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路径
杨吉平
摘 要： 国际恐怖主义、全球环境问题等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出现使国际合作显得前所未有地重要和迫切；全球化的深入则使各国相互了解，增加了国际合作的可能。在这种新的时代背景下，中美有机会创造一种新型大国关系。中美若要超越霸权战争的循环，需相互尊重核心利益，避免意识形态的对抗；有必要建立安全机制，加强军事领域的交流；需要妥善处理贸易纠纷和知识产权争端；应继续推动、扩展文化交流与双轨外交，以便为双边关系提供更广泛的群众基础。
关键词： 人类命运共同体；新型大国关系；中美关系；核心利益
自威斯特伐利亚体系诞生以来，现代国际体系数次变革都伴随着战争。这类因实力对比变化而发生的战争是结构性冲突，它们有别于那些因争夺领土、资源或市场而导致的战争，在所有战争类型中激烈程度最高，影响也最为深远。很多人据此历史经验，认为21世纪中美之间的冲突也将不可避免。这种观点对历史进行了片面归纳，忽视了全球环境问题、国际恐怖主义等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出现对当今世界政治议程的改变；忽视了经济全球化使各国人民之间的交往变得前所未有地密切；未曾深刻认识到这些新现象的出现使得旧的大国争霸模式显得过时，一种新型国际关系亟待建立。
国家主席习近平早在2013年就提出了中国的新世界秩序理念，主张构建平等互利、共同发展的“人类命运共同体”[1]。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主席再次呼吁世界大国“相互尊重、平等协商，坚决摒弃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走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国与国交往新路”[2]。在此之后，“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新的世界秩序理念被先后写入党章和宪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新时代中国外交的总目标[3]。新型大国关系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受到习近平主席的特别强调。中美关系则是新型大国关系中的重要一环，两国的和平不仅对各自非常重要，也影响着全世界的稳定。中美冲突没有历史必然性，双方也不应据此制定对华(或对美)政策。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根本不存在，历史也不是尼采所言的“永劫回归”。双方政治家若能审时度势，勇于承担政治责任，在政治、安全、经济、文化领域进行必要的战略调整，则有可能建立一种有别于历史上大国争霸模式的新型大国关系。
一、相互尊重核心利益
国家利益是一国生存与发展所必须之各类要素的集合，它是外交决策的主要依据。理智的政治家会根据国家利益的不同重要性而倾注不同注意力。他们会付出很大代价(时间、金钱、人力等资源)来捍卫至关重要的利益，却愿意在一些不太重要的利益上与他国妥协——如果这种妥协可以维持整体和平的话。在2018年6月举行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习近平主席表示：“我国对外工作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为指导，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牢牢把握服务民族复兴、促进人类进步这条主线，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积极参与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打造更加完善的全球伙伴关系网络，努力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4]他尤其强调，对外工作要“坚持捍卫国家核心和重大利益，坚持合作共赢和义利相兼，坚持底线思维和风险意识”[4]。中美双方若期待避免历史上“大国政治的悲剧”，就需要相互尊重对方的核心利益，这首先要求美国能够理解藏港台问题的敏感性，同时放弃促使中国制度转变的想法[5-6]。
两个好吃嘴边吃边聊边走，吃得嘴唇冒油光，脸上都是那油竹扦蹭出来的印子，空荡荡的胃被填补起来，身边的一切也都变得温暖起来，炸串儿全都下了肚还意犹未尽，恨不得和猫咪一样把牙齿上残留着的渣渣都舔干净。如今想来，那种香喷喷的滋味真的再难寻得。
