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前期抑商问题新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清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9.4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9142（2004）04-0001-08
大约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抑商成为经济史学界关心的热点问题，学者们围绕各朝代政府是否推行了抑商政策展开讨论。清代政府实行的是什么政策？对此大致有两种看法：一种认为清政府推行抑商政策；另一种则认为清政府没有推行抑商政策。两种看法都可以列举出许多史料进行证明，致使对清代抑商问题的争论相持不下，很难得出一致结论。然而，在这些争论中，对于抑商到底指的是什么，几乎没有不同意见。
学者们通常认为，“抑商”主要表现为“一加重赋税；二专卖制度；三贬低商人的社会地位”[1]。有人具体指出抑商政策的内容是：“第一，抑制商人，但重视商业。以官商代替（部分地代替）私商，而非一般地阻碍商业的正常发展，更非不要商业。第二，为统一国家、举办公益事业或抵御外侮等必要的支出而筹措经费，从私人手中收回工商山泽之利，而非主要是奢侈浪费、搜括民财，搞单纯的聚敛。第三，从抑制兼并势力、减轻农民负担、均平贫富、缓和矛盾的角度出发，打击富商大贾，限制商业的畸形发展，损有余，补不足，而非简单的掠夺商人，尤其是中小商人。第四，从稳定农业劳动力，保护经济基础，增加粮食生产的目的考虑，遏阻农民弃农经商，限制工商人口过分膨胀，而非简单的压迫、榨取中小商贾，剥夺其正当的经营机会和生存权利。”[2]具体到清代，有人认为：“清政府的抑商政策主要表现为对商业的进一步垄断与控制。在国内商业领域，清代的抑商政策主要表现在专卖制度、榷关制度、牙行制度和行会制度等方面，利用这些制度对从事国内贸易的商业资本进行有效的垄断与控制，从而达到既能使商业资本为封建政治、经济服务，又能对商业资本瓦解封建经济的作用进行限制的目的。”[3]（pp.420～421）“抑商并不是简单地抑止商业的发展，而是封建国家利用政治权力干预商业经济的发展，把商业经济的发展控制在封建经济、政治体制所能容许的限度之内。既需要商业经济保持一定程度的繁荣，以便为封建体制服务，又需要防止商业经济的过度发展而危害封建体制，这就是清政府推行抑商政策的实质。只有这样理解，才能认识到恤商与抑商之间的内在联系。”[3]（P.423）简而言之，包括笔者在内，绝大多数学者都是用现代经济学理论来解释“抑商”所指内容的。但是这里忽略了一个重要的历史事实，就是当时的学者和决策者是如何认识抑末、抑商的。所以，有必要对此进行重新探讨。
明清时期，人们对“抑商”的看法是什么？永乐帝曰：“商税者，国家抑逐末之民，岂以为利。”[4]（卷81《食货五·市舶》）吕坤曰：“夫百工之事，百货之通，以有易无，本为民便，故古者讥而不征。今税课设官，一则收余利，以充国家之用；一则征商贾，以抑逐末之人。”[5]（卷2《税课司》）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指出，商税不能取消，否则会导致“抑本崇末”[6]（p.513）。俞正燮《癸巳类稿》则认为，征商非抑末，“商贾民之正业”从未被轻视；他既反对不征商税，又反对将征商视为“重征以抑末”[6]（p.551）。顺治年间有官员指出：“设关榷税，上以裕国课，下以通商民，诚非细务，故特遣部臣，专敕往督之。盖取商贾之纤微，以资军国之需，重本抑末之意，亦行乎其间。”[7]（p.30）康熙年间的官员仍然认为：“窃惟国家取民，原有定制，故田赋而外，设有关税。固所以取商贾以资正供，亦所以抑逐末而稽奸究，断未有市民交易原非兴贩，而亦税及纤毫者也。”[8]（康熙十一年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李赞元奏折）“关之有征，以抑末崇本，示重农也。”[9]（卷18《原序·康熙十二年苏州府知府宁云鹏撰序文》）“诸税之设，所以重本而抑末也。”[10]（卷24《税课》）乾隆帝则明确指出：“国家设关榷税，定其则例，详其考核。凡以崇本抑末，载诸会典，著为常经，由来已久。”[11]（卷237《户部·关税》）因此可以认为，征商即抑末、抑商，这是当时的决策者、执行者及学者们的共同认识，政府也以此为基本国策。反过来看，除了征商是抑末、抑商的内容之外，当时的人并没有提出别的抑末方式，所以征商也应该是抑末的唯一内容。可见，明清时期的人们把抑末、抑商看成是对商人收税，而这就是“抑末、”“抑商”的惟一所指，并不包含其他内容。
之所以推行这种国策，与当时国家的经济结构有重要关系。雍正帝指出：“观四民之业，土之外农为最贵，凡士工商贾，皆赖食于农，以故农为天下之本务，而工贾皆其末也。”[12]（卷57雍正五年五月己未）所谓“四民之业”，是把士、农、工、商作为四种职业，用现代经济学理论看，也可以理解为产业，即在农、工（主要指手工业）、商各产业中，农业是根本，手工业、商业是以农业为基础发展起来的，所以称为“末业”。“民以食为天”，所以清代前期历届政府都不敢轻视农业，但在决策时也并未把农业与手工业和商业对立起来，而是以农业为本业，其次是手工业、商业。由于从事手工业、商业所获报酬比从事农业来的既快且多，因此促使更多的农民转而经商。历届决策者都担心弃农经商的人多了，会影响农业发展。雍正在同一上谕中称：“市肆中多一工作之人，则田亩中少一耕稼之人。且愚民见工匠之利多于力亩，必群趋而为工，群趋为工，则物之制造者必多，物多则售卖不易，必致壅滞而价贱，是逐末之人多，不但有害于农，而并有害于工也。小民舍轻利而趋重利，故逐末易而务本难……惟在平日留心劝导，使民知本业之为贵。”[12]（卷57雍正五年五月己未）乾隆帝说：“至于商贾，阜通财贿，亦未尝无益于人。而古昔圣王，尚虑逐末者多，令不得衣丝乘车，推择为吏，以重抑之。”[18]（卷6雍正十三年十一月庚子）“朕欲天下之民，使皆尽力南田……将使逐末者渐少，奢靡者知戒，蓄积者知劝。”[13]（卷1《食货1》）可见清代前期的决策者认为，向商人征税可以抑制经商人口增加。但从当时实际情况看，经商人口不但没有减少，而且还有所增多，在整个地主制经济的运转中，农业、手工业、商业比例适中，协调发展，从未发生只发展农业，不发展手工业、商业，致使比例失调的情况。因此，抑末政策并未起到抑制商业人口的作用，商业仍在不断发展。
