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现代中篇小说断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与关内中篇小说发展的历史不同，东北现代中篇小说几乎丧失了其自身的近代承续性，而表现出发展中的跳跃性。作为东北作家群雏形的“北满作家群”，在东北沦陷之初的文坛“饥馑”与“死灭”时期，显示了突出的中篇小说创作实绩。抗战胜利后四年间，作家构成发生突变和文坛形成不同的创作模式，使中篇小说表现出反映“新的社会”与“新的人物”、追思恶梦与拷问灵魂的内容特征。
一、承续的丧失与行进中的跳跃
任何一个地区艺术文体的生成，都有其独特的过程与背景，如果将关内外现代中篇小说发展历程做一番阶段的历时性比较，我们也许会形成一种更为深刻完整的东北现代中篇小说历史发展观。
关内的现代中篇小说酝酿于戊戌变法时期。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在从事政治与社会改良的同时，又开始了对“新小说”的倡导与实践。此间，文坛对西方小说的介绍，对小说社会价值的强调，与其交相呼应，形成潮流。1902年，以“振国民精神，开国民智识”为己任的《新小说》杂志的创刊，以及随后“小说界革命”口号的提出，亮起了中国小说的世纪之旗和标示了其现代化进程的新起点。
如果说，在中国漫长的古代文学发展长河中，诗词文体始终占据着文坛的正统地位，那么，在中国近代的第一个启蒙主义时期，小说便已堂而皇之地进入了文学之宫的主殿。随着时代的发展，林纾的翻译小说以及同时而现的政治、谴责、言情等各类小说，虽为近代文学的尾声，亦几成雄势，给现代小说以重大的启迪。与此同时，近代中篇小说开始了对西方现代小说艺术的借鉴。林纾等人的译介，为晚清小说的发展，起到了开通道路的作用。而苏曼殊、包天笑、徐枕亚、吴双热等人的创作小说，则在形式结构上进行了某种具有现代意义的探索。
从上述的叙述和分析中我们可以得知，近代中篇小说中的启蒙主义思想、反帝反封建主题、白话叙述的语言文体以及通俗、大众、自由化的发展走向，为五四时期中篇小说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从另一角度说，近代文学在其自身发展的过程中，影响和培养了一批现代中篇小说的先驱者，现代中篇小说的开创者鲁迅，便是在近代文学与文化的熏染中卓然而立的第一代现代中篇小说大家。
现在，让我们收缩视野，把批评的镜头聚焦在犹如一只翘首报晓的金鸡的中国版面的鸡头。在这片黑土地上，近代的东北文学，虽然呈有鲜明的反帝反封建特征，形式也繁复多姿，但在体裁上却是以诗词、子弟书等为主，小说作品极为罕见。如若再向前探寻，小说在东北地区的产生与发展是极晚的，清以前，尚无真正意义上的小说和小说家。至清以后，刘廷玑的《在园杂志》表达了比较完整的小说观，是东北小说理论的滥觞。而佟世恩的《耳书》，可视为东北小说的开山之作，这部短篇小说集被《四库全书总目》记载为“皆记其所闻见荒怪之事，分人、物、神、异四部”，对东北人民的现实生活有较真切的反映。此外，很多学者将《红楼梦》列归东北文学之中，由此，便使东北小说历史陡然有了最为辉煌的一页。