针对河南省战略性新兴产业自主创新实力薄弱的现实，以及由此体现出来的专利竞争优势培育中存在的问题，河南省应以战略性新兴产业专利能力的提升为突破口，培育自己独有的专利比较竞争优势，以推进“创新河南”建设。
(一)藏港台问题与中美关系
美国近年来加强了与亚洲、大洋州国家(从韩国、日本、新加坡到澳大利亚)的军事联系，在亚太地区进行频繁的联合军事演习。尽管美方一再重申演习不针对第三方，但这种保证很难让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亚洲国家放心。美国一度尝试邀请中国观摩一些军演，以期缓解中国的焦虑，但自特朗普上台以来，美国政府态度逐渐冷淡，拒绝邀请中国参加2018年度“环太平洋军演”就是一例。就改善中美军事关系而言，这显然是个消极信号。美国频繁的军事演习是中美双方互不信任的表现，这种做法加深了中国的不安全感。中美若要加强互信，应该从减少美国在该地区的军事演习次数、缩小演习规模着手，并在此基础上加强军事交流。
现代外交的大多数事务都由职业外交官处理，但那些方向性的宏观战略仍属于政治决策，需要双方领导人在原则上达成一致后方能交由职业外交官执行。经常会晤有助于中美双方领导人增进了解，为中美关系的长久稳定发展奠定政治基础；在紧急情况下，相互熟悉还有助于减少双方决策者误判的可能。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前总统奥巴马都进行过“庄园外交”，这种外交有助于双方摆脱一些外交繁文缛节的桎梏，增进了领导人之间的相互了解，有助于两国达成战略共识。
特朗普总统对奥巴马政府内政、外交政策多有批判和废弃，但却基本继承了奥巴马政府后期的亚洲战略。“印太战略”(Indo-Pacific Strategy)不过是奥巴马政府时期“亚太再平衡战略”(Asia-Pacific Rebalance Strategy)的翻版，其实质还是联合亚洲其他国家制衡实力相对上升的中国，形成一个从韩国到印度的包围圈。2017年11月，特朗普总统访问越南时提到“越南是印太战略的心脏”，其围堵中国的战略意图昭然若揭。美国国防部长詹姆斯·马蒂斯在2018年6月于新加坡举行的香格里拉对话会上更明确暴露了这个遏制中国的战略。国际政治有条普遍规律，即大国的实力与其所占有的利益早晚会相称，任何阻碍这种情况出现的做法(如衰落国家固守自身实力无法支持的利益；或崛起的国家奉行孤立主义，拒绝承担国际责任)都是“不自然的”——国际结构的压力会促使各国调整各自的外交政策，最终达到大国的实力与其利益比较一致的均衡状态。美国围堵、遏制中国崛起的战略违背了这条最基本的国际政治规律，必然会破产。合理的做法是双方通过协商、妥协的方式使两国在亚太地区的利益分配符合新的实力对比现实。
历史上很多军事冲突最初缘于一些小的误解或摩擦，只是因为沟通不畅才最终导致冲突。经验告诉我们，保证顺畅沟通尤其是军事部门之间的正常沟通在避免军事冲突中意义重大。自中美南海撞机事件以来，中美双方都认识到加强军事沟通的必要性。两国在2008年就建立了军事热线[注] 中美两国外交热线于2004年建立，军事热线于2008年建立。另外，中美两国还于2014年达成升级军事热线的共识。 ，这表明两国在有意识地减少沟通失误。中美还需要做很多工作才能在彼此之间建立基本的军事互信，美方需要认识到避免“撞机事件”再次出现的最有效措施是美方减少乃至取消在中国沿海地区的各类军事侦察活动，美方若能换位思考——设想一下，如果中国的侦察飞机和舰船频繁出现在美国西海岸，美国政客、民众会有什么样的心理，他们或许能理解频繁在中国沿海侦察对中美互信的消极影响。
习近平主席在多个场合提到“太平洋足够大，容得下中美两国”，并一再表示中国“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9]，这是中国尊重现有国际秩序的重要承诺。近年来，中国虽然和一些拉美国家经贸关系日益密切，但没有像冷战时期的苏联一样和拉美的左派政权、反美政权加强政治、军事关系，而是承认美国在这一地区的特殊影响力。中国甚至屡次表态无意消除美国在西太平洋的军事存在，实力相对增长的中国没有提出类似“大东亚共荣圈”那样企图独霸亚洲的战略，也没有提出“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这类极易引起误解的主张(门罗主义就主张“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而是强调期待美国继续在维持亚太地区稳定中扮演积极的角色。这种自我克制的做法有助于消除美国的疑虑。美国同时也需意识到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会越来越大，如果通过采取与中国周边国家结盟的手段来遏制、围堵中国，而非承认中国在这一地区有特殊的安全利益，中美之间就很难建立长久稳定的和平。
(二)避免意识形态对抗
