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形态与现代化双重视野中的中国道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形态论文,中国论文,视野论文,道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关于民族或国家矛盾和社会形态矛盾之间的关系、关于民族独立和现代化之间的关系，以及关于社会主义与现代化之间的关系，是我们考察近代以来中国发展道路必须直面的重要课题。不依托关于这些课题的科学回答，就无从正确认识中国最终走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历史必然性。
一、民族或国家矛盾与社会形态矛盾
唯物史观提供的科学方法论在于，只有基于世界历史发展总的趋势，才能正确认识民族或国家间矛盾及其发展。将民族或国家之间的矛盾放置在一定性质的世界历史的条件下进行分析，是对这一科学方法的基本遵循。因此，只有从关于资本全球化的研究出发，才能深化对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民族或国家之间矛盾关系的认识，并获取关于这一矛盾关系的科学判断。一般而言，社会形态矛盾与民族或国家矛盾本不属于同一序列的范畴，恰是资本全球化这一历史条件不仅使得民族国家之间的矛盾趋于复杂化，而且还使得社会形态矛盾附加于民族国家矛盾之上并相互交织在一起，由此形成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形态史研究中一个无法绕开的难题，正确把握两者之间的关系，必须求助于对于资本全球化的深入了解。更为重要的是，资本全球化的深入剖析，是讨论近代中国民族矛盾和社会形态矛盾之间关系问题必须首先获取的前提性思想资源。离开这一思想资源，一切关涉近代以来中国道路的问题就可能完全以一种截然相反的回答出现。这就意味着，无论是对近代中国与西方国家之间矛盾的正确把握，还是对近代中国民族矛盾和社会形态矛盾之间关系的正确认识，都要基于对资本全球化的科学分析之上。
当马克思提出世界历史的概念时，资本全球化的历史进程已经在全球逐步展开。深入剖析这一历史现象，我们会发现资本全球化具有逐利的自觉性与传播文明的不自觉性的双重特性。
资本全球化逐利的自觉性的一面主要体现在掠夺和榨取。在《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一文中，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当我们把目光从资产阶级文明的故乡转向殖民地的时候，资产阶级文明的极端伪善和它的野蛮本性就赤裸裸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它在故乡还装出一副体面的样子，而在殖民地它就丝毫不加掩饰了。”①他用辛辣的语言这样写道，美洲金银产地的发现、土著居民的被剿灭、被奴役和被埋葬于矿井，对东印度开始进行的征服和掠夺，非洲变成商业性地猎获黑人的场所，恰是这一切成为象征资本主义生产时代的曙光的标志物。②对于西方资产阶级而言，殖民地的价值只是保障其销售市场和原料来源，促成资本主义国家大工业发展的重要手段而已。马克思鲜明揭示了这一点。在他看来，对于印度，英国的贵族只是想征服它，金融寡头只是想掠夺它，工业巨头们只是想通过廉价销售商品来压垮它。“英国的工业巨头们之所以愿意在印度修筑铁路，完全是为了要降低他们的工厂所需要的棉花和其他原料的价格。”③
资本全球化不自觉性的一面主要体现在传播先进的生产方式。这虽然不是资本善良的本性，然而，在这方面，它确实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同是在《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一文中，马克思指出：“英国在印度要完成双重的使命：一个是破坏的使命，即消灭旧的亚洲式的社会；另一个是重建的使命，即在亚洲为西方式的社会奠定物质基础。”“一旦把机器应用于一个有铁有煤的国家的交通运输，你就无法阻止这个国家自己去制造这些机器了。”“资产阶级历史时期负有为新世界创造物质基础的使命：一方面要造成以全人类互相依赖为基础的普遍交往，以及进行这种交往的工具，另一方面要发展人的生产力，把物质生产变成对自然力的科学统治。”④显然，在马克思看来，帝国主义确实无意间担当起了文明的使者。
资本全球化自觉性的一面也可表述为殖民化的一面，不自觉性的一面也可表述为资本主义化。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认为，殖民化主要表现为民族或国家之间的矛盾，而资本主义化则主要表现为社会形态之间的矛盾。问题的关键在于对于资本全球化而言，自觉性的一面是主要的方面还是不自觉性的一面是主要的方面，民族或国家矛盾和社会形态矛盾究竟何者为主要矛盾，这是当下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研究中需要深入思考的重大课题。因为，近些年来，有论者认为，资本主义当时是新兴的、进步的社会制度，而封建主义是死亡着的社会制度，早已腐败不堪一击。怎么能设想死亡着的封建主义能战胜新兴的、进步的资本主义呢？由此推及的结论是，近代中国的反侵略战争在形式上都是民族自卫的斗争，而在实质上，都是站在维护本民族封建传统的保守立场上，对世界资本主义历史趋势进行本能的反抗，是以落后对先进，保守对进步，封建闭关自守孤立的传统对世界资本主义“自由贸易”经济变革的抗拒。倘若将社会形态矛盾置于民族或国家矛盾之上，得出这样的结论就是自然而然的了。
