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情与爱——回归后的小说叙事与欲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香港论文,欲望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香港是一个大邂逅，是一个奇迹性的大相遇。它是自己同自己热恋的男人或者女人 ，每个夜晚都在举行约会和订婚礼，尽情抛洒它的热情和音乐。”(注：王安忆：《香 港情与爱》，1页，台北，麦田，1994。)上海作家王安忆在她《香港情与爱》(1993)的 开头如此写着。王安忆未必是香港通，但是从另外一个中国都会——上海——的观点， 她提供了一种独特视角，诠释香港作为欲望象征的特色。香港璀璨光华，机缘处处，不 由得你不一见钟情起来。然而王安忆话锋一转，又把香港比作“自己同自己热恋的男人 或女人”。这里话中有话。作为爱欲的主体，香港(或香港人)的浓情蜜意其实是自给自 足，不假他求的。但相对的，作为爱欲的客体，香港的“情与爱”无非是所有过客与归 人的一厢情愿的投射，自我消费的项目。色不迷人人自迷，更何况香港原就充满有声有 色的自觉呢。张爱玲多年前曾有名句，“我们都是上海人”。到了王安忆的笔下，大概 不妨有“我们都是香港人”之叹吧。我们都是香港人，都不得不陷入香港的情与爱(注 ：此处所论及的爱欲的自我投射及循环、置换机制，当然深受西方弗洛伊德、拉岗一脉 心理学说影响。见Kaj a Silverman的讨论，The Threshold of the Visible World(N.Y.Routledge,1996)，1—2章，又廖咸浩曾以上海与张爱玲为例，说明其地其人如何可 成为拉岗式的“无以名之的(小)对象”，遮蔽主体根基的空白，并赋予主体运作的权宜 性。“小对象”“存而不在”，暂时安顿主体欲望想象，却遥指其根基处的空缺，空无 一物。香港，正如张爱玲笔下的上海，吸引我们，因为它提供了齐切克(Zizek)所谓的 “幻想空间”，“除了地点(Place)之外，没有什么事发生(take place)的地点”。我 们与之认同，正因为此一地点投射我们的症状，对无可名状的真实对缺憾、爱欲、伤痛 的反应。见廖：《我们都是上海人》，《阅读张爱玲》，493—499页，杨泽编，台北， 麦田，1999。)。
但香港的爱与被爱毕竟是“自己同自己”的感情仪式。与其说香港是你侬我侬，爱欲 得以完成的场域，不如说香港是爱欲游荡、分裂、折射、永劫回归的中介点。是在这里 ，天涯海角正好为萍水相逢作引子，而地久天长的神话寓意只宜由浮世邂逅来反衬(注 ：此处所论及的爱欲的自我投射及循环、置换机制，当然深受西方弗洛伊德、拉岗一脉 心理学说影响。见Kaj a Silverman的讨论，The Threshold of the Visible World(N.Y.Routledge,1996)，1—2章，又廖咸浩曾以上海与张爱玲为例，说明其地其人如何可 成为拉岗式的“无以名之的(小)对象”，遮蔽主体根基的空白，并赋予主体运作的权宜 性。“小对象”“存而不在”，暂时安顿主体欲望想象，却遥指其根基处的空缺，空无 一物。香港，正如张爱玲笔下的上海，吸引我们，因为它提供了齐切克(Zizek)所谓的 “幻想空间”，“除了地点(Place)之外，没有什么事发生(take place)的地点”。我 们与之认同，正因为此一地点投射我们的症状，对无可名状的真实对缺憾、爱欲、伤痛 的反应。见廖：《我们都是上海人》，《阅读张爱玲》，493—499页，杨泽编，台北， 麦田，1999。)。香港的地志学因此不妨与香港的情欲学相提并论；香港的历史就是香 港的罗曼史。而在所有的香港想象中，又有什么比虚构叙事更能托出香港情与爱的征兆 ?从张爱玲的《倾城之恋》到黄碧云的《无爱纪》，从施叔青的《香港三部曲》到王安 忆的《香港情与爱》，香港不但是爱的背景，更是前提。仿佛惟有召唤香港，爱的传奇 ，或传奇的失落，才得以展开。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在他的《恋人絮语》(