习近平主席在提到大国关系时多次强调“合则两利，斗则俱伤”。贸易摩擦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中美之间的贸易问题，却对两国人民都造成了伤害。特朗普总统的关税战不仅遭到中国的反对和强烈回应，也遭到美国传统盟友的强烈质疑。在2018年6月于加拿大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上，美国所遭受的待遇清楚反映了关税战的不得人心。当世界上几乎所有的主要经济体都主张推动贸易自由化、全球化的时候，美国却在逆时代潮流而动，这将使美国在国际社会中越来越孤立。
维护中美关系的健康稳定发展需要中美双方建立一系列的安全合作机制，它们将有助于减少各类干扰因素及突发事件对中美关系的不利影响。这些安全机制应该包括领导人的定期沟通机制、各级别的专门对话机制，以及军事领域的交流机制。
二、建立安全合作机制
避免意识形态冲突还要求两国在人权问题上开展有意义的对话。中美双方长期在“人权问题”上争执不下不利于互信的建立，这里的责任完全在美方。美国国务院每年都要发表《国别人权报告》，指责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的人权状况。作为反击措施，中国一般在美国发表《国别人权报告》之后也会针锋相对地发表《美国的人权记录》等报告。美国政治家需要认识到，包括中国在内的绝大多数国家认为美国在人权问题上对其他国家进行指责是极其傲慢的做法，这种扮演“道德警察”的做法让人反感。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在人权问题上做得绝对完美，给别人挑刺总是件容易的事，但这无助于培养相互尊重的气氛。只有通过对话、合作才能改善各自的人权状况，将人权问题作为政治工具来相互指责无助于各自社会问题的解决和双边关系的改善。
(一)决策层定期沟通机制
台湾问题更为复杂，围绕两岸关系的各类复杂声明和条约将使美国在可能的台海冲突中有机可乘，尤其是《与台湾关系法》更有可能使中美兵戎相见。特朗普政府上台之后在台湾问题上也释放了一些危险的信号，如坚持往“美国在台协会”派驻海军陆战队，提高了与台湾地区领导人交往的级别[注] 参见美国国会2018年3月通过的《台湾旅行法》第3部分B款，该法案“鼓励包括内阁部长级别的美国政府官员与台湾对应官员会面”。 ，还多次示意“帮助恢复台湾的自卫力量”[注] 参见美国《2019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案》。 。这些噪音无助于中美关系的稳定发展。一旦台海地区关系紧张甚至发生冲突，美国总能找到“条约”“法律”等所谓的干涉依据；但是，在国际政治中重要的不是一国有没有权利(法律依据)做某件事，而是做某件事会对整体局势产生何种影响。中国在西太平洋地区实力的相对增长使台湾问题的解决只是时间问题，美国援助台湾的意志和能力将随中国实力的增长越来越弱。正如美国著名国际关系学者约翰·米尔斯海默所言，对美国政府而言，明智的做法是避免卷入可能的台海冲突中[8]。
其他各级别的定期对话机制也应该维持与加强，专业领域的长期交流有助于建立稳定的合作制度。如中美自2009年以来就定期举行“战略与经济对话”，参与对话的双方包括各个级别的官员，有政务官也有处理具体事务的职业外交官。通过这类定期对话机制，双方将逐渐清楚对方的需求与担忧。这种对话机制还将在两国国内聚集一批专注于中美具体事务的官员，他们的长期合作将为中美关系的长期稳定奠定基础，从而有助于抵消因领导层变动导致的不确定性对两国关系的影响。
(二)推动中美军事交流
本研究受试为笔者所教的大学英语三级学生，共39人，实验之前他们已经在句酷批改网进行了一年的写作练习。为保证实验效度，笔者未告知学生正在参与一项实验。实验期限为一个学期，共16个教学周，每周有50分钟的写作课。其中第一周和第十六周的写作课为前后测时间。第二周到第15周为实验周，每两到三周完成一篇作文的练习、点评和修改，一学期结束共练习作文篇数为5篇，每篇作文的三稿均由批改网打分。
美国政府需要理解领土主权完整对中国的重要意义，它在西藏、香港问题上的做法给中美关系蒙上了阴影。美国虽然承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但仍通过多种途径支持以达赖为首的流亡宗教势力。中国认为这是妄图分裂中国的做法(不管美国如何声称是在支持“宗教自由”“人权”)，危及中国的国家核心利益，美国需要认识到继续与流亡宗教领袖交往无助于中美关系的发展。种种迹象表明，近年来美国情报机构还通过多种渠道支持香港的反对派对抗中央政府，如在香港“占中事件”(2014年)中为反对派提供各类支持[7]。美国对香港反对派的支持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香港的政治地位，但它给反对派造成了一种美国会给予实质性支持的错觉，客观上增加了香港政治改革的复杂性，破坏了中美互信。
