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经济增长与大国封闭模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增长论文,中国论文,大国论文,模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自1840年以来走向现代化的漫长阶段表现出丰富的内涵，极大地充实了发展经济学的宝库。中国的发展表明：一个人口过亿的大国的发展道路与小国相去甚远，她形成了一个与奥克鲁斯特的西方“开放型小国”模型，迥然不同的独特模型——大国封闭模型。
大国人口众多的特点削弱了主观意志和偶然性的作用，提供了大数定律发挥作用的条件，这使大国的经济社会发展规律趋于自然发展过程，因而具有强烈的必然性。而在小国，由于人口少的缘故，偶然性和个人主观意志常常能够发挥较大作用。因此，讨论发展过程，大国的经验特别具有代表性。
西方经济学对中国历来未给予充分重视，中国的许多经济学家往往也不敢正视自己的经验。然而，中国在亚洲金融危机中的独特表现似乎使西方世界大吃一惊。看来，中国不仅仅是中国，她同时也是世界的不可忽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然也是世界经济学界不得不充分注意的部分。
一、现代化启动之前的中国近代经济模型——大国封闭模型
从发展经济学的角度看，上世纪初中国现代经济发展启动之前的经济属于典型的封闭性大国传统经济。
1.中国幅员辽阔、气候温湿，适宜大型传统农业发展，传统农业的发达养育了巨大的人口。
中国的大部分地区属东亚季风气候，冬季寒冷干旱，夏季温暖湿润，适宜于传统农业发展。
中华民族起源于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地势从西至东，由高而低。中华民族祖先活动的地方是海拔1000米以下的丘陵和200 米以下的平原。这个幅员辽阔的巨大国家，以其河流众多，水资源丰富，滋养了庞大的传统农业，在一定时期和限度内，通过外延性开发扩张和内涵式精耕细作解决了人口扩张引起的矛盾。随着人口的迁移和民族融合，传统农业文明在全国范围迅速推广。 在这种特定的气候和地理环境中， 早在4000～5000年前，中国古代就已建立起较大规模，以传统农业为主、兼营家庭畜养业、渔猎业和副业的传统经济。
从炎黄时代的民族迁徙，春秋战国诸侯争雄，秦汉统一建制，隋唐发扬光大，到元明清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大一统，中华民族以发达的传统农业支持了人口繁衍，在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间，中国人口已达412986649（《清史稿·食货志一》）。19世纪初，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国家之一。1820年，它拥有世界人口的35.5%，生产了世界产量的28.7%。
人口众多对社会制度具有一个迄今为止，尚未得到充分重视的作用——它导致强大的制度惯性。因为说服众多人口接受新的观念和事物，比说服较少人口接受，要花更多的精力，经历更漫长的时间，付出更大的代价。这种制度化的惯性以文明的形式融化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思想意识之中，窒息了内部的竞争。
2.自然的经济增长与人口增长一致，实现了经济增长与人口增长的马尔萨斯均衡。
传统经济是维持生存的自然经济，在这种经济中，生理意义上的人口就是经济意义上的劳动力。劳动力成本也是以维持生存的费用为下限。不存在现代意义的“就业”和“失业”，法律未限制童工，也未实施退休制度，而“失业”，如果说有的话，那只是死亡的同义词。传统部门不会自觉地抑制其人口增长，在人口出生率过高，使得人口或劳动力供过于求时，疾病、饥荒和战乱造成的高死亡率，将自发地抑制人口增长。最具特色的中国式调节方式是在剩余人口达到相当规模的时候，无法生存的居民被迫揭竿而起，迫使统治者进行改良，轻租薄赋，与民休息；或推翻统治者重新分配土地，使小农经济社会回到比两极分化状态下更能发挥既有资源的人口养育能力的相对平均的起点阶段，从而使历史开始一轮新的循环。因此，传统经济是是通过马尔萨斯式增长陷阱，达到马尔萨斯均衡。在这种条件下，劳动力与人口是等价的，劳动力供给与人口增长率也是一致的。
