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大开发的潜力_西部大开发论文

西部大开发的潜力_西部大开发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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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西部开发与19世纪美国的西进运动存在许多有趣的类似之处。我个人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内经历了西进运动。我出生在美国中西部的内布拉斯加州,并在那里长大,然后在芝加哥这个非常大的内陆都市中心工作。在美国有许多与重庆相似的内河港口城市。中国西部大开发与美国西进运动的主要区别在于:美国的最西边是太平洋,而中国的最西部仍然是内陆。考察美国的中西部地区以及洛基山脉的西部区域,我们发现重庆与它们在河流、运输、农业以及重工业(钢铁、汽车、机械等)方面有着相似的发展前景。除金融及高科技等一些特殊部门之外,美国中西部工业及农业的发展状况可以作为中国西部经济发展的目标。

众所周知,美国的西进运动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艰苦开发。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的移民在建立跨州铁路基础设施方面做出了特殊的贡献。20世纪连贯南北、东西的跨州高速公路进一步完善了基础设施的建设。这些基础设施建设的成就,加上通讯系统、卫生设施、水源供给以及其他经济进步的必要措施构成了美国经济起步的关键因素,但它们并不能保证好的经济表现会紧随其后。换言之,以上因素只是经济发展的必要而非充分条件。要想获得经济的起飞还必须考虑人的因素,如企业家精神和经济创造力。

我对中国经济的观察与研究已有20年,我认为促使中国经济起飞的要素已大量存在,那么我们应该用一个年代还是一个世纪的眼光来看待中国经济的发展呢?工业革命以及它所带来的工厂体系、机械化农业和便利的交通的时代已经过去,许多事情都已发生了变化。经济环境已经改变,中国不必完全照搬美国或其他经济体的发展之道。中国只需将美国经济发展历程进行细分,采用其中与当前经济发展相关的方法与步骤。

美国经济发展并非每一步都很顺利,中国并不需要考虑那些进展不顺利的事情。美国经历了几段困难的军事时期(独立战争、美国内战、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每次战争都使经济发生倒退。中国可以避开这些弯路,尽快地实现和平时期的经济扩张。比如,在无线通讯的年代,中国的西进运动并不需要依赖一般的通讯线路,通过卫星平台和中继站的使用,可以实现更加畅通的信息传递。又如,我们很长一段时间内在没有计算机的帮助下做生意。即使在使用计算机的年代,后加入者也可以直接享受到快速而便宜的设施而不必使用旧的通讯方式。

食物和水是经济发展的任何阶段所必不可少的。在1979年中国改革开放的初期,我带领了一队经济学家参观了整个中国。我们觉得,如果中国农业能以年均4%或更高的增速发展,粮食问题将不会成为经济发展的瓶颈问题。在农业方面放权让利是一项明智的决定,这使得产出的增速远高于4%。现在我们不会看到农业方面的食品短缺,而这种情况在改革开放的初期曾经出现过。中国有必要发展包括重工业和轻工业在内的制造业以及电力、基础设施、建筑业,同时也有能力进行经济中服务行业的扩张,特别是服务行业中的知识部门。

我在这里想强调一下服务部门和最新的服务行业中的知识部门日益增长的重要性。服务本身并不一定需要知识,但通讯、计算机、信息技术和生化技术这些新兴的服务则需要知识去改造现代经济。

中国沿海地区和在这些地区设立的经济特区的一个特色,就在于便宜且方便的海洋运输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工业制成品可以随时被装运到集装箱和船只上,并被迅速地运送到世界各地。这是经济特区的一个重要特征,并且它们仍将发挥这一优势。但现在我们发现,一个经济部门并不需要特别的地理位置,它可以在任何地方繁荣起来。这是我们现在考虑将来重庆及其周围中心城市经济发展的一个关键。