强调以世界历史的眼光考察中国近代史的研究方法值得倡导，但在对待中国和西方之间矛盾关系的认识上无疑片面化了。倘若从社会形态角度审视的话，西方国家与中国之间的矛盾确实反映出了先进社会形态和落后社会形态之间的矛盾。正如马克思所言，西方资本全球扩张所产生的一个历史现象是，“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⑤。但是，如果只强调西方社会形态的先进性就轻易地否定近代中国的反侵略斗争的正当性，就未免过于武断。其实，这是一种似是而非的论断。一方面，中国和西方国家之间的社会形态矛盾是由民族或国家矛盾所引发的，近代中国所发生的中外战争，无一不是由帝国主义国家发动的，中国始终处于被动应战的状态。与民族国家之间矛盾相比较，社会形态之间矛盾对于双方来说都是一种“无意”的存在；另一方面，中国和西方国家之间民族矛盾的产生和发展并不是因由西方以文明的方式传播现代文明而引起的，每一次战争的爆发都是西方对东方侵略和掠夺所致。基于以上两点分析，就自觉性与不自觉性的关系而言，自觉性的一面无疑是主要的。具体而言，在资本全球化的过程中，西方对东方的掠夺和剥削是主要的方面。毛泽东在指出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给中国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造成了某些客观的条件和可能”⑥的同时一语道破了西方的目的：“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目的，决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的中国。帝国主义列强的目的和这相反，它们是要把中国变成它们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⑦
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有十分明确的立场：“英国资产阶级将被迫在印度实行的一切，既不会使人民群众得到解放，也不会根本改善他们的社会状况，因为这两者不仅仅决定于生产力的发展，而且还决定于生产力是否归人民所有。”⑧这里所涉及的并不是如何正确认识历史尺度和价值尺度关系的问题，而是如何正确使用历史尺度的问题。西方资本全球化促进近代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文明水平的提高的方面与对中国资本主义的压制和排斥的方面相比，后者无疑居于主导性的方面，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点。
因此，既不能简单地把社会形态矛盾凌驾于民族或国家矛盾之上，更不能用社会形态的比较优势作为研究包括中国反侵略战争的正当性等问题在内的依据。需要进一步澄清的是，将反侵略战争说成是维护封建传统的保守立场，基于概念的偷换，即将因民族或国家矛盾引发的反侵略斗争性质的判定与社会形态之间矛盾混为一谈。其实，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并不直接地推导出反对先进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对现代化的拒斥，也并不必然地推导出对落后保守的封建主义的维护。从根本上而言，两者之间不仅不存在着对立的关系，而且恰恰相反，两者之间存在着一致性。因为只有先解决民族或国家之间矛盾，才有讨论解决社会形态之间矛盾问题的可能。在中国的先进分子那里，反帝和反封建始终是高度一致的，而且“不完成反帝国主义的任务，也不能完成反封建主义的任务”⑨。正如有学者指出的，东西方国家之间社会形态的矛盾不能消除和解决民族的矛盾，相反，东西方国家之间的社会形态矛盾的解决依赖于民族矛盾的解决，也可以说，民族矛盾的解决是调节东西方国家关系的杠杆。⑩
对于东方国家而言，将民族国家之间矛盾的解决作为第一要务，不仅不违反唯物史观关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而且恰恰是对这一规律的严格遵循。对于中国人民反抗西方殖民主义者的斗争，马克思从世界历史的高度出发始终对之予以高度的赞扬和称颂。马克思驳斥了殖民主义者所谓中国人民反抗外来势力不过是“野蛮民族的排外心理”的谬论。他指出，“不管引起这些起义的社会原因是什么，也不管这些原因是通过宗教的、王朝的还是民族的形式表现出来，推动了这次大爆发的毫无疑问是英国的大炮”(11)。革命发生的直接原因是“欧洲人的干涉，鸦片战争，鸦片战争所引起的现存政权的震动，白银的外流、外货输入所引起的经济平衡的破坏，等等。看起来很奇怪的是，鸦片没有起催眠作用，反而起了惊醒作用”(12)。他还认为，欧洲人民下一次的起义“在更大程度上恐怕要取决于天朝帝国(欧洲的直接对立面)目前所发生的事件，而不是决定于现存其他任何政治原因，甚至不是决定于俄国的威胁及其带来的可能发生全欧战争的后果”(13)。在马克思看来，“中国革命将把火星抛到现今工业体系这个火药装得足而又足的地雷上，把酝酿已久的普遍危机引爆，这个普遍危机一扩展到国外，紧接而来的将是欧洲大陆的政治革命。”(14)列宁秉持了相同的立场。他指出，在帝国主义时代，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方面“反对帝国主义大国的民族战争不仅是可能的和可能性很大，而且是不可避免的、进步的、革命的”(15)。
二、民族独立与现代化
现代化是历史的趋势。基于唯物史观一般的理论逻辑，西方资本全球化不仅是东方国家社会变革的外部环境，而且从社会技术形态上也决定了东方国家社会变革的方向，因为东方国家社会变革的过程就是不断地把西方资本主义创造的那些具有人类文明的一般性的成果转化为自己的社会基础的过程。“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16)。只有这样，东方国家才有可能实现自身的更新，达到与西方抗衡的水平，这是人类在广度和深度上发展的必然结果。基于上述结论，美国学者艾恺的观点是有道理的。他认为，“现代化一旦在某一国家和某一地区出现，其他国家或地区为了生存和自保，必然采取现代化之道……换言之，现代化本身具有一种侵略的能力，而针对这一侵略力量能做的最有效的自卫，则是以其矛攻其盾，尽快实现现代化”(17)。国内有学者据此认为，殖民地半殖民地改变被动局面的唯一道路，是向西方列强学习，实现社会生活的全面现代化。可问题在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能够在国家主权部分丧失的基础上成功实现现代化吗？
