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中国人类学的发展历程与发展路向
任皓敏
（内蒙古师范大学 民族学人类学学院，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10）
摘 要： 人类学同其他近代学科一样是从西方引进的，自20世纪20年代从欧美国家传入中国已有百余年的发展历史。一个世纪以来，尽管人类学学科在中国走过一段崎岖不平的道路，但其学科建设一直在不断完善，并日益实现“本土化”或“本国化”，同时追寻着新的时代发展路向。
关键词： 人类学；学科史；学科建设
中国人类学作为一门外来学科，发展深受西方人类学学术成果的影响。纵观人类学的历史，从进化论学派的代表泰勒、摩尔根到功能主义的代表马林诺斯夫基、拉德-克里夫布朗，从注重历史建构的历时性研究到注重整体性的共时性研究，从19世纪末期的传教士到20世纪的本土人类学，西方种种不同的人类学理论反映出特定文化土壤、文化背景下的人类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以及紧随时代学术大背景的研究转向。西方人类学史的书写是中国人类学研究的前提和导向，无论是理论观点还是研究视角，都可为中国人类学学科的独立和发展提供服务。
任何学科的诞生与萌芽都依托特定的时代和学术背景，更何况人类学本就是一门与社会整体发展密切相关的学科，在考虑中国人类学学科发展史时，首先必须要与中国社会不同阶段的政治背景、经济建设发展联系起来。由于中国人类学发展较多受到中国政治的影响，所以在看待中国人类学学科发展的过程中，应该充分考虑外来因素和政治叙述场景。
一、中国人类学的阶段性发展历程
中国人类学经历了蜿蜒的发展道路，在分析和认识中国人类学发展时应当注意其时空条件和现世性特点，学会历史地看待该学科在中国学术发展过程中的跌宕起伏。20世纪初至20年代末，是西方人类学开始传入我国的时期，当时正值中国近代以来社会变革最激烈的时期，西方古典进化与我国当时“救亡图存”以求建立强大国家的需求相一致。20世纪30年代初至40年代末是民族国家建设背景下的学科创立与发展的阶段，伴随有大量研究机构的设立、大范围田野调查的展开，此时正是中国人类学早期发展的黄金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20世纪50年代末是中国人类学的学术转型时期，伴随着组织机构的调整、研究人员的分流与思想改造，我国人类学研究思想实现了“苏维埃化”，出现了大量关于苏联的民族理论和民族学的文章与著作。中国人类学在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遭遇劫难，受我国当时社会环境的影响，人类学学科建设受到巨大冲击。经过十年浩劫、粉碎“四人帮”以后，于70年代后期，我国社会科学得到了党和政府的重视，在“六五”规划中，社会学、民族学得到恢复并发展，人类学也处于宣传提倡的阶段。20世纪80年代初至21世纪初，人类学得以重建和兴盛。随着人类学学会的成立，研究机构不断增多，专业队伍也不断扩大，人类学的研究呈现出繁花似锦的局面［1］（P45-46）。
纵观中国人类学的发展历程，笔者认为中国人类学发展长期以来存在“国家化”的倾向，其学术建制是在西方和苏联两种体系影响下不断发展的。但是，1979年以来，随着学科的恢复与重建，人类学重新发展并形成了与西方人类学理论相结合的中国模式，也更加强调学科体系的“中国化”。比如：在借鉴国外理论时，会考虑是以单独的一种国外理论为依据，还是综合各种西方理论结合本国政治环境而加以应用？在借鉴研究方法上，是否应当采用西方的传统研究方法？中国学者能否依据中国学科发展现状结合中国社会实际情况创立与西方学者不同的研究方法？诸如此类问题，都涉及“本土化”“本土化与国际化”的关系等问题。强调学科体系的“中国化”，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与中国人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密不可分。
二、人类学的“本土化”或“本国化”
任何知识体系都是扎根于文化土壤并反映文化历史模式的。人类学在被引入中国的同时，几乎就开始了它的本土化过程。“人类学中国化”指的是本土学者参与中国研究应该作出怎样的调整和确立怎样的位置。我国台湾人类学的中国化从“中国人性格”研究到“社会及行为科学研究的中国化”，是“西方学科在中国处境的真实写照”。对于这一成长过程，张海洋将之比喻为“像苹果落地一样自然的过程”［2］（P49）。就中国人类学史的整个发展历程而言，中国人类学学科建设一直都是在特定的政治背景下由一群孜孜不倦且饱含爱国情怀的人类学者在学习国外理论的同时不断探析中国社会需求、适时调整创新才日臻成熟的。李亦园先生曾指出：“一个学科研究的‘本土化’或‘本国化’，不但应该包括研究的内容要本地化、本国化，而且更重要的是也要在研究的方法上、观念上与理论上表现出本国文化的特性，而其最终的目的仍是在建构可以适合全人类不同文化、不同民族的行为与文化理论。”［3］（P95）可见，无论是在借鉴国外理论还是研究方法上都要在引进过程中结合本国的国情实行“本土化”，体现自己的民族文化特点。
而21世纪的今天，处在全世界不同国家和民族、不同宗教信仰和民风习俗、不同的文化背景和生活经历的人们如何才能和平共处、和谐发展？面对全球化浪潮和经济的飞速发展，诸多社会变迁中人们如何调适、互动与交往？这些社会问题的出现，使得以“文化”为研究对象的人类学，在全球文化变迁的潮流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近年来，我国不少学者（包括海外华人）都进行了关于海外民族志的调查研究。中国化的人类学要想在国际社会拥有发言权，就必须具有全球性视野，不仅要进行中国本土文化的研究，更要进行全球性的跨文化比较研究。只有在跨文化比较研究中，才有利于发现自身存在的问题，更好地提出新的相关理论与方法。只有对世界人类学发展作出一定贡献才能脱胎换骨、摆脱依赖，进而推动中国人类学的发展，获得中国人类学在学术界应有的地位。
