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国际化与高等教育交流：香港的经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香港论文,高等教育论文,化与论文,经验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64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059(2004)03-0022-08
一、全球化，变革管理和教育改革的哲学
在谈论全球化对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的影响时[4-6]，社会学家会举出由“全球范围内的社会互动”引起的一系列复杂的过程，“如全球经济逐渐一体化的发展以及世界通讯大爆发”[7,8]。正如Giddens所观察到的那样，“全球化正用一种影响深远的手段重建我们的生活方式(p.4)。全球化进程的一个主要影响就是对管理哲学和公共部门管理方式的根本改变[9]。最重要的是，全球化进程不仅带来经济和社会领域的变革，还改变了国家和管理的传统关系。近几十年来，对于国家继续垄断公共服务的提供能力的质疑使得国家和管理的关系从原来的“大政府、小社会”变成一种“小政府、大社会”的趋势[10]。现代国家都十分注重它在公共部门的表现，于是引入了很多时髦词语如“卓越”、“渐增的竞争力”、“效率”、“责任制”和“权力下放”。与此同时，还采用了不同的战略来提高公共服务的效率和效果，如内部审计、质量保证、服务承诺和目标管理[11,12]。
与以往不同的是，新的管理理念把现代国家看成是一个“促进者”而非“服务提供者”。当现在从“福利国家”转变为“竞争的国家”时尤其是这样。Jones认为，全球化推动了一种独特的“新的世界秩序”。在该秩序中，“全球化的许多进程将依赖于政府角色的削弱，不论是作为调整者的角色，还是作为公共服务提供者的角色”[13]。这种“新的世界秩序”以修改政府角色并缩小其工作领域为特征，“社会利益”的观念也将被“经济理性主义”所代替，并强调顾客选择和3E理论，即节约、效率和效果[14]。
上述讨论的在公共政策领域和公共部门管理中发生的变革是与管理主义和经济理性主义的流行有关。为了改善公共部门的现状，引入了“卓越”、“渐增的竞争力”、“效率”、“责任制”和“权力转移”等时髦词语。内部审计、质量保证、服务承诺、目标管理、战略管理、将绩效与产出挂钩等措施也被采用来提高公共服务的效率和效果[15-17]。所有这些改革措施都主要针对公共服务提供中的“效率”和“质量”原则。教育作为公共服务的主要一环，也不能完全避免受到“以管理为导向”的改革浪潮的影响。
中小学、大学和其它教育机构如今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和空前的外部审查[13,18]。管理主义的中心内容“价值”和“公共责任”同样也改变了教育的管理方式。在控制、监督方式、保证和评估教育质量上的改变是普遍的[19-21]。现在，世界各地的教育体制都处于一种更加关注责任、价值的变化中，这毫不奇怪。增加了的对责任的关注不可避免会驱使教育工作者和学者参与设计和探索不同的机制和策略，以此保证教育质量，这中间更为重要的是要满足教育体制中三个主要角色（学校、国家和市场）的需要[22,23]。在公共服务的提供过程中，有关节约、效率和效果问题不断被提出来。对效果的关注逻辑上就会引起对质量的重视，因而引发另一个问题：如何对表现进行评价[20,23]。与此同时，高等教育同样也没有免于全球化的影响。大学和其它高等教育机构如今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和空前的外部审查。所有的高等教育提供者目前处在一个竞争更加激烈而资源却更加稀缺的世界中，同时还要适应来自当地社区日益增长的需要以及家长和雇主不断变化的期望。在这样的政策背景下，当今的大学更多是被市场理念以及对效率和效果的谈论所支配。高等教育管理理念的改变无疑将改变高等教育机构的管理方式以及学者们的生活方式[24,25]。出于对全球化的影响及挑战、尤其是教育质量运动的重视，香港已经开始反思其自身的高等教育体制。教育改革以及管理和经营结构的调整已经开始进行，从而使香港的高等教育体制在全球市场中更具竞争力。
二、香港高等教育改革的政策背景
近期的香港高等教育改革与1989年开始的公共部门改革的大背景有密切联系。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香港政府采用了很多管理主义、新自由主义和经济理性主义方面的措施来改革公共管理和公共政策。香港的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也在这股以管理主义为导向的改革浪潮中受到影响[26]。除了以管理主义为导向的改革浪潮的影响之外，来自全球化的挑战也确实推动了高等教育的机构改革和观念转变。2000年教育委员会公布了《教育体制回顾方案》，明确指出了香港正在发生政治、经济和文化变化，整个世界也正在涌动全球化、知识经济和文化多样性的潮流。为了提前应对挑战，迫切需要为香港公民提供机遇和环境来发展他们的潜力，建立一个有多种文化的、民主的、文明的和具有全球观的社会，从而增强香港的竞争力[27]。