通过上述历史的论列，我们可以真切地感受到，关内中篇小说发展的历史，在近代与现代之间，鲜明地呈现出一种顺乎情理的连接性和必然性。而在东北这一区域内，前瞻五四前的中篇小说园地，却是一片极其荒凉、苍茫的地带。这种历史发展态势，决定了东北现代中篇小说几乎丧失了其自身的近代承续性。在这巨大的小说发展的断层面前，东北现代中篇小说的兴起与繁荣之艰难，是可想而知的。从下面的分析中我们又可以得知，五四时期的东北中篇小说，是吸吮关内新文学的乳汁而成长起来的，它又与民族文学融为一体，鲜明地和较多地体现出古典小说的审美特征和叙述方式。因此又可以认定，东北小说在从古典走向现代的进程中，表现出了极大的跳跃性。
1921年12月至1922年2月，鲁迅以巴人的笔名， 在《晨报》副刊以连载的形式发表了中篇小说《阿Q正传》。由此， 酝酿了数千年之久的中国中篇小说的历史形成期得以结束，其现代的文体得以确立。
随着创作界中篇小说文体的自觉生成，继《阿Q正传》之后， 现代中篇小说又有了相当的发展，尽管这种发展的形态呈时起时伏之状。与鲁迅有同乡之仪的许钦文，是此时惹人瞩目的中篇小说作家。他此时创作了《西湖之月》（1927年）、《赵先生底烦恼》（1926年）、《鼻涕阿二》（1927年）等，既有对封建制度下妇女悲剧命运的展示，又有对大革命失败后青年知识分子心态变异的描画，还有对神秘爱情主义的探寻与解读。尤其是后者，鲜明地带有鲁迅《阿Q正传》的印迹， 对封建家族中女性地位的必然逻辑发展的过程，做了深刻的揭示，具有震撼心灵的悲剧力量。与其相同的是，王任叔的中篇《阿贵流浪记》亦明显地透露出鲁迅《阿Q正传》的影响， 鲁迅在现代中篇小说始创期的地位及深远影响，可见一斑。此外，郭沫若的《落叶》、倪贻德的《残夜》、王以仁的《孤雁》、蒋光慈的《少年飘泊者》等等，以不同的内容和风格，表现着五四时期的时代色彩，成为此时中篇小说的代表性作品。中篇小说在经过了20年代初的始创期之后，于1925年后形成了虽逊于短篇但却胜于长篇的一个具有相当规模的发展高潮，这确是有目共睹的史实。
二、“饥馑”与“死灭”中的前行
20年代的东北，尽管为数不多的作家创作了有限的几部中篇小说，但是这种文体的整体走向却是前进的、发展的，而且显示了强劲的势头。
然而，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为日本侵略者的殖民地，白山黑水遭受着异族的凌侮与蹂躏，民众沉浸在巨大的民族悲痛之中。与此同时，凶残的日伪法西斯统治，使新文学作家的创作权力遭到了剥夺，包括小说在内的东北新文学，在其发展的历程中，刹时间出现了断层，文坛一片凋零。当时的评论家王秋萤（谷实）说：“九月十八日事变后，东北文坛已经完全随着政局而瓦解了”，进入了“死灭”时期〔1〕。山丁也称此时为“文坛的大饥馑期”〔2〕。日伪当局严厉加强其文化统治，一方面，颁布《出版法》，对凡危及“满洲国”“存在的基础”的出版物，一律严禁；另一方面，通令禁止关内报刊输入东北，大肆焚毁中文书刊，向东北大量输入日本书刊，企图切断关内新文化涌入的各种渠道，代之以殖民文化的灌输，以构筑为其殖民统治和侵略战争服务的文化体系。无疑，这给发展中的东北新文学以近乎致命的打击。然而，作家们在几乎失去了民族新文化直接滋养的情势下，仍然在不屈的民族之魂的支撑下，开始了艰难的新文学复苏工作。他们的从较大范围的文学结社活动入手，进而发展到以报纸副刊为阵地的新文学创作活动，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就中篇小说创作而言，以《大同报·夜哨》和《国际协报·文艺》为阵地而形成的“北满作家群”，在这个时期显示了突出的成绩。我们可以称这种创作景况为“饥馑”与“死灭”中无畏的前行。