大国在地区和国际危机的解决中负有特殊责任，它们的协调一致将有助于危机的解决，可将很多冲突消灭在萌芽状态，还可以在合作中加强双边关系。中美在朝核问题及其他地区性冲突(尤其在亚洲)中有很多共同利益，根据这些地区危机的性质，中美双方可以灵活选择利用安理会，其他国际、地区论坛或双边磋商方式，商定共同的立场。中美的实力地位决定了它们若能在危机的解决方式上达成一致意见，就有机会在实质上促进危机的解决。
三、增进经济相互依赖
历史上相对实力发生急剧变化的两个潜在冲突大国之间的贸易关系从来没有像今天的中美经贸关系这样紧密。如果不将欧盟视为一个整体，美国就是中国的最大贸易伙伴；而近年来，中国也一直是美国稳定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国，中美之间的贸易额2018年高达6 300多亿美元[注] 中美双边贸易数据分别来自中国商务部、美国商务部以及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网址依次如下：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i/dxfw/，https://www.commerce.gov/economicindicators，https://ustr.gov/countriesregions/china。访问日期均为2019年3月7日。 。因此，中美贸易关系正常化对两国经济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冷战时期，共同威胁是中美关系的基础。随着苏联的解体，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似乎消失了，但自中美建交以来逐渐密切的经贸关系正在为中美关系提供一种更牢靠的基础。安全威胁是权宜的，受短期的实力对比影响；而贸易促成的经济相互依赖使中美关系和两国普通民众息息相关，这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更为坚实的基础。
选取2016年5月～2018年5月在我院接受治疗后证实为冠状动脉狭窄的患者74例作为研究对象，按照治疗前检查方法的不同将其分成对照组和研究组，各37例。其中，对照组男25例，女12例，冠状动脉狭窄病史1～9个月，平均（3.4±0.8）个月，年龄42～75岁，平均（60.7±4.1）岁；研究组男23例，女14例，冠状动脉狭窄病史1～9个月，平均（3.2±0.5）个月，年龄41～78岁，平均（60.4±4.6）岁。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一)避免贸易摩擦
意识形态是政权合法性的重要支柱，如果一国的官方意识形态受到国内或国际社会的广泛怀疑，则政权的稳定性必然会受到影响，因此保护本国的意识形态不受怀疑、攻击是一国重要的政治利益。习近平主席多次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强调“维护党的领导和社会制度的安全，反对渗透和颠覆”是中国的国家核心利益。美国国内一直都存在反共产主义思想，虽然极端狂热的意识形态运动(如“麦卡锡主义”)已经沉寂，但当代美国两党中都有一些政客反对共产主义、无神论(不管他们是不是“真诚地”反共，还是以反共作为吸引选票的幌子)，希望动摇中国的官方意识形态。这种以意识形态为指导原则的外交政策无助于建立稳定的中美关系，只会在双方关系中播下猜忌的种子。中美关系之所以能在20世纪70年代实现突破性进展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双方能冲出意识形态的禁锢，从现实安全利益出发调整双边关系。20世纪90年代初，中美关系一度降到冰点，也是因为美国人受“赢得冷战”思维的影响，认为苏联解体之后，中国是剩下的唯一意识形态敌人，必欲毁之而后快，从而给中美关系造成了难以弥合的裂痕。美国在发现无法促使中国制度“转变”之后，才从更务实的角度重新审视中美关系，中美关系在各个层面才实现了快速发展。意识形态的冲突经常是不可调和的，因为追根溯源它是价值冲突。如马克斯·韦伯所言，价值冲突是“诸神之间的冲突”[10]，没有妥协的余地，只有其中一方的彻底毁灭才能消除这种冲突。中美之间若想建立持久稳定的和平，需要避免意识形态领域的对抗和颠覆活动。
不管中美经济关系现在面临多大挑战，维持正常贸易关系对两国而言都非常重要。现阶段的中美贸易结构存在较大互补性：美国出口农产品和高科技产品，中国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国对美国的高科技产品(如大飞机、电子芯片、化工产品)和大宗农产品有稳定的需求，美国也高度依赖中国的制造业。如果能保持中美政治关系的稳定，这些行业的贸易额将持续增长。中美在其他领域也有进一步合作的广阔空间，如金融服务业、新能源产业和航天制造业等，这些领域的合作对中美双方将是一个双赢的局面。