作为对教育委员会建议的响应，董建华特首在他2000年的施政报告中解决了教育委员会的问题，声称“香港准备应对全球经济竞争”，“教育必须进行整体改革”[3]。政府相信更多的受过高等教育的毕业生将担当起推动香港特别行政区未来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重任。在他的施政报告中，提出通过到2010年前加倍副学位的方式再一次扩大高等教育范围[3]。为保证高等教育的竞争力，2001年5月教育统筹局委任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起草一份对高等教育进行回顾的报告。这份名为《香港高等教育：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的报告》，建议政府采取各种改革措施重建高等教育体制。之后，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筹建了几个工作组来跟进这些建议，并介绍了许多改革措施来加强香港的大学的“国际竞争力”[28,29]。
除了外部因素，香港高等教育的变革也受到来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大学教育大众化的影响。上世纪70年代末，适龄青年中（19岁到21岁）约有3%得以跨入大学教育的门槛，增长率保持稳定直到80年代末。1989年政府决定扩招，到1994-1995学年时，第一学位一年级要增加到15000人，同时提高本地大学、多科性技术学院及其它中等后教育机构的入学率，使本科入学率从1989年的6%提高到1994年的18%[30](p.28)。高等教育入学率的迅速膨胀也使社会对高等教育质量产生疑问：在精英教育到大众教育的迅速转变过程中，怎样才能保证并维持高等教育的质量[30]？
正是在这样的宏观大背景下，香港政府对高等教育进行了改革。高等教育改革的中心内容是运用管理主义、新自由主义和经济理性主义的原则来提高高等教育部门的工作表现和效率。在最近的高等教育回顾中，香港政府非常希望改变高等教育的管理模式，拓宽财政和经费来源，并动员非政府部门——包括市场、社区、家庭以及个人等——积极为高等教育出钱出力。伴随着分权以让高等教育机构个体有更多的自由决定其自己的发展方向以及更多地关注高等教育部门的表现和生产力，有理由相信在未来的几年里高等教育的管理还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三、香港最近期的高等教育改革
为了达到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及教育委员会有关到2010年将适龄青年入学率增加到60%的战略目标，教育统筹局委任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对香港的高等教育体制再次进行全面的回顾。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任命了一个由英国爱丁堡大学的前任副校长Sutherland爵士领导的筹划指导委员会负责进行调查。2002年3月公布了名为《香港高等教育》的报告。报告的核心内容是对高等教育管理模式的再思考。考虑到市场原则和实践的引入将会促进高等教育部门的竞争并会提高其表现和效率，报告建议战略性地指定小部分教育机构作为公共和私人部门支持的重点，以此建立应对国际最顶尖层次竞争的大学。
此外，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还进一步建议政府从公务员中减弱大学教员的工资比例，让大学有更多的灵活性和自主权来决定教员的报酬和服务期限。将资源的分配与教学、科研和管理的水平挂钩，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还希望增加公共基金中根据绩效和任务来分配的比重。此外，还提议通过改进评估方法、确定出色的研究领域来对现有的研究评审工作进行审核[31]。委员会确定的另一个改进领域是公立大学的管理结构。根据回顾报告，每一个接受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资助的高等教育机构必须拿出一份有关其管理方式和管理结构的调查报告。高等教育管理改革是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确定的最近势在必行的改革。除了精简现有的管理机构，有关教学过程以及科研成果的质量保证体系将要进一步增强[31]。