三郎（萧军）此时创作的《涓涓》和《慰灵祭》，是沦陷时期最早的中篇小说之一。不须讳言，在东北现代中篇小说发展的第一个十年中，就创作题材而言，作家们还未发现农民，几部有影响的作品，都是以青年知识分子为描写对象。这表明，东北现代小说家在对“人的发现”这一创作命题上，与关内小说家相比尚有欠缺和差距。鲁迅的《阿Q 正传》，其对新文学的贡献首先是对封建制度下挣扎的农民的发现。相比之下，东北作家对农民的无视，留下了东北现代中篇小说创作中的重大遗憾。尽管30年代初期一些东北新文学作家已经“深刻的注意了社会农村”，同时“也在努力自己的新生”〔3〕， 但是《涓涓》仍属于“恋着过去”的作品。此作创作于1933年，作者自述道：“每天在哈尔滨一张报纸的副页上登一点，唯一的目的就是每月拿一点钱。……所以写这稿时也很草率，常常是编者先生在那里等待发排了，才回来写。有时现从H的口中听取一段故事，再加上一点自己的意思，这样就成了。 ”后来，在编辑的催促下匆匆结稿，作者十分无奈地说：“《涓涓》就这样结束了罢。”尽管作品以后又在青岛一家报纸重载，且作者又有将其“补足”和“续写”之念，但后来印成单行本时还是“秃着尾巴和读者们相见了”〔4〕。
《涓涓》通过对哈尔滨一中学生群体生活及与其相联系的社会各阶层人物的描绘，揭露了那个时代的封建教育、知识女性对它的反抗以及有产阶级的罪恶，从而揭示了20年代北国社会的现实及其本质特征。
喝辽西大凌河水长大的作者萧军，自幼与荒山坚石为伴，在城市读过高小后，便入了军营和讲武堂，中学生活似乎与他绝缘，那么，他何以能写出这类题材的作品呢？萧军说：此篇系“从H 口中所取一段故事，再加上自己的一点意思”而创作的。“H”是指萧红， 作品中的章莹妮，闪动着现实中的萧红的身影。然而，萧军又说：“这本书没有我自己在里面，透过这书，却纵横地有我自己生活的脚迹在那里真切地存在着。”〔5〕此言确中矢的。在萧红口述的故事中， 经萧军的记述和点染，充满着萧军对生活的思考，扬厉着他对社会的分析和批判，具有一种直白、明快、激昂的风格和写实特征。他的另一部中篇《慰灵祭》，在《跋涉》扉页上登出出版预告，并标明“写作中”，可认定为其早期的未完之作。
此时被评论界作为中篇小说列论的尚有彭勃（罗烽）的《星散之群》（1934年）、弋白（白朗）的《四年间》（1934年）等。
白朗的《四年间》是继萧军《涓涓》之后的又一部以女性为描写对象的中篇小说，所不同的是它完全出自一位女性作家的手笔，因而在格调上表现出鲜明的特色。
白朗是被当时的评论家称为“写作上最勤快”〔6〕的作家， 有着明确的创作理论，她说：“文学不能规定目的的，因为有目的文学，常是失却了文学的价值，但文学者它不能只是埋首在书斋里构思、设想，起码更应当推开窗户，睁开它的睡眼，和现实亲切一下，那么可以明了人类在广大的宇宙间怎样的生存着，更可以听见弱者们低吟是怎样在垃圾堆上和阴沟打滚呢？”〔7 〕《四年间》正是这种创作理论指导下的产物，是对年轻知识女性感情和生活历程的真实写照。它从矢野和黛珈的结婚起笔，描述了女主人公专一的情感、清纯的性格、读书的理想及其破灭，以及生育三胎而女婴依次夭折、到小学任教受到势力小人和担任校长的军阀姨太太的排挤的种种遭遇。在这些描述中，作品真切展示了社会的腐朽和世态炎凉，时代女性对世俗家庭观念的大胆反叛，及其对自立、解放和自我价值的实现的追求。小说创造性地糅入了作家的自我经历，通过主人公面对社会实状而发出的痛苦吟哦，再现了一个婉柔、清畅、温绵而怆楚的女性情感世界，具有浓郁的抒情意味，只是在对社会内涵的挖掘上，还欠深刻。
