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超越资本权力化的双重方略
闫瑞峰，胡 超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哲学教研部，北京 100091］
摘 要： 基于资本的贪婪性、奢侈性和世俗性的道德特质，资本权力化现象立足于资本阶层的经济人动机，由不完善的政治经济体制而催生，其外部形态通常表现为资本间接干预公共决策、资本直接干预公共决策、资本培植权力代理人以及资本权力一体化。从制度上摆脱相关体制病灶，完善政府治理体系，是根治资本权力化现象的根本所在。全面超越资本权力化，需要通过完善权力运行的制度建设和规范引导资本运营的双重方略，对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进行双重建构，进而实现政府治理体系现代化的目标。
关键词： 资本权力化；市场规律；政府治理；现代化；
在当今中国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资本和权力两种力量成为主导经济社会发展进程的重要支撑。在资本和权力的互动过程中，资本的德性不仅发挥其正面的积极作用，推动经济社会向前发展；与此同时，为了追求利益的最大化，资本也会显露其负面的消极作用，试图干预和左右权力的运行，服务于其利益的无限增值。这种二元张力结构，对社会改革、发展、稳定大局构成一定的潜在影响，无形间对社会主义制度和公平正义形成了巨大挑战，如何防止和破除资本权力化现象，成为当今学界和政界探讨的热门课题。
一、透视资本权力化的本质
资本权力化现象并不是新生事物，它的存在超越了时间和空间，是伴随权力产生并与之相伴而行的长期存在。资本与权力的并行与互动也绝非偶然，而是由资本与权力的特性所决定的:一方面，资本为了追求利润需要借助权力为其保驾护航并清除障碍；另一方面，权力也需要利用资本的力量来进一步巩固自身的合法性。正是资本与权力这种相互依存和相互依赖的关系，才为资本与权力的结合铺设了前置条件。一直以来，出于对贪污腐败的憎恨和对权力滥用的提防，资本与权力的互动往往会被人们视为洪水猛兽。人们通常会认为，资本与权力的互动天然就是消极的和罪恶的，但实际上，资本与权力之间的互动也可以是良性的和道德的。近年来，国内已有学者开始认识到，“贪婪性、奢侈性、世俗性只是反映了资本及资本阶层本性的一个方面，它们除了具备这种消极性道德否弃因素外，还禀有某种积极的道德重建功能……实现其自由与创新、平等与公正、自律与博爱的理想愿景”［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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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贪腐等恶性现象并非是资本与权力互动的必然结果，而是由于权力的牢笼不够严，给了资本负面道德实践的空间，这才导致了资本权力化现象的产生。由于“资本和权力之间存在一定的亲缘关系，二者都内含着扩张冲动，需要制度化规制方能避免其破坏性，并且二者都有着吸纳对方力量来加强自己的内在张力，因而一旦二者被放置在同一活动场域内，它们就很容易形成互相强化的机制，构成更大的破坏性力量”［2］。而造成这种破坏性力量因素的典型代表就是经济人动机和国家制度的不完善。
“经济人”这一概念是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的，指的是个体理性人在自由市场这一“无形的手”的牵引下，会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①。这种经济人的自利性实际上正是资本的贪婪性根源所在。这也就是为什么资本一旦失去了制约（尤其是来自于国家制度和权力的制约），就会向政治领域渗透，并挟持政府的公权力来进一步完成资本的自我增殖。正是经济人动机所造成的资本的贪婪，促使了资本权力化的诞生。关于这一点，马克思在转引《评论家季刊》的论述中讲到:“资本害怕没有利润或利润太少，就像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样，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有100%的利润，它就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3］这也就是说，资本权力化是一种利益极端化的反映，由经济人动机所带来的资本的逐利性，会让资本无限地放大扩张，在这一过程中，开始向权力阶层渗透。这便意味着“资本不仅是一种经济力量，而且力图成为一种政治力量，通过对权力人士价值观的扭曲、生活方式的重塑等方式，完成对权力阶层的俘获”［1］。在这种资本权力化的过程中，公权力的公正性以及政府的公信力无疑将受到极大的挑战，公众的利益也必将受到侵害。
