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内涵和形成机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经济论文,常态论文,内涵论文,机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685(2015)03-0007-11 目前，学术界对新常态的学术内涵并没有给出学理性分析，多数是就现象论现象。既然新常态将会是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状态，有必要从学术角度探讨新常态的内涵和形成机制，这对掌握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演变趋势极为重要。 一、新常态的内涵 2001年美国学者提出新常态概念，指当时美国面临的恐怖主义威胁和新经济泡沫破灭引发的“危机”局面可能被长期化，从而成为常态。2009年年初，全球最大的债券基金——美国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的两位首席投资官比尔·格罗斯和穆罕默德·埃利安用新常态一词来归纳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世界经济特别是发达国家发生的变化。[1]他们给新常态划定了几个特征：增长乏力、失业率持续高企、私人部门去杠杆化、公共财政面临挑战，以及经济增长动力和财富活力从工业化国家向新兴经济体转移。同时，他们强调，新常态指在目前的政治经济环境下最可能发生的事情，而不是应该发生的事情。他们认为，新常态在不同领域有不同的表现： 在金融领域：新常态下的金融体系代表更低的金融杠杆率与更多的政府干预相结合。即金融体系被严格监管，资本需求会很高，银行系统会更有效。“后危机”时代的金融体系不可能简单回归到危机之前。危机之前的近20年时间里，在信息技术飞速发展而引发的新经济浪潮及其之后的房地产泡沫发展过程中，金融衍生工具盛行，美国经济走向几乎没有政府监管的高度杠杆化。这对新经济带来的新变化是前所未有的。对这些变化演变结果没有人能预测，因此，很多新经济受益者坚决抵制对飞速发展的金融衍生创新进行监管，认为监管没有依据。当时，包括著名金融大亨索罗斯在内的“新经济宠儿”们都反对对新经济下的金融进行监管。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人们认识到，过度自由化的金融创新是导致美国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之一。 在商业领域：新常态下的消费群体和消费观念发生变化，由于对“次级贷”的监管重新变得严格起来，过度超前的信贷消费受到抑制，商业环境发生改变。企业必须适应消费理念和消费模式的转变，在新常态中重新进行战略定位。 在宏观经济层面：新常态下的“后危机”时代经济恢复将是以全方位的结构调整为核心的缓慢而痛苦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利益结构必将重组，大多数美国人都会而且必须慢慢适应这种宏观经济的新常态。 总之，美国创造的新常态一词，本意是让人们对国际金融危机后的经济和金融恢复不要抱过高期望，主基调可用“悲观”、“无奈”来概括。新常态并非是在原来新经济繁荣基础上的“新新经济”来临，而是对新经济泡沫泛滥时期产生的结构失衡等一系列问题进行调整。当然，由于对美国经济的前景存在不同的预期，因而对美国是否存在新常态也存在不同的看法。 2014年，新常态在中国各界被高度重视并广泛流传。2014年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公报从消费、投资、出口和国际收支、生产能力和产业组织方式、生产要素、市场竞争、资源环境、经济风险等八个方面分析中国经济的新特征，对新常态做了迄今为止最全面、最权威的分析与定义，厘清了过去一段时期各界对新常态的不同诠释。针对我国经济新常态在八个方面的表现，经济工作会议公报指出，我国经济未来发展方向将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化，经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经济发展方式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经济结构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存的深度调整，经济发展动力从传统增长点转向新的增长点。显然，经济工作会议对新常态下经济增长趋势的判断仍然体现为愿景、目标和政策取向，而未必是新常态的必然结果。 直到目前为止，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都是基于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特征提出新常态这一概念，都没有从学术理论层面上阐述和解释新常态。 二、各国经济新常态具有不同的经济学意义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全球进入以长期结构性调整转型为基础的经济增长减速期，在国际经济日益一体化的背景下，每个国家都不能避免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负面影响。