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广梅[1]2009年在《中国现代成长小说研究》文中认为成长小说作为一个小说类型,肇始于西方启蒙主义时期。20世纪的现代中国也产生和形成了有自己特色的成长小说。本文采用发生学、文化学和叙事学相结合的综合研究方法,对从五四到解放30年时段的中国现代成长小说进行初步的整体勘探。本文共包括绪论、正文和结语叁部分,正文部分共分五章。绪论首先根据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界定了成长小说的概念内涵,并为厘定筛选文本而进一步对中国现代成长小说进行了要素分析,避免遗漏和误选。其次,通过对中国现代成长小说的研究现状、选题意义的探讨,意在指出目前的研究缺憾,国内学者对20世纪中国成长小说的研究集中在当代这一时段,而对现代成长小说的整体把握和个案分析都明显欠缺。从整体上宏观把握和认真梳理中国现代成长小说已经势在必行。再者,提出本文具体的研究方法和研究任务。由于论题本身的性质,自然会涉及哲学、心理学、文化学、社会学等方面的内容,而研究的体例和框架又决定了论文还会涉及发生学、叙事学、主题学、文化研究等学科,这就更需要利用各学科所长而避其所短的综合研究视角才能有效地驾驭论题。第一章中国现代成长小说的发生。这一章主要采取探源和发生研究相结合的方法,既探讨现代性语境下成长问题的提出,又以此为切入探讨中国现代成长小说发生的历史原因和个人动机。第一节考察了成长问题在中国传统文化语境中的历史性缺席,并对成长小说在中国叙事文学传统中的匮乏进行深度溯源。第二节以西方成长小说为参照系,论证了现代性语境下成长问题的提出,指出五四个人主义话语作为现代成长小说发生的价值原点。第叁节从“新人”的公共形塑考察中国现代成长小说的方向和规约。采用文化研究的方法,选取各时代的重要期刊杂志或报纸考察论证了五四新人、革命新人、民族新人和翻身新人的理论塑形,指出这四种新人集中代表社会理性所期待的理想人格,并直接影响和开启现代成长小说对“新人”的想像。第四节集中论证了作家的主体意图,从小说家讲述自己的成长故事和虚构(或纪实)他人的成长故事两方面考察中国现代成长小说发生的个人动机。第二章中国现代成长小说的嬗变轨迹和叙事类型。这一章主要以史学和叙事学相结合、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综合理论视角梳理分析了中国现代成长小说30年来的嬗变轨迹和叙事类型。第一节将从五四到解放30年时段的中国现代成长小说划分为开端、爆发和收获叁个阶段,各个阶段呈现出不同的叙事特征和主题内涵。由于五四作家集中于对传统人格的剖析和反思,更多的人物形象是因袭着传统文化积弊的病态的老中国儿女,“新人”的成长想像还是一个奢侈的话题,所以五四开端期的现代成长小说在叙事上尚显稚嫩,数量上也不够丰富,但已基本具备成长小说的主题内涵和叙事特征。左翼革命爆发期的现代成长小说在数量上明显增多,并呈现出“民族寓言”式的写作趋势,主要表现为:个人成长与外在重大社会事件的关系越来越密切;成长主人公逐渐大龄化、生理意义上的成长被忽略,精神发育成为这一阶段成长小说的重心;叙事结构和模式逐渐趋同化、固定化。由于个人的成长越来越被视作民族国家历史本质的象征,成长的方向也越来越合历史目的性,因而这一阶段的成长小说已经开始被规约为“教育叙事”。抗战收获期的现代成长小说数量也很丰富,其主题内涵、叙事模式除了承袭爆发期的诸多特点外,还出现了“改造式”的成长主题内涵和叙事模式。成长主人公主要以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或农民的形象出现,在主体构建上按照社会秩序的规约进行以“新我”换“旧我”的精神改造。第二节根据成长主人公是否完成成长仪式,将现代成长小说划分为叁种叙事类型:在路上的成长迷梦、被放逐的成长幻灭和到达“远方”的成长神话,由此相应产生出叁种类型的成长主人公形象,即迷梦型、幻灭型和神话型成长主人公。在对叙事类型的分析过程中,本章着重对叁种类型成长主人公形象进行还原式分析,以期得到对成长人物面貌和作家创作心态的完整把握,避免把作家作品打散后只能作为零星例证出现的缺陷。第叁章身体成长:中国现代成长小说的诗学维度之一。这一章主要从文化学的角度论证了中国现代成长小说中所展示的身体成长之谜。第一节探讨了身体的时间神话,指出个人成长时间与历史时间的融合,历史时间被分解在个人成长时间里,个人成长时间也在参与历史时间的建构。借用巴赫金的小说诗学理论,提出中国现代成长小说中的“成长时空体”和“道路时空体”两个文化和审美概念。另外,探究了指向未来的先行性时间遮蔽一次性的个体生命时间以及有限性的个人成长时间,并将成长主人公的时间观与价值观、历史观的建构相联系,归纳出叁种类型:进化论时间观的坚定型、指向过去和个人时间的不彻底型、从过去到未来的转变型。第二节探讨了身体的空间实践。运用列斐伏尔的空间批评理论,首先分析了身体成长的空间行为模式——成长主人公逃离家庭空间而闯入社会空间,指出由于家庭空间的封建文化内涵使之对成长个体具有了“异己性”,并且在革命意识形态话语系统里,家庭空间和现代民族国家完全成了截然对立的矛盾关系,顺利成长的前提是舍家为国,甚至是“毁家”为国。女性成长主人公对“父亲之家”和“丈夫的家”进行了双重逃离。其次,分析了身体成长的空间逻辑——开放自由的空间位移和空间拓展,成长主人公正是在了解、接纳和屏弃各种空间的过程中,不断审视调整身体、自我与空间的关系,在社会阶级、性别、文化、经济等各种因素的基础上重构自己的社会身份。空间本身已经作为社会建构,参与到主人公身体成长与身份认同。再者,分析了身体成长的四个典型表征空间——监狱、军队、会议和街道(广场),指出表征空间是想像和探索成长主题的重要手段,并分别揭示其所蕴涵的独特象征意义和审美意味:监狱空间指向身体挣扎与精神超越,军队空间指向身体驯服与新我诞生,会议空间指向身体生成与自我建构,街道(广场)空间指向身体展演和精神狂欢。第叁节探讨了身体欲望的话语转移,揭示出身体欲望作为被启蒙理性唤醒催发的主体意识的主产品,是如何在时代大风歌的变奏下,围绕“革命”这一总体性变革目标进行分配重组和重新叙述的。同时,还揭示出身体欲望的话语转移能否成功进行,直接影响着成长主人公的顺利成长。