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语境下的现代流通体系发展方略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语境论文,方略论文,中国论文,体系论文,特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市场经济是流通主导型的经济[1]，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同样需要流通体系予以支撑。能否有效推动现代流通体系的建立和发展，不仅事关国家经济运行速度、效益和质量的提升，而且是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属性和中国特色的重要体现[2]。
以中国特色为视角考察中国当前建设和改进流通体系的目标任务和发展方略：其一，中国经济社会的基本特征——如社会主义制度、大国经济、二元社会、对外开放等将在中国现代流通体系建设的全过程中留下深深的烙印；其二，中国当前的经济社会发展形势——如经济转型、和谐社会与节约型社会建设、金融危机等会在中短期内影响现代流通体系的发展方向；其三，中国作为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所具有的后发优势，也会借助其特有的经济效应为中国流通体系的建设和完善贡献现代元素。
一、中国经济社会基本特征的本质诉求
中国是世界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也是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幅员辽阔、资源丰裕、人口众多，为经济持续增长奠定了坚实的大国基础，但深刻的二元结构和贫瘠的人均资源，也为经济快速起飞套上了沉重的桎梏。始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把中国经济社会推上了举世瞩目的快车道，我国先后成为了世界第一的FDI接受国、外汇储备国、出口大国以及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充分彰显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可以预见，未来世界短期内不会出现兼具“社会主义制度、改革开放政策、大国经济、二元社会”四大关键特征的其他经济体，而我国也将继续探索并践行这四大特征所决定的中国道路。由此，这一系列中国经济社会的基本特征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从根本上决定着包括中国现代流通体系在内的诸多经济社会因素的发展走势。
（一）大国经济条件下增长方式转变的要求
我国经济社会体系具有典型的大国特征，最适合依托国内市场，以消费为主要经济增长动力实现集约式发展。然而，现实情况是尽管我国经济增长方式中讲求质量、创新、节能、环保和社会公平的积极因素已经开始发挥作用，但强大的传统增长方式惯性仍然处于主导地位，“外延式、增量型”的发展势头及其治理效果仍非常普遍；同时，我国经济还存在着小国发展不会出现的经济存量困扰问题，亟需通过调整结构、优化流程、节能降耗等手段，优化、降解、盘活累积多年的存量矛盾[3]。我国同一般市场经济国家的最大区别在于现代流通体系这一传导机制的缺失；在此背景下，要符合大国经济条件下增长方式转变的要求，必须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明确现代流通体系的建设方向：
首先要鼓励现代流通体系向第一、第二产业渗透。用全国性的大流通促进区域分工深化，促使商品和生产要素高效率自由流动，改变地区之间产业结构趋同的自然经济发展趋势，改变国内商品和要素市场分割、封闭、垄断、无序以及价格信号扭曲的局面。
其次要优化现代流通体系，带动新的产业增长点发育。以批发商的培育为重点，规范、发展、改造、提升有中国特色的商品交易市场。鼓励中小私营企业、产业集群和商品（批发）交易市场组建三位一体的经济体系，在活跃地方经济、繁荣商品市场方面扮演重要角色，甚至基于此打造地方经济的支柱产业和特色产业[4]。