资产阶级国家和现代化曾经是一致的。对于资产阶级国家，马克思明确指出，它是“新兴资产阶级社会当作自己争取摆脱封建制度的解放手段而开始缔造的；而成熟了的资产阶级社会最后却把它变成了资本奴役劳动的工具”(18)。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具体分析道，由于资产阶级日甚一日地消灭生产资料、财产和人口的分散状态，从而使人口密集起来，使生产资料集中起来，使财产聚集在少数人手中后，由此必然产生的结果就是政治的集中。“各自独立的、几乎只有同盟关系的、各有不同利益、不同法律、不同政府、不同关税的各个地区，现在已经结合为一个拥有统一的政府、统一的法律、统一的民族阶级利益和统一的关税的统一的民族。”(19)布罗代尔精辟指出，资本主义之成功，在于它与国家互为一体，它本身即成了国家。道理很是简单，一个简单的例证是，在资本的力量还相对弱小时，没有国家的支持和保护，不仅自身难以生长，也难以跨出国门。正是依托国家的强有力的支持，资本才实现了跨越千山万水、远涉重洋的梦想。
可见，一个独立的民族国家，是实现现代化的先决条件。在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民族或国家一直是现代化的主要承载者。自工业革命以来，世界历史的发展充分表明，民族或国家在生产力发展中的主体作用日益凸显，没有民族或国家的生产力的发展，就没有世界生产力的发展。工业革命以来的全球交往所产生的激烈竞争中，也明白无误地说明，国家是其中的主体。(20)这一原则对西方国家如此，对东方国家也是如此。列宁特别突出了民族国家的普遍意义，他指出，在全世界，资本主义彻底战胜封建主义的时代是同民族运动联系在一起的。“建立最能满足现代资本主义这些要求的民族国家，是一切民族运动的趋势(趋向)。最深刻的经济因素推动人们来实现这一点，因此民族国家对于整个西欧，甚至对于整个文明世界，都是资本主义时期典型的正常的国家形式。”(21)民族运动虽然是由西欧资产阶级发起的，但并不意味着这只是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的专利。对于东方而言，其发展资本主义和实现现代化的前提和西方并没有区别。美国学者C·E·布莱克就从一般性的角度分析指出，实现现代化要具备三个必需的条件，其中一个就是“创立一个民族国家，它拥有一个有效率的政府和合乎情理的舆论(它代表着人民要实现的目的以及实现目的的手段)”(22)。
在现代化与民族独立之间关系的问题上，马克思始终认为民族独立处于优先的地位，由此深刻阐述了赢得国家主权之于东方国家现代化的意义。马克思指出：“在大不列颠本国现在的统治阶级还没有被工业无产阶级取代以前，或者在印度人自己还没有强大到能够完全摆脱英国的枷锁以前，印度人是不会收获到不列颠资产阶级在他们中间播下的新的社会因素所结的果实的。”(23)恩格斯更是明确地指出，“排除民族压迫是一切健康和自由的发展的基本条件。”“每一个波兰的农民和工人，一旦从自己的闭塞状态中觉醒起来参加为共同利益进行的斗争，首先就会碰到存在民族压迫的事实，它到处都是他们前进道路上的第一个障碍。”(24)“只有在波兰重新争得了自己的独立以后，只有当它作为一个独立的民族重新掌握自己的命运的时候，它的内部发展过程才会重新开始。”(25)列宁强调：“民族生活和民族运动的觉醒，反对一切民族压迫的斗争，民族国家的建立”(26)，是发展中的资本主义在民族问题上的历史趋势。他还针对东方国家进一步指出：在经济上依附于经济强国的民族只有通过建立独立的民族国家，获得政治上的独立，才能为本民族创造“能够最充分地发展商品生产，能够最自由、广泛、迅速地发展资本主义的条件”(27)。
在民族独立和现代化关系的问题上，近代中国理论与实践的双重探索得出了同样的结论。毛泽东对此有着深刻的论述：“一个不是贫弱的而是富强的中国，是和一个不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而是独立的，不是半封建的而是自由的、民主的，不是分裂的而是统一的中国，相联结的。在一个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分裂的中国里，要想发展工业、建设国防，福利人民，求得国家的富强，多少年多少人做过这种梦，但是一概幻灭了。”“就整个来说，没有一个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的中国，不可能发展工业。”(28)“中国的生产力是应该发展的，中国应该发展成为近代化的国家、丰衣足食的国家、富强的国家。这就需要解放生产力，破坏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正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束缚了中国人民的生产力，不破坏它们，中国就不能发展和进步，中国就有灭亡的危险。”(29)胡绳认为，讲现代化，不能不区别帝国主义所允许范围内的现代化和独立自主的现代化。将现代化作出这样的区分业已表明了民族独立问题之于现代化问题的优先地位。在他看来，“近代中国并不是近代化的中国，不是一个商品经济发达、教育发达，工业化、民主化的中国。在近代中国面前摆着两个问题：即一、如何摆脱帝国主义的统治和压迫，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二、如何使中国近代化。这两个问题显然是密切相关的。因为落后，所以挨打；因为不断地挨打，所以更落后。这是一个恶性的循环。”(30)以首先解决近代化问题为突破口，并没有解除这种恶性循环，只有先争取民族的解放和国家的独立，才能谈得到近代化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建设。费正清看清楚了这一点：“帝国主义的真正的创痛是心理的。对于任何具有自豪感的民族来说，它最令人感到羞辱，因而是一种政治的弊害。”(31)应该说，认识到民族独立与现代化的一致性并以之构成现代化的前提，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在中国道路问题上第一次理论自觉。