应当说明的是，这一特点是一切传统经济都具有的共同点，例如，西欧19世纪前的人口出生率保持在3.5%，死亡率3 %左右， 而中国从1849年到1949年的一个世纪中人口基本维持在4亿左右。
3.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中国作为一个人口过亿的大国，她的经济直接影响环境，造成环境的不确定性。
人口众多的大国发展与居民稀少的小国发展的重要区别就在于：正如量子力学“测不准原理”一样，大国在经济发展中，面临的外部环境是不确定的。当大国从其外部国际环境考虑其发展政策时，这些政策本身又影响了国际环境，其结果往往使既定的政策失灵。例如，大国的开放对世界市场会造成巨大的冲击，激起贸易保护主义；大国出口产品是国际市场价格的影响者；特别是，如果大国将其发展寄希望于外部援助的话，那注定只是戊戌变法似的一厢情愿。这不能责怪外部世界缺少同情心，而是因为他们爱莫能助，显然没有任何一个外国能提供一个巨大国家发展所需要的帮助。相反，小国发展对外部环境基本不会造成影响，因此它可以相对容易地适应环境并得到国际援助。
由于上述原理的作用，使得大国基本上无法依靠外部援助，因此，进一步加强了其发展的内向性。这种内向性在自然经济条件下大多可能成为封闭性，特别是在它与发展中国家的传统政治制度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实际上，这种不确定性对所有大国都起作用。例如，俄罗斯的经济转型一度寄希望于西方的援助，这显然是不切合实际的。实际上，1998年俄国金融危机使得所有西方国家都爱莫能助，而中国的相对内在性却使之独立于危机而不为所动。这对现代经济学似乎是一个挑战，实际上，说明这一点将是发展经济学的独立宣言。
4.中国内通外塞的特殊地理环境，国内交通相对便利，促使内贸发达；对世界相对封闭，制约了海外贸易，强化了经济的内向性。
中国自然环境本身自成体系，与外部世界相对隔绝。中国大陆幅员辽阔、气候多样，提供了物产丰富多样的条件；而北方地势平坦，南方河流众多，则提供了国内地区间相互交往的条件。在这种地理条件下，依靠水运、兽力运输，内贸相当发展。出于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的需要，封建统治者不惜工本营造巨大的交通运输基础设施，有力地加强了全国经济、政治的联系和统一。
公元前212年，秦始皇即调集人马，修筑了著名的“秦直道”， 全长736公里，中经陕西、甘肃、内蒙，路宽达9～50米，其测绘建筑技术已相当发展。隋朝大业元年、四年、六年，三次调集民工开凿大运河，“自是天下利于转输”， 形成贯通中国南北交通的主要渠道（通典卷10，漕运）。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就出现了连接四方，以通有无的商城和富甲天下的商人。中国商贾之祖范蠡功成引退后，“之陶，为朱公……以陶为天下之中，诸侯四通，货物所交易也，……”；到清代，国内大商城更是四通八达，以至出现“天下有四聚：北则京师，南则佛山，东则苏州，西则汉口”（刘献廷《广阳杂记卷4》）的盛况。
不幸的是，从外贸方面看，中国却相当封闭。中国西南部为青藏高原所阻，东南部为海洋所隔，北部受限于寒冷的高原地带。在古代人力、畜力和水力交通的条件下，海外贸易很不发展。
虽然中国早在西汉时期就有张骞开辟了“丝绸之路”，但政治使命重于经济往来。并且作为泱泱大国，其经贸往来，与其经济规模相比仍是微不足道。明清时期，封建统治者更趋保守，长期实行“闭关锁国”政策，致使中国对外贸易更加落后。1870 年， 中国出口商品产值仅为1398百万美元（均为1990年盖—凯美元，下同），占其GDP（187175 百万美元）的0.7%，而同年英国的出口商品产值为12237百万美元，占其GDP（95651百万美元）的3.1%，连印度也达到其GDP的2.5 %（麦迪森，《世界经济200年回顾》）。