第二，坚持民主集中制，完善政治协商制度。当然，权力的人民性也就是人民当家作主，这不能仅仅只是一种理念，更应该付诸于实践。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一人一票”的虚假民主形式，民主集中制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最好体现，是真正意义上的“民主”。民主集中制一方面充分听取和吸收民众的真实声音和愿望，实现了“民主”；另一方面又保证了中国共产党的先进领导，保障了“集中”。正是有了中国共产党对民众意见的集中，才使得国家的运行不会受到资本逻辑对民众思想的侵蚀所带来的干扰，避免了国家核心权力受到资本权力化的渗透、国家的大政方针被资本所裹挟。民主集中制以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双向互动，使得公共决策在效率与公平方面达到了高度统一。因此，只有坚持民主集中制，才能避免国家权力的核心成为资本的权力代理人。相比较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精英治国”，中国共产党更强调人民的参政议政，这便是中国所特有的政治协商制度。资本权力化的一个重要动因就是资本阶层渴望自身借助政治上的力量来进一步来完成资本的自我增殖。这本身其实无可厚非，只要政治对资本的保障是建立在符合人民的根本利益之上即可。对于资本对政治的渴求，应该有一个良性的通道予以疏导才行，而中国共产党就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因此，无论是出于公平公正的权力运作原则，还是出于资本的良性发展，在政治领域为资本阶层建立一个合理的话语和利益诉求通道、意见反馈机制是极端重要和不可或缺的。因此，完善政治协商制度，既保证资本阶层的参政议政，又秉持人民群众的主体性无疑是超越资本权力化的重要途径和手段。
对当今中国而言，阻止和管控资本权力化无疑已经成为实现国家发展的重中之重。但是，要想真正做到消除资本权力化，仅仅知晓资本权力的本质和来源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还要厘清资本权力化在实际生活中的具体形态，才能真正远离和避免资本权力化所带来的破坏性影响。
清皮锡瑞认为宋初经学“笃守古义，无取新奇，各承师传，不凭胸臆”[注][清]皮锡瑞：《经学历史》，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156页。 。实际情况并非完全如皮氏所言，宋初学者在阐述道统论时，融贯了唐宋古文革新运动中“文”与“道”的关联性阐述，有以孟子心性说对抗佛教心性说之意，推动了宋初儒学的转型发展。
二、缕析资本权力化的形态
资本权力化在人类近现代历史进程中以不同的形态向世人展露，并横亘于不同社会制度中，成为一种全球性的痼疾。总的来讲，资本权力化现象的外部形态总体分为四种类型，即资本间接干预公共决策过程、资本直接参与公共决策、资本培植权力代理人、资本权利一体化。
（一）资本间接干预公共决策
伴随着资本权力一体化的过程，会产生有一种比较典型的“官商两栖人”的特殊群体。“官商两栖人”的身份是十分模糊的，介乎于官员和商人之间，官员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以入股、控股等方式，在背后操控企业运作来谋取私利。尤其是在对国家资源进行分配的时候，这些“官商两栖人”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官商两栖人”这种恶劣现象无疑也是资本—权力的逆向化渗透所带来的，属于资本权力一体化所独有的资本权力化形态。“官商两栖人”其实由来已久，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有另一个别称——“红顶商人”，历史上著名的“胡雪岩”就属于“官商两栖人”。与当时的历史条件不同，这种亦官亦商的身份为现代化的法治国家所不容。官员，也就是“公仆”，乃是以为人民服务为其职责，遵从的是公权力的运行机制；商人，则以遵循市场规律进行谋利。公权力的运行机制与市场规律的运转是两条完全不同的轨迹:公权力若一旦进入“市场”，人民的利益就等于可以被拿来买卖；公平竞争的原则若一旦被权力所逾越，那么市场正常运作的良序环境也会被破坏。
第一，巩固权力的人民性，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民政府是现代化国家的显著特征，是由人民赋予执政党和政府以权力，即人民当家作主。这也就意味着任何单位和个体不得以任何理由、任何方式将政府的公权力私有化和市场化。权力的来源是人民，政府和执政党只是对权力进行托管，代表人民，履行民意。因此坚持权力属于人民，就等于拒绝权力的私有化和市场化，而资本权力化必须以权力的私有化和市场化为前提。因而，只有巩固权力的人民性，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作为公权力运作的导向，才能从根本上挣脱资本权力化的樊笼。