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真述实，再现风采——评丁凤麟近著《薛福成评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评传论文,写真论文,风采论文,丁凤论文,麟近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薛福成是晚清改革思想家中的重要人物。笔者在80年代末参与撰写《江苏史纲》的过程中，将无锡薛福成（1838—1894）与吴县冯桂芬（1809—1874年）、王韬（1828—1897年）、镇江马建忠（1845—1900年）合称“江苏改良派四大家”，因而有所涉。当时虽有一些薛福成的研究成果问世，但阅后均无深刻印象。今见丁凤麟先生近40万言的《薛福成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12月出版。（以下简称《评传》），奉读之余，深感此书将薛福成研究推向一个新阶段。具体来说，该书具有如下特点：
写真述实，丰韵毕现。再现历史人物，离不开丰富的历史资料。薛福成是晚清思想界、政界、外交界参与多方面重要活动的名士，涉及事多、联系面广、影响大，自然不乏有关他的记载。但这些记载，大多沉埋在浩如烟海的近代历史事件、人物的相关史料之中。需要稽沉勾玄、披沙拣金才能为我所用。单是数百万字的薛氏《庸盦全集》就够费神研读取舍的了，遑论其他各类典籍。《评传》作者系报社高级编辑，在从事新闻工作之余，不仅全面阅读大量历史文献，而且穷追深探，多次采访无锡薛氏家族后人，又曾编辑出版《薛福成选集》、点校出版《庸盦笔记》等等，丰厚的资料积累，实属难能可贵，无疑为《评传》的成功创作奠定了坚实基础。
通过对大量资料的去粗取精、辨伪存真，在《评传》中我们可看到作者对传主的记述评议，举凡言行、思想、经历、活动，皆有所本。即使“有所本”的材料，作者也十分注意鉴别、分析、精选。因为，有关传主的史料，有些是别人记述、回忆，有些属应酬之作，难免有舛误、褒贬不实之词。例如作者在记述青年薛福成的成长道路、治学兴趣的转折时，并未简单地引用传主成年后，在《上曾侯相书》中的自白，说明他十二三岁时，就发生根本转变，而是有分析地说明这种“转折”出现的社会背景、主观动因、转变的程度。他看透科举制度的弊病，但受功名心的驱使，数年后，又参加了科举考试。类似这样的叙述、分析，就显得更加真实可信、合乎常情。全书以时间为经，事件活动为纬，写真述实地记录薛氏在曾侯门下、李相幕中、外交任上，如何深谋远虑，随机应变，见识过人地解决一系列十分棘手的重大问题；记述薛氏应诏陈言、呼吁变法、筹划洋务、出使欧洲、虚心向学，全方位考察西方文明，以期为我所用的拳拳赤子之心，也写他忠于清王朝、仇视农民运动、功名心甚重、因袭传统的局限性；写他呕心沥血、忠于职守、期望国家富强的抱负，也写他出使归来，意欲归隐林下、安度晚年、不问政事的打算。总之，通过丰富的史料，写真述实，作者为我们再现了不仅是杰出的、也是世俗的，不仅是真实可信的、而且风韵生动的薛福成。
评价公允，深刻透彻。评传要评，要公允评出人物的思想活动的历史价值，评出其历史地位，评出是非得失，评出值得后人借鉴的历史经验教训。通读《评传》，可以说作者在科学再现薛福成的历史真实方面，进行了可贵而又成功的努力。作者力求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指导，以史家穿透历史重重迷雾的锐利眼光，给薛福成一生的经历、活动、思想、情操以及对后世的影响，作出了公允的历史评价，力求符合薛氏的“真实”。其所以成功的原因，正如作者在“导言”中所言，在评判薛氏的历史价值过程中，是根据他“满足当时社会需求的实际贡献的大小来作判断，舍此别无标尺”。说得更明确一点，也就是在解决当时的社会矛盾，推动国家、社会进步，所作贡献的大小作为评判标准。这也是一个真正的史学家应该无私无畏终生追求和遵循的唯一正确的标准。
