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理论：从马克思的增长模型到现代西方经济学家的增长模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模型论文,马克思论文,西方经济论文,经济增长论文,学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6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 —2674（2000）08—01—04
我国有些学者认为，西方经济学有增长理论，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没有经济增长理论，因此，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应该向西方经济学学习。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误解。在经济思想史上，正是马克思第一个把静态分析动态化，把短期分析长期化，提出了系统的、科学的经济增长理论，建立了经济增长模型。在经济思想史上，马克思的经济增长理论启发了西方经济学家，他们在落后了大半个世纪之后才认识到必须研究经济增长问题。也是在马克思经济增长理论的启示下，他们才开始懂得如何研究经济增长问题。现在，西方经济学家并不讳言马克思在经济增长理论方面所作的开创性的科学贡献。例如，英国克鲁姆·赫尔姆公司1988年出版的《卡尔·马克思经济学》一书就承认存在“马克思的增长理论”，承认“马克思是一位增长理论家”（注：约翰·坎宁安·伍德编：卡尔·马克思经济学[M].第3卷，伦敦，克鲁姆·赫尔姆公司， 1988年，第172、165页。）。
经济增长问题，长期以来一直是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重大理论课题。在经济思想史上，古典经济学家和马克思所研究的积累问题、人口和就业问题，特别是社会总资本再生产和流通问题，实际上都是经济增长问题，只是当时还没有出现“经济增长”这一术语。在古典经济学家中，对社会总资本再生产和流通问题进行初次研究尝试的是康替龙。经济思想史文献中的《康替龙流通图》，比较集中地反映了他在这个问题上的基本思想（注：罗伯特·伊格利：古典经济理论的结构[M].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1974年，第18页。）。魁奈发展了康替龙思想，提出了著名的《经济表》。熊彼特注意到康替龙和魁奈之间的联系，把他们两人的分析成果联系在一起，称作《康替龙——魁奈经济表》（注：熊彼特：经济分析史[M].第1卷，商务印书馆，1991年，第363页。）。然而，更应强调的是，魁奈的《经济表》是对康替龙的《流通图》的重大发展，是古典经济论著中分析社会总产品再生产和流通问题的最杰出的文献。亚当·斯密研究再生产时，在一些问题上继承了魁奈的科学成就，但对社会总资本再生产和流通的全部过程的论述并不如魁奈。“斯密教条”成了他分析再生产问题的致命障碍。李嘉图也受到斯密教条的束缚，未能提出系统的再生产理论。
马克思在经济思想史上第一次确立了社会总资本再生产和流通的科学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体系是批判地继承法国和英国古典经济学有关理论遗产的成果，也是批判斯密教条的成果。马克思抓住了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的核心问题，即社会总产品一方面在实物形式上如何补偿，另一方面在价值形式上如何补偿的问题。在正确的理论前提下，马克思科学地、全面地研究了社会总产品的实现运动，发现了不仅对资本主义社会而且对社会主义社会都有重大意义的再生产客观规律。马克思扩大再生产图式就是现代西方经济学所说的经济增长模型，马克思的扩大再生产分析法就是现代西方经济学所说的长期动态分析法。马克思独立地拓荒的科学领域，不仅在恩格斯1885年撰写《资本论》第二卷序言时，是“至今几乎还没有人进入的领域”（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24卷，第25页。），而且直到琼·罗宾逊1942年发表《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时，“这一领域现在大部分仍未有人耕耘过”（注：琼·罗宾逊：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M].商务印书馆，1962年，第80页。）。
马克思的增长理论和长期动态分析方法对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研究产生了十分深刻的影响。一方面，一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在马克思扩大再生产图式的基础上建立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增长数学模型，苏联学者菲尔德曼1928年建立的国民收入增长模型（注：菲尔德曼：关于国民收入增长理论[M].[苏]《计划经济》1928年，第11、12期。），是其中的一个典型代表。菲尔德曼的模型是经济思想史上的第一个经济增长数学模型。在菲尔德曼之后，有些西方学者也做过这种尝试。他们各自按照自己对马克思扩大再生产图式的理解，建立了互有差异的马克思经济增长理论的数学模型。另一方面，西方经济学家从马克思那里得到启示，倡导并研究建立他们自己的经济增长模型。
