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三维视角的高新技术产业升级能力与升级策略研究&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_面板数据论文

三维视角下高技术产业升级能力与升级策略研究——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实证论文,高技术论文,视角论文,产业升级论文,面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作为知识经济时代的支柱产业，高技术产业是推动中国经济增长与产业转型升级的“新引擎”。伴随周边国家快速崛起和市场竞争加剧，我国高技术产业原有的土地、劳动力等要素的低成本优势逐渐趋弱，并面临环境约束和需求放缓等问题的严峻挑战。一方面，国内很多高技术企业承接国外高技术产业加工、装配等低附加值环节的转移，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1]；另一方面，国内高技术产业在自主研发、集群升级和区域协同发展等方面能力不足，难以向更高附加值环节攀升和参与全球价值链更深层次分工。从长远看，当中国达到一定的工业化水平后，很难再依靠向发达国家引进高端技术设备，承接国际产业转移来实现真正的产业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将更多地依赖于向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转型升级来推动产业经济增长，由此可见我国高技术产业升级的紧迫性。

       以粤、沪、鲁、浙、苏为代表的东南沿海五省市，其高技术产业发展基础好，具有的区位优势和资本市场优势相对显著；而以河南、湖北为代表的中部省份正迎来“中部崛起”的战略契机，产业升级空间很大；重庆、四川等西部省份承接东部地区高技术产业转移的能力逐步增强，地区产业政策扶持力度也随之加大。然而，创新产出能力一般、区域产业“低端化”和“同构化”问题突出等因素制约着国内高技术产业的整体升级水平以及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分工。在此背景下，文章通过构建高技术产业升级评价模型及指标体系，对选定的12省市的高技术产业升级能力进行实证研究，并按区域对各省市产业升级能力进行综合分析，最后提出针对性的高技术产业升级策略，将有助于指导高技术企业的升级实践，对区域高技术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也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二、文献综述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外学者曾就产业升级话题进行过大量的学术研究与探讨。Porter(1999)从中宏观视角出发，提出产业升级是当资本与技术相对劳动力等其他资源禀赋更丰富时，国家在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中发展比较优势的一个过程[2]；Gereffi(1999)则从微观视角出发，认为产业升级是某个企业向更具盈利能力的资本与技术密集型经济领域迈进的过程[3]。国内学者张耀辉(2005)、张俊(2006)分别从技术创新视角和产业结构演进角度出发，对产业升级的内涵进行阐述[4～5]。本文将探讨基于中宏观视角的产业升级，结合现代产业经济特征，认为产业升级是产业由低劳动生产率、低附加值经济状态向高劳动生产率、高附加值经济状态的发展转变过程。综合考虑Ernst(2001)、Humphrey和Schmitz等[6]对产业升级类型的划分，可知高技术产业升级是以产业内升级类型为主，并沿着产业价值链的方向实现产品附加值与技术含量的大幅提升。

       关于高技术产业与产业升级的评价研究。国外方面，Srholec等(2007)研究发现，采用传统方法去测定发展中国家的高技术产业竞争力，也许会高估其高技术产品的出口能力，运用的研究方法的不同可能是关键原因[7]；Ferrantino et al.等(2006)提出，美国向中国出口的高技术产品多数是技术含量和附加值较高的大件产品，而从中国进口的主要是低技术含量、低附加值的小件或组件产品[8]。以上研究说明，一定程度上中国等发展中国家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的高技术产品贸易在技术上仍存在很大差距。国内方面，蔡德发、傅彬瑶(2011)采用多层次灰色评价法从产业结构高度化和产业结构合理化两个方面建立了区域产业升级程度评价体系，并以黑龙江省为例进行了实证研究[9]；赵红岩、田夏(2013)探讨了跨国资本技术溢出和本土创新能力对区域高技术产业升级的影响，并指出跨国资本技术溢出是影响区域高技术产业升级的主导性因素，而内生创新能力仍然是高技术产业升级的决定性因素[10]。