总之，改革措施在于体现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对于本地高等教育机构支持的“选择性”，它将支持拥有出色教学、科研和管理能力的高等教育机构。促进香港高等教育机构的“内部竞争”的手段的引入，将资助与教育机构的表现挂钩从而引导大学竭力发展自身内部出色的和有潜力的领域[31]。《香港高等教育》报告建议的核心在于运用市场原则和市场策略来运作大学，鼓励大学成为企业化的大学，使其与其它非政府部门，尤其是工商业领域的部门建立和增强联系。“公私合作”、“学术资本化”和“企业化大学”等观念在香港高等教育部门中正变得越来越普遍[32]。
四、将香港的大学作为国际竞争中的重要参与者
在《香港高等教育》中，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明确了香港高等教育发展的前景。“重点不仅要面向本地，也要面向区域和国际。当我们放眼看世界时，我们发现我们一些主要战略伙伴和竞争对手的变化正日新月异。为了使香港的高等教育具有国际竞争力，我们需要我们的高等教育体制和其机构具有更强的实力和弹性，只有这样我们的教学和科研才能为外部社会提供最有益的服务”[31](p.vii)。
为此，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公开承认单靠国家和政府资源不足以资助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所支持的8所大学成为国际一流大学。为了使香港的大学在国际领域占有一席之地，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认为“高等教育部门必须拓宽其从个人和公共部门的收入来源，并将这些资源重点用于维持最高水平的教学和科研质量。”[31](p.vii)资源总是有限的，所以它必定有选择地提供给有出色表现的教育机构、教师、学生和科研人员，以保证其有足够的经费在他们专长的领域达到国际优秀水平。从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报告的开场白中可以清晰地看到，香港的高等教育部门无疑将面临更加激烈的竞争，尤其是资源分配更多是受到教育机构杰出的表现的驱使和决定。在这些大方向的指引下，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建议：
·战略性地指定一小部分教育机构作为公共和私人部门提供支持的重点，目的是建立能应对国际最顶尖层次竞争的大学；
·因为中等后教育机构新的前景已经明确，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对其程序进行内部审核，根据新的挑战明确公布其责任，强化其高等教育部门的战略角色；
·各大学管理机构各自审查其大学的管理结构是否切合所需。这样的过程必然会包括对相关法令的审核，在适当的情况下应该提出立法改革的建议；
·在与机构的咨询中，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将研究评审工作的成功建立在按科研水平分配科研经费的基础上，并设计方法来加强研究评审工作的作用，从而最高水平的科研将可以被认定并获得相应资助[31](p.viii-ix)。
据此，我们认为，香港的高等教育机构将面临额外的压力，要表现得更好以保证自己可以从政府获得资源。显然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希望挑选一小部分院校作为公共和私人部门支持的战略重点，目的是使这些被选出来的有竞争力的机构国际化。突出表现是要求在香港的所有大学中进行角色区分，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近期已进行了一次角色区分实践来驱使大学反思其使命、远景和角色。
为了跟进2000年进行的高等教育评估建议，2003年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在所有受政府资助的高等教育机构中进行了另一次“角色区分”实践以使本地大学保持角色一致和清楚其使命及远景。角色区分实践之后，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在2004年1月出版了名为《香港高等教育：共展所长，与时俱进》的文件，强调了分工的重要性，认为本地大学的角色和使命应该有所不同。2004年3月，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公布了另外一个名为《香港高等教育：整合问题》的报告，鼓励大学进行更进一步的合作。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采取的所有这些行动是为了推动香港成为高等教育的区域中心，并加强香港特别行政区在全球市场的“国际竞争力”[28,29]。
五、在大学上演的角色区分实践
