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分析视角中的贸易开放与经济增长——以投资效率为中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增长论文,视角论文,效率论文,制度论文,贸易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75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8102(2007)10-0113-07
一、引言
贸易开放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一直是经济学研究的“宠儿”，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速更加彰显出这一研究的重要性。诚如Rodriguez(2006)所言，90年代的10年是贸易体制改革的10年。发展中国家向外向型贸易体制的转型，①促使着经济学家对贸易开放的影响进行更为细致的经验研究。
中国的外贸扩张和经济增长也催生了大量经验研究。这些研究可以分为3类：(1)直接对国民收入和贸易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检验。如沈程翔(1999)、赵陵等(2001)对中国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export-led growth)的假说进行了因果关系检验，认为出口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是不显著的，或者只在短期存在。包群等(2003)以外贸依存度为指标，通过冲击反应模型检验后提出，贸易开放对全要素生产率存在正的影响，但要素投入的增加才是经济增长的主因。(2)研究贸易开放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如张立光(2004)通过因果检验后提出，贸易开放对资本形成的影响甚微，但对技术投入的促进作用明显。(3)对各地区贸易开放程度及其经济发展差异进行比较研究。兰宜生(2002)、孙俊(2002)的研究显示，贸易开放程度是影响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因素。
整体来看，已有研究存在3个共同点：(1)以内生增长理论为依托，将技术扩散作为贸易影响经济增长的渠道；(2)以外贸依存度作为衡量贸易开放度的指标；(3)在计量检验中主要采取了如下形式的回归模型：
式(1)中，g代表经济增长率，k、l、h分别代表资本、劳动和人力资本的增长率，open即为贸易开放度。
贸易开放是一国参与国际分工规则的改变，从本质上而言，它是一种制度变迁，而且，它是发展中国家经济改革的关键内容(Berg & Krueger,2003)。在传统比较优势理论中，贸易的基础在于各国资本和劳动禀赋的差异，产品跨国流动的背后是要素的流动。内生增长理论拓展了对增长源泉的理解，引入了技术、人力资本等更为根本的要素，使贸易基础的研究上升到了一个新阶段。但是，内生增长理论和贸易理论具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忽略了制度因素。而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对外开放与经济改革是一个共生体，贸易开放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将首先体现在它的制度效应上——通过制度变革而改变了经济主体的行为和绩效。中国既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又是一个转型国家，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解释，必须把握住这二者的结合。
当我们从制度变迁的本质来把握贸易开放后，外贸依存度作为贸易开放度指标的不合理性就更加显现出来了。因为外贸依存度主要由GDP构成和相对经济规模决定，而不是贸易体制。②同时，将贸易开放度作为独立项的线性计量模型也未能说明贸易开放影响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这也是与其理论依托紧密相连的）。
因此，要有效地说明贸易开放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机制，首先必须找到合理的理论解释。该理论解释应融合了制度经济学的分析视角和方法，从而能够将发展中国家的对外贸易与制度变革结合起来，形成“贸易开放——经济主体行为转变——经济绩效提高”这样一个完整分析链条。
二、贸易开放促进经济增长的制度经济学解释