人们至今没有发现内贸与外贸的重要区别。其实，内贸以本国政治经济为依托，是相应文明的稳定、复制和延续的过程；而外贸以不同的政治经济文化为支柱，是各文明之间的学习、吸收和创新过程。
5.以家庭经济为基础、以国（官）有经济为垄断的政治化自然经济。
在经济交往不发达的自然经济时代，为了将分散的居民聚集起来，克服自然环境的不确定性，必须借助经济以外的手段。在部落经济时代，血缘关系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一个幅员广阔的巨大国家，血缘关系不足以发挥维系共同生活的作用。因此除了利用血缘关系以外，政治是更重要的维系统一的手段。
中国古代的生产方式，是运用简单劳动工具，以男耕女织的家庭经济形式，从事劳动密集型的农业经济。巨大人口的男耕女织，以达到生理极限的劳动时间投入，满足了传统经济下全体居民的维持生存的需求。以家庭为单位，具有血缘关系的同族人，往往组成更大的宗法共同体，如家族、庄园、村社等等。
在古代中国既有比较明确的国有土地，如公田，也有比较明确的私田，但更多的是介于二者之间的产权不明确的土地（周国林，《战国迄唐田租制度研究》）。例如，春秋时期的井田制是土地国有制，按政治等级逐级分封，农奴拥有私田，只有使用权。但中国很早就容许土地买卖自由，这显然有利于土地所有权确定和转移。
国有土地所有制在中国古代不同时期，地位、形式有所不同，如官田、庄田、屯田等。但国有制经济在经济中的垄断地位是显而易见的。决定性的是土地所有权。15世纪末（明孝宗时），由皇帝掌握的官田达当时纳税田亩总数的1／7，16世纪贵族官僚的庄田有20多万顷。据戴逸先生推算，1753年，全国耕地面积735万顷，其中内务府庄田、官田、 宗室庄田、八旗庄田、屯田共43万顷， 约占全国耕地面积6 %弱。 到1812年，全国耕地面积788万顷，由皇帝直接间接掌握的达83顷， 约占全国耕地面积11%弱（戴逸，《中国近代史稿》）。
在中国古代，国家对采矿业、铸造业、陶瓷业、造船业、建筑业等长期实行严格控制，在盐、铁、茶、酒等重要商品的流通方面则创立了榷估制度（国家垄断）；对外贸更是加以绝对控制，不许民商染指。综上所述，中国古代经济是以国（官）有经济为主导的经济，国（官）有经济是国（官）有农业和国（官）有工商业（“工商食官”）结合的统一体，是在政治力量支持下的垄断经济。
长期以来，人们对中国古代封建统治者的重农抑商政策的理解都仅仅从今天的字面意义来理解，其实这一政策的言外之意不仅是重农抑商，而且是重官抑民。在中国古代，商，主要是指民间商业，不包括官营商业，榷估制度就为此而发明出来的。中国古代国家控制下的官办工商业是相当发展的。国家垄断工商业在维持政治稳定的同时，也有效地抑制了民间工商业。
导致政治化经济的另一深层原因还在于华夏文明与古埃及一样，是黄河与长江的两河文明。水是农业的命脉，也是中国传统经济的命脉。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用水之利，避水之害的历史。要将各自为阵、自给自足的家庭经济组织起来，兴修水利，抵御游牧民族的侵入，必须借助经济以外的政治力量。中国由政府组织治水自夏禹始，至今已有4000多年了。战国时期，魏西门豹主持修渠道，引漳水，灌邺田。秦蜀郡守李冰修筑都江堰，受益田达百万亩。
正是经济发展的需要，支持了政治统一， 在这种形势下， 公元前221年的秦代，即通过商鞅变法废除裂土分封的封建割据制度， 实行郡县制，形成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大国，沿袭至今。秦以后的中国古代不能说是本来意义的诸侯割据的“封建社会”，而是大统一的中央集权制社会。
6.以共享经济形式对付自然经济的盲目性。