Fragments.d'un discours amoureux)中把“难以言传的爱”比作写作，并有如下的看 法：“诱惑，内心冲突，还有绝境；这一切皆因恋人要在某种‘创造’(特别是写作)中 ‘表达’恋情的欲望而生。”(注：罗兰·巴特：《恋人絮语》，95页，汪跃进、武配 荣译，台北，桂冠，1996。)书写在此可以成为爱欲(香港)的隐喻，爱欲激活了书写倾 诉衷情的契机，但千言万语又怎么说得尽爱欲的飘忽魅力(注：亦见Peter Brooks,
Reading for the Plot.(N.Y.:Vintage.1984)Chapters 2.4.)?更重要的，爱欲/书写的 起迄点都形成能指的循环，指向一个情难自禁而又神思不属的主体。
回到王安忆的话：香港的情与爱是“自己与自己”的热恋。我要说这是一种“自作多 情”的爱。此处的“作”宜有二解。“作”可以是装扮、臆想，但也可以是造作、发明 。换句话说，自“作”多情不只仅具有“表演性”而已，而且也富涵“生产性”的意义 。本来的逢场作戏，自以为是，“作”多了，也就有了弄假成真的可能。本来是自我陶 醉的自恋，“作”多了，也就有了“推己及人”的冲动。己所欲，要施于人，而且过犹 不及。爱在香港，原来是这样的以虚击实，到头来却也兴兴轰轰，成就了“一个大艳情 ”(注：王安忆：《香港情与爱》，6页。)。写作之于香港，不也可作如是观?巴特的话 权可作为脚注：
要想写爱情，那就意味着和言语的混沌发生冲突。
在爱情这个痴迷的国度里，言语是既过度又过少，过分(由于自我无限制地膨胀，由于 情感泛滥)而又贫乏(由于种种规约、惯例，爱情使语言跌落到规约、惯例的层次，使它 变得平庸)……一旦明白……我将要写的这些东西永远不会使我的意中人因此而爱我… …任何升华，它仅仅在你不在的地方——这就是写作的开始。(注：罗兰·巴特：《恋 人絮语》，98页。)
一页香港殖民文学史，因此也不妨看作是爱的失落与追踪史。因为没有，所以欲望， 也因为欲望，所以怅惘。多少故事——《第一炉香》、《停车暂借问》、《像我这样的 女子》、《记忆的城市，虚构的城市》……——一再演义香港情与爱的过剩与不足，虚 饰与空洞。这座城市的感情身份，尽管“每个夜晚都在举行约会和订婚礼”，毕竟是芳 心寂寞的。而在“九七”回归的时间表上，这一爱的需求更显得患得患失起来。回归： 回归母国(与母体)的怀抱，那爱欲的终极归宿。不论从政治或心理分析论述而言，回归 都隐含了一种意义——国族身份，政治殖民历史，欲望叙事——的完成。然而就在这回 归的分水岭上，我们看到了暧昧的痕迹。回归前的欲拒还迎，回归后的怅然若失，无不 暗示爱欲辩证中的吊诡。“香港情与爱”到底情归何处?“自作多情”的表演性与“自 作多情”的生产性如何相互定义?于是有了继续叙事之必要，继续“谈”情“说”爱之 必要。香港主体性的想象，也因之呈现。以下我仅就三本小说中的“情与爱”来说明三 种(回归后)欲望/叙事的方法，即陈冠中的《什么都没有发生》(1999)、黄碧云的《无 爱纪》(2001)，及李碧华的《烟花三月》(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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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都没有发生》发生在香港回归中国一周年的那一天。香港商人张得志在台湾遭 杀手狙击，不明不白的死去。凶杀之前，张正要与应召女郎成其好事。枪声突然响起， 张倒卧血泊，思前想后，“在另一世界里，我为我这样一个人写下句号”(118页)(注： 陈冠中：《什么都没有发生》，香港，青文，1999。本处及以下所引页数以此版本为准 。)。
张得志想些什么呢?他这一生四海飘荡，专业为经理人。他吃尽穿绝，处处留情，却有 本事不沾不染，来去自如。而他所经理的事务，由非洲到美洲到亚洲，由杂货到地产到 期货洗钱，无不伺机而起，伺机而退，银货两讫，清洁溜溜。张的感情游戏，亦复如此 ；亲情、友情、爱情正如同转口贸易，于是：