Krueger与Bhagwati是对贸易开放进行制度分析的奠基者，鉴于此，本文将其称为“Krueger-Bhagwati”范式。Krueger(1974)将“寻租”的概念引入到国际贸易研究领域，并利用它对贸易体制影响经济绩效的作用机制进行了概括：(1)贸易管制导致国内市场价格的扭曲，产生大量的租金；(2)为获取潜在的租金，资源被投入到对租金的竞争中；(3)寻租降低了投资的效率，导致一国经济在低于其生产可能性曲线内的区域运行。Krueger引用印度和土耳其的数据对贸易寻租的损失进行了估计，结果显示，印度1964年进口领域的租金达到了当年GNP的5%，土耳其1968年来自进口许可证的租金则达到了GNP的15%。对此，Krueger感慨地说，相对于提高两国的储蓄率而言，减少贸易领域的租金对经济增长更为重要。
Bhagwati(1982)使用定义更广泛的“非生产性寻利行为”(directly unproductive,profit-seeking activities)这一术语将关税和非关税限制的影响统一在了一个分析框架之内。Bhagwati根据事前和事后是否存在经济扭曲构建了一个四象限空间，对竞争贸易许可证、寻求关税保护、走私等现象的福利效应进行了分析。与Krueger一致的是，Bhagwati也认为，这类行为可以为主体带来利益，但它是非生产性的——耗费了资源，却没有带来实际产出。不过，Bhagwati认为非生产性寻利行为的福利效应取决于事前是否存在经济扭曲。如果事前没有经济扭曲，该行为（例如在自由贸易环境下寻求关税保护）必定会导致福利损失；如果事前存在经济扭曲，则有可能使社会福利增加（例如在进口管制条件下走私），但这局限在低于生产可能性曲线的区域内。
图1对“Krueger-Bhagwati”范式的逻辑结构进行了概括。
图1中，AA’表示一国的生产可能性曲线，Exportables表示出口竞争产品，Importables表示进口替代产品。判断贸易体制导向的标准在于国内生产的机会成本与国际市场相对价格的比较：(1)在AA’曲线与无差异曲线U[,1]的切点E，生产某类产品的机会成本等于国际市场上该产品的相对价格。这时，贸易体制总体上是中性的，对进出口给予了较为一致的激励。(2)在E点的右边，生产出口竞争产品的机会成本小于国际市场的相对价格。这是一种以扩大出口为导向的贸易体制。在这种体制下，除直接的出口补贴外，还需要采取汇率低估等措施，在生产能力有限的情形下，更要抑制国内消费，将资源集中于出口竞争品的生产。(3)在E点左边，生产进口替代品的机会成本小于国际市场价格，贸易体制对生产进口替代品是有利的。这一贸易体制通常需要采取汇率高估的措施，使国内价格水平高于国际市场，以将资源集中于进口替代品的生产。同时，为了避免汇率高估刺激进口，还要采取进口限制和外汇管制措施，其结果是国内价格水平的进一步上升。③
在上述3类贸易体制中，中性的贸易体制和出口导向型贸易体制均有利于对外贸易往来的发展，因而可视为开放的贸易体制类型，而进口替代型贸易体制既直接控制了进口，又限制了出口竞争品部门的资源投入，其结果是形成了一种自给自足的发展环境，因而是封闭的贸易体制类型。下面，本文以进口管制为例，说明封闭贸易体制造成的福利损失。
图1 贸易体制的制度分析框架
假设管制使进口替代品的相对价格上升至直线L表示的水平，这将导致：(1)资源被用于获取进口许可证、走私等非生产性寻利活动，以攫取国内与国际市场价格差额所表示的租金，使生产可能性曲线内移至BB’。(2)在生产性部门中，受价格驱使，过多资源被投入到进口替代品的生产，投资效率下降。最终，该国将在BB’与L的切点进行生产，国民总体福利水平下降至U[,3]。
Isham和Kaufmann(1999)为Krueger、Bhagwati的研究提供了经验证据。他们选取61个发展中国家实施的1276项由世界银行与国际金融公司融资的项目作为样本，对投资回报率和政府体制的关系进行了比较研究。结果显示，贸易体制的开放程度与投资回报率存在正相关性。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将贸易开放的增长效应概括为：贸易开放减少了经济扭曲，提高了投资的效率，从而带来了更高的经济增长率。下面，本文将根据这一分析框架对中国的经济增长做一个经验研究。
三、贸易开放度的衡量：Dollar系数法
经验研究的第一步是要找到度量贸易开放度的合适指标。在已经开发的指标中，Dollar(1992)法是符合本文理论基础的最优方法。
Dollar法利用可贸易商品的国内价格对国际价格的偏离程度来度量贸易开放度。Dollar认为，无论采取何种贸易体制，其结果最终都将反映在商品价格水平上，可贸易商品的相对价格水平可以反映出一国的贸易开放程度。与此对应的是，“Krueger-Bhagwati”范式正是从价格扭曲的角度论证了贸易壁垒导致了非生产性行为和总产出的损失。因此，二者具有内在一致性。
（一）Dollar系数的构建方法
Dollar系数的构建包括以下步骤：
1.选取美国市场价格作为贸易开放条件下可贸易商品价格水平的估计值，根据汇率和各自的消费物价指数构造两国的相对价格指数RPL。RPL可表示为：
2.估算并剔除非贸易商品和服务对相对物价水平的影响。非贸易商品和服务的价格水平取决于国内的要素禀赋，因而可以通过构建回归模型的方法来估算两国要素禀赋差异对相对物价水平的影响。其回归方程为：
式(3)中，AGDP表示人均GDP。由于GDP是一年中所有要素服务的总价值，人均GDP就可以用作一国相对要素禀赋的估计值。
