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约在南暴行对国际关系发展的四大挑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北约论文,暴行论文,国际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今年3—6月，北约不顾国际社会的反对，对其防区外的主权国家南联盟发动了长达78天的野蛮轰炸，其间，还公然践踏国际法准则和《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悍然轰炸了中国驻南使馆。北约对南战争及其暴行严重动摇了国际法准则的权威、极大地侵害了南联盟和中国的主权，造成了欧洲地区的局部动荡，给世界和平带来巨大变数，是冷战结束以来最令国际社会震惊的国际事变和战争行为，对今后国际关系发展必将产生重大影响。
一、对国际法基本原则和世界正义构成根本挑战。国际关系的发展与世界文明的演进相依而行。世界文明演进到今天，反映到当代国际关系运行中一个重要成果是，虽然国际关系总体上处于无政府状态，但包括国家在内的各国际关系行为体又必须遵守某种将世界正义内化其中的“游戏规则”体系，其结果是各行为体行为及其相互间关系又呈现出一定的有序性。这个“游戏规则”体系的核心就是国际法基本原则。它是整个国际法的基础，是国际社会公认的、适用于国际关系的、具有法律性质的普遍原则，是人类文明和国际道德体系长期发展的结晶，是国际关系健康发展与世界和平、发展、合作和进步的必要条件，也是任何一个文明国家都应恪守的对外关系信条。每个国家，特别是大国在遵守国际法基本原则和维护其权威方面有着不可推卸的义务和责任。
一般地讲，国际法基本原则是指由战后初期联合国在《宪章》中确定的、国际社会公认的国际法七项基本原则：各会员国主权平等；善意履行宪章规定的义务，以保证会员国权益；以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以维护国际和平、安全及正义；不得使用威胁或武力，以维护国家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各会员国在联合国依宪章规定采取行动时，应尽力协助，联合国对任何国家正在采取防止或强制行动时，所有会员国对该国不得给予协助；在维持国际和平及安全的必要范围内，应保证非会员国遵守上述原则；不干涉任何国家内政。1970年10月24日，联合国又通过有关宣言，进一步将国际法基本原则明确为“新七项”：不使用武力威胁或使用武力；和平解决国际争端；不干涉他国内政；各国主权平等；各国依照宪章彼此合作；各国人民平等权利和自决；真诚履行宪章规定的义务。其中主权平等原则是国际法各项基本原则中的核心原则。为了确保会员国主权平等和主权不受侵犯，宣言特别就“主权平等”一项作了6点特别解释，即各国在法律上一律平等； 各国均享有主权的固有权力；各国均有义务尊重他国的国际人格；国家的领土完整及政治独立不受侵犯；各国均有权力选择其政治、社会、经济、文化制度；各国均有责任履行其国际义务，并与其他国家和平相处。国际法基本原则凝聚了现代条件下公认的世界正义和国际道德，对其能否遵循、在多大程度上遵循，是衡量和判断国际行为合法与否、正义与否的基本参照体系。
北约以“人权高于主权”和人道主义援助为借口，大规模、持续、野蛮地轰炸南联盟，造成南联盟近百万难民出逃，危及地区安全与世界和平，不仅从实践上赤裸裸地侵害了内政不可侵犯、不得以武力解决争端和主权平等等国际法基本原则，而且公开以所谓的“新战略概念”和新干涉主义的人权观念，来替代主权至上和主权平等原则，为篡改人类文明进步标志之一的国际法基本原则作开路先锋。我们说北约对南战争对国际法基本原则构成根本挑战，不在于破坏和平的武力手段之残忍和空战规模如此大，也不在于其侵犯南联盟领土完整和神圣主权之肆无忌惮，尽管这些罪恶行径的确均对国际法基本原则造成了严重破坏，而在于是包括绝大多数主要发达国家在内的多达13个北约国家，在战后历史上第一次集体抛开联合国安理会，如此大规模地悍然武力进攻一个并无碍于地区和全球性集体安全的主权国家，并且在此间为达到某种战略目的，还开了现代国际关系史上恶劣的先例——精心策划袭击了一个第三国的大使馆。这些挑战国际法基本原则的行为及其方式都是史无先例的，而且更为严重的是，这些挑战者大都是世界上最为强大和发达的国家，也曾是这些基本原则的主要制订者，它们正企图以所谓的新的国际法理论来“修正”这些国际法基本原则，北约新战略的出笼和轰炸南联盟正是实施这一企图的实质性步骤。毫无疑问，国际社会如何面对这次挑战，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国际法和世界正义规则的生存环境，也将预示着国际关系发展的方向。
