们从降生到世上开始，为了生存，需要食物果腹，需要衣服保暖；青年时期为了将来离开父母后能独立生存，一直在学习各种知识技能；成年后为了生活而去工作，娶妻生子有人陪伴，延续生命。而期间为了愉快自身的体验，我们做了许多事情去填补我们的每一段生命。这是大多数人常态的一生。因为有价值，所以我们去做这件事情，为了做成这件事情，我们思考行动。这就是人理性中的价值理性在主导我们去做有价值有意义的事情，而工具理性决定我们去完成这个事情所选择的实践方式。但是在这个科技高速发展、甚至人类都开始有些“招架不住”高科技衍生危害的现代社会，逐渐催生了价值理性的失落、工具理性的越位。
3）参见参考文献[1]第285页，布罗认为“由于社会的关系使某些含义成为集中的，而另一些成为分散的。”
如今，热门的旅游业也是隐隐可见工具理性的体现。旅游本是人们外出游览、开阔视野、解放身心、愉悦、享受的一种活动。哪怕只是到郊区小河边走一走，只要身心得到了放松，有了美好的体验，也算是实现了旅游的价值和意义了。但是现如今，人们似乎不是为了自己的身心享受而外出旅游，而是冲着所谓的景区而去，因为这是一个著名的景区，甚至只是因为这是一个景点，所以要去看一看，拍照留念，晒到社交网络，证明自己曾到此一游。人们向往的是景点、有游客服务中心、有导游、被保护和建设套上5A、4A 级景区名号的景点。人们挤在人山人海中，奋力地“欣赏”，旅游的结果往往是带来一身疲惫和炫耀的资本。人们奔着景区的噱头而出游，被人工打造后的景点支配着自己的出游计划。
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是人的理性的两个重要方面，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有着同等重要的地位，缺一不可。只是要明确二者之间的逻辑关系，摆正它们的位置，才能正确的引导人们的生活。
2.3 地质灾害遗迹景观 李家峡库区分布有大型岩质滑坡，不但规模大，而且距坝位置近，严重威胁着大坝安全。松坝峡岸坡带广泛分布有松动体及崩塌遗迹景观。松坝峡松动体总数达19处之多，多呈悬挂式悬于半坡，具有一触即发之势[11]。
从社会现象来看，首先，不可否认的是，网络是一个世纪大发明、大创造，极大地方便了我们获取世界各地的各种信息，便捷且信息量完备。发明者的初衷也是推动社会进步，方便人们生活，使人们有更好的生活体验。但是现在网络这个“工具”却似乎变成了“目的”，它不再是为我们服务，而是我们变成了它的奴隶。我们不再是为了查找信息、了解情况而上网，而是一有时间就要上网，漫无目的地浏览，打发时间。更有甚者，没有时间也要把事情丢一边而进入网络世界“东看看，西看看”，单纯的只是为了感受网络的迅捷和娱乐性。网络的价值意义似乎已经丧失了，工具理性在此显现。再看看网络的承载者之一，即手机。现如今除了年纪尚小的孩童以及年龄较大的老年人，可谓是人手一部手机，年轻人更是手机、平板、笔记本电脑集一身。手机最初是为了方便人们远距离的沟通交流而产生的，但随着手机的社交软件功能越来越强，人们的情分反而淡了。以前没有电话、手机的时候，家人朋友的叮咛总是回响耳边，珍之重之；现在通话方便了，反倒是开始厌烦家人包含关心的叮嘱，总觉得朋友有事会告诉自己，因而不会去主动关心朋友。科技的进步没有使人们的关系更为亲密，反而是日渐疏远。随着手机的更新换代，手机的娱乐功能上线了，音乐、摄影、游戏、社交软件牢牢困住了我们。地铁上、公交上、排队时，走路中，都随处可见“低头族”。哪怕是等红灯的十几秒，也要不甘寂寞的腾出空来刷一下手机信息。独处的时候势必要翻出个手机游戏来玩，没空把玩手机也不想“浪费”手机，总要放个音乐才能安心做其他的事情，放下手机也总忍不住频频开机查看。同时，手机的社交软件功能，总会勾起我们窥探别人生活的欲望。人们已经被手机的各种功能束缚住，成了手机这个“工具”的奴隶，而忘记了手机才是为了服务我们而生的“工具”。
首先，价值理性为工具理性提供精神动力和价值引导。韦伯认为，人某种行为的发生是因为它值得去做或有意义；而这个“值得”和“有意义”的定位就是依靠价值理性来判断的。人们对于事物规律的认识，是价值理性进行判断的前提。事物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要结合各个因素来判断。这就需要我们去思考，结合生活经验以及知识积累去判断，最终决定此事是否有意义。只有价值理性作出判断，工具理性以此为导向，去决定采取什么手段来行事，才能保证方向是对的，行事方式是符合道义的，并且我们才会自愿且积极主动地去达成此事。而且完成某事总不会是一帆风顺的，总会遇到一些困难，虽然每件事的难度不同，但是都需要我们有坚定的信念和顽强的意志。这些都是价值理性对工具理性所提供的精神支持。因此，价值理性必须摆在主导位置，为工具理性做指导、批判，如同军队之主将，把握好大方向并鼓舞军队的士气。
三、促进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有机统一
再比如，现如今各个公共场合都安装了监视器，甚至许多家庭都在使用。监视器刚刚出现的时候，人们还是从自身的利益出发，觉得在群体居住的区域中安装监视器是被监视，侵犯了个人隐私，因而抗拒；但是当人们了解到或是见证了监视器可以记录违法犯罪行为，提供最为直接的犯罪证据，对企图作案的不法分子起到震慑作用，能保护自身的人身安全及财产安全时，态度又转而改变，夸赞起监视器的功能。人们甚至即使是在安全的区域内，即监视器没有监控到自己居住的范围时，也强烈要求安装。感觉只有生活在有监控器的范围之内才安全。人们把自己的安全交给了监视器，因而降低了自身的警惕，忘记了自身的安全知识、警惕意识以及自身能力的提高才是最安全的“武器”。监视器最初只是辅助社会治安的“工具”，随着时代的变化，工具的作用显现，人们理性之中的工具理性开始逐渐拔高，“物性”逐渐凸显，而“人性”逐渐隐后。