没有民族独立，现代化是不可想象的。其实，西方国家也深谙这一原则，只不过在现实中始终表现出自相矛盾的状况罢了。因为资本全球化从它诞生之日起，生产力发展的日趋国际化与生产力诸要素日益被少数发达国家所垄断的矛盾作为其内在的基本矛盾就未曾改变过，在这种矛盾的作用下，生产力国际化发展的过程必然反映为西方资本强行打破民族和国家的界限，使大多数相对落后的国家直接或间接地从属于少数西方发达国家的过程。“中心—边缘”的国际结构是资本存活的基本方式。可见，当西方资本走向东方时，之所以努力颠覆了民族独立是现代化先决条件这一原则，是与其利益目的相一致的。
民族独立和现代化之间关系的问题在今天成为一个值得深入讨论的对象，是与近些年来现代化话语的兴起分不开的。从本质上说，用“现代化范式”替代“革命范式”，就是一种意识形态策略。(32)一旦“现代化范式”居于主导地位，那么，不仅一百多年来中华民族争取民族独立的历史被轻易地否定，而且，在新一轮全球化中，民族独立的优先地位就必然会在现代化的迷雾中丧失，中国就有可能成为新一轮全球化中西方资本的捕获物。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现代化的提出是西方资本主义再度占据了世界体系的中心地位的结果，因而作为当今世界历史理论的话语，现代化相当准确地表达了当代西方资本主义体系的内在结构。但是，它绝没有改变当代世界历史中的最根本的问题——东西方民族的关系问题，更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恰恰相反，西方国家的理论家们赋予现代化以普遍价值理念的意义，把它提升为意识形态，只代表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统治世界的愿望，对于非西方世界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它却是一种陷阱。”“现代化作为一种总体性的观念，本身就是当代资本主义国家以和平方式征服和瓦解东方民族、实现国际资本统治的主要手段，所以，它比之19世纪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以战争形式进行的公开暴力掠夺具有更大的欺骗性。”(33)
三、社会主义与现代化
20世纪初，中国陷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当建立一个独立的民族国家作为实现现代化的前提越来越深入人心时，世界历史条件以及国内现实状况的变化，使中国的先进分子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中国的主要问题已经不再是要不要一个独立的民族国家的问题，而是应该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民族国家的问题。(34)资本主义的吸引力因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在中国引起了先进分子们的质疑，李大钊在大战即将结束时指出：“此次战争，使欧洲文明之权威大生疑念。欧人自己亦对于其文明真价不得不加以反省”(35)。陈独秀1915年9月在《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一文中指出，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以后，“政治之不平等，一变而为社会之不平等；君主贵族之压制，一变而为资本家之压制”。究竟是建立一个资本主义的民族国家，还是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民族国家的问题开始浮出水面。
中国最终放弃资本主义的选择，主要是由两个重要条件决定的。恰是这两个重要条件不仅改变了中国革命的性质，进而也改变了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方向。
就内部条件而言，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由于自身的软弱性，无力承担起建立一个独立的民族国家的历史任务。无产阶级走上历史的舞台，承担起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领导权的重任。列宁在《俄国社会民主党的两种策略》一文中明确指出，在工业欠发达国家进行资产阶级革命时，由于资产阶级的软弱性，无产阶级必须联合农民进行革命，并夺取革命的领导权。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重性，决定了他们虽然在一定时期中和一定程度上作为一种革命的力量能够参加反帝国主义和反官僚军阀政府的革命，但在一定时期中却作为反革命的助手跟在买办资产阶级的后面。历史事实业已证明，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决定了形式上的共和国的虚弱性，这个共和国不可能是一个彻底独立的共和国。瞿秋白指出：“我们在五卅运动的经验里，可以明确地知道：不但国民革命的民族解放运动本身，是中国被压迫剥削的阶级反抗帝国主义的阶级斗争，而且民族解放运动的内部，无产阶级对于资产阶级的斗争亦是必不可少的，是事实上必不可免的。这种斗争里如果无产阶级胜利，便能使民族解放运动得着充分的发展；如果资产阶级得胜，那就中国民族的要求、民权的要求，都要被他们的妥协政策和私利手段所牺牲。”(36)在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民族解放运动中，无产阶级的革命领导权决定了中国革命的成败。换言之，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与无产阶级的阶级运动并不是分离的关系，而是有机结合在一起的，这种有机结合也决定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性质的变化，反映了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特殊性要求。