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党不同的是，中国共产党无论是在早期的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改革开放时期，都始终将“为人民服务”作为其奋斗目标，并且一直奉行“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党的十九大进一步明确指出，新时代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除此之外，中国共产党对于巩固权力的人民性更有着其他政党所无法比拟的巨大理论优势，那就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其指导思想。马克思作为对抗资本异化的伟大理论家和革命家，其开创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深刻揭露和批判了资本的虚伪和丑恶。当同时代的人在为资本主义的发展而欢欣鼓舞时，马克思却以《资本论》为批判的武器，敲响了资本主义的丧钟。正是有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才会有中国共产党把满足人民的需求和需要作为国家和社会建设的主要方向。无论是满足“人民对物质文化的需要”，亦或是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无不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现实化和具体化的继承和实践发展。中国共产党正是有了马克思主义这一先进理论利器，才使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能够从灵魂深处和思想根源上将为民谋利、解民生之忧作为其最终的伦理旨归，并始终不曾放松对资本权力化的警惕和提防，从根本上避免了某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整个运行机制和政治制度都沦为资本代言人的情况。当一个国家的政党真正拥有并坚定为人民服务的理想信念时，金钱的腐蚀将不攻自破。
（二）资本直接参与公共决策
资本权力化的形态除了资本在思想上控制权力阶层之外，还包括资本阶层对公共决策的直接干预。这种直接干预主要是以资本阶层通过金钱攻势从而直接跻身于权力阶层来完成的，欧美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史就很好地阐释了这一点。近代英国出现了很多商人议员，这些商人用金钱开路，通过担任市政官员和财政大臣进入权力阶层，从而对权力的运行和公共决策的制定与实施进行额外的干预。以至于到了都铎王朝时期，英国商人的政治地位飞速上升，对公共决策的影响力也变得越发强大。无独有偶，在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也存在着资本阶层购买权力从而摇身一变成为权力阶层的个别现象。例如2011年和2013年发生的辽宁拉票贿选案就是典型的资本直接参与公共决策的典型，一些不法民营企业老板通过拉票贿选等手段，使自身当选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这实际上就是资本与权力之间的交易，资本阶层利用手中的金钱和资本，将权力作为商品来购买，而在获取权力之后又利用权力来进一步扩大自己的经济优势。原本服务于公共利益的公共决策便会因此被资本所裹挟，国之公器便会沦为不法资本阶层人士和当权者谋私的工具，这将导致贫者越贫，富者越富，贫富差距以非正常的趋势和速度不断扩大，从而加剧社会矛盾。资本对公共决策的直接干预现象如不彻底根治，将会侵蚀社会主义的根本政治制度，比起资本权力化的其他形态，这种直接干预的危害要更为严重。
（三）资本培植权力代理人。
资本对于权力代理人的培养是实现资本权力化的重要前提，作为经济力量代表的资本阶层无法通过直接掌控权力的方式来实现资本的超常规自我增殖，它就很有可能借助权力阶层来完成。因此，在权力阶层中培植代理人便成为了资本阶层实现权力化的不二法门。日常生活中所说的“官商勾结”实际上就是资本培植权力代理人最为常见的状态之一。商人通过经济利益的输送从而得到政治权力的庇护和助益，从而使得部分公权力的导向不再是公平和正义等公众利益，而是资本阶层和腐化官员的私人利益。虽然“官商勾结”的行为乃是最为常见的资本培植权力代理人的方式，但这并不是唯一的培植形态。为了攫取更大的经济利益，就需要有更大的权力来为其保驾护航，因此，资本阶层为了能够进一步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就必然要染指国家公权力的核心阶层。这一点历史早有明证，拿重商主义时期的英国来说，当时不仅仅是政府的官员成为了资本阶层的盟友，甚至是作为当时国家公权力最高代表的国王，也没能摆脱成为资本的权力代理人的命运。国王不再是过去封建力量的代表，而是摇身一变，成为了资本阶层的保护伞。最能证明这一点的就是在某些完成资产阶级革命的国家，即使保留了国王，但王权却再也不是至高无上的存在了，取而代之的是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政治集团。