我国于2009年开始，采取新增4万亿元投资对经济增长进行强刺激的措施。这一措施虽然避免了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同步震荡下行，但2011年以后，宏观经济增长速度还是进入持续下滑的通道，甚至包括房地产在内的一些领域出现危机征兆。来自供给侧和需求侧的变化，共同塑造了我国经济发展的新常态。[2]各个国家的国情不同，国际金融危机后的经济新常态也有不同的内涵。 对于中国，2011年以后经济增长速度持续放慢，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硬约束越来越硬，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动力都在下降。这些现象是否会持续长期下去呢?如果是，中国经济发展将会结束以前的震荡性、周期性超高速增长，速度由年平均10％左右的高速度转变为7％左右的中高速度。但这一速度能持续多长时间?常态是多长时间?中国经济在7％左右的新常态增长速度后还会回到10％左右超高增长的“旧常态”吗?对于美国，其经济经过新常态的低迷后仍有可能恢复到旧常态的正常甚至是较快的增长周期吗?显然，由于中国经济下滑趋势与美国金融危机后的复苏并非同一性质的问题，因此，新常态对中国和美国应该具有不同的经济学意义。 目前，中国经济学界对这些问题存在不同观点。至于将新常态描述为“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第三产业消费需求逐步成为主体，城乡区域差距逐步缩小，居民收入占GDP比例上升，发展成果惠及更广大民众；经济增长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等等，既难以在经济理论上成立，也难以在近期的实践上必然实现，而是政府对未来经济发展的一种政策取向和愿景，很难将其说成是经济新常态。特别是有的学者认为，以经济速度而言，中国经济在经历30多年的快速增长之后，已经正式告别高速增长进入到“常态增长”阶段。言下之意是，目前的7％～8％的增长速度就是常态增长，这似乎缺乏科学依据。为什么7％～8％的增长速度是常态速度呢?依据是什么?常态速度和新常态又有什么关系呢?纵观美国的经济增长历史，有几个年份达到这样高的速度?对于所有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7％～8％的增长速度都是非常态的超高速度，甚至是不正常的高速度，而在中国为什么就是常态增长速度呢?常态增长与潜在自然增长速度或潜在增长速度有关吗?这些问题需要在理论和实践上得到回答，才能够回答什么是中国的新常态。 从增长速度和增长方式看，观察历史上各国经济发展过程发现，每个国家在不同发展阶段都有其特殊的发展特征，但是又有共同规律。一般规律是，处于工业化进程中，经济增长速度都会高一些，接近工业化完成或者进入工业化后期阶段乃至工业化完成以后，经济增长速度都会放慢。应该说无论是工业化时期的“高速”，还是后工业化时期的“低速”，都是对应经济发展阶段的常态。但是每个国家因为大小不同，发展历史不同，发展阶段不同，资源环境禀赋不同，在世界经济系统中的地位不同，它们的常态也不一样。所谓新常态，就是经济发展的环境、发展阶段发生变化，使经济发展特征从一种状态转向另一种状态。所谓的发展特征，可以依据研究对象不同而有不同的指标。因此，并不存在世界统一的新常态。 三、中国经济新常态与发展阶段转变 当前，中国经济中存在的生产能力过剩、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内需增长速度相对缓慢、经济结构失衡、外需增长乏力和进出口方面的失衡、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等问题，是导致当前中国经济内在增长动力不足和速度下滑的直接原因，而并非根本原因。从发展经济学理论看，根本原因只有两个：一是经济发展阶段进入转型期；二是以矫正扭曲的经济体制为主导的经济体制改革，使经济增长的动力回归为正常的市场化推进。 (一)经济发展阶段进入转型期 推动经济增长的主导因素有3个，即人口劳动力因素、资本因素、劳动生产率因素。其中，劳动生产率因素取决于劳动力素质和配置的结构，并与科技水平等有关，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全要素生产率方面。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这三个主导因素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是不同的。 1.劳动力过剩导致的供给无限性及其转变。 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初级阶段，由于存在资金和外汇缺口，农业劳动力供给必然存在相对过剩。在20世纪80～90年代，我国最短缺的生产要素是投资和进口所需的外汇，因此投资与外汇双缺口明显存在。由于人口结构较为年轻，适合劳动密集型工业发展的青年劳动力供给相对于短缺的资本投资和外汇储备几乎是“无限”的。由于二元经济结构的存在，青年农村劳动力的“无限供给”特征决定他们在工资决定中没有任何谈判能力，低工资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最大特点，也构成了经济增长的“人口红利”。人口红利可以用抚养比来描述，研究显示：人口抚养比每下降一个百分点，人均GDP的增长率就增加0.115个百分点。