以历时性的分析框架分别考察了开端期身体欲望与社会理性的初步调适、爆发期身体欲望和革命指令的矛盾冲突和收获期身体面相的多样化。第四章心理成长:中国现代成长小说的诗学维度之二。这一章运用拉康后现代精神分析学的主体生成理论,考察了心理成长的叁个阶段。第一节探究了镜像阶段对母亲镜像的辨识与想象性认同,主要出现叁种情形:一是在神话型和部分迷梦型成长小说里,母亲镜像既是被超越、被颠覆的小他者,又是难以割舍的根性诉求;二是在部分神话型成长小说里,母亲镜像帮助成长主人公心理成长和精神成长;叁是幻灭型成长小说里,母亲镜像成为无法逾越的心像误认。这叁种母亲镜像认同对主人公的心理成长产生了不同作用,抗争式的母亲镜像认同既使成长主人公积极建构起主体性,又使之难舍与生俱来的根性弱点;精神同盟式的母亲镜像认同加快了成长主人公主体建构、自我确认的过程;仰望式的母亲镜像认同则使成长主人公的主体建构受到阻碍。第二节探究了后镜像阶段对父亲镜像的拆解和审视。中国现代成长小说生动回应了五四时期文化先驱者对个性解放、人格自由所做的文化构想,将其具象化为“父”与“子”相冲突对抗的生活场景和心理图式。由于父亲镜像对儿子和女儿的心理投射作用不完全相同,本节从“父与子”和“父与女”的不同角度分别论之:一是“叛逆—归来”之子对父亲镜像的再拆解、再审视,其中选取四个代表性文本具体分析了封建暴君型、阶级仇人型、原罪型和现代民主型四种父亲镜像;二是逆女对父亲镜像的反抗和颠覆,这主要从争取婚恋自由、确立现代民族国家意识两个方面进行分析。第叁节探究了成长主人公在后镜像阶段送走了血缘父亲,迎来了崭新的“象征之父”。这个代表新的秩序和法则的“象征之父”以成长主人公的启蒙者、教育者形象出现在其心理成长的关键时刻。成长主人公对“象征之父”的接纳,首先是从对启蒙者面像的想象性认同开始的,本文归纳并分析了五种启蒙者面像介入方式:从欲望化到“去欲望化”、男主女从式、序列化、“群众”、“公家人”等。随后,启蒙者传达“先行掌握”作为象征性导引,不同时期启蒙者的“先行掌握”不同,从个人主义话语、革命意识形态话语到民族主义话语,这和社会文化语境的变迁紧密相关。相应地,成长主人公对启蒙者的他者话语进行了象征性认同,只有被他者话语询唤为说话主体,成长仪式才能真正完成。第五章精神成长:中国现代成长小说的诗学维度之叁。第一节从新知识与新教育的领受考察了精神成长的文化内涵,分析成长主人公知识建构的叁种方式,指出现代传媒和现代学校作为新型的教育途径对精神成长的催发作用,同时检视了学校作为意识形态机器的教化功能,以及由此对精神成长的阻碍和负面影响。第二节从意义和信仰的找寻考察精神成长的文化内涵,运用弗兰克尔的意义学说分析意义意志、意志自对精神成长的重要作用,指出现代成长小说中信仰找寻与精神成长相等同,信仰成为成长主人公意义世界中最关键的一维,由此成长故事一定意义上成了信仰故事,本文对这种特殊的中国式成长现象从心理学、社会文化学进行了多角度的原因分析。另外,结合文本细读阐释了找寻意义和信仰的精神产品——痛苦体验。结语“成长”抑或“生成”?探讨中国现代成长小说所展示出的“成长”一定程度上演变为“生成”。原本自然意义和生命存在意义上的“成长”因为现代中国社会转型和更迭的巨大牵引力而演变为带有强烈规训意味的“生成”。成长主人公身体成长、精神成长和心理成长都表现出经受社会文化模造的“生成”特征。由此成长主人公的形象塑造和成长故事的讲述具有了社会文化的示范意义,但也因此出现主题内涵的单一化、叙事的模套化、程式化和审美风格的重复单调等缺憾。指出成长小说不应忽视生命原初意义上的“成长”,更不能完全以意识形态修辞来规约成长的“因”与“果”。本论文的学术目标和创新点在于:1、根据选题的性质,选取跨学科的综合研究视角,主要运用文化学、发生学和叙事学的研究方法,对中国现代成长小说进行整体把握和文本细读,这是本文的方法论创新目标;2、重新发现并解读被文学史忽略了的众多现代成长小说文本,如王统照的《一叶》、张闻天的《旅途》、冯铿的《最后的出路》、张天翼的《齿轮》、苏雪林的《棘心》等等,以期对中国现代成长小说的全貌作出令人信服的探察,这是本文还原历史的创新目标;3、从身体成长、心理成长和精神成长叁个诗学维度考察了中国现代成长小说中蕴涵的“成长之谜”,为成长小说的研究提供新的理论范式和切入点,这是本文的理论创新目标;4、始终坚持纵(历时)、横(共时)两个向度相交叉结合来考察中国现代成长小说的发生和嬗变、叙事类型和诗学维度,这是本文的写作范式创新目标。
田悦芳[2]2013年在《巴金小说形式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巴金是一位有重要影响的作家。目前,关于巴金小说思想意义的研究已经非常深入,但其形式研究还很不充分。论文以巴金自1929年至1949年间创作的小说为研究对象,重点分析巴金小说形式的特征、功能及其生成动因,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其在中国现代小说发展中的诗学意义。论文包括导论、正文和结语叁个部分,其中正文部分共分五章。导论部分主要就课题的缘起和意义、研究历史与现状进行述评,并提出本论文的研究思路、方法、创新点和难点。第一章从语言角度进入巴金小说文本,具体讨论巴金小说的叙述语、对话和独语叁种话语场景在前后期的变化。叙述语在早期有明显的焦灼情绪的渗入,后期则心理化色彩凸显,这种转变是巴金对小说话语形式的一次突围尝试。交互型对话、错位型对话和申述型对话等叁种对话类型,在巴金前后期小说中的使用发生了变化,对话主体由双主体向单主体的过渡,与作家深层心理文化意识的变迁有关。巴金小说对不同独语方式的运用,鲜明地呈现出其小说语言的心理化倾向。虽然巴金小说的语言有时不够简洁精美,但其语言的想象力和情感色彩,为小说文本形式带来了独特意蕴,这是巴金小说语言对中国现代小说诗学的独特贡献。第二章从时空形式角度探讨巴金小说对时间与空间的处理方式。巴金小说以时间的当前化这种时间定位、时间跨度的变化和时序变形等叙事策略以及不同时间意象的时间隐喻方式构成了小说的时间形式,并以瞬间的共时呈现、空间性并置和空间意象的内在对峙等空间形式,共同凸显了人在现在时态中的“临界境遇”。同时,论文还从巴金的时空意识的衍变角度分析了巴金小说时空形式的生成原因。