其次，从政府征收商税的主要目的、相关政策以及税收轻重，可以说明政府推行抑末政策的情况。商业税主要包括关税和杂税。杂税中“有当税、有牙税、有契税，各省皆征之。其余或有或无，原编不一。其目有牛税、马税、驴骡税，有鈩税、有酒税、有坑税、有铁税、有茶税、有木筏税、有烟税、有靛税、有曲税、有石膏税。市集之地有落地税，皆随征随解，附于地丁奏销”[14]（卷18《户部》）。政府始终把商税征收作为国家财政收入和推动商品流通，便于百姓衣食住行的主要手段。“设关榷税，上以裕国课，下以通商民，诚非细务，故特遣部臣，专敕往督之。盖取商贾之纤微，以资军国之需，重本抑末之意，亦行乎其间，”[7]（p.30）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性自不待言，值得指出的是，政府也非常注意恤商、便民。顺治帝曾说：“榷关之设，国家藉以通商，非以苦商。”[15]（卷54顺治八年闰二月乙卯）官员对上谕的理解也很准确：“职细阅恩诏一款，关津抽税原寓讥察，非欲困商。”[16]（顺治四年浙江巡按秦世祯揭帖，p.29）“商贾虽四民之末，而备物致用以利天下，率本诸此。至于设关榷税，国家自有成宪，疏商便民，法至善也。”[16]（顺治八年十二月初一日江宁巡按上官鉝题本，p.29）“国家取民，原有定制，故田赋而外，设有关税。固所以取商贾以资正供，亦所以抑逐末而稽奸究。断未有市民交易原非兴贩，而亦税及纤毫者也……臣查榷关之设也，税课税务诸司皆征其本地出产，与夫兴贩杂货，或船装车载，或列肆造作，原系商贾，自当遵例输助国用。”[8]（康熙十一年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李赞元奏折）康熙帝说：“桥道渡口处所概行收税，于朕恤商之意不符。”“桥津地方贸易船车等物，仍停其征收。”[11]（卷239《户部·关税》）以后又说：“不可专以税额为事，若立意取盈，商贾不至，与禁止何异？”[77]（卷207康熙四十一年正月丙午）雍正帝称：“朕念商贾贸易之人，往来关津，宜加恩恤，故将关差并归巡抚兼管，以巡抚为封疆大吏，必能仰承德意，加惠商旅也。”[12]（卷26雍正二年十一月甲辰）乾隆帝则认为：“管理关税，莫过于恤商便民，国课其次耳。”[18]（卷36乾隆二年正月是月）乾隆7年到13年曾全免各关粮食税，这一举措受到一些官员的反对，但乾隆不以为然：“宽赋一事，诸臣动辄以关税为言，不知关税正额，本无害于商民。”[18]（卷14乾隆元年三月乙巳）这种决策与行为，表现出乾隆对通商便民意义的深刻认识，所以才有后来的上谕：“国家设立关隘，原以查察奸宄，利益商民。”[18]（卷50乾隆二年九月戊子）嘉庆帝继承先辈的理念，认为“将关税赢余酌加裁减，原以体恤行旅，加惠商民”[11]（卷240《户部·关税》）。道光帝也说：“各关税课之盈绌，由商贾之多寡，而裕课必先恤商，恤商必先除弊。”[19]（卷53道光三年六月丙寅）政府在征收商税的同时，也很注意便商、恤商，保护商人利益。
政府决策者对扰累商人的事情十分重视，时常下令除弊。顺治帝曾“令各关差刊示定例，设柜收税，不得勒扣火耗，需索陋规。并禁关役包揽报单”；“各关纳银数多，给票数少者，许商民首告议处。”[11]（卷239《户部·关税》）康熙帝说：“商民领吴逆资本者甚多，隐匿者亦或有之，若据告追究，恐无赖之徒，借此诈害富民，有累百姓。商人为四民之一，富民亦国家所庇，藏富于民，不在计此铢两，以后有首告者，应不准行。”[18]（卷97康熙二十年八月丙申）雍正帝曾“谕各省商牙杂税，固有关国课，亦所以便民。是以各有额设牙帖，皆由藩司颁发，不许州县滥给，所以杜增添之弊，不使贻累于商民也”[11]（卷247《户部·杂赋·禁例》）。乾隆帝认为：“其为商民之害者，乃胥役之需索，额外之诛求耳。督抚大吏，身任地方，于此等事不能留心查禁，以苏商困，而但欲妄减惟正之供，可乎！”[18]（卷14乾隆元午三月乙巳）嘉庆帝指出：“关市之设，所以通商便民，成法极为详备。近日该管官奉行不实，日渐废弛。各关口应立之税课木榜，并详单小本，均不竖立刊刻，商贾不知税例多寡，任听家人吏役额外抑派，多收少报，亏课病商，丛滋弊窦。”[11]（卷204《户部·关税》）道光帝则进一步提出，扰累商人的弊端就是管理人员乱征商税，而且税官与奸商勾结，共同贪占税款：“乃近闻各关奸丁蠢吏，勒征卖放，及以正作罚，上下分肥，加之奸商偷漏绕越，粮船包揽夹带，百弊丛生，亏短日甚，转藉口年岁欠薄，商货短少。试思商民贸通有无，往来络绎，断不致逐年大相径庭，总由经征各员，任听丁胥人等例外横征，通同舞弊，以致商人裹足不前，于榷务大有关系。”[19]（卷53道光三年六月丙寅）各省地方政府都以勒碑示禁的方式对商人进行保护，还制定了很多保护商人的地方性法规，限于篇幅不再一一列举（注：参见苏州历史博物馆著.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Z].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上海博物馆图书资料室编.上海碑刻资料选辑[Z].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福建省例[Z].台湾文献丛刊，第199种；（清）陈宏谋.培远堂偶存稿[Z].培远堂藏版，道光17年（1873）；（清）凌