一切实践都是为了“人”，科技因人而生，应该为人所掌控，但是在人们越来越依赖科技、丧失了自我价值判断的情况下，人就有了弱点，工具理性就有了“翻身”的机会。韦伯认为，科学是工具理性的基础，工具理性从科技而来。科学研究的最初目的是人们在价值层面为了让自己更好地生活。科学的起源是因为好奇，为了抑制宗教迷信，为了更好地改造自然，以为自身服务，为了抵御自然灾害，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但是科技神乎其神的功能，逐渐让人们开始依赖。人们理性中价值理性的一面日益萎缩，目的、价值和意识一类的东西被人们弃之一旁，工具理性“洋洋得意”地支配着人们的行动。但是，工具理性占主导地位的理性，虽然能够指导人们选择正确的实践手段，却不能反省、批判其追求的目的。最终发生的行为将是十足的“非理性”。因此，为了避免陷入工具理性压制价值理性、被“物性”主导、“人性”被压制的境地，必须明确理清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关系，使社会朝着良好的态势发展下去。
其次，工具理性是价值理性的现实支撑。空有想法不付出实践，什么也改变不了。即便你的欲望再强烈，也不会有天神听到你的祷告从天而降为你搬走眼前的障碍，唯有你自己动手。因此，没有工具理性的行动，价值理性描绘的蓝图再好也无法实现。工具理性的发挥是“能工巧匠”的体现，它知道如何做才是最合适的，最有效地达到价值理性预设的理想结果。人们在实践中依靠工具理性，实现了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而通过反思实践过程，价值理性又看到了更多的可能，看到了更远的广阔前景，人们对价值问题就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判断，在今后的决策中又能预设更好的结果。而实践在一次次地朝着更高的目标前进，对于遇到的困难又不断地采取相应的手段，促使工具理性也不断的发展，二者相互作用，互相提升。在这个过程中，人们不断地实现自身命运的开拓，工具理性不断促成价值理性的升华。
综上所述，介入治疗与外科手术治疗小儿室间隔缺损的效果相当，但是介入治疗具有手术时间短、术后恢复快、并发症发生率低等优势，更能满足临床治疗需求，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和推广使用价值，可作为临床治疗的优选方案推广使用。
以2016年3月～2017年3月准备接受放射治疗的首发头颈肿瘤患者为研究对象。入选标准:(1)病理切片确诊的头颈肿瘤患者;(2)患者全身状况良好、能完成治疗和研究;(3)新原发病例、无合并有其他恶性肿瘤及放化疗史。入选对象具有良好的依从性，自愿参与本研究并签署知情同意书。
最后，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统一于人类的社会实践。想法和行动是统一于行动之中，二者不可或缺。价值理性决定要不要去做一件事情，工具理性就决定如何行动，最后人们在理性的指导下完成社会实践。价值理性属于精神层面，而工具理性属于物质层面，价值理性为主导，工具理性配合价值理性的判断付诸实践，两者的结合才能够达成人的本质力量的外化，实现人类改造自然为我所用的这一愿望。
现如今，随着科技的进步及其广泛应用，工具理性开始逐渐占据有利地位，价值理性慢慢被压制，理性已然朝着“非理性”的方向发展。人们渐渐地被工具理性牵着走，追求着科技带来的高效便捷，忘记了内心最初的价值判断，把辅助的科技变成了主导的“目的”，为了使用科技的快感而使用科技，忘记了科技应该是为实现人的价值追求而创造出的。韦伯察觉当时资本主义中工具理性拔高的隐患，因此主张限制工具理性，恢复价值理性的权威主导地位，赋予科学技术以价值内涵，重新定位科学技术在文化系统中的角色。我们必须将工具理性纳入为人类服务的轨道，将其安定在价值理性的判断之下。只有将“物性”的实现以“人性”的实现为主导的前提，才能保证社会的和谐有序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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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B02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5349（2019）18—0242—03
[作者简介] 苏春雨，广西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发展哲学。
责任编辑：杨国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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