2003年，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让所有接受其资助的大学根据他们自己的目标、远景和角色进行自我评估。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在2002年的报告中提出了一个目标建议，通过这样的自我评估，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可以确保所有在这个城市中的大学在采用这个建议的同时可以完善自身的管理结构。虽然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并没有明确指出目前在各所学校实践的角色区分将会影响政府做出资助大学的决定，大学的行政人员和教授普遍认为这个实践会带来相应重要的财政结果。更多的人相信这项实践将会成为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筛选大学的一个重要依据。只有很少的大学将会获得更多的资源，从而有机会成为国际顶尖学院。英国牛津大学副校长Colin Lucas爵士被邀请负责这次的角色区分委员会，他是英国顶尖大学筛选资助理论的著名支持者。这一举动也使香港教育界预感到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将会利用最后的报告挑选部分学校，接受“特殊待遇”，以成为世界级大学。
紧接着角色区分评估，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马上又组织了另一个学术发展评估。它要求所有的学院呈报他们今后五年的学术发展计划。所有参与这次学术发展评估的院校再一次必须明确将来学术发展的关键领域。比如城市大学为了准备学术发展计划，不断强调他们将来的任务和角色。城市大学校长张信刚教授说：“在二次成长过程中，我们相信城市大学不会去成为什么所谓的‘综合性大学’。相反，我们将按照2003-2008年发展战略计划中所指出的那样，将我们的活动围绕专业教学和应用研究这个主轴展开。在我和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为准备这次考察访问活动的无数次前期会议中，我没有发现任何迹象表明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将会宣布城市大学成为纯粹的师范学校。我也不认为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会给与城市大学更多慷慨的资助以用于范围广泛的集中研究性活动。但是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有权力询问我们是否愿意成为一个综合性的、研究密集型的大学。在我们向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考察团的两次汇报中，我们已经非常明确地表明，城市大学并不热衷于成为综合性大学，也不想在所有的学科中建立起研究密集型模式。我们希望鼓励我们所有的学术职员都可以在研究和发现中提高他们的教育水平，但是我们只能够把我们的研究资源集中在几个领域。如果仔细观察一下我们开设的课程，任何一个细心的观察者都会发现城市大学正在加强其专业教育。同时绝大多数研究成果和大规模资助对象都是应用研究领域，在这些领域，知识具有被实践或商业化的潜能。”
相类似的，岭南大学，这个城市中的博雅教育学院，将其任务和远景定义为提供学生高质量的教育，致力于“人才全面发展”。岭南大学强调了教学过程中以学生为中心取向的重要性。将教与学放在其学术发展计划的首位，岭南大学十分专注于培养职员与学生之间亲密的关系。并经常强调大学校园和寝室生活的重要性。与别的香港本地大学不同，岭南大学将自己定位为致力于成为香港地区高质量的以人文学科为主的学院。除了城市大学和岭南大学，其他的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资助的学院也开始酝酿他们新的学术发展计划以使自己区别于其他院校。与此同时，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热衷于激发各个院校的“内部竞争”，以让他们明确自己今后发展的关键领域。所有这些评估将影响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将来的资源分配情况。这里潜伏着一个选择少数院校发展成为国际级别大学的计划。
六、大学的合并和深层的合作
2002年10月，原香港中文大学副校长、香港特别行政区教育统筹局局长李国章教授告诉媒体，香港政府有意将香港中文大学和香港科技大学合并，以便集中公共及民间的资源，培养少数学校以适应高层次的国际竞争。这个合并的建议在社会和学术界中激发了热烈的争论。它将会有助于国际性著名大学之间的竞争。它是一个在管理公立大学的过程中有效利用公共支出的手段[33]。它将会全面提升香港大学的整体水平。这种有重点地对支持少数学校，以使它们更能适应国际社会的竞争是很重要的。