。西江社臬纪事[Z]。剑山书屋藏本，中国科学院图书馆馆藏善本；西江政要[Z].江西：布政司藏本；以及各地方志。）。这些认识和做法无疑都是清楚而正确的。有关政府的免税政策参见表一（注：资料来源：（清）陶澍等修《安徽通志》卷78《食货志·关榷》，道光10年（1830年）刻本；《钦定大清会典》卷23《户部》；《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237《户部·关税》；《清宣宗实录》卷99《道光六年六月己卯》，卷106《首光六年九月丁未》，卷216《道光十二年七月丁未》，卷236《道光十三年四月辛酉》，卷249《道光十四年二月丙午》）。
表一.各朝免税情况
┌──────┬──────────────────────────────────────────────┐
│时间│免税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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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麦系民间日用，准其（淮安关）免料。部议明季则例米麦俱纳加补，今应纳加平船料，若农船装载│
│顺治四年││
││米麦不在此例。 │
├──────┼──────────────────────────────────────────────┤
││凡关口及征收落地税处所，所有肩挑背负，及小船携带箕筐笤帚鞋
麦面尺布斗粟蔬果食物，均免│
││输税。崇文门食米及出京货物概免输税。……内地商货由杀虎口纳税，至归化城进栅零星发卖者│
││免税。山海关、张家口、杀虎口、江海关、西新关、庙湾口、赣关、闽海关、太平关概不征米麦税，亦不│
││征船料。天津关、芜湖关、九江关、北新关、浙海关之宁波、温州，淮安关之清江厂止征船料，不征米 │
││税。浒墅关、凤阳关之毫州口止征米税，不征船料。扬州关本地卸卖米谷免征。浙江嘉兴湖州二│
││府，南粮过南北两关，及民间交纳漕粮租米船只并免纳料。│
├──────┼──────────────────────────────────────────────┤
││瓜洲税课司每年额征税银，向征贸易小民，此后停其征收。令扬州府同知代为捐解，并造入该同知 │
│康熙五十五年││
││经征由闸额税内，别款清解。 │
├──────┼──────────────────────────────────────────────┤
││米谷为民食所资，与百货不同，若不分别丰欠，概行征收，恐欠岁省分，致增米价，有妨民食。嗣后旧 │
││ 征米税、船料各关，除丰登之年遵照旧例，按则征收外，倘地方偶遇旱涝，其附近省分各关口，令该督│
│乾隆二年││
││抚即将被灾情形具奏，请旨宽免。凡米谷船一到，即便放行，俟该地方秋收成熟，方准按照旧例征 │
││收。│
├──────┼──────────────────────────────────────────────┤
│乾隆二年│杀虎口肩担背负，携带箕筐笤帚鞋袜麦麪等物，免其输税。其兴贩积成车驮捆担者，仍照例输纳。│
├──────┼──────────────────────────────────────────────┤
││凡装载米粮船，查明实系贩往欠收地方者，免税放行，仍给印照，至欠收地方关口查验，填明到关月│
│乾隆三年││
││日，钤印发票，令其回关查照。如回船载有他货，止征货税，免其船料。│
├──────┼──────────────────────────────────────────────┤
│乾隆三年│因直隶米价昂贵，朕特颁谕旨，将天津、临清二关，及通州张家湾马头等处米税，宽免征收。 │
├──────┼──────────────────────────────────────────────┤
││将淮安、扬州、浒墅、凤阳等关，免征米税，俟乾隆四年麦熟时停止。……（今年因）米价一时未能平 │
│乾隆四年││
││减，若商贩稀至，仍恐民食艰难，著将上下江各关口米税，照旧免征。 │
││朕惟惠万民之道，以轻徭薄敛为先，自御极以来，于蠲租减赋外，豁除各省关税不下百万。又令将税│
│乾隆七年││
││课规条刊刻木板，遍行晓谕，不许额外征收，宜其商民均沽惠泽，行旅各安。│
├──────┼──────────────────────────────────────────────┤
││朕降旨蠲免各关米豆税银，本以食为民天，关税优免，则市价可减，是以不惜一万正课为小，谋饔飧│
│ 乾隆十三年││
││裕计，当时内外臣工屡有议但利商贾无益民生为盲者，概未允准。 │
├──────┼──────────────────────────────────────────────┤
│乾隆二十二年│商贩赴豫米石，经过凤阳、九江等关，照例免征税料。│
├──────┼──────────────────────────────────────────────┤
│乾隆二十三年│免税一事，于灾地实无裨益，嗣后应仍照旧收税。│
├──────┼──────────────────────────────────────────────┤
│道光六年│将奉天贩载杂粮商船，至利津海丰收口者，暂免输税，俾裕民食，被灾地方，自可稍资接济。 │
├──────┼──────────────────────────────────────────────┤
││江苏省江北各府州夏秋间雨水过多，收成欠薄，淮扬海三属又兼坝水下注，淹浸成灾。米价昂贵，小│