传统经济应付外部自然环境不确定性的方式是共享经济，这是一种具有很强大的劳动供给弹性和环境适应能力的经济制度。它表现为两个层次：
第一，地主与佃农之间的收益分成制。通过契约确定地主和佃农之间的分成比例，多收多分，少收少分。分成比例关系反映了地主和佃农两大阶层的经济权益和政治力量的对比，清朝时期大约维持在50%左右。据史记载，“上农耕田二十亩……以中年均之，一亩得米二石，还田主租息一石，是所存者仅二十石”（章谦，《备荒通论》）。如何调节这种关系是封建社会统治者的最高任务。地主借助对土地的垄断趋向于提高自己的份额，而佃农经常通过求助、缓期，或者被迫采取反抗形式迫使地主减租，甚至以起义的极端形式，达到重新分配土地的目的，回到相对平均的小农经济起点。事实证明，平均主义的小农经济是以倒退的落后方式抵御恶劣的自然环境变化的有效手段。
第二，劳动者家庭和家族的共享制——劳动者家庭是共同分担劳动和享有收入的最小单位。在传统经济中，没有闲置人口的存在余地，只有劳动力（将来的、现在的或过去的）才有生存的权利。在家庭中，全体成员各尽所能，男耕女织，没有童工和退休的概念，也没有固定的工作日观念。在农忙时，不仅全体成员出动，而且延长劳动时间到最大限度（可达两个现代意义的8小时工作日以上）；农闲时， 全家人都处于闲置状态，或从事其他副业、零工。由于劳动力人数和人均劳动时间具有极大的伸缩余地，传统经济具有极大的劳动供给弹性和自我调节能力。传统部门正是以这种方式来调节劳动时间的投入量，调整分配关系，与此相应，也分担天灾人祸的风险。事实证明，共享制对自然环境变化莫测性的适应能力是无与伦比的。
抽掉中国的具体特点，可以得出大国封闭模型的一般特点：
二、从大国封闭模型出发的发展过程与二元经济模型的比较
不少人因此认为发展过程特别适合用二元经济模型来解释。二元经济模型最先是由J.Boeke 提出的，B.Higgins进一步加以发展。 刘易斯在他们的基础上形成了著名的无限劳动供给的二元经济模型。 以后Fei、Rains和D.Jorgensen等人都对二元经济模型加以改进、发展，使之成为发展经济学最重要的模型。然而，从大国封闭模型出发的发展与小国的发展有很大区别。
概括地说，二元经济的模型就是说，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由两个部门组成，一个是“资本主义或现代部门”，一个是“传统部门”。资本主义的基本特点是雇佣劳动和产品为利润而出售，传统部门的特点是自我雇佣或家庭雇佣，其劳动的边际生产率接近于零。资本主义部门通过吸收非资本主义部门的劳动而扩张。资本主义部门的工资高于劳动者在非资本主义部门的收入，因此，对传统部门的劳动力具有很大吸引力。在传统经济中，劳动供给几乎是无限的，发展过程就是从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的转化过程（刘易斯，《无限劳动供给的经济发展》）。刘易斯强调，经济增长的动力源于资本主义部门的增长，增长的途径是通过利润再投资扩大资本积累，并吸收更多的传统部门的劳动力，不断扩大。经济发展的实质是，一个以前储蓄——投资只占国民收入的4%～5%，甚至更少份额的社会，转变为储蓄大约占到国民收入12%～15%，甚至更多份额的社会。
二元经济模型带着十分浓厚的用“现代资本主义”经济概念去理解传统经济的习惯，这就使它无法了解发展中国家的传统经济是一个与现代经济不同的，达到均衡的稳定系统，它具有自身的范畴和规则。因此，从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过渡的发展过程的实质是结构变换问题，是产权结构、产业结构、市场结构、劳动力结构、地区结构，一言以蔽之，经济结构和资源配置结构极复杂的调整过程。
首先，刘易斯假定传统部门存在着隐蔽失业，劳动的边际生产率为零，这显然是用现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概念解释传统经济，而实际上，传统经济系统是一个不同于现代经济的、达到马尔萨斯均衡的系统。刘易斯没有能发现他关于“隐形失业”和“劳动的边际生产率为零”的假设包含着对传统部门马尔萨斯剩余人口和现代部门的显性失业者混淆。