最后要利用现代流通体系促成国民经济实现“第三个转变”。发挥现代流通体系的影响力，塑造传导机制，提高流通效能，以加快经济节奏、加快商品流通和资本周转为核心，促进国民经济从静态化、慢节奏、高成本、低效率向动态化、快节奏、低成本、高效率的“第三个转变”[3]。
（二）二元社会条件下城市反哺三农的要求
中国的二元社会特征是中国诸多经济社会矛盾的根源。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利用工业积累反哺“三农”的输血机制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尊重农民意愿，遵循市场经济规律，从市场、流通入手，借助现代流通体系，培育农业产业化、市场化的基础，形成内生式的造血机制[5]。为达到上述战略目标，现代流通体系必须要综合考虑如下三大建设方向。
首先要塑造农村微观市场主体。农村经济缺乏具有独立承担市场风险、经营风险和民事责任能力、充满活力的市场主体是中央一系列“三农”政策得不到有效落实的根本原因。在农村流通的多种微观市场主体中，合作经济组织是最适合国情的组织形式[6]；以合作经济组织为依托，“三农”政策要从“外在于三农”、“为三农服务”的包办代替模式，彻底转变为“内在于三农”、“为自己服务”的内生自主模式。
其次要构建城乡一体化交换体系。由于自然风险、市场风险和加工、储运、保鲜等多方面的原因，农产品的供求关系比工业品更加脆弱，农产品最迫切需要建立畅通、高效的流通体系。在农村频发“卖难”的同时，城市工业品也出现大面积滞销积压，这种状况的背后反映的是同一个问题，即新时期以市场协调为基础的工农、城乡互为供求的一体化关系还远未成型，甚至彼此脱节。从这个角度讲，将农村市场作为建立现代流通体系的重要启动点，建立城乡一体化、多种经济成分参与的现代流通体系，不仅可以大大缓解工业品滞销积压，而且可以同时缓解农产品的“卖难”问题[7]。
最后要优化“万村千乡”市场工程。“万村千乡”市场工程是目前涉农现代流通体系的重要载体，是培育农村微观市场主体和打造城乡一体化交换体系的有效实现形式。为了更好地发挥“万村千乡”市场工程低成本、高效率、增收入、促消费的经济效应，需要强化以下几点：第一，提高农民的参与度。同培育农村经济微观基础和发展合作组织紧密结合，促使农民自发组织参与农村现代流通服务体系的建设[8]。第二，提高现代流通企业的参与度。根据现代流通产业城市竞争激烈而农村严重不足的强烈反差，鼓励商贸企业发展连锁式经营，突破城乡、所有制和主管部门的界限，向农村多渠道延伸、渗透，设立网点。第三，提高“良性循环”度。在实施“万村千乡”市场工程中，要使农村流通网点尽快完成从输血到造血的转变[9]，形成以低成本支撑的持续盈利机制；为达到这一目标，需要政府对企业微利模式或保本模式采取相应的政策保障。第四，提高内涵扩展度。一方面整合涉农双向流通需求，另一方面整合农村流通服务资源，促使现有的各自为政的供销社、邮政、加工企业三大系统，配合“万村千乡”市场体系打造农村采购和农村销售一体化的流通体系，消灭多头储运造成的“跑空率”，显著降低物流成本和城乡剪刀差。
（三）社会主义制度下国有经济地位的要求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区别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一个主要特征在于国有经济地位的巩固和保持。从世界范围看，在市场经济中建立国有机制有两大作用：一是实现市场机制自身不能达到的，而且政府难以用其他直接干预手段来实现的某些社会政策目标；二是作为公有制的实现形式之一，体现社会主义国家对国民经济的战略控制。十五届四中全会明确指出，国有经济的功能在于“支撑、引导和带动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在实现国家宏观调控目标中发挥作用”。
要发挥国有经济“支撑、引导和带动”现代流通体系运行的作用，必须提高国有流通资本的四大控制力：一是主导消费结构转型升级；二是主导现代流通生产力发展；三是为维护公平的市场秩序发挥示范性作用和引导作用；四是配合国家宏观调控政策。
要实现上述四大控制力，国有流通体系应当严格区分自身的商业性功能和政策性功能，对重点空间、重点商品形成有效控制，进而在流通领域推进国家产业和市场政策，贯彻国家利益导向。