更有甚者，沿着这条线索我们就可以发现，资本主义的国家机器本身就是资本阶层的权力代理人，是资本权力化在政治层面所完成的最高形态。资本主义国家的一切政治行为，都不过是资本行为在政治领域的延续罢了。更为重要的是，资本扶植的权力代理人不再是官员和国王这些“具体的人”，而是国家这个“大写的人”；不是某些有形的“腐败的政治个体”，而是无形的“国家机器的运转法则”。整个国家的运行都代表着资本阶层的利益，于是，腐败等资本权力化不再是作为一种现象出现，而是作为国家的本质而存在。这也就是为什么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选举过程中，在那些标榜着“公平、公正”的民主背后，无不充斥着资本财团的身影。党派之间的竞争与其说是政治立场和观点的冲突，不如说是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资本角逐，而最后竞选成功的政治家也并非是真正代表人民公众的利益，而只是资本阶层在政治领域的代言人罢了。当一个国家从国家元首到根本的政治制度都沦为了资本权力化的产物，那么国家公权力在进行公共决策的过程中也将不可避免地被资本阶层所操控。
当资本阶层通过“权钱交易”来获取权力的现象日益常态化后，将会很容易导致资本—权力的逆向渗透，即“权力资本化”，而二者的这种互相渗透的现象便是“资本权力一体化”。这种资本权力的一体化是资本权力化的最为高级的形态，是从最初的资本—权力的单向流动升级为资本—权力的双向互动。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并不难理解，随着资本权力化的不断深入，资本逻辑对权力阶层的思想和价值观进行了扭曲和重塑，金钱至上和消费至上的价值观开始取代崇高的理想信念和社会责任感，因此在资本阶层不断试图渗透到权力阶层的过程中，权力阶层出于对经济力量的渴望也会开始试图向资本阶层靠拢。如果说资本权力化是无限制地追求利润，那么权力资本化也可以看作是无限制地追求权力。公权力原本应该是社会利益与国家利益的守护者和代理人，正如公共选择派理论代表人物布坎南所认为的，政府是为了保障社会公众的利益而存在的。但在权力资本化的进程中，手段变成了目的，权力阶层获取权力不再是出于守护和保证民众的利益，相反，是为了获取更大的权力甚至可以不惜损害社会利益和国家的根本利益。这种权力观的异化实际上与资本阶层在金钱方面的异化如出一辙，在本质上都属于手段和目的的相互倒置。正因为资本权力化和权力资本化在本质属性上具有一致性，二者的互相渗透和相互结合才得以可能。
反过来看，虽然在中国当代出现了资本培植代理人的现象，比如，资本阶层通过以金钱为纽带，扶植特定目标人群或者亲属，投机钻营，打入公务人员队伍，并想方设法获取更大的权力，从而为资本阶层的自身利益服务。但在我国，这种资本培植权力代理人的现象主要以官商勾结和“亲缘腐败”等方式呈现，而并没有出现像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那种整个国家机器沦为资本代理人的先天性制度痼疾。之所以如此，关键在于中国的根本制度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制度，这种制度保证了权力的人民性，从根本上杜绝了公权力的核心被资本所腐蚀。由此可见，若要从根本上消除和杜绝资本对权力的侵蚀，就必须始终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并进一步发扬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
(3) 膨胀土边坡的稳定性会随着降雨强度、降雨历时的增加而降低，但这种影响会受到土体入渗能力的限制，一旦坡土接近饱和，雨强等对边坡稳定性的影响将不再明显。同时连接大气与内部稳定土体的裂隙会影响边坡稳定性，裂隙开展深度越大，边坡稳定性越差；且裂隙位于膨胀土边坡中部时比裂隙位于坡顶位置时更危险。这些规律为膨胀土边坡的防护设计提供了依据。
（四）资本权力一体化
石墨烯堪称超级材料[1-3]，理论上其具有许多优异的性能。超高电子迁移率，电子运行速度为光速的1/300，实验测定值为1.5×105 cm2·Vs-1，相当于单晶硅电子迁移率约100倍，是目前公认最好材料锑化铟的2倍；低电阻，高导电，导电性能是铜的100倍，柔性良好，是制备导电薄膜电极的理想材料；机械强度高，其杨氏模量为lT Pa；比表面积理论可达2 600 m2·g-1；这些优越性能赋予了石墨烯坚实的应用基础[4-10]。作为二维纳米材料的代表，石墨烯的功能化研究与开发对能源、材料、催化、电子及光学器件等领域的进步和革新具有积极的深远的影响[11-12]。
从宏观来看，资本阶层自身的道德缺陷和权力运行的制度体系的不完善，是导致资本权力化的主要原因。因此，从政府治理现代化的视角来看，要想彻底根治资本权力化的现象，就必须朝着完善权力运行的制度建设的方向努力，从政府运行体制着手，通过大胆创新和全面深化改革，进一步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政治制度。