第叁章主要研究了巴金小说的叙事样态及其对小说形式的影响。首先,巴金小说有着明显的询问的叙事姿态,不断地提出问题却迟迟没有答案,思索成为一种小说思维,延宕、争辩和游离是在形式化维度上的诗学表达。其次,巴金小说还有着主题复现和细节复现等重复叙事样态,它体现出作家对某些问题的持续思考,小说形式也因之具有了开放性、未完成性的特点。再次,巴金小说的心理化叙事表现为物象生命化、情感空间化和心态动作化,实现了对人物的心灵探索和读者的心理调控等双重心理建构。另外,论文还从总体上对文化心理变迁中的巴金小说叙事风貌进行了考察。第四章从主导性的故事形态出发,分析了巴金小说的反向离合结构、复向回旋结构、多向嵌套结构等叁种结构方式。不同的结构方式是巴金小说故事要素或叙事单元间的形式化呈现,而这些形式架构中的“隐义”的生成,蕴含着作家巴金某些秘而不宣的核心质素存在,主要体现在叙事心理、文化立场和小说观念叁个方面。另外,这叁种结构方式,可以作为巴金小说形式的一种类型化概括,也是巴金对某种理想态小说文本形式的一种设想,还体现着巴金对小说形式发展的一种多层面、开放性的实验思路：在小说类型上,实现了多种小说类型因素的融合。第五章对巴金小说的交流情境进行了研究。在作者与文本的关系方面,巴金小说有着鲜明的追求情感真实性与多元化叙述的倾向,体现的是作家对现实经验与小说虚构之间进行边界弥合的努力,也是对小说表达形式的探索。在作者与读者的关系方面,巴金对普通读者的重视使巴金小说深具着交流的品格和特质,而巴金与批评家的关系中可以见出批评家的声音既砥砺了巴金的艺术探索,也呈现着巴金在艺术上独立、个人性的写作姿态。结语从小说形式发展的可能性角度,对巴金小说形式的诗学意义进行了衡估,并在中国现代小说诗学的视野中思考了巴金小说写作的文学史价值。
孙婧[3]2002年在《中国现代“成长小说”的叙事学研究》文中指出中国现代的历史经历了革命、改革的风风雨雨，在一百多年的时间里，逐渐完成了一个现代自主国家的建立、发展以至繁荣，使得中国近百年历史的文化含量最为丰富。这一独特的历史过程在现代文学史中得到了记录和书写。中国现代“成长小说”的发展脉络涵盖了整个国家现代化发展的历史，叙述了整个国家民族成长的故事，是国家民族的成长寓言，从而成为文学史上独特的小说形态之一。 中国现代“成长小说”的发展是伴随着现代文学的历程而行的，基本上经历了雏形、勃兴、延续、中断、回复、过渡、繁荣几个主要阶段，论文以西方叙事学为理论基石，将其作为一个完备的系统，在确定中国现代“成长小说”概念内涵的基础上，来研究中国现代“成长小说”的诸多文本。通过对中国现代“成长小说”发展历程的整体观照，分析不同时代的文本的不同成长叙事，从而形成几种成长叙事形态。并从叙事视角、叙事时间、叙事顺序等叙事因素出发，探讨“成长小说”的叙事艺术，从而感受中国现代“成长小说”独立的叙事风格，和其作为现代小说存在的意义。论文最后解决“成长小说”叙事话语的问题，归结出中国现代“成长小说”的基本叙事模式。 成长是人类永恒的话题，中国现代“成长小说”是中国走向现代文明的历史见证。个人化叙事特征的日渐彰显，是一个主体国家逐步走向繁荣的寓言。中国现代“成长小说”中成长的主人公基本上是现代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的精神变迁最能反映出时代发展的潮流和国家、民族前进的方向。从现代的萌芽、到现代的开端再到现代的发展最后至现代的成熟，不同时代的知识分子有各自不同的成长经历，代表着各个时代的发展特色和背景。一代又一代知识分子的成长，接续了整个中国现代的历史。同时，中国现代“成长小说”的发展历史延续着整个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历程，是民族国家走向现代化的历史性证明。知识分子的成长叙事升华为抽象的象征，一部中国现代“成长小说”史就是一个民族国家的“成长”寓言。
苏加宁[4]2017年在《社会转型与空间叙事》文中研究指明作为美国浪漫主义文学中最具代表性的组成部分,美国哥特小说研究理应引起高度重视。虽然美国哥特文学的诞生晚于英国数十年,但自18世纪末至19世纪上半叶,以华盛顿·欧文,埃德加·爱伦·坡,纳萨内尔·霍桑和赫尔曼·梅尔维尔等为代表的经典美国作家创作出大量哥特式(或具有一定哥特文学元素)的叙事作品,构成了美国文学史上的重要一章。他们不仅被视为讲述神秘、恐怖及荒诞故事的怪才,同时也是美国文学、文化传统的源流之一,亦被认为是塑造了“美国性”(Americanness)的重要基础。对于哥特小说这一文类来说,城堡、密室、荒原、森林等空间不仅是故事发生的背景,同时也是叙事与构成意义的核心所在。根据列斐伏尔的观点,空间并非是抽象的客观存在,而是一种社会生产的产物或复杂的社会建构,最终又会对社会实践及社会认知产生影响。因此,文学中的空间叙事,便不仅仅起到背景交代及铺陈叙述的作用,而是能够从中发掘出文学活动与社会生产机制间的复杂联系。就美国历史而言,特别是其19世纪上半叶至内战前,这一段被史学家称为“大转变”的特殊社会时期在经济发展、社会关系、文化模式、信仰体系、国家形态等各方面均产生了一系列变化、矛盾与问题,而这些亦深刻影响了美国哥特式小说的主题与叙事模式。需要指出的是,本文区分了“哥特小说”与“哥特式小说”的概念,前者指文学史严格意义上的英国哥特小说,作为一个历史概念已经消亡;后者则泛指受到欧洲哥特小说传统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具备哥特元素或哥特主题的小说,并能够结合其他类型小说的特点,达到更为丰富的表现范围与更强烈的叙事效果。荒原与古堡这一对哥特小说最典型的空间叙事为欧文、霍桑和坡等作家所沿袭,但在此基础上,他们结合美国的实际情况,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改写和发挥。对于美国哥特式小说而言,“荒野”的地位相比于英国哥特小说大大提升,扮演了更加复杂的叙事功能;既是对殖民地时期拓荒探险经验的真实再现,也将荒野作为与城市及城市所代表的文明、法律与虚伪的对立面予以书写。对于欧文来说,荒野和古堡是美国建国历史的遗忘机制的空间表征;对爱伦·坡与霍桑而言,荒野和古堡则被视作心理空间的外化,投射出这一时期人们普遍的焦虑心态。