我称之为活在这一刻。意思是，要亲密的时候立即可以亲密，不可以的时候就完全没 事一样，不放在心里。所有的偷情都是真的，所有非偷情的时候也都是真的，都没有延 续性，过了就过去，未来的，未来再说。(49页)
而张的得意之作，是与大陆女子沈英洁的邂逅。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两人逢场作戏， 几乎弄假成真。所幸张悬崖勒马，一走了之。
《什么都没有发生》的作者陈冠中是香港文化名人，亦曾长驻台湾(注：见陈冠中《三 城记》，台北，《中国时报》2001年7月15日，“开卷”版。)。阅历既广，对于香港人 情世路的感慨想必亦多。在“回归”一周年后，写下《什么都没有发生》，顾名思义， 已经可以大作文章。舞照跳，马照跑，由殖民地到特区，用句特首的话，一切“照常” ；“如果不是这样，就事不寻常了”(注：董建华语，见陈清侨的讨论，《后现代的常 态与异状：穷想九七香港如常》，《当代》，121(1997)：21—25。)。然而陈冠中在这 “完全没事”的如常中，看出了香港主体性的危机与转机。
故事的主人翁自谓“寄生在资本里，是商本位，但本身不是商人，是帮忙商人的人” ，换句话说，“我们都是第二把手”(101页)。用别人的钱，为人作嫁，虽然雨露均沾 ，却得以六亲不认，必要时全身而退。这是陈冠中的心得所在了。香港因为盛产经理人 才——第二把手——而繁华一时。是非成败似乎并不在这批人身上留下痕迹，在商言商 ，他们几乎把经营学玩成了一项艺术。他们运转流通，“本身”就像钱一样，是种资本 。而他们艺术的极致是“永远不要爱上自己的项目”(68页)，因为“我们都爱上自己” (101页)。
当王安忆写香港的大邂逅是“自己同自己热恋”时，她不可能像陈冠中这样，直捣香 港自恋情结的核心；这核心是空无一物的。为商业而商业，为爱恋而爱恋，为艺术而艺 术，这里有奇妙的循环。而一切的喧哗后，“什么也没有发生”。阿巴斯(Acbar Abbas )论香港的历史、文化，与其说是“无中生有”，不如说是“有中成无”，总是建筑在 “消失”的政治(politics of disappearance)的前提上。阿巴斯的立论也许要遭到有 心人的批判，但却与陈冠中的观点暗通款曲。所谓“消失”，并非指的是空间的抹消， 而指的是一种不断游徙、穿梭、置换的状态，甚至以空作多的技术(注：Ackbar Abbas,Hong Kong:Culture and the Politics of Disapperance(Minneapolis:Minnesota,199 7)。亦见Slavoj Zizek,Looking Awray:An Introduction to Jacques Lacan Through Popular Culture(Cambridge,MA:MIT,1991),pp.12-14。)。既然香港从未有“本然存在 ”的问题，“消失”的状态及技术反而成为一种日常生活的操演，甚至一种美德。
我以为阿巴斯的观察细腻世故，但不脱回归前后香港论述的辩证诡圈。从陈冠中小说 的角度来看，这样后设的论述不妨就是香港“文化”资本快速流通的表征，就是“什么 都没有发生”的症状的学院版本。“都没有延续性，过了就过了”，“我们把事情弄妥 ……我们就离场回家”——为下一个离场，下一个消失作准备。
然而陈冠中的故事并不就此打住。《什么都没有发生》里毕竟发生了什么。张得志自 认精明一世，来去没有牵挂。他不要不动产，他的收藏是七百瓶盖世红酒；他有六只镶 钻的金表，全都锁在保险柜里。密封时间，液化财富：“这就是没有根的好处。”(104 页)可人算不如天算，一记黑枪，匆匆结束了张的生命。最要命的，在死亡阴影中，他 竟然想起了一生未了的，来不及“消失”的事——他当年与大陆女子沈英洁的露水姻缘 。