││民买食维艰，经该督等奏请……上游客贩米船，来至淮扬一带者，经由九江、芜湖、龙江、扬州、淮安 │
│道光六年││
││各关，概行照例给票免税，听其运往有灾州县售卖。将票呈该地方官钤印给还。至回空时过关销号 │
││……俟米多价平，再行照常征税，停止给票。│
├──────┼──────────────────────────────────────────────┤
│ 道光十二年│以直隶被旱，命免奉天、河南、山东商船米税。 │
├──────┼──────────────────────────────────────────────┤
│ 道光十三年│直隶受灾，令奉天、河南、山东运粮接济，经临清、天津各关免征船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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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光十四年│以江苏苏州松江等府粮价增昂，免浒墅关商贩米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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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一中可见，免税主要针对的是粮食，这是因为“民以食为天”，粮食价格不稳，社会就会不安定，所以政府对此格外重视，尽量保证粮食流通顺畅。这种重视以乾隆朝最为明显，乾隆认为：“其米豆各项，向因商人贩贱鬻贵，是以照例征输。第思小民朝饔夕飧，惟谷是赖，非他货物可比。关口征纳米税，虽每石所收无几，商人藉口额课，势必高抬价值。是取之商者仍出之民也。朕御极以来，直省关税，屡次加恩减免。又恐榷吏额外浮收，刊立科条，多方训饬。每遇地方欠收，天津、临清、浒墅、芜湖等关口商贩米船，概给票放行，免其上课，皆以为民食计也。”[11]（卷237《户部·关税》）“蠲免各关米豆税银，本以食为民天，关税优免，则市价可减，是以不惜一万正课为小，谋饔飧裕计。”“朕意欲试行数年，果否于民食有裨，再行酌量。乃数年来，税免而米豆之价不惟不减，且昂贵时或有加”[11]（卷237《户部·关税》），所以不得不恢复征税。事实证明，价格与关税并无必然关系，但免税的效果是过关商品粮食数量增多，加之当时粮流通量在所有商品流通中占主导地位，所以经营
粮食的商人确是免税的直接受益者。
有关各地方的免税情况参见表二（注：资料来源：《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247《户部·阿赋》，卷239《户部·关税》；《宫中档雍正朝奏折》，台湾：国立故宫博物院民国68年（1979年）出版，24辑，349页；《清高宗实录》卷12《乾隆元年二月庚午》，卷41《乾隆二年四月丁亥》，卷44《乾隆二年六月壬戌》，卷78《乾隆三年十月壬午》，卷107《乾隆四年十二月辛卯》，卷90《乾隆四年四月己丑》，卷141《乾隆六年四月壬戌》，卷147《乾隆六年七月庚辰》；《清宣宗实录》卷175《道光十年九月丙子》；王庆云著《石渠余纪》，北京古籍出版社1985年出版，卷5《纪酒禁》。）
表二.各朝免税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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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地区│免 税 内 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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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顺治二年│各地区 │民间食用米麦，皆停收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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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顺治四年│各地区 │严禁州县藉落地税银名色，及势宦土豪不肖有司，设立埠头牙店，擅科私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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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十二年│各地区 │小民肩挑背负尺布、斗米、蔬果、食物贸易者，地方官不许征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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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二十六年 │各地区 │自康熙十五年至十九年，直隶各省加增田房、盐当、牙行等项税银，通行各省免其征收。 │
├───────┼────┼──────────────────────────────────────────┤