十月革命的胜利是影响中国革命性质的外部条件。毛泽东指出，“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和第一次胜利的社会主义十月革命，改变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方向，划分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时代。”(37)由这一变化了的历史条件所决定，中国革命的性质也因之发生了重大转换。毛泽东指出，在这以前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是属于旧的世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在这以后，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已改变为属于新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而在革命阵线上说来，则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瞿秋白极其准确地将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称之为“有条件的资产阶级革命”。在他的视野中，世界无产阶级也成为中国无产阶级作为革命领导阶级的外部支撑。瞿秋白指出：“中国革命与俄国革命一九○五年的革命不同，他决不是无条件的资产阶级革命，而只是有条件的资产阶级性的革命。因为中国的农地革命是反帝国主义的革命，推翻地主阶级(官僚、买办、土豪——军阀)的统治，同时就是对于列强帝国主义的一个最严重的致命的打击。而且这一革命是世界社会革命中的不可分离的一部分，是中国无产阶级革世界资产阶级的命。”(38)
在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视野中，东方与西方既相互对立又相互联结。作为资本全球化矛盾运动的必然产物，十月革命是对西方资本全球化的第一次重大冲击，这一重大冲击的一个直接后果是，资本全球化一统世界的进程在受到巨大的遏制的同时，新的全球化已经开始跃出历史的地平线，十月革命的标志性意义即在于此。由西方主导的全球化也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正是世界历史进程发生的这一重大变化从外部条件上改变了中国革命的性质，改变了中国的前途。“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世界历史时代，生产力的发展日趋国际化与生产力诸要素日益被少数发达国家所垄断的矛盾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必然首先会使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选择走社会主义道路。”(39)由此，这可以认为是资本全球化发展的一条重要规律。
民族独立是现代化的前提，实现民族独立的革命性质决定了现代化道路的方向。中国革命性质这种重大的历史转换，必然性地提出了中国现代化道路新的选择的问题。从世界历史的眼光出发，马克思起初探讨东方民族解放运动的落脚点是西方而不是东方。只是到了晚年，马克思才开始着重思考东方社会独特发展道路的问题。而且，即使在晚年关于俄国有可能不通过卡夫丁峡谷的设想中，西方革命作为外部条件仍然是东方国家实现社会形态跨越的关键性要素。换言之，直接占有西方资本主义肯定性文明成果是东方国家实现社会形态跨越的前提。由此可以得出的结论是，马克思并没有深入思考过东方国家现代化发展道路另一种可能性的问题，他只是在其东方社会理论设想中埋下了深深的伏笔。“由于发生在情况和中国相同(封建压迫严重)或近似(经济文化落后)的俄国，对中国人民具有特殊的吸引力”(40)，十月革命从而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民族解放的新希望。这一革命的意义不仅在于向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中国昭示出一种民族解放的新路径，从现代化的角度看，十月革命也开辟了一条现代化的新路径，从而向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中国昭示出另一种现代化道路的选择。事实上，当俄国选择社会主义道路后，现代化的实现途径必然会以一种非西方的道路呈现出来。这条道路，按照列宁的话说，就是“用与西欧其他一切国家不同的方法来创造发展文明的根本前提”(41)。“既然建立社会主义需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虽然谁也说不出这个一定的‘文化水平’究竟是什么样的，因为这在各个西欧国家都是不同的)，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赶上别国人民呢？”(42)