       综合来看，外国学者对于产业升级问题的研究起步较早，理论成果也较为丰富，前期主要集中于产业升级内涵、分类以及全球价值链视角下的产业升级模式与路径研究；近期关于发展中国家高技术产业国际分工和价值链升级的研究逐渐增多。国内方面还主要集中于高技术产业发展对地区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以及产业升级评价体系的建立等方面，然而涉及高技术产业自身升级的定量研究较少，更缺乏区域针对性。因此，本文的研究有助于弥补区域高技术产业升级研究领域的空白。

       三、研究方法、指标体系与数据选取

       基于上述高技术产业升级理论成果的阐述，本文下面采用突变级数法，选取国内12个省市的大中型高技术企业作为研究对象，对各地区的高技术产业升级能力进行实证研究。

       (一)评价方法

       高技术产业发展本身是一种典型的突变现象，依照突变理论解释，高技术产业是通过“平衡状态—非平衡状态—动态平衡状态”的过程实现升级。突变级数法是一种基于突变理论的多指标集成技术，该方法无需对评价指标赋以权重，又综合考虑各评价指标的相对重要性，实现定性与定量的结合，既能减少主观性又不失科学性、合理性，评价结果客观、准确，且应用广泛[11]。

       (二)高技术产业升级能力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借鉴国内外产业升级相关研究成果，结合中国区域高技术产业发展现状与升级要求，按照科学性、系统性和可操作性原则，从升级产出能力、升级投入能力和升级环境支撑能力三方面选取22个指标构建中国区域高技术产业升级能力评价体系，详见表1。

       由表1可知，区域高技术产业升级能力评价体系由3项一级指标、8项二级指标以及22项三级指标所组成，内容覆盖高技术产业发展的主要方面。一个地区高技术产业的升级能力是该地区高技术产业综合发展与升级水平的重要反映。其中，升级产出能力用来衡量某地区高技术产业在过去一段时期内各方面实力或绩效的总体提升水平，其下面包含3项二级指标(

)和9项三级指标(

)，三级指标主要被设计成增长性指标，其时间段为2005～2011年；升级投入能力旨在衡量某地区高技术产业目前具备的产业资源投入水平，共包含3项二级指标(

)和8项三级指标(

)，三级指标均设计成时点性指标，并将指标时间点选定为2011年。同时，文章考虑到产业升级环境的重要性，故将升级环境支撑能力也纳入到评价体系中，用来衡量影响某一地区高技术产业升级的环境要素及相关资源的支撑能力，下面包含2项二级指标(

)和5项三级指标(

)，三级指标同为时点性指标，且其时间点定为2011年。部分指标计算公式解释如下：

      

      

       (三)数据来源与标准化处理

       本文实证部分所用数据主要来自2005～2011年间中国高技术产业总产值排名前12位省市的大中型高技术企业的面板数据。选取这一面板数据主要有两点理由：(1)五年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时期，而2005～2011年正处于我国“十一五”规划期间，更加有利于体现各地区高技术产业升级的阶段性效果；(2)选取12个省市的高技术产业整体发展水平较高，具有的区位优势和资本市场优势也相对显著，因此作为高技术产业升级评价对象更具有代表性。

       各省市的指标数据来源为《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2006～2012》，《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2012》，《中国环境统计年鉴2012》以及《中国能源统计年鉴2012》等。同时，为了消除各个指标在量纲及量纲单位方面的不同，在对制造业升级能力做定量计算之前，运用公式(4)将各控制变量的原始数据转化到[0～1]之间，进行标准化处理。

      

       从而得出12个省市高技术产业升级能力评价指标的标准值见表2、表3。

      

      

       四、区域高技术产业升级能力实证分析

       (一)十二省市高技术产业升级能力计算过程及结果

       依据突变级数法的基本原理和突变模型，对选定的12个省市的高技术产业升级能力进行定量评价。以广东省为例，其高技术产业升级评价过程和结果见表4。

      

       依照上述同样的计算步骤与方法，能分别得出其他省市的8个二级指标(

)以及3个一级指标(

)的评价结果，在此基础上向上归一计算得出12个省市高技术产业升级能力的最终评价结果及排名，具体见表5。

      