但是这一合并意图也受到了遣责。香港中文大学和香港科技大学双方的学生会组织都发动他们的同学，收集签名，邀请学校的校长和副校长参与座谈，向他们解释合并的意图。大学界形成了赞成合并和反对合并的对峙的两派。在持续了将近一年的争论后，香港科技大学决策层虽然一开始反对这个建议，但是当它被暗示这个合并计划可以为其带来额外的收入时，它的态度又有了变化。虽然在香港从来没有合并大学的先例，这个合并策略已经被看作是通过集中公共资源激发一到两所大学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从而提高香港大学整体竞争力的方式之一。这个合并的提议体现出管理主义和经济理性主义理论的核心理念“竞争”和“效率”已经逐渐影响到了香港的大学。
虽然“大学合并”在香港并没有得到广泛的支持，但是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并没有放弃这些理念。在完成“角色区分”实践之后，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出版了文件《香港高等教育：共展所长，与时俱进》。将香港的大学定位为“区域教育中心”。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认为它的角色就是通过相互锁定体制，也就是将香港的高等教育整合为一个整体，每一个学院都根据自己的能力，扮演独特的角色，从而促进香港高等教育“国际竞争力”[28](p.1,)。此外，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也非常关心所有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资助院校的整合。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非常明确自己的立场：“评价一个角色导向并有合作的高等教育系统。在这个系统内每个学院都有自己的角色和目标，同时学院之间有着广泛的合作，因此整个系统可以保持提供高质量的教育并提高效率。”[28](p.1)
将香港定位为区域高等教育中心，同时加强与内地高等学府的交流与合作，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公开表示愿意尝试创造对香港和珠江三角洲以及内地双边有利的环境。按照2004年的行政长官施政报告和近期签署的《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进一步要求所有的高等教育机构拓展与内地和海外其他院校的更深层的合作[28]。
为了促进合作的氛围，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公布了另一份名为《香港高等教育：整合问题》报告，强调了香港现在高等教育中存在着不同的管理体制。在明确香港高等教育必须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情况下，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认为大学中的不同的模式可以开展合作，而“深层次合作”有助于与地方大学以及国际院校形成战略性同盟。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希望可以达成以下几点：
·加强教学质量的广度与深度，为学生提供一个更加丰富广泛的选择范围；
·要发展边沿学科，必须建立一些在国际上有竞争力的研究核心；
·创造充分的有效性，特别是在一些非学术领域，从而可以把更多的精力放在追求更切合的角色发展过程中[29](p.4)。
当这个“深层次合作”的理念公诸于世后，香港的当地大学开始寻找和当地以及海外学术机构合作的机会。比如，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和香港浸会大学在中药领域达成深层次合作决议。同时，香港理工大学和香港城市大学在拓展联合学位计划上达成一致，同时也在教学和研究活动中寻求更多的合作机会。此外，香港教育学院和香港科技大学开始开设联合学位。与此同时，香港大学的英语和交流学部也得到香港教育学院的认可，可以开设一个给学校老师进行英语语言训练的联合学位计划。在3月中旬，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给所有的校长和副校长发去了信件，通知他们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为2004-2005年度的“重建和合作基金”准备了2.03亿港币。
本地大学和海外院校之间的“深层次合作”的号召显然已影响了香港高等教育机构的行为方式。例如香港城市大学通过邀请所有学术单位开始探索和本地院校和国际院校合作来回应该号召。2004年1月，城市大学建立了新的对外联络合作处取代原先的学术交流办公室，来加强其和海外院校的联系与合作。在扩展城市大学与内地和海外院校的联系的过程中，城市大学校长负起了主要的责任来培养国际合作。最近城市大学调整其外部关系办公室的行动已经表明国际合作在香港高等教育中的战略地位。以上说明香港的本地大学是积极主动与内地大学建立学术合作的。