现阶段中美之间的贸易纠纷通过世界贸易组织解决的可能性正变得越来越小，因为贸易战是特朗普竞选纲领的一部分，是其“让美国再次伟大”战略的组成部分。中美达成政治共识是结束关税战的前提条件。两国都表现出有意解决贸易纠纷的决心，负责经济事务的高级官员也进行了多次互访和谈判，甚至达成原则性的共识，但美方立场的反复无常使一度出现曙光的中美贸易谈判的前景又暗淡下来。中美进一步的政治沟通和协商非常必要。美国很快又将进行总统大选，特朗普政府一系列国内和国际政策可能会导致选民的反弹。为连任计，特朗普可能会在贸易问题上有所缓和，中美两国在解决贸易争端问题上有机会达成政治共识。
(二)协商解决知识产权争端
除贸易摩擦以外，中美经济关系中还有一个重要争执点，即知识产权保护。知识产权争端不仅存在于中美之间，它广泛存在于所有存在贸易关系的国家之间。一个国家对待知识产权问题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的整体技术发展水平。如果一国的整体技术发展较快，它就会在知识产权保护问题上倾向于采取积极态度，同时希望其他国家也这样做；相反，技术薄弱的国家往往在保护知识产权问题上持消极态度。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尊重、保护知识产权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强大共识，知识产权保障制度也日益健全。保护知识产权不仅有助于完善国内的创新激励机制，也有助于在国际贸易中维护中国企业的利益。从中美两国的经济地位和技术水平来看，两国在知识产权问题上的立场会越来越接近，双方可以通过建立专门的对话机制来协商解决这个问题。重要的是，中美两国宜将知识产权争端视为具体的技术问题，而不是政治问题。将每一个争端都当作个案来处理，会减少知识产权争端给中美政治关系造成的负面影响。
四、推广中美文化交流
中国有悠久的文明史，希望能在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的基础上走现代化道路；美国有高度发达的现代文明，但在城市化、工业化的快速转型过程中也出现极端个人主义盛行、社会异化等现象。文化交流有助于中美两国相互借鉴学习，解决各自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文化交流在改善外交关系中起着“润物细无声”的作用，有助于两国人民相互尊重、彼此欣赏，从而为中美关系的稳定发展提供广阔、持久的基础。
(一)拓展教育与学术交流
中美自20世纪70年代恢复接触以来，在政治、经济、文化交往等各方面都有了长足发展，相互了解的范畴逐渐从政界、商界、学界延伸到整个社会。2018年，中国在美留学生人数接近40万，是全美最大的外国留学生群体。2018年，中国赴美旅游人次接近218万。同一时期，美国来中国求学和旅游的人数也呈逐年增长的态势。普通民众的广泛交流给公共外交和民间外交提供了广阔空间，它们可以为中美关系的稳定提供更广泛的群众支持。
中美之间还应该延续学术交流的传统。在中国，对美研究学者和机构自进入21世纪以来呈现快速增长的趋势，对美国历史和当代政治、经济、社会等各方面的研究都取得了长足进展。另外，每年有很多去美国进行短期或长期访问的中国学者，中国和美国的各级政府都有专门教育项目支持中国学者赴美研究。相比较而言，美国学界的对华研究却一直热度不高。随着老一代的“中国通”日益淡出学界，美国学界新一批的“中国通”正在成长。在此情况下，中国可以仿照美国的“富布赖特学者计划”为美国有志于开展对华研究的学者提供资助。学术界在维护中美关系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他们既可以向决策者提供咨询、提出建议，也可以通过著作和文章启蒙普通民众，消除民粹主义对双边关系的干扰。近年来，我们偶尔会听到美国国内对孔子学院的批评，但总体而言，孔子学院在推广汉语教学和传播中国文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只要中方能在尊重美国政治、社会习惯的基础上运作，孔子学院将能持久地发挥着传播中国文化的作用。
研究发现，在人际知觉或是印象形成过程中，个体对社群性维度的认知加工要优先于对能动性维度的加工，因为判断他人的意图(是否会伤害自己)要比判断他人是否有能力完成该意图更重要(Wojciszke & Abele，2008)。Ybarra等人发现社群性词语能够较快的被个体识别，个体对社群性词语进行褒贬分类的时间也较短(Ybarra，Chan， & Park，2001)。Abele和Bruckmüller(2011)也发现了同样现象，当要求个体根据给出的行为描述进行社群性和能动性特质推断时，个体对社群性特质的推断明显较快(Abele & Bruckmüller，2011)。