│康熙二十六年 │ 湖广 │ 免征湖广新增铁、茶商茶税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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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熙四十一年│ 京城 │ 京城内外煤牙，悉行禁革。其煤牙额税，停止征收。│
├───────┼────┼──────────────────────────────────────────┤
│ 康熙五十五年│ 京城 │免京城下等行铺税银。│
├───────┼────┼──────────────────────────────────────────┤
│ 雍正七年│各地区 │州县征收税银，凡穷乡僻社，些小生理，无关课税者，永行革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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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雍正九年│ 广东 │ 曲江、惠来、阳春等三县有额无征税课等银，共七百八十四两有奇，永远豁免。│
├───────┼────┼──────────────────────────────────────────┤
│ 雍正十二年 │ 贵州 │六月内，蠲免黔省遵义等山场小税。│
├───────┼────┼──────────────────────────────────────────┤
│ ││凡市集落地税，其在府州县城内，人烟凑集，贸易众多，且官员易于稽查者，照旧征收，但不许│
│雍正十三年│各地区 ││
│ ││额外苛索，亦不许重复征收。若在乡镇村落，则全行禁革，不许贪官污吏假借名色巧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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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宜化府门税原恐张家口、居庸关，或有走漏而设，所收税课多系小民零星日用，请将口盐归│
│ 乾隆元年│ 直隶 ││
│ ││张家口征收，其余肩挑背负概予豁免。应如所请。从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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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乾隆元年│ 浙江 │嘉兴、台州、温州、处州等府属之角里等处各口界址，每年应征商税等银，永行禁革。│
├───────┼────┼──────────────────────────────────────────┤
│ 乾隆元年│ 广东 │埠租一项，乃民间自收之微利……免其征收。│
├───────┼────┼──────────────────────────────────────────┤
│ ││平凉府属之白水镇布疋烟纸等税，临洮府城褐税，并属府之定羌驿内官营落地布麻褐等税，│
│ 乾隆二年│ 甘肃 ││
│ ││悉行禁革。 │
├───────┼────┼──────────────────────────────────────────┤
│ ││安陆府所属之河家集等十六处，襄阳府所属之双沟等十集，郧阳府所属之安阳、龙门、江峪│
│ 乾隆二年│ 湖北 ││
│ ││三处，均系小村落，向征税银，全行禁革。 │
├───────┼────┼──────────────────────────────────────────┤
│ ││永州府带征商税，及常德府报增余出盐钞，昌平熟铁等税；武罔州报增余出门摊酒醋等税；│
│ 乾隆二年│ 湖南 ││
│ ││岳州府属之巴陵县报增余出渔税，均属零星商贩，及额外加增之项，嗣后全行禁革。 │
└───────┴────┴──────────────────────────────────────────┘
续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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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地区 │免 税 内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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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乾隆二年 │ 山东│鱼筏税银五百三十八两九钱一分有奇，免其征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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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海阳县杉饷，广州府通桥税口、潮州府……一口、高州府……等小税口，肇庆府……牛河税， │
││ │ 揭阳县杂税内粪麸、牛骨、皮碎、农具、棉条等项，请悉行裁革。一揭阳县并肇庆等四府州比 │
│ 乾隆二年 │ 广东│ 例加征税三百八十二条，俱系额外加征，均请裁革。一潮州府广济桥税，例有带征大埔税银， │