七、学术交流与合作
由于香港特别行政区刚签署了CEPA协议并于近期生效，与内地高校的合作已成为香港高等教育的另一个主要发展方向。根据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最近公布的文件，“香港和内地间的学术交流在两地的知识交流中扮演了主要角色”。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设想香港还可以促进内地和世界的联系。香港已国际化了的高等教育部门可以为内地学生提供比较的和国际的视野。
香港赛马会慈善信托基金会已划拨补助金来资助从内地来香港学习的学生。实施了试验计划后，2002-2003学年香港赛马会慈善信托基金会扩展了计划以资助更多的内地学生继续其在香港的本科学习。仅该学年，就有约100名内地学生从该计划获益。除了来自香港赛马会慈善信托基金会的经济资助外，还有约60名内地学生也获得了何关根国际基金会的奖学金。为了维持这一有价值的做法，总数为4500万港币被保证用来支持。另外150名杰出的内地学生参加香港2003-2004学年的本科教育；另外，还有4500万港币用来保证2004-2005和2005-2006学年一半的支出[34]。简而言之，真正花费的数额，以及估计的可以保证资助内地学生在香港继续本科教育的数额，已清楚表明香港和内地间的学生学术交流已逐渐流行。表1显示了非本地学生数量的增长；表3显示了内地学生人数是在香港高等教育的非本地学生人数中的重要部分。
表1 2001-2002及2002-2003学年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资助课程相当于全日制的非本地学生人数
课程 2001-2002
2002-2003
学士学位课程534
673
研究院修读课程 208
240
研究院研究课程 1456 1632
总计
2198 2545
资料来源：UGC网站www.ugc.edu.hk
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相信，非本地学生确实会给本地的学生和院校带来激励，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高度评价了本地学生和国际学生之间的交流。对于院校而言，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相信国际交流可以帮助本地高等教育机构和其香港之外的对口学校之间建立联系，并为在教学和科研上的进一步合作打下基础。为了使学生进一步学术化和国际化，加强本地学生对多种文化的理解，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拨款支持国际学生交流项目。基于对上述有益之处的认识，一笔一次性为1.2亿港币的拨款被指定用以扩大从2002-2003学年开始为期三年的本科层次的学生交流活动，要求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会维持并加强这种交流活动超过2004-2005学年并不再向政府寻求更多的资源。这种国际交流奖学金的建立至少可以资助1000名香港全日制学生到海外进行学术交流[34]。同时，来自海外的交流学生人数也在稳定增加，尤其在本地大学和海外院校之间签订了相互的、有来有往的交流协议之后。
在人文及社会科学学院和海外院校之间确立了广泛联系并建立了各种教员和学生交流项目，例如和英国的沃里克大学、布里斯托大学、利兹大学、苏塞克斯大学、爱丁堡大学，澳大利亚的中央昆士兰大学、昆士兰科技大学和悉尼大学，日本的东京大学和广岛大学，台湾的淡江大学和国立暨南国际大学以及加拿大的曼尼托巴大学。还有更多的国际交流项目在协商与准备之中。目前，城市大学已和包括中国大陆、马来西亚、新加坡、韩国、荷兰、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和美国在内的全世界学术机构开展了国际学生交流。无论是在前来香港的国际交流学生数量上，还是在城市大学派出到海外从事学术交流的学生数量上都有稳定的增长（城市大学网站）。
除本科教育外，香港特别行政区尝试招收非本地学生参加研究生院修读课程以及研究生课程的学习。表1和表2说明了获准在香港大学学习研究生院课程的非本地学生数量。为了推动香港高等教育学生人口的国际化，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已拨款招收更多的国际学生，不仅包括全日制的研究生课程，还包括交流项目。表3说明了香港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资助的所有院校的国际学生人数，可以看出在过去的十年里学生人口在更大程度上国际化了。