虽然从现代化的起源及其发展的一定阶段的角度看，资本主义与现代化恰恰是一个“重合”的历史过程。(43)但现代化成果的普遍性意义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作为现代化实现方式的普遍性意义。中国的现代化最终纳入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之下的社会主义道路，这是历史的结论。“为了取得民族独立，除了社会主义道路不可能有其他道路。”(44)当中国为了民族独立最终选择了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也就由此换取了另一副模样。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只有沿着十月革命的方向，中国才有可能拥有自己的独立自主的现代化，这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社会条件本身塑造的历史进步的唯一可能性。”(45)如果说认识到实现民族独立是实现现代化的前提，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探索自己发展道路的第一次自觉的话，那么，认识到社会主义与现代化的一致性，则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在探索自己发展道路过程中第二次理论自觉。
四、中国道路的双重规定
近代以来的中国始终面临着两个重大课题：一个是如何实现民族独立，一个是如何实现现代化，对两个重大课题的科学回答构成了近代以来中国道路的双重规定。
中国社会形态的局部跨越，是中国道路的第一个规定性。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对俄国社会发展前途的分析中，最先提出了社会形态局部跨越的可能性。所谓社会形态的局部跨越，即一个社会在进入某一社会形态后，虽然凭借自身力量尚不能超越固有的发展阶段，但依托体现时代主流的高一级社会形态的牵引，不再需要完整经历这个社会形态的全部发展阶段，而跃升到高一级社会形态的过程。局部跨越的要义是“缩短”。历史的事实是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牵引下，经过特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历史阶段，不经过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而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实现了社会形态的局部跨越。
对于中国社会形态的局部跨越所建立的新的社会形态的历史方位，我们需要基于世界历史的高度予以深度把握。在马克思看来，“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具有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是指历史向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的转变，第二层含义是人类普遍地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转变。资本主义全球化与社会主义全球化是相互联结的。所谓“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绝不仅仅意味着全球化只是历史向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的转变，同时也蕴涵着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向共产主义世界历史时代的转变。全球化由此可以划分为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和社会主义世界历史时代两大世界历史时代。(46)并且，这两大历史阶段之间并没有一个严格的界限，在时间的规定性上并不是截然分开的。历史的辩证法在于，在资本主义全球化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上，社会主义就开始生成，其标志是作为制度的社会主义建立和发展起来。需要说明的是，由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所决定，在这一历史时代出现的社会主义社会形态不仅在其发展的相当长历史时期内不会成为全球化的主体，更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作为社会形态的社会主义仍然显现出较强的不完善性，反映为初级形态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是在资本主义全球化深入展开的条件下跃上世界历史的舞台的，它只能在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深入发展的条件下不断发展和成熟起来。
现代性的内在超越，是中国发展道路的第二个规定性。关于现代化道路有着两种解读样式：一种是现代化的具体实现途径的解读。美国学者罗兹曼在《中国的现代化》一书中说，这本书“通过考察中国现代化的历程，我们希望勘定它在哪些方面遵循了其他进行现代化的国家所经过的基本路线，在哪些方面它又闯出了自己的独特道路。”他认为：“本土因素和外来因素都会对一个国家现代化的发展道路产生影响”(47)，而这两种因素的相互联系构成了该书所要考察的重要论题之一。罗兹曼这里说明的只是中国发展模式的特殊性。现代化道路的另一种解读样式是关于实质的阐释。追求现代性的内在超越，是中国在现代化道路选择上与西方的根本不同之处。中国现代化道路的特殊性不仅在于现代化实现的具体方式与西方国家有着显著不同，更在于中国现代化道路的实质是实现现代性的内在超越，不再重复西方现代化历程中的一切苦痛。如果说社会形态“缩短”的要义体现在民族国家上是追求真正的独立和解放，那么，体现在现代化上就在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弊病和苦痛的避免或减轻。