资本通过间接干预公共决策，是实现资本权力化的主要途径之一。整体来看，资本对权力阶层的侵蚀都是在潜移默化中完成的，并且主要是一种思想上的侵蚀。众所周知，思想无法干预公共决策，但思想能够改变人，人又具有主观能动性，进而可以在实践中干预公共决策。随着资本对权力阶层的渗透，对金钱的崇拜和对物质占有的渴望不断冲击着权力阶层的内心秩序。自古至今，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精神上的追求往往是作为人的安身立命之本，现如今，崇高的社会责任感以及高贵的理想信念在一定程度上正遭受着拜物教的冲击，物欲成为一些人的最高目标和价值。这一切都与资本阶层所鼓吹的消费主义是分不开的。随着市场和资本的发展，人们的消费观念逐渐产生了异化，消费不再是人们走向美好生活的手段，反而成为了美好生活的标杆。
“有吃的还堵不住你的嘴呀？”陆浩宇说。他没有问是谁送的早餐，难道他猜到是我放的？还是他根本不在乎是谁？心里有些失落，一连五天，我每天变着花样给陆浩宇带早餐，而他一次也没吃，还把我特意为他准备的早餐都送给了没吃早饭的同学。
从表面上看，资本权力化的这一系列形态似乎都只是部分官员和商人的个体行为，是个人道德堕落的结果，“干部有利可图、企业借权生财”，官商“一拍即合”。但通过对资本权力一体化进行考量后便会发现，这种“一拍即合”得以成立的关键在于不合理的权力体制和不完善的市场机制的恶性互动。因此，只有对政府和市场双向管控，打造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才能从根本上实现对资本权力化的真正超越。
三、超越资本权力化的双重方略
就资本和权力相互博弈的本质而言，政府治理现代化是推动二者良性互动的关键性制度力量，唯有通过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聚焦相关制度的顶层设计，完善权力运行机制和市场经济制度，才是实现超越资本权力化的根本制度方略。具体来讲，主要从完善权力运行的制度建设和引导规范资本运营两大方面入手。
（一）完善权力运行的制度建设
在这种资本权力一体化的进程中，相比较权力而言，资本更具有主导性。权钱交易，顾名思义在本质上是一种市场化的交易行为，其核心在于权力的“市场化”和“商品化”。随着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都受到了资本的潜移默化的影响，拜物教和“物物交换”的思想逐渐开始占据民众的精神和思维方式。由此，出于对物质和金钱的崇拜，包括权力在内的一切事物似乎都可以被纳入到商品交换的体系之中。关于这一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学者早有论述，“经济结构由于全面计划已经成为自发的，商品是按照决定人的行动的价值进行交换的。自从自由交换结束以后，商品就失去了它的经济的质（ökonomischen Qualitäten），而具有了拜物教的属性（Fetischcharakter），这种拜物教的属性一成不变地渗入到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4］。政治生活显然也没能逃脱资本所带来的拜物教的牢笼，权力从此便会被打上了资本的烙印。
权力阶层价值观受到腐蚀对于公权力的正常运行来说，无疑是最为致命的。马克思主义所倡导的共产主义社会，其目的正是要让人从资本的樊笼中解放出来，摆脱物质的枷锁从而实现人的真正自由。但一些党员干部在金钱和资本的疯狂攻势和侵蚀下，在思想和观念上逐步丧失了实现共产主义这一伟大的理想信念，比起国家经济上的直接损失，思想上的堕落和理想信念的丧失显然更具威胁。因为思想上的变动必然会带来行为的转变，思想上被资本所扭曲的权力阶层为了追求和保持奢靡的生活和消费冲动，就必然会在行为上通过手中权力去换取经济利益，而其中最为便捷的方法便是在公共决策的过程中，让原本公平的决策向资本一方倾斜，值得注意的是，这种间接干预主要以一种温和而隐蔽的方式进行，在现实生活中难以直观地进行识别。而且，当社会上越来越多的人被拜物教所劫持，充斥着消费至上的观念时，这种腐化行为并不会因为清除了几个贪官就可以制止，如果不从根本上对其进行遏制，便很有可能会反复于“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循环之中。
而宴姝第一次知道博物馆学是在高二那年暑假，她参加了北大组织的考古夏令营。在夏令营的一场讲座上，北大的教授向这群喜欢历史、喜欢文物的营员们介绍了这门学科，从此博物馆学就成了宴姝心仪的专业。