这样的安排引导我们回到香港情与爱的主题。陈冠中处处要写一个关于香港的无情故 事。香港商人与大陆女子一夕邂逅，成其好事，事后一拍两散，消失在彼此的世界里。 事与愿违的是，一丝情愫，总是若有似无的牵动着张。多年以后，张甚至探知沈英洁离 去后自力更生，未婚生子，取名沈张。这是他俩的孩子么?张得志的难题是，没有爱情 ，却有(可疑的)结晶。而这结晶就算不叫爱情，又是什么?欲洁何曾洁。你以为要从此 消失的，居然又改头换面的回来，回来见证香港情与爱，或无情与无爱的痕迹。就在这 一叙事层次上，陈冠中提供耐人寻味的安排。张得志毕生的希望是一死百了，却在濒死 的边缘想起了今生的未了：他原想为沈张设立奖学金的，原因无他，“自作多情”而已 。但凶案发生，张的计划胎死腹中，他的欲望将化作幽灵的欲望，而他的死亡叙述—— 《什么都没有发生》——也成为原不该有，却再也不能抹消的，爱的遗骸。
拉岗谈“主动的爱的礼物”(Active gift of Love)，视之为主体将爱欲客体升华，理 想化的过程。在此一过程中，主体不再自求多福，反能有意的将客体位置拉抬到理想境 界。席佛曼(Silverman)延伸此一理论，认为“爱”的过程不只是主体将客体奉如神明 ，全身投入。而是主体在“赋予”爱时，理解主客体同时都有所不足，因此积极的参与 创造“爱”的条件及结果(注：Abbas,Chapter 1.)。换句话说，如果“爱”的先验情况 是自作多情——欲望的自我反射，“主动的爱的礼物”则强调自作多情——自我生产“ 利她”的理由及行动。其结果是打破了主体(以及主体置身文化环境)所念兹在兹的“我 ”的内烁定位；“推己及人”，一种外延式的欲望方式于焉诞生。
回到陈冠中的小说，张得志要将他的红酒及金表换作培养沈张的“教育资本”，未尝 不是一种自恋的极致发挥——他是为“自己”的经理能力预作打点。但他毕竟“不由自 主”的选择了旧爱沈英洁母子，作为自己欲望的投射。“爱的礼物”的赠予过程激活了 。尽管这一过程功亏一篑，它还是成全了张得志的后见之明：“没有一件事是可以依计 划完成的。”(118页)没有一件事是可以消失殆尽的，遗憾，是爱的一种征兆，是爱的 迟来的礼物(注：Silverman的讨论.pp.77-81。)。
从张爱玲到王安忆，都曾写下香港的浮世因缘故事，但我以为1997之后的《什么都没 有发生》，更为香港的爱欲及历史想象，平添又一转折。如前所述，这本小说以自白形
式，交代一个香港人“无情”的历史。六七工潮、七三股灾、八四中英公报、八九天安 门事件，都只是张得志生命的背景，衬托他的无动于衷。但陈冠中惟独让他的角色从游 离爱情交易里，泄漏底细。藕断丝连，当张得志发觉身份不明的沈张与他母亲生活在寻 常百姓间，他个人的历史意外的又翻开新页。虽然他最后义助沈英洁母子的想法不能落 实，一种希望、一种怅惘已自萦绕不去。与此同时香港千门万户，多少像沈英洁这样的 移民已经自顾自的落地生根了。就这样我们的主角无心插柳，却开启了他始料未及的伦 理关系。而也正因此，香港就算要“消失”，也不能像评家想象得那么一清二楚。香港 的情与爱仍有下文，香港的故事也还有得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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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碧云是九十年代以来最被看好的香港小说家。作品质量都能引人注目，黄擅写香江 男女的嗔痴怨爱，“温柔与暴烈”，形成剧烈张力。而黄又能于七情六欲的文字中，贯 注一股阴毒之气，欲魇情魔，鬼影幢幢，不由读者不惴惴不安(注：Silverman也特别强 调“爱的礼物”往往是主体意识的后见之明。p.80。这也是为什么这一诠释也加入了“ 爱的礼物”的生产、传递过程。)。香港“大限”，也自然成了她信手拈来的隐喻。
黄的新作《无爱纪》延续她前此作品的特色，写生命的畸恋遗恨，阴鸷犀利。故事中 的主人翁林楚楚是个平凡女子，但却遭遇到生命不平凡的考验。她的先生另结新欢，还 要与新欢移民加拿大；她的父亲逝后遗下书信，揭露了惊人的往事；而更复杂的，她女 儿的男友莫如一移情别恋，对象不是别人，竟是楚楚自己。这样的情节错综辗转，简直 有如通俗剧的桥段。但黄碧云用心应不止于此。她显然要藉情欲的流淌，述说命运的无