就发展中国家的事实来看，传统部门拥有自身特殊的经济范畴。传统部门的劳动力与人口是等价的，劳动力供给与人口增长率也是一致的。对于传统部门来说，人口就是劳动力，劳动收入是以劳动者维持生存的费用为下限。传统部门的劳动基本上是简单劳动，几乎无需培训、保健等人力资本投资。在正常的稳定状态下，传统部门吸收的人口或劳动力不会超过它所能养活的人口，在这时候，传统经济部门劳动的边际产出等于边际成本。
就动力机制来看，对于传统部门来说，人口就是劳动力，只要能提供劳动者维持生存的费用，传统部门就会继续支持人口增长；然而人口又是消费者，当人口出生率过高，使得人口或劳动力供过于求时，疾病、饥荒和战乱造成的高死亡率将自发地降低人口增长率，减少人口。这实际上是马尔萨斯式的增长陷阱。
当发展启动后，现代部门出现了，对于这一新部门，传统经济的人口与劳动力混为一体的现象开始消失，劳动力从人口中分离出来了。现代部门的劳动力是与资本分离了的雇佣劳动力，是在市场上出售的以固定的劳动时间（小时或日）为单位的劳动力。现代部门需要的劳动力不同于简单的人口，必须通过培养，使之具有一定程度的文化教育水平，或者说，具有一定程度的人力资本。这意味着现代部门的工资至少必须高于传统部门的维持生存费用。
关于剩余劳动力的问题，一直是发展经济学家争论不休的问题，然而，事实却很简单地给出了答案：在发展中国家，存在两种不同的剩余人口。
现代部门的劳动生产率高于传统部门，在一定时期内，这个劳动生产率的差额就是传统部门劳动者收入（W"）与现代部门劳动工资（W'）之间的差额。当传统部门和现代部门分别出现过剩劳动力时，这对于这两个部门的意义是绝然不同的：从传统部门溢出的是马尔萨斯剩余人口（图中大于L"的部分），他们面临被马尔萨斯陷阱消灭的危险；而从现代部门溢出的是该部门的显性失业者（图中L"－L'），他们还可以维持生存，因为他们只是现代部门的劳动储备。
关于发展中国家存在两种不同剩余人口的结论是理解大国封闭模型发展过程的关键。因为，过剩人口既不是免费的资源储备，也不是可以延期的消费。他们也不像现代部门的“失业者”那样虽然失业，但还能生存，而是被剥夺了生存机会的多余人口。陷于绝境的事实迫使他们成为一种革命的力量，这一事实揭示了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转型期间易发生革命的真实原因：即马尔萨斯的剩余人口作为一种革命力量，因陷入绝境而被迫造反。
在这里我们发现了世界现代史的一个秘密。历史学家一直不理解为什么发展中国家实行苏联意义的全盘国有化社会主义革命总是失败，而毛泽东的分田到户式农民运动却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取得了成功，其原因是只有相对平均主义的小农经济才是传统社会未出现物质技术革命之前缓和剩余人口压力的解药。正因为如此，“传统社会主义革命”不可能在西方发生，只能在东方出现。因为它是发展中国家追求现代经济发展的一种选择。当然这种选择必须实行贸易保护主义占有市场，借助平均主义低消费积累资金，而这就是传统计划经济的实质。
关于发展中国家发展过程中剩余劳动力或人口的数学模型如下：如果设L[,a]、C[,a]、L[,b]、C[,b]分别是a和b部门的必要劳动力和资本，a＝L[,a]/C[,a]，β＝L[,b]/C[,b].a＞β，即前者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后者是资本密集型部门。如果社会将资本C从a部门转移到b部门， 由此挤出的剩余劳动力为L，那么L＝C（a－β）。这就是说，由于现代部门是资本密集型产业，传统部门是劳动密集型传统部门，因此，当资本从传统部门流向现代部门后，传统部门资本不足，于是导致劳动力过剩。
第二，二元经济模型不理解传统经济是劳资共享经济，而现代经济是劳资分离的雇佣经济。