城市和乡村虽然在传统哥特小说中并不占主要地位,但在美国作家笔下,近代资本主义所规划和组织起来的城市以其远超中世纪城市的复杂性与对传统伦理及社会规范的冲击性,某种程度上替代了古堡在哥特小说中的叙事功能,成为这一时期最具表现力的空间叙事,甚至催生了侦探小说这一新的文类;另一方面,乡村作为城市的对立面,在日益加大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地位差距下日渐沦为城市的附庸,这引发了相当一部分美国人的身份认同障碍与主体危机。爱伦·坡的侦探小说、霍桑的《我的亲戚,莫利纳少校》等作品,均反映出这一时期的社会问题。美国文学中一直存在着反工业化、崇尚田园牧歌的浪漫化怀旧倾向,试图建设所谓“中间景观社会”,而这种怀旧的传统与美国19世纪的激进主义思潮和宗教狂热裹挟在一起,从而诞生了《七个尖角阁的老宅》和《福谷传奇》等杰作,既完成了对工业化与商业社会的批判,亦构成了美国社会重要的乌托邦想象。霍桑试图通过一种封闭式的自给自足抵御资本主义对生活方式和人际关系的冲击,进而改造人性。但是,它既想通过隔绝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来抵御现代生活对人性的侵蚀,又试图以封闭和低效的中世纪生产模式来维持现代人的需要,其结果必然失败。海洋在传统上并非典型的哥特式空间叙事,但在爱伦·坡的《亚瑟·高登·皮姆》和梅尔维尔的《白鲸记》中,海洋的辽阔、神秘与危险,航船的复杂、机械化与国家隐喻,都带有哥特式的雄浑与神秘之美,并且与作家本人的死亡冲动、种族意识与帝国想象之间产生了互动关系。相比于荒野,海洋的非理性与极致性导致它成为无文明甚至无语言的绝对空间,而主人公向着海洋深处的逃遁,则意味着对文明彻底弃绝的态度——由此,海洋作为哥特空间展现出美国19世纪发展的黑暗面向,并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对国家和民族未来的寓言。
张相宽[5]2017年在《莫言小说创作与中国口头文学传统》文中认为本文的研究对象是莫言小说创作与中国口头文学传统。莫言曾经在他的长篇小说《檀香刑》后记中提出"大踏步撤退"的设想,后来又多次对"撤退"的内涵进行过论述。根据莫言本人的阐释并联系他的创作实践,可以确定莫言所说的"撤退"主要就是向中国口头文学传统的回归。毋庸置疑,相对于莫言所在时代的创作潮流,莫言的创作的确是在"撤退",而且他几乎是在一开始写作的时候就己经身在"传统"之中,他的"撤退"也是相当彻底,一直"撤退"到小说的起点。莫言正是"撤退"到了中国口头文学传统的原点,带领着我们重返原始民间讲述故事的情境,带领着我们又回到了那个围绕在大人身边听故事的时期,他用他的原始而又现代的创作阐释着中国当代小说的发生学。本文主要从口头文学传统的天然滋养与写作理念的自觉追求、故事的没落与崛起、说书传统的承继与创新、民间谣谚与民间小戏的汲取、向中国口头文学传统回归中的变与不变几个方面论述莫言小说创作与中国口头文学传统之间的关联。在绪论部分,主要交代了论文选题的缘起、研究现状、拓展研究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口头文学传统的概念以及论文的研究方法。为了避免不必要的争议,特地对口头文学传统的概念进行了梳理和廓清,而且,也正是以口头文学传统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为依据,限定了本文所要论述的内容和结构。第一章主要从口头文学传统的天然滋养与写作理念的自觉追求两个方面来论述莫言向中国口头文学传统回归的必然性与可能性,这也为下面诸章节的进一步展开提供了依据。莫言出生于山东高密大栏乡平安庄,作为文化水平比较落后的农村,识字人少,书籍也不多见,这就为口头文学的发展提供了土壤,民间故事的口耳相传就成为口头文学传统的主要承传路径。莫言正是听着平安庄的故事长大的,由于民间故事的耳濡目染,他天然地成为口头文学传统的受益者和继承者。此外,莫言小时候也极爱听说书人讲故事,并且表现出自己的说书天赋。同时,由于莫言过早辍学在家,没有经历初中和高中的教育阶段,这种"不幸"反而使他在民间口头文学传统的海洋里吸足了营养。莫言不仅潜意识中受到了口头文学传统的影响,而且他还很快就建立了向中国口头文学传统回归的写作理念。中国口头文学传统潜移默化的影响与写作理念的自觉追求,使得莫言在创作中汲取中国口头文学传统的叙事艺术也就成为必然。第二章主要论述"故事"在莫言小说中的重要地位以及莫言坚守"讲故事"这一小说创作理念在当代小说创作中的重要意义,同时论及莫言小说中民间故事的插入、叙事功能、存在缺失,探讨了荤故事在莫言小说中的审美意义,也对莫言小说整体上讲述故事的风格进行了论述。中国古典白话小说是以故事的讲述为中心的,只是到了近代之后,由于受到西方文学的影响,特别是五四以来的新小说将小说的诗化和散文化提上日程,许多作家和理论家都提出了不同于传统小说的观点。到了 20世纪80年代的新时期,小说要不要讲故事的话题也比较流行,而且更是出现了对故事的蔑视,同时出现了小说创作抽象化的趋势。这不仅是在当代的中国,就是在为中国提供理论资源和写作经验的西方,也是对故事表达了不同于传统的看法,讲故事已经被视为落伍的写作方法。所以,从历史的角度,从世界的视阈来看故事在小说中的流变,就更能体现出莫言小说的传统性、独特性,也更能体现出莫言坚持自己的勇气,体现出莫言小说创作宽广的胸怀、广阔的视野和超脱的智慧。当莫言的童年记忆被唤醒之后,口头文学传统的资源都纷纷涌到他的眼前,汇聚到他的笔下,从而使得他的小说中插入了许多民间故事。莫言在自己的小说中一方面充分利用和借鉴口头文学传统讲述故事的技巧,另一方面又通过直述、转述,或者是将民间故事化为小说中人物经历等方式使之不留痕迹地编织进小说的情节之中。这些被嵌入的民间故事增强了莫言小说的传奇色彩,在情节上和主故事有承续关系,有助于推动情节的进一步发展,同时起到升华小说主题、渲染和加强主故事的叙事氛围的作用。但是,不容否认的是,也有极个别的被插入的民间故事和主故事有脱节的嫌疑。荤故事在中国民间口头故事中特色鲜明,数量众多,莫言小说深受中国民间口头文学传统的影响,在他的小说中也插入了一些荤故事。