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当代政治家的楷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周恩来论文,楷模论文,政治家论文,当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共十四届四中全会要求党的高级领导干部，特别是省部级以上主要领导干部，要努力成为治国理政的政治家，并提出必须具有坚定的政治信念、开阔的眼界、宽阔的胸襟、较强的领导能力和优良的作风等五项具体标准[1]412。按照这样的标准来衡量，周恩来堪称当代政治家的典范。
如果从1927年开始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算起，到1976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任上去世，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日子里，周恩来一直是党和国家的核心领导成员，在20世纪的国际舞台上，也享有盛誉。周恩来之所以能够成为世所公认的政治家，除了时势造英雄的客观原因之外，就主观方面来说，首先，是因为他具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不管革命处于低潮还是高潮，他都坚信最终能够成功，在斗争中百折不挠，勇往直前，从不退缩，不动摇，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其次，是因为他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中，敢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善于总结经验，纠正缺点，坚持同各种错误路线和倾向作斗争；能够做到革命的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统一，具有高超的领导艺术，时刻注意调解矛盾，解决分歧，团结同志，维护集体。再次，是因为他时时处处都能够以党和国家的利益为重，从不计较个人恩怨得失，顾全大局，相忍为党；遵守党的纪律，服从党的决定，维护党的团结；从不居功，不诿过，维护党的集体领导的权威。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因为他能够实事求是地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在实际斗争中积累了丰富的革命经验，造就了卓越的组织才能和领导才能，善于开拓进取，打开复杂情况下的工作局面，和全党同志一起逐步摸索到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积累了宝贵的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正是上述种种精神、意志和修养，种种思想、能力和水平，种种品格、性格和人格，铸就了周恩来的领袖风范、革命楷模。
创基立业，功勋卓著
周恩来为中国革命和建设立下的卓著功勋，有口皆碑。早年，他加入巴黎共产主义小组，参与创建中国共产党的活动，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在大革命时期，他出色地领导过军队政治工作、地方政权工作和工人武装起义，是党内出了名的实干家。大革命失败后，他领导了著名的八一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创建了第一支人民军队。因此，他不仅是党内最早认识到武装斗争的重要性并开始从事军事工作的领导人之一，而且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之一。
毛泽东曾经说过，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2]242。这是总结了中国革命正反两个方面经验教训后得出的科学结论。当然，作为一个政党，要领导全党乃至全国人民进行革命斗争，实现远大的奋斗目标，光有一条正确的政治路线还是不够的，还必须围绕着这条政治路线开展一系列的实际工作，包括军事、组织、宣传、群众等方面的工作。只有通过这一系列的具体工作，才能够使党的正确路线得到充分的贯彻执行。特别是当错误路线在党内占据统治地位的时候，如何正确地开展工作，就显得尤为重要。因为这是纠正错误、减少损失的一个最有效、最直接的方法和途径。
在遵义会议之前，即在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走向成熟之前，周恩来不可能通过一己之力改变错误路线在党内占据主导地位的局面，但他利用自己的身份和地位，充分发挥“党内实干家”的领导才能和组织才能，通过兢兢业业、脚踏实地、开拓创新的工作，力保党的各级机构正常运转，各项工作全面展开，从而使得中国共产党这个一开始还十分弱小，后来又几经曲折和失败的政党始终保持顽强的生命力和战斗力；同时也为党的领导集体克服历次错误路线，最终走向成熟奠定了基础。