经济人动机所造成的资本贪婪性，固然是资本权力化的其中一个重要动因，但更为重要的是，国家制度的不完善会导致资本“失去制约”，从而使资本的贪婪性愈发猖獗和泛滥。作为国家公权力正常运行的根本保证，国家制度可以说是防止资本权力化的最后一道屏障。但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欧美诸多国家的制度不仅没有充当“制约”的角色，反倒为资本权力化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例如，早在重商主义时期，英国商人就通过在政府任职以及参与议会等方式，攫取政治权力。随着资本主义的不断发展和新兴资产阶级的迅速崛起，权力阶层与资本阶层围绕着权力和利益的相互博弈也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资本阶层和权力阶层为了保证各自的权益而相互结盟，即资本的权力化和权力的资本化。所以近代的资产阶级革命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王权被资本所挟持甚至被推翻的过程。可以说，资本主义的国家制度本身就是资本权力化的产物。于是，民主的竞选沦为了金钱的游戏，党派之间的竞争也不过是资本家之间的权力角逐，真正留给民众的只有那可怜的“一人一票”罢了。当国家制度成为资本的推手而不能对资本进行制约时，那么民主就只能是“镜中花”“水中月”而已。与之相对的是，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虽然能够避免成为资本权力化的代理人，但同样也需要面对资本权力化力的挑战。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民营资本如雨后春笋一般迅速发展壮大，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不管是在资本主义国家，还是在社会主义中国，资本的贪婪性都是一致的。在超额的利益面前，资本阶层都会试图去俘获权力来完成自身的权力化诉求。尽管社会主义所带来的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保证了国家公权力的核心和国家的经济命脉不会受到资本的侵蚀，但贪污腐败等资本权力化的个别现象仍时有发生。资本权力化通过对国家权力的金钱腐蚀和价值观的重塑，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权为民所谋”的实效性，践踏了公众的根本利益。
第三，提高权力的免疫力，防控资本的侵蚀。正所谓“打铁还须自身硬”，要想从根本上治理资本权力化的痼疾，还需要有一个有效、科学的监督权力运转的机制，而不是把全部的希望寄托在政府官员自身的品德和自律之上。众所周知，权力的运行若是缺乏有效的监督，腐败就会容易滋生。而制度无疑是制约权力的最佳保障，相比较于人治，法治具有根本性、全局性、持续性和稳定性等一系列优势，以“法治”代替“人治”是历史和时代的必然选择。绝对的权力必然会带来绝对的腐败，只有确保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才能真正提高权力对于资本的免疫力。习近平总书记就制度反腐问题多次强调，“要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失职要问责，违法要追究，保证人民赋予的权力始终用来为人民谋利益”，并进一步强调，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依法治国从政府层面提高了权力的免疫力，而从严治党则是从执政党的层面进一步防控资本的侵蚀，并通过制度真正使官员做到从“不敢腐”“不能腐”到“不想腐”的转变。
（二）引导和规范资本运营
第一，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厘清政府和市场的边界。美国学者魏德安认为，在大部分资本主义经济体中，政商的界线是相对清晰的，而在中国，经济改革将政商之间的界线模糊化了［5］。政商界线的模糊化属于经济体制问题，对于权力和资本的互动会产生重大影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私营企业的比重和规模都在不断壮大，然而国家的经济命脉依旧掌握在国企手中。在国企和私企并存发展的过程中，政府的定位不够清晰，有时候政府仿佛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再加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作为中国的首创，党和国家一直处于“摸着石头过河”的状态，故而还有很多地方需要进一步完善和发展，其中的关键便是要处理好市场和政府之间的关系。若是继续将政府和市场的边界模糊化，那么无疑为“官商两栖人”等资本权力化现象提供了制度上的便利，这无疑会增加反腐的难度和成本。如今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党和国家在调整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加快创新等方面都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因此如何打造统一透明、规范有序的市场环境便成为完善市场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只有坚持法治，把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工作重心，真正做到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才有可能最终避免资本权力化的现象。