莫言小说中荤故事的插入,有助于揭示人性的复杂和塑造小说中的人物;可以深化小说的主题,赋予小说更加开放的阐释空间,有助于充分认识人物所遭受的性压抑心理,更加准确地理解人物的行为及其动机。莫言小说中嵌入的民间故事及其嵌入方式和叙事功能,似冰山一角,反映了莫言小说与口头文学传统的联系,而实际上我们如果仅仅是从莫言的叙事姿态,从整体上来考察莫言的小说,也能够看出莫言小说无论从形式到内容,还是从语言到结构都与中国口头文学传统有着密切联系。第叁章是探讨莫言小说对中国说书传统的承继与创新。莫言的小说创作受到中国说书传统的重要影响。首先,表现在莫言小说中"类书场"的重建与异变。莫言的小说大都含有多个叙述层次,而叙述者层次的存在遮蔽了叙述者所叙故事层次的说书特征。莫言小说中充满个性化的叙述者讲述的是自己的或与己相关的"同故事",与传统说书中模式化的"异故事"的说书人拉开了距离。莫言小说中"说——听"叙述模式中双方人物的具体化、说书场合的多样化和闲谈风格的形成使得其说书形式从传统的独白型转变为莫言小说中的对话型,从单向灌输走向双向交流。其次,表现在叙述者跳进跳出,有说有评的叙述特征上。叙述者介入故事进行评论是传统说书最为鲜明的特点之一,莫言作为一个受到说书传统影响的作家,他在小说中保持了充分的冷静与客观,但是我们在他的作品中能够感觉到作家的声音,能够看出作家的介入。第叁,莫言小说也体现出传统说书所承袭的绿林传统,并塑造出一系列英雄传奇人物。莫言受到说书传统的影响,他的小说有着显着的草莽英雄和传奇侠义的特征。第四,莫言小说的语言由于受到了说书艺术的影响,往往同义铺排、夸饰华赡,不在意语言的简洁精炼,但求随意挥洒、一吐为快,由此形成了气势磅礴、元气淋漓的语言的狂流。这可以从莫言喜用排比、雅俗共融、语体混杂和讲究语言的韵律势能几个方面见出。第四章主要论述莫言小说对民间谣谚与民间小戏的汲取。作为农村出身的作家,莫言对反映了民间生存体验的俚谚俗语耳熟于心,他在自己的写作中也对俚谚俗语进行了淋漓尽致、颇为夸张地运用。论文对莫言小说中俚谚俗语特定的审美意蕴与修辞效果进行了详尽的论述。民间歌谣在民间喜闻乐见,莫言受到这种口头文学潜移默化的影响,在自己的小说中充分利用各种民间歌谣塑造人物、表达对社会人生的思考、展示独特的民情风俗、讴歌男女之间真挚野性的爱情、营建小说神秘的气氛、揭示狂欢的精神和生命,也用民谣构建出一个独特的儿童世界。莫言对流行于山东的茂腔、吕剧、柳腔等民间小戏怀有深厚的感情,这些民间小戏在莫言的小说中表现出民间生命的混沌苍茫与英勇悲壮,而戏中戏的结构形式对于塑造人物、推动情节的发展起到重要的作用。莫言的"撤退"之作《檀香刑》更是以戏代言、以戏叙事、以戏言情,使得整部小说回荡着小戏的旋律,达成"戏剧化的小说,小说化的戏剧"的效果。论文的第五章主要论述莫言小说向中国口头文学传统回归中的变与不变。莫言的叙事艺术经历了一系列变化,先是从原先按照教科书上的理论写作变为在西方文学影响下的先锋性写作,再从西方文学影响下的先锋性写作变为逃离西方影响向传统回归的写作。但是,莫言在向中国口头文学传统回归的过程中作品的先锋性一直都没有变。他在运用口头文学传统的创作形式时也会怀念现代技巧,而在运用现代技巧时会反思对技巧的过度运用以防止作品"读不懂",莫言是在中国文学盲目向西方学习的时候转过身来向民族叙事传统汲取营养的,而同时并未摒弃西方的于他相宜的创作技巧。可以说,莫言的创作在寻求着传统与现代的完美融合,他努力使自己的创作既有鲜明的本土性,同时也褒有充分的世界性。论文的结语主要是探讨莫言向中国口头文学传统回归的意义,认为莫言既保持本土性又不失世界性的创作为中国当代文学民族化路径的选择提供了借鉴。
许道军[6]2010年在《历史记忆：建构与模型——中国现代历史小说类型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论文的研究对象是中国现代历史小说。我们所理解的中国现代历史小说是现代中国人对民族历史的理解与想象、建构与重构,是民族历史知识、历史思想与历史智慧的现代叙事形态。研究方法是小说类型学,尝试克服小说观念上的雅俗偏见,打通小说形态的媒介区隔(纸媒与网络),通过分析现代历史小说的文体形态、叙事模式与类演替现象,考察中国现代历史小说在历史小说类型历时演进中的位置与共时特征中的个性。论文主体部分由五章组成。前言交代研究目的和设想,结语交代研究的结果。一二章试图以小说类型学为元方法,初步建立历史小说类型视域,叁四五章将中国现代历史小说置于其中,在民族志与时代志层面展开研究。第一章简单梳理了历史小说类型研究的历史与现状,总结了传统历史小说研究的叁种基本模式,对其整体缺陷做了批判分析,在此基础上从研究对象、研究目的、分类标准、分类层次诸方面提出了自己的类型学视域和设想。我们认为,传统历史小说研究存在着如下整体缺陷:没有独立的历史小说研究方法论;没有对历史小说成规的宏观考察,从未阐明历史小说的“类”特征、“类”属性;没有对历史小说类型内在发展规律做出明确描述与阐释,没有深刻观察到历史小说内部混类、兼类以及子类发生发展衰亡的现象,准确说明历史小说内部发展的奥秘;从未真正把历史小说作为民族志考察,对民族自我反思思维模式、心理定势做出检视。第二章针对传统历史小说研究的整体缺陷,在小说类型学分类构想下,指认了历史小说的根本特征,提出了历史小说类型的分类依据和类型概念,总结了历史小说的类型特征,划分了历史小说内部的子类型谱系。在表现历史记忆的时间、空间与事件紧密结合的程度上,以及在题材相关性、价值相关性以及语体语貌相关性的综合考察基础上,我们确立了历史小说类型研究的基本路向。我们认为历史小说是以历史回溯为途径、对历史重要事件、重要人物或拟想历史重要事件、重要人物作指向家国梦想的主题化和情节化处理,表现叙事者对民族来路去路反思和个人在世安顿思考的小说类型。其中,来自“历史记忆”或拟想的“重要事件”、“重要人物”是叙事成规的“语义”要素,指向家国梦想的“主题化”和“情节化”是叙事成规的“句法”要素。在叙事成规的不同呈现基础上,我们将历史小说分为历史演绎小说、历史建构小说和架空历史小说叁个子类型,从中梳理出历史小说的发展路向和子类型谱系。第叁章从文体形态变迁的角度描述现代历史小说面貌,演义体与自由体、革命体与后革命体、趋影视体与拟讲史体是现代历史小说的基本文体,而每种形态的形成与变迁,外部表现为文体和言语形式的变化,内部则反映了时代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变化、时代语境与历史思想的转换。第四章从叙事态度与功用目的的角度深描了现代历史小说的叙事模式。历史认同叙事、历史建构叙事、历史思辨叙事与历史架空叙事是现代历史小说的四种基本叙事模式,不同的叙事模式体现了对历史记忆的不同理解与想。第五章以革命历史小说(后革命历史小说、新革命历史小说)、新历史小说、网络讲史小说、历史侦探小说、历史官场小说、架空历史小说等为例,从类型演进角度,考察了中国现代历史小说的发展模式与演进规律,子类型的生长与变异、子类型的消溃与激活、混类与兼类、仿类与逆类等重要的现象。