在美国,既不临海又不靠山看似处于劣势的中西部平原地区,吸引了大量投资,成为数据处理、金融清算、医疗研究、学术探索等知识内涵型行业的集聚地。实际上,这些地区由于空气清新、生活工作环境适宜以及其他许多优点而成为发展以上行业的宝地。即使某些地方看起来缺水,但这些问题总是可以轻易解决的。有时候,美国会对最适宜居住的城市进行评级。一些内陆城市(经常是西部城市)能在这些评级中得到很高的分数。这些城市不仅能提供优越的工作条件,而且还能提供良好的生活环境。它们能成为良好的工作区,还因为新兴服务技术的发展使大量的投资被吸引到那里。事实上,新兴科技具有完全的适应性。它们能服务于几乎地区的经济,吸收就业并解决以前人满为患的问题,最终使整个经济系统达到更加平衡的状态。将来所要做的,就是把需要的基础设施和机构设施放置在合适的地区并任其自由发展。

为了使新兴科技更好地服务于整个社会,我们在重新分配经济中心时要做些什么呢?首先,由于新技术部门,无论是硬件还是软件,都是在知识中心创造的,因此我们要把工业及商业中心放置于学术研究中心的附近。新技术部门在波士顿地区(包括MIT、哈佛、波士顿大学、波士顿学院等大学)和西海岸地区(包括斯坦福、加州大学等)的蓬勃发展并不是偶然的。上述两个地区并非位于美国的中心位置,它们的发展也并非依赖周边的海岸(如太平洋等),而是依赖于主要的学术中心。

以上几方面对中国的启示便是,应该在中国西部内陆区域建立高水平的大学,投入足够多的时间及精力,争取将其建设成为世界级一流大学,以便作为西部的学术中心,而且作为西部发展中对技术人员培训的中心。进而,中国便可拥有大量珍贵的人力资源,运用其开发的新兴科技成果,带动西部区域经济的大发展。建立大学等高校学术机构,应成为中国西部基础设施构建中最重要的一部分,中国政府对此应给予积极的支持及大力的配合。在新技术中心里,男性和女性都起着相同的作用,不会出现性别歧视。

中国必须尽全力构建高级学术机构。新技术能在美国迅速发展的另一个原因在于创业金融资本的作用。新技术的发展传统上是由银行信贷和风险资本家共同投资的,在美国,还可以直接吸收资本家的金融投资资本。美国为了鼓励高新技术的发展,积极引导有实力的投资银行向诸多风险投资公司提供初始资本。金融支持、企业家精神以及技术知识在中国西部大开发中是必不可少的要素。虽然新技术对沿海地区的发展也不无裨益,但为了实现均衡发展,就没有必要将新技术开发地都置于沿海了。

当讨论到“新经济”这一概念时,人们通常会认为只有在美国的经济环境下,新知识内涵型的部门才会取得成功。对于大国来说,这种观点显然是过于概括了。当一国通讯路线准备就绪时,便会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很容易取得新的成功。而且这一发展的可能性已经扎根于下列在教育方面取得较大成就的国家中——以色列、印度、韩国等。

变革不可能在瞬间实现,但如果人们努力投身于经济发展建设之中的话,变革便可能在10年或20年内实现。在美国,当人们刚开始讨论高新科技的发展潜力时,传统的流水线作业方式已开始逐渐退出历史舞台。20世纪70年代可以作为经济发展的一个基准点。对于中国,运用“跳跃式”战略避免重走弯路,便可以仅用10年或20年的时间,在西部实现资源的重新配置及新兴科技的迅速发展。现在便是开始行动的最佳时机。

知识内涵型机构应对新兴科技的发展给予不同寻常的投入,并提供相应的特殊培训。但是,不管是从长远的眼光还是以现实的角度来看,上述新科技部门并不构成服务部门的全部。传统的服务部门包括公共监管、金融、保险、旅游、个人服务、文化娱乐以及其他无需太多技术培训的部门。传统服务部门应该同整个经济一起发展,但发展速度却远远低于那些与新技术相联的服务部门。

中国中西部地区的农业在很大程度上占据着主导地位,但是第三产业所占比重却很小。如果努力发展知识内涵型的新兴科技,便可能会改变这一状况。北京、上海和天津的价值附加值在第三产业中占有较大的比重,这主要归功于监管、金融以及文化事业等传统部门的发展。