作者还通过薛氏“研习经世实学”、“誓志济时艰而匡世运”；协助曾国藩、李鸿章机智过人地处理一系列重大内政外交事件，深谋远虑，“筹防浙东，周密备战”，奉使泰西致力外交等一系列活动，肯定薛氏不仅是出色的智囊型人才、管理型人才，而且是优秀的外交人才；通过对传主《上曾侯相书》、《应诏陈言》、《筹洋刍议》以及“出使日记”等的剖析，与同时代的其他改良人物比较，得出薛氏“出于洋务”而又“高于洋务”，是前承林则徐、魏源，后启维新派志士，“成为独步一时，善于政论的改革思想家”的结论，平实中肯，准确深刻。
《评传》作者不仅能对传主大的活动、重要论著作出恰如其份的分析、评价，还很善于发幽探微，从细微之处探索显凸传主的精神世界和理念追求。例如在第八章叙述薛氏留下的丰硕“精神遗产”时，重点征引了《庸盦笔记》卷四中的记述：小蜘蛛斗败大蛇，壁虎计啖毒蝎，软弱的蚯蚓智胜凶恶的蜈蚣。这些几近荒诞的异闻，有何学术价值呢？不然。作者以敏锐的洞察力，据此阐明薛福成通过这类述异记述，表达了他处在当时社会敢于强调“小可制大”、“弱可胜强”的爱国思想，充满积极的辩证法。这样的分析，由小见大，深刻自然，毫无一般牵强附会之感。确实，这种思想正是薛氏的精神动力之一。这样的分析，真可谓入木三分。
《评传》在记述评价薛氏辉煌一生杰出贡献的同时，并没有忘记生活于19世纪末的薛福成，毕竟是深受传统文化浸淫，具有多方面历史局限的另一面。例如，在分析薛氏对西方法律中的“公罪”、“私罪”的认识时，指出他是一位“背着沉重传统包袱的思想家”，因而他对西方处理觊觎神器的乱臣贼子“较为宽容的态度”斥之为“不知春秋大义之故也”，显示他的保守性。在分析薛氏肯定“西医所长”，却否定西医的人体解剖科学时，认为薛福成“在历史铸就的传统观念上，又割不断和中国传统文化的血肉联系”，是受“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仁者无不爱”等理念影响的结果。在评议薛氏“西学中源说”的“不当”时，如实指出“因为薛氏对西方的科学发展的历史毕竟不甚了了”等等。这些评析，充分表现了作者的史识、史德以及严肃的治史原则。
学术信息丰富，引人入胜。治史者都有一个体会，非学者型的人物评传好写，学者型的人物评传难写。因为学者型的历史人物，他们思想、言论、著述往往涉及某一个或多个相关的学科的专业知识、理论体系、发展状况及特点等。这就要求评传的作者也必须对传主的学问专长有相当的熟悉、研究和把握，方能对其做出准确的评析。
薛福成出身书香门第，家学渊源深厚，儒学根基绵远，又钻研经世实学，追随曾、李，旁及各家，出使国外，更是见多识广，举凡天文地理、经济、社会，甚至连艺术、医药卫生均有涉及，其学问的渊博，自然不同一般。这就为撰写他的评传带来极高的难度，对《评传》作者的学养、知识结构提出相当高的要求。通读《评传》，我们可以感到丁凤麟先生不仅对薛福成的渊博学问、学术思想、著作有相当好的把握和独到的研究，而且对同时代思想家、学术流派亦十分熟悉。评述中举凡所及，上溯先秦诸子、历代学人、旁及中外，作者引征生发，收缩自如。这就使本书包容了丰富的学术信息量，使读者获得多方面的知识享受。例如写薛氏登临泰山作《登泰山记》，不仅联系到孔夫子有“登泰山而小天下”的千古绝响，而且引出桐城派大师姚鼐的《登泰山记》不朽名篇。写薛氏朝觐光绪帝呈献《使西纪程》，对郭嵩焘的地位与贡献作了精当的介绍。写薛福成接受西方的天文科学知识，对中国古老的“天圆地方说”提出怀疑时，旁征博引，介绍多种相关学说，从中国古代唯物主义思想家提出的元气本体论，到西方天文学家研究的丰硕成果；从远古地理典籍《释典》，到明代来华传教士呈献的《西洋图说》，乃至近代魏源、王韬的地理著作，有详有略，紧紧围绕传主的论题次第展开，疏密有致。这些丰富的信息知识，使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如夜观天象，但见繁星点点错落其间，有满目生辉之感。
全书在记述评价薛氏一生活动、思想著述的过程中，均穿插有简练准确的时代背景、社会环境、复杂人际关系的介绍。使读者阅读《评传》时，即使不熟悉中国近代历史，就能对薛福成所处的社会大环境有大致的印象。这种简练的背景介绍，亦显示了作者的功力学养和研究近代史新（心）得。如写薛福成的少年时代，既介绍了鸦片战争后，清王朝的江河日下，也写了太平天国农民大起义“对之施以武器的批判”所带来的尴尬；十四年严重的战争创伤，“使大清王朝更加显得进退维谷，气息奄奄”。如此等等，力求使传主活动立体化。