运用这一回归方程式时必须注意的是，Dollar运用其进行的是面板数据分析，而在对某个国家一段时期内的贸易开放度的变化进行度量时，所进行的是时间序列分析。因此，本文将该回归方程调整为：
3.估算贸易壁垒所导致的价格偏差，并用其衡量贸易开放度。根据回归方程(4)，利用两国历年的人均GDP数据，我们可以得到历年RPL的预测值（记为RPL’），它表示在没有贸易壁垒的情形下，两国要素禀赋差异所导致的价格水平差异。然后，我们再用历年RPL的实际值除以预测值，比值越大，则表示贸易壁垒对相对价格水平的影响越大；反之，则表示贸易壁垒的影响越小。为了更加直观，本文在定义Dollar系数（记为DI）使用倒数形式，即：
以“DI=1”为界，可以将一国对应时期的贸易体制划分为3种类型：(1)DI＜1，在剔除要素禀赋差异的影响后，由于贸易领域的限制，国内市场价格水平高于国际市场。这对应于图1所示的第三种情形，即进口替代型贸易体制；(2)DI=1，国内市场价格水平与国际市场的差异完全由要素禀赋差异决定，在剔除其影响后，国内／国际市场价格水平一致。这对应于图1所示的第一种情形，即中性的贸易体制；(3)DI＞1，剔除要素禀赋差异的影响后，国内市场价格水平低于国际市场。这对应于图1所示的第二种情形，即出口导向型贸易体制。
（二）中国的Dollar系数：1953-2004年
1.数据来源。本文数据取自宾夕法尼亚大学PWT 6.2数据库，该数据库直接提供了中国1953-2004年RPL和中美两国的实际GDP之比，④不仅比其他数据库和统计年鉴提供了更长时期的信息，而且避免了使用多种数据来源自行估算时可能因统计口径不一致而造成的偏差。
2.回归模型。本文使用Eviews 3.1软件作为计量工具，对回归方程(4)进行OLS回归分析。得到的回归结果如下：
式(6)中，括号内数值为各解释变量对应的t检验值，用上标符号***、**、*分别表示在1%、5%、10%的水平上显著，无标注则表示即使在10%的水平上仍不显著。从统计值来看，各变量的显著水平非常高，但D.W值仅为0.30，说明存在自相关现象。因此，本文使用CO迭代法对回归方程进行了处理。修正后得到的回归结果如下：
经查表可知，修正后的D.W值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落入了无自相关的区域，模型已符合最优无偏估计的要求。⑤
利用RPL的回归模型可以得出1953-2004年中国RPL的预测值RPL’，除以RPL的实际值，就可以得出中国1953-2004年的Dollar系数DI，其结果如图2所示：
图2 1953-2004年中国贸易开放指数
从图2可以看出，中国1953-2004年的外贸体制大致可以分为3个阶段：(1)1953-1980年。在这一阶段中，中国贸易开放指数DI小于1，具有进口替代型贸易体制的特征。但同时，实际RPE对预测值的偏离并不明显，这说明，中国虽然采取了进口替代型贸易体制，但并未完全忽略对外经贸联系。这一时期，依托苏东地区和香港这一对外联系窗口，尤其是对日、对美关系正常化以后，中国在努力获取经济发展的外部力量，外贸领域的扭曲并未像我们直观想像那样严重。(2)1981-1997年。这一阶段的DI系数大于1，具有出口导向型贸易体制的特征。同时，RPL与RPL’的偏离幅度较大，说明在这一时期，为了扩大出口，中国存在较大程度的汇率低估和强消费抑制。(3)1998-2004年。这一阶段的RPL与RPL’相当一致，DI系数处于略大1的水平，且平缓地趋向于1，国内价格水平与国际市场价格水平的偏差基本可以由要素禀赋差异来解释，因而更具有中性贸易体制的特征。这说明，中国的贸易体制正由扩大出口为主转向更注重综合效应的发展阶段。
四、贸易开放与中国的投资效率
（一）贸易开放提高投资效率的回归模型
图2显示出中国的外贸体制经历了从轻度进口替代——强出口导向——“中性”对外开放的历程，根据“Krueger-Bhagwati”范式，贸易开放是通过提高投资效率来促进经济增长的，因此，可建立如下模型：⑥
（二）统计结果及其解释
使用PWT6.2数据库中1953-2004年中国经济增长率、投资率和人口增长率的数据，利用Eviews3.1对公式(9)进行NLS分析后得到如下结果：
回归分析的结果证实了最初的假设，贸易开放的确是决定投资效率的一个重要因素，提高贸易开放度对投资效率的促进作用是显著的。这证明了“Krueger-Bhagwati”范式的基本推论：贸易开放之所以能够带来更高的经济增长，是由于贸易开放能减少经济扭曲和相应的非生产性寻利活动，使得投资效率提高了。
结合图2进一步分析后可以看出：(1)在1953-1980年这第一阶段中，中国的经济增长率波动大（标准差为5.89），在6个年份出现负增长，并且平均经济增长率仅3.18%。缺乏世界市场的有效调节和政治因素造成的外部环境不稳定是经济波动剧烈的主要原因；(2)在1981-1997年这第二阶段中，没有出现负增长的情况，且平均经济增长率高达9.03%，但经济增长率波动仍然较大（标准差为3.51）；(3)在1998-2004这第三阶段中，经济增长最显著的特点就是稳定，标准差仅为0.73，且平均增长率也达到了7.43%。