当中国的现代化放弃资本主义而选择社会主义道路时，无论在实现方式还是在历史任务上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现代性内在超越的同义词是“社会主义现代化”。马克思虽然并没有直接提出过“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概念，但赋予后人以这一概念精神实质的启示。社会主义和现代化决非是手段和目的之间的关系。基于社会形态和现代化的双重视角，对“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解读可以表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本质区别，并不在于是不是注重发展生产力，而在于是不是以牺牲人本身的发展为代价来发展生产。由此，这种新的现代性，就其实现方式而言，要求在现代化过程中有效限制和克服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的严重扭曲、各种社会公害的普遍流行等资本主义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灾难，在现代化的每一个阶段，社会各阶层的每一个成员都能在不同程度上普遍享受到现代化所实现的文明成果，而不是以部分社会阶层眼前和长远利益的相对丧失为前提。(48)就其历史任务而言，与资本主义现代化所不同的是，绝非是向“人对物的依赖关系的转化”，而是向每个人全面而自由的发展转化。现代化从它起步起就担当起实现超越目标的历史任务。
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在相当长一个历史时期内，中国现代性的内在超越将始终是不充分和有限的。从内部条件看，中国是在资本主义有了一定发展但在广度和深度上未充分展开的条件下进入社会主义的，既拥有深厚的封建积淀，也缺乏西方资本主义的物质基础。从外部条件看，和所有在类似条件下进入社会主义的国家一样，中国不得不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面对两个需要破解的重大问题：其一，在资本全球化世界中的孤立无援造成的巨大压力和经济上的封闭性；其二，技术先进—经济实力雄厚的资本全球化与技术—生产力落后的社会主义世界的对峙。(49)总体而言，现代性内在超越的不充分性，是与中国社会形态局部跨越的不充分性分不开的。由于无论从空间存在还是发展程度上，社会主义在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时代都处于非主导的地位，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发挥都仍然处于不充分的状态，这些因素的客观存在决定了中国现代性内在超越的有限性将是一个长时期的存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近代以来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从社会形态和现代化的双重视野回眸近代以来中国道路的探索历程的意义即在于此。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72页。
②参见马克思：《资本论》，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819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70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68、770、773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77页。
⑥《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26页。
⑦《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28页。
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71页。
⑨胡绳：《马克思主义与改革开放》，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23页。
⑩参见何萍：《罗莎·卢森堡的〈资本积累论〉与中国》，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05年第6期。
(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90-691页。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545页。
(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90页。
(1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95页。
(15)《列宁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96页。
(1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76页。
(17)艾恺：《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页。
(1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5页。