中国在改革开放进程中，人均GDP的增长速度有27％的贡献来自于人口抚养比的下降，可以把它看做是人口红利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3] 随着时间的推移，人口红利不会永远存在。反映我国人口红利变化的第一次时间点是2004年。2004年春节过后我国第一次发生“民工荒”，促使政府和理论界重新认识中国劳动力市场问题。但当时“民工荒”还不是真正的劳动力供给在数量上的减少，“民工荒”的特点是结构性的而非整体性的、全国性的而非局部性的、需求扩张型而非供给萎缩型。产生“民工荒”的原因有工资过低、用工条件差、农业收益上升、投资刺激和劳动力年龄结构的变化。[4]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后，中国采取以保“8”为目标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开始刺激经济增长。经过三年的努力，2000年开始中国经济增长重新进入新的上升轨道，增长速度达到8.4％，2003年重新回到10％的两位数增长。但2003年开始的新一轮经济增长具有两个明显特征：一是在2001年中国加入WTO以后劳动密集型的出口加工业井喷式增长，2003年中国货物出口额比2002年增长34.66％，2004年又比2003年增长35.32％。出口加工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急剧上升。二是国内需求以大规模基础建设、房地产业和重化工业增长为主导，对劳动力的需求强度也急剧上升。 一方面是对劳动力的需求高速增长，另一方面是自1980年实行强制的计划生育政策以后，劳动力供给增长速度下降的效应在2004年开始显现。这一进程仍在继续。2000～2010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只增加了13.13％，而经济总量增长了143％。而且劳动人口的增长速度越来越慢，2013年16～59岁劳动人口数比2012年绝对减少244万，出现历史上第一次法定劳动人口数量下降。有学者预测，到2015年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就会不再增长，此后劳动年龄人口将呈现负增长，传统意义上的人口红利就此消失。这个人口转变是伴随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必然发生的，不可逆转。[5]劳动人口绝对数量的下降意味着劳动力供给会出现短缺，工资上涨成为必然。同样，中国过去支撑经济高速增长的劳动密集型出口加工业正失去国际竞争力，进而出现产业低增长，甚至萎缩也会是必然结果。这是导致当前和未来中国经济从过去的超高速增长向低增长区间转变的主要原因之一。人口红利消失的结果是，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不会再像过去一样，可以周期性地从低增长恢复到10％以上超高速增长的旧常态。经济增长速度逐步放慢将是新常态。 2.资本投资需求及其结构变化。 2010年以前，中国经济超高速增长的动力不仅来自于人口红利，还来自于大规模的投资拉动。当时，中国处于资本相对短缺时代，社会基础设施落后，到处需要投资建设。与此相伴的是，人均住房面积很低，1978年，城镇居民人均住房面积仅为7平方米，在1998年取消住房实物分配制度以后，社会对房地产的需求激增，房地产价格持续高涨。旺盛的基础设施投资需求增长、房地产需求急剧增长、汽车需求在2003年井喷式增长和出口持续快速增长四重叠，引发全社会对重化工产品需求急剧高涨，价格也急剧攀升，推动物价总水平快速上扬。特别是全国不同地区房地产价格在10年内增长了6～10倍。在这样的背景下，全国出现新的基础设施建设、重化工业、房地产业、汽车产业投资热潮，经济增长加速，通货膨胀预期加剧。为防止经济过热和控制通货膨胀，政府的宏观调控变得空前严厉，对钢铁、电力、电解铝、水泥、石化等重化工业实施行政性投资控制和贷款限制，规模化、技术密集度高的大型项目一律停批。但市场上价格持续高涨诱导地方政府和民营企业绕过中央政府监管依然大举投资。 政府投资主要依赖引进外资、国内举债、出卖土地、对企业征收高税率和税外收费、外汇强制结汇导致的货币大量发行。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投资主要依赖银行贷款、民间融资和廉价开发国内资源、破坏生态环境而不治理等多种途径。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与企业的强大投资合力形成了以高投资拉动、高出口、低成本扩张为特征的经济增长环境。1996年以前，这一环境与当时国内市场的持续短缺相呼应，有高涨的市场需求支撑，在工资几乎不增长、生态环境破坏日益严重的情况下，实现国民经济以平均10％以上的速度持续增长。1997～2002年经过几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引发的调整，从2003～2010年，政府与企业的强大投资合力与国内被唤醒的持续高涨的市场需求相呼应，再次实现长达7年的平均两位数的经济增长。 2008年以前，由于经济发展处于工业化初期阶段，增长阶段基本特征是资本高回报、环境高污染、基于人口红利的劳动力低工资。大多数劳动者没有获得与经济增长相对应的回报。当时，宏观经济调控的主要特征是以行政手段为主的周期性投资紧缩与反通货膨胀。 