常，以及爱的能量及方式的出入。
耐人寻味的是，黄碧云将她的小说命名为《无爱纪》。在她另一部小说《七月流火》 里，她写下如下的话：“无爱纪无所缺失、无所希冀、几乎无所忆、模棱两可，甚么都 可以，无爱纪以虫行为舞，以婴儿粪香为挑情之惑。”(271页)(注：见拙作《暴烈的温 柔》，序论，黄碧云：《十二女色》，9—36页，台北，麦田，2000。)而“无爱纪”的 最终表征是“什么事都没有发生”(273页)。这不禁让我们想到陈冠中的《什么都没有 发生》了。但一旦进入黄碧云的世界，我们赫然发现她的角色岂能无爱?恰相反的，他( 她)们正因为有太多的爱欲——跨越时间、辈份、意识形态，乃至性别——以致无所适 从起来。所谓“无爱”，只能作为情伤梦断的病征，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托词。陈冠中的 作品因此与黄碧云的形成有趣辩证。《什么都没有发生》塑造一个无情无义的、自恋的 香港主体，却处处留下“情”不自禁的伏笔，作为批判，也作为救赎(或救赎的可欲而 不可即)。相对于陈，黄碧云的角色其实都病在多情，他(她)们的无爱，正来自于犹有 余恨。“那么容易爱就是伤害。”(109页)以《无爱纪》而言，故事中的林楚楚在父丧 后收到父亲游忧的忏情信，赫然了解原来貌似寡淡的父亲原来婚前有过一段刻骨铭心的 恋爱。恋情发生在大陆，终因为两地隔膜，“文革”突起而中断。父亲信中坦承，这爱 恋来得偶然，却绝难摆脱；最后爱极生恨，造成难以置信的遗憾。与此相平行的，楚楚 发现贤妻良母式的母亲婚前也有段不可告人的往事，由此生下楚楚。“夫妻不是夫妻， 父母女不是父母女，她自己也不是自己。”(66页)光天化日、家常生活，“细细敲问， 一样样危危乎千疮百孔”(66页)。
黄碧云的故事煽情，但她有意由此探问爱欲、血缘、伦理关系的必然性。当林楚楚发 觉对她疼爱有加的父亲其实是个“外人”，不免觉得情何以堪；但当她读到父亲的忏情 信，她反而了解父亲视她，而非母亲，才是“自己人”。“爱总是有所缺失”，“到她 明白爱的时候，爱已经不可能了”(70页)。一旦伦理的戒律被搁置，爱欲的可能就不胜 其防。林楚楚对父亲的回忆眷恋，已超过孺慕之情。借着父亲的表白，以及父亲当年所 爱恋的大陆女子王绛绿的情信，她不仅重新拼凑父亲的往事，也更投射自己的欲望位置 ：她“爱”她的父亲。在现实生命中，她的丈夫离异，女儿疏离，然而经由阅读、想象 年轻时期的父亲的激情及那位神秘女子的响应，她不得不觉得爱意盎然了。她想到当年 “小小的刚微胀的乳贴着她父亲的胸膛……王绛绿的乳会不会像她的，一样贴着游忧的 胸膛……她会不会说，不让你走，要你时常抱着我”(56页)。而这新滋生的爱，要由女 儿关系匪浅的男友莫如一来完成。至此，黄碧云游走似是而非的乱伦关系边缘，挑逗、 也挑衅礼教的重重闲防。正如楚楚与养父没有血亲关系，她女儿的情人毕竟不是她的女 婿。当莫如一说“我一定有恋母狂”时，她“已经跌入一个她自己密谋的思念陷阱之中 ，无法再逃出了”(103页)。《无爱纪》的后半段敷衍这对老少配，以两人发生性关系 为高潮。无论是恋父还是恋母，都已不再重要。两情相悦的力量，摧枯拉朽，不以生殖 、血亲、宗法为考量，反而在破坏其连贯性、必然性中，以及随之而来的自毁性中，方 底于成。
黄碧云更看出女性爱欲的能量，远大于她们的对手。小说中的楚楚出落得贞静平凡， 却操持家族爱情秘密的枢纽。她前有来者，后有传人。她的母亲因为一段幽幽情事，付 出毕生代价；她的女儿爱得惊天动地，但女儿“只是爱她的爱；她的激烈；她的自毁” (91页)。这三人倒是真正的血脉相连，各以不同方式，见证爱欲的“温柔与暴烈”。当 然，在她们之外，还有那神秘的大陆女子王绛绿。以她一封封情书，铭记她与情人林游 忧往事，死而后已。如果爱欲是这般的被念兹在兹，黄碧云又为什么写下《无爱纪》呢 ?回到小说中绛绿的一封信：“将来历史书上都会有一段长长的空白。很多人静默无言 ，不是因为胆怯(我从不胆怯)，不是因为忘怀(我们怎能忘怀)，只有同代人能够理解发 生的事情，但过后必无、从、说、起。”