(1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77页。
(20)参见叶险明：《“知识经济”批判》，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334页。
(21)《列宁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71页。
(22)C·E·布莱克：《现代化的动力》，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02页。
(2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71-772页。
(2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年，第261页。
(2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630页。
(26)《列宁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40页。
(27)《列宁全集》第2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227-228页。
(28)《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80页。
(29)《毛泽东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432页。
(30)胡绳：《马克思主义与改革开放》，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43页。
(31)费正清：《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895)》，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第57页。
(32)美国学者雷迅马在2000年出版的《作为意识形态的现代化——社会科学与美国对第三世界政策》一书中这样说，他写这部书是试图揭示“现代化理论不仅仅是一种社会科学上的学说。我要论证的是，现代化也是一种意识形态，一个概念框架，这个框架中融汇了美国人对美国社会的性质以及对美国改变世界的特定部分——即那些在物质和文化上都被认为有缺陷的地区——的能力的一组共同的假设。”“现代化深深嵌入了社会科学话语、对外政策制度以及各种形式的文化著述中，号称能够加速世界的‘进步’，而这个世界需要美国的资源及其开明的监护。”参见[美]雷迅马：《作为意识形态的现代化——社会科学与美国对第三世界政策》，牛可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第33、8-9页。
(33)何萍：《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中的决定论与非决定论》，载《哲学研究》2008年第3期。
(34)参见何萍：《罗莎·卢森堡的〈资本积累论〉与中国》，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05年第6期。
(35)《李大钊文集》(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565页。
(36)《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359页。
(37)《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67页。
(38)《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470页。
(39)叶险明：《“知识经济”批判》，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80页。
(40)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第10页。
(41)《列宁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77页。
(42)《列宁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70页。
(43)参见叶险明：《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现代化及其发展趋势的理论初探》，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01年第2期。
(44)刘奔：《当代思潮反思录》，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0页。
(45)孙伯揆、张一兵：《走进马克思》，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81-82页。
(46)叶险明：《“知识经济”批判》，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75页。
(47)吉尔伯特·罗兹曼主编：《中国的现代化》，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4页。
(48)参见叶险明：《对马克思现代化观的一种读解》，载《哲学研究》2000年第2期。
(49)参见任平：《当代视野中的马克思》，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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