││ │ 各则均有零尾，吏胥易滋弊端，请将各则零尾概行截除。均应如所请。从之。│
├──────┼───┼─────────────────────────────────────────────────┤
│ 乾隆二年 │ 广东│ 开建、恩平二县米船税银，均属奇零商贩，不同外省大商巨舰，永停征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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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桂林府厂鱼税，临桂县墟税，灵川县及永宁州小税。平乐府厂糖油鱼苗鸬鹚等税。永安州│
││ │……盐木商税。梧州府厂鱼课鱼苗灰饷渡饷地租各税。怀集县各墟生牛猪苗小税……各 │
│ 乾隆二年 │ 广西│墟小税。柳州府……小税。庆远府厂南关杂税。思恩府……各墟小税……贺县额征花麻地│
││ │税，并认增杂税，有额无征，概请全行裁革。从之。│
├──────┼───┼─────────────────────────────────────────────────┤
││ │ 曲靖，元江、大理、楚雄、永昌六府正税新税之外，复有落地税之名，原属重征巧取。而91锄箕│
│ 乾隆二年 │ 云南│ 帚薪炭鱼虾蔬果之属，所值无几，请全行裁革。普洱、武定、丽江三府系偏僻府分，一切杂货 │
││ │ 俱系落地土税，并贫民肩挑背负，土产零星细物，概请停止抽收……均应如所请。从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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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关按季差役往东安等六县查税，油酒民居，不比过关商贩，且额无，定，势必苛求扰累。│
│ 乾隆二年 │ 天津│ │
││ │得旨永行停止。通州油酒杂税旋亦停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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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地零星土产，如贵阳等府州县铁锄、铁耙各税，应请一并革除。查册开土产应裁税八十二 │
│ 乾隆三年 │ 贵州│条，内如锄箕帚鱼虾蔬果等三十余条，系小民日用零星，自应裁革……从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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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遵化州宝坻县，及容城之白沟河等四集，河西务等三处，并抚宁之深河，山海卫之海洋、石门│
│ 乾隆三年 │ 直隶│等处，宜化府属之蔚州、河间县之桑家林等处，均系零星交易土产货物，应征税银，均予裁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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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元县商贩活猪，已经收税。每宰一猪，复征银三分，应行裁革。至经过夔关在本地粜卖之 │
│ 乾隆三年 │ 四川│ │
││ │米粮，嗣后免其征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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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乾隆三年 │ 江苏│ 落地税银，分别裁留，豁除各属银二千四百四十八两五钱有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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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阳等属所产茶菸黑香木耳花椒藤蔑等物，不过零星数斤者，请免征税。外省兴贩及本地│
│ 乾隆四年 │ 贵州│土产数及百斤者，仍照额征收。查与例符，应如所请……从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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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正定府同知衙门额征木税，向因山木已尽，抽取零星山货，以补正额。前督臣李卫遵裁落地│
│ 乾隆四年 │ 直隶│ 税银案内，免征零星山货，所收木税为数无多，而设立税口，派拨书吏，徒滋浮费，请以乾隆四│