20世纪最杰出的人类学家之一玛格丽特·米德曾言：“全世界的所有问题，没有人类学不能谈的。”可见人类学研究领域的宽泛性和复杂性。近年来，国内人类学者不仅关注婚姻家庭、亲属制度、财产继承等日常生活领域，而且在族群/民族问题、跨文化研究等传统领域也有较多投入，仍继续发挥着独特的学科视角优势。但随着时代的变迁，对于人类学者而言，纯粹的“异文化”或者“处女地”越来越少，传统的研究主题不再新颖，反而是掺杂诸多现代社会因素的交叉问题成为中国人类学研究的领域，诸如在都市人类学、宗教人类学、应用人类学、医学人类学、教育人类学、历史人类学和影视人类学等诸多领域开辟新的研究。
三、中国人类学的发展路向
一个世纪以来，中国人类学的发展经历了螺旋式的上升与蜕变。就研究范式特点而言，中国人类学同样强调要进行长期的田野工作以收集翔实且准确的资料，坚持用整体论的研究视角及相对论的价值判断标准进行跨文化比较研究；从学科发展历史来说，中国人类学经历了从知识引用、借鉴创新到学科的制度化过程；从研究取向来看，中国本土的人类学家在研究中注重将人类学知识与自己的民族、社会相联系，一直谋求为本土社会变化与发展服务，不仅致力于推动该学科的建设与发展，而且不断开拓新的发展路向。
功夫不负有心人。如今，“正阳牛”打药队技术已经成熟，农机研发和销售已经稳定。眼下，针对农村打药难，他们决定村村建立打药队，每村为贫困户免费打药1000亩，“正阳牛”打药队提供技术支持和模式网络建设，困难家庭也能够及时、准确、高效、实惠享受服务。
在中国这个具有悠久历史的国度里，以往的人类学方法不能有效地研究中国社会。乔建先生认为当前人类学的方法不能有效地研究中国社会主要是因为“研究简单的小型的社会发展出来的人类学方法没有足够的能力去研究分析像中国这样内含广博、历史悠久、而地域差异极大的社会”［4］（P18）。如何在实践中进一步提炼适合研究中国社会的人类学理论、深化人类学研究方法，成为人类学“本土化”的必经之路，早在20世纪30年代，以费孝通、林耀华为代表的中国人类学者就已经开始了人类学中国化的努力和尝试。例如：费孝通先生的作品《江村经济》通过对一个同大多数中国农村一样的开弦弓村这样的社区进行实地调查，带动人类学的中国研究从“简单社会”转向“复杂社会”，拉开了中国人类学开展本土研究的帷幕。
在某一个特定的(NH4)2SO4浓度下，蛋白质的提取量都显示出一定的规律来。以(NH4)2SO4浓度为60%的来说，当pH分别为6、7、8时，蛋白质的量逐渐增加，当pH=8时蛋白质的量达到最大。同样的，在(NH4)2SO4浓度为80%、和100%的条件下，它们都呈现出同样的趋势来，都是在pH=8的条件下的提取量最大。但是在20%和40%的情况下，这样的趋势却有所改变，可能是20%和40%这两个盐浓度下蛋白质的沉淀受到影响，但是却并不影响对总体趋势的把握，也是在pH=8的时候的蛋白质含量最大。所以从总体的分析来看，pH=8的条件是蒙杞1号枸杞子中的蛋白质提取的最佳pH值。
四、结语
回顾人类学的发展历史可知，人类学能够对社会有用的期望与人类学本身的历史一样久远。如今，人类学的诸多研究成果已开始影响人们的日常生活和认知方式。比如：人类学对民间信仰的研究，使得人们对他们的宗族观念、民间信仰仪式等都开始有一个客观的审视，而不是单纯地以“封建迷信”斥之。此外，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发展，各国人民的交往增多，文化冲突不可避免，人类学“异文化”研究为消解这种文化差异带来的冲突提供了视角。可见，人类学知识正在从方方面面服务于国民。不仅如此，人类学的相关知识还可以帮助解决社会问题，在应对文化变迁等问题时，人类学家能够帮助进行此类社会改造工作。正如中国学者自己认识到的，人类学能够为人民服务，为现代化工作服务，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服务［5］（P332）。
5)葫芦岭位于惠州博罗老城的东面，形如葫芦，传说是八仙的铁拐李抛葫芦所形成的防洪高地，葫芦还吐九珠在博罗老城形成九块高地。
参考文献
［1］周大鸣.人类学导论［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7.
［2］马丹丹，王晟阳.中国人类学从田野回访中复兴（1984—2003年）［J］.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5）：49.
［3］苗大雷.重建“天下”：中国人类学本土化的新视野［J］.中国图书评论，2008（3）：95.
［4］乔建.中国人类学发展的困境与前景［J］.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1）：15-20.
［5］顾定国.中国人类学逸史：从马林诺夫斯基到莫斯科到毛泽东［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中图分类号： C91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9640（2019）05-0295-02
doi: 10.3969/j.issn.1008-9640.2019.05.132
收稿日期： 2019-05-02
作者简介： 任皓敏（1994—），女，山西宁武人，内蒙古师范大学民族学人类学学院人类学 专业2017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文化人类学。
（责任编辑：张红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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