从个人和院校层面来看，国家交流活动正变得日益流行。为了促进教育和其它院校的合作，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研究资助局鼓励在本地或国际不同院校之间进行各学科间的、跨领域的研究。研究补助金将奖励给高质量的研究项目，尤其是那些侧重于跨学科和跨院校的合作研究项目。除了个人研究项目，研究资助局同时也鼓励院校一起紧密合作以在科研和教学方面逐渐形成集中优势。在香港的高等教育领域，国际学术交流逐渐变得比以往更加盛行。教员可以选择短期和长期的访问计划或研究外调计划从而投身国际交流活动。
例如城市大学已在大陆的珠海和深圳建立了研究中心与内地院校进行科研活动。此外城市大学还和全球不同地区确立了联系和研究网络，来自亚洲、澳大利亚和太平洋区域、欧洲、北美、南美和中东的院校参与了与城市大学的合作（城市大学网站）。类似地，香港科技大学建立了一个“科技转化中心”作为大学和商业社会间的桥梁纽带；“工程工业协会”的成立则是为了加强与内地大学之间的科研合作（香港科技大学网站）。总之，上述这些计划表明，香港已采取了一种主动积极的手段来保证有充分的国际学术交流机会，从而加强香港高等教育体系的全球竞争力。
八、香港高等教育的公司化
在香港和新加坡的高等教育部门中，将学术活动的绩效重新约定、具体化和促进发扬已被制度化为评估体系。严格的学术审查正成为香港所有高等院校的普遍实践。现今，所有大学必须通过保持其科研和教学水平来“证明自身存在的价值”。因此，很明显香港的大学已按照管理主义和经济理性主义来塑造和管理[35]。
从上述学术审查实践来看，我们很容易便发现评估的基本指标中运用了“效果”“效率”和“节约”三个主要方面。香港的高等教育院校逐渐意识到了成本回收的重要性和钱的价值。这种审查产生的最值得注意的一个结果是一些表现低下的科研中心降级甚至关闭。毫无疑问，这种保证质量的实践已成功地将“内部竞争”引入到高等教育部门。在这种制度框架下，香港的院校在很多方面有了改善。例如：花费更加谨慎；努力在资源的利用和教学的表达上更加有效；用更少的资源从事更多的研究；建立自我监督小组。
正因为有了这一制度框架，香港特别行政区可以运用“监督治理模式”来监督高等教育机构，而非在高等教育治理的方方面面进行直接干预。显然香港特别行政区的高等教育治理模式已转变为“共同治理模式”，即政府／国家的角色从垄断教育服务的提供转变为教育服务的协调者和促进者。香港的高等教育正在经历一个公司化的过程。对于公司化，我所指的含义是高等教育现在是像商业或类似市场的实体一样运行和管理。大学校长和教授就像企业里的总裁或首席执行官，他们主要关注资源的效率，而非学术和知识。香港高等教育部门中发生的转变证实了Martin Camoy的观点：“全球化进入高等教育部门是以一种意识形态的方式进入的，其效果大部分是利益驱使和自由市场体系理念的产物，而并不是在改善教育上有清晰的认识。”[36]
九、高等教育学术资本化
基于Slaughter和Leslie提出的“学术资本化”概念，我认为在香港大学发生的全球层面或本地层面上的变化就是“学术资本化”（注：Slaughter和Leslie指的“学术资本化”是美国的大学已大胆投入商业领域为了产生收入将其研究发现或产品转化为商业产品。）的过程。通过“学术资本化”的过程，教授和学者们像其他专业人员那样逐渐地卷入了市场。不管学者和大学是采取何种方式与市场相结合，我们轻易便可发现专业和学术工作是按照“受市场驱策”方式模仿的[37](Mok,2001)。
通过使用学术资本化作为我们的中心概念，使我们对市场化和公司化对香港高等教育的影响的分析位于公立研究大学的初生环境中，这是一个充满了矛盾的环境，在此环境中学者们在竞争的环境中逐渐扩充其人力资本存储。在科研、教学和学校管理领域从事更多的以市场为导向的活动，学术机构正越来越像“政府补贴的企业家”。为了产生额外的收入来维持大学的发展，当今的学术机构逐渐参与到应用的、商业的、战略上的和目标明确的研究来产生额外收入，积极主动地参与保证科研经费和合同，服务合同，与工业和政府建立更紧密的合作关系，科技转化，或招收更多收费的学生[38,39]。
在推动学术交流和国际合作的名义下，以英国、澳大利亚和美国为基地的院校已在东南亚或世界其它地区成立了“卫星机构”或离岸校园，以使其项目既在地区范围内又在国际范围内市场化，学术机构和大学逐渐参与到以商业为导向的活动中产生额外的资源[24,40-42]。类似的发展可在华南轻易发现。尤其当香港的大学已经和大陆的学术机构积极主动地建立了联系，并且科研和教学方面合作的深化也将建立和探索。
表2 按学科类别划分的2002-2003学年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资助课程的非本地学生人数
资料来源：UGC网站www.ugc.edu.hk
表3 按学科类别划分的2001-2002、2002-2003学年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资助课程的非本地学生人数
资料来源：UGC网站www.ugc.edu.h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