在中共中央机关进入苏区之前，周恩来花费了大量精力和心血来开展白区党的工作。可以说，中国共产党当时之所以能够在白区生存和发展，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他的苦心经营、开拓创新。后来，由于“左”倾错误路线的不断干扰，中共在白区的发展几次经历危难关头，都是周恩来出面力挽狂澜。如1930年底，由于罗章龙分裂党和工会，造成了组织上的极大混乱。周恩来身为中央组织局负责人，为了避免更大的损失，置自身安危于不顾，日夜出没于白色恐怖之中，与散落在上海小旅馆的党内同志、特别是不了解国内情况的留苏学生接头，安排他们疏散。后来，党内又接连出现顾顺章、向忠发叛变事件，周恩来积极组织人力，把他们的照片翻印出来，发给大家，要相关人员注意回避，以保安全。党的两位重要领导人相继叛变，这是何等严重的事件，但中央机关和一些骨干分子能够顺利撤出上海，安全渡过危机，这不能不归功于周恩来的正确应变和严密防范，归功于他一手创立起来的情报工作系统。
像这样在关键时刻挽救革命的事例，在周恩来一生中不知道有过多少次！突出的如遵义会议上拥护毛泽东的正确领导，长征途中同张国焘作面对面的斗争，西安事变中运筹帷幄，重庆谈判时游刃有余，三大战役中协助毛泽东指挥若定，开国之初奠基立业，过渡时期日理万机，调整经济殚精竭虑，“文革”之中苦撑危局等。可以说，在长达半个世纪的领导岗位上，周恩来参与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各个历史时期几乎所有重大的事件和决策，并且是这些事件和决策的重要组织者和指挥者，在多次关系到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历史关头，他都始终立场坚定，沉着应对，起到了极为重要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
团结协作，善于配合
一个出色的政治家要做到建功立业也许并不难，难的是在建功立业的同时不居功自傲，虚怀若谷，淡泊名利，在领导集体里团结协作、取长补短，必要的时候能够做好配角、甘当助手。而周恩来，就是这样一位难能可贵的政治家。
列宁曾经说过，领袖是一个集团。在这个集团之内，每个成员都是经过大浪淘沙、千锤百炼的优秀分子。他们各有各的长处，各有各的特点，共同组成了一个强有力的集体。在中国共产党内，周恩来和毛泽东都是著名的革命领袖，同时也是世界齐名的政治家。他们长期合作共事，相辅相成，是一对难得的革命战友和政治伙伴。
毛泽东与周恩来的亲密合作，是从遵义会议开始的。此前，在中国共产党处于尚未走向成熟的幼年时期，他们由于各自走过的具体道路不同，在党内所担任的领导职务也各不相同，但他们致力于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态度是根本一致的，并在此基础上对中国革命的许多问题达成了共识。比如大革命失败后，他们便分别领导了当时最著名的两次武装起义——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这种共同的认识和相似的经历，为他们后来的密切合作奠定了良好的思想基础。
1934年10月，由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被迫长征。面对敌人的围追堵截，李德除了发脾气，一筹莫展，博古也只会在一旁唉声叹气，是周恩来在这个危急关头担起了实际的指挥责任。他集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革命军委副主席、“三人团”成员三项要职于一身，在贵州黎平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不顾博古、李德的反对，采纳了毛泽东等人北上的正确意见，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做好了准备。随后，在遵义会议上，他毫不客气地批评了博古、李德，明确指出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上战略战术的错误。当毛泽东作了长篇发言后，周恩来又坚决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全力推举毛泽东参与领导中央红军今后的行动。他在会议期间所做的这些努力，起到了别人不可替代的关键作用。事后，毛泽东不无感慨地对贺子珍说：“如果周恩来不同意，遵义会议是开不起来的。”[3]40
遵义会议决定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恩来为“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最后下决心的负责者”，“毛泽东同志为周恩来同志在军事上的帮助者”。但周恩来从中国革命的最高利益出发，同时也出于对毛泽东军事战略思想和指挥才能的绝对信赖，主动让毛泽东全权指挥红军的军事行动。