首先要控制布局。国有流通体系主要布控的空间范围应以经济发达区域为重，重点布局在发达经济带和区域经济中心。我国的发达经济地带主要在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东北重工业区、长江上游核心经济带、中部金三角。这六大区域涵盖17个省、直辖市，是中国经济最活跃的地区，户籍人口、GDP、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分别超过全国的65%、90%和80%[10]。国有流通体系控制了上述经济带，也就控制了国民经济的发展方向。
其次要明确领域。国有流通体系必须对一系列关系国家安全和国计民生的重要商品、战略资源的流通进行控制，且必须打破计划体制下的行政垄断，重新确立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垄断，通过市场竞争控制以下重要流通领域：粮食、食用油、医药品等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领域，成品油、化肥、钢铁、煤炭、农业生产资料等与生产密切相关的领域，广播、影视、书报、杂志等与人民精神生活密切相关的领域，信息通讯领域，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出口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的流通领域，大型现代物流中心等。
再次要选择产业。国有流通体系要积极调整在传统流通产业内的控制权。大流通是市场流通的发展方向，运输量庞大的运输业，如航空、铁路、海运业，国有流通体系必须把握产业绝对控制权。生产资料市场是我国农业和工业发展的基础，对化肥、种子、农药、农膜、农机等农业生产资料和农副产品、钢材、煤炭、成品油、有色金属、汽车等重要工业生产资料，国有流通体系必须要严格控制批发环节。工业消费品零售市场、生活消费品零售市场，国有流通体系则可以大范围撤退。
（四）开放经济条件下国家市场安全的要求
随着经济全球化、贸易自由化进程的加快，流通领域正面临着全面对外开放的挑战。由于现代流通作为交换中介而存在，所以在流通商与生产商的博弈中，具有垄断地位的流通商完全可以利用自己的资金优势和市场优势，压低生产商的商品价格，迫使生产商成为供应链的一个附属环节，进而通过控制分销渠道控制一个国家的制造业，使大量的利润为具有垄断地位的流通商所占有。因此，在开放经济背景下，如果不对外资进入流通领域加以控制和约束，很可能导致我国产业体系的失控，威胁我国的产业发展，影响我国的产业结构升级和转换，最终冲击国家经济安全。
从另一个角度讲，大力发展现代流通体系对促进国家综合竞争力提升进而保障国家经济安全具有重大的战略价值[11]。首先可以提高国家共享各类资源的能力，如标准、基础设施、技术装备等；其次可以建立有效的品牌、信用、供应链体系，直接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再次可以提高要素重组和存量资源重构以及各类稀缺资源利用的能力；最后还可以提高国家和区域经济的凝聚力、带动力、影响力和辐射力。
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从保障国家经济安全和提升国际竞争力的目标出发，构建现代流通体系，应当强化如下战略诉求：
首先是现代流通方式的国际接轨。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资本、技术、管理及人力将借助世界性的资本市场、技术市场、劳务市场等实现全球配置。现代流通体系的建设，要通过吸引外资、引进技术、学习模仿等手段，在交易方式、组织结构、零售业态、技术装备、管理理念、物流手段，信息支持等方面实现全面提升[12]，真正适应经济全球化运行规则和运行效率。
其次是流通一体化的全面推进。经济全球化背景下，随着市场的不断扩大和供给能力的增强，流通一体化趋势将全面凸显。现代流通体系建设应充分考虑并利用这一趋势，系统推进流通企业的纵向一体化和横向一体化，向供应链合作或集团化运作方向发展，促进“工业资本、商业资本、金融资本”融合化建设，全面提升中国现代流通体系的国际竞争力。
二、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形势的现实要求