罗宾逊在20世纪40年代初对马克思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作了比较。她发现：第一，马克思“关心长期动态分析”；第二，西方经济学“正统派的学院式分析，对此未有贡献”；第三，“现代学说（凯恩斯经济学）则尚未很好地摆脱短期的桎梏”（注：琼·罗宾逊：《马克思、马歇尔和凯恩斯》，商务印书馆，1963年，第20～21页。）。罗宾逊在这里向凯恩斯主义者提出的任务是：要像马克思“关心长期动态分析”一样，把凯恩斯短期比较静态分析发展成为长期动态分析，即要以凯恩斯的理论为基础建立经济增长模型。罗宾逊提出的任务，是由英国经济学家哈罗德和美国经济学家多马在本世纪40年代分别完成的。这就是人们所熟悉的哈罗德——多马模型。罗宾逊说出了马克思的增长模型和哈罗德——多马增长模型之间的关系：“（马克思的）扩大再生产的图式，为研究（凯恩斯的）储蓄和投资的问题，以及研究资本品的生产和消费品的需求之间的平衡，提供了一种极其简单而又不可缺少的研究方法。它……被哈罗德和多马进一步发展成为长期经济发展理论的基础。”看来，罗宾逊对自己圈子里的同行盲目攻击马克思不无遗憾。她说：“假如马克思曾被当作一位严肃的经济学家来加以研究，……那将节省我们大家许多时间。（注：琼·罗宾逊：《马克思、马歇尔和凯恩斯》，商务印书馆，1963年，第20～21页。）”
关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增长理论和凯恩斯主义经济增长理论之间的关系，多马本人是这样说的：“增长模型……至少可以追溯到马克思。在各经济学派中，我认为马克思主义者最接近于发展一种经济增长的重要理论。”（注：L多马：经济增长理论[M].商务印书馆，1983年， 第20、233页。）。多马还说：“就我来说， 探索一个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增长模型，……并指出它和凯恩斯相应模型的关系，是值得的。”
西方学者承认马克思经济增长理论和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理论之间的联系和关系，决不意味着西方经济学家会在马克思的理论基础上建立他们自己的增长模型。他们可以接受马克思关于社会总产品实物构成原理，并用“资本品”和“消费品”来代替“第一部类”和“第二部类”，但是，他们决不可能接受马克思关于社会总产品价值构成原理。原因是，他们懂得，C，V，M并不是三个抽象的数学符号， 而是内涵着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这同他们的基本理论是对立的。
在西方经济增长理论史上，哈罗德和多马提出了第一个经济增长数学模型。哈罗德—多马模型的主要目的是将凯恩斯的短期比较静态理论推广到经济增长问题上。哈罗德和多马所做的工作就是将凯恩斯的短期分析长期化和动态化。哈罗德——多马模型的基本思想是：经济增长率取决于储蓄率和资本产出比。为了实现经济的持续增长，经济的实际增长率不仅必须等于有保证的增长率，即由资本家集体意愿投资水平所决定的增长率，而且必须等于经济的自然增长率，即为了使经济实现持续充分就业所需的增长率。哈罗德等人认为，三种增长率只在偶然的情况下才会相等。因此，现实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很难实现稳定增长。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经济增长的过程，同时又是经济剧烈波动的过程。按照哈罗德——多马模型，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实现充分就业的均衡增长的可能性很小。而且，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一旦偏离充分就业的均衡增长，不仅不能自行纠正，还会造成更大幅度的偏离。
一些西方经济学家不满意哈罗德等人的上述结论，他们对哈罗德——多马模型做了重要修正。索罗、斯旺等人提出了新古典增长模型。索罗等人认为，哈罗德——多马模型之所以得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不能实现持续稳定增长的结论，是因为这个模型假定资本和劳动不能相互替代，从而资本产出比是一个定量。索罗等人认为，只要假定资本和劳动能相互替代，就能得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可以实现稳定增长的结论。