周恩来曾经说过：“我当不了头，只能作为正确路线领导下的好助手。”[3]41 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自遵义会议确立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以来，他就有意识地把自己放在助手和配角的地位，竭尽全力协助毛泽东做好各项工作。如解放战争后期指挥三大战役，当时毛泽东是主帅，周恩来是名副其实的副帅。一般说来，战略性的电报大多由毛泽东起草，周恩来阅后发出；而执行战役计划的电报，则大多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那时候，周恩来几乎天天都要到毛泽东办公的地方去参与重大军事决策，又要在毛泽东下定决心后，具体组织实施。后来，毛泽东回忆说：“恩来同志是我指挥人民解放战争的最主要助手。”[4]
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作为党的主席，主政一切；周恩来身为总理，是共和国的“大管家”，他们之间形成了一种天然互补的关系。如果说毛泽东像一个乐队的指挥的话，周恩来则是这个乐队的首席提琴手。他们和党的其他核心领导成员一起，共同撑起了共和国的大厦。那时候，周恩来身兼多项重任，既要参与党和国家大政方针的制定，又要倾注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处理党和国家繁重的日常事务，工作范围比民主革命时期要大得多，广得多，真可谓是呕心沥血，日理万机。在中南海里，他是睡得最晚的领导人之一，办公室的灯光，每天都要亮到深夜。他曾经这样对身边的同志说：“党和国家必须有个全面负责实际工作的人，我应该担起这个担子，这样好让毛主席、少奇同志安心坐下来，对党和国家大事进行更多的深入思考和研究。”[4]
周恩来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中，甘当毛泽东的助手，除了出于对毛泽东由衷敬佩的感情基础之外，还与他的性格特点、价值标准有着密切的关系。早在1916年，他就在给友人的一首诗中写道：“同侪争疾走，君独著先鞭。作嫁怜侬拙，急流让尔贤。”[5]5 对于一个才华横溢、志向远大的年轻人来说，这该是多么宽阔的胸襟。毫无疑问，正是这种博大的胸怀，使周恩来比同时代的许多人站得高、看得远，不拘泥于一时一事的得失，处处以党的事业、革命大局和人民利益为重。
在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里，周恩来和毛泽东相差不到5岁，属于同一代人。但由于不同的生活环境和成长经历，使他们形成了不同的气质和性格。具体说来，毛泽东举重若轻，为人果断，大刀阔斧；周恩来举轻若重，处事周密，考虑精细。毛泽东质朴而直率，幽默而风趣；周恩来文雅而机敏，严谨而认真。毛泽东是哲学家、思想家兼诗人，是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的结合；周恩来是实干家、谋略家兼外交家，是现实主义的典型代表。他们性格、气质各有特点，各有所长，在工作中配合起来相得益彰。对此，尼克松曾深有感触地说：“中国共产党的胜利，与其说是毛泽东的胜利，还不如说是毛泽东与周恩来两人的胜利。”
尼克松的说法并不为过。自遵义会议以来，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领袖们互相尊重，互相配合，共同组成了一个有生命力、战斗力的集体，成为领导全党全国人民的坚强核心。在这个团结合作的领导集体中间，周恩来从不居功，不诿过，以独特的亲和力，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正因为如此，几十年来，尽管他在这个领导核心中间的排位顺序有所变动，但他作为核心领导成员的地位始终没有改变。特别是第二个《历史决议》把他排在毛泽东之后，居于第一代领导核心的第二位，这样评价完全符合历史实际。
坚持真理，修正错误
说周恩来是当代政治家的楷模，并不是说他就不犯错误。人不是神，没有不犯错误的。共产党员，党的领袖，也同样难免会犯这样或那样的错误。实际上，自土地革命战争以来，党内接连出现三次“左”倾路线错误。对此，周恩来从来没有推卸过自己的责任。
知识分子是中国革命队伍中觉悟最早的部分。他们是革命的宣传者、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者。因此他们最早成为中国革命的领袖，也是历史的必然。但是，由于中国国情的特殊性和中国革命的复杂性，决定了他们中间的绝大多数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对革命道路等问题不可能一下子就达到彻底的认识和全面的把握的程度。因此，他们在制定中国革命的路线、方针、政策时，不可避免地会犯这样或那样的错误。实际上，从党的一大到六大，从六届一中全会到四中全会，从遵义会议到延安整风，中国共产党人无不是在同各种错误路线和倾向的斗争中逐步成长起来的，党的领导集体也正是在这种不懈的斗争中不断积累经验、纠正错误并逐步成熟起来的。在那个大变动的年代，面对着过去从来没有遇到过的各种复杂而尖锐的矛盾，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这是一项前人没有做过的缺乏现成经验的艰巨工程，需要一个在摸索中前进的过程。因此，真正的共产党人，从他投身革命的那一天起，就必须树立同错误路线作斗争的信心和勇气，修正错误，坚持真理。