如前所述，传统经济是共享经济，它表现为两个层次：封建地主与佃农之间的收益分成制与自由农民家庭的共享制。农民本身的收入分为两部分，维持生存的最低水平费用和高出维持生存水平的弹性部分；相应的劳动时间也分为生产维持生存最低水平产品所需时间和生产弹性部分收入所需时间。这样的结构具有很强的调节能力。共享制具有很大的适应自然环境变化的能力，能创造现代部门不可比拟的就业机会。当收成不好时，佃农通过集体的求助、缓期，或者被迫采取反抗形式迫使地主减租，甚至以起义的极端形式，达到重新分配土地的目的，回到相对平均的小农经济起点。
第三、刘易斯没有看到传统部门和现代部门的区别首先是产权结构的区别，进而误认为当现代部门出现后，经济二元化了，但劳动力市场却是统一的，据此刘易斯认为传统部门的剩余劳动力将不断向现代部门输出，直到输送完，劳动力价格开始上涨。
事实上，发展中国家传统部门与现代部门是以不同的产权制度为基础的。传统经济是劳动与土地、资本没有分离的经济（农村的无地雇农只占农民的很小部分，大部分农民是小土地所有者）。而现代经济是资本与劳动分离的经济（劳动力只是劳动者的体力与智力的总和）。正是由于这一原因，当发展中国家经济二元化后，劳动力本身也是二元化的。这意味着当现代部门从传统部门吸引劳动力时，会遇到巨大的阻力。因为现代部门要求的劳动力却必须具有较高素质，要培养这样的劳动力，必须投入一定的人力资本，不仅仅是迁移费用。而这更加重了发展中国家资本短缺的状况，严重阻碍着现代部门从传统部门的剩余劳动力中培养出现代部门需要的劳动力。
第四，刘易斯必须假定无论资本主义现代部门生产什么都可以卖掉，否则，资本主义部门的扩张就是不可能的。然而，这一假定掩盖了传统部门与现代部门的动力结构的区别，将整个发展过程当作可以忽略的因素给舍弃了，而这样一来，发展经济学本身也就给舍弃了。这是因为，现代市场经济是需求导向的经济，而传统经济是自给自足的经济。既然是自给自足，就不会对现代部门的产品有很大需求，而没有相当规模的需求，现代部门就建立不起来。寄希望于国际市场对大国来说更是一厢情愿的假定，这一点对中国这样自成体系的封闭性经济显然是特别不适合的。中国的事实证明，对于现代部门来说，国内市场极为狭窄，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传统部门的收入水平低，消费水平也很低，另一方面是因为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排斥。正是由于现代部门的产品受到市场狭小的约束，迫使中国近代的工商业人士将积聚起来的资金，再度投向更能获取稳定收益的土地的封建主义经营。
一个戏剧性的事实是，相对于外国对中国传统产品的巨大需求来说，国内对国外进口商品的需求显得过于狭小。而巨大人口的男耕女织，以维持生存的极低水平消费和达到极限的高劳动时间投入，具有极大的产出能力，不仅满足了传统经济的绝大部分需求，而且，在需要的时候，能够向外部世界提供源源不断的出口，以至使外国进口长期处于劣势。在鸦片战争前，中国以人口众多、自给自足和劳动力成本低廉的优势在对外贸易方面一起保持着出超。中国的丝绸、瓷器、土布和茶叶大量出口，在18世纪末，东印度公司每年平均从中国输出茶叶约为400 万两左右，与当时英商输入中国的毛织品、金属制品和棉花三项主要商品持平。1795～1804年，1817～1826年，中国每年输出土布100万匹，1819 年达300万匹。在19世纪初，大量白银流入中国， 仅广州一地每年流入白银达100万～400万两之间（戴逸，《中国近代史稿》）。1830～1834年中英贸易出超达261万两（严中平， 《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
第五，刘易斯不理解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基本内容就是结构调整，传统部门与现代部门的关系是一个互相依赖，你消我长的动态演变过程，在一定阶段，二者都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刘易斯将传统部门看作是发展过程的一个消极的、被动的部门，这是双重的错误。