在小学体育教学过程中，教师是学生的引导者和精神导师，不仅在体育知识传授方面起到良好的传授作用，还应该积极表率成为良好的德育榜样，这样有利于学生树立良好的品德思想。因而，在小学体育教学中，广大教师应该从自身角度多多思考，并能重视自我行为和品德的修养，积极开展德育教学工作[1]。当前，小学体育教学中的德育渗透内容还比较少，这样自然不利于积极推广小学教育中素质教育的发展。
(二)推动“双轨外交”
中美两国政府还应该鼓励社会知名人士在促进中美关系发展过程中发挥作用。知名人士在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方面可以发挥重要作用：他们一方面没有官方交往的诸多限制，可以在两国非正式沟通中扮演重要角色；另一方面也可以在社会上形成示范效应。体育界、文艺界、科学界等领域的诸多名人都曾在中美关系的发展过程中发挥过重要作用，有时甚至直接推动了中美关系的发展(如“乒乓外交”)。维持中美两国在这些领域的交往，鼓励他们在中美关系发展过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非常必要。
制作软件：PTGui Pro 9.1.9；Adobe Photoshop CC 2017；720yun 1.3.54
中美两国都有一些长期和对方打交道、精通对方国情和政治动态的离职或退休的政治家。美国政界有很多“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如前总统卡特、前国务卿基辛格等人)，中国也有很多受美国政界广泛尊重的退休政治家，这些人曾在中美关系发展中发挥过实质性作用。应该鼓励这些政治家继续在发展中美关系中发挥余热，邀请他们参加各类学术或社会论坛，为领导层献计献策。他们可以在中美决策者之间充当使者和协调人的角色，帮助双方领导人实现更好的沟通，避免双方出现误判。学界将这类交往称为“双轨外交”，它将为两国的有效沟通提供另一条重要路径。
五、结论
相信 “中美必将有一战”的学者或政治家忽视了历史中人的主观能动性，滑入了宿命论的陷阱，这是推卸历史责任的表现。当代世界出现的新因素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国际关系的性质：核武器的出现以及核战争的威胁使很多有识之士认识到下一次大国冲突可能就意味着人类文明的毁灭[11]，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出现也使领导人认识到国际合作的迫切性。世界各国若能抛弃旧的权力政治思维，本着互利共赢的精神处理相互关系，则有机会建立一种新型国际关系。作为当今世界最重要的一组双边关系，中美有必要也有责任创造一种有别于历史大国争霸的新型大国关系。
建立新型大国关系需要中美双方认识到两国在西太平洋的实力对比正在发生变化，两国应在此基础上调整各自的政策。最重要的是，中美两国应该尊重彼此的核心利益。美国需要承认中国新的实力地位和利益诉求；中国也需要克制自己，不应轻易激起包括美国在内的周边国家的疑虑。在此基础上，双方通过妥协、谈判的方式耐心地进行利益调整。中美需要保持乃至加强经贸关系，避免贸易摩擦，这将有助于增进两国经济的相互依赖。此外，中美还应继续推动文化交流，鼓励“双规外交”。经济和文化的密切交往将为中美关系的发展提供广阔的社会基础。从最高决策者到普通民众，中美双方若据此付出努力，则有机会使中美关系避免出现“大国政治的悲剧”，成为当代大国关系的典范。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顺应时代前进潮流 促进世界和平发展——习近平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演讲[N].人民日报，2013-03-24(2).
[2]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7年10月18日)[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58.
[3] 刘建飞.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新时代中国外交的总目标[EB/OL].(2017-10-22)[2019-02-01].http://www.qstheory.cn/2017-10/22/c_1121838177.htm.
[4] 习近平.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为指导 努力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N].人民日报，2018-06-24(1).
[5] 阎学通.中国国家利益分析[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20-22.