(88页)绛绿与游忧，楚楚与游忧，楚楚与莫如 一，楚楚母亲与情人，楚楚女儿与她“自己”……爱恨悲欣交集处，谁付与言?时过景 迁后的书写追记，只能看作是劫毁后的创痕，或如前引罗兰·巴特的话，自己为自己写 下那已然的“不在”。这使我们重思游忧在“文革”爆发后，潜回大陆寻找情人而不得 的结果：情急生恨，他不写情书，而写了封向公家揭发情人隐私的告密信。爱与罪、激 情与毁灭，自此纠缠不休。所以黄碧云只能写“无”爱纪，小说高潮之一是楚楚打开绛 绿最后寄给游忧的信物，那是一块绣花手帕，打开是颗断齿，还有封写在“战无不胜的 毛泽东思想万岁万岁万万岁”信笺上的绝情书。有一天，“血干了、肉腐烂，头发断裂 ，无记忆无言语……但她还有骨头与牙齿……她仍要留一个存在的记忆给他”(89页)。 这是刻骨铭心的“爱的礼物”的极致了。而多年后，当楚楚与她的小情人幽会，她张开 嘴“紧紧的啜吸他”，“她感觉他像蜗牛一样退却”。楚楚想着“我虽然有牙齿，但我 绝对不会伤害你。这是她最忠贞的、爱的承诺”。而叙述者(或楚楚)接着又想着：“但 牙齿是多么容易的诱惑。那么容易爱就是伤害。”(108—109页)《无爱纪》无他，就是 本记录爱与伤害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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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花三月》是香港知名作家李碧华的新作。自八十年代中期以来，她以《胭脂扣》 、《青蛇》、《霸王别姬》等作，演义香港市井人生，点染艳异色彩，广受欢迎。李碧 华文字疏散，笔下不无矫情时刻，但她的惫懒与世故，反而成就一种独特魅力。尤其在 编拟前世今生的鬼魅故事，串演警世阴阳的教训时，她其实已不自觉地继承了宋明民间 话本烟粉加灵怪的传统。
李碧华擅于写情爱，却不是一般痴男怨女的情爱。在她的世界里，古为今用，人鬼同 途，生生死死，轮回不已。《胭脂扣》、《秦俑》、《潘金莲之前世今生》等都是极好 例子。在后现代外加世纪末的风潮里，她宜俗宜雅，既颓废又警醒的姿态，竟然成为香 港文化奇观之一(注：黄碧云：《无爱纪》，台北，麦田，2001。此处及以下所引页数 均以本版为准。)。然而到了1997前后，即使是像李碧华这般的想象力，也已露出疲态 。大历史的时刻来了又过去了，“什么都没有发生”。但“五十年不变”的倒数计时已 经开始——另外一种大限已然悄悄弥漫开了。香港的“大邂逅”与“大奇迹”还可能么 ?如果有，在哪里?
李碧华的答案是她的新作《烟花三月》。这个动听的书名不再标示一本小说，而是一 本“报导文学”。隐隐约约，李碧华似乎也配合了“时代需要”，摆下了虚构游戏，来 点有血有肉的真材实料了。这本书记述李碧华厕身(中日战争时期)华籍慰安妇控诉日本 暴行及兴讼求偿的行动中，一段奇遇。故事的主角是湖北籍的袁竹林及四川人廖奎。抗 战期间，出身贫寒的袁竹林被诱拐、逼迫成为慰安妇。当时的袁年仅十八岁，却已两嫁 ，还有一个女儿。她在慰安所里饱受蹂躏，且因被迫堕胎，永远不能生育。与此同时， 她的独生女也夭折了。但抗战胜利才是袁煎熬的开始。她的“淫行劣迹”不能见容于自 己同胞，羞辱成了她的生存条件。1947年，袁竹林与国民党警察廖奎偶然相遇，产生情 愫，两人排除万难，于次年成婚。大陆易色，廖奎苟且偷安，却因为一件极小冤案在19 53年被发配北大荒劳改。袁与她的养女三年后北上团圆。然而北地物力维艰，夫妻生活 无以为继，1961年大跃进末期，袁被迫与廖离婚南返，自谋生路，从此音讯全无。
三十八年后，香港女作家李碧华从袁竹林处听到这段遭遇而深深感动了。袁年纪已大 ，毕生只有最后一个愿望：找到廖奎，一诉离情。这样的离乱故事，在现代中国史中已 经成为常态，毋宁可叹!我们的女作家一向擅以冷笔侧写人间情事的无常与无偿，这回 却动了恻隐之心，要为袁竹林圆梦。慰安妇向日本讨公道牵涉跨国法律与政治，总是事 倍功半，但慰安妇回首前尘往事，另有一种恩义，有待补偿。出入这两种历史任务间， 李碧华的胜算多大?