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家的基本思想是：当经济中不存在技术进步时，经济最终会陷入停滞状态。但是，当存在外生的技术进步时，特别是在外生的技术进步采取哈罗德中性形式时，经济就能沿着一条平衡增长轨道移动。新古典增长模型采用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迎合了当时逐步兴起的新自由主义思潮。正因为如此，这一理论一经提出，便很快取代了不太有利于粉饰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哈罗德——多马模型，成为西方正统经济理论——新古典综合或后凯恩斯主流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在新古典增长模型之后，西方经济增长理论的研究经历了20年左右的停滞期。现在，打破新古典增长模型长期占居正统地位这一局面的是新增长理论。新增长理论的主要思路是肯定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决定作用，同时对技术进步的实现机制作了一定的理论分析。新增长理论家认为，技术进步并不像新古典增长理论家所理解的那样是“天上掉下的馅饼”，而主要是经济当事人从事研究和开发的结果。技术进步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有边干边学、人的素质的提高、新型资本品或消费品的出现、产品质量的提高等。正是由于新增长理论对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决定作用的强调，以及对技术进步实现机制的分析，这一理论现在已经成为“知识经济”这一提法的理论基础。新增长理论家否定了新古典增长理论关于市场机制能够保证经济沿着最优增长轨道变动，政府的经济政策对经济增长不具有长期影响的观点，承认市场机制可能造成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动态低效率，认为适当的政府干预有助于促进经济增长。与新古典经济理论家的市场万能论不同，新增长理论家认识到，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不仅存在静态失灵，而且存在动态失灵。应该说，他们的这一认识是一种进步。不过，尽管新增长理论家多少认识到市场机制存在的缺陷，从而使新增长理论在新古典增长理论的基础上前进了一步，但是由于新增长理论家仍然按照西方经济学的基本原理，采用动态一般均衡方法构建他们的模型，因此这种进步是有限的。新增长理论家虽然承认市场经济中外部性或垄断因素的存在将使分散经济无法沿最优路径增长，但又企图通过政府的力量完全消除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缺陷，使经济最终回到最优增长路径上来。因此，他们的论证只不过是想说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可以利用政府干预实现最优增长。但是，事实上，造成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无法利用生产最大可能性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内在矛盾阻碍了生产潜力的最大释放。资产阶级国家实施政府干预的政策可能使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矛盾和阶级对立得到一定的缓和，却不能从根本上消除阶级矛盾和阶级对立。指望通过政府干预使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挥其全部生产潜力从而使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实现最优增长的想法，只不过是一种不切实际的空想。
我国学者研究西方经济增长理论的重要目的之一，是为了借鉴其中有价值的成分，以推动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进程。但是，我国是一个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中国家。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二者既存在经济制度的本质区别，又存在意识形态的重大差异。因此，在考察西方经济学（其中包括新经济增长理论）时，我们必须采取有分析、有批判的借鉴的态度。
今天，我们研究经济增长理论所面临的主要任务是：第一，如何用简洁的数学模型正确地、准确地、精确地表达马克思用图式表达的经济增长理论；第二，如何用数学模型表达马克思关于经济增长的平衡条件在生产的自发形式中经常遭到破坏。因而不可避免地发生周期性生产过剩经济危机的理论；第三，如何用数学模型表达马克思关于科学技术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的理论；第四，如何将经济增长的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有效地结合起来。在研究这些问题时，以往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和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关于马克思经济增长模型的研究成果，以及西方学者关于以西方经济理论为基础的各种经济增长模型的研究成果，在不同程度上对我们都有借鉴意义。
*收稿日期：2000—0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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