这证实，单纯就经济增长率而言，出口导向型贸易体制确实能够促进经济增长率的提高，但与中性贸易体制相比，它具有更大的风险。其原因在于，在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生产能力尚不足以满足国内市场的潜在需要，片面扩大出口，就必然要抑制国内消费，使经济增长过度倚重出口这一只“脚”。此外，从提高生活水平这一增长的最终目的来说，这种增长方式也不能给本国居民带来最大的福利，并容易伴生本国资源的廉价使用和过度消耗问题。因此，尽管第三阶段的平均增长率要低于第二阶段，但在这种温和的开放战略下，增长的综合质量更高。
该回归模型不足的地方在于，决定系数R[2]偏小。这可能是由于以下原因引起的：
1.投资率估计过低。无论在微观经济学还是宏观经济学的投资理论中，投资和技术进步总是被分离开来进行考虑的，投资只是对已有资本存量的追加——新投资与以往的投资是同质的。因此，投资在理论上被定义于一个过于狭窄的范围之内。定义的狭窄直接造成投资的统计额过低，例如，政府在公共设施、科教等方面的支出被排除在投资之外。此外，在计算净投资额时，由于未区分物理上的折旧（资本的生产能力减损）和相对价格下降导致的无形折旧（资本的生产能力并未减损），折旧额过大，进一步削减了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对此，Scott提出，无论在逻辑上还是在实践中，投资更应该被定义为“改善经济安排(economic arrangements)的成本”，也就是说，技术进步与投资是紧密相连的，投资的定义应该更为广泛。
2.未包含其他促进经济增长的因素。为了集中于本文的论题，该回归模型省略了投资和人口增长率以外的因素。必须承认的是，即使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定义投资，仍然有其他因素对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发生着作用，例如人力资本的增加（这也导致了模型中人口增长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系数异常之大）。但是，这并不影响模型在论证贸易开放促进经济增长的机制时所具有的意义。
五、结论与启示
通过对1953-2004年中国贸易开放度与经济增长率之间的回归分析，本文证实以下基本观点：(1)贸易开放促进经济增长的机制在于消除国内市场价格扭曲，减少非生产性寻利行为，提高投资效率。(2)制度分析更符合发展中国家的体制环境，从而为发展中国家贸易开放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提供了较好的理论解释。
同时，回归分析的结果也证实了中国存在出口导向型增长的假设。但是，这种以抑制国内消费来满足国外部门需求的出口导向型增长使国民经济过度依赖于出口这一个支撑点，容易出现大幅度波动，不能给本国居民带来最大福利。长期实行以扩大出口为导向的贸易体制，也会刺激生产者廉价使用本国资源，导致资源过度消耗。因此，对于已经依靠出口加工贸易实现初级工业化的中国，中性贸易体制是更为理想的体制选择。
注释：
①对于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道路上所采取的外贸及相关外汇、产业政策和措施，英文中有“trade policies”、“trade strategy”和“trade regime”等相应词汇，本文统称为“贸易体制”。
②虽然包群等提出贸易依存度在实际上是衡量贸易开放程度的最好指标，但其依据是使用贸易依存度指标时，贸易开放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最显著，这存在事先假定结论的倾向。
③本文对不同贸易体制类型使用的名称与Bhagwati略有不同。对于第一种情况，Bhagwati称为出口导向型，并将自由贸易的情形排除在外；对于第二种情况，Bhagwati称为过度出口导向型(ultra-export promotion)。但这样的名称在中文中难以明确表示二者的区别。因此，本文将第一种类型称为中性的贸易体制，将第二种称为出口导向型贸易体制。
④该数据库对各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已按对美元的汇率进行了折算，因此将各年中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除以美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就可以得出中国各年的相对物价指数RPL。该数据库的网址是：http://pwt.econ.upenn.edu/。
⑤对于本回归模型而言，决定系数并不具有特别的意义，因为在前文中已经定义，RPL由贸易壁垒和人均GDP的比率决定，而本回归模型只包含人均GDP比率的影响，在Dollar的论文中，R[2]也仅有0.53。
⑥本模型借鉴了Riedel(1994)的思想，但对他使用出口增长率作为贸易开放指标的观点，笔者并不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