就在白朗精心构筑着自己的中篇小说世界的同时，她的丈夫罗烽也在相同的领域构筑着文学的光环。所不同的是，年轻的罗烽此时是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员活跃在北国社会与文坛上，这就使得他的作品融入了鲜明的阶级意识。罗烽的《星散之群》1934年在哈尔滨《国际协报·文艺》第13—19期连载，后由于作者被日本领事馆逮捕，该报“文艺”周刊第20期只得登出“小说暂停”的启事，因此，其至今仍是一篇未完之作。而且，此作在当时发表时，又受到“侵略者无情的摧残”，“有时整段整段地被检扣，被删掉，甚至被检查者龌龊的笔随意地涂改，它早已是残肢断臂，到处呈露着不能愈合的伤口”〔8〕。
从已发表的《星散之群》四部分看，作品真实地记录了制鞋工人的苦难生活，塑造了驼背老潘、林树金等“极坚实地现实的人物”〔9 〕。小说以林树金不情愿地表示要做个“安分守己的好人”而告“暂停”。这显然并非作者创设的小说最后的结局，它不符合作者前设的情节和人物的逻辑发展。但它却使我们感受到作品的未刊部分包容着更为广阔深刻的社会内涵，当时的山丁显然意识到了这一点，他说：“《星散之群》这篇小说的企图是很大的。”〔10〕尽管这种“企图”未能诉诸读者，但从刊出的文字中所流露出的强烈的阶级对立情绪和对资产阶级及社会制度的反抗意识，以及作品沉重的格调和作者凝练的笔触，给人们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山丁认为：作者“以诗情描写地下室的群像”，使作品具有“重而有力”的风格。这一评论是非常中肯的。如果单从题材角度而论，描写工人群像的《星散之群》，便具有了新的文学史意义，它无疑是东北沦陷时期最早的一部工人题材的中篇小说。
在《四年间》、《星散之群》发表之前，已有小说《路》于1933年9月10日起在《大同报·夜哨》上连载13期。此作虽仅有1.2万字，但当时的小说评论者多称其为“中篇小说”， 当代一些评论者亦沿其说〔11〕。如果此说成立，那么，我以为， 它是东北沦陷区小说园地一枝极为独特的花。小说的作者李文光（星是其笔名），1911年出生于辽宁台安。“九·一八”事变后，正在中学读书的他，一怒之下退学南归，在家乡参加了抗日军队。也许正是因为有着这样一段武装反满抗日的战斗经历，使他有条件创作出这部反映抗联游击队斗争生活的小说。
小说生动地描述了“我”在追寻抗日队伍“茂山柳子”的路途中的种种经历。当与其同行的十余个农民由于动摇、退缩而返程回归时，“我”的这样一番话，激起了“他”与“我”携手共生死投奔抗日武装的决心：“所以必须向这唯一的道路走去，不然摧残、饥饿与灭亡是永远脱不开的，我们，以至我们的子孙，永远地要被践踏着，因此，我们必须执拗地挣扎，我们不成功，我们的儿子、孙子，无穷的挣扎，犹如饥寒之永远不肯放我们一样，我们要以永远的战争，来永远的向之肉搏，这样来开辟我们血的出路。”“我”为又有了一位志同道合的农民朋友而欢欣，作者充满激情地通过景物的描绘来抒发“我”的情感：“健强的朝晖，展露着闪烁的微笑，在东方的天际，苍翠的树，碧绿的草，歌啭的鸟群，荷锄下地的农夫，所有一切都在欣欣然充溢着生命的朝气。”“晶莹的露珠，尚未碎掉夜来光华的梦幻，缕缕的炊烟，却已在这里那里做着上天的游戏。”“空气是这样的清新，原野是这样的安静！而路的带子，在这里蜿蜒地拖长着，永不倦怠地、永不急躁地悠悠然开展着。”此时，尽管有敌机的盘旋和抛撒传单形式的恐怖宣传，“我”等依然前行。