首先，在传统经济存在的地方，传统经济的意义绝不是消极的，在一定时期和一定范围内它是维持巨大人口生存的唯一办法。舒尔茨恰如其分地对传统经济的历史作用加以肯定，他指出：传统农业虽然效率低，但在传统部门拥有的实际条件情况下却是很有效率的帕累托经济，他还对传统部门的发展在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中所起的作用问题给予了肯定回答。他认为，传统农业是有效率的，这一部门的劳动者在可利用资源没有多大变化的情况下，发展了当时是最好的耕作方式。他们对价格作出了积极的反应，根据市场情况调整其资源配置，以谋取最大利润。在传统农业转变为现代农业的过程中，传统部门本身的发展发挥了关键作用（舒尔茨，《转变传统农业》）。
其次，中国的事实证明，传统部门的停滞是出现马尔萨斯陷阱的主要原因，如果要避免马尔萨斯陷阱的话，农村经济的市场化和现代发展是基本的条件。这意味着一方面必须引进现代市场经济体制，实行技术革命，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另一方面必须通过劳动力转移（西方小国向国外移民的经验，对发展中大国不可行），发展非农产业，乡镇企业和城市化来解决剩余劳动力出路问题。
再次，对于人口众多的大国来说，这个结构转换过程如果是“休克”式的，那么，就必须付出重大的社会代价；如果试图避免付出这种成本，那么就必须采取一系列渐进的、过渡性的中介形式，从传统产业，经过半传统产业和半现代工业（如农村的劳动密集型的非农产业、中国式乡镇企业），到现代产业。
在西方发展经济学家中，舒尔茨是最接近了解发展中国家实际情况的西方经济学家。但他仍然没有考虑到人口规模、集权政治和分享经济制度等因素的作用。
三、中国与西方发展道路的比较
由于历史条件不同，西方国家的发展与转型和东方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与转型二者的区别是极为明显的，西方国家的发展是在目标不明确条件下探索性的自发性发展过程，而中国这一类东方发展中的大国的发展与转型则是在外部竞争力量的推动下，目标明确的、以政治力量实现的过程。
1.西方国家的自然发展的道路
市场经济是开放性经济系统，它只能生长在与外部环境的物质和文化的交换之中。这一条件在欧洲国家特别是在沿海国家希腊、意大利、荷兰和岛国英国恰好存在。对于这些国家来说，贸易，特别是海外贸易自古以来就是基本的生存方式，而贸易同时又是近代资本主义诞生的起点。而贸易又是由于更深层的各种内外因素的结合造成的结果。
首先，欧洲国家特别是荷兰、英国的地理环境，使得海外贸易成为其生存发展的必要条件。欧洲地区实际上是伸入大西洋的一个半岛，海岸线漫长曲折、内地河流众多，这是发展贸易的天然条件。欧洲大陆地形复杂，气候多样化，便于多样化的经济活动的发展，这也是各地区进行贸易的条件。古代腓尼基人，随后是希腊人一度垄断了地中海地区的贸易。在中世纪，地中海地区是东西方贸易的枢纽。15世纪地理大发现既是贸易发达的产物，又是近代市场经济的起点。
第二，正因为地理环境复杂，经济活动多元化，阻止了集权政治的形成，造成了欧洲政治上王权衰微，封建割据的政治多元化局面。反过来，欧洲国家的政治多元化局面，在经济上造成了一个互相竞争的有利于发展的局面。
人们历来认为封建割据阻碍了国内统一市场的形成，其实，封建割据同时也是贸易的必要条件。封建割据使得各小邦成为平等对待的商品所有者，形成了平等互利的贸易关系。这些小国，相互保持独立地位，而各国资源和经济的相互依赖性，又使之必须互通有无，相互交换资源和产品。
古代中国国内贸易并非不发达，实际上，中国自秦汉以来，国内贸易就是联系各地区经济，维系国家统一的重要力量。但中国古代的贸易是中央集权制度下政治化的、官方垄断的与外贸脱节的国内贸易，而西方中世纪的贸易是政治多元化条件下按照平等互利原则进行的对外贸易。