2004～2008年，经济发展逐步向工业化中期挺近，产业结构日益重型化，人口红利逐年减小，劳动力成本开始自发地上升，但WTO给中国带来的出口红利日益显现，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力不断提高。资本高回报虽然仍是经济增长的阶段性重要特征，但工资水平上升使经济增长的包容性提高，环境污染依然向更严重的方向发展，但控制污染的政策力度开始日益增大，环境质量恶化的速度有所放慢，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达到历史高峰期。与2004年之前相比，这一阶段经济发展出现了资本密集度快速提高的新特征，单位GDP产出的投资强度进一步上升，传统的重化工业产能积累急剧增加，为产能过剩积累了能量，也为资产价格紧缩打下了物质基础，产业结构扭曲日益严重。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全面爆发后，直到2013年，WTO带来的出口红利几近消失，经济增长速度出现滑坡。经济发展的阶段性体现出工业化后期的特征。本来外部危机为内部经济结构调整和升级带来了契机，但当时采取了史无前例的强刺激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宏观调控政策，结果是不仅加剧了产能过剩程度，还导致产业结构进一步扭曲。2013年以来，政府结束直接主导投资拉动经济的政策，经济的市场化程度开始上升，市场投资结构开始自我调整。如表1所示，国际金融危机前的2005～2007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7大原材料型重化工业和房地产业占比高达45％左右。到2013年，这8大产业固定资产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比例下降到40％，降低了近5个百分点。这预示着我国的投资结构开始由原材料型重化工业和房地产业主导，向重加工业和服务业主导转变。表2数据显示，8个加工制造业和电子通讯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例已从2005年的12.15％上升到2013年17.37％，提高了5个百分点以上。
从经济发展阶段看，经过改革开放后30多年的高速工业化和十几年的城市化建设，我国已进入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中后期阶段，各种传统产业，特别是基于资源消耗的原材料型重化工业和房地产业，生产能力积累已经为完成工业化和城市化建设储备了丰厚的物质基础。表1和表2给出的投资结构变化已经预示着发展阶段转型的开始。这一转型的背景就是人口增长进入低速通道，人口红利、世界经济繁荣与WTO带来的出口红利逐步消失；各种基本生活用品市场在数量上日益接近饱和程度；基础设施建设随着规模的日益扩大，增速也自然下降；随着人均住房面积日益接近需求饱和，房地产刚性需求和改善性需求的客观增长速度也进入下降通道。这些都表明，中国经济发展阶段已经发生本质变化。支撑经济增长的以钢铁为代表的重化工业、汽车产业、建筑业的产能都已接近工业化的天花板，排浪式的大规模消费需求增长逐步进入平稳增长期，市场需求结构开始向服务业不断上升转移，支撑经济增长的支柱产业开始由重工业向新兴产业和服务业转换。人口、进出口和需求结构变化引发的投资需求的结构性转变是重化工业和房地产业投资增长速度逐步下降，新兴产业投资需求逐步上升。但新兴产业发展的特征是对创新依赖性强、风险大，既需要新知识和技术创新的积累，又需要新的商业和服务业模式配套，其投资需求不可能像传统重化工业那样以规模经济为特征的“拷贝”式增长。服务业的特征是依赖和服务于实体产业，尽管服务业对实体产业发展有促进作用，但难以超越实体产业而无限虚拟增长。随着服务业比重的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将呈现下降趋势，投资回报率将会呈现出收敛性特征，资本供给已经由短缺转向过剩。
3.生产率增长率及其变化。 生产率和人口增长率是决定经济增长速度的基本因素。我国的人口增长率在低速基础上下降已经是确定因素，并将维持相当长的时期。在这种背景下，生产率增长率就成为决定经济增长速度的主导因素。生产率增长速度快，生产率增长率就会比较高。生产率决定于技术进步速度和生产关系改革与生产力发展的匹配程度等多种因素。 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影响生产率变化的主导因素不同。对于我国而言，改革开放以后，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引起的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匹配关系改善，是影响生产率提高的主导因素。 技术创新的动力来自于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相互作用。生产关系决定利益分配机制是否合理。合理的生产关系会激励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理性经济行为主体追求技术创新，会促进技术创新快速发展，反之亦然。技术创新的经济表现形式是，通过生产技术和管理技术的不断改进和革新，甚至革命，促进生产效率和要素配置效率提升，从而导致生产率提高，实现生产率增长率为正数。 在生产领域，技术创新表现为新技术的引入导致同等产出的生产要素消耗节约，新产品的引入导致同样生产要素消耗产出更多的效用，从而实现生产要素的经济生产率提升，导致经济增长。