努力开拓，富有创见。撰写历史人物评传，往往受传主生平事略和传论体例的制约，很难在学术上展开深入探究。《评传》作者却以敏锐的视角，抓住传主富有创见的观点，在历史时空上予以学术性阐述，提出了不少值得珍视的论列。
比如，如何看待鸦片战争后中外不平等条约给中国带来的社会影响？以往的近代史论著都着眼于剖析其危害性的负面效应；《评传》作者则依据薛福成在不同时期的论述，对此进行了辩证分析。薛福成在19世纪60年代曾作如下论述：“自泰西诸国立约以来，大抵于中国有利有害。利则通有无以裕税饷，得利器以剿强寇，此中国之大益也。害则洋烟不禁，渐染日广，传教通行，许其保护，此中国之大损也。窃尝较其轻重，要其始终，则所谓益者什一二，损者什八九，其利害之不能相抵也明甚。”《评传》依据薛福成的估量，公允地提出，薛福成既清醒地看到中外立约促使商品流通，为中国增加了关税收入，带来了洋枪洋炮，是有益的一面；又尖锐地看到鸦片弛禁流毒日广、洋教通行给中国社会带来无穷的祸害，从而得出害远大于利的结论，亟待挽救。对不平等条约的社会影响进行正负两侧面的分析，值得注意。《评传》还依据薛福成在80年代对这问题进行的更深层次的思考：“中国立约之初，有视若寻常而贻患于无穷者，大要有二：一则曰一国获利，各国均沾也。……一则曰洋人居中国，不归中国官管理也。”揭示薛氏据此，进而提出对中外不平等条约“订期修改，以剂其平”的建策。《评传》作者就此评析道，薛福成对西方列强在中国攫取的片面最惠国待遇、领事裁判权和治外法权的实质及其危害性的分析，充分证明薛福成对不平等条约给中国带来“贻患”的认识，确实比以往有了长足的进步，其视觉更切进西方列强侵略、奴役贫弱国家的政治实质。对薛福成观点的热情肯定，也反映出《评传》作者的辩证思维。
再如，人们谈到中国的近代外交，以往总是着眼于屈辱的一面。可是，《评传》依据实事求是的治史原则，对薛福成外交生涯中的是非功过，进行了具体的评述。薛福成在1894年同英国外交大臣签订的《续议滇缅界务商务条款》，过去有人认定为“完全失败”。可是，《评传》作者依据历史事实，阐述薛福成是在国内外极其困难的条件下，怀抱“收利权于西国”的爱国情操，主动请缨，同英国外交当局进行了异常艰辛的谈判交涉，迫使英国作出适当让步，双方签订了《续议滇缅界、商务条款》20条。《评传》还对条款内容进行具体分析：根据条款，中国收回了被英国侵占的铁壁、天马等关隘，收回了车里、孟连两土司全权，而且取得了在“大金沙江行船”的权利，“英国待中国之船，如税钞及一切事例，均与待英国船一律”；条款还规定，中国在同意英国设领蛮允的同时，可派领事官驻扎缅甸仰光，“中国领事官在缅甸，英国领事官在中国，彼此各享权利，应与相待最优之国领事官所享权利相同”；还规定，“两国人民，无论英民在中国地界，或华民在英国地界，凡有一切应享权利，现在所有或日后所添，均与相待最优之国一律，不得有异”。这些内容，体现了两国外交间的对等原则，在晚清政府的屈辱外交史上，虽属极其罕见的个案，更显现出杰出外交家薛福成艰辛努力所导致的可贵成果。作者据此论定：薛福成将这次外交成果称之为“乘便利于境外，播声势于寰中，似稍足变旧规而张国体”，看来也并非溢美之词。
此外，本书对薛福成“倚厥专长、各尽所用”的人才思想，“苟无新法以养之，则必有人满之患”的人口观点，以及“用机器殖财养民”、“曷若以公法为依归”等等推进中国近代化的宝贵思想的评述，都颇具创意，在不同程度上拓宽了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研究内涵，更为广大读者深入认识近代中国社会思想的历史变迁，提供了重要参考。
总之，这本《薛福成评传》，不失为颇具特点的力作。如果还有什么不足的话，以笔者愚见，其一，传主的形象还不够丰满完善。从全书的内容看，作为爱国者、改革派思想家政治形象的薛福成是丰满的，但作为社会生活的世俗的家庭成员的薛福成，其形象则单薄而模糊，使读者难以看到一个完整的鲜活的薛福成形象。其二，从全书的结构来看，交待薛福成的去世，一生的终结，份量似乎太轻，过于简略，令人难免为之抱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