在欣喜于我国用30年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用2倍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走完的发展之路的同时，我们也应当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在30年之后不得不现实地面对发达国家用2倍甚至更长时间才妥善解决的各种问题，如经济转型与产业结构升级、社会矛盾与和谐社会建设、资源瓶颈与可持续发展、全球一体化与经济危机蔓延等。这些因素不仅会对中国现代流通体系建设形成短期外部冲击，而且很大程度上会转化为中国现代流通体系发展的长期内生方向。
（一）和谐社会条件下生活品质提升的要求
从“十五”计划开始，中央就明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战略思想。然而，一个社会的形态及其和谐稳定的程度，不仅是由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经济活动的组织形式所决定的，“流通”更是在其中起着关键的作用。因为相对于生产和消费的个体性和独立性而言，流通的社会性和交互性特征更显著，从而对社会和谐与稳定具有更大的潜在影响。
从现代流通体系建设的角度讲，“和谐”特征主要体现在如下五个方面[13]：一是流通体系必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相适应，能促进经济又好又快地发展；二是流通体系必须与全体人民物质文化需要相适应，能保证各阶层消费群体，特别是普通老百姓的需求得以满足；三是流通体系必须促使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得以建立，能使所有市场参与者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四是流通体系必须鼓励健康消费，抑制不良消费，促进人的身心健康和全面发展；五是流通体系必须以不损害消费者、企业和国家利益为基本原则，能确保消费安全，保障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然而，从我国现实情况看，现存流通体系的不和谐现象比比皆是：从流通体系分散低效的组织程度、流通资源配置失衡的结构特征，到屡禁不止的商业贿赂、充斥市场的假冒伪劣，再到冲突不断的零供关系和低位徘徊的消费满足力。要在现代流通体系构建过程中贯彻“和谐”理念，并通过和谐流通体系促进和谐社会的建设，需强化流通体系的如下特征：
首先要使流通体系的管理真正从“主体管理”走向“社会管理”，建立覆盖全社会的流通管理和协调机构，对所有企业的流通行为实施统一管理和监控，形成规范的流通秩序和公平的市场环境。
其次要坚持用法规和政策手段抑制流通体系内部的违规违法现象和不正当竞争行为，维护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为此要彻底扭转针对违规违法进行的突击检查和专项整治等临时性、运动型的做法；一方面根据市场的变化不断细化流通管理的法规与政策，建立起科学合理的市场游戏规则；另一方面着力建设对流通领域真正有效的长效监控系统，对蓄意违规违法行为实施重罚，大幅度提高违规违法成本，以真正起到有效抑制流通领域中违规违法现象和不正当竞争行为的作用。
第三要强化舆论监督、行业自律和商德教育。社会舆论的监督可以从正反两个方面促进流通经营者伦理水平的提高；行业协会，特别是具有群体制约力的行业自律规则，能有效地提高流通经营者规范经营的自觉性；持续不断的商德教育更是促使流通经营者诚信经商、提高服务水平的根本途径。由这些手段共同构成的商业伦理道德优化系统能从根本上促进流通领域不断走向和谐。
最后要采取切实措施改变流通领域的人才结构，不断提高流通现代化的水平，以促使流通效率提高和成本下降[14]。流通领域人才匮乏的原因是由于长期以来将流通领域视作下岗待业人员的主要分流地。然而现代化流通技术的发展及其对提高流通效率的重要作用要求进一步转变观念，加强各种流通专业技术人才的培养和引进，在短时期内使流通领域的人才结构得到根本改善，唯有如此，才能促进流通效率的提高、流通成本的降低以及现代流通体系的建立，进而适应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的需要。
（二）节约型社会条件下可持续发展的要求