周恩来的一生，追求真理最执着，经历的风浪最多，政治经验也最丰富。党内接连发生三次“左”倾路线错误的时候，他都是党的核心领导成员中最早开始觉悟、努力开展斗争并不断进行纠正的成员之一。当初“立三路线”给刚刚复兴的革命事业带来严重危害的时候，正是他和瞿秋白接受共产国际的委派，回国召开中共六届三中全会，扭转了这一盲动主义对中国革命形势的极“左”估计。后来与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的斗争，更是艰难复杂。在遵义会议上，他不仅同博古、李德进行了面对面的斗争，而且诚恳地进行自我批评，主动承担了责任。可以说，如果没有周恩来在会上光明磊落的举动，错误的军事路线就不可能从根本上被否定。
与党内三次“左”倾错误路线的斗争，充分反映了周恩来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实事求是的态度，反映了他以党和人民的利益为重，不计个人恩怨得失的高风亮节。如果说，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些领导干部是在用自己的实践探索，用自己对中国革命道路的认识成果自下而上地同错误路线作斗争的话，那么周恩来则是在充分听取和接受毛泽东等人正确意见的基础上，在党的最高决策层同错误路线的主要领导人作面对面的斗争。他们对中国革命许多问题的认识可能有深有浅，对“左”倾错误路线的批判也可能有激烈程度上的不同，但是他们时刻注意总结经验教训、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革命态度是完全一致的。他们所进行的不同形式的批判和斗争，所起的作用也是同等重要的。
除了对党内错误路线的主要领导人进行面对面的斗争之外，周恩来始终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不断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特别是对待自己的错误，他从不隐瞒，不辩护，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态度来分析和检讨。建国初期，为了告诫党的干部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刚刚开始，没有任何现成的经验可供借鉴的时候，应该谦虚谨慎，戒骄戒躁，他总是以当初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艰辛经历作例子，反复检讨自己过去的一些失误。由此可以看出，周恩来严于律己，宽以待人，表现了一个杰出政治家光明磊落的精神境界。
善解矛盾，求同存异
作为伟大的政治家，周恩来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天赋调和，善解矛盾。他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中，始终坚持革命的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统一，具有高超的领导艺术和斗争艺术。不管遇到何种复杂的情况，他都能够驾驭大局，调解矛盾，解决分歧，既维护了党的集体领导，又为党的生存和发展争得了必要的空间，从而推动了党的事业不断向前发展。
早在1929年，周恩来就曾经说过他天性富于调和[6]41。这里所说的调和，实际上是指矛盾的斗争性和同一性、革命的原则性和灵活性的有机结合，是指处理非对抗性质的矛盾要把握分寸，讲究策略，不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用在党的领导核心之内，实际上就是讲要善于团结不同意见的同志，化解彼此之间的矛盾，维护党的集体领导和内部团结，避免内部分裂。因为党内矛盾主要是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矛盾，大多表现为意见不同，认识分歧，虽然个别时候也有组织分裂、派别对抗的情况，但总的来说，是可以采取调和方式来解决的。历史的经验证明，无原则的调和要不得，有原则的调和则是一种斗争艺术，是维护党的团结的重要手段之一。任何一个政治家，如果只讲原则性不讲灵活性，只懂斗争不懂团结，都不可能成为一个成功的政治家。