田蕾[7]2015年在《张炜长篇小说创作的多维透视》文中研究指明本文主要以张炜的长篇小说作为研究对象,以梳理、分析、归纳、透视其小说叙事整体创作特征为主线,以当代诸多经典小说为对照,分别从写作资源、创作姿态、叙事策略、精神内涵四个维度来辨析研究张炜小说叙事的基本特征、叙事审美及精神意蕴空间,从而总结其小说在传统与现代、历史与现实、后撤与横站、趣味与意味等方面所提供的独特经验。绪论部分陈述了本文的研究对象、研究起因、爬梳了当代文坛对张炜小说创作研究的主要及重要成果及现状。阐述了本文拟研究的重点问题及难点问题,并对张炜小说的研究意义及价值进行了相关说明。第一章,融合与坚守——张炜小说的写作资源。主要研究了张炜小说的创作资源。在本章中,首先研究了地域传统文化对张炜小说文化内蕴的影响。从齐鲁文化的差异性特质、儒道孔孟黄老及入世与出世的不同抉择、对莱夷古国和齐国盛世转衰的文化反思等方面,着重地分析了地域文化对张炜小说历史感、道德感及忧患意识形成的潜在影响。接着又从经典文学阅读入手,分析了中国传统文学中的诸子百家典籍、《诗经》、《楚辞》、唐诗宋词、明清小说等雅文学对其诗性写作的滋养。以及西方文学尤其是俄罗斯文学中的人道主义精神对其小说精神气质的寝染和塑造。并重点论述了文脉芳心的由来及对张炜小说一贯强调的“质疑反思,警示批判”写作精神的确立。最后又结合了张炜个人的成长及生活经历,重点阐述了童年的丛林回忆、少年的野地流浪、中年的自我放逐对其小说创作主题、叙事素材、情节结构、情感基调等方面的牵引及启示。第二章,横站与后撤——张炜小说的创作姿态。主要研究张炜小说的叙事姿态。叙事精神、叙事形式、叙事路径是进入张炜小说创作研究最为有效的通路。本章首先以“疏离”作为切入点,从鲁迅先生“横站”文坛的精神选择、隔视当下的精神反思、重构历史的精神探究,阐述了张炜小说对过分粘滞于日常现实的传统现实主义小说叙事的突破与超越,借此重拾当代文学日益衰微的生命力及通向终极的神性思维。接着又从小说的叙事形式入手,从叙事模式、叙事文体及叙事技法叁方面分析归纳了张炜如何以“返回”性叙事解除当代文学“非传统文本”的叙事危机。并着力在小说创作中大量引入中国古典文学的叙事模型、叙事技巧同现代小说叙事技法相互交融,从而形成特质的“兼容性叙事”文体。最后,以对其小说中文化性、奇幻性、历史性民间想象力的分析；对启蒙性平民立场、诗意的世俗立场、雅俗同构的人性立场等叙事立场的梳理；方言古语、野生土语、诙谐隐语等民间语言的阐释等方面着重论述了张炜小说特有的精英化民间叙事特征。第叁章,智性与诗性——张炜小说的叙事策略。主要研究张炜小说创作的叙事策略。怪诞叙事、智性叙事、空间叙事是张炜小说创作的基本叙事策略。在本章中首先研究张炜小说的怪诞叙事,具体由怪诞叙事的类型确立、视角激活、功能解析叁方面分析研究张炜如何以“奇幻”、“超验”、“非现实”的写作手法挣脱媚俗、趋同、趋时的现实写作,切近芜杂、奇异、荒诞的深层真实。接着,通过对反讽叙事、互文叙事、隐喻叙事的分类爬梳,研析了张炜夸张、幽默、犀利、奇俏、诙谐的审美叙事风格。并指出其以一种幽默的把玩姿态将现实的另一种真相巧妙地还原呈现于读者面前。最后借巴赫金的空间叙事理论、对话理论及中国传统小说的间架、套盒、板块、链条等叙事空间形式,通过对小说叙事空间的构成、叙事空间的多重交叉及空间叙事类型的整理分析,归纳研究了张炜小说空间叙事的基本特点。第四章,游荡与高原——张炜小说的精神内涵。主要研究张炜小说的精神意蕴和思想价值。行走与游荡、探究与疑思、野地与高原是张炜小说精神内涵的叁组核心关键词。本章先从行走与游荡的方式解读入手,解析了被迫逃离者、主动出走者、自我放逐者叁种基本行走方式,进而论述张炜如何以游荡这种人类最基本的行为方式生成小说的结构意义、文学意义及精神意义。接着又从考据部落远史、重探传奇轶闻、探秘革命疑案叁个层面阐述了张炜如何探究记录历史真相。再以对当下现实欲望引起的精神衰败和金钱权力引发的霸权统治的目击寻访,揭示了改革后当下时代进程中城乡的真实面貌。继而对张炜一直坚持的“不相信”的疑思精神、同质的历史宿命观及现时性对先验性的反拨等精神思索进行了详细阐释,归纳、综合、研究了为何张炜要以探究与疑思作为其小说叙事的内在驱动力。最后本章通过对野地与高原这两个重要精神意象的梳理,分析研究了张炜小说精神家园的变迁及走向。从而进一步探讨野地高原的意蕴空间,全面重点地论述了张炜对现代进步性的思索及批判、对经济全球化的抵御与警示、对家族精神血脉的清洁与体认。结论部分对全文的研究重点进行了系统地总结和回顾,归纳出张炜小说价值的几组核心词,即趣味与意味、传统与现代、后撤与横站、野地与高原,对张炜小说在叙事策略、精神主题、审美意蕴及思想价值方面的成就与局限进行了客观的评述和判断。