第三，先发展优势。西方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现代化是在世界其他地方仍处于自然经济中的环境下进行的，因此，它具有先发展的各种优势。最重要的的是，它通过政治、军事和经济的种种优势，能够从外部取得发展必需的市场、资本、原料、廉价劳动力和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场地，可以转移其矛盾，从而保证了本国发展的顺利进行。
2.大国封闭模型与中国经济发展的特殊性
大量事实证明：发展的关键问题是如何处理结构调整阶段的剩余人口问题和资本的积累问题。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面临着与当时西方国家发展外部环境完全不同的外部环境，它只有主要靠自己解决上述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的社会经济、政治问题，而无法从外部环境解决市场、资本，特别是剩余人口的问题。
古代中国由于生产力低下，在土地私有制和自由买卖的基础上，小农不断破产，导致土地兼并。与此相反，由于家庭人口的膨胀，发生着土地不断地分散过程，这一方面是通过土地诸子继承而不是长子继承实现；另一方面是通过失去土地的农民因走投无路，被迫起义（或统治者改良），夺回土地形成。当土地集中和失地农民过多的时候，或者是统治者自上而下进行改革，或者是穷苦农民起义，重新回到小农经济的起点。这个互相对立的过程不断交错循环，周而复始。
以传统农业为主的自给自足的古代中国封闭的自然经济基本上无对外贸易，没有海外贸易对工业品的市场需求，国内农村自给自足的家庭经济也不需要工业品，在这种条件下，当资本密集型工业起步，必然使农村劳动密集型经济收缩，于是导致过剩人口、资本短缺，粮食也因农业萎缩而短缺。为解决这两个基本问题，小国可向海外转移（如荷兰、英国向美洲、澳洲转移）过剩人口，从海外进口粮食，但大国，特别是后发展的大国，却无海外殖民地转移人口，进口粮食。粮食短缺导致粮价上升，使得贸易条件变得有利于传统农业。正是内部对粮食的巨大需求吸收了有限的土地和资金，阻止它们投向工商业。因此，即使中国沿海、江浙一带很早就萌发了市场经济的萌芽，但它也不可能扩散、深入农村地区。由于同一原因，工商业积累的资本不可能用于扩大再生产，而是被迫转而购置土地，重新回到传统农业。在这种情况下，封建统治者以集权政治推行“重农抑商”的政策是理所当然的。因为长期的统治经验告诉他们，工商兴则农耕荒，农耕荒则流民起，流民起则民心乱而社稷倾，此乃历代封建统治者之大忌。
事实是显而易见的。1840年以后，中国不仅没有从外部世界得到资本，反而因战败被迫割地、赔款。鸦片战争后，仅支出战费、赔款就达7000 万元（翦伯赞， 《中国史纲要》）， 一个《南京条约》就赔款2100万两银元（姚薇元，《鸦片战争史实考》），而1842年（道光22年），清岁入银仅3714万两（《清史稿》）。加上鸦片贸易白银外流、外贸逆差，以至银钱比价飞涨，这对资本密集型的工商业发展是极大的阻力。
鸦片战争前，全国人口就已是4亿多，大部分是农村人口， 仅转移1/10，也有4000万，超过当时英、美、法、日等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的总人口。
从出口来看，英国1870年达12237 百万（1990 年）美元， 美国为2495百万美元，中国仅1398百万美元，比印度3466百万美元都少。
总而言之，正是传统农业、集权政治加上闭关锁国三位一体，维持了中国几千年中的自然经济社会制度。因此，一旦打开国门，传统的中国经济就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而最有可能的经济发展模式是在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的同时，从局部地区（如沿海地区）启动，然后以点带面地向全国推进，而这正是1979年以来改革开放证明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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