党成立初期，在党的集体领导还不完全成熟的情况下，努力调解矛盾，避免对抗，不使领导集体发生分裂，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因为任何形式的分裂都会给革命事业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正因为如此，自进入党的核心领导层以后，周恩来除了一方面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同各种错误思想和倾向开展严肃斗争之外，另一方面又长期致力于党的团结工作，多方化解矛盾。不管遇到多么复杂的党内斗争局面，他都能够做到以理服人、以诚待人，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既坚持原则又照顾情面，赢得了党内绝大多数领导人甚至包括犯了严重错误的同志的信任和尊重。在长征中，张国焘自恃人多枪多，企图夺取对军队的控制权，党和红军随时都有可能发生分裂。周恩来与毛泽东等人商量后，主动提出让出红军总政委一职，满足张国焘的部分要求，同时又坚决抵制他担任中央革命军委主席的企图。决定做出后，周恩来又不计个人恩怨，多次找张国焘谈话。几经劝说和调解，终于使张国焘接受了这个决定。在这场斗争中，周恩来表现出了高度的原则性和灵活性。
中华民族的历史源远流长，有着悠久的文化传统，其中如儒家的孝悌、中庸，墨家的兼爱、尚同，道家的寡欲无私、以柔克刚等思想观念和道德意识，都深深地渗入了中国人的血液。中国共产党人作为中华民族的精英，作为优秀文化传统的集大成者，也不例外。周恩来从大局出发，多方调和、化解矛盾的做法，是非常符合这一民族文化传统的。正因为如此，他不仅是调解党内矛盾的典范，而且是调解党外矛盾的典范，是党的领导人中做统战工作、联络工作、外交工作的典范。比如西安事变期间，面对各种复杂矛盾纵横交错、瞬息万变的情况，是他根据中共中央的正确决策，充分发挥善解矛盾的特长，求同存异，最后通过多方努力，推动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迎来了国共合作、共同抗战的大好局面。
正是通过妥善处理像西安事变这样一系列的复杂矛盾，周恩来为党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赢得了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多次代表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交涉，积极争取了第三国际的支持。抗日战争时期，他通过做国民党上层人士及地方实力派的工作，逐步扩大了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对此，连蒋介石都不得不感慨：与周恩来相比，国民党党内无人。解放战争时期，他陪同毛泽东赴重庆谈判，运筹帷幄，游刃有余，妥善处理各种复杂的矛盾，挫败了国民党假和谈、真内战的阴谋。与此同时，他还通过与国统区民主人士的广泛联系和交往，以其渊博的学识、宽广的胸怀、高尚的人格、迷人的风采，赢得了各民主党派对中国共产党的真心拥护。
顾全大局，相忍为党
周恩来之所以能够成为当代政治家的楷模，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的组织观念极强，遵守党的纪律，服从党的决定，维护党的团结。即使是在党的主要领导犯错误的时候，他也能够顾全大局，相忍为党。其实，在复杂的革命斗争中，尤其是在党刚刚成立的幼年时期，犯这样或那样的错误，都是难以避免的。在这种情况下，精诚团结就显得尤为重要，决不能因为党犯了错误，就轻易地放弃革命，自乱阵营。大敌当前，最重要的是坚定地团结在革命的旗帜下，同心同德，共同对敌。
1964年，周恩来在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说：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有坚持革命、团结对敌的精神。只要这个基本立场不变，即使党的领导一时有错误，也要等待，逐步地改变，不能因此造成党的分裂，使革命受损失，使对敌斗争瘫痪下来[7]679。他还举例说：1934年，在我们离开江西开始长征的时候，党中央的路线是错误的，是第三次“左”倾路线。毛主席当时的意见虽然是正确的，却是中央的少数，因此他也坚决执行了长征的决定。即使是遵义会议，那个时候也不可能一下子把“左”倾错误路线的实质全部指出来，因为当时在战斗中，在长征中，环境不允许。加上当时的多数领导者，在认识上还没有完全达到毛主席这样成熟的程度。遵义会议以后，张国焘进行分裂党、分裂红军的活动，这就不是团结一致，而且致使革命的旗帜动摇了。
周恩来的这段长篇讲话，讲出了自己的切身感受，也阐明了这样一个道理，就是一个政党、一个领袖，要领导人民取得革命的胜利，不在于自己不犯错误，而在于必须有坚持革命、共同对敌的精神，能够时时处处遵守党的纪律，维护党的团结。只要这个基本立场不变，即使党的领导一时有错误，也可以通过斗争，耐心说服，逐步使其改正。实际上，从1927年进入党的领导核心，一直到遵义会议，周恩来从来没有放弃过党内团结和斗争这样两个武器。其间，连续与三次“左”倾错误路线的斗争，每一次都可以说是呕心沥血，忍辱负重。但他始终都没有退缩，也没有放弃。如果没有革命家、政治家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没有共产党员的博大胸怀和恢弘气量，是根本不可能做到的。