张惠莲[8]2014年在《90年代以来韩中女性成长小说比较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女性成长小说作为20世纪90年代韩中文坛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由于社会背景、文化传统、文学思潮等因素的不同导致两国女性成长小说呈现出不同的面貌，但细读之下，90年代以来韩中女性成长小说在女性性别处境、叙事旨归、话语策略及美学贡献等方面都具有相同之处。本文以20世纪90年代以来韩中女性成长小说为分析对象，采用比较文学理论的平行研究作为研究方法，试图比较分析90年代以来韩中两国女性成长小说的代表作品，领会作者的成长意识与成长体验，及其对作品叙事结构产生的影响；努力探究两国作品的相同与差异，并进一步研究90年代以来两国作品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第一章绪论主要介绍本文的研究背景及选题原因，梳理目前韩中女性成长小说的研究现状，并对其发展前景进行展望。本文以韩中女性成长小说为研究对象，对女性小说、成长小说、女性成长小说的概念进行界定。本文采用比较文学中平行研究的方法对韩中女性成长小说进行全面深入的比较。第二章本章主要探究韩中女性成长小说共同的理论资源。分别从政治立场、性别立场、种族立场的角度阐释韩中女性主义成长小说的共同理论资源。韩中女性成长小说都是在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影响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西方女性主义理论思想彻底颠覆了男权政治秩序，从女性性别立场出发，为韩中女性突破传统封建礼教的束缚，寻找女性自我，构建适应两国发展的韩中女性主义思想理论和女性文学提供了丰富的理论支撑。第叁章重点分析韩中女性成长小说共同的思想意蕴。韩中女性成长小说从思想内容上来讲，都是女性对自我成长经历和命运的书写。相似的历史文化背景，使韩中女性在成长过程中在生存境遇、成长主题、生命维度等方面存在惊人的相似之处。韩中女性成长小说都将在男权话语下的女性成长过程中的挣扎与反思；女性面对爱情、婚姻、性问题上的女性意识的觉醒；以及女性在生理、精神、心理叁重生命维度下对女性自我身份的认同，作为女性成长小说共同关注的思想意蕴。第四章本章重点论述韩中女性成长小说共同的叙事艺术。韩中女性成长小说从叙事艺术上来讲，都呈现出与男性创作不同的叙事策略。其一，韩中女性成长小说采取了一种悲剧化的自我救赎策略，体验着情欲孤独、伦理孤独、思维孤独，经历着身体与灵魂的孤独。其二，在叙事策略上，韩中女性成长小说多采用个人化的书写方式表达自我的亲身经历，采用双重结构的叙事策略、内在的视角以及独白的话语，呈现出一种日常生活化叙事的表征。最后，韩中女性成长小说在叙事艺术上还表现在女性成长的一致，即以意象作为隐喻的方式，包括空间意象、身体意象和疾病意象展现女性成长的独特审美体验。第五章韩中女性成长小说的民族特色进行比较。韩中女性成长小说因地域、种族的差异，必然呈现不同的民族特色。人生态度、女性品格、成长模式的差异构成了韩中女性成长小说的基本差异。在人生态度方面，中国的成长小说主人公显示出冷漠的避世态度。她们沉浸于自我的空间，通过对传统女性形象的颠覆来实现对男权社会的对抗，彰显女性意识的觉醒。而韩国女性成长小说的女性却表现出积极的入世态度，渴望用自己的知识和力量参与到社会进程中。在女性品格上，中国女性表现出孤傲张扬的现代女性性格，而韩国女性则表现出坚韧内敛的传统女性性格。在成长模式上，中国女性从大胆叛逆到欲望宣泄最终走向迷失自我；而韩国女性则从渴望独立到苦难磨炼最终实现自我，完全不同的态度、品格和成长模式表现出韩中女性成长小说完全不同的审美体验。第六章追溯韩中女性成长小说异同外部原因。本章分别从社会土壤、文化心态、创作群体叁方面追溯韩中女性成长小说产生异同的社会原因。两国政治民主化进程和社会经济的发展是韩中女性小说产生差异的社会因素；不同的文化背景，有时两国女性在婚姻家庭以及性观念方面都产生了巨大的差异；作家群体与女性写作发展的不平衡都成为影响韩中女性成长小说存在差异的外部因素。第七章深入阐述韩中女性成长小说比较的意义和价值。本章试图分别从世界文化、性别、文学史叁重不同视域角度，阐述本文对韩中女性成长小说进行比较的意义和价值。首先，在世界文化视域下审视，韩中女性成长小说具有共同的传统文化背景，同时又都是受了西方女性主义思想的启蒙，因此对韩中两国女性成长小说进行比较具有共同的社会文化基础，同时韩中女性成长小说作为一个整体，对世界文学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其次，从性别视域出发，韩中女性成长小说中所表现出的对男权话语的颠覆、自我性别意识的建构、女性价值体系的重迭和迷失，都表现出韩中女性主义思想发展过程中的突破与困惑。最后，从文学史的角度阐释韩中女性成长小说在主题思想、文本建构、叙事话语等方面为韩中现代文学发展做出的贡献。
付用现[9]2015年在《中国当代小说残疾叙事的主题研究》文中认为人类对于残疾弱势群体关注的程度,在一定意义上,体现了人类自身文明变化的进程。以文学的方式来传达残疾人生存的价值,则显示了文学之于人性本真的褒扬。中国当代小说对于残疾人的关注视野有了较大的开拓,对于残疾叙事的主题进行系统化梳理与论述是本论文研究的中心。论文首先对中国当代小说残疾叙事的叙事语境的特点与创作主体的身份意识关系进行论述。中国当代小说残疾叙事的叙事语境呈现一种多元化发展的态势,具体体现在人物叙事由边缘配角向中心主角叙事转变,情感关注由单一的同情向多元的复合情感叙事变换,叙事方式由单一的平面化叙事向多元融合的立体化叙事转换,接受阐释则由单一的审美解读转向多元的综合诠释。而创作主体在身份意识的关系上则显示为认同与背离的矛盾特征,二者共同构成了中国当代小说残疾叙事的主题研究基础。在此基础上,论文重点梳理分析了残疾叙事的四个主题内涵。一是孤独体验的主题内涵。孤独体验对残疾人而言,其感受是独特的。在中国当代小说的残疾叙事中,这一主题内涵主要体现在因尊严遮蔽的自卑而导致的内心封闭式的孤独体验,因生存本能的需求而招致的社会排斥式的孤独体验,以及因健全人的优越感而造成的强势压迫式的孤独体验等叁个方面。二是道德探寻的主题内涵。当代小说将道德伦理的善恶符码分别施予残疾人与非残疾人,以道德隐喻以及义利观的现实选择的方式来表现现实社会中人们对于文明进化的真实探寻,残疾人现实的弱势性从道德评判的角度折射了健全人同情与歧视的矛盾心态。叁是情爱平等的主题内涵。残疾人由于身体上的缺陷,在基本的性爱需求、两情相悦的情爱结合以及他们在实现社会延续中所组建起来的婚姻家庭等方面经常会招致不公平的对待。但他们作为人类社会的一分子,他们一样也需要性爱与情爱的滋润,而且也需要享受婚姻家庭的温暖,养育后代,颐享天年。当代小说对这一主题的深入挖掘为文学的人性化关怀提供较好的案例。四是苦难救赎的主题内涵。残疾人面对现实的困难是直接的,也是无法抗争的,但在他们内心深处的精神苦难却更加沉重。当代小说在叙述残疾人如何在现实苦难中拯救自我并从精神苦难中得到救赎方面,显示东方文化特有的宗教信仰与爱的救赎方式。通过对残疾叙事的四个主题内涵的解析,论文最后以残疾叙事的文化诗学、隐喻诗学以及比较诗学的总结来凝炼此论题的诗学价值意义。