我以为在这一关口，李碧华为“香港情与爱”又作了一番新的定义。李前此的小说多 半在前世今生中打转，并由此思考香港作为“交易”前世与今生的转口点。《烟花三月 》里，那虚无缥缈的人鬼情突然落实到现代中国史的血泪中；而莽莽大陆，陡然提供了 一个新的言情述爱的空间。骨子里李碧华其实讲的还是她专长的一套。她要探究两个被 历史作贱，时间遗忘的男女，是否能在迥然不同的时空环境里重续前缘。然而细读《烟 花三月》，我们理解“回归”后的李碧华，“再世为人”，还是显现不同面貌。她现在 写的是“报导文学”。叙述中虽不乏被报导的对象，报导者李碧华的无所不在，才更耐 人寻味。她不只写袁竹林与廖奎的乱世之恋，她其实也写了自己对这样乱世之恋的爱恋 。行有余力，更要付诸实践。
1997前后，香港文化界开始谈论“北进想象”。但少有像李碧华这样将“北进想象” 的实相与虚相发挥得如此淋漓尽致。《烟花三月》描写报导者李碧华如何一步一步了解 袁竹林与廖奎的生平故事，如何运用自己的关系，展开跨国追踪。“廖奎，你在那里? ”不再只是袁竹林的深情勘问，也成为李碧华的欲望归宿。更惊人的，当香港传媒，从 《明报月刊》到《天地》图书再到《壹周刊》都加入寻人行动，引来众多回响，袁与廖 的不了情俨然要成为香港人的不了情了。
我们也注意到，在《什么都没有发生》及《无爱纪》里，各介绍了一位大陆女子，沈 英洁及王绛绿，作为爱欲辩证的托喻。沈自大陆来港，胼手胝足，但求安身立命。王则 是神龙见首不见尾，演绎了一场性禁区内不可能的爱欲冒险。到了《烟花三月》，慰安 妇袁竹林现身说法，回诉自己经历非人遭遇，却也展现她惊人的爱欲勇气。周蕾所谓的 “始原激情”(prirnitive passions)用在这三位女性角色上，都能引生更多辩论(注： 见陈国球编《香港文化与李碧华》，台北，麦田，2000。)。回归后的香港作家，要如 何调整他(她)们的感情倾向?中国是那诱惑的极致，也是创伤肇始的所在。她以女性身 份，激发爱的想象与禁忌。疲惫的、历尽虚情假意的香港俨然属由后现代的虚无追本溯 源了；一下子地老天荒、生离死别的俗调，突然又多了层新的含意。但是且慢，这样的 大陆也许曾经有过，却早已失传了吧。它的“意义”反要由香港制造，逆向输出。
前此我以陈冠中的《什么都没有发生》与黄碧云的《无爱纪》为例，描述香港情与爱 想象幅度的两极。前者精刮算计，以不愿及不能爱来摒挡一切随爱而来的牵扯：后者则 大事铺张无所顾忌的爱与恨，往往以玉石俱焚为出路。在我的解读中，这两种姿态每有 自我颠覆之处；《什么都没有发生》留下挥之不去的爱的遗迹，作为“没有发生”的反 证，而《无爱纪》在遍阅种种爱欲的逾越与冒犯后，归结为无爱——并无言——以对。 李碧华的作法又与两者不同。她身处回归后的香港，不再坐以待(祖国的?)爱，反而要 “送爱心到大陆”，一方面，她重演《什么都没有发生》中那香港经理人的本业，“二 手”打造、传播别人的爱的故事——这是服务业的本色；另一方面，她也呼应黄碧云式 的哲学，深自为爱欲劫毁的宿命所牵引。事实上，她比写任何一部小说都入戏。《烟花 三月》这部“报导文学”如果没有了李碧华的角色，不过只是又一本大时代悲欢离合的 插曲。有了她，一场不可思议的“恋人絮语”于焉展开。
《烟花三月》里李碧华自述寻人一筹莫展之际，友人代卜一卦，卦像是“火泽睽”， 显示袁廖二人好事多磨，天各一方。“‘不言而喻’的巧合，竟在数千年前《易经》六 十四卦中的一支，透露出来?”(119页)(注：李碧华：《烟花三月》，台北，脸谱，200 0。本处及其他页数，均以此为准。)一切莫非因缘前定，李碧华不禁毛骨耸然。问题是 ，李碧华也注定要在这再世情缘中扮演她宿命的角色么?故事，不，报导，由此急转直 下。廖奎下落竟然查出，原来他早已离开东北，随再娶妻子姜春兰一家人移居山东淄博 。而淄博的一个区淄川正是《聊斋志异》作者蒲松龄的故乡!冥冥之中是注定了的。报 导中的李碧华于是束装北上，先到武昌与袁竹林母女会合，再转赴淄博——与他们同行 的，还有李安排的摄影记者。袁廖重逢的高潮凄苦感人，不必细表。我所有兴趣的是李 碧华自始自终长相左右。是她化不可能为可能，也是她记录、观察、批注这一场重逢的 涕笑与无奈。李注意廖奎夹在袁竹林与姜春兰间的微妙尴尬。“世上所有爱情悲剧，都 只因为‘一公两母’”(283页)。她忘了在第三者外还有个第四者——她自己。她是局 外人，可却无所不在。凭爻卦的指引，她来到了《聊斋》的故乡。她也是来偿愿的：“ 如果一个传奇，可自《易经》开始，以《聊斋》作结，就很圆满。”(285页)这个传奇 的女主角不是别人，正是李碧华；或她不是人，而是鬼；她要爱，而没有“身份”。