如果技术创新导致的生产要素生产率加速提升，就会导致经济增长加速。在管理领域，技术创新表现为生产要素配置优化，强化人力要素的激励，提高生产领域技术创新的效率，使社会生活领域资源利用效率提高，从而实现生产要素经济效率提升，导致经济增长。从技术角度来看，生产领域和管理领域的技术创新来源有：一是通过系统内部不断地研究与开发新技术并应用于生产和社会生活；二是从系统外部引进新技术并直接应用于生产和生活。从技术创新本身的规律看，系统内部研发新技术并在生产和生活领域应用依赖于知识进步，需要时间积累，需要人力资本和研发投入的积累，面临各种失败的风险。处于技术前沿的国家和地区的技术创新主要来自于其经济系统内部的研发，其技术创新表现出基于科学和技术进步周期性波动的规律，导致经济增长也呈现出周期性波动。从历史的长周期分析看，这种基于原始创新的经济体的经济增长速度都依赖于技术创新的速度。在宏观经济层面，技术前沿国家的技术创新并没有引发生产要素生产率的加速提升，因而也就没有导致经济增长的加速度。纵观发达国家经济发展历史，它们的经济增长速度始终呈现周期性波动状态，没有持续的加速度存在。我们可以把这种现象看成是内部研发为主导的创新模式引发的经济增长变化规律。 中国的经济增长与研发投入的关系也表现出与发达国家类似的规律。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课题组用传统的测算方法和科技部推荐的新方法，分别对中国2000～2012年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贡献进行测算，结果是：2000～2012年科技进步(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均呈现下降趋势。其中，按照传统的测算方法测算，2000～2007年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43.89％，国际金融危机后的2008～2012年降低到20.15％。2008～2012年技术进步(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每年下降0.41％。按照科技部推荐的新方法，将研发投入的贡献计算到生产率中，对相同时间周期内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进行的测算结果是，2000～2007年科技进步(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44％，2008～2012年为43.5％。虽然新方法测算的结果在金融危机前后差别较小，但仍然表明了下降趋势。 特别需要提出的是，2001年，中国研发投入占GDP的比例只有0.9％，2013年已超过2％。连续10年研发投入以比GDP增长速度高一倍的超高速增长，并没有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这说明中国开始进入了生产率增长率下降的阶段。至于其背后的原因，不同学者有不同的分析，但结论是基本可以肯定的。 与通过内部研发实现经济增长的关系相反，一些后发国家在工业化期间通过大规模引进新知识和新技术的外来植入式的技术创新模式，却在较长时间周期内实现了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甚至是加速增长。日本在20世纪60年代实施经济倍增计划时期，韩国等亚洲四小龙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承接发达国家的技术和产业转移期间，都曾经出现过这种情况。我国改革开放以后直到2008年以前，也是得益于大规模的先进技术引进，实现引入式技术创新，实现经济的持续超高速增长。 一般来说，技术引入国与技术输出国之间的技术差距越大，技术引入国通过引进先进技术实现生产率提高的效果越明显，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也就会更强。但由于引入技术所支付的成本在经济学上被归结为固定资产投资，在测算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时，这种形式导致的生产率提高引起的经济增长也被归纳为固定资产投资的贡献，甚至被诟病为依靠投资拉动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无论在理论上如何归纳，这种外部引进技术实现技术创新的经济增长模式，因为引进的是成熟的技术体系，不仅节省了技术研发的时间，更重要的是回避了新技术研发的市场不确定性，可以通过投资购买先进技术立即形成大规模的更高效率的生产能力，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则是不争的事实。 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日益提高，我国自身的研发能力日益增强，各门类技术水平越来越接近世界先进水平，靠引进技术实现产业升级迅速形成大规模生产能力，实现生产率快速提升，向市场提供低成本产品供给，实现经济快速增长的时代已经过去。其原因主要有四个：一是自己制造的技术设备成本更低；二是国内市场由过去的供不应求全面转向供过于求，引进技术扩大产能、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受到市场的抑制；三是出口市场因成本上升和国外经济不景气而放慢了增长速度；四是我们需要的涉及产业竞争力的核心技术，受到发达国家的垄断封锁，不再容易通过购买获得。