二、对全球性集体安全与和平机制构成致命挑战。 全球性集体安全与和平机制方兴未艾，是战后特别是冷战结束以来世界和平发展趋势的最新成果之一。集体安全，又称集体安全保障，是指集体安全体系中的国家对国家安全和国际和平的集体相互保障，对其中任何一个成员国的侵略均被视为对所有成员国的侵略。其目的是建立稳定有效的集体安全保障体系，以集体的优势实力制止侵略和战争行为。它不仅保证大国的利益，而且确保弱小国家的独立、主权和安全，对于减少武力冲突，维持国际局势的稳定，具有重要的意义。（注：俞正梁：《当代国际关系学导论》，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76页。 ）当代意义上的全球性集体安全机制主要是指建立在20年代国际联盟经验与教训基础之上的、二战后逐渐形成的、以《联合国宪章》为主要蓝本的联合国集体安全与维持和平机制体系。其主要内容包括：成员国之间普遍禁止使用武力解决国际争端；联合国对任何国家正在采取防止或强制行动时，所有会员国对该国不得给予协助；在维持国际和平及安全的必要范围内，应保证非会员国遵守上述原则；安理会负有维持国际和平及安全的主要责任，其决议具有约束力并可强制实施，安理会为了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可以依照联合国宪章第七章条款，作出决议或决定应采取的强制行动，包括和平制裁，如断绝经济关系、断绝外交关系、领土变更的“不承认”和常见的经济制裁与武器禁运等，以及武力制裁，即根据安理会决议成立多国部队，“阻止侵略或惩罚侵略者”；中美俄（苏）英法五大国常任理事国采取大国一致原则代替昔日的军事结盟原则，共同保障所有成员国的国家安全。冷战期间，由于美苏对抗的影响，全球性集体安全与和平机制难以充分发挥其应有的功能。冷战结束后，由于大国在国际安全方面的共同利益迅速增长，在诸如对付地区性冲突、打击国际恐怖主义和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特别是核武器的扩散等方面，世界主要大国之间开始形成共识，即必须强化具有临时性、预防性和强制性措施的大国合作，才能真正保障地区安全与世界和平。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间加强了彼此间的磋商与协调，对于许多涉及维持和平的重大问题取得了基本一致的意见，出现了安理会发挥集体作用的新气象，特别是在监督西撒哈拉各方执行停火协议，1991年惩罚伊拉克对科威特的侵略，帮助柬埔寨重建民选政权与国内秩序，制止1998年2月和11 月两次伊拉克危机等问题上发挥了积极的影响。这说明，只要各大国真诚合作，来之不易的全球性集体安全与和平机制在维护世界和平方面可以起到较大的作用。
然而，北约在科索沃的军事行动，对全球性集体安全与和平机制的这种美好前景甚至本身的生存构成了致命挑战，其错误如不加以及时和彻底纠正，极有可能将几十年特别是近10年来缔建集体安全的努力付之东流。参加北约军事行动的13国都是联合国会员国甚至是创始会员国，北约绕开安理会授权对南联盟动武，无论客观上还是主观上，对全球性集体安全机制而言，不啻为釜底抽薪之举。这意味着，当一个国家集团为了本集团的狭隘利益和战略考虑，在其实现这些利益的区域性集体安全机制足够强大时，它就不需要在乎全球性集体安全机制了。以美国为首的北约为了巩固美国的合作霸权，强化北约东扩后的自身功能，不惜以损害联合国安全机制为代价，武力侵略南联盟，实际上已使联合国面临着30年代纳粹德国和军国主义日本退出国联后，国联所面临的同样危险的境遇：要么将挑战者重新拉回集体安全体系中来，要么集体安全机制本身趋于消亡。战后40多年中，虽然全球性集体安全机制在理论上和实践中有不少重大缺陷，如五大国之间频繁的相互否决使得安理会难以有效确保和平，美国以联合国名义对一些国家实施侵略，美苏为共霸世界而相互勾结损害第三世界利益，等等。但即使发生这些行为，也均是在联合国集体安全机制的框架内进行的，很少像今日以美国为首的北约那样公然抛开联合国武力进犯一个主权国家。所以说，全球性集体安全与和平机制的基石已从根本上开始动摇，和平机制的有效性已经从冷战结束后初期的高水平，迅速向冷战时期的最低水平倒退。
三、对世界多极化进程构成严重挑战。世界多极化进程是国际关系发展的重大现实和长远趋势之一，从根本上讲，是国际关系民主化和世界和平潮流的主要推动力。世界多极化的演进成果，既是世界政治经济长期不平衡发展导致的各战略力量中心实力对比、国际权力分散化自然演进的结果，也是中国和俄罗斯等一些爱好和平的国家和广大世界人民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集体努力的逻辑必然。这特别反映在，战后大量的第三世界国家冲破西方殖民体系获得独立，奉行不结盟的中立政策，成为一支举足轻重的国际和平力量，对于加快两极体系的瓦解、反对霸权主义以及推动多极化进程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世界多极化进程就发展趋势而言不可阻挡，但在国际政治的现实中并非没有阻力和挑战。事实上，作为冷战结束后唯一超级大国的美国，在意识到自身霸权今不如昔，开始重视与盟国的霸权合作的同时，从来没有停止过旨在建立以美国为主的单极世界的努力。