构建节约型社会是中国新时期一项具有全局性和战略性的重大决策，不仅关系到我国社会今后的可持续发展，也将对我国的经济安全和国家安全产生深远的影响。尽管中央明确提出建设节约型社会，就是要在社会生产、建设、流通、消费的各个领域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然而从目前的情况看，社会各界都把资源节约的重心放在了两头：或是强调企业的节能生产，或是倡导适度消费和环保消费，而流通领域作为各种资源和商品的必经之路，却在节能降耗的过程中被现实地忽视了。
一方面，流通效率的提升有助于加快经济节奏，提高资本周转速度。如果流动资本年平均周转速度能从目前的2次左右提高到3次，则同等经济规模下至少可以为我国工商企业节省10000亿元的流动资本[3]。另一方面，在整个社会再生产过程中，几乎90%的时间为储运、装卸、分装、二次加工、信息处理等流通过程。成本削减的重点和注意力，应从余地越来越有限的制造环节向空间广阔的流通环节转移。以流通合理化为主导的节能降耗行动如果能使我国达到当前发达国家的物流成本平均水平（10%-12%），则每年至少可以节约物流成本14000亿元-16000亿元[5]。
为了实现上述目标，需要重点致力于高效物流体系的建设以发挥其节约降耗效应：
首先要将加速发展现代物流业，将物流合理化、高效化定位为节能降耗、提高国民经济质量的战略支点，未来5年-10年明确将社会物流资源优化整合、工业企业物流绩效改善作为主攻方向，全面扭转工业企业“大而全、小而全”及其普遍“自办物流”的低效格局。
其次要积极稳妥地发展第三方物流市场，防止重复建设。针对我国现代物流业发展滞后、格局混乱、资源分散的状况，借助物流产业振兴规划就各地区、各部门、各行业仓储设施和运输能力的种类、结构、分布、水平、闲置状况进行普查摸底，进而探讨其现代化升级改造和存量重组的可能方案，为制定宏观决策和发展战略提供可靠依据。同时要坚决制止各地巧立名目，采取违背物流规律的做法“大办”物流产业的倾向，注重存量重组、升级改造，避免滥铺摊子、滥占土地、滥上项目。
第三要改革物流体制，降低空驶率。要以大幅度降低空驶率、提高综合效率为目标，改变物流资源条块分割，铁路、公路、水路、海运、航空、管道各自为政的物流管理体制，以市场化为基础，优化整合现有物流资源存量，使各类运输方式平均空驶率从目前的40%左右下降至20%[15]，从而大幅缓解能源和道路资源短缺的压力。
（三）金融危机背景下消费需求升级的要求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世界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冲击，出口减缓、外商投资减少、外汇资产贬值、消费者信心下降。内外需的同步萎缩，对国民经济带来了双重的冲击。在危机影响下，我国零售业增速减缓，批发业销售量萎缩，商业地产租金下滑，流通体系的规模和效益受到全面冲击。
但与此同时，也应当看到，金融危机给我国现代流通体系的建设带来了发展机遇，成为了我国流通体系拓展内需市场、转变发展模式、增强竞争优势的外部推动力。首先，金融危机推动流通体系向农村市场延伸。受金融危机影响，城市居民消费增速下滑，而农村消费在“万村千乡”、“双百工程”、“家电下乡”等政策的支持下进入加速阶段。其次，金融危机为流通企业做大做强创造良机。中国的流通企业99%以上是中小企业，企业规模小、经营集中度低，无法产生高效率，缺乏竞争力；而这次金融危机使得流通企业迎来一次大规模重组和结构性调整。第三，金融危机带来的经营压力还将促进流通体系节能降耗、减员增效。
在上述背景下，现代流通体系建设应当形成如下战略取向：
首先要拓展销售渠道，积极开拓农村市场。以农村市场作为主流市场，采取补助、贴息的办法，加大开发力度；结合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推进农村配送中心和农家店建设，支持农产品批发市场的升级改造。
其次要充分利用扩大内需政策发展现代流通体系。健全市场体系，加快发展现代流通方式，配合铁路、公路和机场等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建设，推进仓储、运输、冷链等商业物流设施配套建设；配合安居工程建设，完善商业网点；推广信用消费，促进即期消费。
再次要优化供应链管理，降低流通成本和资金成本。供应商与零售商要树立系统观念，探索更深层次的合作模式（如北京市目前试点的借助政府贴息和金融信贷支持的零供关系管理新模式），打造更有效率的供应链，降低运营成本，共同开拓内需市场。
最后要积极培育新的消费热点，促进消费升级。流通企业要树立正确的机遇意识，创新经营模式，开发特色突出、质量上乘的产品和服务，塑造企业品牌，满足消费者多层次的需求和期望。