上述四个原因导致我国经济增长路径必须变轨，必须主要依靠自身的研发实现技术创新，但结果是生产率增长率放慢，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出现下降，经济增长速度下滑也就成为必然趋势。 (二)改革进入新阶段，经济增长动力向正常的市场驱动转变 尽管我国的商品市场化程度已经很高，甚至接近于正常的市场经济国家，但在投融资领域和其他要素市场方面，政府的功能依然过度强大，致使经济体制仍然存在很严重的扭曲。这种扭曲一方面使市场信号失真，导致经济增长脱离资源、环境等客观条件的支撑，形成结构扭曲；另一方面导致社会价值观扭曲，催生腐败，积累和激化社会矛盾。要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快速增长和社会稳定，必须加快经济体制改革进程。当前，推动新一轮改革持续进行下去，我国的经济增长动力将会向正常的市场驱动转变。 1.改革促使地方政府冲动型驱动经济增长的动力下降。 我国政府发展经济的功能过强，弱化了政府的社会功能，导致其经济增长驱动功能越位、社会管理缺位与不到位等现象同时严重存在。在可以寻租和造租的经济领域，政府不断越位，在不能寻租和造租的社会管理领域，政府职能缺位和不到位。这种现象在各级政府行为中都有突出表现。 政府经济功能越位突出表现在政府充当经济主体直接进行投资和项目建设，靠行政手段干预企业的市场准入、经营方式和项目审批等领域。尽管这两年政府在很多领域废除很多审批事项，放松企业注册等管制条件，但仍有许多越位现象。第一，政府替代市场配置资源，通过国有企业充当经济主体，干预经济运行，审批项目的功能依然强大。如，政府直接参与土地资源的配置，直接审批大型企业的建立与参与项目建设。第二，政府与国有企业依然政企难分，政府通过人事控制和行政干预变相经营企业，承担应当属于企业的经营管理责任。第三，政府介入社会中介组织，通过挂靠、主管、指导等方式直接介入各种协会、社团、居民自治组织和村民自治组织的内部管理与事务运作，使它们直接或间接处于政府组织的附属地位，甚至成为寻租造租的渠道。越位多与政府业绩考核和寻租造租等腐败紧密关联，没有做到“法定职责必须为、法无授权不可为”。越位的后果是，在经济领域，地方政府为制造经济增长业绩透支财政支出而债台高筑，为获得财政收入和招商引资而过度开发和出卖土地，导致各地产能严重过剩，房地产严重超前开发，等等。这些现象导致过去30多年的经济超高速增长在财政资源上透支未来。在社会发展领域，导致一切向钱看，政府公信力下降，贪腐现象严重，社会价值观扭曲。以行政放权为外在表现形式的政府职能转变改革和反腐倡廉运动正在使政府驱动经济增长的动力下降，这将会使中国经济透支财政能力的虚增长得到抑制。只要改革和反腐败成为常态，未来的经济将会在逐步弥补财政透支的基础上转向正常增长。 政府缺位和不到位则主要体现在社会公共服务的供给和生态环境保护等领域。在社会公共服务领域，政府缺位和不到位现象十分普遍。如，30多年持续高速经济增长过程中，政府对生态环境的管理严重缺位，一些地方政府为了发展经济甚至与污染企业合谋躲避国家环保部门的监督执法，只顾资源开发，不顾生态保护和生态恢复，只顾生产，不顾环保，导致我国生态环境严重透支，使一些地区的生态环境接近崩溃，致使未来发展必须偿还生态环境欠账。这是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下滑的重要原因之一。地方政府热衷于建设各种新城，开发房地产，增加财政收入，却不进行统筹规划配套建设中小学校和公共医疗设施。随着依法治国战略的实施，政府的经济功能越位和社会管理的缺位必将得到不断矫正，这必将使政府冲动型的经济增长动力弱化，使经济增长回归市场自然增长状态。 2.宏观调控改革会使市场信息真实化，促使中国经济转向常态增长。 过去十多年的宏观调控扭曲了市场信号，造成市场信息失真，地方政府和企业微观主体对失真的市场信号过度反应推动经济非常态增长，同时造成产能严重过剩，产业组织结构不合理，市场恶性竞争等一系列问题。以钢铁产业为例，2001～2010年，国家对该行业实施最严厉的调控依据是：到2010年中国钢铁年需求量为3亿吨左右，而到2003年，中国的钢铁年产量已达2.2233亿吨，实际产能接近3亿吨，在建钢铁产能规模依然很大，全部建成后产能将会超过4亿吨甚至更多。因此，国家从2003年起采取严格的控制钢铁产业投资的政策，停止审批所有新建大型钢铁企业，杜绝向新建大型钢铁企业贷款。但2003年以后，在内需和外需同时快速增长的拉动下，市场上钢铁需求急剧增长，价格急速攀升。建设小钢铁厂成为回报率最高的投资领域之一，以至于一年即可收回投资。在这样的扭曲信号刺激下，一些地方政府和投资者合谋，以投资建设小型钢铁企业的形式规避国家对投资大型钢铁企业的审批。结果是技术先进的大型钢铁企业建设被限制住，而全国各地小高炉、小转炉、小电炉、小轧钢、“地条钢”飞速发展，导致钢铁产业集中度十分低下，技术结构劣化，资源消耗高，污染严重。到2010年，中国钢铁年实际需求量超过6亿吨，产能超过10亿吨，但经过国家有关部门合法审批的产能不到4亿吨。钢铁产业仅仅是一个案例，在水泥行业、电解铝行业、火力发电行业、煤炭行业等产业领域情况基本类似。对钢铁等重化工业的所谓“宏观调控”(实际是微观干预)彻底失败。最终，由于能源消耗和生态环境压力，又不得不采取严厉的淘汰落后产能和产能替代措施。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结论，即，中国的产能过剩在很大程度上是政府扭曲了市场信号而导致的市场扭曲反应而形成的。