      

       (二)区域高技术产业升级水平综合分析

       根据选定12个省市高技术产业升级能力的得分情况，对其进行划分归类，具体归类结果如表6所示。透过表5、表6可知，12个省市各层级指标得分值及相应排序与整体的产业升级能力评价结果并非完全一致，而且个别指标相差较大。下面按区域对12个省市高技术产业升级能力评价结果进行综合分析。

       第一梯队内4个省份的产业升级能力得分均高于0.94，排在12个省市的前4名。除个别省份少数二级指标排名略微靠后外，其他升级产出、升级投入和升级环境支撑二级指标均排名前6位，表明这4个省的高技术产业发展较为均衡，产业升级能力强；第二梯队内4个省市的产业升级能力得分在0.90～0.94之间，且多数地区的二级指标排名居中，有一定的升级能力但缺乏竞争优势；第三梯队内4个省市的产业升级能力得分均小于0.90，与前两个梯队相比，第三梯队所属省市的产业升级能力不足，存在很大的提升空间。

       1.东南沿海五省市产业升级能力综合分析

       在五省市中，广东高技术产业升级能力排名第1，江苏、浙江两省分别位列第2和第3。从产业升级能力得分看，广东最高为0.964分，而江苏、浙江两省与其分别相差0.013和0.017分，差距很小；山东、上海两省市的排名则相对靠后，分别为第4和第7位，与广东的差距相对明显，而且上海市被划分至第二梯队，其高技术产业升级能力相对较弱。

       作为中国沿海经济大省，广东省长期以来在高技术产业规模和综合实力方面处于国内领先地位，而且较高的市场开放水平和活跃的资本市场也极大地促进了广东高技术产业发展与升级。就一级指标而言，其升级产出能力、升级投入能力、升级环境支撑能力分别排第1、第4和第3名，正是由于广东的新产品产值和知识产权获取等创新产出规模较大，因而其整体升级产出能力较为靠前；由于经济发展水平高和外商投资力度大，上海市具有极佳的高技术产业升级环境，然而上海市的升级产出和升级投入水平一般，整体升级投入—产出效率较低，在东南沿海五省市中缺乏竞争优势；近年来，山东省依托其内资高技术企业的快速发展，配合积极有效的产业扶持政策，取得了显著的升级效果。其升级产出、升级投入和升级环境支撑指标分别排第3、第3和第6位，整体升级能力排第4位，被划分至第一梯队。在二级指标中，山东省产业资源转化能力指标排第2位，表明其高技术产业拥有较好的产出效率与经济效益水平，并且在产业资源投入方面具有一定优势，因此仍有不小的提升空间；与山东相比，浙江处于长三角经济圈之内，因此在外商投资、人才及科技资源集聚等方面略有优势。浙江省升级产出能力、升级投入能力分别排名第4与第5位，属于中投入—中产出升级绩效水平，因而高技术产业持续发展与升级能力较强。其升级环境支撑指标排名第2，具有明显的竞争优势，能够为其高技术产业升级起到较好的支撑作用；江苏省产业升级能力仅次于广东，排名第2，其3个一级指标分别排第2、第2和第4位，竞争优势显著。综合来看，江苏省有着较大规模的产业创新资源投入，但整体创新效率并不高，需进一步缩小与广东省的创新产出差距；江苏省可通过平台搭建、政策促进以及产业联动等途径进一步优化区域高技术产业升级环境。