随后而现的是一幅充满“热与力”的图景：他们汇入到抗日武装的洪流中，高唱《国际歌》，在“战地”，在“散步线的火线”，在“杀伐的季节”，又踏上了那唯一可行之路前进。小说格调高昂，充满着富有沉雄、壮伟色彩的诗意。尽管，其对象的描写比较隐晦，叙述也带有一定的跳跃性和空间模糊性，但它仍不被当局所容，其刊载媒体被强令停刊。然而，作品毕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山丁当时便认为：“题材的清新，描写的紧练，以及主题的发挥，皆臻上乘。”〔12〕它在沦陷区文学史上，留下了独具光彩的一页。
三、在回思中拥抱时代
1945年抗战胜利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是东北社会发生重大历史转折的时期。在此短短四年间，曾经沦为殖民地的东北，其地域一时又形成国共分割局面。但是，这种一定时间内的区间隔断、军事对峙状态，丝毫未能阻止东北文坛瞬间的巨变，如若追究这种变化的原因，我以为至少有二。
其一是创作队伍的构成发生了变化。大批作家从陕甘宁和延安的黄土地，来到东北的西、北部解放区，他们中包括陕、延地区的本土作家，来自上海、北平等地的左翼作家，以及从苏区和其他根据地来的作家和文学青年。这其中，又包含了30年代从东北出走的萧军、罗烽、舒群、白朗、马加、雷加等人。他们共同组成了东北文坛上一支极为庞大的创作群体，形成了蔚为壮观的创作态势。而此时留居本土的原沦陷区作家，随着殖民制度下各种报刊、出版社的解体，执笔为文者已不占多数。
其二是形成了不同的创作模式。一种是异乡作家深入东北本土生活，在创作实践中形成的呈现多种文化相融与互补的壮阔艺术境界的创作模式。另一种则是投身到新生活热流中的本土作家对其恶梦般的沦陷区生活的无束缚的反思型创作模式。
这种决定东北文坛变化的原因，规定了本时期东北小说乃至文学的基本源头。首先是延安解放区文学的源头。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开辟了文学的工农兵方向。在它的指引下，东北区域内的作家们执着地以小说作为一种战斗的武器，在创作中自觉地将其与政治结合，与时代拥抱。其次是五四现代小说的源头。作家们继承了鲁迅开创的以小说参与社会历史发展的传统，在作品中整体地展示着黑土地儿女的魂魄、北国社会的风云和民族历史的脚步。再次是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源头。“苏联文学是世界文学史上第一个写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文学”〔13〕，在延安解放区最先获得了大面积的借鉴和模仿。受其滋养的来到东北的解放区作家，本能地将其化入自身的创作实践中，这是本时期东北小说创作的昭著事实。
此时从解放区来到东北的作家，理性高扬，在创作实践中凸现出一种高度的政治使命感和责任感。他们以明朗的心态、热烈的创作激情展现着朝气蓬勃、充满生机的时代图景，反映“新的社会”与“新的人物”，使作品呈现出亮丽的色彩。出生于广东博罗的那沙，此时从山东解放区来到东北，先后任安东军区政治部宣传科副科长、东北军区政治部文艺科科长兼文工团团长，创作了“描写解放区军民亲密团结、英勇抗日”〔14〕的中篇小说《骨肉亲》，1949年7月由东北新华书店出版。 