││ │ 年为始，免其征收，并将原设税口全裁。从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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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乾隆六年 │ 直隶│ 豁免直隶任县大陆泽泊水浅狭，无征渔税银九十二两有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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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遵义府牲畜一税，重征累民。铜仁府之永安场，威州之蛇街等处，并非有名市镇征收无多。 │
│ 乾隆六年 │ 贵州│又安顾府属之清镇县于鸭池河渡口设立税所，每年额征盐杂税银七百余两。又大定府之六│
││ │归、黔西州之猓结两河各于渡口重征税银，请行裁革……均应如所请。从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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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三府州属杂税项下，牛驴花布烟油等项银，或系有款无征，印官捐解，或空有地名，并无市│
│ 乾隆九年 │ 安徽│集，或重征经行牙行，或杂派于铺家妇户，实为扰累，嗣后悉予豁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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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四十一年│内蒙古│绥远城所开面铺，在本城发卖，兵民零星食用者，不准收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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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光十年 │ 贵州│集场收取税钱，严行禁革，以杜滋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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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中反映的内容虽然不够全面，但也可以说明，地方免税主要是针对“穷乡僻社，些小生理，无关课税者”[11]（卷247《户部·杂赋·禁例》）。也就是说，各地方并不是对所有买卖商品的人都征税，对那些本小利微的小商人，包括那些为了生计而进行商品交换的农民是免税的。可见，小商人是各地方免税的受益者。
最后，对清代前期通过税关的商品税率（注：杂税税率另文论述。）进行简单探讨，以了解其关税轻重。税率是税关征收诸种商品税的数量，与该商品在该关所在地区价格的比率，以此为定义，笔者曾在《清代前期税则制度的变迁》（注：原载《中国史研究》2003年第3期，第153～168页。）一文中，对一些税关，特别是以粮食为主要税种的税关的税率进行过估算，文献资料及计算过程均参见该文，这里只取结论，列表说明。
表三.税率表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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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种 │税关名称│ 康熙│ 雍正 │ 乾隆 │ 道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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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粮 │浒墅关 │3.7
│6.7 │4
│2.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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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豆 │临清关 │2.2；3.1 │5.5 │3.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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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豆麦│扬州关 │ ││0.83；0.4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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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粮 │夔州关 │ │6.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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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蜡 │芜湖关 │ │0.57│0.29││