（四）转型经济条件下经济运行优化的要求
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转型经济往往伴随着“结构扭曲、流程紊乱、高耗低效、消费瓶颈、信用缺失”五大发展瓶颈。而如前所述，现代流通体系在调整国民经济结构、优化经济运行流程、扩大国内需求、实现节约降耗、增进社会总福利等方面具有显著的正面效应。大致测算，在未来5年-10年中，通过高效的现代流通体系，可以从结构升级、流程优化、节能降耗、增进消费、挖掘国民经济发展潜力方面至少获得5万亿元-6万亿元的经济效益[16]，全面推动国民经济运行质量的优化和提升。
为实现上述战略目标，必须充分发挥现代流通体系的“双优”经济功能，即在时间上“消灭耽搁迟滞、库存积压和断档脱销”，加快节奏，优化经济流程；在空间上“消灭无效生产、优化资源配置，优化产业结构”。将这一战略思路同中央主管部门的政策取向相结合，即可得到如下一系列发展思路和战略取向：第一，强化现代流通体系对条块分割、存量约束的突破和化解能力，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升级、产业地区间转移以及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第二，通过开展以信息化为主导的流程优化行动，强化现代流通体系加快流动资本周转的能力；第三，通过开展以物流合理化为主导的节约降耗行动，强化现代流通体系降低物流成本的能力[17]；第四，通过开展以促消费、扩内需为主导的商品渠道优化行动，强化现代流通体系增加农民收入、增进农村消费的能力以及排除非收入制约、化解购买力存量的能力；第五，通过开展以服务至上为主导的诚信商业行动，强化现代流通体系降低反欺诈成本的能力；第六，通过开展以深化企业产权制度改革为主导的治理结构再造行动，强化现代流通体系同跨国流通企业竞争与合作的能力以及保障全面开放条件下市场安全的能力。
三、中国流通体系后发优势的战略体现
我国作为新兴崛起的市场经济国家，在全球商品流通体系发展和完善进程中属于典型的后发国。从理论上讲，后发国会因为“经验学习”、“免费搭乘”等效应的存在而获得显著的后发优势。随着我国人均GDP突破3000美元，北京、上海等流通中心城市人均GDP突破10000美元，我国商品流通体系将在短期内迎来基于后发优势的发展机遇期。同时，作为后发国，现代流通体系的建立和完善还将是传统因素改造和现代因素导入两个过程同步推进的结果[18]。在此过程中，通过引进先进流通技术装备凸显流通体系“现代”属性固然重要，但面向流通发展短板，普及与“传统”流通体系可对接的适用流通技术将更加事半功倍。
（一）基于“经验学习”效应的国别借鉴
作为具有后发优势的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背景下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和教训，选择适合自身的发展路径，是实现传统流通体系向现代流通体系高效过渡的捷径[19]。然而，我国正处在工业化的赶超期和市场化的转型期——虽然高速度的经济增长举世瞩目，但是，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相适应的流通体系尚未建立；高效、有序、安全、稳定的市场运行体系没有最后形成；多元化的社会流通结构也尚待完善。如此发展背景，与欧美发达国家产业体系与流通体系同步现代化的自然演进过程[20]存在较大差异，难以借鉴；而作为新兴发达国家的代表，日本虽然不具备我国的大国特征和二元结构，但无论是二战之后产业和流通体系的发展基础，还是政府在流通体系建设中所处的地位，都与我国存在较强的可比性，堪当标杆。以日本现代流通体系发展和流通管理体制变革历程为参照系[21]，结合中国流通体系发展实际，大致可形成如下战略思路：
首先要树立流通系统化理念，推进流通管理法制化。流通系统化就是把从生产到消费的全部流通过程视为一个系统，谋求不同流通机能的协调发展，实现流通系统总体的、综合的效率化[22]。政府必须以实现整个流通系统的效率化为目标，从商品流通的全过程出发实施管理，加强物流系统和信息系统的总体规划和统筹安排。同时，政府应深化流通法律制度的完善工作，至少要在如下三方面有所举措：一是以大型流通设施为抓手将流通合理化纳入法律规制范围；二是对中小流通企业给予持续性的制度支持；三是以流通现代化、国际化和环保化为出发点，推进流通管理体系与国际接轨。