周恩来顾全大局、相忍为党的高贵品质，不仅表现在战争年代，而且表现在建设时期。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党的核心领导层中间，对发展速度问题产生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思路，经济建设开始出现急躁冒进的倾向。1956年，周恩来和陈云提出“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方针。然而这一正确方针在党内却受到了错误的批评和指责。周恩来从维护党的团结的立场出发，主动承担责任，不断进行检讨，在很大程度上缓和了当时的紧张空气，使事态没有进一步恶化。
随后的“大跃进”带来大倒退的事实证明，反冒进是正确的，批评反冒进则是错误的。但是，周恩来并不争这个是非问题，而是不断检讨自己。他之所以这样做，首先是因为在当时的严重困境中，党内不允许有推诿过错、互争是非的现象发生，必须同舟共济，共挽危局；其次，是因为“大跃进”的风气是从上面一层一层地刮到下面去的，上级领导理所当然应该主动为下级干部承担责任，让他们轻装上阵、心情舒畅地做好国民经济调整工作。试想，如果中央领导人把责任推给地方，地方领导人又将责任推给基层，而下级又认为这些错误的产生与上级有关，这样推来推去，谁还有心思去战胜困难、共渡难关？由此可见，周恩来当时的检讨，是有其良苦用心的。
后来的“文化大革命”，周恩来更是被动地卷入了这场给党和国家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之中。他以“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献身精神，选择了一条比拍案而起的斗争方式要复杂艰难无数倍、于党于国于民有利而对自我身心则是万分痛苦的斗争方式，顾全大局，殚精竭虑，苦撑危局，相忍为党，把原则性和灵活性、各种形式的斗争和必要的妥协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同林彪、“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巧妙周旋，躲过一次又一次明枪暗箭，力所能及地维系党和国家工作的继续运转，千方百计地保护一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在那些艰难的日子里，他一方面必须努力维护党的权威，维护毛泽东的威信；另一方面又要抓住时机，提出正确的方法和意见，将错误层面缩小到尽可能小的范围。毕竟历史给他留下的回旋余地太有限了，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他也不得不说一些违心的话，有时候甚至要做一些违心的事。一个一生光明磊落的人，遇到这种场合，他内心的痛苦是可想而知的。
陈云曾经说过：“没有周恩来同志，‘文化大革命’的后果不堪设想。”[3]44 在“文革”中，周恩来用他对党、对人民、对革命的全部信仰、忠诚和智慧，努力维护党和国家的团结、统一。他在孤立无援的逆境中，恰当地运用自己手中的权力，利用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身份和地位，纵观全局，权衡利弊，竭尽全力避免了党、国家、人民军队的分裂。而在有利的时机和条件下，他也从来没有放弃过与林彪、“四人帮”的正面斗争。可以说，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领导革命和建设，党的事业之所以一直没有被割断，其原因就在于党的各级领导层里都有着像周恩来这样顾全大局、相忍为党的中坚分子。他们是中国共产党的脊梁，是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支柱。有了这样的脊梁和支柱，即使党在某一时期的方向和路线错了，只要它还坚持团结，开拓前进，经过一段时期的艰难曲折，党的领导核心还是能够形成一个坚强的战斗集体，党的事业还会回到正确的发展轨道。
胡锦涛同志在2008年2月27日纪念周恩来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从六个方面总结了周恩来的高尚品格和精神风范，即始终信仰坚定、理想崇高，集中表现为他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的精神；始终热爱人民、勤政为民，集中表现为他甘当人民公仆的精神；始终顾全大局、光明磊落，集中表现为他高度珍视和自觉维护党的团结统一的精神；始终实事求是、严谨细致，集中表现为他求真务实的精神；始终虚怀若谷、戒骄戒躁，集中表现为他谦虚谨慎的精神；始终严于律己、廉洁奉公，集中表现为他无私奉献的精神[8]。这六个方面，既是对周恩来领袖风范的科学概括，也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党的高级领导干部的基本要求。因此，凡是有志成为当代政治家的中国共产党人，都应该以周恩来为楷模，学习他的这些高尚品格和精神风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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