第二，聚焦资本价值的正向引领，培育新时代企业家精神。除了要加强对权力的管控和制度的完善之外，资本阶层的主体性精神也不容忽视。若是企业家能够有正确的价值观引领，那么资本权力化的现象便能从源头上得以遏制。不仅如此，市场也能够在良性的状态下不断地焕发出生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市场活力来自于人，特别是来自于企业家，来自于企业家精神。”所谓企业家精神主要涵盖创新创业精神、承担社会责任的担当精神、追求卓越的工匠精神等。在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可以说已是大势所趋，企业家作为市场主体，其作用和价值也已经到达了一个历史的新高度。作为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下的市场主体，企业家精神无疑是经济发展过程中极为重要的软实力。只有注重打造合乎时代的企业家精神，才能实现市场经济和企业家精神的良性互动，才能实现超越资本权力化现象的目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光滑坦途，而是充满挑战和风险的荆棘之道，尤其是在改革处于深水区的时期，各种难以预见的风险在加大，处理好权力和资本之间的关系变得尤为重要。新时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商品经济发展迅速，而由资本和权力的双向异化而导致的资本权力化现象，对中国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构成的挑战无疑是巨大的。在此宏观背景之下，唯有通过完善权力的运行制度和规制、引导资本的运行，才能在根本上超越资本权力化，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才能双向良性互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目标才能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才能更加完善，中国道路也才能为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提供更为先进、坚强、可靠的发展模式。
在收到购买大型仪器设备设施的申请后，联邦政府要求德国科学顾问委员会按照规定进行评估。该顾问委员会针对该项目成立专门指导委员会，从两个方面对计划进行科学评估。
注释：
① “经济人”又称为“理性经济人”或“经济人假设”，起源于近代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著作《国富论》中的劳动交换经济理论，该理论立足于基本假设，认为人具有完全的理性，社会中的每个人都以自身的利益最大化为目标，即其基本动机就是追求最大化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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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D035；F032.1
文章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6152（2019）06-0018-08
DOI： 10.16388/j.cnki.cn42-1843/c.2019.06.002
收稿日期： 2019-03-27
本刊网址·在线期刊：http：//qks.jhun.edu.cn/jhxs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权力与资本良性互动的伦理规则研究”（19BZX112）
作者简介： 闫瑞峰，男，河北邯郸人，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哲学教研部博士生；胡 超，男，浙江金华人，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哲学教研部博士生。
责任编辑：郑晓艳
（Email:zxyfly@ 126.com）
标签：资本权力化论文; 市场规律论文; 政府治理论文; 现代化论文;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哲学教研部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