在《烟花三月》的后记，李碧华如是写道：
我的第一个小说唤《胭脂扣》。是女鬼如花五十年后上阳间寻找她最心爱的十二少的 故事。——回头一看，有很多虚构的情节，竟与今天寻人过程有诡异的巧合。《烟花三 月》便是血淋淋的《胭脂扣》。它成书了，也流传开去，冥冥中是否一些亡魂在“借用 ”寄意呢?(404页)
的确，人世与鬼域，报导与虚构，相衍相生，成就了李碧华式的文学创作观，而她更 进一步说明，促成她创作动力的，端在“钟情”。“‘钟情’是一种没有原因也无法解 释的强烈感觉。但欲断难断，似聚似散，人却作不了主。”(398页)女作家李碧华与前 慰安妇袁竹林互为灵媒，牵引对方进入名唤爱的畛域，不能自主。这一“钟情”说，其 实远比前述拉岗式“爱的礼物”说，更有说服力。
然而作为写作者，李碧华的钟情不乏自恋的焦虑?她的“爱的礼物”真是运行无碍么? 再引用罗兰·巴特的观念：“每当恋人看到、感到、或知道情侣因这个或那个外在于恋 爱关系的原因而感到不幸或受到威胁时，一种强烈的同情感便会油然而生。”(注：罗 兰·巴特：《恋人絮语》，54页。)但巴特话锋一转，提醒我们当对方深为自己的不幸 而痛苦时，恋人可能发现这痛苦不但与己无关，甚至“把我给一笔勾销了”(注：罗兰 ·巴特：《恋人絮语》，54页。)。由是产生恋人暧昧的位置：“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心 爱的人在受苦难，真是桩可怕的事；但同时，我又漠然视之，毫不动情。我的认同是不 完全的；我是一个母性，但又是一个不够格的母性。”(注：罗兰·巴特：《恋人絮语 》，54页。)
李碧华那里只“借用”袁竹林的故事写出她创作的历程；她更(冥冥中?)“借用”了袁 的故事写出了一个香港作家与她的中国间，剪不断、理还乱的情缘。“那么容易爱，就 是伤害”，黄碧云写着。“永远不要爱上自己的项目”(68页)，陈冠中写着。而李碧华 回归后走上了千疮百孔的中国土地，叙说着她“不完全”的爱的故事。回到本文开始的 讨论，李碧华归根究柢是“自作多情”的。她可能是自以为是的、表演性的自作多情， 但更可能是自力更生的、生产性的自“作”多情。两者都不脱自恋的基础，但什么样的 恋爱不以怜惜自己开始?是在这一辩证中，香港的主体性才有了奇妙的安置。
而套用李碧华的叙事方法，香港的情与爱可能找回它的前世?我想到的不是张爱玲的《 倾城之恋》，那个故事结束在上海。我想到的是陈残云(1914—2002)的《小团圆》(194 6)(注：陈残云：《小团圆》，郑树森、黄继持、卢玮銮编，《国共内战时期香港本地 与南来文人作品选》上册，241—256页，香港，天地，1999。)。在陈的小说里，国民 党士兵黑骨球随着部队由东北来到港九。黑骨球在抗战初期被拉夫参军。八年间转战四 方，侥幸不死。战后回乡才发现母死妻离，一无所有。1946年，漫步九龙街头的黑骨球 孑然一身，四顾苍茫。突然他在街上巧遇昔日同村旧识老妇，并且惊喜交加地得知他的 妻子不但活着，还来到了香港!黑骨球终于与妻子团圆，却发觉她神色诡异，似有难言 之隐。果然，飘流到港的妻子因为生活所迫，已经下海为娼。
《小团圆》写于1946年。据此，故事中人物重逢比《烟花三月》中廖奎、袁竹林初在 武昌见面还早了一年。但两作所要讲的乱世情缘，却如出一辙。所不同者，《烟花三月 》跨越半个世纪，为廖袁往事，画下凄清句点。《小团圆》中的黑骨球与妻子百感交集 下，接受命运现实；黑骨球逃离军队，决心与妻子留在香港，赌赌运气。他们不回大陆 去了。一念之间的决定，是否改变他们后半生的命运?“香港是一个大邂逅，是一个奇 迹性的大相遇。”王安忆的话再度回到耳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