       2.北京、天津、福建产业升级能力综合分析

       作为全国的经济和文化中心，北京市总体经济水平处于国内前列且区位优势显著，加上高技术产业配套政策完善，以及强大的科技资源和人才资源优势，其产业升级环境支撑能力排第1位，领先于东南沿海五省市。然而，其升级产出能力与升级投入能力均排名第6位，处于居中位置，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北京市高技术产业的整体升级水平。更进一步分析，北京市的产业成长与集聚能力、产业资源转化能力两项二级指标分别排第7和第8位，相对靠后，从而影响了其升级产出效果。在升级投入方面，北京市应重点通过合理配置科技资源以提升使用效率，并扩大创新产出水平。在东部地区的3个直辖市中，天津市产业升级能力得分最低，排第9位，被划分至第三梯队。其升级产出能力、升级投入能力和升级环境支撑能力分别排第12、第8和第7位，属于“中投入—低产出”升级类型，升级绩效水平低，并且产业升级环境一般，因而整体竞争力较弱。一级指标中，天津市的产业成长与集聚能力排第10位，体现出其高技术产业发展相对缓慢，且未形成较强的规模优势，应进一步提高产业集中度；科技创新与产出能力排第11位，落后于产业整体发展步伐，是导致其升级产出能力滞后的关键原因。

       在第二梯队中，福建省的产业升级能力得分为0.909，排最后一位。整体来看，其3个一级指标发展相对均衡，升级产出和升级环境支撑指标排第8位，升级投入指标排第9位，均处于中下游位置，提升空间很大。福建省高技术产业成长性较好，但创新产出能力与资源转化能力均不高，制约了整体升级产出水平；从升级投入指标看，其技术获取及改造投入指标排第5位，较为靠前，但研发资金及人员投入指标排第11位，相对落后。由此可知，福建省高技术产业在技术引进和对原有技术改造方面的投入力度较大，但在自主研发方面的投入不足，这是造成其高技术产业科技创新与产出能力不高的主要原因。

       3.河南、湖北产业升级能力综合分析

       位于中部地区的河南省，其制造业中高技术产业所占份额较低，整体发展水平一般。河南省升级产出能力和升级投入能力分别排第7和第12位，由此可见产出水平居中，而投入水平明显滞后，虽然暂时拥有较高的升级绩效水平，但由于产业资源投入不足使得高技术产业缺乏持续的升级动力。其升级环境支撑能力指标排第11位，在12省市中比较靠后，较差的升级环境使得高技术产业发展与升级缺乏强有力的支撑。因此，河南省应提高自身在研发人员、研发资金和技术引进等方面的支出，并不断完善高技术产业在环境治理、能源结构和人才供给等方面的支撑环境。

       同处于中部地区的湖北省，其高技术产业整体发展水平和升级效果要明显好于河南省。从一级指标排名看，其升级产出能力、升级投入能力和升级环境支撑能力分别排第5、第1和第9位，表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从而使得地区总体升级水平进入第二梯队，领先于其他中部省份。其科技创新与产出能力排第3位，逐渐形成地区高技术产业发展的核心竞争优势。近年来，湖北已成为全国光伏产业的制造加工中心，形成很好的产业集聚效应；其升级投入指标排名居首位，竞争优势非常明显，今后应考虑如何进一步提升产业资源利用及产出效率。此外，从政府政策扶持、资金投入以及高科技人才培养等方面提升湖北省高技术产业升级环境支撑能力。

       4.重庆、四川产业升级能力综合分析

       重庆和四川是西南地区的两个重要省份，但与中东部地区省份相比，其高技术产业升级能力明显滞后，被归为第三梯队。重庆市的三个一级指标均排名第10位，产业升级整体能力排第11位，比较靠后，仅领先于四川，但提升空间很大；四川省的三个一级指标排名处于末端位置，在升级产出、升级投入和升级支撑环境等方面均处于较低水平，其产业升级能力排最后1位，面临很大的产业升级压力，亟待提升。从高技术产业投入及产出角度分析，一方面重庆、四川两省市的研发资金及人员投入不足，加上企业科研机构数量不多，导致产业科技创新产出水平低下，而技术获取与改造投入有限也制约了产业技术升级；另一方面，两省市高技术产业发展基础相对薄弱，加上产业升级投入不足和升级环境较差，导致该地区高技术产业发展速度相对缓慢，且经济效益水平不高。因此，重庆、四川两省市应加强产业升级投入水平，重点加大研发资金和人才投入力度，并强化政府部门对于产业发展的支持与带动作用，促进地区高技术产业发展与升级。