出生于福建晋江的白刃，亦来自山东解放区，到东北后先后任安东广播电台台长、西满军区宣传科科长兼《反攻报》主编，又以新华社记者身分参加辽沈战役。此时，他创作的中篇小说《三秃的冤仇》（1948年5 月由佳木斯东北书店出版），给人留下了较深印象。在山西原平度过了自己童年时代的西虹，抗战胜利后来到东北，先后任东北民主联军总政治部宣传部和第四野战军政治部宣传部随军记者，此间又于1948年参加东北文联。这位当时东北文坛十分活跃的作家，创作了反映解放战争时期部队战斗生活的中篇小说《在零下四十度》，作为文学战线创作丛书之一，1948年11月由佳木斯东北书店出版，是一部知名度较高的作品。广西抉绥人陆地，1945年从延安奔赴东北，任《东北日报》编辑组长、副刊部主任等职务，以其创作的中篇小说《生死斗争》（文学战线创作丛书之一，长春东北书店1949年4月出版）等而成为一位有影响的作家。 此外，还有戴夫的《不可征服的人们》（佳木斯东北书店1947年出版）等中篇小说问世。与此同时，又有其他地区作家的中篇小说在东北再版或出版，如洪荒的《最后的渣滓》（东北书店1949年版）、陈登科的《杜大嫂》（东北书店辽东分店1949年8月版）、 杨朔的《红石山》（东北新华书店辽东分店1949年9月版）等等。一时间， 显现出中篇小说创作与出版的活跃态势。而在这一小说创作的热潮中，能够鲜明地表现出东北解放区中篇小说总体格调和特征的作品是李尔重的《第七班》和草明的《原动力》（拙文《东北现代中篇小说史论》已有详述，此不赘）。
14年亡国的生活，对于东北民众来说，无疑是场充满血与泪的现实的恶梦。刚刚走出恶梦的人们，仍然无不对侵略者的残暴“悚然而惊，勃然变色”〔15〕。也许，这导致了他们对刚刚逝去的历史的不堪回首。然而，此时一些经受过亡国之苦的本土作家，却坚强地直面这场民族的千古灾痛，在中篇小说创作中，“以巨大憎恨温习一下沦亡十四年的血腥历史”，其目的，正如李无双（李克异）在其中篇小说《狱中记》前言中所说：“让我们不忘昨天的痛、侮辱和伤害，时时刻刻纪念它，它才能成为有价值和有意义的，转化为建设我们今日和明日的幸福生活的无穷的‘力’。”〔16〕
《狱中记》为我们展示的是侵略者筑设的监狱中的恐怖世界。作品叙述了主人公在日伪监狱中所遭受的种种酷刑，控诉了侵略者的凶残，揭露了他们惨无人道的兽行：“我”在经受了日伪用以摧残知识分子的“长期使用橡皮棍打击头部”的酷刑后，又遭到了“灌凉水”的折磨：“由口鼻吸进已没有空气，只是水，水。湿布紧贴在鼻孔上，发出吱吱的声响，当我费尽力气呼出一口气时，必需吸进三倍的凉水。当我觉到四肢似乎已经瓦解，黑暗越发增加压力时，我就沉没在一种无边的黑暗中，几分钟内我已不存在……我苏醒过来时，骑在我身上的尾崎，用力压榨我的膨胀的腹部，水由口鼻混着血涌出来……”而且，“这样的深夜，一直继续了一个礼拜。”如此酷刑，在当时的东北实在是常见，作者写道：“那时谁敢说‘灌凉水’不在明天，不在一小时之后等候他呢！‘灌凉水’是沦陷人民的常识。‘灌凉水’是沦陷人民的宿命。”〔17〕在这同时，读者依作品中“我”的视线又看到：“怀孕很久了的妇人”将使民族的新生命“在日寇的监牢里落草”；刚刚进入警察局两个月的特务，因不忍女学生被“脱光衣灌凉水”而“替她盖上下身”，便被毒打后投入狱中；被“吊在墙隅里，全身赤裸，鲜血模糊”的八路军战士，仍不断地遭到宪兵的拷打，“时而用整桶的凉水浇，时而用烧红的铁烙烫”。然而，在这血肉飞溅的地狱中，我们所感视到的是志士们“一切苦是我的血液。一切反抗，是我人细胞”的信念；在垂危中仍如石像、“圆睁双目射出内心闪闪如烈火似的光辉”的形象。我们从中分明触觉到了中华民族不屈外侮的精魂。