其次要把握不同发展阶段的政府介入度和管理边界。日本流通管理体制变革的经验表明[23]，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政府对流通体系的介入度要进行相应的调整。在工业化的赶超阶段，政府不仅要进行宏观规划与管理，还要进行微观规制，这对于改变流通部门的落后状况是行之有效的；当工业化基本实现时，政府应有意识地把流通企业推向市场，减少对微观市场行为的干预；进入经济全球化阶段，应推动国内规则对接国际规则，并由经济性规制转向社会性规制，提高流通产业的社会责任。我国当前正处于经济起飞阶段，市场机制尚未充分发育，政府应担当重要的经济职能：对流通体系的运行管理不能因缺位而放置不管，也不能因错位而干预过度；要根据市场态势和国际环境的变化，实施适度干预，逐步建立全国及地方的流通行业协会组织，突出行业细分和专业管理，降低企业交易成本和政府管理成本，弥补政府制度供给的不足。
再次要发展流通技术装备与信息网络，提高流通效能。日本政府和流通企业都高度重视流通技术装备水平的提高，而我国流通技术装备水平却相当低下：一方面流通产业对技术装备的认识不足，另一方面国家缺乏流通技术装备化的总体规划。日本早在1997年即颁布了“物流电子信息交换标准”[24]，而时至今日，我国的物流标准化工作仍十分薄弱。借鉴日本经验，我国应积极充实流通技术装备，要求相关企业在商品编码、流通程序、数据交换等方面实行标准化；同时由政府牵头做好流通基础设施建设，为商流、物流网络的建立、电子商务的发展提供更好的物质基础和交易平台。
最后要促进流通体系经营管理方式和组织结构现代化。提高微观流通主体的经营水平和组织化程度是建立现代流通体系的根本。借鉴日本在零售组织、大型批发组织、物流配送体系和综合流通服务体系等方面的管理经验[25]，可以确定我国现代流通体系建设过程中的如下微观着力点：第一，推动零售组织连锁化、集团化、多业态化；第二，扭转“载体膨胀，主体分散”的批发业发展格局，创造大型批发组织的扶植机制；第三，发展高效的物流配送体系和具有综合服务功能的物流企业。
（二）基于“免费搭乘”效应的体系融合
在发达国家主导下，世界范围内现代流通体系的经济运行模式在过去10年间发生了革命性的演进，并正在从根本上改变流通体系的原有产业定位和发展方式[26]。作为开放经济条件下的后发国，我国完全可以基于“免费搭乘”效应，无缝对接新兴流通运行模式，高起点构建与国际接轨的现代流通体系。
第一，跨国公司充当现代流通主体。跨国公司依托于全球采购体系、全球营销体系、全球研发体系、具有全球比较优势的生产制造基地等，构建的全球性流通体系是目前最具竞争优势的现代流通体系。跨国公司开展的国际化大流通，是加快全球范围内商品、资本、劳动力、信息、技术、服务等要素流通的强大动力[27]。在这一背景下，我国发展现代流通体系，一方面要充分利用跨国公司具有的现代流通体系组织力，借助跨国公司在资本、技术、信息、渠道和管理方法方面的优势，弥补我国在现代流通体系建设方面的认识不足和资源短板；另一方面要积极推动流通产业兼并重组，提高综合竞争能力，不仅打赢国内市场争夺战，而且要充分发挥我国的内需优势和生产优势，以我国为中心开拓辐射全球的现代流通体系。
第二，区域经济一体化成就流通经济圈。从世界范围看，资源禀赋分布的不均衡性使得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主动放宽或破除束缚和影响要素及产品自由流通的规则，使某一区域成为高效流通的自由贸易区或经济圈。从欧盟对洛美协定的更新到北美自由贸易区向中东及亚太的扩散，大国之间的竞争日益转变为区域经济合作组织之间的竞争，形成经济区域之间流通能力的竞争。秉承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逻辑内涵，一方面，我国应坚定不移的打破地区和部门之间的条块分割，形成内部完全自由开放的统一大市场，充分利用散布在不同区域的优势资源，形成大国经济格局下显著的综合流通竞争力；另一方面，我国在建立现代流通体系的过程中，还要强调不同区域的产业分工、产业布局，以区域为单位打造特色经济圈，以圈内现代流通体系为依托形成内部的产业集聚和供应链整合，以圈外的现代流通体系为依托实现有序的产业转移和地区间贸易。对这一发展思路进行延伸，可以确定未来5年-10年我国现代流通体系建设的重点将从东部沿海地区转向中部地区，并以此为契机，带动中部主导产业的形成，并有效衔接东部加工制造资源转移、技术研发能力扩散以及西部矿产资源和人力资源投向优势产业集群。