美国一些战略家正在为政府出谋划策，主张美国应最大程度地利用其占世界22%的总产出、科技发展的领先地位、无可匹敌的军事实力以及巨大的政治文化“软力量”，建立起一个以美国为核心的全球地缘政治框架，争取与未来任何一个霸权挑战者拉开距离，以保持美国的优势地位。北约对南联盟的战争，就是近年来时断时续的挑战多极化努力的最强烈反映和集中体现。从国际格局变迁的意义上看，北约对南联盟的战争至少有两个基本内涵：一是美国企图通过北约的战略新概念及其对南战争实践，将与其逐渐离心离异且实力不断坐大的盟国法国、德国和英国重新“管束”起来，借攘外而安内，为稳住其与盟国“合作”下的霸主地位发挥作用；二是通过对南联盟的战争从功能上强化扩大了的北约，使之逐渐成为一个美国可以依靠的强大军事政治集团和战争工具，以达到进一步削弱俄罗斯在欧洲的地缘影响的战略力量，将之置于无奈和无力反抗的战略困境， 同时又通过轰炸中国驻南使馆和支持中国加入WTO双管齐下的措施， 使中国在外交上面临前所未有的两难境地，从而部分软化和抵销俄罗斯、中国等国家致力于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的努力，最大程度上改变多极化进程中的双方力量对比状况，尽可能将美国霸权维持到21世纪。北约对南战争，是美国为维护其霸权地位而采取的一项重大战略行动，是单极挑战多极的罪恶显示，从根本上是逆时代潮流而行的，但就目前而言确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控制盟国和对抗多极化的双重战略目的，我们必须认真对待。
四、对大国关系的良性发展趋势构成现实挑战。冷战结束后，大国关系一度呈现出较为可喜的合作、非对抗的良性发展趋势，主要表现在90年代中后期以来，在中国、俄罗斯为代表的一些大国关系中出现了一股强劲的国际合作热和“伙伴关系”热。大国关系的这种良性发展，主要缘于世界生产力进步、两极格局解体和大国国际责任增强等因素的多重作用。首先，由于科技革命和世界生产力的不均衡和无控制发展，直接或间接导致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全球性问题”，世界人口爆炸、国际恐怖主义、核武器及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环境恶化、跨国毒品交易等等日益威胁着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全球性问题”成为整个国际社会而不仅是任何单个国家可持续发展的困境，需要各国共同努力才能够解决。这种共同利益或共同威胁，要求整个国际社会特别是负有重大国际责任的大国，从国家利益的共性和人类利益优先原则出发，进行全方位多层次的国际合作，而不是仅仅囿于狭隘的国家利益进行对抗性竞争。其次，冷战的结束、两极格局的解体，从国际体系结构上为国际关系的上述整体性发展，以及大国关系合作化和对外战略伙伴化准备了良好的环境条件。第三，中国、俄罗斯等深受冷战之害的大国从长远的国家利益和人类利益出发，希望最大程度地避免大国对抗，走和平与发展之路，是合作化、伙伴化的新型大国关系的直接推动者。换言之，在新型的伙伴关系中，这些大国努力从战略高度，带着国家关怀和人类关怀这双重忧患，着眼于全局利益和战略利益，以战略的眼光和长远的观点来审视和处理相互关系，力求建立长期稳定的、不针对第三国、不结盟、不对抗的战略合作机制，从而试图将彼此间的冲突性关系尽可能地转化为友好的伙伴关系，在合作而不是冲突的框架内实现国家利益和促进人类利益。（俞正梁等著：《大国战略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第7－9页）它预示着一种新型的、不同于冷战思维式的大国关系模式在全球化时代背景下的国际关系中悄然而起，虽然它的力量不甚强大，却代表了一种不断加速的主导型发展趋势，无疑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之一。
但是，以北约战略新概念的出笼及轰炸南联盟为最集中代表的一系列国际事件，其本质是强权政治、冷战思维和军事对抗的猛烈膨胀，严重挑战了大国关系全面合作伙伴化和非对抗化这一良好发展趋势，与大国新型伙伴关系背道而驰。它表明，一种以冷战式的对抗关系或同盟关系为主要特征的大国关系仍顽强存在并将长期发展下去。美国提出北约“战略新概念”，并将其在南联盟实践，实质上反映了美国正在推行“不是冷战的冷战”、依靠盟国建立联合霸权的新战略。它要北约走向全欧洲，甚至走向世界。它力图以科索沃问题为突破口，抛开联合国安理会，破坏大国协商原则，无视国际法基本准则，擅自以武力干预别国内政和介入地区冲突，通过以与过去不同的模式实施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为实现建立单极霸权的战略企图服务。这些手法和战略意图，显然与中、俄等大国缔建新型伙伴关系的出发点和行为方式格格不入，并将给后者的健康发展带来巨大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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