作者智慧地采用第一人称叙述故事，而且始终把“我”作为作品中的一个具体人物，并联系起同一环境中的其他人物，塑造出在敌伪监狱中遭受非人折磨的群体的形象，使作品具有了纪实性特征，缩小了与读者的距离感，令文本的接受力度陡然增大。同时，作者在严格的时间机制下叙述情节、变换空间或环境的过程中，又将情感的功能模式和充满诗意的幻觉融入其中，伴之以热辣而深沉的叙述语言，使作品显示出极强的艺术感染力。
同样是对沦陷区社会历史的回思，田琳的《血族》表现出与《狱中记》不同的特征。作品表现的是沦陷区内一个普通知识分子家庭的生活，由于妹妹患病住院，父亲也病魔缠身，嫂嫂又即将临产，哥哥只好“每天给人当马”似地工作。在仍无法养家餬口的情状下，只得赊购鸡、猪来养，以解无米之炊。然而，鸡或在水缸中被淹溺，或被黄皮子捉去吸血，或病夭，或被砖压死。在生活的重压下，哥哥的性格和心态被扭曲，狂暴而几乎丧失理智，在血族间上演着一出有悖于人伦道德的悲剧。作品的格调是沉缓的，令人有强烈的压抑感。作者选取沦陷区社会中的普通家庭作为描写对象，表现同一血缘家庭中人际关系的裂变，以此来观照那个时代的各阶层人们的万分艰难困苦的生活，确是匠心独具。
如果说，《狱中记》和《血族》，重在揭露沦陷区社会苦难、黑暗而残忍的一隅，那么，《夏红秋》则旨在对沦陷区青年的灵魂进行拷问。这是一部以心理描写与分析见长的作品。它以辽南某文工团团员为模特儿，采用第一人称叙述视角，真实地展示了具有正统观念的女学生夏红秋从“满洲国”的“最标准的‘小国民’”到“国军”的虔诚拥护者、最终转变为坚强的革命女战士的内心图景。作者较大程度上是以人物的内在意识为展开情节的线索，但是这种心灵的描摹与内心的独语，又往往紧紧连接着对外在世界的描绘，将对时代的思考与对人物灵魂的展示结合在一起。作品是以抗日战争时期及其向解放战争时期转折为背景，在矛盾冲突和时空转换中流动地描绘主人公的心路历程，尤其是在作品的后半部，在纵向地进行心灵展示的同时，更注重了横向的心灵搏斗的揭示，不断地对正统观念发出时代的诘问，使作品呈现出鲜明的T 型结构特征。
注释：
〔1〕谷实：《满洲新文学年表》， 载秋萤编《满洲新文学史料》第6页，开明图书公司1944年版。
〔2〕〔3〕〔6〕〔9〕〔10〕〔12〕山丁：《十年来的小说界》，同上书第31、32、37、39、33页。
〔4〕〔5〕萧军：《涓涓·前言》，上海燎原书店1937年版。
〔7〕弋白：《文学的使命》，1934年1月18日《国际协报·文艺》。
〔8〕白朗：《“保重！”》，《月夜到黎明》第17页， 作家出版社1955年版。
〔11〕山丁在《烛心集·序言》（春风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第13页）中便续持此说。
〔13〕范伯群、朱栋霖主编：《1898—1949中外文学比较史》下卷第1170页，江苏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
〔14〕《中国文学家辞典》现代第2分册，那沙条， 四川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
〔15〕〔16〕〔17 〕李无双：《狱中记·前言》， 载《文化报》1947年增刊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