第三，供应链构成现代流通体系单元。以市场需求为起点，由供应商、经销商、生产商共同组成的供应链，并不靠产权关系或任何行政关系维系，而是按照现代流通规律，特别是依托现代物流技术和信息网络整合成一个完整的流通体系单元，共同服务于最终顾客[28]。过去单个企业之间的产品竞争和价格竞争，将现实的演变为供应链之间的流通竞争。这一发展趋势对我国现代流通体系构建过程最大的启示在于：一定要打破过去为构建流通体系而构建流通体系的传统思路，这是我国目前现代流通资源不足与传统流通资源过剩并存的根源所在。要围绕特定产业、特定产品的供应链打造供应链流通体系，围绕成熟的供应链流通体系建设流通基础设施，逐步将高效的供应链流通体系拓展为高效的产业流通体系进而地区流通体系或国家、国际流通体系。在此过程中，不仅有助于现代流通体系有的放矢地发展，更有助于形成真正面向市场的具有供应链竞争优势的龙头企业、主导产业和分销体系。
第四，现代流通的规则化和标准化。流通既是一种开放，又是一种约束[29]——在相互对接的流通条件下，流通可以突破时空约束，提升流通效率；而相互抵触的流通条件，只会增加流通成本，降低流通效率。从连锁经营引发的零售革命，到集装箱带来的物流革命，无一不是规则化和标准化力量的体现。我国现代流通体系的建立和完善过程其实也是一个对国内标准不断扬弃，与国际规则不断对接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一方面需要不断推动商流、物流技术标准与国际接轨；另一方面还需要不断优化国内流通流程和完善国内流通规则，整饬流通秩序，并在一定程度上保持流通的自主性。
（三）基于“短板补偿”效应的技术普及
西方发达国家流通产业的技术手段和装备水平始终处于不断地创新发展中，我国即使发挥后发优势也不可能短期内普及最先进的流通技术装备。着眼于现代流通体系技术要素的引入和传统流通体系短板效应的补偿，目前值得关注并有望在未来5年-10年中普及的流通技术装备主要涉及如下四大领域：
首先是供政府主管部门运用的宏观市场监测、调控系统。未来5年，在这一领域需要重点实现三大工作任务：一是为全国商品数据库服务的商品名称规范及标准体系的编制；二是全国商品数据库的建立；三是全国重点商品监测网的建立。在此基础上，还需再用5年左右调试监测系统，实现名称规范及标准体系与产销部门的对接和协调。
其次是商品市场交易自动化和社会化的技术支持。大宗商品交易市场管理信息系统要通过计算机远程网络系统把跨行业、跨地区的厂家、商家连接起来进行跨时空发盘、报价、撮合、订购和支付；市场交易系统则要支撑场外信息查询、场内实时交易、财务结算管理、仓库交割信息等信息管理职能。未来5年，我国在商品市场领域应进一步加大交易系统开发力度，力求在专业化市场信息查询、交易流程管理、交易信息发布、货款清算管理和货物交收管理五个方面实现技术突破和设备普及。
第三是从信息采集到信息传输各个环节的物流信息技术。未来5年-10年，我国在物流信息采集技术方面的工作重点主要包括：一是商品编码标准的升级及其在零售环节和主要商品上的推广应用；二是无线射频识别技术（RFID）在流通环节的应用试点以及相关产品的集成推广。而在物流信息传输技术领域，则应面向物流配送中心重点推广包括GPS（全球定位系统）、GSM（全球移动通信系统）、GIS（地理信息系统）在内的车辆综合管理系统，以及协同包括车辆在内的物流配送中心全套物流设施的物流ERP系统[30]。
最后是仓储和运输技术。在这一技术领域，未来5年-10年需要重点引进和普及的技术包括信息化监控技术、自动化库存技术以及冷链运输技术。在信息化监控技术方面，应重点推广商品进库和储存期的抽检系统，库房的自动监测、控制与调节系统等应用模块，并突出上述模块在物流配送中心的综合运用[31]。在自动化库存技术方面，既要积极推动平面库的立体化改造，加快立体库在第三方物流企业中的装备水平；又要深化立体库库存管理技术的开发，提高库存商品的密度和库存管理的精度。在冷链运输技术方面，既要在农副产品物流领域全面推行冷链运输，促进农产品保值增值；又要重点消化以现代制冷板为基础的可往复制冷的冷藏车和冷藏集装箱技术，综合推进冷链运输的效率提升和成本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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