在中国西部大开发过程中,不能仅仅只是为了实现农业与服务业比重之间的转换。西部大开发的平衡发展还应包括制造业及建筑业等工业部门的大发展。

新兴科技一个显著的特征就是它们最终会节约劳动力。这一特征已在美国明显表现出来。要实现区域内的经济发展,首先应培训相应的人才或吸引适量人才,然后充分利用他们所掌握的熟练技术,从而形成就业量的下降,这主要是因为新兴科技通常会节约成本,尤其是节约劳动力成本。中国从1978年以来,在渐进式经济转型方面取得了一定的经验,应该继续运用相关经济策略方面的经验。这意味着中国尤其是西部地区的经济必须每年保持强劲的增长势头,每年经济的增长率至少达到7%,以便使那些因技术革新而裁减下来的人员会在经济的其他领域找到适当的工作。美国就是充分运用了这一发展模式,实现了经济的高效率和低失业率并存的良好势头。中国西部要实现这一发展模式实属不易,但它毕竟为西部的发展提供了有益但极具挑战性的目标。

完成了上述第一步后,即实现常规及高级教育培训后,在提高效率方面还会取得新一轮的收获。在美国,这一收获目前已初见端倪,这便是服务及商品的B2B方式,其中软件及计算机服务部门的产品已被广泛使用。这一B2B的方式对美国的发展非常重要。1987年至1992年间,以及1992年到1996年间,用B2B实现商品及服务的数量,每年以12%到13%的速度增长。

新兴技术的一个引人注目的特征便是可以促进任何区域的贸易出口,而不必濒临海岸。因为软件及因特网所提供的服务,是以电子信号的速度在全世界传送,而不再需要跨洋的船只、码头、装运设施或集装箱。

一个成功的信息部门,不仅可以通过向国内的其他部门,而且向国外的部门出售服务而获得丰厚的利润。这便是印度最近大力发展新兴科技部门的主要特征,由此印度的出口额大幅上升。

中国中西部区域不仅应通过新兴科技发展经济,而且还应加速内部改革的步伐。目前,中国正对那些缺乏效率的国有企业进行改革。就工业总产值、投资及就业方面,中国中西部地区的国有企业所占的比重很大。

中国不仅应在中西部地区建立高新技术公司,而且还应改变国有企业在其中的主导地位,从而提高整个经济发展的效率。

中国中西部地区具有较大的潜力去实现整个经济更有效率地向前发展,但是中国的经济需要均衡发展。不仅需要花大力气投资于知识内涵型部门,而且还应加速对传统经济部门的改革,从而实现整个经济的高效运作。

对于同美国具有相似宏观经济发展动力的中国来说,应该采取不同的政策导向,在西部地区建立基础设施,以便保持较高的就业率。根据美国生产力方面的研究表明,基础设施资本的消费可以起到促进需求及供给的双重功效。以丰厚的工资促进人们参与建立基础设施,可以促进需求方的形成;通过使非基础设施资本更为有效,而促使供给方发挥效用。这一双重激励机制可以作为中国西部大开发的动力。我们在很多方面需要建立基础设施,如建立新兴科技机构,生物工程设施,甚至于某些与传统技术相联的基础设施,如汽车交通、其它运输形式、卫生、供水、电力、汽油、公共健康及教育。中国应在上述重要部门中大力发展基础设施建设,从而促进总供给,同时保持总需求。

需要指出,每一种经济都有与众不同的特点。在没有考虑到自身特点的情况下,我们不可能直接将一国成功经验照搬到另一国。从某种意义上讲,美国西进运动的经验以及吸收信息科技成果的经验,对研究中国将来经济的发展问题来说是非常有益的。

当日本建立进出口服务的贸易公司并取得巨大成功时,有人认为相似的成功也应发生在美国身上。但是引入到美国后,这种贸易公司并未取得成功,而且这一经济机构也不被美国所推广。在许多方面,全球化的贸易活动已不再需要贸易公司这一中介了。

但是,日本其他一些经济技术被成功地引入到美国,如“及时”存货控制技术的使用。日本这一管理商品存货的技术,很好地配合了美国新兴技术形成的相关设备及系统。“及时”存货控制技术非常适合“新经济”的发展。因此,在不同经济体系下,确实可以实现一些知识技术的转移。

中国应充分利用新兴科技所带来的地理优势,大力开拓西部经济。虽然在现阶段西部发展的实力还未充分显现,但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拥有辉煌的发展前景。

注:本文系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劳伦斯·克莱因2001年2月21日在广州中山大学岭南学院的讲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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