这不仅造就市场“逆反”式的盲目增长，还造成了产能过剩、资源与资本的巨大浪费。特别是我国企业主要是以银行贷款进行间接融资为主，产能过剩导致企业效益低下甚至亏损，给金融行业带来极大风险。 3.阶段转换和体制转轨造成经济增长减速。 经济发展阶段进入转换期是工业化发展的客观规律所致，不是人的意志可以扭转的。对扭曲的经济体制进行深化改革，也是保证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稳定发展的必由之路。这样看来，中国经济未来的常态应该是在工业化后期的结构转型升级中发展，传统产业的激烈竞争与优胜劣汰将会持续进行；中国经济又必须在以矫正扭曲的经济体制为核心的改革中发展，在转变政府职能和放松政府管制中发展，非正常的政府冲动型增长动力将会逐步弱化。同时，未来的发展还必须偿还过去财政、资源和生态环境透支的欠账，这必将提高未来经济发展的社会成本；人口红利不可逆转地消失，必将提高经济增长的企业微观成本，降低国际竞争力；出口红利的弱化甚至消失也将大大弱化经济增长的外部拉动力；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的下降更是会直接缩小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导致未来经济增长必然逐步减速。这才应是中国经济新常态的核心经济学内涵。 四、经济常态、非常态与新常态的区分 在关于中国经济新常态的讨论中，目前还没有很好地区分市场经济的常态、非常态和新常态，存在将市场经济的常态当作中国经济新常态看待的问题。 (一)常态
常态即正常状态。经济常态是经济发展的正常状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供给总是大于需求，产能过剩是常态。一般认为，美国是世界上自由度最高的市场经济国家之一，美国的经济运行机制和宏观经济运行状况可以被看成是市场经济的基本常态。从表征产业市场竞争状况的制造业产能利用率这一指标来看，在1972～2013年的40多年内平均仅为78.7％(见表3)。如果将美国制造业40多年的平均产能利用率看作是它的常态，并以此为参照系，可以认为，制造业产能有22％左右的“过剩”是市场经济的常态。因为只有保持适当的产能过剩，才会有竞争，才会促进企业进行技术创新。正是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的激烈竞争，才促使美国成为世界上综合技术最先进、创新能力最强的国家。 当然，市场经济也存在局部或短时期的技术性供不应求。如，一种受市场热捧的新产品刚刚问世，生产能力建设需要一段时间，市场在短期内会处于供不应求的“短缺状态”。但这种现象不会持续太久，资本的趋利性会导致资本迅速向这样的领域流入，从而形成供过于求的常态。垄断性企业的饥饿销售战略也会导致某些热销产品出现短期“紧缺”，但在技术扩散非常迅速的今天，竞争者会通过模仿战略，逼迫垄断者很快结束市场的饥饿状态。 中国的工业产能利用率到底有多高，是否处于市场经济的常态水平，需要进行深入研究。仍以钢铁为例。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3年中国钢铁产能为9.9亿吨左右，当年中国钢产量约为7.79亿吨。照此计算，2013年中国的钢铁产能利用率刚好为78.7％，与美国制造业1972～2013年40多年的产能利用率刚好完全相同，应该处于市场经济的常态状态，不存在严重过剩问题。即中国的钢铁产业完全处于市场经济的常态之中。①依此分析，中国的产能过剩只要政府不去过度干预而扭曲市场信号，企业会自动应对市场常态下的竞争问题。 (二)非常态 按照西方经济学的基本理论，经济发展的资源配置应由市场竞争及竞争主体依据市场供求关系来进行，即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供不应求的短缺状态一般只是短暂的。在竞争和自由价格机制下，供给平衡和短缺都是非常态。1996年以前，我国国民经济就处于非常态。那时我国几乎所有产品都供不应求。根据国家统计局资料显示，到1996年，除棕榈油以外，我国的产品基本都达到供求平衡或供过于求的水平。从这一角度看，1996年是中国商品市场从非常态走向市场经济常态的分水岭。正是由于1996年以前中国经济处于市场经济的非常态，所以经济才可能实现超高速度的非常态增长。2001年我国经济克服1997年开始的亚洲金融危机进入新一轮快速增长周期后，直到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这段时间，又出现一轮大量产品供不应求，导致物价快速上升的现象，因此经济发展又进入非常态状态。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呢?主要原因是宏观经济决策部门一直以供求基本平衡为调控目标，而供求基本平衡恰恰是市场经济的非常态。这是长期以来我国宏观经济调控在逻辑上的困境，即，既要搞市场经济，又试图利用计划经济手段保持市场经济的非常态。也正是这种扭曲的自相矛盾的逻辑，导致宏观经济调控的目标总是不能实现。因为调控者始终试图让市场经济在其非常态下运行，这显然是徒劳的。特别是2003～2012年这一阶段，宏观经济调控主要依靠政府干预经济，许多产业“国进民退”，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利益目标出现矛盾。