       五、区域高技术产业升级策略

       (一)加大创新型人才投入力度，强化企业自主研发能力建设

       作为技术与知识密集型的高技术产业，人才是其竞争制胜的关键。整体来看，东南五省市是我国的教育大省，但由于创新型领军人才、尖端技术人才较为缺乏，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该地区产业创新升级能力的提升。因此，加快建立创新型人才队伍是提升其高技术产业原始创新能力的重要保证。相比之下，河南、四川等中西部省份人才的整体投入水平不高，且研发人员所占比例较低，使得地区高技术产业升级缺乏智力支撑，因此要进一步完善科技人才发展的软环境。一方面，要优化科技人才资源的配置，积极引进国内外高新技术领军人才，构建有利于人才集聚的“基础平台”；另一方面，应加大教育投入与体制改革，建立起符合区域高技术产业发展需要的新的人才培养体制，以全面促进劳动力整体素质的不断提高。

       强化高技术企业自主研发能力建设。高技术产业是典型的技术密集型产业，而自主研发能力是高技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12]。从上文区域产业升级能力综合分析可知，天津、福建等省市的科技创新与产出能力较低，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整体升级产出水平，而导致该两省市创新产出水平较低的根源是其自主研发能力不强。因此，对于天津、福建等经济相对发达省份，应积极瞄准世界高新技术发展前沿，更多地引进研发型外资企业落户本地区，通过吸收外资获得技术溢出。就面临“中部崛起”战略契机的中部省份而言，应不断调整企业技术研发与引进消化吸收、技改经费投入结构，鼓励引进高新技术后的消化吸收与创新，以逐步摆脱对国外重大技术、设备引进的依赖。通过在相关领域集聚攻关、关键技术和高端装备制造业等方面寻求重大技术突破来提升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真正实现由引进创新为主向自主创新为主的战略转变。

       (二)建立多渠道、多元化的产业投融资体系

       高技术产业发展具有“高投入—高产出”的鲜明特征，而产业的高速成长与升级更需要大量的资源投入与积累，因此建立多渠道、多元化的产业投融资体系，为高技术产业发展与升级提供充足的资金保障，是影响区域高技术产业升级效果好坏的关键。文章认为可从三个方面做起：

       其一，扩大高技术产业尤其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引导资金覆盖面，加强对中小型、成长型企业的扶持力度。同时，改革现行的科技经费管理体制，整合各类专项资金，建立高技术产业融资的评估和选择制度，完善融资的导入机制。确保各项融资流向有发展潜质的高技术企业，提高企业融资能力和发展效率；其二，金融机构要加大对高技术产业的扶持力度，积极为高技术企业提高该类企业所需要的各类金融服务。使企业在技术创新活动中进入“科技经费投入大—技术创新能力强—成果产业化好—企业利润高—科技经费投入增加—技术创新能力增强”良性循环；其三，不断探索加强对科技型中小企业的金融支持，逐步优化我国的金融政策，拓展银行等金融机构为企业技术创新提供服务的方式和途径，以适应科技、金融、产业相互融合发展的趋势。由此，构建起区域高技术产业发展的多渠道、多元化投融资体系。

       (三)提升产业关联度，构筑优势突出的产业链经济

       提升产业关联度，构筑具有竞争优势明显的产业链经济，这对于我国各地区发挥自身优势、促进高技术产业的产业升级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可选择的途径主要有两个方面：其一，加快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型国企集团。近年来，在培育大型企业方面，广东、山东、上海一批大国企纷纷进入中国500强乃至世界500强大国企，经济欠发达的安徽省在推动国企上市方面也取得了较好的成绩[13]。因此，其他省市也亟待加快组建、培育具有核心竞争力、有市场和有品牌的大型国企集团，并通过实施大项目带动发展战略，以扭转区域高技术产业中国企市场份额偏弱的现况；其二，做大做强高技术产业链。通过多途径按高技术产业的价值链来构建企业集聚网络，形成企业与企业之间，企业与高等院校、科研机构，以及企业与其他有关机构之间的长期合作的集群关系。大力支持有条件的高技术企业对高端环节加大其研发投入，加快区域高技术产业以及高端制造业的转型升级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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