王鹏[10]2011年在《中国文化叙事学发展历程与主要视角模式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文化叙事学(cultural narratology)是指从文化论角度切入对叙事问题研究的理论性知识系统。中国当代文化叙事学发轫于上个世纪80年代末,至今已有20多年的历史了。在这20年的发展历程中,中国文化叙事学取得了非常丰硕的理论成果,并且已经初步建立起了自己的理论体系,当然也存在一些缺陷和不足。针对国内学术界目前还没有专门的中国文化叙事学研究史和综述综论性论文论着的现状,本文以对中国文化叙事学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与述评为基本目标并试图完成以下叁个重要的任务:1.对上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叙事学研究中涉及文化论角度的成果进行清理,理清中国文化叙事学研究发展的历程和基本脉络;2.对国内从文化论角度研究叙事问题的主要视角进行分类性清理,并对不同视角研究的代表性学者的代表性成果进行深入述评,以呈现中国文化叙事学研究的主要领域、角度和方法特征;3.从学术背景角度探讨对中国学者文化叙事学研究产生影响的学术资源,并从这个角度理解中国文化叙事学成果的特点、优势和局限,以为后来者从文化论角度研究叙事问题提供启示,同时对中国文化叙事学研究的前景进行展望。本文分为六个部分:导论部分首先交代了本文写作的缘起和目标、对“文化叙事学”这一概念的内涵和外延进行了定义和廓清,对本文的资料准备情况和研究方法进行了陈述。本文使用张开焱先生在《文化与叙事》一书中对“文化叙事学”所做的定义,即从文化角度切入对叙事问题的研究。弄清了文化叙事学的概念,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对中国文化叙事学发展的基本历程进行大致的勾勒,这构成了本文第一章的主要内容。这个基本历程的勾勒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开始至今,跨度大约是20多年的时间,在内容上以陈平原、丁乃通、张开焱、杨义、傅修延、高小康、谭君强等学者的文化叙事学思想和理论性研究为主,兼顾近10年文学批评领域所出现的从文化角度切入叙事分析的300多篇批评文章。在此基础之上,本文仍然采用张开焱先生在《文化与叙事》一书中对文化所做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叁层划分,按照实际构成情况,将中国文化叙事学的研究成果按其所依据的文化视角的不同,划分为宏观整体文化视角、符号与媒介视角以及精神文化视角叁大类别,并概述中国文化叙事学产生和发展的理论背景。全文的核心则是第二至第五章,这四章在第一章对中国文化叙事学研究史概要式的清理基础之上,选择其中几种重要的研究视角进行专门性研究,这几种视角分别是第一章所划分出来的宏观整体视角、符号与媒介视角以及精神文化视角(包含杨义先生的民族文化视角和高小康先生的意识形态视角),分别选择了张开焱先生的《文化与叙事》、傅修延先生的《先秦叙事研究——关于中国叙事传统的形成》、杨义先生的《中国叙事学》以及高小康先生的《中国古代叙事观念与意识形态》作为代表性成果进行了细致的述评。这四章结构上的共同点在于,每章的首节我都会对该学者文化叙事学的研究成果进行概述,力图揭示出其叙事研究中文化学思路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同时,每章都辟有叁个专节对他们代表性的核心成果进行述评;最后,每章的结尾辟有专节对该种视角所具有的学术意义和价值进行分析,并对其可能存的问题做进一步的探讨。在具体内容上,四位学者的视角和研究对象各不相同,各章评介和关注的重点也就不同:第二章主要从文化与叙事活动的整体关系的角度来讨论《文化与叙事》一书的内容与特点;第叁章突出《先秦叙事研究——关于中国叙事传统的形成》一书所采用的符号与媒介视角、所囊括的广泛的研究对象以及发生学的研究方法;第四章是围绕《中国叙事学》在建立中国特色文化叙事理论、解读中国叙事背后的精神文化密码以及重新定位中国明清评点家这叁点上的贡献来进行论述。第五章则突出的是高小康先生的《中国古代叙事观念与意识形态》对中国古代叙事观念演变过程的勾勒、对中国近古社会叙事艺术中世界图景的展示及文化语境的发掘。最后,本文的结语部分试图对中国文化叙事学研究成果的学术价值和需要继续探讨的问题进行概要式的考察,分析中国文化叙事学成果的成就、特点、优势和局限,以为后来者从文化论角度研究叙事问题提供启示,同时对中国文化叙事学发展的前景进行展望。
参考文献：
[1]. 中国现代成长小说研究[D]. 顾广梅. 山东师范大学. 2009
[2]. 巴金小说形式研究[D]. 田悦芳. 南开大学. 2013
[3]. 中国现代“成长小说”的叙事学研究[D]. 孙婧. 青岛大学. 2002
[4]. 社会转型与空间叙事[D]. 苏加宁. 吉林大学. 2017
[5]. 莫言小说创作与中国口头文学传统[D]. 张相宽. 山东大学. 2017
[6]. 历史记忆：建构与模型——中国现代历史小说类型研究[D]. 许道军. 上海大学. 2010
[7]. 张炜长篇小说创作的多维透视[D]. 田蕾. 华中科技大学. 2015
[8]. 90年代以来韩中女性成长小说比较研究[D]. 张惠莲. 辽宁大学. 2014
[9]. 中国当代小说残疾叙事的主题研究[D]. 付用现. 南京师范大学. 2015
[10]. 中国文化叙事学发展历程与主要视角模式研究[D]. 王鹏. 湖北师范学院.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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