一方面，中央政府为了控制物价，人为限制合理的规模性投资，抑制有效供给增长；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又主导投资扩张，引发市场需求快速增长刺激非规模性的落后产能无序发展，引发市场需求爆发性增长。2008年以后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仍然沿用政府的行政力量，而不是通过改革让市场的力量进行结构调整。这一现象甚至延续到2012年。应该说在这一阶段，中国经济处于市场经济的非常态状态。 (三)常态、非常态与新常态的转变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自由竞争和产品供过于求的状态是经济发展的常态。按照马克思的经济理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会发生周期性经济危机，这也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常态。但在经济危机发生以后，政府会干预经济，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会使经济进入非常态状态。如果干预导致的经济状态变化持续时间较短，且并未导致经济运行规则、运行机制、市场结构与模式发生本质性变化，则非常态结束后经济又会回到原来的常态。如果政府干预导致市场经济规则、运行机制、市场结构与模式发生本质性变化，并且被固定下来，或持续演进下去，则经济发展会进入新常态。美国在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确实改变了金融市场的运行规则、机制和市场结构，增加并强化了政府监管制度，市场结构与模式正在持续演进，因此美国经济进入新常态。 中国仍然处于向成熟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之中。我们原来的经济体制属于计划经济体制，按照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的说法，计划经济体制下，经济发展的常态是短缺。也就是说，短缺经济是计划经济的常态，是市场经济的非常态。而现在谈的新常态，实际上并非仅仅指经济发展的状态，而是讲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状态要从改革开放以后30多年经济发展处于工业化初中级阶段、由政府强力推进经济粗放型周期性高速波动增长、利益分配结构和产业结构扭曲、人与自然不和谐的“旧常态”(非市场经济的旧常态)，转向运行机制更加依靠市场自身规律、速度和结构与工业化进入中后期发展阶段的客观要求相适应、利益分配更加公平合理、人与自然更加和谐的一种“新的发展状态”。在形式上这种新的发展状态表现为经济增长速度从过去平均速度接近10％的超高速增长，转入7％左右的适度增长，特别是传统制造产业增长速度将会结束过去常常超过20％的跳跃式增长，转向中低速增长，竞争日益激烈，价格和效益下降。靠简单的投资扩张产能拉动经济增长的空间日益缩小，唯有不断创新才能实现持续增长。而创新需要积累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需要重建有利于创新发展的制度与环境，需要持续冒失败的风险，需要时间等待创新成果的转化与扩散。这使没有创新能力和创新能力不强的地区、企业感觉到经济形势越来越严峻，压力越来越大。在制度方面，过去免费排放废弃物、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增长方式因生态环境保护规制的硬约束不断强化，不能再继续了；因人口增长速度和结构变化，劳动力供给增长放缓，以牺牲农民工利益为代价的低成本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状况结束了；这使企业生产成本不断上升，盈利难度加大。依靠引进技术和成套设备迅速形成生产能力，低成本快速扩张，制造业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因为外部需求增长减弱和成本上升导致竞争力下降而结束了。因初次利益分配过度向企业和政府倾斜，导致收入差距过大、消费与积累严重失衡，依靠政府借债拉动投资形成国内投资需求快速增长拉动经济增长的路径基本走到尽头。 上述现象使中国经济发展的环境发生巨大变化，这种变化可能是不可逆转的变化。这就意味着，中国经济发展进入必须适应这些变化的状态中。如果在市场经济的语义环境下看待这一转变，就可以把它定义为从非常态向常态转变，即我国经济进入市场经济的常态。如果我们站在中国特色的语义环境下看待这一转变，亦可以将它定义为从过去具有中国特色的“旧常态”进入“新常态”。 注释： ①从中国钢铁产业2013年市场竞争的程度和全行业盈利水平看，中国的钢铁产能利用率不可能达到78.7％。依据是，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钢铁产能利用率都在80％以下，但都没有出现中国这样的市场价格激烈竞争和全行业大面积亏损。一种可能是钢铁产能统计失真，中国的钢铁实际产能可能远高于统计部门公布的数据，实际产能利用率远低于78.7％。这种可能性源自于中央政府对地方节能减排指标约束性考核，低报钢铁产能有利于完成中央下达的二氧化硫排放量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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