├───┼────┼─────┼────┼──────┼────┤
│白蜡 │浒墅关 │ │0.17│0.085
││
├───┼────┼─────┼────┼──────┼────┤
│白蜡 │夔州关 │ ││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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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丝 │北新关 │ │0.82│││
├───┼────┼─────┼────┼──────┼────┤
│土丝 │北新关 │ │0.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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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棉花 │浒墅关 │ ││2.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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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茶 │山海关 │ ││2.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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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粮食税率看，浒墅关在康熙和雍正年间的税率都是最高的。应该承认，税率如此之高只是理论上的估计，因为如果苏州当地米价很低的话，那么商人就不会倒贴钱把外地米运人苏州城，这样浒墅关进口米量就基本不存在了，所以实际税率只能低于、而不会等于或高于这个水平。浒墅关的米税率从低向高，至雍正年间最高；乾隆年间及以后米价上升而税则不变，因此税率明显下降。临清关的情况与浒墅关相似，雍正税则改革前税率较低，改变征税方式之后税率升高，但总体上临清关的米麦税率大概不会超过5.5％的水平，因为这是按最低价格计算的；乾隆之后税率趋于降低。扬州关粮食税率分两部分，一是从北方向经扬州关的来船，另一是从河南光州运米到扬州关，再由邵伯镇船产转贩苏州。两部分粮食的税率不同，但都不到1％。夔州关在雍正年间改变了粮食税则，表中是根据最低米价计算出的税率，所以很高。清代前期以商品粮食为主要税种的常关，大约在雍正七年以前都进行了税则改革，所以税率都有所增长。但从总体看，商品粮食税率并不高，其中夔州关的粮食税率最高，因为四川是粮食输出省，当地粮价应该比湖北、江南的粮价低，才有外运的可能性。所以浒墅关与夔州关税率相同是完全不可能的。由此也可以估计出，各关的粮食税率一般不会超过夔州关的水平。
白蜡的税率，芜湖关和浒墅关都没有超过1％。四川重庆是白蜡产区的集散地，白蜡价格比较低；而苏州、芜湖是白蜡销售区的集散地，白蜡价格比较高；因此夔州关的白蜡税率应当最高，估计其他各关的税率当不会超过夔州关的水平。中丝、土丝的税率都没有超过1％。当时杭州是丝的主要产地，所以通过北新关的丝税率应该最高，在其他销售集散地的各关的丝税率不会超过北新关的水平。棉花税率是以崇明县的棉花价格为基础计算的，同时期安徽各府和北方陕西地区的棉价都比崇明的棉花价格高，说明浒墅关棉花税率应该较高。崇明县是棉花产区，如果不遇到灾荒，那里的棉花价格是比较低的，估计其他各关的棉花税率都要低于浒墅关的水平。山海关锦口的青茶税率比较低，因为山海关锦口是青茶销售地，产地的税率估计要高于2.4％的水平。
清代前期各关情况不尽相同，各种商品税率相异，应该进行具体分析。税则下降，而该关附近的物价上涨，税率下降；或者税则不变，该关附近地区的商品价格下降，该商品的税率也会下降；这两种情况都可能存在。从清代前期来看，乾隆以后税则基本不变，商品价格总趋势是上涨的，税率自然显示出下降趋势。因此可以得出结论，清代前期政府规定征收的商品税率是比较低的，商品税也不重。尽管如此，大多数商人并不一定能享受到这种优惠政策，这一方面是因为前述种种扰累商人的现象存在，另一方面是税则制度的缺陷造成的[21]。但是商人自有对付办法，许多商人偷漏税款，而且商人与税官勾结起来漏税也非少数，所以最终受益者还是大中商人。
综上所述，作为向商人收税的抑商政策，确实贯穿于清代前期，而且实践证明这种政策是十分合理而正当的，因为税收是政府管理国家经济的必要手段，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清代政府征收商税的目的非常明确，是为了得到能使政府正常运转的经费，同时疏通商品流通的渠道，保证百姓生活必需品的供应。所谓抑末、抑商，实际上是政府控制经商人数的手段。作为农业国，当然要保证农业人口多于商业人口，这无疑是正确的，但这种抑制有一定限度。实际情况是，在产业结构不改变的情况下，商业人口继续增长，商业也不断发展。政府有诸多法令保证抑末政策的推行，包括保护商人利益及低关税率，虽然社会上存在种种屡禁不止的扰害商民的现象，商人实际上能得到多少政策实惠值得考虑；但是清代前期决策者和执行者对抑末、抑商的看法，确与我们把抑商完全赋予现代经济学的内容毫不相干。所以讨论抑商问题的基本点，应该是当时人的认识。当然，也不妨用现代经济学理论，从整体上分析清代前期政府推行的商业政策，但这应该是包含抑商政策在内，且比抑商问题内涵更广泛的课题。