[6] MAZARR M J. China and international order[M].Santa Monica: Rand Corporation，2018:13-14.
[7] ENGDAHL F W. Hongkong’s umbrella are “made in USA” [EB/OL].(2014-10-24)[2019-02-18].https://journal-neo.org/2014/10/24/.
[8] MEARSHEIMER J. Say goodbye to Taiwan[EB/OL].(2014-02-25)[2019-02-22]. http://article/say-goodbye-taiwan-9931.
[9]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545.
[10] 马克斯·韦伯.学术与政治[M].钱永祥,林振贤，罗久蓉，等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183-184.
[11] 内森，诺登.爱因斯坦论和平[M].李醒民，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487.
On the Construction of a New Type of Sino -American Great Powers ’Relationship
Yang Jiping
Abstract :The emerging of non-conventional security threats, such as international terrorism and environmental disasters are currently making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unprecedentedly significant and urgent. The deepening globalization make every country understand each other better, which calls fo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 the new era, there exists a chance to construct a new type of Sino-American great powers’ relationship. To transcend the cycle of hegemony wars, China and America should respect each other’s core interests, try to avoid an ideological war; it is necessary to construct a safety mechanism and enhance communication in the military area; China and America should handle trade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disputes appropriately; they should further promote and expand cultural exchanges and two-track diplomacy so as to provide a mass-supported foundation for bilateral relations.
Keywords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a new type of great powers’ relationship；Sino-American relations；core interests
作者简介： 杨吉平，国际关系学博士，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讲师。
基金项目： 研究阐释党的十九大精神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专项项目“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思想内涵与实现路径研究”(18VSJ044)。
中图分类号： D81
文献标志码： A
Doi: 10.3969/j.issn.2095-042X.2019.03.011
(收稿日期: 2019-03-13)
(责任编辑:陈鸿)
标签：人类命运共同体论文; 新型大国关系论文; 中美关系论文; 核心利益论文;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